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读后感篇1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曾说，一旦你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你就很难去想其他问题了。的确，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吸引了很多经济学家的关注，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破译经济发展的密码。身为中国经济学家的我们，一旦开始思考中国的转型和发展，也很难去想别的问题了。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好走过了四十个春秋。在过去四十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从世界最落后和封闭的国家之一，跃升为一个GDP居世界第二、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纵观二战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真正成功实现经济赶超并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实际上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没有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经济上反而陷入了某种“发展陷阱”：要么是“贫困陷阱”（如非洲国家），要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如拉丁美洲国家）。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东亚的发展模式，可以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经验和理论素材。

张五常曾经说过，对于中国的发展，最应该问的问题也许是，“中国做对了什么”。由中国的经济学家来系统总结中国的经济改革经验和思考面临的挑战，是理所当然的。《大转型：中国经济改革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书旨在回答“中国做对了什么”这个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回答“中国还需要做什么”。

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问题，就和经济发展问题密不可分。经济学家和国际机构为此提出了各种方案。其中一种代表性的方案是由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提出来的，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有四个支柱，一是“私有化”，即界定私有产权；二是“市场化”，即让市场发挥作用，将“价格做对”（GettingPricesRight）；三是“稳定化”，即控制财政赤字和避免通货膨胀；四是“自由化”，即减少对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干预。这四个支柱看上去都非常合理。但今天尘埃基本落定，推行“华盛顿共识”的苏东（苏联和东欧）国家经历了经济衰退，其中有些国家至今仍未恢复元气。而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的中国，却取得了人类发展史上令人瞩目的奇迹。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中国过去四十年在经历漫长经济停滞后重新崛起，其背后的转型和发展路径值得探讨。

四十年前，一个无比艰难的历史使命摆在中国人民和领导人面前：彼岸何在？如何到达彼岸？对这两个问题的探索长期贯穿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

计划经济是二战后人类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但在中国和苏东都遭遇了失败；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型。在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的中共十四大上，中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但在此之前，远在苏东剧变之前，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就已经开始了。

理论上，现代经济学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此岸”和“彼岸”：在计划经济中，没有市场和价格机制，经济的组织按照中央计划来协调；而在理想的市场经济下，所有的市场（包括各种产品的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都是完备的，只需价格机制便可以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政府只需要提供必要的公共品。

但没有一个现成的理论告诉中国的领导人，如何从“此岸”到达“彼岸”。

在我们看来，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有两个本质的区别。首先，与市场完备的发达经济体相比，发展中经济体的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往往是缺失的，或者即使不是缺失的，也是高度不完美的。第二，从技术水平来说，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水平往往远离世界技术前沿。市场缺失意味着存在帕累托改进和政府干预的可能性；远离世界技术前沿意味着它们可以学习或者模仿现成的技术，而不需要通过自己的创新和研发活动来创造新的技术，于是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更好地组织资源、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发展。这与早期的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提出的“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构和相应的经济组织方式应该不同于发达经济体”的思想也遥相呼应。

在这两个基本条件下，与苏东的休克疗法不同，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独辟蹊径，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战略、策略和治理结构。

第一，在整体的改革战略上，中国采取了渐进式方案。这种实验式改革方法是务实和有效的。如前所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现成的规律可循，所以中国这种试错式的改革也符合科学发现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是中国的政治家、企业家、学者和民众发现转型路径、发现市场、发现新世界和新生活的一个过程。

中国的经济改革最早是从农村部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这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还为1984年起城市部门的改革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因为农业发展为城市部门的改革提供了生活必需品、投入品、劳动力和市场；当然，农村的改革也可能是政治上最容易推进的。

