环境科学发展史范文篇1

众所周知，社会经济史是以已往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亦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再生产过程(包括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为研究对象，探索总结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特点及规律性的学科。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质上是人们通过劳动生产进行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马克思曾经对生产劳动作过如下解释：“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①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生产活动作用：于自然环境，改造、利用白然条件，以此取得对自己有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而求得人类生存、社会发展。因此，可以说自然界或者生态环境是人们经济活动的基础。也可以说，不仅是生产劳动，自然界也是社会物质財富的源泉。假如没有水、土、光、热等自然．资源，包括众多的动物，植物、微生物资

源，人们耍进行生产是不叮能的。从原始的集体采集、渔猎，古代的传统农业、手工业到近现代的社会化大机器生产，或直接、或间接，无不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劳动对于人类来说是生产过程，是人类生存的条件，对于自然生态环境来说，则是一种消费过程。因为劳动消费它自己的物质要素，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概而言之，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是相伴、共生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可同时产生经济、生态两种效益。无论效益是高是低，是好是坏。甚至有不少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往往成为生态平衡的破坏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同时是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对于社会经济来说．生态环境并不是纯被动地接受人类的改造和利用，它具有某种不自觉的能动性。生态效益如何，或早或迟、直接、间接地关系着经济效益的好坏。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经济效益的提高创造了基础条件，无论这个生态环境是原始自然的还是人们劳动生产改造过的。例如，我国古代南方劳动人民创造的桑蔗基鱼塘，北方的枣粮兼作等等．相反，如果有意无意地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的平衡来换取社会经济的发展，即使能够获得成功，也只能是暂时的，最终必将受到惩罚，或得不偿失，甚至导致整个地区文明的衰亡。马克思以自然与社会客观法则的认识为依据，指出过人类对自然采取掠夺式、敌对的、糟踏的态度，就等于损害了自身生命进程的自然源泉。恩格斯曾经督促人们注意，自然界并非处于被征服状态被人类控制，人类对待自然不能象对待被征服民族那样随心所欲。恩格斯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到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②自然界对人类违背生态平衡的客观要求而盲目行事的惩罚，不止表现为自然现象的剧变，而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它将不同程度地给社会经济造成损失。这就是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

综上所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約紧密关系已甚明了。它们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作为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基础的生态环境既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又反馈干社会经济活动，制约经济效益。人们正在进行生产活动的生态环境乃是已往生产活动的结果之一，此次生产活动作用后的生态环境，将成为下次生产活动的基础。很明显，研究社会经济史，如果只看到经济发展而看不到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演变的作用以及生态环境演变对于社会经济的反作用是很不够的，它无法圆满解释社会经济成长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增长与停滯甚至倒退的复杂现象，一时的生产力发展或生产关系进步而社会经济反而呈萎缩状况的现象等等。田此，和现实中制订经济发展规划要同时考察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一样，我们研究社会经济史，也不能忽视经济开发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必须把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和生态环境演变对经济效益的制约作为考察的重要内容。

毫无疑问，生态系统中无生命和人类以外的成分在数量上占着绝对的多数，这种情况决定了自然科学在研究、解决生态环境问題领域中的重要地位。但是，随着人类的或者社会的影响、作用日益增强，人类进行改造和创造的生态环境代替自然的生态环境的现象已经基本普及，而这些生态环境都深深受着社会制度、经济条件以及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影响。当今世界上暴露的诸多生态环境问题，多与经济盲目开发有关。这种状况，又决定了社会科学对于研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决定了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协同作战。

社会科学在研究生态环境问题领域中最重要的作用和突出优势是考察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和引起演变的社会力量，对此，社会经济史研究当是无可替代的学科。研究社会经济史，有助于掌握生态环境是如何演变的，人的力量如何作用于生态环境。从而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为解决问题、预防问题提供相应的依据。在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中，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的生产活动本身的研究与生态环境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也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在私有制社会，严重的土地兼并迫使大量农民流移转徙，进入当时相对不宜耕作的深山老林，进行粗放的、甚至不顾后果的刀耕火种，(属临时谋生性质)，造成了森林过早地被毁灭，导致上游水土流失，下游河湖淤积的恶果。在中国历史上，特别到了晚近以来，这样的现象是不乏其例的。

生态环境问题本身的另一重要特点也决定了它的解决离不开历史的考察。生产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后果与经济效益相比较具有下述特点:这就是说由于经济效益与生产者、生产单位有更为直接、切身的关系，成为首先被关心的对象，并且较为迅速具体地体现出来。在科学不发达，人们的认识受到局限的历史阶段，与此相反的生态坏境后果便往往被眼前的经济效益所掩盖而不易披人们注意。如毁林开荒活动，垦殖者首先关心和得到的是粮食生产效益，多为维持目前生计所为。至于森林过度砍伐后造成植被破坏，将会引起水土流失等恶果则不易引起重视。正如恩格斯指出的19世纪的情况，在当今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而很少顾及到比较远的影响。③这前者即指经济效益，后者则是指生态环境变化的后果。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各个因素都处于不断地演变之中。局限在某一时间点上的考察难以完整把握。只有联系已往的情况进行系统考察，才能对变化加以说明。一般说来，生态环境系统的演变是缓慢的，即使出现某些突然的变化，亦多属长期过程中积累的结果。有时候，变化被自身的持续反馈过程所遏止，或者被相关的其他因素所掩盖、补充，直到无数次产生相同性质的生态效益的生产活动反复进行，其累积量达到相应的临界状态，或者有了适当的契机或某种关键性的力量出现时才得以发生。仍以毁林开荒为例：始初零星的或个別的小面积砍伐垦殖。影响甚微，尤其在实际感觉上体现不出来．当垦殖者不断增多，规模扩大、时间持续久远，森林被毁面积达到了足以影响本区生态环境时，或因暴雨等因素导致剧烈水土流失现象出现，山地因此流为石田，湖河因此淤塞，所谓的生态环境问題至此才真正显露出来．而事实上，变化早巳开始了。

更有甚者，在强烈的经济欲望或者生存动力的驱使之下，有时即使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产生，也不能及时措置、妥善解决之，以至于继续“饮鸩止渴”，致使问題愈益严重。例如，我国宋代东南地区以及清代湖广地区发生的盲目围湖造田活动，到后期都曾有不少人认识到了过度围垦湖河水面，造成了“洪涝无蓄水之地，干旱无灌溉之水”，从而导致了频繁遭受水旱灾害的恶果，提出了严禁围湖造田，实行退耕还湖的建议，亦曾有过掘废围田的行动。但是，在强大的人口压力和土地集中等社会经济因素推动下，却不能善始善终。④一直到解放以后，盲目围湖造田的问題尚仍存在。

生态环境问題的暴露，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过程，历史上甚至发生过一定范围内文明急剧衰落，尚不知祸源就在于生态环境恶化的。近代或现代显现出来的生态环境问題，其发生可能早在古代就已经开始，导致其变化的力量或因素则存在更早。要清楚、准确地把握生态环境问題，就必须从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史人手，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人们的经济、社会活动所施予它的种种影响，包括正面的、反面的，考察这种影响下生态环境量变的范围和质变的程度。过去世界上研究生态环境问题，存在的普遍不足是缺乏社会科学的有力配合，而社会科学中最能考察、说明以往情况的包括社会经济史在内的历史学、历史地理等学科参与研究的更是少得可怜。结果造成了研究途径狭窄，论证不够充分、全面的局面，更有不少问题无法得到解释。试想以这样的研究成果如何能够给现实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呢?所以说，研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虽然是一个新的学科领域，但要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尚离不开最古老的方法之一——研究历史。

结合生态环境演变研究社会经济史，势必引入现代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学以社会人类同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其基本内容和原则有：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一致，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局部效益和总体效益的协调一致。生态经济学认为，生态效益既是经济效益的物质基础，又是整体的、长期的经济效益。在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之间，生态平衡处于主导的一面。因此，要想获得好的经济效益，必须首先有良好的生态效益。

以经济、生态综合发展的眼光观察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诸如经济重心转移、大规模的流民等等，恐怕皆非仅以吏治黑暗、战争破坏就能够加以圓满解释的。以经济重心转移为例，为什么封建社会后期战乱之后，原来的开发程度较高地区仍然不能恢复其旧有经济地位，反而一步步落在正在开发地区的后面．如何解释这样的历史结局?如果将经济，社会因素及其影响下的生态环境因素综合考察，可知当时条件下对土地，森林等资源开发利用达到基本饱和却不能负载继续增长着的人口压力，严重的自然灾荒和土地生产能力减退等生态环境有关的因素，在这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人曾将生态危机称作危机中的危机不无道理，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致使当时的科技水平无法继续维持相应的生产经营，从而导致了社会经济危机，又由此爆发政治危机，诸危机相互激荡，交替发生，严重影响着社会的进程。

运用生态经济学理论进行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的综合研究，绝不等同于简单地探讨地理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尽管不排除其某些共同因素。前者要求从动态的，系统的观点出发，通过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两者的影响、披影响，发展与制约的过程、因素、结果的考察，把握二者间的双向动态效应，不仅仅是探讨生态环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而且要首先研究社会经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后一个环节的前提下探讨前一个环节，兼有对历史上的经济开发活动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的意义。同时，这样的研究对于生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逐步完善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有许多同时具有重大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课题需要研究．论证，诸如国土整治与开发、区域发展规划、农业发展战略、乡镇企业发展，南水北调等等，这些课题综合性强，涉及面广，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可以说历史研究、．尤其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是无可取代的。毫无疑问，这为历史研究与现实的结合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

环境科学发展史范文篇2

一、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理论基础及二者关系探究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宗旨皆以全面反思与试图解决人与自然关系、追求人类社会持续永恒发展为终极目标，然而其各自的理论基础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待深入挖掘与日益完善，这也是当下环境史学界与此次论坛所面临的基本而重要的议题之一。

（一）不同视域情境下环境史基础理论解读

环境史研究是随着环境问题的日渐凸显而逐渐推进的，国内环境史研究专家王利华、梅雪芹、韩茂莉分别基于不同视角对环境史理论加以解读。王利华以“生命中心论”为出发点，以中国古代的“农业史”和“家庭史”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人对土地与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环境的影响，论述了环境史的核心内容、基本范畴和价值功效等，廓清了中国古代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基础；梅雪芹以世界近代史为切入点，通过回顾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的生态反弹和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论述了其对我国环境史研究的影响及可资借鉴之处。此外，她还对当前国外环境史界的多部重要研究论著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实现对包括环境史研究的起源（“富困”问题）、历史研究的视角（上下左右的历史）、研究的方法（跨界别与实践）、评介标准（以自然为镜）、考评、分析与功能（回溯性的环境影响评价）等基本理论的“生态史学”（家园史学）的构建。韩茂莉以历史时期气候波动与人类活动为切入点，对“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与“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证思考，通过对历史时期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对人类生活、历史时期植被地理分布、农业活动与气候变动之间关系分析，厘清了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发展历程、基本特征。

（二）不同学科维度下生态文明基础理论解析

学者们立足于各自学科视野与基于不同视角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理论展开了多学科、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积累并提供了诸多学术文献与研究平台，本次论坛就生态文明理论之界定、生态文明实践与当下中国之建设目标、生态文明建设的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探讨。

