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读书笔记篇1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xx-）》的颁布实施，我又重拾农业方面的书籍，试图了解当前开展农业农村工作的社会背景，与费孝通老先生所讲的农业农村乡土社会有哪些不同。

一直以为反映社会学的书籍，应当比较抽象，但读费老的书籍一点都不觉得，反而非常生动，语言也时不时透着一股幽默的智慧。比如费孝通老先生说“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生动形象地概括出乡土社会的相对固定的特征。是啊，农民与乡土有很深的情结，这种情结不只是因为乡土能够让农民“向土里讨生活”，更是情寄于此地，祖上祖祖上的亲人都葬在这里，当下的人过着过去人过着的日子，现在人守候着过去人守着的地方，好像时间空间都在这里停止了，转动的只是人，继承了李四长相特征的李小四接过李四的接力棒，世世代代，继续耕耘着这片土地。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历史真的不是很重要，发生在李四和李小四身上的事情差别不大，差别大的成了“轶事”，流传下来。

回忆一下，乡土情结确实影响者我们的文化（所谓“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记得小学语文课外读物曾经有“名人轶事”，还有成语故事，这些故事都引人入胜，讲着历朝历代的事儿，但每每想起，我总是对时空产生模糊印象，再回忆一下，原来之所以印象模糊，就是因为当时，这些“名人轶事”、成语故事也只是对时间和空间模糊处理了，时间通常会说“一天”“一日”“在某人9岁那年”“有一年”“清末”等等，空间通常会说“中原”“私塾边”“在路上”等等，没有时空差别，只是对事件的描述。中国人读到这些没有困惑，估计翻译成英文，外国人读来一定满脑子困惑，什么时间？在哪？谁？都有什么人？当时社会环境、条件怎么样？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等等，一堆的问题等着。

费孝通老师对于语言也是非常有研究的`，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往往让一些感性认识过于强大的人感觉到失望。他说，“我们永远在削足适履，使感觉敏锐的人怨恨语言的束缚”“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由此，我才深刻认识到原来文字并不能和语言划等号，白瞎为写不出一点点文字来，痛苦了好多年。在乡土社会，文字并不是必须的。

最后，我发现书里面说到了一个词语“面对面的社群”，让我想到了“面对面建群”，我想费老是早于微信很多年谈到面对面社群这个词汇的。难道微信里面的生态系统，也仍然跟乡土社会的关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书虽已读完一遍，问题继续思考中。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篇2

按：由于在西藏出差，时间和精力比较有限，每天的内容可能会少。乡土中国的笔记我本来可以一次写完的，现在决定分三次。这一次是谈一谈大尺度的特点。

中国的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底色。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大多数都是农民，都生活在农村。在改革开放后，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变化，成为了各行各业的人才。但他们小时候基本都是在农村长大的，很大程度上受到农村文化的影响。以至于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中，我们依然能看到很多中国农村社会的影子。

费孝通先生这本乡土中国是我很早就想读的，但一直没有足够的动力。前段时间在得到上购买了每天听本书的会员，看到有这本书，认真听过几遍后把一些笔记整理在这儿。

首先，从大的尺度看，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口的流动性非常有限，因为人们都被绑在不可流动的土地之上。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相互熟悉，相互制约。所谓制约就是大家都认同了一套传统的“礼治”，读书笔记.在礼治中，人们遵循这一些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这些规范在现代法律的视角下可能是不甚合理的，但是却在农村这个小集体中获得人们的认可。农民们坚定地甚至有些死板地固守着一些传统。

在我看来，这便是某种“共生”。在生产力底下的农村，人们需要彼此帮助和协作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而要更好地互助，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他们有某种共同的理念和认识，这些理念中，有大量的东西是在强调”他人的看法“。比如中国人很喜欢说的.一个词，”面子“，正是这样的理念的体现。因为共生，人们才需要在意在别人眼中自己的样子，才会在各个方面小心翼翼。在这样共生的体系下，孕育了很多独特的社会的文化，比如说婚姻文化。至少在我爷爷那一辈那里，老夫老妻不代表着情感深厚，只是相互忍耐的时间比较长。因为从感情的一开始，双方就往往不是以相互的爱而走到一起的，更多地是考虑社会关系的结合，考虑门当户对。在大的共生体系下，婚姻实际上是把小共生体转变为更大共生体的一个纽带。这样去理解所谓的”逼婚“，或者是”宅男“现象，都会有不一样的视角。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篇3

第一章是“乡土本色”。作者开篇就说“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说中国社会虽然有很多阶层，但是他们都是从乡村社会分离出去的，在行为方式社会习惯方面还带有很多乡土社会同样的痕迹(虽然他们自己是很不愿意承认的，因为“土气”毫无疑问是一个十足的贬义词。)，所以要研究“中国性”，就不得不从根基出发，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乡土社会。另一层意思是说现在这个乡土性只局限于基层，就是说虽然地主、知识分子、工人、资本家等社会阶层都是从乡土社会分化出去的，但是由于长时间的发展，已经与乡土社会有了很大不同，所以那些城里人对乡下人冠以“乡巴佬”的称呼，因为他们对于乡土社会已经完全没有了认同感。至于这些阶层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怎样具有着乡土社会的文化的根，后面会有详细的分析。