价格双轨制作为一种价格改革的思想与方法，是在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被提出来的。不过，中国在1980年代初其实就在工业生产部门经历了计划与市场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所以双轨的体制其实贯穿了整个1980年代，并几乎延续到了1990年代上半期。这种帕累托式改革的双轨制，总体上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开，1990年代中期后，市场化改革得到了全面的推进，尤其在财税、金融这两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第二，在具体的发展策略上，中国采取了扭曲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将价格做错”）的政策。市场不完全，尤其金融市场不完全意味着，仅仅依赖市场不能够实现经济中有效的资本和投资水平。而政府压低工资和其他要素的价格，也是一种资本积累的方式。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压低了均衡的工资水平，城市政府压低了工业地价等，促进了企业的资本积累。最近的经济学研究表明，在经济转型和追赶的发展阶段，这样的策略是给定约束条件（尤其是金融不完全这个约束）下最优的发展策略。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独特的政治治理结构特别有助于实施这种发展策略。

第三，中国转型迄今为止的成功与中国独特的政治治理结构密不可分。与俄罗斯等转型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分权是在大的政治架构不变、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地调整相互关系的过程中实现的。从1970年代的放权让利到1980年代的财政包干体制，再到19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如何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仅始终是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也是整个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与中国独特的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相结合的治理结构分不开。从这种分权式改革中得到的更一般的经验是：对经济转型而言，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做对价格”，因为在市场不完备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存在正确的价格；这个发展阶段，更重要的是“做对激励”（GettingIncentivesRight)，因为激励机制是经济发展中更为深刻的主题，价格机制只不过是激励机制的一种方式而已。

经济结构（如分权程度和整个经济体的组织结构）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改革绩效的巨大差异。分权式（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改革，不仅硬化了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而且还促进了地区之间的竞争。中国的M型经济结构（资源按照“块块”来配置）使得经济可以在局部进行制度实验，地区之间的基于GDP单维度的标尺竞争，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反映地方政府绩效的有效信息，并且使得经济体更容易抵抗宏观冲击；相反，俄罗斯的U型经济结构（资源按照“条条”来配置），则不具备这样的经济结构收益。这种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解决了政治体系内部经济发展的激励问题，根据经济学中著名的蒂布特（Tibout）模型，相当于创造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公共品的竞争性“市场”，解决了公共品提供不足问题。的确，过去四十年中，地方政府在发展基础设施、市场化、民营化和城市化方面功不可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之后，地方政府推进了大规模的国企民营化，中国经济才开始真正起飞，目前民营经济已成了中国经济的主力军。也许，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表现，张五常称这是中国最好（妙）的制度。

第四，中国转型迄今为止的成功与中国独特的社会治理结构密不可分。政治集权、经济分权这种治理结构下地方政府之间基于GDP的单任务锦标赛（Single-taskTournament）解决了中国公共品的市场失灵问题；在私人合约和治理方面，基于重复博弈的自我实施的关系型合约，则缓解了市场缺失和中国正规法律体系不完善的问题。这种关系型合约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关系型合约是政治家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型合约，在市场不完全的赶超型经济体（如德国和东亚模式下的经济体）中，政治家和企业家之间都存在这种关系型合约（在东亚模式中表现为“产业政策”）。这种关系型合约，作为一种“次优”（约束下的最优）的制度安排，可以弥补市场的不完全，促进经济发展。从早期的乡镇企业到后来的各种政企纽带，其实都是这种关系型合约的表现。

第二个层次的关系型合约，发生在不同的微观主体之间（如企业与企业之间）。近年出现的一些新文献研究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非正式制度基础。这些研究发现，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对于缓解信贷约束、分担风险、分享信息，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作为一种次优的制度，促进了民营经济的成长。这些基于关系型合约的治理，由于不需要建章立制的固定成本，特别适合市场范围较小、相关市场缺失的情况。而中国根深蒂固的社会网络关系为这种非正式制度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有意思的是，回过头来看，中国改革的策略和治理结构暗合着经济中的次优理论。次优理论是指，如果经济中存在很多扭曲，那么消除其中的一个扭曲或者几个扭曲（只要还没有消除所有的扭曲），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差而不是更好。举个形象的例子，某家的房子着火了，同时水龙头也关不上一直在流水。这时候如果试图将水龙头修好关上，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对一个经济体来说，特别是对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来说，亦是如此。经济中存在很多扭曲，很多市场都是不完美的。这种情况下，出人意料的是，人为增加一个扭曲，反而可能会促进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上面提到，当金融市场不完全的时候，再扭曲劳动力市场就是一个例子。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对于中国的问题，如果仅仅从“局部均衡”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管有意识地还是下意识地，中国的领导人似乎深谙一般均衡下的“次优理论”的逻辑。

