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篇1

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内涵于“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普遍联系中，更体现在“青山一道，共担风雨”的团结合作中。世界各国只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守望相助，就一定能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抗疫，全球疫情

正文：

曾经指出：“疫情在多国多点发生，形势令人担忧。国际社会应当加紧行动起来，有效开展联防联控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

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休戚相关，国际社会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疫情发生后，中国立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全面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信息沟通与经验交流，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各方的关切与声音，努力开展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为世界各国抗击疫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窗口”。

在疫情防控工作有所好转时，党和政府准确把握国内疫情和经济形势变化，审时度势，确定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的目标任务。在保障我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前提下，逐渐实现各区各级企业的精准复工复产，为世界经济繁荣稳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此次疫情中所展现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以及中国精神，为凝聚全球抗疫合力提供了经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对此评价道：“中国采取的从源头上控制疫情的措施令人鼓舞，尽管付出很大代价，但为世界争取了时间。”

疫情当前，中国援他国之所急，助他国之所需，充分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大国担当。回顾我国这段时间艰辛的战疫历程，应当看到，除我们自身众志成城的战疫行动外，国际组织以及相关国家对我们的帮助也同等重要。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向来都是我们的优良传统美德。当疫情在全球范围蔓延后，我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本着对各国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主动向国际世卫组织和世界各国提供物资援助。截至目前，我国已向全世界80多个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提供援助，共了7版源于中国、面向世界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6版防控方案，并翻译成多国语言同世界分享。此外，我国还积极向需要援助的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专家团队，主动向国际社会和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物资援助……从疫情之初的主动通报疫情、分享病毒信息，到抗疫过程中的及时公布诊疗方案、分享抗疫经验，再从后来的技术交流、团队合作，到现在的物资援助、派遣医疗专家团队等，一系列无私的作为无不展现出大国情怀和大国担当。中国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疫情终将过去，但疫情留给我们的记忆和教训却永远无法抹去。一个个触动心弦、直击要害的问题是我们无法逃避而必须直面回答的实在话题。生命个体如何对待生命健康问题？世界各国如何携手共同应对安全问题？人类如何解决未来数不清的问题并能够有效创造未来？在这里，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然不是抽象的概念表述，而是成为关乎安全、命运和未来的实践主题。当疫情肆虐一国蔓延至世界全球多国时，当危险不分人种、不分地域、不分国籍扑面而来时，当一切美好、平静、安逸的生活被击得粉碎时，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无法做到淡定从容、置身事外。正在蔓延的疫情已经明证，疫情没有国界，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指出，“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各国不仅能够增进共识、消除壁垒、加强合作，在交流互鉴中丰富和发展自身，同时能够获得广泛支持和帮助，克服自身不足，降低自身风险。疫情事实深刻证明，关于人类命运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必然的实践问题。摆在世界各国人民、各国政府面前的已经不是要不要团结合作的问题，而是要如何开展更有效的团结合作，打造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在重大灾难面前，人类是被动无助的；但在未来时空里，人类将是有所作为的。曾说过，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因灾难和考验愈加心意相通，也将因人类的美好追求和携手努力愈加灿烂辉煌。坚信在共同使命的感召下，我们将同心书写人类命运新篇章。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内涵于“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普遍联系中，更体现在“青山一道，共担风雨”的团结合作中。世界各国只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守望相助，就一定能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篇2

摘要：命运共同体秉承共同体所具有的“共同性”以及目标“高阶性”内涵，在新的全球语境下成为继和谐世界理念之后中国外交战略上新的话语思维体系并同时向内触发中国民族工作新的思考。其显示的历史（历时）性时空逻辑和多层次、跨体系表征能够助推当前及未来中国的多民族国家治理视域向着更为深邃和宽广的方向和路径延展。

关键词：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多民族国家治理；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D0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7-0076-04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4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并强调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一论断也成为新时期民族工作的重要指导理念。

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无论是学界抑或是政界，对于“命运共同体”的探讨和实践更多的是从全球治理角度切入从而将之视为一种全球普遍认同的利益观和价值观并认为其代表着中国外交的新思路。另一方面，对于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导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治理实践的认识和了解目前并不多，也不够深入。因此，把握命运共同体内涵及其对于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意义尤为必要。

