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空间设计研究篇1

关键词：商业空间；橱窗设计；展示形式

中图分类号：J5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2-0193-01

一、商业环境中橱窗展示设计的形式

如果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橱窗则反映商店的灵魂。橱窗是表现品牌和产品风格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橱窗是店铺导入空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橱窗表现品牌个性风格，反映产品的风格、定位和价格信息。它是商家为了实现营销目标，及时传达商品信息或介绍商品特性，方便消费者选购的一种宣传形式。通过在橱窗空间里对商品进行巧妙地布置、陈列，借助于展具、装饰物和背景处理以及运用色彩、照明等手段，赋予商品生命力，创造一种良好的视觉效果，以其招徕顾客，唤起他们对商品和商店的兴趣，激发他们的购买欲望，从而达到销售的目的。

橱窗展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一成不变的橱窗展示方式是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只要有新颖的创意，独特的风格设计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因此，在商业空间中进行橱窗的设计时，必须经过巧妙的设计与构思。通过融入不同的学科的知识，像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一些学科，其中就涵盖了商品陈列、照明设计、色彩配置以及材质的选择。只有合理的运用这些学科的知识，进行巧妙构思和细部的设计，才能达到设计商业橱窗的目的。

（一）橱窗展示的陈列

商品陈列是不需要经过语言媒介就能与消费者沟通，它主要通过消费者的视觉通道进入记忆的过程，达到参观游览和选择购物的目的。商品陈列在吸引消费者进店挑选、达成交易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陈列来说，它是一种视觉表现手法，运用各种道具，结合时尚元素及产品定位，运用各种展示技巧将商品的特性表现出来。陈列还要随展示的目的、展示方法以及购物方式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当我们在选择适当的商品进行合理的陈列时，运用某种充满生活情趣的联想比喻、幽默和暗示，以及各种心理因素的构思，如好奇心理、爱美心心理、逆反心理等，更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在橱窗设计上，要从橱窗陈列的商品主题出发，树立其功能第一、形式为功能服务的正确观念，使橱窗设计为传达信息、促进销售服务。成功的橱窗陈列应能捕捉到消费者的目光，应该把一些时新商品、季节商品、名牌商品及时地、有计划地向消费者进行介绍。为消费者挑选自己中意的商品提供方便。因而在橱窗陈列中，—般总是把人们最喜爱的商品、最新推出的款式或一是最能代表本店特色的商品重点地、突出地展示出来，帮助顾客对商品进行选择、判断。

（二）橱窗照明展示分类

我们知道光的体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橱窗里的常用的灯光主要有两种，即自然光和人工光。自然光主要受天气的影响，天气的阴晴变化往往会造成橱窗里商品的阴暗差异和内外层次光照度的不均的现象。自然光在橱窗的照明设计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商业橱窗陈列必须要有人工光源的补充，很好的利用灯光的强弱、颜色、变幻，来充分表现商品的特点和陈列的主题。商业橱窗照明展示的分类，主要以基本照明、重点照明、特殊照明这三个部分组成。

1.基础照明

基础照明的作用是创造一定的风格，避免产生平淡感，明度程度要适当。

2.重点照明

重点照明的作用是创造视觉的重点，构成展示的“亮点”。重点照明适合突出展示商品和强调装饰效果，照度是基础照明的3~5倍，强烈的定向光突出展品的立体感和质感。

3.特殊照明

特殊照明表现销售空间氛围和维护顾客心情的照明，要注意与内部装修的协调。它可进一步可以表现商品的形态、轮廓等，以此也可以提高商品的档次。

在进行橱窗的照明设计时，基础照明和重点照明可以同时使用，特殊照明的设置要对具体的商品、具体的橱窗设计主题而异。橱窗内的光线运动、交换、闪烁不能过快和过于强烈，否则会给消费者产生不好的视觉效果，使他们眼花缭乱，造成不舒适的感觉，灯光要求色彩要柔和，富有情调。一个完美的橱窗照明就像一部精彩新颖的戏剧，它们展现给顾客的是一种艺术美的享受，在这样的基础上，当然购物的欲望也油然而生。

（三）橱窗展示的色彩配置

色彩是空间设计中重要的构成要素，它设计应用中能够加强空间的表现力，例如色彩可以增大空间、与光结合体现空间个性、吸引顾客的注意力等。橱窗的色彩效果由商品原有的色彩、商品与商品之间色彩的互映以及道具装饰等色彩所组成。橱窗的色彩配置应该根据不同的内容和功能需要，利用其色彩的物理特性以及对观看者心理的影响，运用色彩的性能、对比关系和装饰手段，以此来烘托商品，为整个橱窗的展示创造气氛，增加视觉效果等。

一个商业橱窗的色彩要达到完美的效果，首先就要抓住主题，确定用一种适宜的色相作为整个橱窗的基本色调，以主导全局，其余的色彩要围绕主色调而考虑，从而形成整体上的统一。其次就是在形成橱窗整体色调统一的基础上，恰当的运用对比的手法。通过各种色彩要素的对比，表现橱窗的主题，突出商品的形象，给人以鲜明的独特的视觉感受。橱窗中色彩的对比通常有色相对比、明度对比及纯度对比。

（四）橱窗展示的材质选择

材料具有丰富的表情特征及丰富的质感，对于材料性能的认识，有利于创造出优秀的橱窗展示设计。材料的质感是通过人的视觉、触觉等感观而产生的一种最直观印象，这种印象有助于对整个展示设计的主题和内含的再认识，有助于橱窗设计的成功。因此，在商业空间的橱窗设计中，材质的选择就显得格外的关键。质可以分为自然材质和人工材质，两者都有其独特的表情特征。在橱窗设计时，不管是选择自然材质或者是人工材质，它们都不是孤立的使用，而是相互穿插使用，互相补充，以此来达到想要的效果。

（五）橱窗展示的空间营造

当我们漫步在兰州张掖路步行街上，五彩的霓虹灯勾画出接到两侧建筑的轮廓，硕大的广告牌和夺目的橱窗都传达着着商业的各种信息，新颖独特的商店更容易抓住行人的眼球，吸引人们的注意，品牌标识、广告和精美的橱窗展示等等。

在商业空间中，橱窗和卖场这两个空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区别和相互作用的。橱窗作为一种空间的分割方式，可以有意识的利用空透、相通的界定元素，使两个空间虚实相间，互相渗透。从而增强空间的层次感。在商业空间中，橱窗可分为常见的三种形式：全封闭式、完全通透式、半通透式。

二、总结

在商业空间的橱窗展示设计中，必须对商品进行科学的分类，对商业环境中橱窗的陈列、照明、色彩配置、材质选择及空间营造等各个层面进行深入的分析，有目的性的选择，确定展示主题，还要巧妙构思，对所经销的商品精心布置，以达到橱窗展示设计的审美效果。进而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力，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从而促进商品的更好销售。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城市和环境的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吴国新，王从，林章豪.橱窗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向海涛，林岚.展示设计.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商业空间设计研究篇2

[关键词]符号；商业空间；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J59，TU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3）01—0125—03

在现代城市生活中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文化交流的频繁、人们内在精神追求不断的变迁，消费观念也有所提高。这就要求在商业空间环境设计中，不仅要考虑到满足消费者的物质需求，同时要从人的精神、生理、心理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性设计。随着商业经济水平的日益活跃发展，商业空间成为人们消费和追求潮流的一种时尚标志。商业空间的设计不再是简单的装修，而是将文化融入设计，让设计体现生活，从而营造出一个具有现代艺术气息的室内空间。在审美与文化日趋多元化的今天，人们对民族化、本土化的设计理念日益重视，传统符号的优点也更加充分的显露，并在现代商业空间设计中得到广泛的运用。一商业空间设计中的符号特性

