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二胎政策的看法篇1

计生政策实行逾30年，中国亦深受老龄化社会之痛，中国人口政策的拐点是否已经到来？

“二胎”能解决什么问题

新加坡政府内阁资政李光耀在他的《出生率下降为发达国家敲响警钟》一文中说，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人口是新加坡的两个最大隐忧。

在中国，人们的传统生育观念也因之改变。早在1997年国家计生委所作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城市和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已分别降至1.56和1.8。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现行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突出。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素质下降等问题，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困扰中国。

一个担忧则来自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明显加快的趋势。据国家计生委预测，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55亿，成为不折不扣的“银发社会”。

从2011年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中国已经走上老龄化的快车道。

上海自1979年起即迈入了老龄化城市行列。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老年人的健康和保障问题面临着严峻挑战。

但在中国人口科学的学术带头人翟振武看来，“假定放开了二胎政策，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龄化的问题，只可以缓解一些老龄化的过程和速度，所以，靠多生孩子来解决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我觉得作用不大。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之策还是要建立完善的、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这才是根本”。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进入老龄化的同时也进入少子化阶段。少子化意味着未来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在持续减少。

另一个担忧是，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持续升高，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已达117（即每出生100个女婴，相应平均有117个男婴），远远高于103～107的正常值。“这说明人口群体在性别比例上失去了调整的空间，按照婚龄差距在5岁之间测算，中国婚姻市场将有2000万～3000万男性面临婚姻压力，这无异于一个定时炸弹。”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不无忧虑地说。

谁会生“二胎”

据联合国及各国人口学者的统计，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在1.4到1.5之间。而2.0左右的生育率则被人口专家认为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即人口增减的分水岭，他们据此认为，应放开二胎。

婚姻家庭专家徐安琪早在2004年年初所做的一项调查就发现，目前上海的青年男女中，教育程度高和经济收入高的“双高”人士，对生育第二个小孩的兴趣最大。

刚刚生了一个女儿的一位江苏企业老板则表示：“希望能够再生一个孩子，或者到国外生，或者缴纳社会抚养费。”二孩早已落地的一位上海父亲也说：“以往的说法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但现在，能生两个孩子的基本上是有经济基础、学历也较高的人群，他们希望让后代有个更好的环境，而很少考虑到经济成本。”

相比富人、名人生“备胎”，事业和生活压力已使得许多普通市民不想生，甚至恐惧生。生育权利的不平等，被搁上台面，这亦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个艰难命题。

计生与超生的困局

作为一项国策的计划生育工作，始于1982年。之前，中国已经连续多年出现了生育高峰，到上世纪70年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已相当尖锐。

中国实行的是多元化的生育政策。简言之，城市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农村夫妇生一个半（即第一胎如果是女孩，还允许再生一个），少数民族夫妇生三个，个别地区如则不设限。但这一严格的强制性调节政策，几乎自推行之初便遭到了普遍抵制，在中国农村地区尤其如此。

为控制急剧增长的人口，中央明确规定，计划生育要由各省、地、县、乡、村党政一把手亲自负责。在农村地区，最强有力的执行者是乡政府及村委会，计划生育指标完成与否，成为衡量乡村主要领导政绩的重要标准。

“为推行计划生育，我抓过人，牵过牛，扒过房子，干过许许多多违法乱纪的事。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过分。”在社会学家曹锦清所著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一个在乡政府干了8年的计生干部坦言道。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城乡各个角落的计划生育干部们，都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不会有人发自内心地愿意终生从事这样的职业。

2001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并于2002年9月1日正式实施。该法出台后，国务院接着颁布实施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三部配套法规。在此期间，全国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修订或制定出台了地方性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其速度大大高于其他领域的地方立法。而2003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发展已成为国家计划生育工作延伸的重要领域。

试点之路和难点之处

“目前有几种放开二胎的方式：有的人赞成‘单独’放开二胎；有的人赞成‘双独’放开二胎。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去放开二胎？计划生育政策不会永远存在，问题是怎么逐步做到这一步？我觉得，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翟振武表示。

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在去年的一次受访中称，广东省已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但能否得到批准，要由国家决定”。

广东的计生政策此前就曾进行多次微调，比如在2009年取消“双独”夫妇的“二胎生育间隔期”，依法生育第二胎不用再等4年；同时广东也调整了已生育残疾儿的夫妇再生育、再婚夫妇中生育一方的生育权等问题。

放开“二胎”，难处究竟在哪儿？

于决策者而言，庞大的人口基数依然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压力。此外从现实而言，二胎政策是否放开，需要考虑一个现实，即如果二胎放开，将有多少人被新政策所鼓励，从而释放压抑已久的生育意愿？

对二胎政策的看法篇2

不低于20万的高额罚款，日益高昂的生活、教育成本，是否还能像一胎出生时麻烦父母来帮自己照顾新生儿。当这些问题伴随着肚子里的小生命一起摆在张霞夫妻面前时，张霞开始思考“儿女双全是否只能是他们夫妻的一个梦”？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自1980年实施以来，像一把大剪子，在30多年间剪掉了几亿人口。人口学家预计，目前，一个中国女性一生平均会生1.5个孩子，这是全球最低的生育率之一。事实上，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民众呼声的高涨，想生二胎的家庭越来越多。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表示：“可以断定，整个21世纪将是中国最痛苦的人口结构调整时期。中国人要有心理准备，迎接这场人口变化带来的经济变化、社会变化以及文化变化。”