首先是关于生态文明理论之界定。贾卫列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适应、利用自然过程中建立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方式，内涉三层含义：其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时代；其二是社会进步新的发展观――生态文明观；其三是一场席卷全球的以生态公正为目标、生态安全为基础、以新能源革命为基石的全球性生态现代化运动――生态文明建设。尹绍亭基于人类学视角认为生态文明是不同时代人类认知自然、适应和顺应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维护人类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知识、技术、教育、伦理、道德、信仰、法制的综合文化生态体系。吴兆录基于生态学视角认为生态文明应坚持以科学技术为基础，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文明意识，利用人类的生态智慧促进“环境―生物―人类”的整体协调演进。刘少航立足于生态危机与文明发展关联之视角，认为深生态学提出生态危机源于文化危机，需要生态智慧去解决。李静基于参与者角度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民参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关键作用，社会的合力影响。田挺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采用新思维，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生态文明走向中国政治生活和谐领域的前提是政府、社会、民众之间必要的思维转换。汪庆春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认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需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天人合一”等值得借鉴的生态思想并加以诠释。

其次是生态文明与当下中国之建设目标。张修玉指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与建设包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大指导理念；“两山理论”的两树实践模型；生态优势区、经济优势区、均衡发展区等三种分区管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四大目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条路径；构建与发展科学合理的生态空间、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文化、生态制度等六大体系；组织、制度、机制、资金、技术、人才、舆论等七大系统保障；区域、行业、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台港澳等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数据管理、工程实践、政策战略等任务；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化与生态环境等六大建设体系、科学发展、新常态、中国梦、人类福祉、一带一路、传统哲学、后现代主义之间等十大关系。

最后是生态文明建设及研究的相关事项。生态文明研究成为当下社会各界的关注点，出现了对生态文明滥用、随意使用的情况。鉴于此，周琼对生态文明研究中存在的“泛化”问题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认为在当下生态文明学术研究、具体实践与建设中都存有对生态文明“泛化”使用现象，着重警予在生态文明学术研究中，应注意树立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高度警惕生态文明不同形式的泛化现象，注意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跟踪调查研究，避免生态文明泛化使其成为无所不包的杂容所。

（三）当下情景环境史与生态文明之深层关联解说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层面关系阐释。韩茂莉认为，环境历史研究的关键点在于人类对其所经历过的且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过程进行反思，尤其是对当下全球性生态危机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进行原因追溯与全面反省，她以全球变暖导致绿洲农业发展水源短缺、冻土层解冻等对已修建青藏铁路的破坏性影响为例，深层剖析了环境史研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王利华以中国环境史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互动为阐述基点，认为环境史是一种强烈表达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模式，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等特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面梳理环境发展变迁史与系统反思各历史时期的环境问题史。梅雪芹指出，环境史研究有助于全面提升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意识自觉，有助于理解生态文明理论理念，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实践建设，是人类探索新文明形态有效途径之一。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标准相关尝试。崔新婷比较了北京市的两种绿化标准，一种是以频繁拔天然草、浇水、修剪、清除落叶等精细管理为主；一种是尊重自然规律要求乡土植物不少于70%且落叶覆盖土壤的粗放管理。认为这两种标准存在相互矛盾。并以单一植物马唐草和天然植物群落为例，指出杂草具有浇水少、消减雾霾、吸收金属污染、修复土壤等生B价值。建议城市绿化应转变观念，回归传统生态文化自信。刘凯运用综合指数计算2014年中国的289个地级以上城市绿色化水平。指出，地级以上城市绿化整体呈现出从东南向西部递减的趋势。当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对城市空间的绿色化予以关注，提升城市生态功能。曾P等通过对贵阳市花溪大学城建设中产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论述。指出，协调这一冲突应建立冲突协调、公众参与、生态补偿与法律保障等机制。如唐山，王瓒玮指出，大地震后的唐山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及凸显的生态危机为切入点。指出，人类面临无法规避的自然灾害，只能用向自然俯拾身躯的姿态来重新整肃社会系统的发展形式。

生态文明建设法制保障相关问题。从生态文明建设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而言，罗艺指出，创建生态城市，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实现途径和具体表现形式。目前，全国各地虽然掀起了生态城市建设的热潮，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从国内外实践来看，生态城市建设亟须法制保障。从构建与生态文明建设与时俱进的环境法律体系、建立专门化的环境执法机构、执法严格、培养公众生态环境意识等开展。王璐以地方民事诉讼案件为视角，对光绪初年吐鲁番地区的多起民事案件加清代地方府州、吐鲁番同知，以及乡约、阿訇、台吉、伯克等在案件处理中的作用、影响等做了分析，这对于民族地区的云南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四、结语

环境科学发展史范文篇3

环境史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自出现伊始，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参见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它不仅拓宽了传统史学研究的领域，提供了一种审视历史的全新视角，同时也开创了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尽管不同学者对环境史的定义和研究内容有不同理解，但无论哪一种看法，都跳出了传统史学以"政治史"或"民族国家史"为研究核心的束缚。正如唐纳德·沃斯特所言，"当世界卷入一个更加全球化的视角之中时……历史学家们对他们自己失去了信心，这就是他们认为过去的历史是被掌有国家权力的伟人所彻底控制和组织的。于是他们开始重新'自下而上'地重视历史"。（D.Worster，"DoingEnvironmentalHistory"，inD.Worster(ed.)，TheEndsofEarth：PerspectivesonModernEnvironmental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8，p.289）环境史研究也因此蓬勃地开展起来。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环境史学家们不得不面对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从研究的角度看，由于环境史学科发展的日益成熟，并继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史之后成为西方历史编纂学的第四大类型，客观上对环境史研究中概念、范式和范围的界定提出了更加细化和深入的要求。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不同领域对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作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已成为大势所趋。虽然前辈学者已对此学科的概念、范畴和方法做出了一些界定，并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但环境史研究中的现有概念和单位仍存在着较为模糊和泛化的缺陷。为更好地满足学科发展的要求，必须进一步地深化。从实践的角度看，虽然环境史研究过程中提出了不少有益于环境的理论构想，促进了大众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和对自身行为的反思，但在对现实社会环境问题的实际影响和解决方面却收效甚微。

既然环境史研究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和接受，那么环境史应如何进一步完善其研究范式，深化其研究内容，明确其研究单位呢？历史研究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之间的矛盾应如何克服呢？本人认为，在环境史研究中引入分层研究的方式，即将人类社会（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中的不同群体分别予以讨论，对不同发展阶段中不同群体对于环境的态度、影响加以具体分析，探索各群体在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彼此之间产生的联系和冲突，不但是对现有研究方法的补充，也可能有助于对现实环境问题的解决。这是因为，一方面，环境史探讨的主题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人类社会本身存在着阶层身份、地位和影响力的差别。这就导致不同阶层所关注环境问题的角度和深度不同，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程度有异，面对同样的环境问题的耐受性和反应也有差别，而即使是同一阶层中不同人群之间对于环境的态度亦有差异，所以有必要在学术探究过程中加以区别对待。另一方面，造成环境史研究对现实问题影响有限，各种环保运动面临重重阻力的一个深层原因，是由于不同社会群体面对环境问题时其价值观、世界观和思维角度的不同。每个群体都从自身利益出发，以自身特定的视角来审视环境问题，所以很难将不同群体的力量整合为一股合力，推动环境保护运动的开展和对环境问题的深入思考。对此，包茂宏先生曾谈到："即使是环境史学家和环境政策制定者、环境行动者也很难说同一种语言，因为后者总是从现实需要和群众心理出发，用道德诉求和煽情的方式来唤起群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激情，几乎不可能像历史学那样对环境问题进行冷静、全面、系统的思考和认识。"（包茂宏前引文，《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第79页。）侯文蕙先生也曾谈到，作为环保运动内部冲突的突出代表之一，"环境正义"运动就对"主流环保组织"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希望彼此之间建立在"平等、充分尊重、充分利益和公正基础上"的关系。（侯文蕙：《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环境保护运动和环境保护主义》，《世界历史》2001年第6期，第15页）而主流环保组织所关心的"远离社区的荒野和森林"与环境正义者们"更为关心的是保证公众健康的条件"显然大相径庭。由此可见，不同社会群体对环境问题关注的角度和内容的确不同，采用分层的方式研究环境史，就不失为环境史学探索中的一个新途径。转贴于

二

进而言之，关于环境史分层研究的构想，主要基于以下诸种原因。

首先是受到美国环境史新的发展潮流的启发，即环境史研究日益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趋势，而新社会史中"自下而上"和注重普通人生活的方法和社会学中阶层划分研究法，原本在环境史研究中早有体现，如以"草根"方法研究地区史和生物区域主义的出现。在此基础上，本人大胆假设，环境史研究是否也可以借鉴诸如社会史探讨的范式，而分为所谓的"精英的"环境史与"大众的"环境史？这种假设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从国际层面讲，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关注的环境问题不同，研究的重点也存在差异。如非洲环境史研究中所涉及的环境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环境冲突和环境难民等内容就体现出不同于发达国家环境史研究的鲜明特色。（包茂宏：《非洲史研究的新视野--环境史》，《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第129-131）同时，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仍奉行环境霸权主义政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环境歧视，从而造成国际范围内的许多环境危机迟迟得不到解决。从国家层面看，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之间和各阶层自身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由于占有社会资源的份额不同、社会影响力的差异和谋生手段的不同等，因而在利用环境资源的方式上会产生彼此之间的合作与冲突。比如，国家管理者常常徘徊于短期的经济发展目标和为长远计而采取环境保护政策（这可能需要暂时牺牲一部分眼前利益）的两难困境中；一般的企业主可能更倾向于目前的既得利益，从而将环境问题放在次要地位加以看待；而同属于精英阶层的专家学者，如环境史学家和其他一些有识之士，则是对环境问题关注较早，认识较深入的群体，也是推进环保运动的先行者。同样的，如果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大众阶层无疑是这场运动的主力军。大众阶层是对环境的变化感受最深的群体，也是受环境恶化影响最大的群体。因此，他门对环境的关注程度理应最深。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工业化的普及，为了满足现实生存的基本需要，他们又不得不容忍甚至支持并亲身参与对环境资源的过度掠夺和破坏。这与前面提到的国家管理者的两难抉择相似，都陷入一种困境而不能自拔。本人认为，只有将决策者与民众的力量结合起来，辅之以专家学者的理论指导，才能较为有效地解决目前存在的困境。这一目标的达成，有赖于我们对不同阶层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其次是基于环境史研究内容的思考。唐纳德·沃斯特提出环境史研究应包括三项内容："一是自然在历史上是如何组织和发挥作用的；二是社会经济领域是如何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即生产工具、劳动、社会关系、生产方式等与环境的关系；三是人类是如何通过感知、神话、法律、伦理以及其它意义上的结构形态与自然界对话的。"（D.Worster，"DoingEnvironmentalHistory"，inD.Worster(ed.)，TheEndsofEarth：PerspectivesonModernEnvironmentalhistory，p.293）可以想见，无论是从社会经济领域还是社会结构形态层面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都不应忽视这两个领域的复杂性。不同的社会群体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的作用不同，在社会结构形态中所处的位置也有差别，因此就有必要分别具体地加以探讨。此外，克罗农认为"环境史下设三个研究范围：一是探讨某一特定地区的特别的和正在变化的生态系统内人类社会的活动；二是探讨不同文化中有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三是对环境政治与政策的研究。"可见他也主张在环境史研究中进行分类讨论。同样的，卡罗林·麦茜特也认为，"环境史是给人们提供一个审视历史的地球之眼，探讨在时间长河中人类与自然互动的多种方式"。（转引自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第71页）以上各位专家的论断，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对环境史的研究存在着不同视角，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人关于从社会不同群体出发研究环境史的设想，只是对前人范式的一种生发而已。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日益凌驾于地球其它物种之上，并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中逐渐处于支配和征服的优势地位。而在人类的行为过程中，精英群体和大众群体因在社会中的地位、影响力、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改造作用也各不相同。有些作用反映出优势群体的意志和利益，同时使弱势群体遭受损失，正如罗伯特·艾尔斯所指出的，"有证据表明，经济增长和自由贸易的利益如今仅被全球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分享，而经济结构的失灵正使工业化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日益陷入困境，而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对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带来严峻的挑战"。（罗伯特·艾尔斯：《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而有些作用又是由不同阶层共同作用所产生的影响，如新科技的发明和应用基本是由社会精英阶层首先发起和推动的，为数众多的平民作为新技术的受益者进一步推动了这些新生事物的传播，使其有可能在更广的范围内对环境产生作用。我们不应忽视其中的联系与区别。

