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思政论文2000字

【摘要】理想信念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环境对大学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存在着诸多的现实问题。本文从阐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出发，进而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中理想信念的作用以及形成，最后阐明应该如何加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

【关键词】大学生;理想信念;学生管理

1、引言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人们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在奋斗目标上的具体体现。崇高的理想信念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在激发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鼓舞斗志，振奋精神等方面能够产生巨大的能动性。理想信念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理想信念决定着人们的前进方向和精神状态。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念，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全党全国人民才能在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坚定、行动上一致。因此，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中，我们要始终抓住这个核心不放松。

2、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可谓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作为个人内在的具有持久稳定性的思想认识，首先根据其指向，可以分为个人理想形态，和社会理想形态，个人理想形态是指一个人对自我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成长、发展状况的一种肯定性预计和期望，社会理想形态则指一个人对其所在的社会在未来一段历史时期发展状况的一种肯定性预计与期望。这两种形态在一个人的头脑中不是互相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个人理想在社会理想的背景之中，社会里想着个人理想的基础之上。两种形态在一个人头脑中的形成过程是一致的，都与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身心状况、家庭状况、阅历积累、教育积累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当这两种形态在一代社会成员的头脑里以千差万别的姿态成熟起来、稳定下来以后，这一代社会成员的所有理想指向的合力，就在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开始塑造一段新的历史。根据以上观点，一个人理想信念的形成，与其身心状况、家庭状况、阅历积累、教育积累等等因素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身心状况与遗传、营养、生活方式等有关;家庭状况最关键在于是否具有稳定性与和谐性;个人的阅历积累千差万别，但与一个时代的民风习俗及一个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也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个人的教育积累是影响一个人理想信念过程的最具可变性，最有可操作性的因素，因此也显得最为重要，尤其在社会化大生产开始之后的历史中，教育积累雷在一个人的理想信念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因为个人对教育的可逃避性空间越来越小。

3、高校理想信念教育的环境分析

我们的社会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背后，是更复杂和深刻的意识形态的变化，是价值观的变化。这些物质环境和非物质环境的变化对社会成员造成了猛烈的冲击，而对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未完全定型的大学生来说，这种冲击更容易引发问题。理性信念和价值观体系有着内在的深刻联系，可以说价值观是形成理想信念的基础，而理想信念又会对价值观产生直接影响。毋庸讳言，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是造成当前大学生在理想信念方面出现问题的直接原因之一。大学应该是精神社会的前沿。不论是以前精英式的高校教育还是现在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对我国而言，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仍然意味着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占有。教育是社会进步的阶梯，是这个社会进步的尺度之一。应该从这个高度来理解和定位高等教育中的理想信念教育。高等教育是个指挥棒，它的作用不仅在于毕业生对将来的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还在于它的理念会直接影响到中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所以高效的教育理念对社会的影响有现实的一面，更有潜在的、长期的一面。

4、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通过更深刻的思想斗争完成个人思想结构的初步确立与稳定，形成坚定的理想信念，这一阶段是最为关键的。面对如此重大的任务，我们应该采取以下对策。首先，要进一步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当代大学生，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它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要加强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艰苦奋斗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培养的光荣传统，是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必要保证。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是思想道德问题，也是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实际上追求理想的过程，就是进一步确立和强化理想信念的过程。正是在追求理想而艰苦奋斗的过程中，人的理想信念也经受了考验，得到了磨练，从而变得更加坚定了。只有经历了患难和在逆境中奋斗的人，才知道理想之可贵，才体会到信念的力量，也才能形成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再次，要关注时代榜样，塑造健康向上的人格。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尤其对可塑性、模范型强的广大青年学生实行榜样教育，是进行思想教育最有力的方法之一。我们这个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他们用自己的实践，在不同的岗位树立了一个有一个让人感慨、让人心动的坐标，为了使这些体现时代先进性的坐标成为学生精神的导引，我们要引导学生关注时代榜样，从他们身上去追随历史的足迹，寻望历史的进步，检视共产党人的奋斗。学生们能在对英雄的赞叹中找到精神支点，这对他们树立科学的三观，塑造健康向上的人格有很好的作用。此外，还要让学生投身社会实践，筑起理想信念的基石。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始终是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以及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解决学生的思想认识问题，构筑起理想信念的基石，一方面要让学生重视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学生;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走进社会，进行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这样，才可能把课堂教学中传授的知识内化为学生的信念。社会实践是学生形成政治信念的催化剂，通过学生的亲身体验，不仅锻炼了学生的社交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更主要的是使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得到了增强，理想信念一旦内化为学生的情感意志，在一定的时候便会外化为高尚的行为。

总之，在深化改革、开放扩大的社会环境里，对大学生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使他们坚定政治方向，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单人和建设者。我们要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时代紧迫感，注视新变化，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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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思政论文2000字篇2