变局之下，一个家庭两个娃，对于更多的中国家庭来说，是否真的只是一个梦？

天赐的“意外”

生，还是不生？这是个问题

2013年7月30日早8点，北京妇产医院计划生育科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张霞正在紧张地等待医生叫号，排在她前面的大多是20多岁因为意外怀孕而来此打算流产的姑娘，已经33岁的她在这中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毕竟，她已经是一个5岁孩子的母亲。然而，相比6年前的初次待产，这一次的怀孕来得意外也让她更紧张。一周前，她意外发现自己身体不对，自己在家测试以后显示怀孕，她跟老公紧张了很久，为了要不要这个小孩而讨论到半夜，最终决定让她先来医院检查，然后视情况而定。10点25分，终于轮到了张霞，医生先让她做了孕酮测试，结果要在下午2点钟才能拿到，她打算先利用这段时间好好思考下。

张霞，北京人，现担任外企人事经理，老公是山东人，在私企任中层领导。目前，二人并不符合生育二胎的条件，虽然都并非工作在机关单位，不担心工作受到影响的问题，但是若真的冒险生下来，粗略估计要缴纳的罚款最低也在20万元左右，对于他们这样的中产家庭着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其实政策内可以生二胎的夫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张霞常常会羡慕身边那些符合二胎生育政策的朋友。比如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或者是少数民族的，他们很多都已经有或者计划生育二胎。甚至是外地小县城的亲戚，据说只要交纳数万甚至几千元的罚款，就可以顺利生二胎。“两个小孩有个伴儿，而且，有了兄弟姐妹的小孩更懂事”，这是绝大多数二胎父母的想法，张霞也是如此，从小就是独生子女的她受够了一个人成长的孤单，一直梦想着体验“打虎亲兄弟”的感觉，可是自己终究未能如愿，后来儿子小雨出生，她一度想再生一个女儿，儿女双全曾是自己和老公一直梦想的事情，可是由于这悬在头顶的政策，他们才一直小心翼翼的，不敢触碰这条线。一周前当她意外发现怀孕时，两人都吓了一跳。今天的检测，无论结果如何对她而言都是喜忧参半的事情。

根据《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只有符合9类条件的其中任何一项才可以申请育二胎，否则就要缴纳社会抚养费，费用根据每个城市的人均收入以及个人家庭收入不同而有所变化。“不生养二胎我还不觉得这个政策有多么畸形，真的轮到自己了，才发现问题好多，国家凭什么收社会抚养费了？那些钱到底用在了哪里，有谁知道？”张霞曾如此激烈地跟自己的朋友探讨过这个问题，但是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2012年8月，来自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吴有水，向全国31个省级计生委、财政厅（局）申请了政府信息公开，要求政府公开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的去向，其中10个省份回复了他的要求。回复要求的10省份数据显示：福建20.7686亿元、广西8.6321亿元、海南2498万元、河南15.9856亿元、吉林6771万元、辽宁9100.19万元、四川24.5014亿元、重庆16.5亿元、云南2.2046亿元、湖北7.9817亿元。10省份2012年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不完全统计高达约100亿元。“社会抚养费绝对是开放二胎的最大阻力之一。”这样的言论时常见于网络及某些媒体。张霞虽然还不曾获悉这样的数据，但是她也的确为这样的政策感到不平。“如果收了社会抚养费，就应该公开它的去向。”

下午2点，张霞拿到了自己的化验单，结果显示HCG为2132.90HMIU/ML，远远高于正常值的0～10之间。毫无疑问，她确实已经怀孕。医生的问题是现在她要保胎还是流产，张霞不知道。“我跟家人商量一下再决定。”这是她当天在医院说的最后一句话。

香港生无出路，离婚生不靠谱

如何让宝宝赢在人生的起跑线上

2013年，互联网流传一个新段子。这段被称为“2013年结婚誓词”的段子内容如下：牧师：“你愿意娶这个女人吗？爱她、忠诚于她，无论她贫困或者富有，健康或者疾病，直至死亡。即使你们因为买卖二手房、生育二胎而暂时离婚、再和别人结婚、再复婚也不离不弃、忠贞不贰，就像从来没有分开过，你愿意吗？”这段调侃式的“誓言”引起网友们笑中含泪的讨论之后，也为不符合政策的夫妇们生育二胎提供了一条新出路，那就是离婚生二胎。

先跟现在的老公假离婚，然后跟一个没有用过生育指标的单身男士假结婚，但实际上还跟现在的老公住在一起，等到孩子出生以后再跟假结婚的对象离婚，跟原来的老公复婚，这样的二胎就是合法的。这是网络流传的假离婚生二胎的基本流程。

自从决定生二胎之后，张霞就开始打听各种可以顺利生育二胎但是尽可能减少损失的方法。离婚生二胎是她新近了解到的方式，张霞打听过，知道这种方式的二胎妈妈们不少，但是真正实践者却只是极少数。毕竟，这种方式不但要冒上离婚的风险，未来孩子出生以后，能否跟假结婚的对象顺利离婚也是极大的问题。早就有孕妈听到过真实的案例，一对夫妻为了二胎生一个儿子，离婚后妻子跟一个60岁的单身汉结婚，一直到孩子出生都很顺利，就在全家皆大欢喜打算跟单身汉办离婚手续的时候，对方坚决不同意，每天一到吃饭时间就到这对夫妻家里坐着，扬言孩子是他的，不给他个说法他就前去举报。最后这对夫妇无奈给了对方5万元才算真正了结。这还算是夫妻双方幸运的，张霞还听说过有夫妻离婚后，妻子已经开始备孕，但是丈夫却又带着已经怀孕的情人直接住到了家里，最终假离婚变成了真悲剧。“我们的感情没问题，虽然不担心会出现意外，但是为了二胎让我们的夫妻关系出现这样的变故，我和老公都不愿意。”运用这种方法来生育二胎，双方父母也极力反对。