一、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形成

“命运共同体”由“命运”与“共同体”组合而成，其中“共同体”概念是这一组合式术语和实体存在之基本，至少它在宏观层面上指导着“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内涵与框架。

（一）“共同体”的概念与内涵

就像“文化”之于人类学，“共同体”作为社会学的主题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但是又很宽泛的组织型概念……像文化一样，“共同体”既可以指人类事务中广义而普遍的存在，也可以是这本质所在时空中的特殊实体[1]。这一论述基本上呈现了“共同体”的张力，的确，一百多年来，社会学家提出了多达九十多种的“共同体”定义，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从来就没有什么共同体理论，也没有关于什么是共同体的令人满意的定义[2]。但这并不意味着共同体就没有了探讨的意义。相反，学术史上对于共同体的研究如汗牛充栋，在此处仅做一简述。

从一般词学意义上来看，毛渲（2014）在综合国内外多种辞书像《牛津英语词典》《新韦伯斯特国际百科全书》以及《现代汉语词典》等文献后将共同体定义为：“人类的一种团体或集体形态，在共同的地缘区域中或不在共同的区域却拥有共同的历史、信仰、特征，或者出于对共同目的、利益的追求而进行的结合体”[3]。

从学界追根溯源，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对“追求善”的“城邦”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推崇以及赫尔德对于基于语言这一纽带并在“民族精神”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共同体这一自然的、最契合人之本性的生活形态的迷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为“统领原则的共同体”[4]的“应然”一面。

但学界一般认为对“共同体”做最早、最完备表述的是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这一概念也是经滕尼斯的名作《共同体与社会》进入社会理论，并成为社会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他认为共同体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代表了一种人类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他特别强调了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和传统，并有着共同的善恶观念、共同的朋友和敌人，存在着“我们”或“我的”意识[3]。

在滕尼斯的理论体系中，共同体具有历时性特征，他将之分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三个发展阶段。其中，血缘共同体是最早、最基础的共同体，而后，地缘共同体作为行为的统一体分离出来，并在空间上表现为居住在一起。精神共同体则是其最后、最高阶段，需要长时间的积淀和培育。在此过程中，共同体不仅与特定的社会关系或纽带（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中的任何一个领域）相联结，体现出一定的物质、经济关系，它还像家庭和民族一样，表现出一定的心理的、文化的和精神的关系[5]。由此，可以看出共同体一定的全面性和高阶性。

齐格蒙特・鲍曼对于共同体的定义则进一步深化了其感性的一面：他认为“共同体是一种感觉，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在这个共同体中，我们可以放松起来――因为我们是安全的，在那里，即使是在黑暗的角落里，也不会有任何危险。”[6]这种定义虽然明确了人类对于共同体的某种期待，具体来说是它带来的“安全感”，但无疑这增加了对共同体定义的难度。

然而，螺旋似在向下旋转。随着社会学学科的建立及蓬勃发展，初期以城市问题为主要应用研究对象的芝加哥学派将滕尼斯的共同体概念演绎成了社区概念。这虽然使得当下的共同体概念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共同体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局部实践”，共同体概念在社会理论中的地位自然地经历了一个逐步“降格”的过程[4]――学习共同体、社科共同体、法律共同体、知识共同体、学术共同体等的出现，似乎昭示着共同体的式微，并使在不同语境和话语体系下对共同体的认识和理解往往难以达成一致。

但不管共同体在其学术意义上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弄清楚共同体的内涵所在才是把握其实践的进程和时机的关键。透过上述分析之脉络我们可以发现共同体的内涵集中于“共同认同”的面向即共同体形成、维系的基础及其对于更高目标和层次的追求。在此述为“共同性”“高阶性”。这种基础可以是血缘、地缘，也可以是种族、观念、地位、遭遇、任务、身份、语言，甚至文化等方方面面；共同体的追求可以是当前的共同利益，也可以是共同的“安全感”，甚或是共同的“善”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二）命运共同体的生成与内容