《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读后感篇2

我平时比较关心国家的发展，私下里也曾把中国国内发展与外国的发展对比了一下，但只是自己的浅肤的认识而已，自从看了这本书后，我发现有的很多认识太肤浅了，还有不少错误的认识，由其是里面有很多新视角、新思维、新观念的值得我们去关注，特别是开卷第一章就从“不再误读自己”说起，总结了中国崛起这个不争的事实，作者是深谙中国人谦虚谨慎、韬光养晦的秉性的，告诉国人，中国发展时至今日,我们已没有理由缺乏信

心。树立强大的信心是我们发展的思想基础，做为一名军人，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我们目前周边安全环境并不乐观，像、钩鱼岛争端、黄岩岛冲突等时刻提醒我们，军人的使命还很重，军人的责任重大。随着这些年祖国的发展，我们要对祖国充满信心，以客观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发展，去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我们平时看新闻读报对于、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这些目前中国存在的问题，比较关注敏感，就我们连队来讲很多战友平时比较喜欢谈论这些问题，对此，我通过看阅读这本书之后，我自己不但明白了这些矛盾产生的问题由来，更重要的是通过我的学习，可以给战士讲课时引用其中，做好官兵的思想引导工作，让官兵们明白这些现象在是发展中存在矛盾必然性，通过引用书中不同国家的对比分析，告诉官兵这既是发展中的矛盾，也是许多发达国家还没有解决的普遍矛盾，正确看待这些问题，寻找心理的平衡。

当我读到作者说“为百年屈辱史所累的国人当下的问题，就是太不自信。”时我体会是，目前，社会出现各种不安定的因素很多，大多是来自自己的不自信，在我们连队也是一样，很多战友谈英国如何的好、美国的如何强、政府如何忍让等等问题时，这就说明我们官兵中多少存在对自己国家的不自信，就像面对

“半杯水”，很多人只看到空的一半，而看不到满的那一半。殊不知，困难是要解决的，但需要一步步来。正是有了发展，才能有谈下一步问题解决的资本，殊不知，中国才发展多少年，美国和西方国家发展了多少年，中国发展这么快的速度完全证明了我们的发展模式是正确的，因此，读完这本书后我要告诉我身边的战友、朋友你们应该对我们国家要留有足够的信心。不肯定这一点，下一步的发展就是无源之水。过去承认中国落后是实事求是，今天承认中国的巨大进步也是实事求是的。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应该做一些未雨绸缪的长线思考，我们需要新的大国意识，需要自己的话语权，需要更加理性从容的国民心态。中国崛起至今日，我们应该确立自己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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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读后感篇3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开始实施中国模式。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自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效果与和成绩，比如：若以国家政权作为出发点，那么中国模式的头等功绩便是保障了中国共产党之不被挑战的唯一执政党的地位，且国家政权的综合实力呈持续、显著地增加扩张趋势；若以全中国为着眼点，且不计较官和民之间的差别，也不计较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差别等，则中国模式所带来的高速度经济增长效果使其成为“亚洲增长模式”的又一个成功典型。但“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模式在达到这些令我国人民颇感自豪的成就之同时，也必然付出了各种各样的成本或代价。

