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观后感篇1

以前常常听到马克思主义，很知道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却总不知道究竟为何物，所以也就显得虚伪了。想来也奇怪在如此十年的求学路上，如此备受尊崇的思想观点。竟也不曾涉猎，未得其半分要义，始终有些遗憾。本来也是不喜欢政治、经济一类的人，却因着一份好奇，加上这次作业的机会，于是在许多文章书目中便“一见倾心”。想来从李大钊先生文中取取经。只是窥见一斑，并不求甚解。

文章开头便是“一个德国人说过50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人常说凤头的辞藻极富韵味与色彩。可是终究不是华丽的散文，论文才是学者的风骨，严肃讲理的基调更衬文人。我想此处用“虎头”来形容更为恰当。虽然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不似言情小说般单调直白。却怎也晦涩如此，像老庄之学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至于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学者竟要用尽青壮年华才能参透他的学说。开篇一句话让我懂得了为何以往这马克思主义只是闻名而不曾见面了。那冰山一角虽然突出，下面的冰山又哪里是一般人能见识到的？我在这也不禁面露难色，只怕是太自以为是，还想要不求甚解，恐怕却只能得到一半——不解，但所幸的是，并不用直接品读读他的作品。想要独辟蹊径，从李大钊先生的眼中来看马克思主义，不知是否可以曲径通幽，一探究竟。

顶着压力再往下看，李公也直白讲自己平素未曾研究马克思主义。“硬谈”，“僭越的很”。即使是这样的词汇。我扔有两个想法。一是李大钊就是不求甚解的人，对于众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又不能再坐视不管，即使自己不算一清二楚，但也算八九不离十，主旨思想需要澄清需要由他来澄清。二来是让我想到关于任公的一篇短文讲的是梁启超的自谦自信。“任公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不禁让人想到李大钊先生怕是有“共犯”之嫌。这就是学者独有的幽默与谦虚吧！也说不定。

闲话不再多赘述，单说文章。文章越往下读，越觉得晦涩，难懂。偶尔灵光一闪，却又挡不住乌云密布。不说那语法措辞与当今还有许多不同，单单是众多的陌生名词就让人头昏眼花，给阅读又造成了障碍。不知道李先生读马氏著作的时候是否跟我一样痛苦。再说文中涉猎虽广，时间跨度虽大，但始终严丝合缝，井然有序。从经济、历史、社会之间错综的联系之中，阐述马氏的许多思想。先是经济学思想。至于为什么是经济学，后面也讲述了经济的地位，讲述了三大系——即个人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与人道主义经济学。其中个人经济学强调各自以利为是，社会群体利益不期增而自增，并认为这样很妥当，也想维持它。总结下来，个人经济学要点有二，其一是承认经济组织即社会关系为是，二是以各自谋利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反对他的第一点，人道主义经济反对他的第二点。而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鼻祖。马氏思想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至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又分为了三部分，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

当文中谈论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主要讲述经济与社会的重要作用。对此进行了大篇幅的论述。如“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那又因何而重要呢？经济现象能一面影响其他社会现象，而不会受到或与其他社会现象相互影响。经济的构造决定社会构造，其他的关系只是外在表现，即使是法律也不会有所例外。“十七、八世纪间那些维持商业平准，奖励金块输入的商法，与那最近英国禁遏拉斯（Trust）的法律都归无效，就是法律的力量不能加影响于经济趋势的明证。也有些法律，当初即没有力量与经济现象竞争，而后来他所适用的范围，却自一点一点的减缩，至于乌有”。最后经济的结构改变，是由阶级斗争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改变的。于是便形成了这样的局面——无产者与有产者的互相对峙。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其最大的动因。因此引有“封建的社会所依以营生产及交换的关系，就是关于农业及工业封建的组织，简单一句话就是封建的所有关系，对于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久已不能适应了。此等关系，现在不但不能奖励生产，却妨碍生产，变成了许多的障碍物。所以此等关系不能不被破坏，果然又被破坏了。”由此可知，不到社会组织与生产力冲突愈迫直至非崩坏不可的地步前，不可有社会革命与新的继起。若把生产力比做鸡蛋中的生命，而蛋壳就是社会关系。若要提前打破社会关系，那么无疑生产力也恐将崩溃。所以要改善社会环境，只能由内而外，发展生产力。让雏鸡也就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直至突破蛋壳改变社会关系。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观后感篇2

李大钊是我国最早了解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是马克思中国化的奠基人，他对马克思深刻的钻研和独到的见解，对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李大钊像近代中国许许多多探求救国真理的志士仁人一样，也曾追求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和自由平等的政治理想，但都未使他找到中国的出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使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自身不可克服的种种矛盾，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新曙光，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经过不断地求索、鉴别、扬弃和实践，他逐渐摆脱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此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