在第一章里，作者从“土气”切入，分析中国人的农业本性。“远在西伯里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种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因为农业的固定性，才有了“土气”，所以说这个词很贴切的描述了中国的农业本性。“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因此“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他们的生活范围有地域和空间的限制。由于生活的固定，结成了稳定封闭的邻里关系，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又一重要特征。许多中国社会的特征都是由此而来。比如说，中国为什么早在战国就有墨家提出法制社会的观念，但是两千年了中国为什么还是人制社会?就是因为这种人际关系的局限性和邻里的熟悉性。“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行了，还用的着多说么?”这种生活背景下显然没有法律和合同之类东西存在的必要，因为那都是对付陌生人的，只有整天要和陌生人打交道的现代人才需要。对中国人来说，分得太清楚未免伤了感情。中国文化的模糊性大概也从这里来。

第二和第三章讲当时一些人提倡的“文字下乡”。很多人认为乡下人“愚”，但是费老认为不应该这么说，乡下人不是智力上笨，只是知识上不足，更确切的说是知识结构不一样，他们的知识足以应付他们的生活，而对于城市的文明生活当然不甚了了了。这种不了解就像城里人分辨不了麦子和韭菜、不会爬树、不会抓鱼一样，没什么值得取笑的。作者进而探讨了语言的产生以及和人类生活的关系，文字的产生原是为了不同空间和时间的人交流的，但是在乡土社会，由于生活的一成不变和空间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口头语言完全可以满足生活需要。而且面对面的交流远比书面语言表达的东西丰富快捷。文字既不是乡土社会的基础，本来就不是乡土社会的本性。人类最初的文字都是庙堂性的，都是为了祭祀崇拜和记录帝王事件，所以不是乡土社会的必要。因此文字发明了几千年，中国的绝大部分农民依旧目不识丁。当然当代的乡土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代农民必须要识字了，因为要科学种田、操纵机器。但是实际上我的母亲初中毕业，但是由于农民的生活基本没有文字，长年没有阅读和书写，因此现在已经忘的差不多了，读我的家信都很吃力。这无疑是费老观点的例证，说明虽然过了这么多年，农民的生活还是带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痕迹——地方性和口语化。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篇4

该书的作者费孝通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便出自费先生之口。而谈及本书的内容，其主要源自于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的后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的《乡村社会学》课程中的内容，在结构上该书并非长篇大论，而只是针对一个主题分了十几个篇章来阐述观点，总体来看，该书是对整个中国社会结构、国民性格，以及对这种这种结构和性格成因的分析。由于该书篇章较多，笔者只选取印象较深的三章进行介绍。

“差序格局”一章中费先生前无古人的提出“差序”这一社会格局概念，其核心观点可以比喻为以下论述：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都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就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啦。”这种提法既肯定了个人本位，也形象点出了社会关系的亲疏和延伸，其实往小了说，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键和待人接物之道也大概如此，也即“推己及人”。

“礼治秩序”一章中对法治和人治做了经典解读。作者提出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于人与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依据的规范的性质上。这种阐释可谓通过现象看本质，对于公众理解依法治国很有意义。但是，乡土社会构成比较特殊，其既非人治也非法治，费先生将其归纳为“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其不同于法，法律靠国家的权力来维持，而礼却是靠传统也即累积的经验来维持。在当代中国，乡土农村的法治意识仍然淡薄，而伦理秩序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因此，送法下乡必须植根于农村的文化土壤，借鉴合理成分进行接地气的改革。

“无讼”一章中主要对“乡土之诉”做了独特解读。作者指出把诉讼推行到乡土社会在理论上是好现象，可以使中国走上法治现代化的道路。但在事实上，依着现行法判决，时常和地方传统不合，因为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里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启发：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刑法条文或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是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这样才不至于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先发生。

伴随着环境的变迁和历史的演进，大家显然能感受到乡土中国的巨大变化，可是，有更多根深蒂固的东西烙在文化中，不易改变。乡土社会只是四季的转化而非时代的变更。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篇5

改了方向之后选择的一本“小书”，之所以称之为小书，是因为感觉和费孝通老师毕生的研究著作比起来，这本不过是一个随记整理一样的册子，而作为社会学大家，他的这本书业内很多业内学者拿来精读、分析；由此的“乡土社会”的研究也有各路学者发表过不同意见。作为政治学本科生，感觉社会学知识并未掌握多少，因而书的体会也多停留在“深有所思”这个层面。