“命运共同体”最早在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提出。2012年11月中共十报告辟专章表述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之后，又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对“命运共同体”进行阐释。2013年4月，于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发表了《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主旨演讲，强调各国应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年10月，在印尼国会发表《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演讲，表示中方愿与东盟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提出从政治上“讲信修睦”、经济上“合作共赢”、安全上“守望相助”、人文上“心心相印”、地区机制上“开放包容”五个方面全方位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紧接着，在2014年11月28日至29日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又提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进入2015年，于3月28日再度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明确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他发表的《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主旨演讲强调各国应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亚洲命运共同体”包括四大支柱，即政治上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安全上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文化上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4月，又在巴基斯坦议会发表《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的演讲，强调中巴要“弘义融利”，实现共同发展。接着，在印尼亚非领导人会议上发表《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的讲话，强调依据地缘远近与共同利益大小从“亚非两大洲合作、全球发展中国家合作、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合作”三个层次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综上所述，从思想角度来讲，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倡导的国际问题治理的新理念，是包含平等互信的新型权力观、合作共赢的共同利益观以及包容互鉴的文明观[7]的全球性价值观。它以共同体之共同性为基础，以共同体之高追求为目标，秉承平等之本，强调分享、合作、共赢、包容等关键，合作是手段也是过程，支持从双边到地区到全球，层层递进，其最终目的在于共赢而促进世界之和谐共生，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状态[8]。

从实践角度来讲，它更多的是“在安的时候共同发展、在危机的时候共同应对”[9]的集体合作组织。首先，在集体合作组织内部，各成员地位平等，遵循民主原则。这样一种组织的发展一般是循序渐进的，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多个方面入手，注重每一阶段的制度或组织机制的建立，从而不断加深互信和认同，更好地协调处理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推动并完善全球治理。中国作为这一理念的积极倡导者，提供“一带一路”与“亚投行”两大公共产品是践行命运共同体的达成路径的探索。当然，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更在实在的行动之中，如竭尽所能帮助西非应对埃博拉疫情，迅速大力救援遭受强震的尼泊尔是践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题中之义。

另外，近年来，“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提法不断出现在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表述之中。从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书面报告到大陆领导人会见台湾政要以及国台办相关的谈话中，“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这一说法都多次提及。2015年5月4日，会见中国主席朱立伦时再次强调，面对新形势，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要坚定信心、增进互信，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携手建设两岸命运共同体。

二、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多民族国家治理

上述命运共同体相关提法之梳理体现了其对于全球治理的意义。那么在这一理念还并未在多民族国家治理领域得到全面实践的当下，把握共同体之内核，结合命运共同体之理念及对外实践，我们或许可以觅得其为多民族国家治理所能提供的方向和路径。

（一）命运共同体意识体察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深度

命运共同体承自共同体之内核，讲共性、也更注重其历时性。共同体内部具有一定共同性的成员是共同体存在的基础。他们基于彼此共同关心的问题或共同的目标而共事并不断深化彼此的认同。这既显示了共同体横向的联结，也迫使我们追问共同性的所在。笔者以为，这种共同性不仅存在于地缘、血缘中，而且更多的是从共同体之历史之中爬梳而来并绵延开去。它涵盖过去的历史文化记忆，直面当下无法回避的经济财富旨趣，更憧憬人类意志在未来的全面和谐。

首先，命运共同体意识要求我们正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历史渊源。命运共同体倡导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与中国传统“和文化”理念可以说一脉相承。“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与根，是中国文化的原初性基因，是中华民族基础性信仰。“和文化”有丰富的内涵，其核心概念有两个：一个是“和而不同”，另一个是“和实生物”[10]。它们既昭示了世界之如何存在和发展，也为当前我们塑造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找到了主心。所以，从“和文化”出发，走向世界，再回归中国，将其作为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关系、协调各民族与国家关系的核心准则也是顺理成章的。

而自近代以来中国遭受的外来侵略和各民族共同抗辱则进一步为当前多民族国家治理提供了构筑认同的因子。孙中山将共同体的内核从“以‘五族共和’为象征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一律平等、共同发展的民族国家”转变为“各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11]，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观念生成打下了基础。抗日战争则作为国人的历史记忆，进一步将各民族所依托的“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心路历程”升华到了一个成熟的境界。正如费孝通指出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2]从千年的文化基因、从百年的历史记忆里追寻并加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无疑是命运共同体意识最直接的选择。