一、中国模式的内涵

中国模式所描述的对象，是指在过去的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中，逐步客观形成的轨迹。这个客观的轨迹，其中一部分是中国改革的决策者和参与者意图想要实现的目标与效果，但是中国模式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指的是，在非常复杂的主客观环境之间的持续互动中，那些非刻意的结果，它们不是被主动设计、故意制造出来的，而是最后在客观上演变而成的。因此，我们所讨论的中国模式，不仅仅是一部分人的主意、提议、政策策划，还是主观意愿与客观情势之间互动最终导致的后果；它不是一个事先设计完毕、按照这个设计打造成形、固定不变的结构，而是一个持续演变的过程。

二、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

目前的中国模式还只是一种正在探索和形成中的社会发展模式，还处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因而，其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问题与挑战。

（一）生态环境不容乐观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中国模式的高速度增长是建立在不可持续性发展模式的基础之上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与低产出、低质量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给我国带来了自然资源和能源消耗过度、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生态破坏极为严峻等问题，这些都给自然资源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也使得人与自然的发展矛盾日益突出。

目前，我国的大气污染状况十分严重，水体污染方面也是每况愈下，污染有从城市向农村扩展的趋势，直接威胁到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而我国当今还有一个更加难以解决的污染问题：土地污染。据环境保护专业人士声称，土地里面含有大量的农药化肥、城市生活废物以及由于工业污染而渗透进土壤里的重金属。土地受到的严重污染，尤其是工业废水的渗透、重金属的深入地下，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以解决的问题。所有的这些污染最后都会体现在食物链之中——食物种植、水产养殖、动物饲养、食品生产这一复杂的过程之中。想想2008年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我们就不难认识到我国食品污染的实际严重程度了。

（二）社会问题不断凸显

1.相对弱势群体

中国模式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即不可被忽视的社会相对弱势群体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发展是建立在对相对弱势群体进行持续不断地剥夺乃至掠夺的基础上实现的。当然，这个剥夺与掠夺主要是从相对意义上来说的，即相对于有正式户口的城市居民来讲，农村居民、普通农民是被掠夺的主体。

2.贫富分化问题

贫富分化的产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然出现的副产品，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贫富的相对差距会越拉越大。就目前而言，社会张力已经积累到了令人警觉的程度。

社会两极分化的结果之一就是社会冲突的必然扩大：贫富差距的拉大带来社会人员结构的两极分化，富裕与贫穷的差距逐渐形成两个对立的社会阶层，冲突也会相应增加，所以极容易产生仇富心理，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三）政治体制亟待改革

1.政治体制改革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但政治体制改革却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也是大多数专家学者普遍接受的观点。中国的很多社会问题以及不稳定因素，如权力的过分集中和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而言，要归因于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因此，我们要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形成与经济体制相适宜的政治体制，实现经济与政治的同步、协调发展。

2.政府主导引发弊端

我国现有的市场经济体制格局，它的形成是与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在很大程度上讲，我国形成了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表现为政府控制的资源多、政府的管制过多、政府干预经济过多。

政府主导，即意味着政府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妨碍了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形成，破坏了市场秩序和社会公正，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政府主导，必然形成以GDP为中心，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忽略了解决市场环境、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的缺乏问题，从而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政治权力以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与重构，矛头便指向了存在严重弊端的现行政治体制。那么，对于它的改革必然会直接触及到依附于该体制的当权者的既得利益，于是这便增加了改革的难度与复杂性。所以我认为，这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同时也是中国模式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

