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区别篇1

【关键字】房价收入比测度方法；房价收入比测算模型；城市房价泡沫；合理房价

引言

近几年来，房地产价格日益飙升，在社会上引起强大的反响。而对于上涨的房地产价格是否合理，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判别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合理性，城市住房价格是否回归理性，以及价格合理水平的度量指标成为当今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外对房价合理性的研究主要侧重两个方面，一是采用房价收入比，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银行专家安瑞荷马（AndrewHamer）来华进行房改研究时，提出的一个世界银行认为“比较理想”的比例——3：1至6：1。二是采用住宅价格工资比，认为房地产价格的上升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成本，进而影响企业提供就业机会的能力的有Meen，Gameron和Muellbauer【1，2】。国内对房地产价格合理性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主要源于对房地产是否产生泡沫的问题，开始了对房地产价格合理性的研究。研究主要侧重三方面内容：一是合理价格判别研究。鞠方（2010）认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土地价格与我国房价成正相关关系；而实际利率与我国房价成负相关关系【3】。二是合理价格政策研究。房地产业是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明确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并采取有效措施。三是房地产价格机制研究。王东（2012）从货币供应量角度分析货币政策对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机制及原因分析【4】。综上所述，对房地产价格合理性的认识、判断等不同专家学者认识角度是有差异的。本文通过调查问卷发放、网络调查等途径进行资料搜集，对房价合理性获得感性认识；其次预测徐州未来十年不同收入群体对于房地产的购买力；最后通过对数据的论证分析并结合徐州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对徐州市的房价合理性进行系统论证。从而为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提供参考依据；帮助开发商准确定位，审时度势，正确决策；指导消费者理性消费。

1房地产价格合理性的问卷调查

本文基于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徐州泉山区，铜山区，鼓楼区，云龙区，以及贾汪区五个区域进行了调查。涉及泉山森林海，国基城邦，民富园，风华园等100多个小区，本文就其中四个典型小区做以分析，在调查的500多户住宅中选取其中200多户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1.1调查内容

调查问卷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到家庭年收入、住宅销售价格、居住楼层、居住面积、银行住房贷款利率、还款期限、首付比例、以及家庭人口组成等八个方面、。其中，家庭年收入是指家庭所有成员年收入总和；住宅销售价格通常以单位建筑面积的价格确定；居住面积是指住宅建筑各层平面中直接供住户生活使用的居室净面积之和。【7】

1.2调查方法与数据处理

调查过程中，采用了典型调查和随机调查，在云龙区，泉山区，铜山区，鼓楼区，贾汪区等五个区片设立4个典型小区进行调查，然后采用随机方式发放调查问卷。随机方式调查时，采用实地调查和网络调查两种方式进行。

在数据处理时，首先对调查问卷中存在不合理的问卷进行人为剔除，然后根据调查的家庭收入，参考国家标准分为高等收入，中等收入，低等收入三个档次，进行对253份合格问卷进行数据处理。

2.采用房价收入比进行房地产价格合理性研究

2.1合理房价收入比测算

设住宅售价为P元，家庭年收入为I元，银行住房贷款利率为i，还款期限为n年，则按揭还款的期数为12n年，还款首付比例为k，每月贷款偿还额占家庭月收入的比例为m，房价收入比为PIR。利用等额系列支付现值公式可得：

房价收入比PIR为：

以徐州市为例：关于首付款的比例，目前的规定是首套购房的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0%，本文所采用首付款比例为30%，即k=30%

经过前期对徐州市不同收入人群的调查，得出不同收入人群认为的合理购房支出占年收入的比例如下：

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高收入户购房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合理比例m分别为40%、30%、20%。

银行贷款的利率取目前央行最新5年以上贷款利率7.05%，则按揭还款月利率为i=7.05%/12=0.5875%。

由于不同收入人群用于购房的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不同，所以不同收入人群的合理房价收入比也存在较大的差别，对于不同收入人群的划分，本文将购房者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高收入户。

可以看出不同收入人群的合理房价收入比区间，经市场调查，徐州市不同收入人群选择的还款年限大部分在15-25年间，故本文确定的低收入人群的合理房价收入比区间为2.64—3.35中等收入人群的合理房价收入比区间为3.96—5.03高收入人群的合理房价收入比区间为5.28—6.71