产生分层研究想法的第三个动因是由于受到了经济学的博弈论中某些观点的启发。本人最近读到耶鲁大学教授奈尔伯夫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迪克西特合著的《策略思维》一书，书中对博弈论中广为人知的"囚徒困境"现象做了精辟的分析，这对笔者的思路大有启发。（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巴里·J·奈尔伯夫：《策略思维--商界、政界及日常生活中的策略竞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5-98页）简而言之，"囚徒困境"可以理解为参加博弈的双方或多方在实现没有充分沟通，或即使沟通也未达成真正共识时，各方都倾向于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结果，但这样选择的结果最终使各方都不能达成理想的目标。实际上，各方一致希望看到的结果出现在各方都选择各自相对比较糟糕的策略的时候，即当各方都倾向于谋求各自私利的时候，就会导致一个糟糕的结果。我们从这一现象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如果参与各方存在共同利益的话，通过有效的沟通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能够达到各自期望的最佳结果的契合点，进而达成合作似乎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本人认为，环境史研究可循着这一思路进行。因为只有合作才能推动环境史研究国际化和本土化的结合，这要求各国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加强沟通，寻求彼此之间的互补性，另一方面致力于本土化探讨，正确对待各国环境历史和环境问题的差异。

三

在环境史研究中引入分层研究的方法，其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究竟何在？本人认为，分层探讨的方法不仅具有普遍意义上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而且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开展和中国现实发展道路的选择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从学术角度讲，第一，分层研究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将"环境"与"历史"联系起来，以体现环境史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环境研究的历史学科特点。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其探讨的主题是人类产生以来的活动（humanaffairs），同样，环境史也并非单纯地强调自然环境的变迁以及对人类产生的影响，而是着眼于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即不仅探讨历史上自然环境与人类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间的辨证关系，而且着眼于分析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乃至这种影响对人类的反作用。这必然涉及到对历史上不同时代、地域社会的价值趋向、制度模式甚至民众心理的分析。此时若仍从整个人类社会的角度观照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容易陷入笼而统之的概说。而采用分层研究的范式对上述社会现象进行综合分析，在历史长河中审视不同人群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把握社会发展与环境问题的历史渊源的来龙去脉，就有利于发挥历史学科不可替代的综合优势。

此外，从界定研究单位的层面讲，如同传统史学或以民族国家，或以文明形态作为研究单位一样，环境史研究也存在着诸如跨学科、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和以典型个案为主的研究单位。而环境史的分层研究不仅是对于原有研究方法的一种补充，而且具有进一步细化和明确研究单位的功能。

第二，这种方式有助于将环境史研究中的不同层面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进行更加全面深入地探讨。虽然不同的环境史学者对于此学科所考察的对象都有着自己的认识，但总体看来，研究内容包括大家所一致公认的几个层面，如各个历史时期自然所发挥的作用、社会经济领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人类对于环境的意识等。如果对这些问题进行分层考察，就有可能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发现一些新问题，得出一些新结论。比如，在关于人类对环境意识的研究中引入分层方法，就会发现，不同群体由于地位和切身利益的不同，面对同样的环境问题所持的态度其实大相径庭。事实上，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平民阶层对于自身赖以生存的土地的珍惜呵护和对于自然环境自发保护的态度，与国家统治阶层对资源的铺张浪费就形成了极大反差。以往的环境史研究因缘于对现实环境问题的关注而将阐述焦点集中在人类活动对自然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上，而对人类活动之于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方面探究不足。分层研究有助于厘清人类社会的不同阶层在与自然的互动中所处的地位、所受的影响、所采取的行动和所持态度的异同，在明晰环境问题的现状的同时，进一步探究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从而对这一互动过程做出更为全面客观的分析。转贴于

第三，就中国环境史学科来说，由于其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研究较为分散的现状，范式的建立和范围的确定还有待进一步成熟，学科本身所受到的关注和重视程度也还不够。这就要求中国的环境史从业者一方面有选择地借鉴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始终以国际性视野关注环境史领域的前沿问题，另一方面又必须立足于研究的本土化方向，在探讨环境问题的过程中，要注意充分地吸收我们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对于自然的保护态度和中国传统史学中有关人地关系的研究成果。实际上，中国传统哲学中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保护思想。孔子就曾宣扬"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糜卵"；汉代董仲舒将"仁"这一道德范畴从人扩展到鸟兽鱼虫，提出"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的观点。在实践方面，早在夏朝制定的古训中就有"早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的规定。而从帝舜时期一直延续到清代的虞衡制度（管理山林川泽的工作）更体现出中国在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的悠久传统。同时，在中国民间也一直流行着"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人"的观念，甚至筑土地庙专设管土地的神作为百姓管理的对象。（国际儒学联合会：《儒学现代性探索》，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199页）因此，我们只有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努力做到既揭示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又弘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面，才有可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涵盖全面的中国环境史学派。而分层研究的模式无疑会将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环境科学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环境史世界当代史教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1）09－0053－02

【Abstract】Environmentalhistory,abranchofhistoriography,isthestudydomainofhumaninteractionwiththenaturalworldovertime.Stemingfrompresent－dayglobalenvironmentalconcerns,environmentalhistoryplaysamoreimportantroleinthecontemporaryhistory.Moreover,itpresentsnewrequirementsandchallengetothetextbookcompilingforthecontemporaryworldhistory.Facingthesevereenvironmentaldilemma,theresearchmotivationisactivated.Itassignsnewmissiontoworldhistoryteaching.Themissionistocultivatestudents’ecologicalconsciousnesswhichisalsotheirconsciouslydemand.

【Keywords】EnvironmentalhistoryContemporaryworldhistoryTheteachingthinking

环境史的兴起是时代和社会现实的产物与要求，是我们对历史与当下的反思，人类世界自1945年以来经济迅猛发展，加之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影响，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类的危险境地，即生态问题。20世纪下半叶，环境问题受到全世界的关注，现实中各种交织复杂的环境问题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困扰着世界、困扰着中国，使我们愈加重视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渴望能从其中寻求原因，更甚者是找到解决的答案或一条未来可行之路。这种关注在未来还将进一步提升。

一、什么是环境史

美国环境史协会创建人J.唐纳德•休斯给环境史定义为：“它是一门历史，通过研究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类如何随着时间的变迁，在与自然其余部分互动的过程中生活、劳作与思考，从而推进对人类的理解。”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则为环境史下一个简洁的定义：“环境史是有关自然在人类生活中之角色与地位。”而对中国环境史研究有重要影响力的伊懋可认为：“环境史较精确地定义为透过历史时间来研究特定的人类系统与其他自然系统相会的界面。”不同的研究者对环境史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但环境史研究的对象是“人与自然的互动”是毋庸置疑的。

从探索的主题来看，环境史学家们主要关注：在历史进程中，①人类是如何作用于环境的；②环境（尤其是人类所造成的环境变化）是如何影响人类的；③人类的环境意识及其引发的行为。

作为一种文化自觉的环境史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首先在美国兴起，这是历史学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从研究对象上看，其“新”是其魅力所在，因为其叙述对象如人、疾病、气候、地形、土壤、水、动植物和微生物等无所不包，人在历史叙述中被赋予了新形象，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描绘着大大小小的各式历史人物；从研究方法上看，其“新”是研究者们努力的方向，也是难点所在，“环境史使历史学成为比从前更为困难的一门学问”。环境史学是跨学科研究的“实验室”，它本身即是一种跨学科的方法体系。研究者除了传统历史训练的相关知识外，还需要学习掌握更广博的知识，以便有系统地结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更加需要考古学、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地理学、微生物学、地球科学等更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进来。

作为一个新领域的环境史在20世纪九十年代传入中国，第一份研究构想是在1990年由伊懋可提出的。虽然过去中国早已有对环境的研究，比如丰富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但出现环境史的自觉仅仅二十年，尚在起步阶段，从现有成果来看，中国环境史研究在理论研究、跨学科方法、国际交流等方面还有待加强，且国内学者相关著作影响力较于境外学者也有待提高。环境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注意，作为新兴研究领域具有众多尚待探讨的问题，已成为历史研究中新的增长点，对世界史教学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环境史在世界当代史中重要性的凸显

在对各类世界史教材的比较和教学中发现，环境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尤其是在1945年以来的世界当代史中。

1．环境问题成为全球焦点问题

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对地球的生态影响也更加广泛、更具破坏性，虽然人对自然一直在持续作用，但“今天，由于技术爆炸和人炸的相结合，它们的影响要比以往巨大得多。”我们生活在“有限地球时代”，“现代生活方式”贪婪无节制的需求使得自然的可持续产出被破坏，人类在吞噬自己生存的根本――自然的赠予，随着“现代化”在世界范围的扩散，生态困境、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对生态问题的普遍警醒实际上代表人类已经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必须调整才能生存下去。环境退化是不分国界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本身也是全球问题，正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观点：“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在全球化加速、扩大范围并加大影响力的背景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在隔绝的状态下求得发展，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国家的而且应该是全球的目标，采取的道路将决定我们共同的未来，是晦暗的还是乐观的，这有待于全人类的努力。

2．环境问题与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问题相交织

环境问题并非孤立存在，它影响着我们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选择。例如：从经济方面看，保护环境与发展在现实中普遍不相容，但人类似乎仍然想二者兼得，可持续发展既是各国的目标也是难题，包括可持续性发展原则和代际平衡原则（指当代人和后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谋求生存与发展上权利均等）在内的国际新原则都将经济和环境与后代联系在一起。国际社会关注的南北经济的不平等、贫富的持续分化，其主要原因也被归结为：“全球性的自然资源的短缺以及分配不均”。从政治上看，政治与生态的相互作用愈加明显，人口和环境问题已成为世界政治的一个核心议题。“现实主义者将环境问题融入了国家、权力、和均势的理论概念。”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建构主义者都坦然把环境问题看作国际问题，资源短缺成为国际冲突的根源之一，环境恶化深化了国家间的贫富分化，同时又将加强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在21世纪，采取国际行动解决环境问题的时机被认为已经成熟，臭氧破坏和全球变暖成为具有高度争议性的国际谈判主题，同时，各种环境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也在大增。在社会方面，公众健康和疾病问题影响着全球，流行传染病威胁着世界公共健康，艾滋病尚没有找到阻止病毒感染的疫苗和治愈办法，尤其对非洲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阻力，近年来，国际公共卫生领域频发危机使人们对自身生存安全质疑。以上几个例子证实了人类在进行各方面选择时都必须重视环境因素，当然，实际环境问题所影响的远不止于此，在未来其影响力在不断增强，在对21世纪的未来趋势预测中，人口、能源、气候等环境史主题皆是人们关注的重点。