《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读后感篇4

作者在这本书中对我国的民主化走向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相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政治上的表现往往为许多国外学者抨击。在民主作为一种国际共识，甚至是普世价值的情况下，中国能够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如何对现行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可以说，作者对于民主的本质及其表现以及中国民主化道路的见解独到。业已存在的关于民主的论著中，民主从来都是西方语境下的。结合西方的民主实践，这种民主就表现为多党竞争、议会制、选举制等。如果以西方民主的视角来看中国的民主无疑会得出比较悲观的结论，因为从我们政党与国家的这种关系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在中国所有经历过的历史政体中，我们没有民主的实践，不曾有民主的启蒙，如果不去实行西方式的民主，那么我国的民主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在很长的时期内，关于民主政治的实现并没有列入政府的政治改革进程之中，这也是我国政治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东欧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可以发现，旧的非民主的国家制度在激进的民主化改革中迅速的被摧毁，但是新的制度却并不能随着旧的制度的解体而构建起来，从业引起了政治上的动荡局面。这些国家民主化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在国内一系列制度还没建立起来的时候强行推定国家的民主化改革，郑永年称之为“外推式”，而中国并没有盲目的推行民主制恰恰是我国稳定的一个重要应诉，在民主化制度建立起来以前，有一些制度必须要提前建立，以承受民主化改革带来的急剧增长的社会动员。所以中国的民主一定是“内生的”即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利益的队员化发展催生出民主机制来实现各方利益的妥协。

关于农民与民主以及中国的乡村自治民主实践，笔者认为是最精彩的一部分。在西方的语境中，农民阶层从来不是民主的推动者。西方的民主的实践一开始是资产阶级以经济的力量向君主贵族阶层身份特权挑战，工人阶级以组织以及人数的优势要求分享政治权利，农民只是一个被动的被动员阶层。但是在中国，民主的最开始的实践却是从农民开始的，即农村的乡村民主自治制度。作者认为通过这种乡村民主的向上推移大抵上可以看出我国的民主化路径，即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发展道路。这也是17大报告中提到的要发展的两种民主的形式。作者显然对中国的这种民主实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乐观精神，但是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疑惑。

1）虽然农民阶层的自治独立被作者认为是农村民主实践可行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也同样要看到，农村并没有纳入到我国正式的行政组织体系的机构之中，也正是这种独立自治的地位才被赋予了民主选举的形式，而一旦这种民主形式被用到正式的、更高层次的政权体系之中，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上级对下级的控制将会及其困难。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这是中央政府所不愿意出现的一种情形。

2）农村特定的环境决定了自治的形式到底具备多大的民主价值。农村社会依旧是人情化的，松散而缺乏组织性的，利益的主体比较单一，利益的纠葛就比较少。民主在多大程度上是解决集体问题的方式呢？政府给予了村民自治的权利，或许在哪里民主只是闲暇的自娱自乐而已

3）村民自治的最普遍的表现形式是村民自己选择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并不作为一级政府，基本没有它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是服务，农民对它不存在依赖性，这样到底谁当选又与农民本身有多大关系呢？如果选举的人是与自身利益无关的人，如何保证选举的理性要求。所以，虽然作者把乡村民主作为中国民主化的开端，但这种形式的民主到底要经过多长的时间被运用到真正的民主化改革之中还是一个不容乐观的事情。

《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读后感篇5

《中国模式的经验与困局》的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多年来，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广泛的影响。

在本书的封面写有一段话：“在国家建设问题上，中国并没有什么模式可以仿效和追求。不管怎样最重要的不是从任何主义出发，来做些无结果的理想的实践，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政治情形出发，对现行的制度进行渐进式的重建。“在这里，模式指事物的标准样式，主义是指人们推崇的理想理念、观点、主张。这段话表明，在郑永年看来,“模式”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是中国60多年发展的一个客观事实。中国的发展即是一个不断探索革新的过程，不是按照固定不变的某种模式来发展，而是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来做出调整，努力改进它，使之朝着更好的方向推进。

这本书由许多篇的文章构成，收集的文章之前曾在各种国际性或区域性的会议上发表过，大多也曾在中国的一些大学以讲座的形式发表过。这本书共有十二讲，每一讲即为一篇文章。每一讲都有其明确的主题，从不同角度入手，包括政治改革、政党转型、中国经济模式、国家权力的“中央性”和“人民性”、乡村民主等，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功之处，也指出了“中国模式“所存在的困局。在文章中作者穿插了许多横纵对比，并列举了一些成功的案例，为解决中国的”困局“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引人深思，颇受启发。