2.2合理房价的测算

在得出了科学的房价收入比计算模型及确定了不同收入人群房价收入比的合理区间基础上，我们可以利用房价收入比这个公式商品住房合理价位的计算公式：

3结论与讨论

从合理性房价的判别中我们发现，高收入的房价基本上与合理性房价一致，而低收入却没有达到，中等收入占绝大多数，也基本上与合理的价格拟合。说明整个徐州目前的发展状态处于平稳的阶段，政府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积极影响，但对待低收入的住户，希望政府在他们买房时多给予优惠或者多建设廉租房。

参考文献：

[1]Meen，G，TheRemovalofMortgageConstraintsandtheImplicationsforEconometricModelingofUKHousePrices，OxfordBulletinofEconomicandStatistics，VOL32，1-23，1990.

[2]GameronM.ReseachoninternalmigrationintheUS：Asurvey.JournalofEconomicLiteratture【M】.1975，13，P393-433.

[3]鞠方，欧阳立鹏，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及其合理性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7）：116-119.

[4]王东，货币政策对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机制及原因分析【J】，时代金融，2012，12（中）：9.

[5]2012徐州地区生产总值破4000亿增长率连续3年江苏第一，中国网江苏频道，2013.1.21.

[6]中国指数研究院，2012年11月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2012.11.

[7]刘贵文，李婧，我国家庭住房适宜居住面积研究【J】，住宅科技，2007（2）：5-10.

备注：基金项目：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51074154）

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区别篇2

[关键词]区域史；东亚史；区域识别；区域划分；历史分期；区域互动

长期以来，有关东亚史的研究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各种版本的东亚史、远东史、东洋史著作纷纷问世[1]3―5，但不可讳言的是，这些著作，或按照国别史排列，体现不出东亚作为一个地区的共同性和特殊性[2]2；或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存在对历史事实的曲解[1]4―5；甚至对东亚应该包括哪些国家和地区的看法都很不一致[1]3。2006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的《东亚史：从史前至20世纪末》一书，首次采用区域史视角，将东亚作为一个单位进行研究[1]5，在东亚史研究方面作出了新的有益的尝试。捧读之后，获益良多，突出地感到该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

《东亚史》一书在编纂体例上最大的特点，在于“打破了传统的按国别叙述的编纂方法，把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叙述”[2]2，即首次将东亚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区域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对区域的识别，作为区域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一个能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因此，“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的区域的空间范围，不能是对自然地理空间的任意切分，而必须是一个能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所覆盖的地域”。而所谓“自我说明问题”，是指其历史具有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至少应该在自然地理、文化要素、历史进程等三个大的方面具有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这是识别区域的三个基准[3]3。

《东亚史》一书，开宗明义在“绪论”中对东亚的范围进行界定：涵盖中国大陆与海岛以及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15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即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蒙古、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外加亚洲俄罗斯地区[1]3。这种“15+1”所构成的东亚地区，在自然地理上构成了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单位。“大体上讲，东亚的自然地势是以青藏高原为中心，向北部、东部与南部展开，形成一个扇形结构，扇面的内环是二级台地地区，中环区是三级台地地区，外环区是海岛区。正是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与其北部中国新疆地区的沙漠带一起，构成早期人类非常难于穿越的地理阻隔，将东亚与亚欧大陆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形成相对封闭的区域地理环境，这是东亚历史发展具有特殊性的重要原因”[1]7。

文化要素方面，上述“15+1”所构成的东亚地区，在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东亚文化圈。“也许我们可以将文化理解为人类的存在方式。生存方式上具有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的人群所活动的地域，也就构成了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的区域。由于生存方式几乎包括人类社会的全部内容，无法以之作为可操作性的标准，在研究中我们不得不从中选取若干种文化的重要方面即‘文化的要素’作为识别区域的标准”[3]4。日本学者西攵ㄉ最早提出，东亚文化圈的要素或文化特征主要是：汉字、儒学、佛教、律令制度。中国学者多数支持这种观点，只不过在术语上，有些中国学者是把律令制度称为中国式的典章制度。秦汉以后，以册封和朝贡贸易为媒介，中国与东亚其他民族和地区一直进行文化的互动。7―8世纪，在大量吸收中华文明的基础上，东亚各国的文化开始趋同，东亚文化圈最终形成[1]146。