李大钊在文章开头便指出“一个德国人说过50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那么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静下心来，抱着正确的态度去学习，才能有所收获。接下来他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分为了三部分，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三个部分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符合整体和部分的辩证关系原理。

当文中谈论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主要讲述经济与社会的重要作用。对此进行了大篇幅的论述。如“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经济现象能一面影响其他社会现象，而不会受到或与其他社会现象相互影响。经济的构造决定社会构造，其他的关系只是外在表现，即使是法律也不会有所例外。而我们今天讲的唯物史观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史观，它的主要观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文章在最后讲到“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形成与发展，除了包含马克思自身的主观努力，还有其时代背景和环境的作用。比如科学发展观是在今天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历史发展到今天，社会所呈现的一切变化需要我们树立一种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念来指导我们的实践。联系到实际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坚信自身能力决定了一切，却忽视了机遇。主观的能力固然重要，客观的时机也不容小觑，每个成功的人都不能少了外部提供的好机遇，所以我们要重视外因的影响，同时发挥主观的能力才能成功。

李大钊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殊重要性。他鲜明地提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同时，李大钊也说服胡适，在宣传主义的过程中，滥用主义的危险固然存在，但却不要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观后感篇3

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后，对于事物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有些感触。因为人的有机体需要能量输入，所以人要吃饭。要吃饭，那是“必然”的；吃什么饭，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则是偶然的。同样，因为人是有机体生命，而有机体生命总会经历生长、成熟、衰弱、死亡这样的过程（自然法则），所以人总是要死的。人要死是必然的，什么时候死，以什么方式死则是偶然的。今天起来发现路面是湿的（结果），我们推测昨天晚上可能下雨了，但是也有可能是被人用水浇的（偶然）；假如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我们会用肯定的语气说今天早上的路面一定是湿的（必然）。我们习惯在一件事情上找出原因，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找到最终的原因。人本性上有一种对事情穷根究底的求知欲望，古希腊人面对纷繁芜杂的世界想找出这个世界（存在）的最终解释，从泰勒斯的世界起源于水到柏拉图的理念，人们不满足于对事件的经验解释，希望找到一个最终的必然的并经得起理性考验的解释。

辨证法大师黑格尔对偶然和必然及其关系的演绎达到了辩证逻辑的顶峰“偶然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依据，而且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没有依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己规定自己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成为自身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对偶然和必然的认识自然也有了更加纯熟的解释。但是有一点不足之处是，在历史观领域，经济决定论的思想也时常为世人所诟病。经济决定论的思想，给人一种宿命论的历史主义印象。经济无疑是强有力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物质基础，但是历史事件的发生充满了不以物质多寡为条件的变数，心理的，外在因素的，传统习俗的，伟大

人物的个人作为都是相当不可忽视的因素。历史必然性的说法往往会引起人们的厌恶之感，因为必然性漠视了个体的作为，个体的意义。

人类社会正在走向全球化，这是后现代的一种趋势。人类开始从狭小的个人空间中走向一种彼此交往更加密切频繁的信息化时代。偶然性的因素正在增多，必然性的说教越来越得不到认同。在必然性居支配地位的时代，人们谈理想，谈人生意义，所指向的是一个永恒的必然领域：真理的，价值所在的世界，必然性起支配作用的理念世界。现在的人还相信这样的永恒世界恐怕不多了，那么人生到底怎样才有意义呢？（面对着必死的人生）我的回答是：活在真实的偶然中，并用自己的全身心去体验那偶然向自己昭示的那个世界的样子。没有必要去相信这个世界必然要发生什么——因为那是虚假不可信的——，也没有必要去追求一种所谓永恒不变的真理——因为根本没有不变的、永恒的真理——，必然的真理只是偶然的事实而已，在生活中被偶然的揭示出来而已，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明天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不能肯定，我也不需要肯定知道是什么样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确信的是，明天对于我一定是新的一天，一定不同于今日和昨日；对于别人也一样。马克思说的好：解释世界的不如改变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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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观后感篇4

从2019年6月开始，党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对此，我们将从理论史角度入手，解析李大钊先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一经典著作，通过深入探讨其深刻内涵、内在逻辑两个方面，论证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以及使命所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从理论史看“初心”，必须要给予充分的逻辑论证，特别是在认识论方面，深化对“初心”的理解，丰富“初心”的内涵，提升“初心”的境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心”有其特定内涵。“心”通常被视为思想和思想的器官。在中国思想史上，心学是儒家的一门学派，强调生命的过程，主张身心性命之学，重视思辨及其过程，使儒学哲学化。从这个意义引申开来，“心”实际上就有了认识论的内涵：既是认知的工具，又代表认知本身，始终贯穿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之中。

我们讲到的“心”的理论形成过程，在中国思想史上所呈现的就是知与行，而心学之最高境界便是“致良知”。良知成为了心之本体，指导人们的行动。明代的“阳明之学”更注重立志、修身，通过修身对典籍做切身的感悟，以达到思想的升华。