听闻香港生孩子可以让孩子获得香港户口，张霞又开始打听起赴港生子的政策。从北京到香港、第一次产检、交定金、回京待产、提前去深圳租待产房、找月嫂、去香港生孩子、办齐证件、在深圳坐月子、回北京。有4种套餐可供选择，均价大概在8万元左右。这是张霞新近打听出来的去香港生子以此来规避处罚的方式，但是这样的状况只适用于2012年之前。

2012年4月1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候任行政长官梁振英会见记者并宣布，2013年起内地孕妇到港私家医院产子将不再有配额，不保证2013年在港出生的内地婴儿可以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此前特区政府官员已表示将考虑取消公立医院额度，这意味着，从2013年起香港或已全面取消内地孕妇到港产子配额，私立医院虽然还有名额，但是想要得到名额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以前去香港即便月份大一点他们都有办法，但是现在中介机构也很谨慎了，甚至不能保证孩子也像是从前一样获得香港户口，如果未来孩子连个户口都没有，我们当然会觉得对不起他啊。”张霞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自己尚未隆起的小腹，手里的宣传页是别人给的，上面印着一行鲜红的标语“让你的宝宝赢在人生的起跑线上”。

前途未明的“单独二胎”新政

还有不得不算的二胎经济账

再次见到张霞是8月10日，北京西北四环外的小区里，她刚刚从社区医院出来，目的是咨询母子健康证的办理方法。开准生证、去社区医院开母子健康证，再去医院产检并建档，这样的流程对她而言并不陌生，但是这一次，因为并不符合二胎生育标准，所以他们根本无法拿到准生证，没有准生证也就意味着无法开母子健康证明，更无法在医院建档、对孕程进行跟踪、预定床位等一系列流程。今天去社区医院也只是咨询，看是否有别的办法。“没有，你只能等到生下来认罚，然后再给孩子上户口。”负责人用这样一句话打发了张霞。有朋友给她支招，可以去私立医院进行今后的产检以及生育，但是“基本起价都在5万元左右，费用也不低啊”，张霞感慨，“罚款就已经要我们奋斗好几年了，如果再加上生育的额外支出，压力绝对不小。”

除了缴罚款，养大孩子还得费不少钱呢。张霞心里估算了一下：孩子还未上幼儿园时，抚养孩子的费用主要是“奶粉、尿不湿”支出。一罐900克的奶粉价格在200～400元之间，孩子慢慢长大，奶粉量逐渐增加。再加上孩子的衣服或其他消费，每个月的支出在2500元左右。照此计算，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的两三年花费也得5万～8万元。若是家里请了照看孩子的保姆，费用还不止这些呢。北京一个育儿嫂的月工资在4000元以上，一年差不多5万元。孩子去幼儿园，以后开始上学，教育费用又得多少呢？张霞现在想都不要想了，“车到山前必有路”“穷有穷的养法，富有富的养法。”

下午4点，她去医院预约了次日的产检，“先跟医院说准生证还在办理中，至少产检还是可以正常进行的。”张霞觉得最近这几天身体很不舒服，就连端杯水也肚子疼，完全不似一胎时候的自如，她不知道是不是之前思虑过多造成的身体不适，“我怕是先兆流产。”张霞很害怕，相比第一次去医院时候的忐忑，她真的不希望出现一点点意外，好不容易到来的宝贝，张霞夫妻希望他能健康地生下来。最关键是的，这几天她发现网络到处流传着有关“单独二胎”将重新实施的传言。

对二胎政策的看法篇3

【关键词】人口政策全面放开二胎系统思维

【中图分类号】C924.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5）31-0020-03

一线性思维下的生育政策严重影响社会发展

1.线性思维与系统思维之辨

线性思维，是指一种直线的、单向的、单维的、缺乏变化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中，置时间空间、环境条件的变化于不顾，只用一因一果式的思维去做决断①。与其相对应，系统思维强调相互联系、复杂因果、开放、动态变化和创新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关注联系和变化着的因素，对时间、空间和环境的复杂性进行理性的判断，从而做出决策。而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复杂的过程，本质上具有复杂系统的开放与动态发展特征②。同时，人口过程是持续动态发展的过程，以线性思维去制定人口政策，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发展都是不科学和危险的。

因此，在面对生育政策这样复杂却又关乎民生的现实问题上，有必要遵循科学的方法和准则，将系统思维纳入到放开二胎这一重要的现实问题中，以动态、多维和开放的视角去分析和解决当前面临的人口问题，具有独特的方法论和现实意义。

2.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弊端颇多

第一，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体现在“头痛医头”的思维定式上。这种政策受“马尔萨斯陷阱”的影响，认为人口增长会影响社会资源的供给、加大生存压力和就业压力等，而限制人口增长是政策之必需。这种简单的一因一果式的线性思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指导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在计划生育政策上实行的“一票否决”制，变相地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列为政府工作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这种强制性的“少生”政策由于一味追求出生率而显得用力过猛，由此给生育家庭带来的不幸不再赘述。