所看的版本一共有十四个章节

第一章乡土本色

这里作者应该是大体介绍了他对乡土社会的理解——乡土中国即所谓大部分地区社会都带有“泥土”性质，无论是现实里农耕业千年的传承，地域的跨越，还是情感上“落叶归根”“出国带一抔家乡的泥土”等的体现，人们对土地的感情历时已久。而由这些所引发的，是乡村为主的中国社会带有的特色，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文化、政治、伦理等特点。

第二、三章论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

这里通过对文字在乡下的缺失，引出乡下固有的生活环境、交流方式、文化传承等，是受其自身局限所致。一方面乡下的人们群居，重农的生活方式让他们世代几乎固守在一个地方，所面对的人几乎固定，熟络的人们仅凭声音就能认出是谁，那么语言就已经足够他们进行交流。再者，文字本身所带有的局限性——脱离了具体语境其含义大不同也使得可以配上动作神态的语言交流更实用也更省事（一般来说文字有时就是辅佐记忆的功能，但简单的乡下生活并不需要过多的记忆，因而文字需要也就较少）；另一方面，乡村中的礼仪、规矩、常识多是一辈传一辈，学而时习就可以应付变动不大的社会生活，那么就更不需要文字了。

第四章差序格局与第五章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这两章应该是涵盖了整个乡土社会的特征——外在的差序格局与内在私人伦理道德。所谓外在的差序格局，与西方的团体格局不同。西方有着团体意识——比如国家是契约的产物，因而国家维护的是让渡出自己权利的整体人民，而在对外上，国家是维护整体安全、财产不属侵犯的联合体。也就是说先有了整体意识，再有维护自己私人权利的观念。或者说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私人权利，不得不树立一个整体。而在中国，人们没有这样的意识（并不是说我们强烈的认识到自己是中国人，国家不可侵犯这一类）。而是我们的格局，是以自己为中心，水波纹般一层层推出去，这是外在的格局，即家—国—天下这样延展；而维系其中的力量是什么呢？不是我们清楚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向西方那样），而是多以和自己关系的好坏、对自己利益的增减去判断。在这种看来，有的人的行为的自私的，但从他自己来讲，他是为了他自己的“公”（小到三两个朋友的交际圈子，达到自己的家族）。这是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而这也造成了国、家的界限有时候不明确，因为这要依靠于自己所能波及的范围、自己的判断、能力的大小等。

有人提出过仁义礼智信等一系列美德，但具体下来，也要依靠不同私人道德关系来具体说仁是什么，这使得美德有时候也成了有条件的产物。

第六章家族与第七章男女有别

细化到家庭所带有的乡土特色。家的宽泛含义，从纵向来说，一般都是父系家属的纵向延伸，从横向来说，是家庭多为事业型组织（为了更好的从事生产，也带来了两性关系的弱化）。如果家大业大，那么需要人手就多，很多亲戚都会纳入家族的范围。这还引发了两性关系的保守、拘谨。除了干活、大概夫妻间也没什么可以交流的，男女有别的强烈的约束力大概也是由这因素吧。

第八章和第九章礼治秩序、无讼

这里从整体开始讲述维持乡土社会中的秩序所用的力量。

人治与法治的区别不在于人和法，而在于维持秩序所需要的力量，和所依据的规范的性质。礼是乡土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与法律不同，法律依靠国家强制力，而礼依靠的是传统（社会历代积累的经验），人只要从上一辈那里继承并经常练习，读书笔记摘抄，便可以使用。传统在变动不多的社会里几乎百试百灵，而这也获得了人们的崇敬感，从而成为了人们自觉服从的事物。而在这里，符合传统与否也成了人们辨是非很大的依据，即所谓的“父老乡亲评评理”。而与依靠事实、证据、既定条文的法律不同，很多事情理说得过去，但不合法也是要被制裁。诉讼的解决方式和可能出现的不合“正义”的结果让人们对诉讼、律师等持有偏见。此外，现有法律的西方观念“人人平等、个人权利不可侵犯”等，也和传统社会里比如“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等伦理观念相差甚大。因此诉讼在传统乡村人民眼里成了丢人的事（就像日常中常说谁和谁都闹到法院去了，真是家丑外扬啊或者丈夫杀了妻子的情人，在乡亲看来是正义，但法律要制裁。）这也是是现代司法普及到乡村所面临的困境——如果只做到了制度、设施的普及，很可能是破坏了传统的伦理秩序来不及修复，又面临法律带有的弊端。

第十章无为政治第十一章长老统治

这是乡土社会特有的两种统治方式，大抵形成了统治者的无为统治和乡村基层自有的长老统治。关于权力的两种看法：横暴权力（依靠暴力、经济利益维系，偏重于社会冲突方面）；同意权力（侧重于社会合作，用荣誉和高薪来维持），而乡土社会的稳定使其横暴权力无处可使，而同意的高薪荣誉等依赖于被征服者的生产剩余，这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相冲突，过分争敛引发起义等活动，因而统治者学会了“养民”，以维系统治稳固。在财富剩余过多时加重收取，然后暴动，武力解决，如此循环。而“天高皇帝远”的中国。天子无力够到的地方，也有自发的秩序，这就是“长老统治”。被教化者要学习先于它存在的规矩，不是来自上述任一种权力，而是来自于幼长之序所决定的上辈的权力。这就是长老统治。这两者形成了乡土社会特有的中央、地方分决平时不影响的双轨统治方式。