1.符号的文化性

美国美学家苏珊·朗格曾经说过“一个符号总是以简化的形式来表现它的意义，这正是我们可以把握它的原因。不论一件艺术品（甚至全部艺术活动）是何等的复杂、深奥和丰富，它都远比真实的生活简单。因此，艺术理论无疑是建立一个有效于生动现实的心灵概念这样一个更为伟大事业的序言。”[1]符号活动已经包含了某种抽象概念的活动，已经不再停留在个别之上了。视觉符号是一种艺术符号，也是表现性符号。相对推理性符号而言，视觉符号没有自己的体系，任何视觉符号都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只有体现在一定的情感结构中，围绕着一个特定的主题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毛家菜馆等等商业建筑里，都采用了斗笠、玉米棒、粗木桌椅、水井等等，甚至为了营造气氛更是将服务员的服装、以及菜单名也巧妙地融入其中，这些不同地域农村中富有典型意义的视觉符号营造的环境，在这里就如同一本旧相册，记录着不同人的经历，使得设计变得更亲切，更值得去回味。视觉符号的象征性不仅在形式上使人产生视觉联想，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唤起人们思索联想，进而产生移情，达到情感的共鸣，商业空间也因而更具有意义。

2.符号的认知性

设计中，认知性是符号语言的生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设计师查尔斯·穆尔所提倡的“符号性古典主义”，它的特点是采用大量古典的，历史的建筑符号、装饰细节、设计基本计划达到丰富效果。他设计的奥尔良市“意大利广场”就是在设计中大胆抽取各种传统的要素符号，并以象征性的手法将其再现出来。整个广场以巴洛克式的圆形平面为构图，以逐渐扩散的同心圆及黑白相间的地面铺装向四周延伸出去，直至三面入口的街道上。罗马的古典柱式经过改头换面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如科林斯柱式用的是不锈钢柱头，檐壁上用拉丁文雕刻着“此喷泉为市民们献予全民之赠礼”的献词；多立克柱式上流泉汩汩，圆券上嵌着微笑的摩尔头像，水正不断地从他嘴里吐出……在这里不仅充满了欢快浓郁的现代商业气氛，而且具有对乡土强烈的依恋之情[2]。

3.符号的组合性

符号是一个灵活的开放系统。就语言符号来说，虽然字或字母的数量和句型的数量是有限的，但只要传播者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字和句型，就可以按一定的规则组合成无限量的具体词语和句子。符号不是孤立的，而是既相互对立、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符号的组合性既依赖逻辑规律和语法规则，也依赖符号本身的开放性、灵活性和适应性。

4.符号的传承性

人类识别符号，理解符号和运用符号表达意义的本领并非天生，而是后天经过学习获得的。传授性的特点使使用者既掌握了某符号系统的组合规则，又掌握了该符号系统的文化密码和语义内幕；同时，它又可以使使用者由一个符号系统转入另一个或几个符号系统，从而实现了不同符号之间的交流、沟通或互译。符号传授犹如授权，只要某人学习和掌握了某个符号系统，也就获得了这一符号系统的使用权，无人可以剥夺。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肖德荣，孙湘明：符号学在商业空间设计中的文化传承研究5.符号的跨越性

符号可以跨越时间空间的限制，自由地传播信息。人们借助符号既可以谈天说地，也可以道古论今，从所见所闻到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符号无所不包。人们借助符号不但可以将信息传至万里、扩至全球，而且可以将信息贮存起来，或随时取用、留作查证，或通之千年、遗之子孙。通过符号，人们听到了屈原的悲歌、李白的吟诵和鲁迅的呐喊，看到了两千年前金戈铁马的征战场面和万里之外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符号引领人类穿越时空的隧道，在过去的时代遨游，在未来的世界漫步。[3]二符号在商业空间设计中的文化传承方式

随着时代的前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化交流的频繁，“词汇”和“语法”在发展中趋于统一的态势，但是一个民族由于自然条件、经济技术、社会文化习俗的不同，环境中总会有一些特有的符号和排列方式。就像口语中的方言一样，设计者巧妙地注入这种“乡音”可以加强环境的历史连续感和乡土气息，增强环境语言的感染力。日本现代建筑大师丹下健三设计的香川县政厅就是一个“新形式的传统语义”的典范。该建筑虽采用的是普通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但外部形式处理却采用露明椽头、梁头等传统符号，立面的横向分割使人自然联想到日本主塔的层层屋檐。平面布局也吸收了方塔的优点，把交通和公共设施集中在平面核心（类似于古塔的塔心室），使他们所占面积最小，到达各层的交通路线最短。从而为人们展示了一种用现代结构技术形式反映传统地方风格的方法。

第一，对符号直接运用，作品本身包含具体符号

从环境艺术设计的角度看，设计中应将民族文化传统元素融于现代设计中，创造出尊重本民族传统元素、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特征，积极营造一种现代舒适又具有艺术气氛的商业空间环境。

在商业空间设计中，传统文化的表达主要可以借鉴以下3个传统元素，即色彩、符号及材料。在中国传统的哲学观中，“五色”与“五行”相对应，是有特殊意义的色彩，因而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建筑文化）中形成了以青、赤、黄、白、黑五原色为主的色彩体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除此以外，在不同的地区有各自不同的色彩体系，共同形成了丰富的中国传统色彩文化。[4]

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建筑局部，例如传统建筑中的斗栱、藻井天花、格子窗以及园林中的月门、漏窗等，通过抽象、提炼而成为符号。这些符号从传统中得来，但不只是纯粹模仿，具有传统和现代的双重性格。将它们运用于大空间公共建筑中，可以使空间具有传统文化韵味。对传统材料的使用，一方面可以使传统材料在新的技术和理念下得到新的表达，另一方面可以使新的建筑具有传统的特征。中国传统建筑以木材为主要建筑材料，发展出区别于西方传统以石头为主的建筑体系。除此以外，其他一些材料如竹、纸等也都是具有浓厚中国传统韵味的材料。[5]著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经常在他的作品中运用从中国传统园林中提取的符号，如香山饭店中类似传统月门的隔断、墙上的斜方窗都增加了中国传统气息。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如美秀博物馆、苏州博物馆中也经常出现这些传统元素。上海商城的中庭则是通过对传统斗栱的提炼，形成一种特殊的柱头处理。使用传统材料是表达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手法，也是一种很方便而又容易出效果的手法。

第二，符号在商业空间中运用，传达的是特定的文化理念

符号只能表达普通的东西，但人们所意指的却是特殊的东西、个别的东西，因此，在信息交流中，一旦用户缺乏和设计者相同的符号学背景，便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理解不足的意义变形，或陷于普遍而其实指个别，或纠缠于个别而不知其意谓的普遍。如对于同一符号，由于文化的差异，可能有多重译码，某些译码甚至相互冲突。例如在商业空间中，黄色在中国文化背景中是富贵和地位的象征，因为黄色是古代帝王的专用色；但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中，黄色具有低贱和背叛的意义，因为犹大的衣服是黄色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没有因果可循，特定文化下的人给它特定的意义。