此外，上述东亚地区的发展具有独特的历史进程：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发展不具备同步性与同质性、内部的互动频率远高于与区域之外的互动频率。“作为当代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并列的世界三大文明之一，东亚文明走过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进程。在古代，东亚各国曾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封贡体系、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在欧美势力进入以前，东亚内部也早已形成了半封闭的贸易圈，作为一个独特的世界，东亚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并具有相当大的共性”[1]5。同时东亚地区内部的人种、语言也具有一致性。因此上述东亚地区完全符合识别区域的各项基准，将东亚作为一个单位进行研究，完全符合历史和现实的情况，进而可以正确、深刻地理解东亚各国的历史，对东亚的历史进行整体的把握。

二

《东亚史》一书不仅首次将东亚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而且首次将东亚内部划分为七个亚区，并进一步识别了其中的核心区与过渡区。依照区域史研究理论，区域是分为不同层级的，不同层级的区域识别要从自然地理、文化要素、历史进程这区域识别三大要素出发[3]5。区域史的研究，首先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确定进行哪一层级区域的研究，然后再依据这一层级上的自然地理、文化要素与历史进程这三大要素识别出不同的区域，然后才可以开始对特定区域的研究或对若干区域组成的结构的研究[3]6。《东亚史》一书，正是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将东亚视为一个整体，作为最高一级的区域，并依照区域识别三大要素，将东亚内部划分成七个不同的亚区，即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蒙古草原区、青藏高原区、天山南北区、东北亚区与东南亚区[1]7―9。

上述七个亚区中，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与东北亚区三个区域的文化共性更为明显，共同构成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地带。而其他四个区都是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区与其他文化圈的接触地带，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在文化上具有过渡性。天山南北是东亚文化与中亚、西亚文化的过渡地区，青藏高原是东亚与南亚文化的过渡地区，东南亚早期是东亚文化与南亚文化的过渡地区，14世纪以后，逐渐变为东亚文化与西亚伊斯兰文化的过渡地区，蒙古草原则是游牧文化的代表，但一直深受东亚文化的影响[1]9。

一般认为，划分核心区与过渡区的方法，最早由文化人类学家威斯勒提出，其在《人与文化》中系统地阐释了“文化区”的观点。认为“文化区”是指一个地理上的空间单位，即该处可见到的相似的一种文化或多种文化。威斯勒认为，文化是由各个层次的单元所组成的一种完整的结构，包括多种层次，分为“文化特质”、“文化丛”、“文化型”、“文化带”、“文化区”等。所谓“文化特质”，也就是文化的最小单元，是指一个部落成员的“生活模式”或思想与行为的“集合体”；比“文化特质”高一层的单元叫做“文化丛”，它是由一系列相关的“文化特质”组成；比“文化丛”更高一层的单元则是“文化型”，它是由“文化丛”在中心观念的内聚力作用下，在时空中凝结成的一个持续存在的“型式”；所谓的“文化带”，是指一个文化区内依文化特质标准的不断减少而划分成的许多不同的地理范围，它是以一系列相关的“文化丛”互相结合，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并且占有一定的地域；而在一个“文化区”内则有诸多个相关联的“文化丛”，并且在其“文化中心”地区，文化特质标准最显著，在“边缘文化”或“离心文化”区，文化特质较淡薄[4]44―45。

在威斯勒“文化区”的观点中，“文化丛”是识别“文化中心”地区与“边缘文化”或“离心文化”区的标准。在此我们借用西攵ㄉ提出的东亚文化圈的四要素（汉字、儒学、汉传佛教、律令制国家）作为识别东亚核心区与过渡区的“文化丛”，各个“文化丛”皆可以解析为若干个“文化特质”。如“汉字”可以解析为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文学、人名、地名等，“律令制国家”可以解析为国家体制、司法体制、税收体制等。即“汉字”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文学相关的“文化特质”，“儒学”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统治思想相关的“文化特质”，“汉传佛教”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宗教相关的“文化特质”，“律令制国家”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和政治相关的“文化特质”。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与东北亚区三个区域自身的文化特质显然与上述“文化丛”相重合，其余四个亚区，以蒙古草原区为例，从历史上看，蒙古草原的民族主要分为匈奴、突厥、东胡三大族系，各民族使用本民族文字，对儒学的受容程度明显不及黄河、长江流域以及东北亚地区，信仰的佛教亦不是汉传佛教而是藏传佛教，同时匈奴、突厥、蒙古等民族在步入国家形态后，不是仿照中原建立律令制国家，而是采用“两翼制”建立草原帝国。同理，青藏高原区、天山南北区的文化特质基本与上述“文化丛”不重合，东南亚区虽使用汉字、提倡儒学，但早期信奉印度宗教，后期信奉伊斯兰教，且较少建立律令制国家，文化特质亦与黄河、长江流域以及东北亚地区不尽相同。