第二，又一种线性思维：认为只有计划生育能够降低生育率。这一种思维定式主要存在于计生界，这种思维定式忽略了社会经济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对生育率的深层影响，而是简单认为只有计划生育才能导致生育率下降;计生管理工作力度的削弱会使社会生育率上升而不可能下降。正是由于上述误区，20多年来中国生育率的统计研究陷入了一个怪圈，即将低生育率的调查结果加以质疑和否定，而简单归因于出生漏报;然后大幅调高生育率估计并据此强调人口增长形势严峻，继续严格实

行生育控制，此后的调查便再现极低生育率，如此循环往复，延续多年③。

第三，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后果严重。有学者认为，中国现在不是处在低生育的边缘，而是已经进入低生育漩涡的中心。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已从2012年拉开序幕，每年减少存量达200万～300万之多，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硬约束。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调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目前仍然高达115，长此以往必然影响人口生态安全，威胁社会的稳定和谐。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中国已经形成了低生育文化，“生得起养不起”已经成为年轻家庭的共同难题。2000年以来，中国已经掉入了低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文化双重约束下的“超低生育率陷阱”，总和生育率低于1.3，这是一个不妙讯号。长此以往，中国将面临劳动力短缺、人口失衡问题等诸多挑战④。

从养老的角度来讲，国际上的学者几乎普遍认为，日本经济的衰退、欧洲经济增长的低迷，是和其生育率过低、老龄化程度高密切相关的。欧洲、韩国和日本等国家在企图从“低生育陷阱”中解脱出来，目前中国要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将变得十分关键⑤。此外，从家庭幸福的角度看，累计已经有1.8亿政策性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风险很大，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弱。我国失独、伤独的家庭越来越多，规模目前已经数以百万计，可预见的将来将超过千万，而独生子女家庭空巢老人将达到数以千万之众，他们将面临孤独终老、老无所依、老难所养、老难善终等诸多挑战⑥。

二系统思维下二胎生育政策的走向

人口问题的动态性反映在，因为未来人口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当下，人口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当人口发生突变的时候，那就是“量变引发了质变”，这就是值得重视的“人口转折”。因此，制定人口政策，尤其是生育政策，必须要根据几十年后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科学的预估，从而结合当下制定最适合中国的生育政策。

1.学界对当下该采取怎样的二胎政策存在很大争议

第一种观点是不能全面放开二胎。其理由是，全面放开二胎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⑦。2014年7月10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会上也采纳翟振武的数据，认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多生9000万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

第二种观点提倡分阶段放开二胎。原因是自2014年单独放开二胎开始实施到现在才一年时间，不少家庭还在准备阶段，估计2015年申请二胎人数会比2014年的数额增加。此种观点主张按照年龄段逐步放开二胎生育，用五年左右的时间过渡到全面放开二胎生育⑧。

第三种观点呼吁应立即全面放开二胎。其理由是“单独二胎”实施后“遇冷”，“单独二胎”已无法缓解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政府应加快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推进。⑨

第四种观点主张取消生育限制，实行自由生育。持该意见的人士认为，不仅政策限制生育的理由不复存在，而且需要大力鼓励生育来应对新人口危机。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的少子化趋势由来已久，从2003～2013年，中国的年出生人口徘徊在1500万到1700万之间，比1983～1993年的年平均水平萎缩了30%⑩。更令人担忧的是，未来十年，中国22岁～30岁的女性数量将萎缩至目前的60%以下。即使生育率显著提升，也难以避免出生人口的急剧萎缩?。

2.二胎政策是对线性思维下人口危机的补救，应认清形势，迅速放开二胎

以上几种观点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系统思维的角度看，争论中第一种观点夸大了对放开二胎政策之后生育率回升的预期，并认为人口总和生育率1.7已达到预期，置人口世代更替率2.3于不顾;第二种观点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各省份二胎申请者大大低于相关部门预期申请数，我们所要做的是审时度势，及时放开二胎提高生育率，而不是在“遇冷”情况下原地踏步，因此当前低生育率的形势已无“分阶段、分年龄”的必要;而第四种观点所提倡的生育自由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人们从长期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中突然“解放”出来，不仅对于单个家庭来说人口质量和整个社会的人口安全得不到保障，其引起的全民心理动荡将无法预测。

社会科学的研究，最基本原则的就是不能脱离社会事实。在二胎政策上，必须基于中国低生育率水平以及老龄化问题严峻的社会事实，主张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这是系统地结合人口、养老、经济发展等问题下的必要措施。

第一，从人口发展的状况来看，放开二胎政策是政策调整之必需。有数据显示，如果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即全国城乡统一放开“单独二胎”，则每年多出生的人口将比现在增加100万人左右，超过200万人的可能性很小。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6～2029年出现，高峰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4.01亿人。而如果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且生育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则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3～2025年出现，高峰时期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3.92亿人。也就是说放开二胎政策可能不会显著提高生育率，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的调整等带来巨大好处。

第二，从养老角度来看，全面放开二胎能够缓解当前和未来老龄化的压力。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严峻挑战，而放开二胎政策有利于增加人口基数，改变现有人口格局，并且能够增加20年后劳动就业人口，从而缓解未来20年中国老龄化的局面。

第三，从经济发展角度看，经济的增长是和生育率过低、老龄化程度高密切相关的，目前中国要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就需要通过及时有效的社会政策调整，使得社会生育率保持在一个稳定和适宜的水平。