政治文明是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其形成和发展受社会政治环境、历史传统、民族性格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文明包括政治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法治文明等内容，其中政治制度文明具有核心地位。在现代社会，政党制度作为政治制度最重要的方面，与政治文明关系十分密切。本文试图就中国政治文明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相互关系作相应的理论探讨。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在近代的转型孕育了中国近代政党的诞生

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是华夏先民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适应于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一种文明形态。中华民族是一个原生的农业民族，早熟的农业文明刺激形成了血缘宗法制度和家庭小农经济，两者结合起来作为深层背景，与由治水所强化的中央集权共同作用，展示出东方社会所特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图景，构筑了传统政治文明的基础。这种文明形态分别借重天命理念与民本理念来解决政治合法性与被统治者的价值问题，并用皇权(王权)秩序与华夷秩序分别调整社会内部关系与外交关系，社会结构呈现严格的等级秩序特征。

在传统政治文明的基础、理念和秩序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具有浓厚的反政党特征。首先，它赖以建立的早熟的农业文明基础，决定了农业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决定性地位。而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上的微弱联系，重农抑商又阻碍了资本大规模的积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客观上削弱了中国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和力量，不利于政党意识与组织的产生。其次，天命理念和民本理念为王权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两者连通起来共同作用，促进了王权专制思想的发展并强化了政治伦理化的倾向。在孔孟之道的吸引下，士人青睐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基本杜绝了通过组建政党提出政治要求的可能性。再次，严格的等级秩序通过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把本质上是一种以皇帝本人为终点的垂直性效忠体制的皇权秩序具体化，使任何非血缘性的社团尤其是政治性组织都被视为潜在威胁，历代统治者因此都不遗余力地禁止结党。而华夷秩序又把社会封闭起来，阻断了发展和变革的外部动力。这种局面使社会个体普遍按照修齐治平的公式进行自我修养，结果同等地成为王权统治的工具，因而难以形成独立的思想人格和阶级意识，更不用说建立近代政党了。

但是，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在近代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冲击使之发生了转型。一是强调儒家政治取向的经世思潮得到发展，启动了思想解放的风气，不仅为中国文化的近代化提供了思想准备，而且提升了士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影响;二是现代化历程的被动开启严重挑战了传统秩序，一系列反侵略战争的失败直接动摇了华夷秩序，引发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变化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冲击了传统等级秩序，租界中形成的国中之国以及地方在兴办团练过程中形成的势力抬升，更是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央集权和皇权秩序;三是以契约论和民主理念作为合法性理念和政治价值理念并与天命理念和民本理念基本对立或格格不入的西方政治文明的引入和传播，促发了大批知识精英对政治的思考和对民主价值的追求，为传统政治文明的发展注入了动力。

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民族危机的加重和中央政治权威的衰落，中国社会和传统政治文明转型加快了步伐，从而为政党的产生与合法化准备了阶级条件和活动空间。例如孙中山先生1894年创立的兴中会就有着开拓性的意义。兴中会虽有较浓的会党色彩，但它不以改朝换代为目的，可视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组织。康有为创立的强学会，把政治与学术相结合，虽然有明显的改良主义特征，但它毕竟反映了改良派参与政治的愿望，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具备近代意义的政治团体。而作为维新人士的政治联盟和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政治团体的保国会，有比较明确的政治主张和严格的章程规约，有领导骨干和组织形式，更是具备了政党的雏形。强学会与保国会对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宣传与介绍，起到了为政党正名的作用，为突破中国传统的君子不党的观念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初知识分子的迅速发展，为政党的建立扩展了群众基础和领导骨干。1905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提出了较为完整的革命纲领，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已经建立起统一的政党。改良派和立宪派也加快建党步伐，积极谋求政党地位的合法化。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积极筹划建立正式的政党组织。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促进了国内外立宪分子的建党活动，先后建立了帝国宪政会、政闻社、预备立宪公会等，并组织发动了数次请愿运动，要求开放党禁、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然而1911年4月首届责任内阁成立，立宪派大为失望，遂成立宪友会与钦选议员在资政院中展开斗争。随后，清政府颁发了所谓《实行宪政谕》和《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从而取消了对政党的限制。虽然政党的合法化过于迟缓，但毕竟突破了传统政治文明对政党的敌视，树立起一种全新的观念，推动了政党的发展，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党制度的选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二、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中国政治文明转型过程中的历史选择