第三，设计中含有符号性元素，以含蓄的方式传达“语意”。今天，各种方盒子式建筑被认为超然于历史性和地方性之上，只具有技术语义和少量的功能语义，没有思索回味的余地，导致了环境的冷漠和乏味而受到批评。对此用信息论有关原理来解释，就是环境符号系统所载有效信息太少。鉴于此，后现代建筑师文丘里大声呼吁：“丰富建筑的内容，同时使建筑成为包括其他方面的多维艺术，甚至包括文字，使它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空间的工具。”它主张以环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代替现代派提倡的简洁性；以语义的模棱两可和紧张感代替平铺直叙；以语义的多重性反对非此即彼的机会主义；要混杂而不要一目了然的统一。斯特恩设计的“最好的”产品陈列室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立面上采用了许多传统的符号和构成形式，尤如古希腊神殿的立面图，以此暗示他要表达的主题立意：即把该建筑作为“消费主义的神殿”，反映商业化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商业活动在今天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但是隐喻的手法是复杂的、多重的，不经认真思考，人们难以马上从其表象领会到真正的意义。这样的设计作品，不但比方盒子有思想深度，就是比单纯地追求像一艘帆船或者一只猛禽等具象的象征主义更耐人寻味，更富有哲理。

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失去了许多永远无法复得的东西——历史文脉。历史形成的街道、胡同、牌坊、宗教圣地等等城市形态作为完整表达建筑和城市意象的符号系统，被成片、成街、成坊地被拆除，威胁到城市形态的相容性和延续性。尊重历史传统并不等于食古不化、拘泥于传统。相反，有意识地保留这些传统，将使得这个城市更富有地方风味。其实，“立新”不必“破旧”，关键在于如何以传统而又时尚的手法，创造出新旧共生的新的城市形态（符号）。“新天地”项目是位于上海市兴业路黄陂路、中共一大会址的周边地区。“会址”对面的南地块，设计为不高的现代建筑，其间点缀一些保留的传统建筑，与“会址”相协调。而“会址”所在的北地块，则大片地保留了里弄的格局，精心保留和修复了石库门建筑外观立面、细部和里弄空间的尺度，对建筑内部则作了较大的改造，以适应办公、商业、居住、餐饮和娱乐等现代生活形态。[6]从目前已建成的部分看，得到的好评很多，已有较大的影响。据说销售与经济效益亦见好。其实，在上海这个东西方文化冲击的大都市里，传统的里弄生活形态从来没有死过，“新天地”给予它的只是合理的变化和延续，留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思索与启示[7]。三结语

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类所有精神文化都是符号活动的产物。人的本质即表现在他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8]。富有创造力的设计师能将生活中有意义的东西变成一种表现性符号，运用于现代环境设计中，创造出个性化的全新文化符号，将新的经验和知识融入到符号中去，其实符号本身也在发生变化，而有关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也就存在于这变异之中了。期待传统文化在现代商业空间中的发扬光大，实现未来更加和谐美好的城市发展愿景。[参考文献]

[1]〔美〕苏珊·朗格著，刘大基等译.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2]卢哲.符号学在环境设计中的应用[J].当代经济，2008（10）：56.

[3]詹和平.后现代主义设计[J].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1：8.

[4]梁朝昆.符号在室内环境设计中的运用[J].装饰装修天地，2001，（3）：12.

[5]蔡军，郑锐鲤.大空间公共建筑的空间设计与传统文化表达[J].华中建筑，2009，（2）：33.

[6]谷向伟.从语言解读到形象建构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城市魅力传播路径研究[J].湖湘论坛，2011，（4）：125-127.

商业空间设计研究篇3

引言

城市自形成以来，因科技水平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逐步成为巨大的、动态的三维空间实体，映射出日益完整的功能系统以及形态结构。构木为巢、凿穴而居的远古人类，怎会不对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瞠目结舌？而在现代城市中生活的我们，也已开始研究未来城市的组成部分——地下空间。

1.背景

1.1现实背景城市是接收几乎人类一切的巨大载体，从成立、成长再到成熟，走过的不同路口决定了城市的延续方向。我国的大城市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建设和开发，在日新月异的面貌更新中，终于要面对自身存在的地域和空间的限制，接受土地被规模建设不断吞噬的困境和空间的重构要求。在这样复杂多样的背景下，地面空间成为城市开发建设这个“跷跷板”的支点，已经被深度发掘了潜能；地上高层建筑的建设已深深压下“跷跷板”的一端，层次丰富的城市天际线成为城市面貌的“代言”；而“跷跷板”另外一端的地下空间开发正在蓄势待发，城市的地下资源利用在逐一拉开序幕。作为辅助城市规划建设的手段，城市设计以规划为前导，在不同的层面通过相应的语言范式衔接，塑造城市面貌。同时，城市设计以广义建筑学中的核心元素的身份，统领并协调建筑学、地景学和城市规划的要点，对城市进行综合性的开发指导。将地下空间的规划融入城市设计的手法，为城市做出多元化的回应，有利于城市结构的建构和整合。1.2研究背景1.2.1存量更新下城市建设的方向在功能主义的规划途径下城市经历了增量扩张的时代，地下空间的开发建设，既是对城市空间利用的另辟蹊径，更希望借此缓解城市目前的巨大压力。1.2.2地上地下一体化发展的需要地下空间将会被赋予多项职能，既有自带属性包括轨道交通、市政综合管廊、储藏设施和人防设施等，也会承接一部分地面上的外溢功能，包括大型公共服务空间、商业设施等。功能丰富化促进空间建设的多样化，将众多的功能结合地上地下一体化建设，形成科学合理的竖向结构，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1.2.3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实施层面城市设计的指引缺失随着城市建设的需要，多个城市已经编制了地下空间相关利用规划，但是实践中的规划内容多停留在总体层面，关于地下空间资源如何结合城市设计在实施层面的利用，其深度和广度还有待扩展；同时，地下空间建设在城市设计方面的引导性、可操作性较差。地下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从合理有序地开发地下空间的角度出发，需要加强并规范城市设计的成果内容。