3．在世界史教材的编纂中，“人类――环境的关系模式是（20世纪）历史中最重要的方面”的趋势越加明晰。

观近年来的世界史教材，大多以“文明史观”、“全球史观”、“新全球史观”为指导，叙事线索或编排原则都是“发展”、“交流”，环境问题常常被放置在末尾部分，在谈论全球性问题、工业革命的影响和对未来趋势的预测中被提到，进步与困境如孪生始终并存，“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会经历着不断的建设性或破坏性的变化，在解释人类和自然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时，”这些变化使环境史变得必要。阿迈斯托的《世界：一部历史》率先证实了其必要性，作者在每一章集中考察全球性的两个主题：以文化为中心的故事讲述了人类社会内部彼此关系的历史，以环境为中心的故事讲述了人类与自然界其他部分关系的历史，历史包括了自然界和人类发展的过程。以“生态史观”为指导把生态进程作为其主要论题的新叙事方式，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成为世界史流行的编纂方法，这是一种比全球史更加宏大、更加具有包容性的叙事，人类事件的背景扩大到了整个自然环境，其视角更加客观，就如阿迈斯托“置身另一个星系，从外太空注视地球”的宇宙视角，“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讽刺是，在消除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之后，我们面对的只有我们自己”。科技的发展使人类占据地球有生命世界和无生命世界的主导地位，这是导致全球忧郁症的根源，“外太空”视角能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自我，严肃考虑人类与自然界其他部分之间未来的关系。

三、学生对环境史的“自觉”求知

现实的困境和研究的激情也让世界史的教学迎来新的变化，被赋予一项新的历史使命：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新的价值观，这也是来自学生的自觉需求。

为了解学生对环境史的认知度和求知度，以已经完成世界通史课程的高校历史专业学生为对象，进行了问卷和专题讨论为主要形式的调查，问卷调查结果（部分）如下：

问题肯定（比例）

“环境史”与“世界史”密切相关吗？100%

有必要开设“环境史”课程吗？85%

有必要在世界史课程中开设环境史专题吗？88%

对“环境史”了解吗？52%

学习环境史对了解对当今世界有帮助吗？97%

环境问题是全球性问题吗？100%

环境问题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吗？94%

“人－自然”关系已经成为21世纪历史进程的主要线索了吗？47%

根据调查结果可知：

第一，环境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地位同样被学生认同，或是认为两者密切相关，或将环境史视作世界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当代史的实践教学中，在讲授和讨论如“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地区冲突的根源”、“第三世界发展困境”、“南北矛盾”、“全球性问题”、“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涉及环境因素的相关内容时，学生皆积极探讨发言，有强烈的参与意识。

第二，学生普遍具有一定的“生态意识”，认为环境问题是全球性问题，是现实问题，是发生在周遭的迫切问题。在本世纪人类社会发展中应重视环境问题，重视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于“人－自然”关系已成为21世纪历史进程的主要线索了吗？”的问题，另外53%的学生认为“人－自然”关系即将成为本世纪历史进程的主要线索。

第三，大部分学生认为有必要开设环境史专题或课程以了解相关知识和信息，这是因为：①在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下，人们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环境，但是工业的发展使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我们的生存环境才会变得更美好。②环境问题是人类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是急待解决的问题。以史为鉴，保护地球。③环境是我们生活的共同家园，与人类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通过学习环境史，能间接了解各个阶段人类社会的社会生产力状况和改造世界的能力。④经济发展是时代的主流，环境因素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没有良好的环境，社会无法健康发展。⑤了解自然环境变迁的过程。⑥当今人类生活环境受到了一系列的挑战，如自然灾害频发、全球变暖等，历史上的恶劣环境再度重演，这危害到了我们的生存，值得关注！⑦随着环境恶化，不同类型的疾病也随之出现，如非典、甲流等，大自然的自我调节作用完全失衡。⑧了解相关知识，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从以上学生陈述的理由中，可以看出学生对环境史的求知是“自觉”的，而非教学的强加。现实中所见所闻所感知都促使他们萌发了“生态意识”，正如一位学生发出的强烈质疑：“人口、土地、水资源、气候变化、疾病、工业发展带来的弊病等一系列问题都是现存的，且在未来仍将持续。人类是否会毁灭？或许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本身就是错误的？人类是否已经无法挽救这个可爱的地球？环境恶化的根源是什么？目前有了一些已知答案，为什么环境没有得到改变？这些都是我对环境史产生兴趣的原因”。

参考文献

1［美］休斯著.什么是环境史（梅雪芹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105、106

2［台］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2）

3［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吴象婴等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78、796

4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等译）［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

5［美］本特利、齐勒格著.新全球史（魏凤莲等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211

环境科学发展史范文1篇5

【关键词】多媒体环境历史图片教学优势科学把握

在新课程改革浪潮的推动下，各地对义务教育阶段的中考改革越来越深入。自从2005年历史学科首次作为一门独立的考试科目列入我市中考必考科目以来，我市在中考历史学科改革上更是推陈出新。中考历史试题设计紧跟改革浪潮，紧贴时代气息，紧扣课改精神，其设计日益新颖，其考查方式日益多样，其中比较突出的体现就是图片型试题的频频出现，从2005年的含6幅图片的5题试题，到2006年的含16幅图片的9题试题，至今年年都有。图片型试题已成为各地中考历史试题设计的一种新趋势。图片型试题的出现，丰富了试题的表现形式，使试题卷面变得生动活泼，让学生在答题当中体味到历史空间运转变迁的美妙意境，同时考察了学生的基本历史技能，与中考命题原则相扣，与课改精神相吻合。

图片型试题的出现，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充分发挥历史图片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在当今的教育形势下，社会高度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传播环境日趋完善，现代教育技术逐步推广，使得在多媒体环境下的历史图片教学成为一种可能，备受关注，也备受重视。

1.重视多媒体环境下历史图片教学的重要性

1.1这是课程改革的需要

长期以来，中学历史教学课堂沉闷，教学手段单一，正所谓“一本书（课本），一张嘴，一支笔（粉笔），一言堂（一讲到底）。”再加上受应试中考的影响，不少教师只追求知识点的落实，讲得很干瘪，忽视史实的“再现”，忽视图片教学的作用，致使学生普遍存在像识图能力较弱等众多不足。传统的图片教学主要应用课本插图、地图册和历史挂图，这些展示法形式单一，存在较多不足，而多媒体环境下展示的图片教学则以其声像结合、动态展示、色彩丰富、表现效果强烈等优点成为新时期开展课程改革进行教改探索的首选方式。

1.2这是历史学科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传播方式的日益先进，人们进入到了“读图时代”，图片与文字共同促进了信息传播的优化，图片的重要性也日渐突显出来。由于历史具有过去性的特点，许多历史课讲授的内容是不能真实地再现与重演的。历史图片作为历史信息的一个重要载体，其载负的图片信息有着文字表述所不易或不能获致的效果。因此，对于很多生动的历史场景、鲜活的历史人物，如果仅仅靠语言描绘是难以全面展现的，而运用多媒体环境展示历史图片，可以打破时空界限，最大限度地"再现"历史。因此，多媒体环境下的历史图片教学可以优化历史课堂教学，提高历史课堂实效。

1.3这是初中学生心理认知水平的需要

《课程标准》强调：课堂教学活动要注重从初中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心理认知水平出发。初中学生是正处于13岁至15岁年龄段的青少年，他们刚刚由小学升入初中，感性认识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在历史学习的过程中，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思维具有形象化、具体化的特点。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学习从属于发展，从属于主体的一般认知水平。所以，各门具体学科的教学都应研究如何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学生提出不超出当时认知结构的同化能力。运用多媒体环境下的历史图片教学，以其在传播历史信息时展现的众多功能：可视性强，易于理解；富有感染力；生动形象，易于感知历史，符合初中学生的心理认知水平。

2.充分发挥多媒体环境下历史图片教学的优势

历史图片是历史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左图右史”、“索象于图，索理于书”，这些早已是古今学者治学和读史的方法。而且“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可见历史图片与文字的表现形式相比，历史图片以其简明直观，形象生动的表现形式，有着文字表述所没有的优势。因此，多媒体环境下图片教学在历史课堂教学工作中具有众多的优势。

2.1利用图片教学培养学习兴趣，激发求知欲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内驱力，是求知的前提。有了兴趣，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充分发挥出来，从而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教师可充分利用多媒体环境下的历史图片创设优化的教学情景，利用图片中生动有趣，引人入胜的“再现历史”紧紧扣住学生的心弦，使他们从尚未激发兴趣到兴趣盎然至求知心切。比如在上《美国独立战争》时，我先投影了两张图片：美国1美元的纸钞和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并打出问题：①图一中的1美元纸钞上面的人物是谁？他为何会出现在纸钞上面？②图二是美国纽约市的“路标”，叫什么？有什么由来？有什么含义？这样就成功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产生了求知的欲望，学生们兴趣盎然，图片教学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2.2利用图片教学生动地再现历史，让学生直观地感知历史

《课程标准》指出：“学习历史是一个从感知历史到积累历史知识，从积累历史知识到理解历史的过程。”比如在上《红色政权的创建与红军长征》时，讲到了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伟大之处，若用文字表述则较为抽象，于是我巧妙地利用了图片教学：利用图片“农村革命根据地示意图”，把各个根据地按建立的先后顺序用动画效果链接起来播放，形象生动，富有动态，真实地再现那"星星之火在中国大地上燃成燎原之势"的过程。

2.3利用图片教学进行能力的培养、情感的教育

《课程标准》中讲到：“依据义务教育阶段历史课程的基本性质和特点，充分发挥历史课程的育人功能，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方面进行课程设计。”巧妙利用图片教学，不仅能让学生“乐学”到最基本的历史知识，而且能对学生进行能力的培养、情感的教育。比如在进行"红军长征"的教学时，我并没有单纯地仅讲正文，而是将长征途中的各个重要历史史实图片有机结合起来，巧妙地穿插于正文的讲解中，使得历史场景图文并茂，使得教学内容变得有血有肉，学生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长征途中。当讲到“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时，我又利用图片“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要求学生根据这张图归纳出“红军长征路线”，从中培养学生识图能力、用图能力、初步搜集历史信息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红军长征路线”归纳完后，我进而向学生提出问题：同学们，从这些图片当中，你可以看出红军长征途中都遇到了哪些困难呢？红军战士们是如何对待这些困难呢？他们身上有哪些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你认为长征精神的内涵有哪些？这一系列问题引导着学生们去积极思考，去表达情感，由此学生们的情感得到教育，人生观得到引导，价值观得到培养。图片教学，可谓“一箭三雕”。

3.科学把握多媒体环境下的历史图片教学

多媒体环境下的历史图片教学具有众多优势，但是，在日常课堂教学中如何恰到好处地利用呢？要科学把握，才能恰到好处。

3.1要有所选择，有的放矢

历史图片的选择要有针对性，图片很丰富，但教学时间却有限，因此选择图片要遵循服务性原则和最优化原则，选取的历史图片所展示的内容要紧扣教材目的，与教学内容联系密切，不能风马牛不相及，更不能为了纯粹追求趣味性，或为了赶时髦，或为了应付公开课，贪多求全，哗众取宠，浪费时间，就有可能无法完成教学任务，或者冲淡了主题，影响了教学效果的达成。

3.2要注意时效性，增强有效性

在进行历史图片教学时，要注意关注时效性，要注意历史图片使用的方式、时间，特别是切入点要与课堂讲授的过程有机结合，两者之间的衔接要巧妙自然，天衣无缝。

此外，对图片的选择要增强有效性，所选择的图片要有深度，也就是说，在运用历史图片进行教学时，不仅要有传授基础知识之效，而且还要有能力的培养和情感的教育。这既是中考图片型试题的要求，同时也是课程改革三维立体目标的要求。

参考文献

[1]林起讯.重视历史图片教学.[J].中学文科.2007.（8）.

