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与消费论文篇1

关键词：消费函数；农村居民；绝对收入；相对收入

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1月31日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很大比重，所以农村居民收入、消费结构和水平就影响着我国总体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在消费行为研究中，国外研究较多的是消费函数，西方消费经济学者们认为，收入是影响消费者消费的主要因素。消费函数的研究始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之后有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等一系列研究。本文用绝对收入假设和相对收入假设消费函数模型对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数据进行拟合，以验证和发展消费行为理论。

一、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设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消费是由收入唯一决定的，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函数关系。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将增加，但消费的增长速度低于收入的增长，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在短期中，消费可分为自发消费和引致消费两部分。自发消费指不取决于收入的消费，而引致消费是指随收入的变动而变动的那部分消费，消费函数为：

C=？琢+？茁×Y（？琢>0，0

二、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设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杜森贝里认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仅受自身收入的影响，也受周围人消费水平的影响。如果周围人的消费水平比较高，即使消费者的收入水平较低，他也会企图接近周围人的消费水平，这种现象就称为消费的“示范性”；另一方面他也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水平不仅受当前收入的影响，也受自己历史上曾经实现的消费水平的影响。如果历史上曾经达到较高的消费水平，即使当前的收入水平较低，消费者也会企图接近历史上曾经达到的消费水平，这种现象就称为消费的“不可逆性”。本文中讨论消费的“不可逆性”，由于不可逆性的存在，当前的消费倾向不仅与收入有关，而且与曾经达到的消费水平，即曾经所达到的最高收入水平有关。一般情况下，收入具有随时间递增的趋势，所以可以用前一期的收入代替曾经达到的最高收入。用0表示当前的边际消费倾向，用1表示曾经达到的最高收入水平对当前消费的影响，消费函数是：

Ct=？琢0Yt+？琢1Yt-1（t=1，2，…，T）（2）

三、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985～2009年间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与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统计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数据年鉴。

（一）模型构建

1、绝对收入模型。按照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建立农村居民消费回归模型为：

SCt=？琢+？茁Yt+？滋t（t=1，2，…，T，？琢>0，0

其中：SCt为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Yt为居民人均年收入，？滋t为随机误差项，？琢为人均年基本自发消费需求，？茁为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2、相对收入模型。按照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理论，建立农村居民消费回归模型为：

SCt=？琢0Yt+？琢1Yt-1+？滋t（t=1，2，…，T，0

其中：？琢0表示当前的边际消费倾向，？琢1表示曾经达到的最高收入水平对当前消费的影响。

本文利用Eviews软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估计的结果如下：

1、绝对收入假设的消费函数模型估计结果：

SCt=41.575+0.756Yt

（1.83）（80.687）（5）

R2=0.9965F=651.433D.W.=0.454

2、相对收入假设的消费函数模型估计结果：

SCt=43.986+1.12Yt-0.404Yt-1

（2.512）（14.171）（-4.647）（6）

R2=0.998F=5713.063D.W.=1.507

（二）模型的检验

1、绝对收入假设的消费函数模型检验。从回归估计的结果看，模型拟合较好。可决系数R2=0.9965，表明模型在整体上拟合的非常好。从截距项和斜率项的t检验值来看，均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自由度为n-2=21的临界值，并且从斜率项的值看为0

（1）White检验。本文采用White检验来检验异方差性。White检验是建立辅助回归模型的方式来判断异方差性。R-squared=10.682，表明不存在异方差。对样本容量为25并且只有一个解释变量的模型，在5%显著水平下，查D.W.统计表可知，模型中D.W.

（2）广义差分法。下面运用广义差分法进行自相关的处理，采用科克伦-奥科特迭代法估计，1阶广义差分的估计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dl

SCt=34.546+0.761Yt+1.071AR（1）-0.369AR（2）（7）

（0.635）（38.582）（4.949）（-1.704）

R2=0.999F=4540.074D.W.=1.926

在5%的显著水平下，du

2、相对收入假设的消费模型检验。从回归估计的结果看，模型拟合较好。可决系数R2=0.998，表明模型在整体上拟合的非常好。但是，？琢0=1.212>1，？琢1=-0.404