综上，《东亚史》对于内部七个亚区的划分以及对核心区与过渡区的识别是完全正确且有着重要意义的。识别核心区与过渡区的重要意义在于，我们所要研究的区域的核心部分，区域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在核心区有着明确而充分的体现，区域史研究的重要任务――研究特定地区的历史发展规律和该地区的特殊性，主要靠对核心区的研究来完成。而研究区域间的互动关系，则需要靠对过渡区的研究来完成[3]7。这就为我们从事超越国别史的区域史研究、思考区域与国家究竟是什么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由于中国在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整合了上述七个亚区中的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蒙古草原区、青藏高原区、天山南北区的全部，以及东北亚区与东南亚区的各一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在政治上成为“联结东亚七区的国家”，又因中国在文化上的核心地位，使得东亚文化呈现出“核心―外缘双重环状区域结构”[1]9。因此，中国的历史进程必将对东亚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

《东亚史》一书实际上是一部集通史和区域史研究优点于一身的创新之作，其内容既包括五千年来东亚整体区域与各个具体区域的历史，也包括各个区域之间互动的历史。该书匠心独运，首次以东亚区域结构的变化特点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将东亚史划分为七个时期：①早期东亚世界（远古―公元前3世纪末），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东亚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一时期只有中国与其他地区的互动，还谈不到国家之间的互动[5]95。中国领有东亚核心地区，“经历战国时代的扩张后，华夏先民的势力东达大海，西限青藏高原、新疆沙漠，向东西两个方向的发展已达到地理环境的极限”[6]37。②区域结构形成时期（公元前3世纪末―8世纪末），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出现了中国之外的东亚其他国家。东亚在中国之外第一个形成的国家是匈奴帝国，而且匈奴帝国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自形成之日起就与农耕帝国秦、汉相对峙[1]10，秦朝向北的发展受到了蒙古草原游牧文化的拒斥，不得不以长城划定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界线[6]37，而这一农耕―游牧明确界线的出现，使得核心区与过渡区的差距不断扩大，这条分界线成为影响东亚格局、影响东亚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随后，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以及东南亚各主要岛屿上，逐渐形成了中国之外的成熟国家，盛唐时期，中国采用羁縻统治的方法，确立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封贡关系，建立了一种东亚古代国家之间的粗略的秩序[1]10。③多族多国竞相发展时期（8世纪末―13世纪末），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东亚各族各国取得了大发展，各族各国自树意识增强，东亚文化开始呈现出多元的特点[1]11。辽中期以后，辽金与高丽之间的封贡关系在册封、使节往来频度、交往礼仪等方面都已经出现了制度化的规定，标志着辽金与高丽之间的关系已经由之前的简单的封贡关系（羁縻统治）步入到制度化封贡体系的模式之内。“作为古代东亚世界国际关系模式的封贡体系，其起源可以上溯至辽中期，或者准确地说，可以上溯至11世纪初”[7]117―124。但是，由于这一时期东亚处于大分裂时期，决定了制度化的封贡体系无法在整个东亚地区得到实行，但辽金与高丽间封贡关系的制度化，为东亚封贡体系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④封贡体系时期（13世纪末―1874年），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东亚古代特殊的国际体系――封贡体系的最终形成，并以封贡体系为标志，东亚形成了新的区域结构和新的国际秩序[1]11。封贡体系既顾全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又照顾到中国无法将东亚纳入一体统治的政治实际，使中国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切合点。同时，面对中国实力的威慑和朝贡贸易的利益以及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心理认同，名义上的从属关系对东亚各国来说也是容易接受的[6]38。直到近代，东亚封贡体系同时面临内、外两个方面的冲击，逐渐走向全面瓦解，之后东亚进入到⑤条约体系时期（1874―1945年）、⑥二战后冷战时期（1945―1992年）、⑦后冷战时代（1992―）[1]11。