第十二章血缘与地缘

血缘关系决定的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最稳固，也很少有人质疑。地缘关系是血缘关系的投影，（如籍贯多是取自父亲），血缘为主的乡土社会的活动限制了人们的活动（如熟人买卖不可做），而要改变这限制，最重要的是改为以地缘关系为主的活动方式，使得支配人们行为的首先是理性，而非感情。

第十一章名与实的分离

长老统治下所进行的教化在表面上是不可违背的，但受到社会发展的冲击，有些传统也会过时，那么为了维持稳定，后代是表面的顺从，而在实际中可以为其进行“注释”，即融入符合新场景的内容等。这就造成了乡土社会里名与实的分离，即传统的遵守是面子的事。这应该也是迎接新时代发展，乡村所不得不调整的困境吧。

十四章从欲望到需要

乡土中国读后感：欲望是自觉的，为了生存而满足的，乡土社会里的欲望经过文化熏陶，迎合了其中的人们生存的需要。而现代社会里，人们不可能依靠一成不变的传统满足自己，于是人们探索行为和目的的关系（什么样的行为可达到目的，而不是自觉地跟着欲望走），人们探索这种情况下的生存条件，不是仰仗原有文化已筛选过的不用探讨的规矩等。于是欲望转化为理性的需要，是分析的结果，不是自觉的。这也是日后的中国发展农村应注意的问题吧（如何改造）。不再详细探讨。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篇6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这是费孝通先生在本文中的第一段，间断的一句话，就将对乡土社会的研究上升到了对于研究整个中国社会极其重要的层面。

紧接着，费老便开始大赞人们在藐视乡下人土气时用的“土”字用得精妙，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中的是最普遍的谋生方法……中华民族确实与土有着深厚的感情，从半坡、河姆渡开始粟稻种植，中国社会就一直沉浸在与世无争的小农经济之中。农业成为维系社会的经济支柱。在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土’成为与文化紧密联系的东西。”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对于这个“愚”字，作者认为，多数人都陷入了认知的误区。许多人都把“愚”当作是乡下人“智力缺陷”的代名词，而事实上，乡下人之“愚”只不过是一种对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缺乏”而已。费老在文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乡下人在面对汽车到来时不知如何是好，还有一个是城里的孩子故作聪明地将包谷喊成是小麦。这两个例子很轻而易见地就说明了那个所谓的“愚”只是见识问题，与智力有何干呢？继而费老很自然地过渡到了“文字对乡土社会必要性”的`问题。作者概述了“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功能和作用，再就乡土社会生活的特性特征对该问题进行的深刻的论述。在“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联系都是很频繁的，并且时常处于面对面的直接性的沟通交流中，这就使得作为人类交流沟通媒介的间接载体————“文字”在乡土社会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从空间上对该问题进行了说明。

而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文字”作为一种经验和知识的传承媒介，在乡土社会“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的特质下，也不能发挥其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对“记忆”的强调和“代代相传”模式的阐述，从时间上，说明了乡土社会绝非必要“文字”。总结两章，我们可以看到，文字的发生和使用也有其特殊的背景。在乡土社会这一基层上，“语言”似乎就可以代替“文字”的所有功能了。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的格局上，熟人社会的面对面亲密接触和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的生活，都使得人们没有用“文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生活的需要”。最后作者指出：“只有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到了今天，文字的普及工作似乎已经比较圆满的完成了，那中国的基层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呢？答案是肯定的。随着科技在农业中的普及和应用，乡村和城市间沟通的加强和频繁，“城乡一体化”建设格局的规划，使得中国的基层已经远不同于费老先生《乡土中国》中的基层了。只是现在的所谓乡下人看到汽车就像看到自行车一样频繁，根本不存在不知如何是好的问题，到时还有些所谓城里人至今还不知道包谷和小麦有何区别，不过，这自然是题外话了。

“以‘已’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这就是费老在文中解释得差序格局的经典形象，为了更好的显现出“差序格局”的特点，作者又引入了西方“团体格局”的概念，并深入到中西方文化背景和根源的差异中去解释。他将西洋社会的类型称为团体格局，若干人组成一个个团体，就像一捆捆扎起来的木柴；将中国乡土社会的类型称为差序格局，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按亲疏远近向外扩开一圈圈的社会圈子，就像石头投入水中荡起的一圈圈波纹。这种差序格局中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那样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作者把社会关系的这种一轮轮波纹之间的差序称为人伦。