三系统思维下生育政策制定需要考虑多维因素

1.人口政策的转变需要更大的勇气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历史的惯性，相当一部分人的人口意识依然表现得过于陈旧和偏颇。目前的人口规划与其说缺乏的是智慧，不如说是勇气。如果规划者忽视国内学界已经比较成熟的建言，将会因人口规划的错误和滞后，给未来的社会发展带来隐患。

2.计划生育政策应与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

社会政策不是孤立的，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育政策与养老政策、劳动就业政策紧密相关，如果只是一味追求人口在数量上的合理性，而不关注与之相配套的医疗服务、养老服务、就业服务的话，那现有低生育率的格局则很难得到改变。

有学者从家庭的角度出发，提出鼓励生育背后需要配套的保障服务做支撑。为降低家庭内部的生育成本，保护年轻家庭的生育积极性，国家和政府要在怀孕生育、带薪休假、优生指导、孩子入托、上学、医疗等诸多方面全面采取生育友好、孩子友好、家庭友好的社会公共政策，鼓励结婚和生育，优化生育关怀、福利等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给家庭生育减负，给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政治上地位、经济上实惠，全面营造生育二孩的社会氛围和政策环境?。

3.改变生育理念，从“人”的角度做决策

第一，放开二胎政策并不代表取消计划生育。在中国，长期存在“计划生育”被等同于“少生少育”的理解误区。假如生育确实应该并且可以被“计划”，那么这样的“计划”也应该是双向的：当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生育率过高时，这时的“计划”应该是“节制生育”;而当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生育率过低时，那么这时的“计划”就应该是“鼓励生育”了?。

第二，在关注人口数量的同时，应当关注生育质量，即“优生”政策应到位。生育政策的内容不仅包括人口数量，还应当涵盖人口质量的内容。中国目前的“优生”政策主要有以下内容：有明显血缘关系禁止结婚，遗传咨询，提倡适龄生育和产前诊断。由于中国整体医学水平和民众的医疗常识与西方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优生工作在宣传、普及和应用方面还将面临很多困难。

第三，人口政策是对人的政策，不能仅以经济理性去思考，而更应该将人文关怀更多考虑在内。针对线性思维下计划生育政策对无数个家庭造成的创伤、对不断增长的失独家庭和空巢家庭带来的困难，以及人口严重老龄化的难题，顶层设计者应该听一听民众的反响和意见，或做出应有的弥补，或提供相应的服务，或改变现有政策，未来的政策调整也应如此。统计与精算是政策决定之必需，而是否注重人文关怀却直接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

注释

①唐钧.从计生和延迟退休看社会政策切忌线性思维[N].中国经济时报，2014.02.27

②陈勇.从复杂系统思维透视科学发展观[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7～18

③陈剑.应迅速放开二胎[J].中国经济报告，2014（11）：52～55

④⑥穆光宗.“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人口政策选择[J].人口与社会，2015（2）：3～9.

⑤乔晓春.从“单独二孩”政策执行效果看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J].中国人口科学，2015（2）：26～33

⑦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人口研究，2014（2）：3～17

⑧太平洋亲子网.2015全面放开二胎最新消息[EB/OL].http：//.cn/qzbd/1282092.html

⑨东方早报.中国2年内全面放开二胎？[N].东方早报，2014.10.18

⑩梁建章、黄文政、李建新.人口危机挑战中国放开生育刻不容缓[J].决策与信息，2015（2）：10～61

对二胎政策的看法篇4

杨成钢（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经济增长能够“消化”新增人口，应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为什么要调整？用人口指标说话

一是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以下简称“六普”），相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五普”），全国常住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但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2010年人口总量较2000年减少193.08万人。

二是四川妇女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六普”数据显示，四川妇女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1。今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显示，除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地区之外，四川省妇女总和生育率1.67，即使加上“三州”地区，其也只有1.72，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三是四川娃娃越来越少。“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0～14岁儿童人口比重为16.97%，比“五普”下降5.6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未来四川劳动力人口会减少。

四是四川老人越来越多。“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0.95%，比“五普”上升3.2个百分点。国际上，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7%就是老龄社会，全省老龄化已经来临，独生子女负担加重。

五是城镇化加快发展改变居民的生育观点。“六普”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化率为50%，四川38.7%，虽然四川城镇化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近几年四川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趋势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城市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持有“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观念的人数增加，直接影响人口生育率水平，人口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

此外，四川人口还有2个特别显著的特征，一是1100多万独生子女户，占全国1/3；二是“失独户”四川占全国比重最高。这些人口指标显示，四川省“二胎”政策调整很有必要，而且要加快调整。

为什么能调整？处于有利时机

全国人民的呼声很强烈。对于放开“二胎”，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不管是广大干部，还是一般群众，都有比较强烈的意愿，学术界也基本达成共识，生育调整已有舆论氛围。

我国经济增长还会持续，能够“消化”新增人口。从总体上说，现阶段我国经济状况良好，未来保持较快增长是有保证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有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够承受人口增加带来的负担。所以，完全有能力“消化”新增人口。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即使把“二胎”政策放开，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愿意生2个，因为人口生育意愿不等于人口生育行为，居民的人口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有一个滞后期。因此，很多人不会马上选择生第二胎，这种滞后对政策效应有一个缓冲期，新增人口在我们的承受期之内。

总体来看，现阶段生育政策调整处于有利时期。

两个误区需避免

第一个误区：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为

大样本调查显示，87%的夫妇生育意愿是2个，而且最好儿女双全，一男一女。很多媒体据此得出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的结论，于是，他们反对放开二胎。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生育意愿不等于生育行为，更不等于立即生育行为。