环境科学发展史范文篇6

1．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刻不容缓

1．1环保意识由来已久。从远古时期起，我们的祖先就有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思想。战国时期的荀子就提出了人定胜天的观点。战国时期儒家著名的思想家孟子提出了“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主张。这说明早在战国时期我们的古人就已经认识到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认识到林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意义。到了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刘禹锡提出了“天人合一”、“交相胜，还相用”的思想，这种观点更确切地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已经注意到了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要求人类活动与自然相协调，这今天想做而没做好的一个内容，对现实社会很有启发意义。

1．2环保教育刻不容缓。讲古代原始人类遗址时，会提到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就发端于在黄河两岸。她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目睹了历代王朝的兴衰。我向学生介绍了古代黄河的一些情况。如先秦时期，黄河上游沿岸森林覆盖率达50%，那时的黄河清澈、晶莹，也较温顺。虽然每到夏季来临，暴雨成灾，河水暴涨，淹没一些农舍田庄，但它没有向今天这样暴戾。在古今对比中，使学生认识到我们只有保护环境才会受到环境的更多恩宠。这些问题深刻说明了人类与地球共存、共生、相互发展、相互制约的关系，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寻找合理的途径。由此，加强环境保护教育尤显重要。

2．学科教学中认识造成环境破坏的几种因素

2．1历史战争的破坏严重。学生因为自身阅历的局限，对历史及环保的认识相对有限，因此在学科教学中融入对环境破坏的因素尤为必要。中国历来饱经战争之苦。《中国历史第四册》基本上讲的是一些战争史，因此我就启发学生思考：“战争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学生通过思考认识到：人类战争的危害，一般说来，远比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要大。

首先造成人数的过多死亡；再有战争带来的生态灾难，绿色灭绝，生物减少，河流污染，空气恶化，城市萧条，国家破落，所有的设施被洗劫一空。而生态环境的恢复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到了现代，由新技术带来的人类灾难更甚。美国对伊拉克的狂轰滥炸，使伊拉克的空气、水源和土壤受到严重污染。

2．2古代帝王大兴土木。在古代，统治者无节制地奢侈浪费、大兴土木、大肆兼并土地，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中国古典建筑尽管形式变化万千，然而其主体间架结构的用料，只有木材一种，木材消耗量非常大，森林资源遭到滥砍滥伐。中国历代大兴土木，都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2．3政府某些措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同世界上所有的地方一样，文化的发展，文明成就的取得都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例如古代的屯田，使生产得到发展，军饷有了保证，人民负担减轻，有利于边防，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其积极意义不可低估。但如果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结论会有不同。大规模的屯田，曾经使长城以北的许多地区和河西走廊沙漠化，使西域的许多绿洲消失。屯田导致森林消失、湖泊萎缩。向学生指出这一国策的消极面，极富有教育意义。

3．学科教学中环保意识渗透的几种途径

3．1充分利用历史教学进行环保教育。教师应从具体的教学内容入手，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环境保护教育，培养学生用历史知识分析、观察现实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环境意识。激发并满足学生的表现欲，主角让给学生，让他们做评论者、评判者，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这种对教材的分析，同样是对教材的创新处理，学生可以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到借鉴，增长智慧。

环境科学发展史范文篇7

创新教育是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学生自己发现获取新知的教学过程。如何在教学中通过适当创设客观环境和心理环境,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使学生终生受益,成为历史教学要解决的首个课题。根据实践探索,良好外部环境的创设对诱导学生创新思维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效果,而开放式学习环境的创设无疑是诱导的切入点和一条有效的途径。开放式学习环境创设具有的意义:一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对人才的要求。二是学科教育的特定功能需要。三是学生个性发展的本质所在。四是关注学生与环境的和谐。五是寻求学生的终身发展。六是提升学生的学习地位。七是放飞学生的情感。八是体现学生的个体差异。九是强调学习与生活、社会的联系。开放式学习环境创设的手段如下。

一、丰富认知环境,给创新人格以自由拓展的空间

(1)拓展资源环境。历史教材由于受课时、篇幅和编著者的观点等因素限制,被抽象成诸多概念。因此,要鼓励学生敢于冲破教科书及教师讲授的狭小范踌,在教材基础上大量阅读有关史料,还历史以血肉,感知历史事件的迭宕,历史人物的丰满,历史画面的浓墨重彩。可采用让学生利用图书馆的文献资料,在互联网的资源库内查询,到实地考察和搞社会调查等多种方式。实践证明,学生对这种知识拓展方式非常乐于接受。(2)拓展时空环境。资源环境的开放式引起时空环境的广阔性。在教学中,教师要突破一节课文一个课时的固有习惯,不拘一格打破教材编排序列,进行合适的增减,并根据学生学习水平大量补充学生感兴趣的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内容,让学生思维在历史时空的隧道中穿梭,撞击出智慧的火花。(3)拓展思维环境。创新思维的培养需要发散、联想的思维空间。资源环境与时空环境为思维环境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了延展的空间。

二、优化评估环境,给创新人格以呈现价值的激励

环境科学发展史范文1篇8

春秋战国以后古代生物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山海经》中就有了较为详细的动植物名称和形态的记录，并论及它们的用途。对药用动植物的研究是我国古代传统生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的《图经本草》就是全国性药用动植物的普查，不但有图谱，同时也著录了形态特征，代表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也表现了中国生物科学发展的实用性价值。第三，遗传学的萌芽。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用民篇》中就有“夫种麦而得麦，种稷而得稷，人不怪也”，这说明古代已经有了对生物性状遗传稳定性的认识。中国古代哲学家王充的著作《论衡》中就提出了对物种遗传变异的明确论述，批判当时的迷信思想，2000多年前提出的“本种”的概念与18世纪分类学家林奈的“种”的概念相似。因此，现代生物学需要辩证地吸收和借鉴历史上各国的生物科学思想，并将现代科学推向前进。纵观历史的发展，科学史和科学思想的发展都是动态的过程，它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而教材中向学生展示的是静态的、经过提炼的科学成果，其中略去了科学思想和理论的形成与产生的动态过程，学生往往会认为教科书上的结论与生俱来就是正确的，是亘古不变的永恒真理。同时，编写教材基本都参照西方国家的思路，用的例子或者史实大多是西方的，这易导致小学生对我国历史尤其是生物等自然科学、技术史缺乏了解和认识，造成他们更认同西方而不认同我国生物发展乃至科学发展的史实过程，形成不正确或者不完全的历史观。对小学生而言，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远比给他们远离生活的、纯学术的知识更为重要。要培养孩子健康地生活，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果在小学科学中引入一些我国古代科学史的内容，让学生从自己每天吃的粮食和身边可能发生的事情出发，了解我国原始社会就孕育和萌芽的生物学知识、栽培作物的悠久历史、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充分认识中华传统科学思想对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让他们能树立自信、树立爱国精神，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

二、责任感教育：伦理与遗产价值观的呈现

首先，人类在道义上有义务不去消失其他形式的生命。早在数千年前，生物学的科学知识已在我国孕育和萌芽，《诗经》中很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农业情况，并提到200种以上的动植物。这些在甲骨文和《诗经》中记载的动植物形态、分类和生态习性方面的丰富知识对于后人了解当时环境下的生物多样性有及其重要的价值。《科学标准（实验稿）》中要求学生：“能说出周围常见植物的名称，并对常见植物进行简单分类；了解当地的植物资源，能意识到植物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知道生活中常见的动物名称。能用不同的标准对动物进行分类；了解保护动物特别是保护濒危动物的重要性”。但今天的人类正明显地受到灭种的威胁，许多与人类一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生物在科学还未能对他们加以描述之前就已经灭绝了。塑料制品铺天盖地，热带雨林正在被毁灭，珊瑚礁正在消失。目前的统计结果显示：我国的物种数量约占世界物种总数的10％左右，居世界第8位，北半球第1位。我国有高等植物约3000种（占世界总数的10．5％），哺乳动物约500种（占世界总数的11．9％），鱼类约2800种（占世界总数的13．1％）。让学生感受我国丰富的生物资源的同时更能激发其责任感和保护资源的意识，并从中领略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生物伦理学核心价值。第二，根据代际公平的原则，我们有义务向孩子们交接我们所接收到的东西。生物是随着地球环境的演化而发生并发展的，一方面生物从环境中获取生活所必须的物质和能量，并且受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生物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对其生存的环境产生一定的适应性，并对环境的发展演化产生影响。生物与环境是互为依存、协同进化的。自有人类以来就产生环境问题，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生存手段的时期无疑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破坏。人类文明即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为了使人类文明持续发展下去，必须保护人类文明赖以发展的生态环境，这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心声。保护生态环境、珍爱环境是为了人的生存，也是为人类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我国古代人们就认识到，要想利用环境就必须保护环境资源，合理开发，反对过渡利用。《史记•殷本纪》中有商汤爱鸟“网开三面”的故事，在捕猎鸟的时候让捕鸟人撤掉三面网，不进行破坏性的捕猎，这也是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萌芽。《荀子》明确提出生物与环境相互依存的关系：“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鸟兽归之……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让人们合理利用环境，利用生物资源的消长规律。充分合理的开发利用不但能获得利益而且不使资源枯竭。荀子是从治国安邦、发展经济的角度出发明确了保护资源的目标和要求。《吕氏春秋》中则有文字记载的法律条文规定，在“月令”中有详细的规定禁采的动植物。明确了保护生物资源的再生性，“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由于人口压力的不断增加，对环境资源破坏日趋严重，保护环境资源才逐渐为人们所关注。这些古代早期的环境资源保护思想对后世产生积极的影响。第三，生物多样性被赋予价值的准则，它是自然地、脆弱的，对人类和人类的延续是有意义的。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系统的基本特征，既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生物所拥有的基因，也包含生物与其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生物多样性表现为四个层次———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孩子们从小学阶段就要了解地球上存在不同的动物、植物，动植物的生存环境与其数量是相关的。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就是生态环境和人类文明发展相融合，使中华文明永远持久延续，古代文明因生态环境而孕育发展，现代文明更要与生态环境相和谐。《科学标准（实验稿）》就要求在课程中探讨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保持可持续发展：知道环境对生物生长、生活习性等多方面有影响；能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既依赖于环境，又影响环境，影响其他生物的生存。人教版《科学》六年级下册“探讨动物与环境的关系”用一张图片表示“草场上过度放牧会加快草场退化，甚至会破坏土壤结构，导致土壤沙化。”要让学生们了解：对生物扩张与进行控制的自创生倾向，少买一些袋装的塑料制品，少将一些矿物燃料用于交通运输中，少进行一些其他破坏环境的举动，地球就能逐渐可持续发展起来。

三、结语

环境科学发展史范文篇9

关键词：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哲学分析

“循环经济”是最近几年国内学术和政策研究领域频繁出现的一个学术词语。国内学者对循环经济的理论进行了大量探讨，国家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循环经济的实践。但是，国内生态经济学界、环境经济学界以及主流经济学界对循环经济实质的认识至今仍存在较大差异[1]。为深入揭示循环经济理论内涵，部分学者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如，董艾辉在分析循环经济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一致性的基础上，指出循环经济是对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扬弃，也符合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2]。张连国等认为，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有二，即知识论基础与存在论基础[3]。崔胜辉等则从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在内涵和目标上一致性的角度，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和经济伦理观[4]。

应该说，从哲学角度探讨循环经济，既是对循环经济理论研究的丰富，也为哲学研究领域引入了新的研究课题。但从已有研究来看，循环经济的哲学研究在哲学分析与梳理上还不够全面和系统。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比较系统地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展望循环经济的未来发展。