其次，在当今世界，纵观各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基本都围绕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角度进行阐释，但归根结底，从相关学理分析以及欧共体等地区性组织的发展实践，我们都看到经济利益在维系当前世界和平和通往和谐之路上的关键位置，尤其是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调如“自我实现的预言”般愈演愈烈的情形下，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推崇恐怕只能在官方或者浅层次交流中实现。

三、小结

从多民族国家治理角度来讲，“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内是整合56个民族之间以及56个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核心思维和方向，对外是指导中国进行国际交往、处理国际事务、建构国际新秩序的基本主张。这体现了命运共同体在其内涵主导下的张力。当代世界，国际社会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逐步加强，建立在利益共同体之上的命运共同体构建自是需要国家之间的通力合作，以寻求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在国内社会中同样出现了日益增多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也需要所有行为体之间相互对“他者”秉持厚德载物之胸怀，寻求社会治理的创新优化，寻求合作、互利、共赢，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命运共同体思维不仅可由外及内、由浅入深，更可促使各个层面共同体成员形成内外联动、层层互动之局面。

可以说，携共同体之内核即“共同性”“高阶性”追求等基因的“命运共同体”思维既内藏于中华各民族、海峡两岸的历史与现实之中；又存在于多民族国家所构建的诸多理想之中，如中华民族复兴梦、中国梦。多民族国家治理需要溯及既往、也要笃定前方，更须沉在当下，触及各方。作为全球治理领域供给的营养，“命运共同体”为体认多民族国家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和框架，但目前它更多地还是集中于思维层面，还有待学界更为深刻地从其内在机理、认同机制去深化和拓展，而这也同样需要对其实践进程做出更为全面和细致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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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篇3

2019年4月30日，为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值此本扬总书记、国家主席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经友好协商，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一致同意签订并实施《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为中老关系长远发展规划了时间表和路线图，未来五年中老双方将围绕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生态五个方面，推进战略沟通与互信、务实合作与联通、政治安全与稳定、人文交流与旅游、绿色与可持续发展“五项行动”。这不仅从更高站位、更大视角、更广领域、更深层次谋划中老关系发展大势，也将通过丰富务实合作切实造福两国和地区各国人民，引领并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

5月10日，老中联合投资有限公司领导带头组织公司员工深入学习《行动计划》，领会其中的精髓，现就个人学习心得汇报如下：

“同门曰朋，同志曰友”，这是中老关系的真实写照。作为地理位置相邻、理想信念相通、社会制度相同、发展道路相近的社会主义友邦，中老建交半个多世纪以来，两党两国关系经受住了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两党两国人民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相互同情、相互支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书写了动人的佳话。进入新时期，中老友好历久弥坚，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高层往来日益密切，党际交流持续深化，政治互信愈加稳固，发展战略对接加速，务实合作不断扩大，人文交流日趋活跃。中老关系全面深入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立场。习主席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中老关系堪称中国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典范。”“同样的使命，共同的梦想，恰似纵贯中老的澜沧江—湄公河水，把我们的前途牢牢相系，将我们的命运紧紧相连。”习主席用形象比喻道出了中老两国的密切关系。当前，在建设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中国人民按照中共制定的总体方针和行动纲领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老挝人民革命党正带领老挝人民向着老挝党十大确定的目标推进全面革新事业。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老“志同而气和”，两国关系战略定位高远，发展空间广阔。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主席同老挝党和国家领导人将中老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新水平，共同规划了加强战略对接、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内容，指明了弘扬传统友好、惠及基层民生的前进方向。双方要共同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使两国永远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

一、政治互信，巩固共同政治基础。共同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关键要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有序推进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的对接，落实好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纲要，致力于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共同发展。两国要加强战略沟通，牢牢把握双边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深化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打造互尊互信的命运共同体。