第二个误区：人口增长降低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

资源、环境的承载力需联系经济增长来思考。真正影响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是经济增长速度、规模、方式。过快的城市化规模，不适度的经济增长节奏和不恰当的发展方式才是造成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根本原因。我们既要找到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也要看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在增强资源、环境承载力方面积极的一面。

何景熙（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

自1970年代末国家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四川作为一个人口大省是做得最好的省份之一。近30年来，四川的总和生育率从过去的4.0以上下降到现在（全省抽样调查的）1.6左右，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还要低。30多年来全省共计少生了4000多万人口，为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根据四川省当前的人口形势，应该及时放开二胎政策。

原因一：四川长期少子老龄化使目前人口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如果总和生育率小于2.1，不能实现正常的人口代际更替。四川的生育率远远低于2.1。被抚养的少儿人口减少，老龄人口增加：目前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4%，65岁以上占10%以上；全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负担日益加重。

原因二：由于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未来会缺乏有活力的创新型人才。过去多年，四川大量劳动力到外地打工，为全国经济包括四川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少儿人口越来越少了。四川劳动力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老化，15～30岁人口在下降，45～65岁人口比例在上升，这样的人口内部结构，其创新能力可想而知。到2030年，劳动力年龄结构中45～65岁人口的比例会高达48%，劳动力都是些中老年人，会缺乏大量有活力的劳动力，特别是高端的年轻创新型人才，这样更不利于四川经济发展。

原因三：缓解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至少需要10～15年。到2030年，四川整个人口结构会达到最老化。退一步讲，即使现在放开二胎政策，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也得10～15年才能逐步缓解，因此，现阶段必须及时调整二胎政策，时间不等人，在我看来，现在调整已经迟了一步，早在七八年前，我就呼吁调整生育政策，如果当时调整，四川也许会早一点缓解人口结构带来的各种问题。

原因四：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放开后，短期内生育率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从长期看，人口数量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更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

原因五：独生子女问题多。独生子女责任重、压力大；独生子女的性格和身上的毛病对整个社会影响大；失独家庭不能再生育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大；独生子女增多对征兵和国防建设也有一定影响。

原因六：生育政策城乡不平等，应逐步统一。当年城市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非常严格，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若生第二胎，会开除公职和党籍，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城市居民实际上为计划生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农村生育政策条件相对宽松。城乡生育权利不平等，应该逐步统一。

原因七：有付出也该有回报。当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四川人民积极响应，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为全国控制人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伤亡惨重，很多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儿女。我觉得，以前四川人民付出那么多，现在是该回报他们的时候了。

如果放开二胎政策，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分步实施，平稳过渡。双独家庭早已放开，现在应该考虑放开单独家庭（有一方是独生子女）、有残疾儿童的家庭、再婚夫妇家庭。第二步：完全放开城乡育龄妇女的二胎生育。

借这个平台我再次呼吁：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希望尽快调整相关政策。

郭正模（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人口学硕士生导师）：

放开“单独”二胎，协调人口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的矛盾

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

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实行人口计生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协调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关系，通过人口的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有机结合的综合措施，使两个“再生产”的关系处于一个合理、科学的均衡区间。

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由于我国人口发展政策发生偏差，放任家庭人口无节制生育，使人口增长超过了物质资料再生产增长的能力，带来以高出生率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等一系列问题。

上世纪70年代后，我国开始执行严格的以数量控制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的高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少出生3亿多人，使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人口红利”时期。

但是，当我国人口数量控制和出生率下降达到一定程度后，又产生了新的不协调问题，即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的发展态势，人口的深度老龄化反过来会降低积累率，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使经济发展进入以老龄化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状况。目前人们考虑采取适度提高出生率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政策措施，其根本目的也同样在于协调两个“再生产”。

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能够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数量控制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协调人口与自然资源承载能力的关系。目前不少人担心人口数量控制放松，会导致土地等资源难以承载过多的人口。但是我们不难看出，我国过去在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所依据的人口承载力的理论是设定在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社会体系，尤其是基于我国耕地、粮食等资源的生产能力来确定的所谓“最佳人口规模”和“人口数量极限”。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粮食生产能力等资源约束不再是人口数量控制目标的基本判定标准。日本、韩国、新加坡的人均耕地都低于我国，却能够养活那么多人，并且顺利成为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所以，现在再看我国实行的以数量控制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环境下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反映人口承载能力的科学依据越来越显得不足。因为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都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调整生育政策才能够满足2030年后劳动力要素的需求

相对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过程，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一个国家只有通过“未雨绸缪”行动和高瞻远瞩的超前决策，才能够免除人口结构失调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目前，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已经长达30多年后，在人口结构已经进入全面转型阶段，在普遍实行“双独”二胎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单独”二胎的政策，明显的利大于弊：

一是由于我国在2022年前仍处于“人口红利”的收割期，所以人口的适度增长可扩大居民消费与就业的规模，从而拉动经济稳定增长。

对二胎政策的看法篇5

一、就业问题中性别歧视的现象

劳动就业权是劳动权利的核心部分，也是公民实行劳动权利的具体体现，关系到劳动者的生存权。[2]为了保障女性的劳动权利，促进女性平等就业，我国在《宪法》《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中明文规定，女性享有同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作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但是女性因自身特殊的生理条件以及其肩负的哺育后代的家庭责任，在特定时期内可能会影响其劳动义务的履行。因此，女性在求职过程中往往处于劣势。