2.研究综述

通过对历来的地下空间相关文献的整理分析，国内外关于地下空间的研究方向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工程技术类，以人防工程、轨道交通以及综合管廊三方面为主，研究者多属于结构工程、市政工程、桥梁和隧道工程等领域。二是空间规划类，以陈志龙等专家学者为代表，研究方向包括地下空间的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并在相关的编制方式、结构框架和控制指标等方面取得研究成果，偏向宏观层面。三是以地下建筑为侧重点，包括地下建筑分类、环境设计和地下综合体设计开发等，属于微观层面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我国关于城市设计层面的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开发利用，主要穿插在地下建筑和地下空间相关规划的研究中，但是因为关注层面的不同而具有差异化。2.1地下建筑学层面地下建筑学层面主要基于物理环境和工程结构的设计两方面，对包括声音、采光、消防和生态方面的研究。城市设计作为方法手段，穿插在地下建筑学层面的研究中，但是相关的研究比较少。例如清华大学的童林旭教授在地下建筑学[1]一书中指出，“对城市地上空间与地下空间的发展实行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一体设计，分期实施，是一条重要的经验。”林瑜将地下综合体的设计结合城市设计中的各项要素整合，将原本单纯的各项功能的内涵延展，联系地上地下空间的复杂关系[2]。袁红等提出，由于地下建筑与地上建筑的表达要素有所区别，地下空间的设计要更强调室内设计、交通联系、与地面城市的立体关系，并通过地下城市设计方法形成地下城市意向[3]。2.2地下空间规划层面相对于地下建筑层面，在规划领域中的地下空间城市设计研究更加深入。研究城市设计的角度也是多维的，大致可以分成两类。2.2.1按照空间功能的分类（1）交通空间关于地下交通空间的研究自始以来便是专家的关注点，从宏观角度上与城市格局的互动关联探析到具体项目的地下空间交通组织模式研究，从轨道交通的发展路径到步行系统的构建，研究范围和深度不断拓展深入。例如沈佳对宁波行政中心广场地下空间开发项目进行交通组织模式研究，提出地下人车分流的构想[4]。马晓东等以济南火车站站前枢纽开发设想为例，提出交通枢纽站点高效步行系统构建的重要性，并以地下空间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5]。（2）商业空间对于地下商业空间的研究，主要有两个研究方面。一方面，是对地铁站点的地下商业协同及配套设施的研究。例如马归民等人对天津市津汇广场地下商业空间进行分析，从空间和社会学两个层面，探索轨道交通站点地下商业空间开发的活力因素[6]。李秀敏等以重庆市轨道交通地下空间综合开发为对象，将轨道站点分为五类进行商业业态的布局研究[7]。另一方面，是对城市地下空间环境设计的研究。例如王惠强调地下商业建筑入口空间人性化设计的重要性，研究并提出过渡空间和入口空间的设计策略，以保证更加舒适的环境设计[8]。袁红、赵世晨以重庆商业空间中心区为研究对象，强调城市地下空间结构应与地面相适应[9]。（3）公共空间2011至2012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明确提出，微观城市设计工作的核心是城市公用空间的精细化设计[10]。杨天娇、吕海虹等以北京中关村丰台科技园为例，基于城市设计的手法，在空间尺度、空间主题、空间界面和环境景观设计四方面，探讨了地下公共场所的弹性引导性要素[11]。2.2.2按照法定规划层次分类（1）总体规划层面总体层面的地下空间规划，更加注重整体框架的系统性，对于城市设计的考虑更多停留在指导的意义层面，相关点较少。例如谢英挺以厦门为例，提出地下空间总体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了地下空间平面形态、竖向结构等涉及城市设计因素的内容[12]。赵光、范杰等以天津为例，依据不同的编制侧重点和不同的时代环境，对三次总体规划进行了梳理，其中就地下空间的布局形态，要求更多地与地面空间的功能结构对应[13]。（2）控制性详细规划层面控规层面的地下空间规划，更加针对以开发地块为单元的设计和规划，具有实践性的借鉴意义。例如周觅提出地上地下一体化城市设计是直观模拟空间的有效方法，在整个地下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过程中都应有涉及[14]。茹文、陈红等提出钱江新城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地上地下有机协调的重要性[15]。

3.发展方向

对城市设计城市设计在地下空间规划实施层面的相关概念、意义并没有明确的界定，针对具体项目的设计和实施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3.1结合专项规划进行复合开发对地下交通设施、地下防灾设施、地下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等分别进行规划，并对地下空间的业态进行分析与预测，确定相应的发展策略。需要根据城市的具体特点和实际情况，在城市设计层面的一方面或多方面给予关注强调。3.2分区针对性指引策略对老城、新区的地下空间建设采取不同的分区发展战略。老城以枢纽节点区域的地下空间更新、改造为动力，实现功能的整合与环境的优化；新区建设时统筹地上地下空间的立体开发，保证上、下的协调发展和高效衔接。3.3开发时序与规划补位，优化空间竖向布局与其他规划相衔接，明确地下空间近期、中期、远期的建设内容。近期统计地下空间的项目，远期结合地面的规划前景提出发展目标。实施与管理借鉴国外立法的先进经验，推进相关法规的制定工作，保障顺利实施。

4.小结

商业空间设计研究篇4

[关键词]亿元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化关联规则数据挖掘

亿元商品交易市场是指年成交额为1亿元及以上的大型和特大型市场（以后亿元商品交易市场简称商品交易市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商品交易市场呈现出规模化、规范化、专业化、信息化和高效益化等特征，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增强了区域合作，推动了城乡的立体化发展。目前有关商品交易市场的研究多集中于政策研究和基于统计数据的发展趋势分析。在专业商品交易市场方面，更多的学者是不同区域的专业市场进行统计分析，以发现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游产业的发展，加强区域合作，形成高度区域一体化，合作立体化。寻找专业化水平高低和相应的区域其他因子之间关联关系对区域商品交易市场的规划和建设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化的影响因素是分布于一定的区域内，同时具有属性信息和空间信息，并且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影响因素分析的方法，一般是多元回归分析或经验模型。首先这些方法不能处理空间信息，其次它们要求数据要满足统计独立性。因此，传统的分析方法无法反应它们之间一种共生或因果关联模式。鉴于以上原因，本文将可以同时处理空间和非空间信息的空间关联分析引入区域商品交易市场的专业化研究中，通过分析相应影响或者共生因素，挖掘其与区域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化之间的关联模式，为我国亿元商品交易市场的合理规划和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有关亿元商品交易市场数据来源于2001年到2007年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统计年鉴（该统计年鉴最早起始于2001年）。此统计数据包括中国大陆地区的省、地区和直辖市，缺少自治区、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相关统计数据。市场成交额反应了市场的规模，被用于进行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化指数计算。专业化指数是指一个地区所有类型专业化市场的成交额或其他指标在该地区中所有类型专业市场中的分布情况。因此，专业市场的分类对专业化指数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统计年鉴对专业化市场的分类方法将亿元商品专业市场分成，纺织品服鞋帽装市场，食品饮料烟酒市场，家具市场等21类市场（详见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统计年鉴）。

参与亿元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化关联分析的要素主要包括，城镇居民恩格尔指数，农村居民恩格尔指数，人口密度，公路密度,铁路密度，个私经济发展水平，贸易竞争，城市化水平，第二产业占所有产业比重，市场化水平，邻域专业化水平。这些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到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其中有些因素是通过计算得到，例如贸易竞争水平是通过出口额与进口额的比值得到。

二、研究方法

1.商品交易市场的专业化测度方法。在产业经济学中，区位商常被用于衡量区域内部的某一部门专业化水平的高低，如商建初等利用区位商研究了长三角地区工业的行业专业化程度；宗刚等利用?指数及区位商对北京产业结构进行研究。区位商反映的是一个研究区域内某一产业是否具有比较优势，但无法反映各种产业在空间上聚集后专业化的程度。贺灿飞等在研究中国制造业的省区专业化时，引入了一个专业化测度方法来度量各省区的诸产业相对集中指标。当研究区域中所有产值或其他考察变量集中于一个产业时，专业化指数应该最高，理论上应该是1，然而该公式测算的结果为(n-1)/n，只有当n趋于无穷大时才能得到1。当专业化水平较高时，n越大，计算的专业化指数就越精确。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化指研究区域内所有类型交易市场的交易额或从业人口总数在各类交易市场间的集中程度。当交易额或其他参数在各类交易市场之间平均分布，专业化指数最小，是0；当交易额或其他参数集中于某一类市场，专业化指数最高，是1。为了正确衡量商品交易市场的专业化水平，本文对贺灿飞等人提出的模型进行改进，并用其对中国亿元商品交易市场的专业化水平进行度量。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化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1）

(1)式中，S是研究区域中商品交易市场类型的个数；为研究区域中每类交易市场占所有类型交易市场的总成交额的比重的平均值；VAjn，VAkn为研究区域n中j，k两种类型商品交易市场的成交额；VAn为研究区域n中所有类型商品交易市场的成交额。当研究区域中的商品交易市场类型个数为1时，不采用该计算公式，专业化指数为1。