从“心”到“初心”，我们可以联系到另一个概念：使命。什么是使命？我们需要将使命看作职责，即一般由理想信念所决定，与现代的政党、政府相联系，有明确的目的性。进一步从使命的角度审视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使命的重要内涵，构成了党的根本宗旨，反映着不同时期的突出特征。今天，我们的党和政府就是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也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的100周年。值此之际，我们特别怀念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李大钊先生。今年也是李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100年前，正是他们率先勇敢地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改变了“五四”思想启蒙的方向，中国人才开始认识马克思的学说，其中的代表作就有李大钊先生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1919年9月和11月，李大钊先生在《新青年》“马克思研究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这篇具有百年历史的文章，是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分析马克思的学说的开山之作。今天，我们重温这篇文章，并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理论史的高度思考其深刻内涵、揭示其微言大义与逻辑所在，有着特殊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一、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深刻内涵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先生开宗明义，说明了介绍马克思的学说的本意。他说：“‘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先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其关键就是“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

通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的最为深刻之处是李大钊先生把握住了马克思学说的本质内容，包括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些内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曾经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从而进一步凸显了李大钊先生思想上的先觉与深刻。

李大钊先生对马克思的学说的认知，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他以《资本论》为本，阐释唯物史观、阶级竞争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批评当时传统知识分子完全忽视经济学的短视，告诫后人，“从前的历史家，完全把经济的意味蔑视了，也实未当。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

我们说，考察一个人的思想，必须要了解他的知识背景和思辨过程。这是我们在做思想史研究当中需要考虑的非常重要的一环。李大钊先生的知识背景与其留学日本的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他的思辨过程也与日本近代思想的发展进程密不可分。李大钊先生早年就读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根据自己的求学经历，他反复说明要具有法学、史学、经济学知识，并把它们看成有机的整体。李大钊先生称这个整体为“社会学”，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今天的“社会科学”。李大钊先生的这种和马克思相近的知识背景，为他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学说创造了必要条件，而这种条件又是当时部分共产党人所不具备的。

我们考察李大钊先生的思想内涵，需要有新思维，使用新方法，不能孤立地罗列他的文章、观点。事实上，我们曾经的很多研究就是这样做的，习惯于用教条化的标准把李大钊先生的观点与马克思的学说进行对号入座，如果没有达到想象中的一致就将其归于不成熟。今天，我们在研究中要十分注意联系李大钊先生在同一时期的思想活动，分析他在同一时期相关的文章，从认识论出发，在动态中揭示李大钊先生特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内在价值。

这里，我想简单对李大钊先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创作过程做一点分析。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最后定稿，李大钊先生在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大会之后，利用暑期到昌黎五峰山小住。在此期间，他有三篇文章问世：《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关于再论问题与主义》《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在五峰山上，李大钊先生还撰写了游记和诗文。与自然的接触，为他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创作心境，而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恰恰忽略了创作环境。同时，我们也要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再论问题与主义》两篇文章联系起来考察，这两篇文章相通的关节点就在于李大钊先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在李大钊与胡适的讨论中，胡适所责难的主要就是主义与实际的脱节，指明了当时思想舆论界的主要危险。在胡适眼中，当时舆论界的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社会需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胡适说：“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神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胡适担心人们曲解他的意思，还特别说道：“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在这一讨论中，李大钊先生坦然承认：“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李大钊先生特别意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殊重要性，在文章中鲜明地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提出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理性表述。

同时，李大钊先生也说服胡适，在宣传主义的过程中，滥用主义的危险固然存在，但却不要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李大钊先生也耐心纠正了胡适的某些“偏颇”，他坚信主义和问题是不可分的，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主义的指导。“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至于问题的根本解决，李大钊先生当时也提到，在问题“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先生也明确谈到了理论与实际环境的关系，即“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正是特定的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李大钊先生接着说：“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

所以，我们看到李大钊先生在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时候，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某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不可以拿某一个时代、某一种环境下出现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的社会，而必须要把这种理论、主义和学说同我们中国的实际紧密地结合。我们在《再论问题与主义》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两篇文章中，都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李大钊先生这样的思想，就是理论和实际的结合。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观后感篇5

通过读“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本文最深的部分是李大钊先生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包括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关系。在物质和精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之间，这些内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被严重误解，从而进一步突出了李大钊先生的意识和深刻性

李大钊马克思先生对马克思理论的认识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之上的。在《资本论》上，他解释了历史唯物主义，阶级竞争理论和社会主义。他批评传统知识分子无视当时经济学的短视，劝告后代，“前历史学家完全鄙视了经济的含义。

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剖析得简明易懂，不愧是大家手笔。读了这篇文章，最大的收获是明白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