中国人讲究人伦——君臣、父子、夫妇、长幼……讲的是一种差等关系，这种种差等关系各自有它们应该遵守的规则。在这种差序格局里，个人与他人的交往便是以“人伦”为基础的。当个人以自己为中心，“推己及人”，形成一圈圈的社会圈子时，这圈子是可大可小具有伸展性的。人们往往根据其实际需要而相应扩大或缩小其圈子的范围。正因如此，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概念是模糊的，小的时候父母子女是一个家，大的时候可以囊括伯叔等，甚至大至整个家族。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篇7

下面将《乡土中国》中几个核心概念结合当前中国的某些现象进行分析。

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对比西方在法律框架下人人的自由与平等，中国社会则多了许多“人情味”，这种“人情味”通常无法用法律来解释，而是在礼俗与道德的支配下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拿当前中国最热的“看病”而言，它始终牵动着中国老百姓的神经。本来有病去医院看病，医生履行自己的自责，然后药到病除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但是中国社会却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即给医生塞“红包”。病患以“红包”为媒介重点在于拉近了与医生，从而和医生建立某种关系，混成熟人，而另一方面，医生往往也是对于那些“熟人”似乎更为体贴，相反如果是“陌生人”医生则更偏向“铁面无私”，不但要求病人做各种身体检查而且在开药问题上也较少考虑病人经济负担。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这种熟人社会的文化在于，对于熟人，大家知根知底有事好商量，做事情也留有余地，免得他日山水再次相逢时难以说话，相反人们对于陌生人的态度则生硬得多了。所以在这样的熟人文化下面，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看病要找熟人，不熟的也要混熟的原因了。其实在中国社会，何止单单“看病”如此，各行各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熟人关系”，“熟人与关系”是法律制度以外，维持中国社会运行的另一套规则，即“潜规则”，作为一个在中国社会生存的人，如果单单依照法律制度和程序来办事是绝对不够的，须知法律背后还有规则，唯有懂得这些规则才能在社会中如鱼得水。

如果说“熟人社会”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描述，那么“礼治秩序”则是这种熟人社会背后的机制，这种机制是说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做得对。这种礼制其实是融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最明显的是我们从小到大被教导的长幼要有序。我体会最深的是每次放假回家或者准备出远门，家人总让我去拜访家里的长辈，我想这正是礼的一种体现。有了礼就有了秩序，就不会乱套。所以我们餐桌上有礼，我们仪式上有礼，我们逢年过节有礼。有意思的是，中国社会的这种礼很难用统一标准定位的，因为各地各乡的风俗不一样，汉人和少数民族的礼也大相径庭，但是这并不妨碍礼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发现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传统的礼节已经简化，很多现代人甚至不知道现行礼节的来源，但是礼的现象却依然存在着。应该说从礼制秩序入手，结合生活情景是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的国情、切透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在中国把握了礼数，就能融入熟人社会，但是礼的学问学校并没有教，也教不全，而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积累。

《乡土中国》虽然侧重描述中国乡村基层生活的特性，但是也勾勒出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和国民性格，透过《乡土中国》这本书，我们不仅仅了解到了中国的农村，更深刻地体会到我们文化的根基，反身自顾时更能发现身上的“土性”，这种土性恰恰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对土地的依恋的根源。“土性”也派生出这样一些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元素：乡愁、家园、落叶归根、安土重迁、房子。尽管千百年的岁月悠悠流逝，但是中国社会的这些特性却始终延续着，乃至今时今日纷纷扬扬的房地产话题，也能从《乡土中国》这本书当中找出文化根源。应该承认，作为一本学术著作《乡土中国》虽然篇幅不多，但是呈现出来了丰富充实的内容和深刻悠远的意义。这也反映了费老深厚的理论修养和严谨实地调查的求实态度，所以我在为书的内容给自己带来启迪而致谢的同时也对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学术精神深表敬佩!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篇8

读费孝通先生之《乡土中国》，虽仅粗读了一遍，但已收获颇丰。接下来谨从“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三个部分简略谈一些话，有发自内心的感悟，也有引名家之言作为支撑，思路混乱，望谅之。

在读到开头，我就被费孝通先生对于教师这一光辉职业的看法所吸引，特于此引先生之言，此部分算个开头，大抵是和“乡土中国”这个名词无关的。“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学习，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作为教师的人就得带个头。”费孝通先生作为大儒大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提及在当今看来都如此前卫的观点着实让我惊讶。初读此书，竟难有陌生之感，若非书中所述之人、之事、之言皆为早期之物（此处的早期可追溯至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我都难以发觉此书出版至今已有七十余年。

先生在序言中提到，他做出了一种不成熟的、局限于客观条件的尝试。“尝试什么呢尝试回答我自己提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按先生所陈观点，大抵可以说乡土中国，是生长在中国基层的传统社会的骨子里并从骨子里散发出的能够影响、支配、作用于中国社会的体系之说。那么接下来，我将说一些关于乡土中国的“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方面的内容。