该书“从东亚地区整体的视角出发，按照分期和分区，从古至今、由近及远、先后有序地叙述东亚各时期的历史，即采取分区叙述与分国叙述相结合，以分区叙述为主的编纂方法；以地区内国家和民族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为侧重点”[2]2。书中既有核心区及核心区之下各地区发展状况的精到论述，又有过渡区及过渡区之下各地区发展状况的展示；既有核心区内部各地区互动的论述，又有边缘区内部各地区之间的互动以及核心区与边缘区互动等问题的研究。更有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论述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章节。如第六章东亚与世界关系的滥觞、第十章东亚与世界关系的发展等。从而最终完成了以核心区与过渡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为基础，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核心―外缘双重环状区域结构，以东亚区域内部互动以及东亚与外部世界互动为发展模式的东亚整体史的建构。限于文章篇幅，书中其它独到新见之处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东亚史》首创区域史视角下的东亚史研究体系，在区域识别、区域划分、历史分期、整体区域研究及各部分具体区域研究、区域内部互动及外部互动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新的独到的见解。正如朱寰先生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东亚史》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东亚地区的历史专著，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2]1。又如陈景彦先生所言，“作为国内第一部东亚通史，作为区域历史编纂方法的一种新的尝试，该书对编写东亚史乃至其他区域史都是有借鉴意义的。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在东亚区域化进程涉入‘深水区’的今天，中国的学人们在东亚通史的研究方面走出的这一步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5]95。

参考文献：

[1]杨军，张乃和.东亚史[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

[2]杨军，张乃和.东亚史.序[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

[3]杨军.区域中国：中国区域发展历程[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

[4]杨军.文化人类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5]陈景彦.可贵的创新，明显的缺憾――评《东亚史》[J].史学集刊，2006（5）.

[6]杨军.中国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2）.

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区别篇3

关键词：区域性；行政管理；改革

中图分类号：D5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1

二十一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生的巨大变化，公共行政学在这种环境中不断的演变，内容上得以丰富和创新，其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展，特别是对区域经济的研究更加深入，这个研究领域涉及到的就是区域行政管理，自改革开放以来，对于行政区域的划分中，中央直辖市区域和普通省制区域并无根本差别，而民族区域自治区域和特别行政区域有着明显的特征。区域的协调性主要体现在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管理行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会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区域间的发展也会得以平衡。

一、区域性行政管理的特点

1.民族区域自治制区域行政管理的特点

民族区域自治制区域行政指的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它是二者的结合，它以《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依据，在国家所管辖的领土区域内，由国家统一领导，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地方自治，并在自治地区建立自治机关，自治区行使自治权，以管理本民族内部的事务，这体现的是民利，保证了政治、法律上的平等。民族自治区域的自治机关与普通省制区域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是同性质的，它是也是我国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同时它也是民族自治区域的一级国家权力机关，属于国家行政机关，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其自治权，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自治机关行使的自治权应同它的行政地位相适应。例如很多少数民族，因地小人少，属于县级以下的，称为自治乡，对于行政地位来说，这样的基层行政区域不具备行使民族自治权利的条件，不能制定相关的自治条例；而在民族区域自治区中，自治区具有典型的自治特征。近代社会在官家、僧侣、贵族三大领主统治之下，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社会，而在1951年，由于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得以和平解放，解放了各民族的基本人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它从封建农奴制社会逐步进入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以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为出发点，自治机关配备的人员可以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尊重和保护自由，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实行区域行政管理，促进了民族间的尊重和团结[1]。

2.特别行政制区域行政管理特点

“一国两制”属于是区域自治，但是高于民族区域自治程度，特别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已包含在中国当代区域行政范畴内。特别行政区域通过国家在法律上确认以及原有的权利和制度，享有的各种自治权和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享有高度的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力更为广泛。香港回归中国后，依据《香港基本法》，“行政主导”为香港政制一大特色，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首长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领导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具有双重法律地位。

对于香港、澳门，中国实行“一国两制”，恢复行使，而则是国家和平统一的问题，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司法独立，享有自，可保留军队，以及台湾人民的利益都将得到切实保障[2]。

二、区域性行政管理的改革

1.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自治地方各级政府通过开展行政管理活动，推动了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但是在开展行政管理活动的同时，民族自治地方对自身角色的定位存在一些困惑。主要体现在行政管理活动的法制基础不够完善。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活动需要有法律的约束。要在一般行政管理的法制和区域自治法制的基础上，行使自治权，但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备，缺乏必要的法制基础，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治权行使不足，《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条文比较抽象，原则性的规定较多，一些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不具备可操作性，对于自治权的行使没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因此，法制基础的完善，可以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发展[3]。