四、结束语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知，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设可以用来描述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而相对收入假设消费模型对我国农村居民不应用。农民消费的提高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目前我国农民消费依然由收入决定，所以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以拉动经济增长，必须研究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农民的纯收入主要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与转移性和财产收入构成。近年来，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作为农民收入中最稳定最直接的收入来源农业收入比重在下降。消费水平的高低，最终是由收入水平决定的，只有农村居民收入增加了，消费水平才能真正增加。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第一，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村居民非农产业收入。同时，要以市场为导向，按照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的要求，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减少没有市场需求前景的传统的低质农产品，大力发展市场需求旺盛、潜在需求大的优质农产品，尤其要大力发展绿色农产品；第二，通过完善利益机制、建立农产品生产基地、大力发展龙头企业、加快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等途径，进一步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形式，使农民参与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环节的经营活动，拓宽农民增收环节；第三，加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尤其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发展与应用、国内外市场开拓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第四，尽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各种限制，增加农村居民进城打工的收入；第五，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建立适合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特点并符合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税费征收制度，不断完善征收办法，切实减轻农村居民负担。

主要参考文献：

[1]李武.基于凯恩斯消费函数的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7.6.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2

关键词:土家族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特征分析

土家族是中国历史上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在公元前315年秦灭巴后,巴人的一部分流落到今天的湖南、湖北、重庆、贵州四省接壤的武陵山区一带定居下来,并与当地居民逐渐融合。现今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湖南省西北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贵州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德江、印江等县以及渝东南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黔江区等(以下简称石柱、秀山、酉阳、彭水、黔江),与汉、苗等族杂居[1]。在聚居的地域,土家族居民在生活、饮食、居住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习俗。

而今,土家族地区普遍贫困落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于其它地方,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缩小地区间差距成了各级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同时也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张琦(2001)认为少数民族即期消费不旺,需求拉动不足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2];吕学芳(2002)认为开拓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消费市场是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3]。开拓土家族地区农村消费市场来发展土家族地区经济,先必须了解土家族地区居民的消费特征,并对土家族居民的消费模式有一个准确的定位。目前,研究土家族地区居民消费的文献较少,主要有彭林绪(2000)从居住饮食文化的变迁角度探讨了土家族生活消费的变化[4];姚伟钧(2005)从节日习俗探讨了土家族的饮食文化[5];姚伟钧,刘朴兵(2007)从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角度分析了鄂西土家族的饮食文化的特征,认为鄂西土家族的饮食文化具有粗放纯朴的三区饮食文化特征[6]。这些研究主要从民族学、民俗学等角度对土家族居民的饮食、消费文化进行定性的探讨,缺乏实证的分析。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土家族居民消费行为的文献极少,余石(2001)采用总量数据建立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消费函数的数学模型,并对该地区的总消费需求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7],表明绝对收入假说与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在该地区的适用性。而笔者认为采用总量数据构建模型未必能全面反映土家族居民真实的消费特征;其次在余石所建模型中没有任何检验,因此其模型的准确性有待进一步探讨。那么土家族地区居民的消费特征是否与传统的消费理论相吻合呢?这些消费特征又衍射出土家族人怎样的经济特征与消费文化呢?它赋予我们怎样的政策导向呢?基于上述思考,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以渝东南土家族地区为例(分别是石柱、秀山、酉阳、彭水、黔江),对该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特征进行实证分析。

一、相关理论介绍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研究“当就业量处于既定水平时,什么因素决定消费的总量”时,将消费倾向定义为:存在于yw(即用工资单位衡量的既定的收入水平)和cw(即在该收入水平下的消费开支)之间的函数关系x,即:cw=x(yw)。

其理论纲要[8]是:当期收入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当实际收入总量增加时,总消费量也会增加,但其增加的程度不如收入,也即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为正,但小于1。基于心里规律,这一理论在实际生活中很有说服力,在人们收入水平还很低时,必须把全部收入满足基本需求,因而没有储蓄或很少有储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除满足基本需要以外,还有剩余用来满足其它需求,由于有些需求不是必须的,因此人们不会把全部收入用于消费,而是有一部分被储蓄;同时由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以及应付未来的不测之需、支付未来的大笔支出,加上为后代留笔财富的心态,使得人们也要进行储蓄;还有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人们总是把每个单位的货币用于效用最大的物品上,随着所消费物品的增加,从最后一个消费品上所得到的边际效用呈递减趋势,因而消费者的边际消费率呈递减性。