谈及“乡土本色”，农耕应该可以是我们民族确和泥土分不开的文明乃至成就，它深刻地存在于我们的观念之中，不论时间、不论区间，我们的思想中总会对农耕青睐有加。耕作离不开土，老农也就如半截身子长在了土里。从土里长出来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会受到土的束缚。土如同中国众生的血液，联结了上亿人，像宗族血亲般，只是各立门户，各具情结，其差异最重表现不外乎地域上的、以山川河流勾勒分壑的各自乡土文明。

但其中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与工业文明及游牧文明不同，中国的群居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的是上千年的农耕社会所独有的一种聚合性的生产特征和扎根于土地的文化乡土气息。因为农耕，所以人口流动性很小，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域性的。而说到这种乡土社会，可以说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无需选择的生活环境，意味着没有陌生人的规模内的社会，逐渐形成了中国格局地域特色又充满浓厚人情的乡土社会。费孝通先生特此提出在乡土社会中法律（也可以说是成文的规则）是无从发生的。乡土社会的信用并非对于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论“文字下乡”时，费孝通先生着重强调了农村人（一为乡下人，无贬义之意）并非无学习文字之天赋，实为乡土社会是个面对面的社群，在这个社群的范围内有惯常使用或约定俗成的特殊“语言”，或称为“方式”，文字在表达意思时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并非在乡土社会中最为合适的交流方式。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不是传情达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再论文字下乡”算得上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社会中文化符号之基础与其发展的补充。我个人对费孝通先生所提及的“先有了语言，构建了交流的象征体系”的理解是：先有象征体系再有概念，然后积累经验，在唯物论里是不成立，但在文化中这种认识是可行的。象征即是语言，先有了说，才在后来有了存在的体系，之后再有了概念和经验的出现及积累。我个人认为，说是对现实事物的客观反映，不管真不真实，它都是对存在着的客观实在的一种带评价或不带评价的映像。如果从这一点出发，费孝通先生所表述的象征一说就不是唯心之论了。

最后，对于费孝通先生所提及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乡土社会作一个我个人的理想想象：每个人都生活在宁静祥和的环境里。这环境不大，可以说小到了每个人都朝闻夕见、熟似亲缘，他们之间无论交流与否，也不管来往与罢，对其生活的氛围及环境都无任何丝毫的影响，每一个人都活在这样的状态中，静听着窗外风起枝曳、鸡鸣犬吠，仰着云卷云舒、繁华落寞，仿佛这乡土的一切就是一种永恒，惟此中沉醉。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篇9

(一)在“男女有别”一节里，提到oswaldspengler曾说西洋有两种文化模式，一是apollonian亚普罗式的，一是faustian浮士德式的。前者认为宇宙有一个超自然超人力的秩序，人只能接受它，维持它。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后者认为冲突是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费老认为乡村社会是前者，现代社会是后者。

且不说是不是，我对这两种文化模式很感兴趣。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只不过是对理想世界的拙劣的模仿，还有圣经中对于原罪的解释，原来都是前一种思想的表现;而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人生观，“生命是障碍的克服”，苦难越大，生命力因之越强，生活的意义因之越深。这里面隐藏了一个结论就是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结果无非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进而推论，我们不是要得到更多而是要经历更多，这就是存在主义者加缪的观点——不是生活得更好，而是生活得更多。

(二)对于男女感情，费老又说“浮士德是感情的象征，是把感情的激动，不断的变，作为生命的.主脉。”“最后的统一是不会完成的，这不过是一个求同的过程”“男女的共同生活越是向着深处发展，相异的程序也愈是深，求同的障碍也愈是强大，用来克服这阻碍的创造力也需更强大，在浮士德的立场说，生命力也因之愈强，生活的意义也因之愈深。”

费老这里说的是性别差异带来的异性吸引力和爱情。我不由想到我们在感情中体会到的爱情，如果抽去了表层的性欲和生活，其实就是这种依恋感，这种恨不得和对方变成一个人的冲动。卢克莱修说“情人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情爱的牙齿顶着牙齿，但他们不能在另一方销魂，也不能成为另一个自我。”正是这种永远不能克服的距离产生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很多人难以体会这种本质的爱情，甚至用性或者“在一起”代替爱情，无疑是对爱情的肤浅的理解。

(三)在“礼治秩序”里，费老认为中国社会既不是法治也不是人治，而是礼治。若是法治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私情和冤案发生，若是人治就不会有那么多位高权重的人总说身不由己烦恼重重了。中国社会的人们是依照多年以来形成的传统习惯生活行事的，不管处于什么地位，都得按照这些规定行事。儒家说“克己复礼为仁”是个最好的例证。

(四)接着，在“无讼”里，费老接着推论，既然是礼治社会，那么礼就不仅仅是礼貌，不懂礼就简直是个道德问题，如果有官司非打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规矩。中国乡土社会的理想是没有法律和政治的，因为一切都按照祖先流下来的规矩进行，政府的统治以教化为主，“苛政猛于虎”;来到这个世界的新生儿自有父母教化他们适应这些规矩。这就实现了“无为而治”的理想。