作者在每一讲，即每一篇文章中观点明确，思路清晰，逻辑严谨，认识深刻，分析条理细致、深入浅出，读过这本书收货颇丰。比如，

1、接触了一些从未接触的词汇并理解了其内涵。例如泛行政化：在中国，银行、政府企业、学校和研究机构都具备行政级别的。没有行政级别有利于人才的使用，把人才和行政级别联系起来，不是使用人才，而是在浪费人才。被使用的人往往被赋予了很多行政事务，没有时间从事专业，泛行政化是和专业主义相对立的。又如：新自由主义：指的是一种政治经济哲学，反对国家对于国内经济的干预。新自由主义强调一个极端：市场和私有化，它和传统社会主义相对，传统社会主义占据另一个极端，即政府和公有制。

2、认识到了中国存在的现象背后真正的问题是什么。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温总理提出“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因为没有了信心，经济活动就很难恢复正常。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信心，人们就不会去投资，不会去消费。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有责任激励社会的信心。又如，在中国，在国有企业领域，因为国家力量的存在，新自由主义不能发生作用，但在社会制度领域，新自由主义如鱼得水。原因很简单，社会制度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弱势社会群体，而弱势社会群体很难抵制新自由主义的侵入。

3、明白了中国“困局”的根源所在，以及它形成的过程。

4、懂的一旦清楚了我国的“困局“，对症下药可以有效地解决，但执行起来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对于3、4这两点的收获，举例如下：中国困局的根源——经济方面：过去三十年里已经形成了中国生产、西方消费的模式，即中国已有的是一个非消费型社会，发展的是外向型经济。要解决这种困局，即是要改进中国模式，推动中国从一个非消费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消费型社会是中国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来源），关键在于通过社会改革而确立社会制度，从而保障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读后感篇6

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地活跃起来、发展起来、繁荣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与经验，归根到底，是由于党领导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在90多年的长期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开创和发展起来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把当代中国引向光明未来的唯一正确道路。正是沿着这条光明大道，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解放与发展，社会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成就斐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实现了历史性跃升，我国正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新形象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实践有力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指引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理论体系。正是在这一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中和指引下，我们党领导人民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既不为任何风险所惧，又不被任何干扰所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成功地探索、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有力证明，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没有别的什么理论，能够指导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相兼顾、民主与集中相结合、活力与秩序相统一、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相促进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正是坚持这一社会制度，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和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以充分调动与发挥，我国的繁荣发展获得了持久活力和坚实根基。实践有力证明，只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才能为强国富民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

《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读后感篇7

民主国家的转型离不开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协调，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同时中央政令基本上到不了基层，或者越到基层，衰减越快，原因就是中央的“腿”基本上没有伸到基层，西欧国家实现这个功能付出了暴力的过程，而中国也经历了从“集权”到“分权”再到“部分集权”的过程，比如抓大放小，分税制，人事任免制度，国企改革等等。而社会政策最主要的就是社会福利政策，不过各国也有不同，比如卑斯麦建立的德国福利制度，主要是奖励工作表现和就业情况的，那些自由主义福利制度，特点在于验证程序，主要是为边缘人群和贫困人口而设立，还有一种是社会民主或者叫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制度，主要为中产而立。（我们的是什么？农村社保算不算？其实作者讲了很多，不过个人没什么感受，就忽略了，哥哥我苦啊！）

不过作者有一个观点得到我的赞同：西方社会科学的宏大叙述主要发生在18/19世纪，体现在诸如马克思、韦伯、图尔汉姆、斯密等社会科学家的著作中，他们都建立了宏大的社会科学思想体系。到了“二战”前后，西方社会基本上完成了中观叙述，即理论。当代的社会科学基本上都是微观层面或者是方法论上的检讨，基本上只能在这两个领域发现新的知识——总体来说，现代西方也是吃老本！马克思也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中国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只是把他生搬硬套解释中国的一切（这脸打的，啪啪啪的），以至于有外国学者说，今天西方研究中国是“研究的越多，知道得越少”，一句话，微观研究方法无法提出也无法回答中观和宏观的问题。