中华民国时期上承传统封建君主专制，下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政党组建、分化剧烈，活动异常频繁的时期，实践过多种政党制度形态。大致来说，其间出现过五次高潮：一是民国初创时期，受党禁放开、同盟会分化、共和政体确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政党群起，曾出现过三百多个政党或政团;二是新文化运动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促成了一些党派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就是此时建立的，国民党也是在此阶段由中华革命党改组而成的;三是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前途都感到悲观而建立起若干第三势力政治组织;四是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刺激，进步人士组建了一些党派，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就是其中之一;五是抗战胜利前后，新建了一些党派，现有的八大民主党派中的多数就是在此阶段建立的。可以说，中国自突破传统政治文明对政党的限制以来，就基本上处于多党状态。

中华民国确立共和政体，初年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当时党人一致认为政治竞争的理想模式是两党竞争，并开展了组建两大政党的活动，但未能如愿，最后有多党参加了国会竞选。在袁世凯处心积虑的破坏下，政党竞争发生畸化，给袁可乘之机，遂使竞争性政党制度告以失败。在抗战期间及胜利后的一段时间，一些中间党派积极推行中间路线，试图实现竞争性政党政治，最后亦以破产而告终，中间党派自身也发生分化。这说明竞争性的多党政党制度在中国缺乏合适的土壤，不适合中国国情。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决心重新建立一个革命的党来重建民国。他倾向于用一党制的新思路代替多党竞争，但并不排斥进步党派。后来他接受了苏俄和中共的帮助，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进展。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等以实行训政为名，强化一党专制，确立起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国民党虽然被迫在党禁方面有所松动，设立了国民参政会，推行所谓战时体制，但这些变化实际上包含着国民党以党渗政、为实行宪政后继续维持事实上的一党制作准备。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反动面目迅速暴露，其法西斯统治，遭到中国共产党和绝大多数中间党派坚决反对，最终丧失了在大陆的政权。这表明排斥其它党派的一党制，在中国也缺乏合适的土壤，同样不适合中国国情。

与上述情况完全不同，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开展第二次合作，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中普遍建立起三三制政权，与其他党派开展合作，创造出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多党合作制的雏形。在随之而来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紧密合作，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发挥了直接的作用。这说明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模式具有深刻的历史合理性，适合中国的国情。

在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政党承担了艰巨的任务，建立民族国家政权的过程与革命的过程同社会淘汰性选择政党和政党制度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合而为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经过革命的洗礼而形成，它显示出不同于别国政党制度的自身特色，这表现为：第一，从结构上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是体制内政党，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没有在朝和在野之分;第二，从功能上看，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她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第三，从理念上看，中国政党的意识形态不是多元的，各党派都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反对意识形态多元化;第四，从党际关系看，执政党和参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是相同的，彼此是友党，是相互学习、互相支持、互相监督、共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完全摆脱了传统政治文明对政党的桎梏，同时体现了中国的大一统的色彩，满足超大社会对一个强有力的核心的需求，又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扩大参政议政的范围，促进政治民主化，是一个创造性的突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一是有助于避免多党竞争政权造成的无序状态和资源浪费，减少政治成本;二是有助于多个党派群策群力，共同进步;三是验证并强化了统一战线的思想和政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基本框架是在确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政党制度的初步形成，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基本框架得以建构起来，则是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确立为基础的，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探索。

新中国的建立完成了实行民主革命、建立民族国家政权的任务，实现了传统政治文明的转型。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为当之无愧的领导党，民主党派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也表现出了明显的政治价值。虽然他们受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具体国情及其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发展不充分等方面的影响，在政治进程中难以充当主要角色，无力左右政局，但他们毕竟代表了某些阶级的政治要求，能够对政局施加影响。不少党派选择与中国共产党结盟，团结在她周围，坚持抗战，争取民主，反对内战。它们在民主宪政运动、政治协商会议、国共两党会谈、反对国民党当局召开的国民大会等重大斗争中，与中共密切合作，共同战斗，对争取中间力量，扩大人民革命阵营，孤立革命的敌人，起了重要作用。许多民主党派的成员甚至还在解放战争中献出了生命。中国共产党充分尊重民主党派的政治价值，与他们一起召开新政协，一起制定《共同纲领》，一起选举组成了中央人民政府。而民主党派也服膺于中共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贡献，接受中共的政治领导。这种党派相互间对政治价值的肯定，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形成和建国初期良好政治氛围的出现。

毛泽东同志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的建立勾画了蓝图，明确指出新中国将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一思想随后写入《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建立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时代背景和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于是，有人提出了民主党派是否还有政治价值的问题。1950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明确了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工作的新任务，统一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于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性的再认识。在此前后，各民主党派通过一系列会议清理和整顿了各自的思想与队伍，并根据成员构成的特点确定了分工活动的主要范围和工作重点，还纷纷组组起来，成立了双周座谈会、学习座谈会等组织，更好地发挥自己参政议政的作用。随后，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参加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使多党合作的政治形式更加巩固和发展。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确认了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并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及其发展成果。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实现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通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把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时，民主党派原来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各界对民主党派存在的必要性分歧很大，民主党派中也有人认为自身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无存在必要而准备宣告结束。但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中国要有几个党。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万岁的口号。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民主党派，一方面是出于对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的光荣历史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重要贡献的肯定;另一方面是因为他非常强调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他认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有了民主党派会更有益。这很显然是从民主党派所特有的政治功能方面肯定了其政治价值。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也经由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党的八大正式确定为处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准则，再次确认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大格局。