我想到在我的家乡，很少有争端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的，家务纠纷或者两家发生了争执，一般都是找村里能说会道的“明礼人”来“评理”。很少有人想到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打官司被认为是“丢人”的，不管你有理还是无理。当然过了这么多年，中国农村的乡土性已经有所稀释，乡村里的家长和长老们的影响力慢慢下降，村里以前经常为人评理的人现在只不过是个婚丧嫁娶仪式的主持者，平时喜好赌博，在乡亲中已经没什么威信。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篇10

这样的经历，让我看到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开篇的：“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时候，对这个“土”字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尽管《乡土中国》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六十年过去了，中国社会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传统生活离我们很远，但是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到了今日仍然牵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那种“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正是中国人民浓浓乡土性的体现！

从结构上看《乡土中国》包含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与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十四篇论文，其中“中国社会是乡土性”这句话，是本书所有内容的出发点。围绕着“乡土性”，作者从语言文化、人际生活、道德、经济与社会风尚、政治统治与法律、身份与风尚、社会发展这些角度谈论乡土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但涉及到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与中国国民的性格，还向读者们揭示了一个宏大的社会图景。

首先是《文字下乡》，在这一篇中，作者从空间的角度辨明“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自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联系都是很频繁的，常处在面对面的直接性的交流中，这使得作为人类交流媒介的文字载体在乡土社会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所以作者指出“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认识几个字也学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在《再论文字下乡》中，作者从时间的角度分析乡土社会文字的不必要性。首先，文字的产生是因为人与人在传递信息过程中遇到了时间和空间的阻碍。时间的阻碍包括个人的今昔之隔和社会的世代之隔。就今昔之隔而言，一个在乡土社会中的人所需要的记忆的范围本身很狭窄；就世代之隔而言，乡土社会是一个很安定的社会，人在熟人和熟地中长大，个人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要积累，只需要保存。所以在稳定狭小的乡土社会里面，只靠说话而不依赖于文字和书籍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的。

《差序格局》的开头作者说私的毛病在中国比愚和病更加普遍，这里所谓的私是一个群己人我的界限怎样划分的问题。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面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一个一个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所以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这点恰恰和现代西洋团体格局形成了对比。西方社会在团体格局之下，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之上，而且与基督教的宗教观念相关，虔诚和信赖是其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平等和神对每个人的公正是其二。所以作者在《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中指出，差序格局下的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不分差序的兼爱，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一切的普适标准，也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楚了对象是谁，和自己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能拿出什么标准来。

《家族》篇说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不限于亲子，可以顺着父亲系这一方面扩大，在结构上是一个氏族，家是一个事业组织，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家的大小依着事业的大小决定。中国的家是一个连绵延续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夫妇是配轴。讲究效率的事业，排斥夫妇之间的私情。不光是性别，不同的年龄组之间也保持这较大的距离，这是把生育之外的许多功能，拉入家庭社群中的结果。

在《男女有别》中，作者指出，乡土社会不需要新的社会关系，更害怕旧的社会关系被破坏，而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即接受同一的意义体系。所以乡土社会中的家庭男女似乎只不过因为生育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太多的感情上的交流和气和，而真正感情上的交流更倾向于同性之间的展开，这也使得乡土社会的感情生活同性意味较强，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总之，“乡土社会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一个安稳的社会”。

《礼治秩序》篇说所谓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在于人和法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礼治的可能性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个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礼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所以在《无讼》中提到，在乡土社会中，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择狱。讼师是没有地位的。乡村里的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维持礼治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心里的良心。所以礼治秩序更注重修身，注重克己。《无为》篇中，作者提到两种权力。一种是横暴权力，它是指权力是冲突过程的持续，是统治者的工具，存在于阶级斗争中。乡土社会中，横暴权力的基础不足，因为农业的剩余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分摊。另外一种权力是同意权力，它的基础是社会契约，是同意，社会分工越复杂，这种权力范围也就越扩大。但在乡土社会中自给自足，分工有限。所以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名义上是专制和独裁，但从人民的实际生活来看，却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无为而治的。此外乡土社会还有第三种特别的权力结构，它是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中，是教化性的权力，即长老权力。《长老统治》中提到，人生如逆流，总得接受一番教化，使他能在众多规律之下，随心所欲而不碰壁。不过，被教化者并没有选择的机会，他要学习的那一套文化是先于他而存在的。教化的过程是替代社会去陶炼出合乎一定文化方式中、过全体生活的分子。教化性的权力在亲子关系里表现得最明显，但扩大到成人之间的关系得有个稳定的文化，这种文化就是儒家提倡的长幼有序。所以我们客套中相互询问年龄不是偶然，这礼貌正是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里相互对待的态度就是根据长幼之序，长幼之序也点出了教化权力所发生效力。