2.空间关联规则。Agrawal等于1993年首先对顾客交易数据中购买物品之间的关联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关联规则的概念，并给出了相应挖掘的算法。KoprskiK对传统的关联规则进行了拓展，并成功地将其引入了空间数据挖掘领域。从此诸多地学工作者和区域经济学家对空间关联规则挖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包括概念，挖掘过程，挖掘算法等。这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大大地促进了空间关联规则在各领域中的应用。空间关联规则是通过蕴含表达式来进行描述，如AB（c％，s％）。A和B是交集为空（A∩B=φ）的谓词集合，且二者中至少包含一个空间谓词。s％，是规则的支持度，指A和B在所有空间事务中同时发生的概率，P(A∩B)。c％，规则的可信度，指在所有空间事务中A发生的前提下B发生的概率，P(B/A)。非空间谓词，指常规的逻辑谓词。空间谓词是包含空间关系的逻辑谓词。除了可信度和支持度，很多学者还开发出了其他的指标对空间关联规则进行衡量。蕴含表达形式直观、简单、明了。如规则，is－a（x，house）∧close－to（x，urbancenter）is-expensive(x)(100%,95%)。该规则表明：95％靠近市中心的房子价格都高，该规则的正确率为100％。

3.邻域专业化空间滞后。一个研究区域的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化的水平不但与该区域中的经济因素有关，而且还受到其邻域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化程度的影响。本文中通过专业化指数滞后来反映邻域专业水平对当前研究区域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化的影响。专业化指数滞后计算公式如式(2)所示。

（2）

S是邻域亿元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化指数空间滞后，N是研究区域的邻域个数，pn和λn分别是第n相邻区域的专业化指数和相应的权重。

三、亿元商品交易市场区域专业化关联分析

1.亿元商品交易市场区域专业化计算。关联规则分析要求数据表中的属性是离散的数值或符号。在进行关联分析之前，应该将连续的专业化指数转换成离散的专业化水平。本文将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化划分成三个等级：高专业化水平，中等专业化水平和低专业化水平。下图展示了2005年各省区亿元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化水平的分布情况。

说明：①(a)是亿元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化指数(连续)分布图，(b)是离散化亿元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化水平分布图②统计数据主要包括大陆省区亿元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数据。地区和港澳台地区没有统计数据，专业化指数设为0。③为统一数据，专业化计算过程中没有包含计算机市场、通讯器材市场和花卉市场。

连续型专业化指数可以更精确地表示商品交易市场的专业化水平，但是其不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比较抽象不易理解。离散型的专业指数很容易被人们接受和理解，但精度不是很高。由于关联分析的需要，我们需要将连续的专业化指数进行离散化处理。

2.亿元商品交易市场区域专业化关联因素分析。关联规则分析可以发现专业化水平和区域其他因素之间让人感兴趣的关联知识。关联规则的支持度反映该规则在挖掘数据中的覆盖度；可信度反映规则的正确度。在对挖掘规则没有限制的情况下，会有大量的关联规则成为挖掘结果，但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是有意义的。最小置信度和支持度分别设置为80％和10％。除了规则模版、最小支持度和置信度，我们通过专业知识对的挖掘结果进行分析评估来得出最终有意义的关联规则，如表1所示。

结合中国亿元商品交易市场的专业背景知识，这里我们得到了3条有用的规则。它们的支持度和置信度分别在14％和81％以上。其中第一规则说明：如果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中等，第二产业占所有产业的比重高，市场化水平低，人口密度低，高速公路密度低，该地区的亿元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化是中等水平，该规则的支持度是14.29％，置信度是90%。

四、讨论与结论

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化影响因素是分布于一定的区域空间中，具有属性信息和空间信息，且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由于空间信息的存在和统计独立性假设的无法满足，从而使得传统的分析方法无能为力。空间关联规则可以反映要素的空间、非空间信息之间的关系，适合进行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化关联分析。空间关联规则分析要求数据表中的数据项是离散的，然而专业指数和影响因素数据都是连续的。连续数据离散化是空间关联分析的第一步工作。上图显示了2005年中国亿元商品交易市场省区专业化指数连续值和离散值的空间分布情况。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连续数据表达更精确；离散数据表达更易理解。上表显示了空间关联分析获得的强关联规则。在指定的最小置信度和最小支持度下，我们只能获得后件为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化是中等水平的关联规则。不同的关联规则前件，对应的置信度和支持度也各不相同。连续数据离散化是关联分析前最为重要的数据处理过程。不同的离散化方法得到的离散化结果存在很大的差异，最终影响关联分析的结果。本文中采用的等距离离散化方法将所有连续数据转换成三个等级的离散值：高、中和低。由于专业化指数和影响因素的连续数值集中于一个很窄的数据范围内，从而导致了离散化后数据集中于中水平等级。如最终的挖掘结果所示，所有强规则的后件都是专业化水平中，其他两个等级为后件的规则都被最小支持度和可信度过滤掉了。同时缺失数据的插值算法和统计数据本身的精度对离散化的结果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化是衡量一个地区所有商品交易市场的经济总量在各类交易市场之间的集中程度，其反映了经济总量的一种分布模式。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作者给出了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化指数的计算公式。空间关联规则被用于对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化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关联分析，如最后分析结果所示，我们得到了三条有趣的关联规则。这些规则可以用来预测一个地区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化的水平，也可以为商品交易市场的规划与建设提供决策支持。

注:张雪伍为通讯作者

参考文献：

[1]任兴洲:我国商品批发交易市场的发展现状与趋势[J].经济纵横,2000,(8):26～27

商业空间设计研究篇5

论文关键词：城市商业空间结构商业活动载体商业活动主体

论文摘要：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是商业地理学的核心。文章从商业活动载体和主体两方面深入分析国外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的历程，回顾国内城市商业结构研究的进程，并进一步指出研究的薄弱之处与发展方向。

1引言

城市商业随城市的建立而出现，是城市的主要职能。城市商业空间结构是由商业活动载体和主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载体即商业中心，是商业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主体即消费者和商业企业经营者，是城市商业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但由于一般均假设商业企业经营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故只重视消费者研究。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城市商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其研究历史已有几百年，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也比较成熟。其研究领域广泛，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域范围内各商业活动载体——商业中心的空间形态、等级体系、布局规律，以及商业活动主体——消费者空间行为、消费者空间分布状况。城市商业空间结构包括城市内部与城市体系空间结构，文章特指城市内部商业空间结构。

2国外研究理论和方法概述

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各国商贸往来加强，各国各地物产资源、集散中心、交易市场的简单描述日益增多，给商业空间结构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随着计量地理、行为地理、时间地理、运筹学等一系列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国外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真正科学化，研究水平不断提升，逐渐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作者将从商业活动载体和主体两个方面综述国外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进展。

2．1城市商业载体的空间结构研究

商业中心作为商业活动的载体，是人们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早期的研究注重从商品供给的角度考察商业中心在城市中的位置、商业中心的等级体系和不同商业职能的空间布局规律，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3种研究成果。

2．1，1地租理论。杜能提出位置级差地租理论最早解释了商业中心布局于城市中心的原因。1961年，格苇斯(Getis)揭示了总零售量随离开地价最高的城市中心地带的距离增加而减少的规律，证实了土地地租变动及其与商业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的规律。20世纪60年代，加纳研究了商业中心的内部结构，在投标地租曲线上建立了不同商业中心的简明空间。1970年，司格特(P．Scott)用图表表示出租金梯度与商店类型的关系，认为通过分析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和城市内部经济活动的生态位，可以确定商业中心的区位。

2，1，2基于中心地理论的研究。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Chifstaller，1933)提出的中心地理论是现代商业空间理论的基础，为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德国经济学家廖士(Losch，1940)在其《区位经济学》中提出“经济地景模型”，创立了服从最大限度利润、以市场为中心的区位论和作为市场体系的经济景观，对城市市场经济区进行系统的研究，深化了中心地理论，构造了边界的无差别线模型。后来，墨苏(R．E．Murphy)和万斯(J．E．Vance)以建筑物高度及其商业职能为依据，界定了中央商业区的地域范围。