余英时发表过一篇题为《飞弹下的选举：民主和民族主义之间》批评中国通过煽动民族主义压制中国的民主政治；之后姜义华发表了一篇文章来反驳。总体上也热闹了一阵，不过西方一般一贯这样，众所周知的亨廷顿就把民主政治归于西方文明，认为东方或者文明与民主政治无缘（好吧！）。

基本上我有赞同，中国本无国家、民族主义情节，主要还是文化和家庭（家族）连接彼此。基本上民族和文化可以画上等号。我们有强烈的家庭感，确实很少有群体或者集体意识，而民族主义是一种集体意识。

关于人民主权和民族主权，我也不是很懂，所以略过了。

最后作者写了一章“中国要从新加坡模式学习些什么”挺有意思的，主要从新加坡三点经验供中国参考：政党如何组织权力？怎么维持权力？怎么有效使用权力？

权利集中本身是中性的，权力集中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标准（不就是吗？）。第一，新加坡融政党与社会，人民党具有社会开放性，吸纳精英，而我党的培养体系是封闭的，精英培养着异化成精英淘汰制，可能比以前的开科取士还要封闭（说的相当尖锐）。第二是政府和社会关系融洽，理顺“亲民”和“亲商”，而中国一直没有理顺。第三，反对党并不是民主政治的唯一标志。反对党是一种力量。多党竞争，选民才有理性的选择是个悖论，陈水扁，希特勒不都是选出来的吗？党内竞争也是民主，而竞争本身就是民主的本质。第四，领袖的作用。

《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读后感篇8

曾经网络上有个事情当做笑话讨论和很久，说是在外国人眼里，中国的人的奇怪癖好，其中一个是用筷子搅蛋，而国外基本上有专门的搅蛋器，后来还听一些“国外的月亮确实圆”的年轻人说起过。其实我也用过那种搅蛋器，发现还是没有筷子好用，一则可能中国人筷子用的很称手（当然相反的，外国人压根就不用筷子），二则其实用搅蛋器挺浪费鸡蛋的（当然相反的，外国人对此习以为常，并不认为是浪费，人家总是认为专门的事情总是要专门的工具）。后来慢慢年纪大了，也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不想着为了迎合别人的看法而违心的去做并不合适的事情，想来适合的就是最好的——一直用着筷子搅鸡蛋，也干得不错，做出来的鸡蛋也是香喷喷，品相也不错——那不就行了么？！

说正经的，在海的对岸，我党的阶级朋友李敖先生肯定赞同我的观点，他可能曾经说过：别理那些屌毛（相似的意思），中共做的不错，继续干！那些叽叽歪歪的人就是想看笑话而已！

好吧！开始说说郑永年的这本《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前边看的还算轻松，后边挺辛苦，有赞同，也有一些疑惑，更多的是因为自己本身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基础太浅薄，只能凭借一些经验和皮毛积累去理解。

本身郑永年并没有在书本里阐述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特征是什么？抑或是中国本身就是中国模式，他不偏不倚，就在那里，只是我们有些人，或者说是大部分人想歪了而已，毕竟近百年中国人过的比较苦，西方太牛逼，总想着我们能不能变成金色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人，还有些人去“整容”，还说保持“自然”的丑——这TM是什么价值观？！

中国模式应当从更长的历史时段去看，不是近30年，也不是近60年，而是几百年，上千年——因为我们就是‘贤人政治’。别人过得好，就去羡慕别人是情有可原的，不过不应去提倡，比如金融，金融资本的功能在作者眼里已经发生的严重的错位，从投资实业到以钱生钱的游戏，机会主义与投机成为金融的核心价值观。（我提示一下）想想现代金融工具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还照本宣科全部纳入？