《血缘和地缘》篇中说，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的，生育没有社会化之前，血缘作用的强弱似乎是以社会变迁的速率来决定。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在亲密血缘的乡土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这种社会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系的，是相互馈赠式的。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如果说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那么地缘就是契约社会的基础。

《名实的分离》：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容易产生文化英雄，他们提出想法获得信任，时势造就权力，作者把这第四中权力叫做时势权力。传统中国以教化权力基础的长老统治不能容忍反对，但是社会在发展，旧的经验不可能完全解决新的问题，在社会变迁速度足够慢的情况下，通过对“注释”来为长权力注入变动的内容。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这样就变得口是心非，名实分离了。

《从欲望到需要》主要说在乡土社会中，人可以靠欲望来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行为的指导，发生了需要，因之有计划，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通过对篇章的分析，我们可以提起出以下信息：首先是乡土性作为传统中国最基础的特性，是因为农业和有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自于土地，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在土地上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形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社区的单元是村落。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乡土性还可以延伸出一些农村社会的其他特性，即从空间上看，是相对固定的，从时间上看，是相对静止的，从村落内人际关系上看，是熟悉的，从村落间的人际关系看，则是孤立的。《乡土中国》这本书虽然很薄，但是它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扇了解中国乡土生活的窗口，也我们找到了解中国社会的切入口，尽管我们国家正经历着城市化的过程，但是中国社会的根基仍然在乡村，某种程度上乡土文化仍然刻印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这样我们只要能抓乡土社会的某些特性，也就为中国社会很多现象找到了雏形。

下面将《乡土中国》中几个核心概念结合当前中国的某些现象进行分析。

1、熟人社会

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对比西方在法律框架下人人的自由与平等，中国社会则多了许多“人情味”，这种“人情味”通常无法用法律来解释，而是在礼俗与道德的支配下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拿当前中国最热的“看病”而言，它始终牵动着中国老百姓的神经。本来有病去医院看病，医生履行自己的自责，然后药到病除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但是中国社会却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即给医生塞“红包”。病患以“红包”为媒介重点在于拉近了与医生，从而和医生建立某种关系，混成熟人，而另一方面，医生往往也是对于那些“熟人”似乎更为体贴，相反如果是“陌生人”医生则更偏向“铁面无私”，不但要求病人做各种身体检查而且在开药问题上也较少考虑病人经济负担。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这种熟人社会的文化在于，对于熟人，大家知根知底有事好商量，做事情也留有余地，免得他日山水再次相逢时难以说话，相反人们对于陌生人的态度则生硬得多了。所以在这样的熟人文化下面，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看病要找熟人，不熟的也要混熟的原因了。其实在中国社会，何止单单“看病”如此，各行各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熟人关系”，“熟人与关系”是法律制度以外，维持中国社会运行的另一套规则，即“潜规则”，作为一个在中国社会生存的人，如果单单依照法律制度和程序来办事是绝对不够的，须知法律背后还有规则，唯有懂得这些规则才能在社会中如鱼得水。

2、礼制秩序

如果说“熟人社会”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描述，那么“礼治秩序”则是这种熟人社会背后的机制，这种机制是说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做得对。这种礼制其实是融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最明显的是我们从小到大被教导的长幼要有序。我体会最深的是每次放假回家或者准备出远门，家人总让我去拜访家里的长辈，我想这正是礼的一种体现。有了礼就有了秩序，就不会乱套。所以我们餐桌上有礼，我们仪式上有礼，我们逢年过节有礼。有意思的是，中国社会的这种礼很难用统一标准定位的，因为各地各乡的风俗不一样，汉人和少数民族的礼也大相径庭，但是这并不妨碍礼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发现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传统的礼节已经简化，很多现代人甚至不知道现行礼节的来源，但是礼的现象却依然存在着。应该说从礼制秩序入手，结合生活情景是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的国情、切透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在中国把握了礼数，就能融入熟人社会，但是礼的学问学校并没有教，也教不全，而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积累。

3、男女有别

《乡土中国》虽然侧重描述中国乡村基层生活的特性，但是也勾勒出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和国民性格，透过《乡土中国》这本书，我们不仅仅了解到了中国的农村，更深刻地体会到我们文化的根基，反身自顾时更能发现身上的“土性”，这种土性恰恰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对土地的依恋的根源。“土性”也派生出这样一些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元素：乡愁、家园、落叶归根、安土重迁、房子。尽管千百年的岁月悠悠流逝，但是中国社会的这些特性却始终延续着，乃至今时今日纷纷扬扬的房地产话题，也能从《乡土中国》这本书当中找出文化根源。应该承认，作为一本学术著作《乡土中国》虽然篇幅不多，但是呈现出来了丰富充实的内容和深刻悠远的意义。这也反映了费老深厚的理论修养和严谨实地调查的求实态度，所以我在为书的内容给自己带来启迪而致谢的同时也对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学术精神深表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