自凯恩斯提出上述消费函数的概念后,有关消费函数的实证研究被置于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地位,近几十年来,消费函数理论一直是经济学家相对关注和研究的领域。从时间维度来看,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对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的演进过程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9]:第一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中期,最具代表性的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和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第二阶段是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弗里德曼和莫迪利安尼在原有消费者行为分析框架基础上提出的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第三阶段是7o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霍尔(hall,roberte.,1978)将理性预期理论引入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第四阶段是80年代中期以后,以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为代表所引发的大量相关经验理论与假说。

学术界运用于定量分析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模型和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模型,国内学者一般将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化为具体可计量的数学模型[10]:c=a+by(c表示消费水平,y表示可支配收入,a表示自主消费水平,b表示边际消费水平);将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化为可计量的模型[7]:ct=b0+b1yt+b2ytmax或者ct=b0+b1yt+b2ctmax,式中ytmax表示过去最高收入水平,ctmax表示过去最高消费,在实际中一般采用上年消费水平ct-1代替ctmax,这样上式表达式为:ct=b0+b1yt+b2ct-1。笔者仍以上述理论模型为基础,建立渝东南土家族地区消费函数模型并展开分析。

二、渝东南土家族地区为例的实证分析

笔者以渝东南地区土家族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为例,分析数据来源于历年《重庆统计年鉴》及《重庆直辖10周年——数据与分析》,具有很高的可靠性[11][12]。文章先以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模型c=a+by进行回归分析,其中c为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y表示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a表示自主消费,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运用eviews软件[13]对1996-2006年人均生活消费与人均纯收入的当年数据进行回归,计算结果如表1。

从回归结果来看,黔江回归模型的可决系数较高(098),t检验与f检验都能通过,拟合较好,但常数项为负数,经济学含义即自主消费量为负数,同时b值高达116,大于1,其经济学含义即边际消费倾向为116,意味着收入增长一元,消费将增加116元,因此违背了凯恩斯消费理论的分析框架(凯恩斯绝对消费理论认为自主消费不少于0,边际消费倾向少于1),该模型是失败的;石柱的消费模型中,常数项未能通过t检验,(在n=11,显著性水平a=01时,t临界值为136,上述表中仅为032);秀山的消费模型拟合较好,各项参数均能通过相关检验;酉阳、彭水的消费模型同样不能通过常数项的t检验,其中酉阳的边际消费倾向为1,不符合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框架。总体而言,除了秀山消费函数拟合较好以外,其他区县的拟合情况较差,因此上述分析表明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在解释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行为特征时缺乏说服力。

针对上述分析出现的问题,并结合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对模型进行修正,以统计学原理为依据[14],以参数通过相关检验为衡量标准,择优处理,得到如下分析结果见表2。

注:方程式栏中参数下面括号中数值为t检验值,消费函数表达式中ct表示当期消费,ct-1表示上期消费。

从表2中的分析结果来看,可决系数都在09以上,表明拟合方程式能解释的部分达到90%以上,拟合较好。同时各参数估计的t值,f都通过了检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自主消费没有体现在模型中。从各地区拟合的消费表达式来看,黔江居民生活消费行为较为特殊,当期的生活消费取决于当期收入与上期的消费水平,其中边际消费倾向为101,即当期收入增加一个单位时,生活消费将增加101个单位;石柱、秀山、酉阳、彭水等县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偏高,分别是095、083、099、089。另外,依据相关数据计算[11][12]的平均消费倾向也表明该地区的消费倾向明显高于重庆平均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15]。

基于上述分析,可得出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特征如下:第一,消费行为不符合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但与相对消费理论吻合较好;第二,自主性消费参数a的估计不显著,同时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普遍较高;第三,边际消费倾向偏高,甚至大于1,明显高于全国及全市平均水平。

三、原因分析

针对上述土家族居民的消费特征,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是其主要经济特点

在上述消费函数分析过程中,常数项参数未能通过检验,即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居民的自主消费不显著。但这并不表明土家族居民没有自主消费,而可能是自主消费主要依靠自己生产供给,并不是在市场上购买所得,而目前我国的数据资料的统计主要是针对市场交易产生的数据进行统计,而自给自足的经济数据未能统计,因此可能部分掩盖了数据的真实性,导致常数项通不过检验。从事实上来看,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历来属于“老、少、边、穷”的部级贫困区,与其它地方相比,该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信息闭塞,至今仍以传统的农业生产为主。从2006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占gdp比重来看,重庆平均水平是183%,而土家族地区5区县该指标平均在30%以上,比重最小的是黔江286%,最高的是酉阳达657%。由此可见,农业生产在该地区仍处在核心地位。另外,从农产品的商品率来看,重庆平均水平是557%,而该地区均低于这一水平,农业商品率最高的石柱为540%,最低的酉阳仅为476%。这表明土家族地区的经济具有浓厚的自给自足的特征,大量农产品未在市场上流通,而是满足于自己的生活,这也印证了上述消费函数的回归分析是准确的。