黄娟（2006）从职业发展历程方面将就业性别歧视现象分为就业机会中的性别歧视、职业待遇的性别歧视、发展机会的性别歧视三个方面。[3]李晓宁（2008）从工资差距中得到分析结果，她将男性和女性在职业内和职业间的工资差距存在的人力资本差距所不能解释的方面简单归为歧视因素。可以看到在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受到歧视的现象不仅存在与工资给付方面也存在于工作选择方面。有的岗位形象与选择男性劳动者而排斥女性劳动者。[4]在姚先国，谢嗣胜（2006）从职业隔离的角度，分析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作者指出，职业隔离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主要方式之一。[5]石莹（2011）将目前我国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归纳了以下几点表现：一是劳动参与率反映出的性别差别。二是大学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也面临着严重的就业歧视现象。三是高学历的女性同样也面临着就业歧视。四是女性在工作中失业率高于男性而收入低于男性。[4]

张抗私（2009）同样指出女性在就业中受到的歧视表现为：女性就业门槛高于男性，男女收入差距大，男女“玻璃天花板现象明显”，高层次职位中女性处于劣势地位几个方面。作者又通过分析男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别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倾向的研究得出，由于性别歧视因素的存在，导致人力资本投资倾向男性高于女性，而人力资本投资的倾向又会很自然地“激励”性别歧视。[6]卿时松（2011）详细研究了男、女性职位晋升过程中的歧视因素，在研究中控制教育程度、在职培训和技术等级等人力资本变量，以及党员身份虚拟变量这些与职位晋升成正相关的因素后，职位晋升的过去表现以及未来预期仍旧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并且发现职位晋升对女性的能力要求高于对男性的能力要求。得出结论，女性职位晋升不足是由于性别歧视现象的存在导致的。[7]

二、就业问题中性别歧视产生的原因

张抗私（2009）从经济效率原因和非经济效率原因分析两方面解释就业性别歧视的现象。经济效率因素包含比较优势、女性生育及相关成本、补偿性工资差别三个方面。比较优势指男性在市场中的专业化程度往往高于女性。女性生育成本指女性职工在生育期间需要用人单位照常支付工资，承担岗位空缺成本在孕期、哺乳期会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受到影响。补偿性工资差别指由于女性的生理特征，在工作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女性对工资的要求更高。非经济效率因素主要包括文化习俗和对女性的个人偏见、对性别差异的统计性歧视、保护女性权益而实施的制度法规。例如，差别退休年龄政策，由于政策性职业生涯的缩短，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周期较少，以及预期的职位晋升机会和职业发展前景的不乐观，从而降低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如教育和在职培训）的激励水平和工作的积极性，这直接影响了女性的职位晋升，从这个角度分析，二胎政策的出台，会给女性就业造成更大的困难，因为企业会因同一个女性劳动者承担两次岗位空缺成本并且会使生产率受到影响。

姚鹤（2010）从宏观角度分析影响就业歧视的因素。经济方面由于理性经济人会利用其资本生产处最大的价值。在从雇主的角度看，雇佣劳动力是对其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的结果。雇主希望将雇佣的预期价值最大化，同时也要考虑成本，女性有法定产假、工作年限较短及大龄员工不易管理且临近退休等因素，使得雇佣成本加大而预期价值缩水，这与价值最大化的初衷不符，于是造成对女性、年长者等群体的排斥及对其他群体的优惠。法律方面作者指出我国不乏反就业歧视的法律，但我国目前的申诉和救济机制还不完善。地方政策导向方面作者指出我国存在制度性就业歧视，在制度规定时就将劳动者区分开来，进行排斥和优惠待遇。最后是社会心理方面，作者指出社会心理方面的歧视主要来源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刻板印象。石莹（2011）将就业性别歧视存在的原因归为传统男本位思想残留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倾向偏重于男生两个方面。

综合来看，性别影响的就业歧视现象大致有以下几种：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的门槛女性高于男性、社会整体劳动参与率女性低于男性、由性别导致的社会职业隔离现象明显、男性女性在工资方面的差距、男女“玻璃天花板现象明显”、女性在工作中失业率高于男性、企业在职业晋升方面对女性的能力要求高于男性、在参与高层次职位的工作时女性处于劣势、歧视现象使得人力资本投资出现性别倾向。就业性别歧视的存在原因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女性的生理特征以及其在家庭生产中的地位决定女性需要承担更多家庭责任。这导致企业在选择劳动者时更倾向于生产率稳定、不易受影响、对工作要求低的男性。第二，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性在社会中的定位是需要被保护的群体，所以不论在立法或者政策方面都有对女性的倾斜政策。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就业的性别歧视产生了影响。由于前两点因素的存在导致女性就业时遭到歧视很可能由于二胎政策的实施而加剧，女性二次分娩以及需要照顾两个孩子无疑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生产率降低，对比之下雇佣男性将是更好的选择。第三，申诉和救济机制的不完全。我国的法律不缺乏对弱势群体的保障，但保障下的女性同样难以找到正确的渠道解决问题，所以性别歧视等就业歧视问题在长期内存在。

三、二胎政策的实施对女性就业歧视现象的影响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性别劣势。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女性未来结婚、生育需要企业承担其产假所带来的额外成本，但是作为始终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的经济人”，考虑到现实中女员工怀孕和生育期间带来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在招聘时往往拒绝录用女员工或者倾向于雇佣已生育的女性。