2.强化自治权的特殊性。全国行政体制改革后，地方权力得以扩张。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制定的制度体系，其中自治权的内容不同于其他地方政权机关享有的权力，具有明显的特殊性。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自治地方专享的权力特殊性逐渐淡化，这也是中国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果会给民族自治地方带来改革和发展的动力，但是，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的进程较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需在这种背景下适时调整，在新形势下，探索科学的方法以促进自治权的有效行使[4]。

总而言之，区域性行政管理推动中国政府管理，对其的研究有助于政府管理现代化的实践，公共行政学的研究领域与范围得以拓宽，丰富和发展了行政管理的内容，这对于推动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白雪梅.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2]R•J•Dilger,NationalIntergovernmentalPrograms(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1989.

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区别篇4

l.引言

2.自然保护区级别划分的背景

3.我国自然保护区级别划分的原则

4.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分级

5.讨论

提要本文在总结国内外自然保护区级别划分背景的基础上，根据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的现状，提出保护区级别划分应遵循的原则，如以定性方法为主，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一致等。根据这些原则，研究制定了我国自然保护区级别划分的标准。该标准将自然保护区划分为部级、省级、市级和县级。并对其标准进行了详细描述和定义。此外，本文还对保护区级别划分的依据和确定保护区重要性的评价指标进行了阐述和讨论。此标准的研究对于当前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级别分级标准评价标准

l.引言

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对于保护典型的自然生态系统、保存有特殊价值的地质地貌景观和自然遗迹、拯救珍稀濒危生物种、探索自然环境的发生演变规律和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方式、促进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及旅游等事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建设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至1991年底，全国已建有各类各级自然保护区708个，总面积达56.80Mha，其中陆地面积53.18Mha，约占国土面积的5.5％，达世界平均水平(薛达元，1992)。自然保护区虽然数量很多，但并不处于同等的重要地位。根据自然保护区保护对象的价值和重要程度，可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级别，以便区别管理，将有限的财力和人力用于特别优先保护的区域。然而，自然保护区级别的划分，要求一个科学的、客观的标准。本文试图在研究我国自然保护区发展状的基础上，探讨我国自然保护区级别划分的标准。

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区别篇5

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系统破坏和海洋环境污染的程度日益加剧，保护海洋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保证海洋经济和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已迫在眉睫。在这样的背景下，海洋保护区应运而生。从国内外相关研究及实践经历可以发现，作为海洋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保护区是保护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统、协调海洋开发与保护的有效途径之一。部分发达国家在海洋保护区建设方面起步较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各种领域上的实践都取得了显著地成效。

二.我国有关海洋保护区的分类

我国的海洋保护区事业目前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国的海洋保护区分为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特别保护区两大类，二者在保护宗旨、目标、对象、选划标准、保护内容和范围、保护任务和管理方式等方面有诸多不同。从国际上对海洋保护区的定义和分类来看，海洋特别保护区应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海洋保护区类型。海洋特别保护区，是指具有特殊地理条件、生态系统、生物与非生物资源及海洋开发利用特殊要求，需要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和科学的开发方式进行特殊管理的区域。根据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地理区位、海洋开发利用现状、资源环境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海洋特别保护区可以分为海洋特殊地理条件保护区、海洋生态保护区、海洋资源保护区和海洋公园等类型。为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海洋环境保护，我国自2005年起在管辖海域发展建设一批海洋特别保护区。随着国家与地方对海洋环境资源的日益重视，海洋特别保护区的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目前，我国已有23处部级海洋特别保护区（不含海洋公园类型）和18处部级海洋公园，海洋特别保护区总面积已近36万公顷。我国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初步形成了包含特殊地理条件保护区、海洋生态保护区，海洋公园等多种类型的海洋特别保护区网络体系。珊瑚礁、红树林、滨海湿地和重要渔业水域等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珍稀濒危海洋生物得到了有效保护。但是，我国海洋特别保护区的整体布局有待进一步优化：首先，海洋保护区的数量和面积较小，空间分布不均衡，与我国管辖海域面积相比，海洋特别保护区的面积仅占0.076%，还没有达到国家对于推进海洋特别保护区建设的目标；其次，由于各地经济实力和人才资源发展不均衡，各特别保护区的管理水平存在一定差异，个别保护区的管理仍停留在简单的看护水平上，影响保护区功能和效益的发挥。