1.循环经济的哲学涵义

1.1循环经济的产生、发展和目标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循环经济思想起源于人们对自身生活环境和质量的忧虑，也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达国家工业化带来的环境后果的直接反思，主要针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这种对环境的忧虑逐渐变成一种全球性的反思，环境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我国从参加1972年斯德哥尔摩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开始加入这个行列。循环经济不仅反思工业化带来的环境破坏和资源耗竭，也积极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循环经济的目标就是提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说新的技术经济范式[5]。这种发展模式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强调通过生产技术与资源节约技术体系的融合，减少单位产出资源的消耗，节约使用资源；通过生产技术与环境保护技术和清洁生产相结合，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排放甚至“零”排放；通过废弃物综合回收利用和再生利用，实现物质资源的循环使用；通过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生态环境的永久平衡等。在经济层面上，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方式，旨在实现经济增长、资源供给与生态环境的均衡，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平。它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看成社会大众共有的、稀缺的自然资本，因而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循环过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它既要求改变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也要求改变环保企业治理生态环境的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效益内部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循环经济的实践性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无论是其思想来源和目标指向都是实践，循环经济的理论发展更是离不开实践，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和总结。因此，循环经济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或者实践是循环经济的基础或唯一尺度。

1.2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符合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并对认识起决定作用；人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从感性到理性；认识总要有一个过程，充满着复杂性和曲折性。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正完整体现了上述观点。首先，循环经济在特定时代产生体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在工业化以前和工业化的低级阶段，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消耗较少，还不足以使人类对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产生像今天这样的深刻后果。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环境和资源的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和影响时才可能产生循环经济思想。其次，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循序渐进的。人类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到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涵或全部规律，而且，认识的深化不可能脱离经济和历史发展阶段。最后，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能动的认识。这不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也不是对实践的简单反映和被动认识，而是为了应用于实践，改造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循环经济的这些特点，可以较好地理解当前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所遇到的种种思想障碍。比如，有人抱怨目前我国生产方式仍较粗放、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较大等。这是事实，但也要注意到，我们不可能脱离我国的历史前提来谈论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不是先知先觉的智者，而是实事求是的实践者。在实践的过程中可能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错误本身并不可怕，关键要遵循规律，对自身发展方式进行反思和扬弃，最终解决问题。毕竟，在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上搞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的道路和方法可以照搬。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经济起步、经济总量和人民温饱问题，难以为了保护环境从一开始就放弃经济和工业发展。

1.3循环经济的模式特征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联系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正是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孤立地探讨经济问题，或单纯采用经济手段分析解决问题。它要求综合考虑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制定相应政策措施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公平与进步。循环经济深刻分析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对人与自然和谐模式进行大量有益的探讨。同时，将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作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加以考虑，既注重分析经济生产领域各个部门、行业及其相互联系，又注重生产流程的各个阶段及其相互联系，还注重生产与生活两大部类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中的具体情况与相互联系，统筹考虑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工业与农业、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等在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方面的关系。循环经济在分析问题和提出对策时，也认识到单纯经济知识和经济手段的局限性，强调学科间的联合，强调经济社科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领域的统筹并重。

1.4循环经济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为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认识论基础。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范式，强调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代际公平以及国际视野，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既包含科学的逻辑推论，也汲取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正反经验；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态度，也体现了向历史、向子孙的负责态度。循环经济是在环境已遭受重大破坏、资源过度消耗的情况下产生的。根据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历史教训、现代科学和经济学的推断，如果这种趋势不加以阻止和逆转，造成的后果将不堪想象。但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趋势并非不可逆转，通过循环经济的途径，人类完全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分析和对比揭示了人类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2.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循环经济的定义是目前国内学者争论的焦点，根本分歧主要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问题。笔者认为，只有解决本质属性问题，学科的理论基础才能更加扎实，学科才能逐步走向成熟。本质属性问题解决了，相应的内在要求就容易了。前面分析的循环经济哲学内涵已为探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作了铺垫。

2.1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

笔者赞同齐建国教授关于循环经济的描述，即循环经济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是中国新兴工业化的最高形式，是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形态[6]。齐教授认为，从技术经济学角度看，循环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微观上，按照著名经济学家乔瓦尼·多西的定义，所谓技术范式可定义为解决所选择的技术经济问题的一种“模式”。宏观上，技术范式可定义为社会生产主导技术体系的基本特征和程序模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形态对应不同的技术范式。在技术层次上，与传统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开放（或称为单程）型物质流动模式相对应，循环经济是“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核心是提高生态环境的利用效率，本质是生态经济。

笔者认为，在齐教授定义的基础上，还可从哲学高度对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作进一步的归纳和总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人类社会总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演变，每个社会历史阶段都有与其相应的社会形态。因此，循环经济应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技术范式。循环经济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产生和发展，承载着特定的历史使命。可以预见，循环经济将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进程起重大的历史作用；同样可以预见，循环经济绝不是万能的，不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技术范式的最高形态或终极形式。

2.2循环经济的内在要求

2.2.1特定的时空观念。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需要明确特定的时空观念。我国是一个具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21世纪开展循环经济，离不开立足自身现实发展循环经济。要花大力气研究我国的实际，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问题，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胜利。同时，要对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有着足够的心里准备。

2.2.2统筹观点。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统筹的观点和系统的观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面临很多问题，但由于资源有限，只能统筹加以考虑。要把握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定重点领域和优先发展领域，循序渐进，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2.2.3理论联系实践。发展循环经济要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以此指导实践，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理论。如此反复，推动经济与社会向良性方向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是实践的学科，循环经济理论和政策如果只停留在书本中、文件中、口头上，不能在实践中得以贯彻落实，循环经济的目标就会是水中月、镜中花。因此，必须贯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观点，尊重客观规律，努力推进循环经济建设，同时反对把循环经济夸大化、万能化的倾向。

2.2.4公众参与。循环经济涉及全社会的各领域，离开公众参与的循环经济将难以成功。目前，我国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尚有待提高，特别需要在社会上进行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启蒙，通过政府政策宣传，引导社会生产和消费观念。公众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的觉醒将是循环经济得以贯彻落实并取得成功的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

3.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

3.1系统的工作思想

发展循环经济特别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要立足现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五个统筹，制定系统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综合协调区域、行业和部门利益，以长远发展和大局为重，抓住主要问题，确定重点领域、优先领域和战略步骤。

3.2制度和技术并重

要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既注重制度层面的政策设计，也注重技术层面的政策设计。加强对现有经济模式、生产技术与过程、管理方法的改进和创新；加强对项目立项进行充分论证以及项目中、后期的评估；加强对节能减排领域重大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同时，开展大量调查，掌握循环经济的动态发展，及时研究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3.3建立长效机制

根据循环经济的不同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大学、公众等，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同时，探讨建立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有效联系机制，完善政府考核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

3.4自主创新与学习借鉴

既要立足自身国情积极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理论和政策，又要学习借鉴一切有益的国外经济、管理和政策实践的成果；既要发扬自主创新的精神，建立基本技术支撑体系，又要进行必要的技术引进和模仿消化。

4.未来展望

发展循环经济是历史的必然。这个必然既凝聚着人类对自身处境的深深忧虑，也包含了对更高级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美好愿望。马克思主义认为，尽管过程往往充满曲折，世界一直是向前发展的。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有着自身发展规律，虽然当前还有很多争论，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将促使循环经济研究更快走向成熟。循环经济在中国已经启航，并将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进程长期相伴。尽管道路充满艰辛，但前途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1]李兆前，齐建国.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综述，《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2]董艾辉.循环经济的哲学思考，《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第20卷第1期.

[3]张连国.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东岳论丛》，2005年3月第26卷第2期.

[4]崔胜辉，洪华生，黄云凤.关于循环经济的哲学思考，《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年10月号（下半月）.

环境科学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日本;STS;科学技术;文化

STS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美国，是在因科学技术空前发展而对社会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日益明显的情况下，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进行理性思考的产物。正由于它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需要，所以一经产生便迅速扩展、普及到全世界范围。20世纪80年代初，STS开始在日本传播，到90年代形成一定规模，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对于日本来说，STS是一门外生型学科，同历史上吸收、消化外来新事物一样，STS的传播过程也是一个慢慢地融入日本既有的社会文化土壤的过程。同时，回顾日本的科技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实在STS传入日本之前，日本社会中已经存在一些便于STS传播的文化因素，为STS的到来和传播作了事先准备。本文试从社会文化基础、理论准备、理科教育、环境问题等角度对日本STS传播问题进行探讨。

一、历史上注重吸收外来科技的文化传统－STS传播的文化基础

STS于20世纪中叶产生不是偶然的，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一方面，科技迅猛发展，并且日益渗入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人类的物质文明获得空前的提高和发展，科技成为人们讴歌和依赖的力量;另一方面，在经受了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环境与生态危机之后，人们面对日益暴露出来的科技对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开始对科学的价值、技术的作用产生了疑虑和困惑。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欧美学者所谓的“一种激进而出于理性的当代反科学现象”或“反科学的文化运动”［1］，让人们越来越关注现代科技可能带来的社会和文化问题，从而促使人们对科技的反思。

从上述STS产生的背景可以看出，它首先发端于科技发达的西方国家，因为近代以来是以科技发展为外在特征的西方工业文明主导的时代，科技已经渗透至西方社会生活的内核和基质;西方社会在深受科技恩惠的同时，也同样关注科技的负面效应。而作为近代东方第一个依靠科技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日本，虽然近代科技发展起步较晚，但由于其自身善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包括科学技术)的特点，所以科技对日本社会的影响迅速加大和深入，成为日本社会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正是因为日本具有靠吸收外来科技发展本国国力的历史传统，因此，当科技的负面影响日益显露时，日本社会自然就产生出引入解决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论－STS[CD2]的要求。

近代以前，日本是一个在中国大陆文化影响下发展的后进国家，虽然早在绳纹式文化时代就有了陶器、石器、纺织等原始的生产技术，却不曾拥有自己的科学。但是，日本人深深意识到，“岛国的命运使日本没有独创文化的能力，只能贪婪地吸取外来文化，经过取舍、选择，创造出适合自己的文化”［2］。从古至今，“日本民族都在为和异种民族、异质文明的接触、同化而努力着”［3］，这一点也突出表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中。

日本最早的技术革命，起源于农业技术的变革。但是，日本农业技术的变革主要不是依靠自身的缓慢积累，而是在先进的汉族大陆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发生的。公元前3世纪末，早已跨入铁器时代的汉民族，把金属文化和农耕技术传入日本，使日本列岛上的居民得以跨越青铜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的绳纹式文化直接进入铁器时代。公元6—9世纪，中国古典科学伴同佛教文化传入日本，在明治维新(1868)以前，属于汉学体系的中国古典科学在日本科学史上居统治地位达千年之久。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中国文明在日本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计的。”［4］依靠输入外来文化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是贯穿在整个日本文化史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16世纪开始，日本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科学。在“锁国”的背景下，日本以荷兰为渠道来吸收西方科技文明，成为日本近代科学的胚胎－兰学兴起的契机。兰学家们通过翻译西方科学书籍、结成学术团体以及进入西方学者在日本开设的学校学习等方式，不仅掌握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而且受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成为变革日本社会的一支积极的革命力量。明治维新后，以兰学家为代表的新知识阶层在国家的引导下，大规模地引进、发展近代科学技术，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再次飞跃发展。

在近代以来的国家发展历程中，日本政府与国民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立国之本，它不仅影响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且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而要求对之重新审视时，拥有融合外来文化悠久传统的日本社会具备了接受STS的文化基础。