但是在“单独二胎”实施的同时，我们会发现女性求职的隐形劣势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符合相关生育二胎政策条件的职业女性要休两次产假，用人单位不得不重新考虑录用女性的雇佣成本和工作风险。这意味着该政策无形中又为女性求职增加了一道“隐形门槛”。许多女性已反应在求职中屡屡被问及是否考虑生育二胎的问题，一旦表示有意愿生育二胎就会被企业拒绝录用。“单独二胎”的实行使得曾经在求职中具有相对优势的已婚已育女性不再是企业眼中的“安全对象”也使得原本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其他女性的就业形势更是雪上加霜。在全社会享受生育改革带来的成果时，却让女性群体独自承担这一重任，这无疑是非常不公平的。

在单独二胎政策实施的背景下，会有大量符合晚育条件的女性生育二胎。单独二胎的实施将改善当今我国人口结构不合理的现状，是利国利民之举。女性虽因其特有的生理条件成了该政策的直接承担者，却不应当因生育二胎而影响其劳动权益。缓解“单独二胎”政策对女性劳动权益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需要开拓出一条解决之路。虽不同于我国国情和特殊的生育政策，发达国家应对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的方法亦有一定程度上的借鉴意义。

四、国外反歧视政策对比借鉴

美国是最早制定反就业歧视法的国家之一，在反就业歧视方面有一套比较成熟的法律体系，既有国会制订、修订的宪法和有关专门性法律，也有总统单方面和修订的指示；既有反对所有就业歧视的基本法，也有只针对某种具体歧视的单项法律法规，在反就业歧视的立法方面显得比较成熟。影响较大的是1964年的美国《民权法案》，该法案第7条规定：雇主和工会不能因为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或国籍因素而对雇员进行歧视，禁止就业雇佣中的歧视行为及在就业中提出的各种就业条件的限制。此外，美国还有专门的反就业歧视的执行机构，以促进联邦人事措施的全面公正。

在英国，普通法并不禁止歧视行为，但随着英国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及国内平权运动的高涨，在20世纪70年代后，英国对于禁止就业性别歧视制定了大量的法律，对于同工同酬、性骚扰、母性保护等进行了详尽和周密的规定。此外，这些法律还规定了直接歧视、间接歧视、骚扰和受害等四种歧视形态，禁止在雇佣关中各个阶段的任何歧视。为了有效地防止就业歧视，英国依据《平等法》成立了人权与平等机会委员会，在应对就业歧视问题扮演了重要角色。

面对女性就业存在的问题，日本政府也制定了三大支柱政策：创造男女能够共同承担工作与家庭育儿责任的社会环境。对于参与支援女性兼顾家庭育儿与工作的企业给予一定程度的政策激励。针对女性孕产哺“三期”中希望继续工作、育儿期后希望再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等不同时期多样化的就业需求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援。同时在立法方面，1985年就通过《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1999年制定了《男女共同参与计划的社会基本法》。

对二胎政策的看法篇6

关键词：二胎生育率；社会抚养费；榜样作用；农村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8—0049—03

一、引言

关于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近年来的研究大多数是从宏观因素出发，如生育政策、经济、文化等。澳大利亚学者考德威尔（J.C.Caldwell）认为，只存在两种生育类型：一种是具有经济效益的生育，另一种是不带经济效益的生育[1]。中国学者李银河也提出两种生育类型：一类是经济型生育，另一类是政策计划型生育[2]。魏津生则更宏观地指出，自然环境、经济状况、社会状况和政策干预，是决定生育最为显著的因素[3]。风笑天的研究则反应了二胎生育者自主意愿对生育的影响[4]。这些研究对于了解中国生育情势，制定生育政策产生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但这些研究更侧重于宏观，在微观形态中，生育行为受到哪些因素影响的问题并不清楚，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基层生育形势会有直接帮助。

笔者共实地访谈了12个家庭，两个孩子之间间隔在八年以上。这样的家庭类型，占该村家庭总数的9.67%。之所以选择二胎生育间隔大于八年的家庭，是因为这些家庭第一个孩子都已经离手，有的家庭生育二胎时，第一个孩子已经上大学或是已经外出打工。与两胎间隔较短的生育相比，这部分父母生育第二胎没有通常所理解的必要性和自然连续性。因此，选择这部分家庭作为研究样本，更能提示当下农村二胎生育的原因。

二、原因分析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影响被访者生育二胎的因素主要是基层干部为多征社会抚养费暗中鼓励、传统的养老和延续香火观念、乡村妇女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后推动精神归宿、抚育二胎的负担得到有效分摊及二胎家庭群体对一胎家庭的压力等五个方面。

1.基层干部暗中鼓励。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初期，基层干部对农村的计划生育把关非常严格。在访谈对象中，有一位十年前生育二胎的妈妈说：“那时候为生儿子，东躲，每天都活在恐慌之中，生怕被计生办的人抓住，还不敢躲藏在关系比较近的亲戚朋友家，那时候实在没有办法，就躲到工地上，可是有一次还是被计生办的人找到工地上了，幸好当时工地的人多，有工人看到计生办的人立即告诉我丈夫，我当时没有办法就躲在工地储藏材料的地下室。那时完全无家可归了，家里被贴了封条，值钱的东西也被搬走了，自己的亲戚也被抓起来审问，现在真的不敢想当时是怎么挺过来的。”这样的情形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初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不管想生二胎的意愿多么强烈也不敢轻易冒这个风险。而近几年“只需交钱便可安心生育二胎”已经成为乡村民众心中的“政策”。和前些年动辄株连和逮捕的惩罚相比，不难发现基层“政策”放宽了，给那些原本是独生子女并且一直想生二胎的农村家庭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