2，1．3空间分析学派。二战后，地理学界掀起了“数量革命”，复杂的计量方法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运用数学模型分析城市内部空间成为可能，空间分析学派随之产生发展。20世纪50年代末，贝利和加里森首次引入统计学中的回归方法，得出P=ABn。为中心地职能的设施数，P为中心地的人口数。参数A和B用回归的方法取得，当=I时的P值是门槛人口数。1965年，美国学者贝里(Berry)对芝加哥大都市区商业形态区位分布进行实证研究，提出“都市区商业问结构模型”。1981年，英国学者波特(Potter)引入多变量功能方程(multivariatefunctionalordination)，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和图表，分析商业区功能性质、区位、易达性、形态、发展规模及其与社会经济的密切关系一。

空间分析学派通过大量假设来简化问题，研究方法上由定性描述转为定量数据处理，借鉴统计学、数学分析及数量地理方法解释问题，促进了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方法科学化。但过分追求技术、逻辑理论系统完美和空间分析的抽象化，使他们的研究脱离了实际的城市商业空间结构。

2．2城市商业主体空间分析

2．2．1消费者行为空间分析。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学者们逐渐认识到空间学派将人地关系物化、忽视人的作用不切合实际，发现消费者行为对商业空间结构有重要影响。相关研究也开始注重从消费者行为方式和社会经济属性的角度来理解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强调消费者行为差异对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

贝里和盖瑞逊(1958年)第一次将消费者行为纳入理论架构，首次对消费者前往最近的商业中心购物的假设提出挑战。美国的学者赖斯顿(Rushton)最先从消费者行为观点去研究城市商业空间结构问题，提出行为一空间模型，认为任何一级的中心地的消费者行为均有多样性。1970年，道斯(Dows)提出商业设施认知结构的程序，从商业设施潜在顾客的角度出发来判断大量的有关属性、看法、倾向性、评估变量等因素的重要性；1972年，大卫(Davis)提出了“购物中心层次性系统发展模型”，将消费者行为及其社会经济属性纳入购物中心的层次结构的形成和变化中；1982年，英国学者波特(Potter)完全从消费者的知觉和行为的角度来探讨零售区位的分布问题，提出信息场与利用场的区别。

2．2．2消费者空间结构研究——商圈分析。商圈是指特定商业中心吸引顾客的地理区域，也称商势圈，侧重从商业需求的角度考察消费者空间分布状况。1929年，美国学者威廉·莱利(WilliamJ．Reilly)首先创立了商圈测定法则——莱利法则，即：两个商业供给地，对于中间一个消费地消费者的吸引力与两个供给地人口成正比，与两个供给地距离平方成反比。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探讨消费者空间分布法则的研究，派生出康帕斯法则、阿普波姆法则、加萨法则。

随着汽车普及，实际距离已不再有很强影响力，莱利法则及其派生法则在商业网点布置中常与现实不符。美国学者哈夫考虑了更多因素，构建如下的数学模型

式中：P，为居住在i地区的消费者选择商店聚集区购物的概率，S，为商店聚集区面积，，为从i地区到商店集聚区所需时间，为消费者从居住区到商店聚集区路程中购物障碍要素指标。

哈佛商学院(20世纪80年代)在实践中创立了饱和理论，通过计算零售商业市场饱和系数测定特定商圈内某类商品销售的饱和程度。一般来说，位于饱和程度低地区的商店，其成功的概率必然高于高度饱和地区。零售商业市场饱和系数(IRS)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IRS为某地区某类商品零售饱和系数，C为某地区购买某类商品的潜在顾客人数，RE为某地区每一顾客用于购买某类商品的费用支出，RF为某地区经营同类商品商店的营业面积总数。

上述各种模型对于有效选择商店地址，研究商店顾客来源与分布特征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应用简单明了、省时省力。但是，影响消费者空间分布的因素众多，除模型中已经考虑的人口、距离等因素外，还受商店本身的竞争实力、所处商业中心的繁华程度、交通流量、竞争商店的位置、所在地城市规划等因素影响。新设商店要做出正确决策，在进行定量分析的同时，还必须与商圈实地调查结合起来，进行定性分析。

3国内研究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逐渐兴起，主流是中心地理论的实证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杨吾扬教授把中心地理论引入商业空间结构研究中。以北京市为例，把城市商业网点分成3级序列：市级、区级、街区级，用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分析了北京商业服务业空间结构现状，用范力农定理求“铜心”，成功地对中心地理论进行了试验性研究。高松凡论述了北京城市场的历史发展变迁，从历史地理学视角，运用中心地理论分析了自元大都以来历代北京城市场空间结构特点、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

宁越敏教授实地调查了上海市城市中心区商业中心，首次建立了界定商业中心的一套指标。他选取了商业中心内商店数、商业中心的职能数等5个指标，对上海市61个商业中心进行了聚类分析，划分为3个级别5种类型，分析了影响上海市商业中心区位的因素，并提出了相应建议。吴郁文、谢彬等在研究广州市城区零售商业企业区位布局时应用了这种方法，增加大型综合商场、大饭店、宾馆职能单位数占商业中心职能单位总数的百分比这一指标，用6个指标对广州市30个商业中心类型及等级体系进行聚类分析。

20世纪90年代初，安成谋以兰州市为例，构建消费者购物模式：位于某一特定地区的一个商业中心，销售范围与消费者总开支成正比，与该商业中心规模成正比，与消费者花在购物途中的时间成反比，与这一中心与其他中心的竞争成反比。他划分兰州市3级商业中心区位格局，引入加权平均模型和希尔伯脱模式，分析兰州各市级商业中心的区位优势度，据此评价商业中心发展潜力。

暖等以商业行业为切入点，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技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昆明市商业地域结构现状、存在问题，提出今后调整方向_1。阎小培、许学强等以广州市为例分别对其商业中心的区位格局及发展趋势、中心商业区进行了分析。仵宗卿开始深入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内部，探讨其形成机制和发展演变历程。

4国内研究评析

4．1消费者行为定量研究相对薄弱

整体上，国内学者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研究，长期以来停留在以中心地理论为基础，分析商业网点的规模等级与空间分布。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商品流通自上而下调拨，加上基础数据库缺失，导致关于消费者行为空间分析的大部分研究只是局限于定性描述层面上，定量分析较少，制约了国内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的深入。目前，我国商业的宏观经济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买方市场”的出现使得传统业态的商业企业经营步履维艰，而加入WTO后外国资本大量涌人中国，必将对零售业市场带来极大的冲击，必然要求研究视角与指导思想作相应调整。

4．2新方法新手段的应用较少

从发表的论文看：朱枫，宋小冬，马才学等人分析了商业地理定位的构成要素，论述了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商业选址的技术路线。但总体上国内研究与新方法新手段的结合较少，GIS，GPS，RS等技术引入不足，缺乏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科学模拟。

在研究方法上以静态均衡分析为主。国外相关研究为了构筑模型的需要，简化商业布局影响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角。事实上，商业受众多因素交叉影响。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复杂化，静态均衡分析将显得越来越不合理。我们必须注重从动态、综合的角度去看问题，更好地把握商业布局众多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了解商业空间结构规律。

4．3新型商业业态的影响提出了新课题

随着个性化、柔性化、多样化消费理念的渗透，厂商在迎合消费者喜好的驱动力之下，生产方式已由批量生产、内部资源整合、单独的市场竞争逐渐转向定制化生产、外部资源整合、供应链协同式竞争。这一系列的转变已促成流通企业质的转变。商业业态大致遵循着百货商店一杂货店一超市一巨型超市一便利店一专卖店一购物中心一仓储式商场一电子商业的轨迹演进，间接影响着我国城市商业的空间结构。