二、20世纪初期以来对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STS传播的理论准备

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在此之前，已经有其他学科从不同角度把科学技术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比如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就是科学史和技术史;从哲学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就是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就是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虽然STS与上述学科有着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科的研究为STS研究作了理论准备。从20世纪初期开始，日本学者就已经从哲学角度来解释科学技术。

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日本，其崭新的历史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为研究科学技术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被称为“日本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唯物全书》(66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发行的。1935年，户坂润发表的《科学论》被认为代表了战前日本科学论研究的水平。由于他提出了科学是“历史的社会的客观存在”，“是知识在社会上被普及，在历史上被继承的事实本身”［5］等观点，为日本科学技术论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技术论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日本展开了关于技术定义的讨论，出现了相川春喜关于技术是劳动手段的体系的“体系说”和武谷三男关于技术是对客观规律的有意识的应用的手段的“手段说”。无论是“体系说”还是“手段说”，都只是局限在生产实践的狭隘领域里讨论问题。随着战后劳动手段的进步促成了社会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日本的技术论研究也随之深入到技术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技术发展与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关系等方面。

从历史角度研究科学技术方面，日本学者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注重科学史研究，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41年4月，为了探究科学史的本来面目，以便针砭时弊－抵制带有国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色彩的通俗科学史宣传，一些进步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者创立了日本科学史学会，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科学史、技术史研究的发展，并为保卫和发扬健康的科学精神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此外，自1945年日本深受原子弹危害后，日本学者就开始关注科学社会学，着重研究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与社会价值。

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日本出现了科学技术与自然之间、与社会之间的深刻矛盾。一方面社会物质财富空前丰富，另一方面一系列社会公共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科学技术的发展向何处去?围绕这一课题，日本学者开始拓展自己的视野，从自然、人类、社会的广阔背景中对技术作统一的考察，把研究领域推向现代社会中的各种实际问题，比如未来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等。由此可见，在STS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学者已经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刻的阐述，为STS的到来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由偏重“技术”教育向重视“科学”教育的转变－STS传播的内在驱动

关于STS的学科内容，日本学者起初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教育内容的STS”－STS教育，另一部分是“作为学术研究领域的STS”－STS研究［6］，后来又加上了第三部分，即“作为管理领域的STS”－STS管理。日本学者很重视STS教育和STS研究，尤其重视STS教育。他们认为，STS教育是指把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成果，向广大市民(包括科技和教育工作者)进行宣传和普及，使他们形成STS意识和相应的价值观，是具有自我意志决定力的一种运动［7］。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在初等、中等教育领域中，STS教育活动在科学教育(在日本指的是理科教育)和社会科学教育中比较明显。而对于日本来说，在STS传入之前，其理科教育经历了由重视“技术”教育向重视“科学”教育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为STS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迄今为止的100多年间，日本贯彻“教育立国”的方针，通过教育改革努力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并在引进方向上进行过两个选择。一个是重视“科学”，即重视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的西方科学的精神，以培养国民科学的自然观、科学的社会观;另一个选择是重视“技术”，即把自然科学只看做技术的手段，仅仅学习作为科学成果的技术，并以此作为引进的方向。在上述的两次选择中，日本曾一度选择了第一种引进方向，主要是因为当时福泽谕吉等有留学背景的启蒙运动家强烈主张在每个国民的意识中培植西欧式的科学的精神，对初期的明治政府产生强大的影响。

但随着对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加强，并出于担心科学的精神、合理的思考会批判现行的体制，明治政府通过教育制度的变革，把“修身”(即传授国家主义道德科目)作为最重要的学科，缩短理科的教育时间，其内容由培养科学的精神、科学的自然观转向传授零散性的科学成果的片断，开始重视实用性的“技术”教育。对“技术”教育的偏重使日本教育重视效率，追求效率，讲究实用，而不善于注重知识的积累。二战后，受美国占领军当局的指令，日本开始了彻底的教育改革，废除了国家对教育的统制，尊重教师和学生的自主性。日本文部省强调，“培养科学精神，使合理主义、实证主义深入地渗透到国民的生活和心理意识中，更新国民的教养，提高其水平，打好建设新日本文化的基础”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在实施新教育制度的同时，增加理科教育的授课时间，实现由重视“技术”教育向重视“科学”教育的回归。

STS作为一门跨世纪的新兴学科，对它的研究具有很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它提出了新的教育观，其显著特点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系和整体化，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密切结合，其宗旨是培养具有科学技术素养，全面发展的一代新型公民［8］。显然，STS教育观要求人们具有一定的科学精神，而日本理科教育对“科学”教育的重视，一定程度上呼应了STS教育的要求，为更好地理解STS、传播STS打下了一定基础。

四、20世纪60年代以后环境教育的重视－STS传播的现实需要

二战以后，迅速发展的科技提高和发展了人类的物质文明，各参战国也依靠科技来实现国家的复兴。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往往只看到科技的积极作用，因为它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大到引起人们重视的程度。20世纪60年代以后，产生了一些全球性的问题，人们就不能不重视这个问题了，即科技是把“双刃剑”，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其中，环境污染就是代表性的事件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后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由局部性的污染扩大到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已经到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这也是STS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同许多国家一样，日本也开展了环境教育运动，由于环境教育所涉及到的许多环境问题与科技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教育为STS教育作了铺垫。

从历史上看，日本的环境教育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公害教育。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开始高速发展，与此同时，以污染为代表的公害问题也随之发生。到了60年代后半期，以水俣病事件、四日市废气事件、爱知糠油事件、富山痛痛病事件四大公害诉讼为标志，公民反对公害运动达到了高潮，促进了环境行政变革。在政府的规划下，日本学校教育中以公害问题为契机开始了最初的环境教育。70年代日本环境教育进入环境教育理念导入与实践的探索时期。1975年，在日本创立了全国中小学环境对策研究会，同年，以大学为中心，成立了环境教育研究会。在1977年的小学和初中、1978年的高中的教学大纲的修订中，对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资源和能源、尊重生命等与环境相关的教育内容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20世纪80年代，城市、生活型公害和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趋严峻，日本政府和国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进行环境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1993年开始文部省开展了努力推进学校、家庭、地区一体化的环境教育。1991年、1992年和1995年文部省陆续编辑出版了《环境教育指导资料》，标志着日本中小学环境教育的基本理念已经确立。同时，日本大学的环境学科数量大大增加，基本覆盖了人与环境关系的各个领域。

由此可见，日本在STS传入之前，就进行了长期的、广泛的环境教育。通过这种环境教育，日本民众较之以前对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与STS所提倡的重视科学素养的教育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显然，在教育层面，日本的环境教育已经为STS做好了准备。

以上从日本吸收外来科技的文化传统、对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重视“科学”教育的理科教育、因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而兴起的环境教育着手，简单分析了STS在日本传播的有利文化背景。但是，STS毕竟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如何与具有民族特征的日本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是一个需要长期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吴永忠，孙红岩，刘丽萍，等.后现代主义科技观探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1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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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TRWM]永井享.新日本论［M］.三笠:三笠书房，1937:275.[HTSS][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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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TRWM]户坂润.科学论［M］.东京:社会思想研究会，1954:10.[HTSS]

［6］小川正贤.STS教育概述［J］.张明国，译.哈尔滨师专学报，1996(2):64.

环境科学发展史范文篇11

【关键词】中学；历史教学；环境教育

【中图分类号】G658.3【文章标识码】C【文章编号】1326-3587（2012）12-0024-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反而影响了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淡水资源危机、能源短缺、森林资源锐减、土地荒漠化、物种加速灭绝等等，已经成为人类必须面对的严重的环境问题。为了人类自身的安危，遏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为世界各国所重视。从根本上说，人为破坏环境源于人类不合理的环境观念。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的不合理的观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而要改变人的观念，必有依赖于适当的环境教育。

一、环境教育是中学历史教学的使命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普及环保知识，增强环境意识，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广大中学生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指出，“加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阶段的环境教育和行业职业教育，推动将环境教育纳入国民素质教育的进程。强化基础阶段环境教育，在相关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内容，鼓励中小学开办各种形式的环境教育课堂。”可见，要达到真正的环境教育的目的，需要通过中小学各科教学的配合。说明中小学各科承担着环境教育的任务。

中学历史教学同样承担着环境教育的任务。

首先，历史学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社会功能的学科。梁启超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历史之于当代人，起着借鉴的功能。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由错误的环境观念指导的错误的行为，最终让后人成为受害者。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云贵高原的石漠化等，都是自古以来人们不合理的开发导致的。而“史学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提供历史经验”。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历经曲折、战胜困难，积累了丰富的认识自然的经验。我国古代许多关于地理的著作，出现了天人相关理论和因地制宜的思想。古代著名思想家荀况也说过“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当代人应该从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中获取知识，树立正确的环境观念，才能正确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遏制或避免环境问题的出现。

其次，新课标下的历史教学，需要培养学生的人文主义精神。从课程的设置上讲，环境教育是让受教育者获得有益于身心发展的重要内容。有学者指出，课程的本体功能是培养人，进而提出“课程的广度与深度，决定着个人的发展的广度与深度；课程的丰富的、全面的、生气勃勃的，个人就可能拥有广博的精神世界、美好高尚的修养和情操，相反，贫乏的、狭隘的、沉闷呆板的课程只能使个人的发展带上畸形片面的色彩”。传统的历史教学往往忽略了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教育，片面强调考试内容，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新课程标准在对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要求中指出，要“加深对历史上以人为本、善待生命、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努力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环境教育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让学生对人类自身生存境况的了解，培养他们全面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人格，成为全面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载体。

二、中学历史教学中环境教育的缺失

虽然中学历史教学具有天然的环境教育的功能，又承担着环境教育的任务，但在教学实践中，中学历史教学的环境教育功能却没有发挥出来。究其原因，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1、课程目标中环境教育的缺失。

课程目标是指在课程设计与开发过程中课程本身要实现的具体要求。课程目标具有整体性、连续性、层次性和积累性等特点。如前所述，环境教育应该是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不管是以前的教学大纲，还是今天的课程标准，都没有将环境教育纳入课程目标中。致使教师在确定具有的教学目标时，难以融入环境教育的内容，忽略的环境教育。新课程标准下，有部分课文加入了环境教育的内容，比如人教版历史必修2第8课《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探究学结”中插入了一幅图片——“机器时代的‘享受’”，并提供相应材料，要求学生发表自己的感想。这是一些有益的改变。但这些知识点散落在教材中，难以达到整体性、连续性、层次性等要求。这是中学历史教学中环境教育缺失最根本的问题所在。

2、应试模式下的环境教育无足轻重。

环境教育是一种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是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但当它游离于考试范围之外时，一切都变得无足轻重。新课改下，教师被要求培养和树立学生正确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也是任何一个教育应该做的。但教师们同时要面临着升学的压力，升学率成为衡量教师教学的最直接、最容易量化的标准。在教学任务繁重的中学历史课堂中，当环境教育脱离考试时，教师宁可舍弃这一较高的情感教育的要求而追求最直接的考试目标。这是应试模式下环境教育的一个尴尬处境。

3、教师环境教育意识的缺失。

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主导方面，如果自身缺乏一定的环境素养，也很难将环境教育融入到自己的教学活动中。而目前的状况是，很多教师在自己的学生时代，很少接触到环境教育的内容，工作以后也鲜有涉足。由于自身知识、水平、意识、环境素养的不足，以致于即使教师有意在历史教学过程中进行环保教育，也会因为无法制定切实的环境教育目标，挖掘隐含的环保知识等原因，而无法设计、组织和开展环境教育。