二、坚持合作共赢，拉紧命运共同体利益纽带。稳步实施《关于共建中老经济走廊的合作框架》，以中老铁路为依托，开展以互联互通和产能与投资合作为重点的经济贸易合作，统筹推进中老交通、产能、电力、矿产、农业、旅游、数字经济等领域务实合作。适时将老挝纳入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稳步实施中老铁路项目，提早为铁路开通后的运营、维护做好准备，将其打造为共建“一带一路”示范项目。推进实施并运营好万象－万荣高速公路项目。全力打造好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和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壮大跨境合作和经贸合作区建设。进一步加强口岸建设，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动电商合作，扩大中老双边贸易。深化在中国－东盟（10+1）合作、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东亚峰会等地区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充分发挥中老经贸和技术合作委员会、产能与投资合作等机制作用，加强政策沟通与经验交流，统筹规划双边经贸合作，推动中老经贸关系健康、可持续发展。双方尽早就签署老挝97%税目输华产品零关税换文达成一致，共同推动双方经贸合作不断发展。让老挝人民多受益、早受益，打造互帮互助的命运共同体。

三、坚持守望相助，筑牢命运共同体安全防线。双方共同

维护各自安全稳定，防止外部势力介入。加强信息和情报交流，推进理论和政策研究，协调立场和观点，妥善应对“和平演变”威胁进一步深化两军合作。加强两军高层领导会晤，发挥好高层交往的引领作用。深化两国执法安全合作。继续开展在打击跨境犯罪、打击各种形式的人口拐卖、非法出入境、湄公河联合执法、“一带一路”安保等领域合作。加强情报交流，携手打击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中方加强对老方执法安全类援助和培训，与老挝共建“平安城市”。中老加大保护在本国工作、生活的对方国家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及双方重大合作项目安全。双方加强在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机制中的协调与配合。在地区冲突中，保持步调一致，相互配合。

四、坚持相知相亲，夯实命运共同体民意基础。要扩大人文交流，加强双方在文化、科技、青年、地方等领域交流合作，鼓励更多中国游客来到老挝观光旅游，感受老挝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鼓励老挝学业优秀的学生到中国来读书，加强中老语言文化的交流和学习；加强中老卫生健康领域交流与合作，结合赛色塔综合开发区建设情况，积极向云南建投集团申请建议将援建医疗项目早日落户园区，提升老方医疗水平及医院管理能力，努力打造园区招商环境；积极配合做好中老旅游年的工作，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瞻仰中国在老挝烈士陵园，学习革命烈士事迹，继承优良革命传统，打造互学互鉴的命运共同体。

五、坚持共生共治，推动命运共同体持续发展。开展生态环境领域合作，加强生态环保理念和法规标准研讨交流，重点围绕环境监管和执法体系建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等互学互鉴。针对园区工作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提前谋划布局。从园区长远发展角度出发，招商初期，确定招商范围，明确招商目标，摒弃污染大，附加值低的企业，更加倾向于科技含量高、环保，能够带动当地经济尽快发展、解决当地劳动力就业难的企业。（二）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污水污物处理方式，保护园区的蓝天白云，与当地人民和谐发展。（三）积极发挥质量检测中心的作用，作为老挝科技部和云南建投集团合作的项目。要与老挝建设部门通力合作，深入开展工程建设相关技术标准规范的研究，加快编制老挝的工程建设标准和规范，对老挝的工程建设和绿色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篇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中国梦：铸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纳入法律共同体视野的民族观生态文明视阈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中国实践学习共同体视野下的“教育学”教学改革学习共同体视野下的《红楼梦》诗社活动缔结“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新时代挑战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了中国的历史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代表着中国外交未来的方向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国际视野全面解读中国海外利益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班级学习共同体视野下“中考临界生”辅导策略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中国外交顶层设计传播媒介视野下的“共同体”激励教育视野下的学习共同体建设论共同体视野中的高校后勤管理改革以知识共同体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知识共同体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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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新华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EB/OL].[2014-03-28]http：///2014-03/28/c_119982831_3.htm.

[11]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87.

[12]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5.