20世纪60年代，ShoppingMall随着轿车的普及率先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兴起。70年代，ShoppingMall逐渐被引入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台湾等发达地区。近年来在上海、北京、深圳迅速崛起，迫切需求专业知识指导国内商业地产投资机构和商铺投资者作出正确的投资选址经营决策，促进商业地产知识的普及。

近年新兴的虚拟商厦与电子商业是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通过电子网络方式进行商品交换与行政作业全过程。因为它第一次实现了无店铺经营，造就了三维的空间市场(marketspace)，企业可以突破地理位置的局限，摆脱空间距离的束缚，直接与消费者进行交易，真正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与零库存，因而虚拟商厦与电子商业对城市的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将是深远而复杂的。这被视为商业业态的又一次革命。研究网络虚拟购物对传统的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机制、发展过程、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将有重大意义。

4．4商业分布离心化研究有待加深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小汽车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都市人开始有条件逃离城市的拥挤、喧哗与繁杂。近年来，我国部分大城市已出现人口郊区化现象，一些工厂、商业企业也开始向郊区迁移发展，尤其是占地面积较大的批发商业。某些大城市郊区尤其是近郊区商业销售额总量、销售额增长速度均有超过市区同类指标的趋势；商业数量、从业人员、营业额等比重在郊区有增加趋势，在市区有减少趋势；同时市中心的商业区并没有衰落，这种情况有别于郊区化，我们称之为离心化。但我国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城市商业离心化的程度及趋向、与国外对比、发展中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措施等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商业空间设计研究篇6

互联网蓬勃发展的早期，很多人在谈论的是“距离的死亡”[1]，全球数字网络的浮现似乎正在终结地理的限制。电子通信网络作为后福特制生产体系的支撑部分，造就大规模的全球“时空压缩”[2]，从而重新组织了社会关系结构和日常生活节奏。在这种环境中，“数字化生存”似乎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主要特征[3]。在先进的“电子别墅”里，我们可以通过电子通信手段从事各种社会和经济活动，其结果将导致人口和生产在空间上的快速扩散[4]。事实上，在预测技术变革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时，一直以来都存在着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观点。

但是，这种对社会经济变革的认识正在遭到愈来愈多的学者反对，他们认为使用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仅仅是对“面对面交流”的补充，而不是替代[5]。事实上，电子通信网络的浮现促成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社会活动，其中最多的就是面对面的交往。这表明信息技术对于人类的交流并不是一种导向力量，而仅仅是一种推动。尽管在跨地域进行电子交易的过程中，距离可能是死亡的，但地理因素仍然决定着那些全球性企业所赖以生存的电子通信设施的质量状况[6]。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在空间上是不均衡的，这造就了基础设施分布在空间上的差异性。反之，知识经济的活动也不可避免地集聚在一些主要城市之中，因为那里提供了良好的生产基础。因此，地理对网络来说仍然重要，它并没有被互联网终结，相反，两者的结合似乎更加紧密了。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互联网有其自身的地理学[7]。

2新的空间，新的地理学

地理学是一门关于场所(place)的学问，但经过抽象后，场所就被概念化成空间(space)、空间关系以及空间中的行为和过程[8]。互联网的发展导致一种新的空间浮现出来，大多数学者把它称之为“网络信息空间(cyberspace)”(或简称为网络空间)。jiang与ormeling则将其定义为“一种由计算机生成的景观，即全球计算机网络的虚拟空间，通过网络连接世界上所有的人、计算机和各种信息资源”[9]。可见，都是用它来界定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相关的各种空间和概念。

网络空间仅仅是batty所谓的“虚拟地理(virtualgeography)”的四种空间之一，特指计算机空间经由计算机通信网络而形成的新的抽象空间[8]。另外三种空间分别是：场所/空间(place/space)，即地理学的初始领域，场所利用传统方法概念化后形成空间；计算机空间(cspace)，计算机及其网络中的空间提取成为计算机空间(computerspace)；以及网络场所(cyberplace)，网络空间的基础设施对于传统场所基础设施的影响。其中，最后一种网络场所是最早包含于经济地理学研究之中的，因为所有组成网络的联接都根植于人造的物理设施结构之中，包括无线网络也是构建在天线和电话转接器的联接之上。

网络空间的浮现促成了一门新的关于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地理学诞生[10]。随着这种新空间的产生和繁荣，一系列有关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也不断涌现，主要的专著有graham与marvin的《电子通信与城市》[11]和《碎裂的城市化》[12]，castells的《网络社会的崛起》[13]，《互联网星系》[7]和zook的《互联网产业的地理学》[14]，以及各种汇编文集[15-18]和杂志专刊（注：如geographicalreview,1997,87(2);urbangeography,1999,20(4);2004,25(4);americanbehavioralscientist,2001,44(10);environmentandplanningb:planninganddesign,2001,28(1);journalofinternationalbusinessstudies,2001,32(4);tijdschriftvooreconomischeensocialegeografie,2002,93(5);environmentandplanninga,2003,35(7)。）。

graham总结了地理学家在研究信息技术包括互联网地理学时的三种主导观点[19]。首先是“替代和超越(substitutionandtranscendence)”的观点，认为人类的属性和人类生活空间和场所的动力机制可以被新技术的使用所代替。如本文开头所说，这种“技术决定论”已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特别是地理学家的反对；第二种是“共同演化(co-evolution)”观点，认为电子空间和领土空间是被共同生产出来的，并成为正在重构中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最后一种是“重新组合(recombination)”观点，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的最新进展，认为考察技术、时间、空间和社会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非常必要的。这种观点揭示了新技术是如何卷入复杂、随机、微妙的人类行动者和技术设施的综合体，并且形成社会技术混合的行动者网络。如此，社会和空间生活变得很微妙，并且不断地被整合进复杂的新时空混合体之中，充满了随机和不确定性。

3互联网的经济地理学

事实上，互联网是一种复杂的多层组织，造成与其相关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也错综复杂。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往往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分解。以下本文将从技术基础设施、数码空间区隔、内容产业和电子商务等四个方面概述互联网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动态。

3.1技术网络的空间分析

技术地理学是有关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包括在各个地理区位上的光缆、路由器、转换器和计算中心等，它们的存在使得互联网上的信息交流可以遍布全球。地理学者对网络基础设施的关注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互联网的网络结构，它决定了城市和区域之间的交互关系[20]；二是城市之间的互联网联接带宽，它已成为信息时代重要的竞争性区位要素[21]。

近几年，许多文献从全球和国家的空间层次探讨了互联网的技术地理格局。如malecki利用全球主要城市所拥有的主干网带宽与网络数量，从中发现全球范围的网络技术资源分布倾向于世界城市[22]。townsend则发现这种新的通信技术推动的城市之间的国际连接，与以前形成的体系有很大的区别，即一些新的“网络化城市(networkedcity)”正在崛起之中[23]。

更多的研究关注于国家层面上的互联网城市体系。美国作为互联网的发源地，是全球互联网天体的中心[24]，也是互联网地理学研究的热点。wheeler与o'kelly最早采用拓扑学方法分析美国商业互联网的骨干网络，进而评价了城市节点在网络中的连接性和通达性[20]。townsend从节点城市的角度描述了美国互联网骨干网络空间拓展的历史进程[25]。moss与townsend也从骨干网容量和联接性两个方面考察了美国主要城市在互联网中的等级层次[26]。进一步，o'kelly与grubesic又分析了美国城市的网络通达性在1997年到2000年间的显著变化[27]。这些研究都表明城市的地理区位在决定互联网通达性的等级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相对而言，发展