三、中学历史教学中如何加强环境教育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如何加强环境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更好的实现历史教学的社会功能呢？针对以上总结的问题，提出如下几点对策：

1、将环境教育融入课程与教学目标之中。

历史学科虽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所反映的是人类发展进程的方方面面，涉及的是多个领域。因此，历史学科与其他社会学科的关联是非常紧密的。在环境问题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将环境教育融入历史课程的编写，是历史课程综合化改革不可或缺的一项。环境教育融入历史课程，可以采取多种类型。但不论采取哪一种类型，都必须符合整体性、连续性、层次性和积累性等特点，将环境教育作为一个体系贯穿于历史教学中。这样做，可以加深历史与环境教育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深化历史教学的内涵，体现出历史教学的社会功能。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历史课程目标的制定者、历史教材的编写者给予高度重视，并在课标与教材的编写上潜心钻研。

2、将环境教育纳入历史教学评价之中。

教学评价是依据教学目标对教学过程及结果进行价值判断并为教学决策服务的活动。教学评价的两个核心环节：对教师教学工作（教学设计、组织、实施等）的评价——教师教学评估（课堂、课外）、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即考试与测验。将环境教育纳入历史教学的评价，主要指后一个环节。具有包括考试、探究性学习成果等。在目前不能改变应试模式的情况下，将环境教育纳入各类考试之中，一定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应试的环境教育往往会流于形式，因此平时的各类测试以及涉及环境教育的探究性学习，将显得格外重要。如果各个学校历史教学中能够开设相应的活动，环境教育的成效将会特别显著。

3、培养和增强教师的环境教育意识。

从课程到教学，再到评价，所有步骤的实施都有赖于教师。教师缺乏足够的环境教育意识，上位的工作都将失去意义。因此，培养和增强教师的环境教育意识，是历史教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关键。如何增强教师的环境教育意识？当然还得依赖于教育——对教育从业者的教育。其中，一类人群是师范院校学生。师范院校应当将环境保护方面的课程作为学生必修或选修课，如同教育心理学、教育法律法规、教学技能等，以保证他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能够发掘教材中的环境教育内容，达到足以胜任环境教育的能力。另一类则是在职教师。虽然不可能要求在职教师像在校大学生一样，参加完整的课程，对环境教育进行全面系统的培养，但也可以参加相应的培训，提高自身素养，做到有能力完成历史教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基本要求。

以上三个方面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需要相互配合才能够真正地将环境教育实施在历史教学中。希望这些简单的思考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够引起更多历史教育的同行对历史教学中环境教育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朱秋叶，历史教学中的环保教育[J]学苑教育2012（14）

2、杨秋梅、林凯，试论历史教学与环境教育[J]山西师大学报2008（5）

环境科学发展史范文篇12

【关键词】历史课程；综合性;课程整合

当今的信息时代，科技迅猛发展，新兴科学大量涌现，知识量急剧增加，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和综合趋势日益增强，学科间统一化的进程加快了，科学朝着综合性方向发展。科技综合的时代呼唤着综合性的历史课程。

历史课程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历者，经历也；史者，记录也。简单地说，历史就是人类经历的社会活动的记录。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应忠实地记载于史册，从而使历史学科包罗万象。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之浩瀚，研究范围之广博，是其他基础学科难以比拟的。因此，历史是一门综合性基础学科。

早在20世纪40年代，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就已指出：“学校里的课程各个分立，这是不得已的办法，不分立就无从指导、无从学习。但因为分立的缘故，每种课程往往偏于一个境界。如数学偏于逻辑的境界。历史地理偏于认记的境界，公民训练偏于道德的境界，等等”。他认为：“教育的最后目标却在，就是说，使各个分立的课程所发生的影响纠结在一块儿，构成个有机体似的境界，让学生的身心都沉浸在其中”。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在改革考试和评价制度方面，提出“高考科目设置和内容的改革应进一步突出对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考查”；在调整和改革课堂教学方面提出“加强课程的综合性和实践性”。《2000-2010年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也指出：“要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设置综合课程，以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求，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这些要求都强调了在学科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是学科发展与教育改革的需要。这就为我们中学历史教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知识和综合能力。

历史学科主要研究的是过去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历史学科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综合性，无所不包、无所不及，内容涉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与多种学科联系密切。而对于日益困扰人类的重大社会问题，如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地区冲突问题、和平与发展问题等等，仅靠孤立的研究历史学科是解决不了的。因此，在历史学科教学中，必须顺应新课程改革的潮流，利用历史学科教学的融合性、综合性的特点，重视以历史学科为依托，不断强化与各学科知识之间的整合，强化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使学生能立体地、多渠道地获取信息和知识，有效地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一般素质和能力，发展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实现“以人为本”的培养目标，为他们将来的工作、学习，继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因此，作为高中历史教师，在新课程改革和高考文科综合的背景下，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注重历史学科与其他基础学科的整合，是很有必要的。整合主要有以下几类：

1历史与地理的整合——“史地为一家”

历史学与地理学关系最为密切，历史的发展变化都是在具体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的，每一历史事件都发生在一定的地点，所以要弄清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要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就不能不研究其具体的空间，建立历史的时空经纬网。地理学科的空间概念是学生学习历史的物质材料，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快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史、地的综合渗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活动所处空间范围的自然环境特点对人类活动产生的必然而重要的影响。如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发源地都是在大河流域的原因。

(2)运用地理学科的知识与能力加强对历史地图的识记与理解。这是史、地知识综合渗透对历史学习技能的最基本的培养。

(3)运用历史活动说明地理环境变化的原因，寻找人类活动的规律，指出其经验教训，并能为今后发展提出有价值的设想，甚至描绘出进一步发展的蓝图，从而总结人类活动发展变化的规律和特点，形成人类活动既要改造自然，又要遵循自然规律的科学认识。这是史、地综合渗透对现实最有价值的内容。如从中国古代史上经济重心南移、政治中心东移的过程中，认识到人类活动（包括战争因素、过度耕牧、政策影响、自然灾害、人口迁移等等因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给我们今天的科学发展提出更好的借鉴。

史、地综合一般以自然地理现象、社会现象为背景材料，渗透历史学科中的有关知识，也可以通过现阶段人类普遍关注的环境保护、农业、人口等热点问题为背景材料，渗透地理、历史学科中的有关知识。教师在历史学科教学中，帮助学生运用已有的地理知识，交织起一张认识历史新知识的时空经纬网，从而认识历史事物的本质。如新航路开辟后，英国资本主义为什么能够迅速得到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凭借了有利的地理位置。美国工业产量于1894年跃居世界第一的原因之一，就是拥有“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这一优越的自然环境。

2历史与政治的综合渗透

历史、政治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不可割裂开来的，历史学科需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理论分析评价历史人物下历史事件；历史学科还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政治学理论对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分析研究；政治学科的理论则需要通过历史事例加以论证。政史渗透是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等为背景材料，渗透政治学科中经济、政治和哲学等知识，要求综合评价、综合分析，或以古为鉴，以古为训，或从中得到启发。政治理论是历史的积累与升华，历史是政治理论的依据和铺垫。中学政治教学中的许多观念、概念，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不仅授予学生科学思维的方法，更给了学生科学认识人类历史的钥匙。

教师在历史学科教学中，应该充分利用政治学科的相关观点与理论，分析历史问题。如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历史事件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新旧事物的更替问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问题；历史发展的趋向性与曲折性问题；量变与质变问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问题；历史的现象与本质问题等等。处理好这些理论性的问题，贯穿于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的始终。学生掌握、运用好了理论，学习历史基本知识和分析研究历史事件，做到“史论结合”，才会有更准确的判断力和理解力，才能有效地学好知识，从而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的提高。

3构建“大文科”体系

“大文科”体系是指历史、政治、地理三学科的综合渗透。其中历史是时间、地理是空间、政治是观点，政、史、地三维度构成了社会科学的主体框架。这也是目前高考文科综合的主要形式。

学科的界限只是根据学习的需要而设定的，在中学教学中，不可能对所有相关联的内容分别在各学科内全部讲授，因此跨学科的综合只是有关内容的有机结合点，抓住这些结合点进行教学，必然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和开放性思维。

例如，在西部开发问题上，历史学科利用历史史实分析我国历史上曾多次对西部进行开发，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团结，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自然等方面的原因，西部起步较慢，开发较迟，经济发展滞后于全国水平。西部开发要吸取巴西西部开发遭到大自然报复的教训，从实际出发，加强生态建设，改善环境质量。地理学科运用地理知识引导学生分析研究西部开发的范围、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优势和劣势，探讨从实际出发发展特色经济和改善环境质量的措施，并进行预测。政治学科运用经济常识、哲学常识、政治常识分析西部开发必须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特色经济，西部开发是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经济结构调整努力减少东西部差异，实现均衡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启迪学生的思维，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从而得到正确的完整的认识。这是“大文科”体系教学的优势所在。

4文史不分家——强化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

历史学科与语文学科结合紧密。无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都无不与文学紧密相关。文史结合，更能加强历史事实的具体性、说服力、感染力。中学语文课本提供了大量与历史学习有关的材料，而中学历史教材中也包含了许多与语文课文相关的知识。通过学习历史和语文基础知识相互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语文的基本能力。如通过语文学科文言文的基础知识的学习有利于提高学生阅读古代史料能力；通过历史基础知识的学习有利于对语文课程中的一些文章背景的理解从而提高文学鉴赏能力。

如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讲解中国古代史的“百家争鸣”时，可以结合语文课本中有关孟子、荀子的文章加以深化，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语文知识；讲解“秦朝灭亡的原因”时，可以利用语文课本上的《过秦论》、《六国论》、《阿房宫赋》探讨分析秦亡的原因；讲解红军长征时，可以引用的相关诗词与相关回忆文章，加深对红军长征的理解；讲解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文艺复兴时，可以引用有关莎士比亚的戏剧来加深学生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

总之，语文课本上的材料从不同层次、不同的角度反映历史上一定时代的人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情节感人，有助于学生展开想象，再造过去的历史形象。恰当地运用，可以使课堂教学更生动，更有吸引力，更有利于历史形成历史表象和加强思想教育，从而提高历史课堂教学效果。

5历史包罗万象——与所有基础学科都可以渗透整合

历史教学中，除了可以渗透地理、政治、语文学科外，还可渗透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等学科。在教师的引导下，与各学科知识紧密结合，培养学生全面掌握知识。如学习世界近代文化史时，碰到“解析几何学”、“牛顿的运动三大定律”、“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这些概念时，就可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上的一些事例来说明。教师还可以利用一些历史名词，适当地进行一些英语知识的训练，如抗日战争（anti-Japanesewar）、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共产党宣言》（theCommunistManifesto）等，甚至可以直接用英语在课堂上就历史知识进行简单的对话。这样既学好了历史知识，又增加了英语单词量的积累和帮助学生进行英语口语的训练。课堂活泼生动，能够避免因为单纯的历史知识让学生产生的疲倦感，课堂教学相得益彰，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也会大大提高。

当然，这需要历史教师应该有较广的知识面，对各科知识都应具有一定的掌握，在课堂教学中，适当地与历史学科内知识相互整合。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在高考文科综合考试的指挥棒下，更加注重历史学科的综合性。在教学中，应该做到：强化历史学科知识结构的基本核心和再生的内容；强调历史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历史学科与其他基础学科的整合；强调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强调突出对学生学习方法、学习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创新的精神和实践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课堂教学内容更加丰富，生动，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也才能真正的搞好高中阶段的历史教学和实现高考考试目标，适应我国新时期的课程改革目标要求。

参考文献

[1]《历史教学的新视野》.（高等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