在全球化的新时期，现代的民主实际上难以产生一个强力的政府，全球化强化了经济智能，但是弱化了政府。

这里边其实不用作者提示，“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工具而已，现代民主国家与现代发达国家划上等号的只发生在一些西欧国家加上老美，民主未必能带来国家现代化，想想这个地球上被西方人承认的民主国家很多，但是真正过上现代生活的又有几个？想来为啥一定要被西方所承认呢？就是还不太强呗，当然这里作者给了一个逻辑关系：一个国家发展的最好路径是现代国家制度在先，民主化在后，看看法国教育，看看德国社会保障体系都是在什么时候成型的，都是在皇权，专制时期，民主和政党只有后期才发生，为了社会政策普惠更多的人，在作者眼里，民主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极其保守的制度，而大众民主逐渐演化成民粹。

个人认为在西方社会中，法律就是最后一种妥协，结果马克斯认为整个资本主义法律就是为资本服务的，法律是资本利益的体现，看来马哲没学好，惭愧！

一个模式，基本上就要确定存在一种结构，中国模式本身就是一个结构，当然里边分成几个主体性结构：经济结构、经济与社会结构、国家和社会机构。包含了三个主体性结构的平衡：中国事实上存在三种“资本主义”——市场资本主义，主要是指民间网络，权贵资本主义主要指很多私人企业依附在某种资源下的掠夺性资本，而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指国企，是国家的代理者。基本上，经济自由主义倾向于全盘私有化（几无可能），另一观点认为可以分红的方式，具有社会主义特点，但基本上也会失败，主要是现在这个时点，因为分红代表一种妥协，并不能有效改革结构，也许会导致贫穷社会主义。还有一种是东亚模式，即“鸟笼经济”，让国企搞对国家来说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进一步引入竞争，最后引入市场化（有点淡马锡味道）。对于经济与社会的平衡，中国之前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医疗领域的市场化（莆田系泛滥是不是有些这个原因？），教育市场化（苦呀！99年开始扩招），医疗和教育成为暴富领域，为社会的不稳定埋下祸根！国家与社会的平衡，中国历史上本身就没搞好过！官员认为社会出刁民，政府和人民并未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往往站在对立面！

在“中国的政治创新试验及其世界意义”这一章，作者很遗憾在撒切尔及里根后，西方就没产生能够进行改革的强势领导人（大家都是演员——我说的），而中国近现代以来最大的政治变迁就是如何从传统基于个人之上的王权变成基于组织之上的党权。在讨论到执政支柱时，作者认为西方社会的执政支柱时市民社会，而发展中国家是什么？宗教和军队，而中国都不是，而是我党！其后又介绍了我党的制度创新：任期限制，年龄限制，精英选拔制度和集体领导制度。（这个咱们就不具体介绍了）

什么是“政党”？和我们印象中的所谓常识一样么？可能真不同！其实是欧美待议制度和普选制度发展的产物，政党最初是指通过选举而获得公共职位等等组织。韦伯曾经把政党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即是贵族团体时期，精英显贵时期，和大众民主时期。在西方政党的出现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而在发展中国政党承担这更多的责任，比如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等等，因为其基本国家制度还很脆弱。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有效的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有效的现代国家制度之上，包括国防、外交、法律、税收、财政、金融、中央地方关系、医疗保险、社会福利、教育等，当然有些在建立民主制度后更加优化。但在中国事实上并不是民不民主的问题，而是一些基本现代社会制度还未建立，比如法治，基本上还是动员方式的力量盖过了对于法律的信仰，另一方面，中国的民主理论远远落后于民主的实践，我觉得这也是有原因的，这在后边“要向新加坡学习什么”中有阐述。

什么是现代国家？韦伯的描述比较权威（据说），有几个特征：一是和同一土地上出现的所有组织不同并分离出来，就是说国家是一种的政治组织；二是具有自主性，就是说，国家的决策并不完全是对国内外的各种力量所提要求的反应；三是具有集权性，相比于其他政治组织，国家的权力是相对集中的，四是国家间的各个部门具有协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