3.2数字空间区隔

技术基础建设、财富和教育在地球上不均衡分布，会导致网络使用在空间上的差异，这正是“数字鸿沟(digitaldivide)”的主要表现方面之一[32]。尽管互联网的扩散很快，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平等仍然存在于国际互联网的使用地理格局之中[33]。信息化水平的差异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信息富国与信息穷国的“数字鸿沟”正是它们之间“经济鸿沟”的结果，即使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内部也是如此[34]。warf则认为互联网接入的限制问题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因为知识的电子分发方式可能会挑战已有的权力关系[32]。

进一步，在国家内部使用互联网的地理分布差异也是很明显的，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市化地区都是首要的，而乡村地区在接受新媒体上都是落后的[11，21，35]。因此，城市化率往往是决定一个地区互联网使用状况的主要因素之一[35-36]。同时，在主要的城市区域中，那些重要的区位都倾向于大规模采用高速的互联网接入。许多世界城市的状况是数字精英阶层与大量不联网的信息贫困区相互共存，如在洛杉矶的一项初步调查就表明互联网技术在西班牙语和移民社区内的扩散较为缓慢[33]。

互联网曾经被预言是自由的，富有活力的，缩小空间差异的工具。事实上，网络“拥有者(haves)”与“未拥有者(have-nots)”之间的差异增加了不平等的来源和社会排斥之间的基本分裂，其复杂的互动进程扩大了信息社会所承诺的状况与真实世界之间的鸿沟[7]。

3.3内容产业的经济地理学

信息是信息时代的重要产品，互联网则是这些信息交流和生产的重要工具。因此，研究互联网内容提供者的地理学非常必要。但目前还比较缺乏测量互联网内容生产状况的方法和手段，尤其在比较不同的地理区域。国外一些学者在1990年代后期开始采用域名来研究互联网的扩散，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此外，互联网域名指标也是分析新经济，比较区域和城市竞争力的常用方法[37]。

全球层次的统计数据提供了各国在互联网内容生产上存在巨大差异的证据[24]。zook通过图示互联网域名的全球分布格局，表明互联网内容的生产依赖于全球信息网络中的少数城市[38]。全世界前100位的城市仅居住了世界人口的6.7％，却拥有超过一半的世界互联网域名。同样，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存在域名分布极不均衡的状况。对于国家层次的实证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如gorman，moss与townsend和zook等的一系列研究，分析了美国互联网域名注册地址的空间分布状况[14，26，39，40，41]。在欧洲，则有dodge与shiode对英国ip地址密度的空间分析[42]，以及sternberg与krymalowski对德国互联网域名的城市分布研究等[37]。如此，一些互联网产业集群已经在全球范围浮现。根据zook的研究，互联网内容生产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很大程度上源自这个地区或城市的相关产业专业化程度[41]。同时，风险投资的区域分布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新的互联网企业的地理区位[14，40]。

最近，关于互联网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也逐渐深入到一些具体的内容产业。如leyshon检验了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计算机文件格式与互联网发行体系)对音乐产业的地理和组织影响[43]。wilson探讨了互联网网站的区位和营运状况，分析这些活动的法律和经济地理格局[44]。zook则将互联网成人产业作为案例，来研究电子商务的地理特征。这些产业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去理解虚拟空间和真实空间的相互关系[45]。

3.4电子商务的空间战略

技术与经济融合的趋势产生了电子商务，它的繁荣始于1990年代中期。目前，关于电子商务的学术研究在地理学之外已被广泛关注，而地理学家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对这种新的商业形式的空间问题感兴趣[16，46]，且主要集中于b2c(businesstoconsumer)商业领域。事实上，各种电子商务活动与地理学都有紧密关系。只要零售的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商品，距离和地理就会在其中起作用[47]。

在全球零售资本的经济地理格局中，wrigley认识到电子商务的崛起是一支潜在的动摇力量，而且电子商务的核心是“配送(fulfilment)”问题[48]。murphy也研究了网上百货零售业的配送问题，认为关键点是要解决电子零售商业对消费者的时间和区位的管理问题[49]。另一个有关电子商务的空间问题是传统商店和无店铺零售之间的关系。根据currah的研究，传统零售业越来越多采用的是多渠道战略，也就是在已有的实体零售网络之外，同时运营在线的网络商店[50]。这暗示着物理空间还是需要的，但是实体商店的性质和类型已经发生了变化。

当然，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电子商务应用的途径是有差异的，这些差异塑造了商业活动在现实和虚拟世界中的各种发展轨迹。aoyama比较了日本和美国零售商业的发展史，认为一个社会采纳技术的方式往往依赖于历史，b2c交易尤其受到原有零售商业特征和结构的强烈影响[51]。美国零售业采用的战略是传统商店开发电子商务销售商品，而日本便利店采用的战略是在传统商店里借助网络销售商品。后者通过邻里街角店接入电子商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网络接入的不平等，同时也为传统面对面零售业的改善提供了一个好的途径[52]。

4重新审视两种空间的相互关系

经济地理学对互联网的研究集中于技术、产业和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无论如何，我们在全面理解网络空间之时，不能忽视空间的作用。事实上，有关网络空间和其它虚拟空间的许多地理学问题才刚刚开始被关注。当地理学家在审视网络空间和地理空间之间的关系时，与一般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是由地理空间提供了界定原则，从而塑造了网络空间的结构。尽管信息技术可以消除地理空间距离，实现即时的信息交流，但是这些所谓“无拘束(footloose)”的网络空间活动仍然依赖于地理空间的约束。总之，地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内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都存在着辨证关系，也就是说两者是不能完全替代的。

网络研究给我们带来了思考信息时代的地理关系的新方法。但是如果把太多注意力局限于网络本身，而忽视对网络形态、结构和关系形成因素的分析，这是相当危险的[53]。其结果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把地理场所简单地理解为全球网络的节点或中心。事实上，网络空间本身也具有内在差异性，它们的形状和结构往往成形于地理空间过程。因此，虚拟空间是由地理空间塑造的。当然，虚拟空间能够挑战地理空间的逻辑。网络空间在全球传送实时信息和数字化商品之时，很明显已经产生了新的区位形式，因为信息商品可以用很低的组织和边际成本销售于全球市场[5，43]。

总之，互联网的物理基础设施具有历史依赖性和地理差异性，两种力量塑造着虚拟空间和地理空间之间的交互态势。网络空间存在明显的柔性，支撑网络空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则需要大量的固定沉没资本投入，两者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比。于是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明显偏向于大都市区和技术禀赋国家，最终导致了目前网络空间活动的经济地理格局。如此，网络和地理空间、真实和虚拟场所日益相互融合和依赖。正如aoyama与sheppard所说，“这更像是经线和纬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然而，我们对于它们是如何编织出来的，它们的颜色、纹理和式样还知道的很少，因此需要更多的地理学家更深入的研究这一快速变动中的通信技术”[53]。

5研究展望

首先是网络空间的通达性研究。通达性的传统定义是着眼于地理邻近性之上的，而虚拟世界往往忽视物理空间，虚拟交互的“成本”与地理区位的关系似乎并不明显。因此，研究虚拟空间的通达性就需要从信息通达性的角度来考虑，其关键是如何测量互联网中的空间距离。或许我们要用不同类型的距离(如效用距离、隐喻距离和积分距离等)来替代传统的物理距离。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以来进一步分析影响信息通达性的主要因素。

其次是网络空间集聚的动力机制分析。互联网经济活动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集聚现象，其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数字化产业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是否具有完全不同的空间作用过程，还是如同其它传统的产业集群一样，具有地方根植性。这些议题都有待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