5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随后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的时期。在拨乱反正后，中国加强了民主法制和经济建设，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探索。1982年党的十二大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纲领，其中政治建设方面包括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等内容，在肯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党际关系准则的同时，增加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内容。应该说，这后八个字，对前八个字是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前者只是讲了中共与民主党派在时间上要长期共存，在关系上要互相监督，而后者则进一步表明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是兄弟党和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非常明确地规定和揭示了两者间肝胆相照的合作共事态度和荣辱与共的发展前途。这十六个字成为处理党际关系准则的基本方针。

1982年通过的宪法再一次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作出了明确规定，为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建设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同时也进一步肯定了多党合作和民主党派的政治功能与价值，为巩固和发展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政治功能与价值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有利于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提高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主人翁精神和管理国家大事的能力;其二，民主党派有利于发挥中国政党制度实现政策选择的互动优势，充分发挥智力集团的咨询作用，更好地实现利益综合，从而促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其三，民主党派有利于形成中国政治体系的内部监督机制，党派之间的有组织的监督无疑比无组织的社会监督更为现实，更有可能使人民群众的利益通过政治过程得到充分实现;其四，民主党派有利于优化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整合功能，扩大整合的边界和张力区，吸收更多的政治资源融入政治体系，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促进政治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这些功能与价值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进一步凸显，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强调。如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把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十四大更是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八个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内容和发挥民主党派监督作用的总原则，规定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和合作共事的各种形式和具体安排。可以认为，这个《意见》包含了对十六字党际关系准则的确定、民主党派政治价值的肯定和多党合作运作机制的制度性规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其中第四条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将政党制度纳入了宪法的框架体系。

四、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有效途径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上的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更好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但直接增强我国的政治实力，而且影响到经济实力、外交实力、民族凝聚力等方面的提高和发展。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任务，现在又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任务，这显然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必将对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政治形态上属于现代政治文明，随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发展，是一种建筑在民主和社会主义两个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政治文明，具有社会主义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双重的规定性，其核心、本质和精髓都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既包括价值层面，即国家的一切权利来自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拥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又包括制度层面，即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国家的根本制度以及有关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本身就包含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内容，或者说，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多党间形成核心与合作模式而非竞争模式是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长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则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突出特色。无论是根据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来完善政党制度，还是通过完善政党制度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都必须从加强和改善执政党、参政党及其党际关系三个方面来进行努力。

首先，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明确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而且赋予党的先进性以鲜明的时代意义，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重大成果。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应当特别注意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等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对共产党执政基本规律的探索，解决好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个历史性课题，使党的执政不仅能有效地推进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而且能保证人民民主实践的正确方向和有效性;二是强化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制度化，充分发挥示范作用并通过执政党党内民主带动国家政治民主，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三是要变革领导方式，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是有机统一的，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大支点和基本特征。

第二，要更充分地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功能。这主要应从两个方面来作出努力：一是民主党派自身要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对成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基本国情教育，增强党派成员的政党意识和参政意识，加强与所代表阶层的实际联系，提高利益代表、聚合和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能力，并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机关建设、做好组织发展工作、积极发挥基层组织作用等方面着手，健全组织体系，提升参政议政的实力和水平;二是充分利用保障民主党派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规定，通过发挥民主党派成员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作用、加强民主党派成员在政协中的协商与监督功能、保证民主党派成员在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中有职有权、完善中国共产党所邀集的各种协商活动等，拓展民主党派参政的空间，增强民主党派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力。

第三，要进一步优化党际关系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既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又充分肯定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作用，这种党际关系既是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也是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如何在中国政党制度的框架内保持执政党和参政党之间的适度的张力，实现共产党的领导与民主党派的独立性之间的相互平衡，是一个非常现实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当前，我国已经具备或正在形成进一步优化党际关系模式的若干前提条件，如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的变革提供了政治性前提，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认识的逐步深入和社会自主空间的逐步扩大提供了社会性前提。众所周知，任何国家，任何政党之间的关系如何，最终要从这些党的奋斗目标来分析。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中国各民主党派所高度认同并作为共同的目标，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党际关系在新世纪新阶段的进一步优化。因此，要充分利用这些条件，采取切实措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这必将有效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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