人类命运共同体篇5

在中心学校的要求下，我校全体党员学习了《求是》杂志发表的的重要文章《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要求我们认真学习文章精神，提高认识，坚定信心，努力在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我认真学习，读中感悟，并做了学习笔记。学习中我知道了“疫情没有国界，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个全人类的共同敌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团结协作、同舟共济、携手应对。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习主席强调，只有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全面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新冠肺炎疫情仍在继续，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通过网络一直坚持着学习。今天，我学习的是《：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细细品读，感触多多，用点滴文字记录内心的波涛汹涌。

习主席讲，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

我们要知道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同时，疫情像一面镜子，照见良知、责任与担当，也照见傲慢、偏见与无知。这时真正的强者，绝不以欺负弱者来谋求利益，我们从苦难中来，更懂得无人可依的无助，更懂得悲悯，共情与感同身受。这个世界缺的不是强国，而是从内心深处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与同情。

在大灾大难面前，没有谁，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疫情防控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应该直面挑战，迅速行动，摒弃各种偏见和错误认识，进一步加强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我们坚信，只要国际社会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就一定能够彻底战胜疫情，迎来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国在自身采取有力措施抗击疫情的同时，还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向疫情严重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颇具大国风范。我们应积极响应习主席的号召，面对疫情，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我们要理性的对待疫情。共同努力战胜疫情，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人类命运共同体篇6

“互联网十”时代，人类实践活动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人的类本质仍是具有自觉活动性的人的活动。在恩格斯称之为“新世界观”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将实践界定为“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提出“以往的一切哲学都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强调以实践为基本观点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网络时代来临，人类仍采用“改造世界”的方式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网络技术的更迭造成了现代工业模式和人的劳动方式的变化，这也验证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论述，“对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坚持将实践作为原点，认为人只有在实践中，才不断实现着探索自然界、适应世界科技大发展的变革之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的实践主体内涵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拓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实践主体的内涵。马克思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2，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主体性和实践性作为两大基石，从现实的、感性的、从事实际活动的、社会历史的人出发构建实践主体。人类自诞生以来，一直从自身需要出发，探索自然、拓展空间、探究生活环境，从事满足自己需要的实践活动。随着“人类生活的第五空间”一网络空间从人化自然中脱颖而出，人类逐渐从传统的物质实体空间抽离出来，而将网络空间置于人际信息交流的核心场域，人类生活的共同空间就此扩展了。

(一)“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孕育平等主体

首先，网络空间的实践主体具有平等意识。互联网时代，封闭的信息空间被无所不在的互联网信息空间取代，虽然主流观点与非主流观点在各种舆论场存在激烈论争，但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运用互联网发表、传递信息，自媒体的形成后，个人意志的彰显有了展示的机会。实践主体孕育平等而不是引发冲突，通过调和不同诉求的个人意志，走向“求同存异”的群体性意识。

其次，“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聚合个体诉求，共享利益福社。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共建秩序、共同治理，制止网络空间中的各种弊端，既是网络化社会个体的现实诉求，也是命运共同体中任何成员的应尽责任。

再次，怎样的“网络命运共同体”孕育怎样的网络使用者。美国网络社会学家莱恩格尔德说:“网络最终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并不是建立一个信息市场，而在于形成长久的个体关系和群体关系。”生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国家战略，体现我国在国家意志上坚持网络主权平等的价值和目标。

(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拓展人存在之义

人只有在与他者的相互关系中才有价值。马克思曾说:“如果我根本不存在，我又怎么能有德行呢?”雅思贝尔斯也说:“我只有在与别人的交往中才存在着。”一方面，网络时代的到来，给人类认识自我提供了更好的机会。不同于施蒂纳抛开社会历史现实的虚幻自我，马克思说“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网络从技术上改变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认识自我的方式，无缝连接的网络，使得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人，也成了活生生的、具体的“现实存在”。

另一方面，构建“网络空间”，体现了“人之所以为人”，而有别于动物的特有生存方式，即以“共在”方式存续的人的类本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人之所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因为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例如“一带一路”经济区开放过程中，有数十个国家通过“网络空间”这一“物的手段”，搭建人与人之间信息沟通、情景共享的虚拟现实，解决国家间的粮食供应、人才培养、民族差异等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