三.胶州湾滨海湿地海洋特别保护区现状

本文将以胶州湾滨海湿地海洋特别保护区作为范例，对目前的我国的海洋特别保护区的管理现状进行一定的分析。胶州湾滨海湿地海洋特别保护区选址在胶州湾内，处于规划中的胶州湾湿地保护的核心区，包括大沽河河口区、洋河河口区及邻近海域，总面积3621.92公顷，功能分区为生态保护区、资源恢复区、环境整治区和开发利用区，是青岛市最大的湿地保护区。该区域内的湿地植被群落发育完善，建群植物主要为河口和三角洲湿地的芦苇，微咸水沼泽的盐角草等，生物资源非常丰富。

该保护区成立于2009年，是省级海洋特别保护区，也是青岛市第一个海洋特别保护区。由于保护区成立时间较短，建设和管理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胶州湾内的开发活动日益增多，保护区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因此根据保护区的生态环境状况制定切实可行的环境管理体系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虽然近几十年来在资源环境、水文地质、岸线变化、湿地修复、海岸带管理等方面对胶州湾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但专门针对胶州湾滨海湿地海洋特别保护区的研究很少，尤其是还没有对其环境政策、环境绩效和环境因素识别等的研究和探讨。目前胶州湾湿地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与港口开发使自然湿地的面积不断枯萎。沿海城市和港口的扩建和开发是造成滨海湿地面积不断消失的一个主要原因。20世纪后半叶以来，因港口的开发和城市的扩建，海岸湿地正在加速消亡。我国是人口大国，沿海湿地所承受的城市和人口压力远大于其它国家，城市、港口的发展和扩建造成了海岸湿地大面积的损失和破坏。JoanGEhrenfeld研究发现受城市影响的海岸湿地环境在生物、物理、生态、水文和地貌等方面与原始海岸湿地间的区别很大。在我国主要如下图所示，

（2）湿地水质不断恶化。沿海岸不断发展壮大的工业、海运业导致的城市人口增加，将工业和生活污水、船舶废水、养殖废水、事故溢油和各种生活、工业垃圾倾倒在胶州湾，导致水质不断恶化，湿地无机氮、无机磷含量超标严重。

（3）生物多样性下降。水质恶化使胶州湾潮下带湿地浮游植物、底栖生物多样性下降。近40年来，胶州湾潮下带湿地浮游植物细胞数量明显下降，1977～1978年比1962～1963年细胞数量大约减少一个数量级，1980～1981年比1977～1978年大约又减少了一个数量级，90年代比1980～1981年浮游植物数量又有大幅度下降。每年2月浮游植物优势种群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4）滨海湿地自然景观分维数下降。将自然湿地转化为盐田、虾蟹池等人工湿地，使胶州湾滨海湿地景观格局发生明显变化，被形状不规则面积较小的湿地景观斑块取代，沿岸景观格局趋于简单化，景观斑块分维数下降。

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区别篇6

本课程是在强调人文地理学内容的系统性与完整性的前提下，突出以人地关系为中心，文化理论为基础的特点，构建人文地理学的知识框架。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与空间差异，提高对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的深层理解，并能够对人类各种文化现象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进行正确分析，树立科学的人地观。

本课程所讲是狭义的人文地理学，在学习过程中将全部内容划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绪论，介绍人文地理学的对象与任务、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史和人文地理学的思想进程和学习要点。

第二部分以TerryG.Jordan的TheHumanmosaic一书为基础介绍文化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内容包括分布区，扩散，文化生态学，文化整合和文化景观五个方面，并对相关的人地关系理论分别进行介绍。

第三部分从人的群体性特征出发，分别介绍“人口与发展”和“人口的分布与迁移”。

第四部分介绍农业与工业。基于对农业和工业本身就是文化产物和二者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关系的认识，以农业与工业的发展过程为主线，以空间的格局作为其发展的空间表现来阐述。

第五部分是人文地理学的主体部分，包括种族、民族、民俗、语言、宗教、聚落、旅游、行为、政治七方面内容。这七方面均是把每个要素作为人文地理学体系中的一门分支学科系统全面进行阐述，而且把文化作为人地关系的中介，强调其横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