(二)农民收入低导致严重的“透支消费”现象

从渝东南土家族地区5区县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来看,1996年、2001年、2006年三年的截面数据均显示该地区的平均消费水平高于重庆平均水平。1996酉阳的平均消费倾向高达1282,远远超过重庆平均水平(0898),黔江平均消费倾向最低,也高达0925。至2006年,平均消费倾向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黔江、酉阳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大于1,这表明消费支出额大于收入水平,况且本文分析的仅仅是生活消费支出,这就表明该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极度贫困,出现了严重“透支消费”现象。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重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87383元,而渝东南土家族地区该指标均低于这一数值。最高的石柱为245773元,相当于重庆平均水平的855%;最低的酉阳仅为203098元,仅仅相当于重庆平均水平的707%,见表2。这表明该地区居民低收入水平是制约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农民的收入主要用于生活方面的必要消费,而对生活消费之外的弹性消费品需求很少,因此从这种角度来讲,要繁荣该地区农村经济,拓展农村消费市场必须加快提高该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三)土家族消费文化的影响

尽管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但其边际消费倾向普遍较高,部分甚至高达09以上,相当于每增加一元收入,生活消费就会相应增加09元以上,这与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的“倒u”型关系假说不符合[16](即中产阶级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同时也与我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徘徊在07-08之间存在很大差别[17],何况上述的分析还没有考虑生活消费以外的消费情况,那么其中的原因何在呢?单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很难找到答案,笔者认为土家族的饮食文化深深影响边际消费倾向。

土家族居民尽管并不富裕,但是其食风十分豪放,平日土家族人普遍喜欢用大大的土碗吃饭喝酒。如果饭碗太小,就觉得吃的不舒服;酒碗太小,就觉得喝的不爽快。这种豪放的食风在接待客人的筵席上,更是得到了十足的体现。一般说来,客人临门,夏天要先请客人喝一碗糯米甜酒,冬天则先请客人吃一碗开水泡团馓,再待以酒菜。土家人待客还喜用盖碗肉,即以一片特大的肥膘肉盖住碗口,下面装有精肉和排骨。为表示对客人尊敬和真诚,土家族待客的肉要切成大片,酒要用大碗装。土家族有吃社饭的传统风俗,社日期间,家家请,户户接,社宴散时,主人还要让赴宴者带一些社饭回去,对于因故未来者,主人还往往派人把社饭送到府上去[6]。吃了别人家的社饭,要还席,因此社日期间土家族人互相邀请吃社饭,形成吃转转席的饮食格局。喝咂酒是土家族的另一风俗,凡客至家,必以酒招待;婚丧喜庆,必设酒宴。同时,土家族是一个节日频率极高的民族,除了农历的十月外,几乎每月都有节日,有的甚至一个月里有几个节日。过年过节往往杀猪宰羊,排场很大。

因此,笔者认为土家族豪放的饮食文化和节日文化注定了土家族居民的生活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渝东南土家族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保持很高的边际消费倾向的“怪圈”。

四、结论

文章以渝东南土家族为例,运用消费理论基本原理对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不适合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而相对消费理论比较吻合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土家族地区居民的生活消费主要取决于当期的收入水平和上期的消费水平,而且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明显高于重庆平均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一方面这是该地区居民收入不高,贫困的表现;同时也是土家族居民独特的饮食文化、节日文化及淳朴的好客习俗的体现。它给予我们的政策导向主要有三点:一是促进土家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的商品意识,活跃农村消费市场;二是挖掘土家族文化产业,培育土家族特色饮食文化产业大有潜力可挖;三是大力实施农业产业化,千方百计提高土家族居民的收入水平才是硬道理。

参考文献:

[1]陈浩.国土家族人口和城镇化水平分布特征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1999(1):57.

[2]张琦.少数民族地区居民消费现状的思考[j].商业研究,2001(11):150.

[3]吕学芳.试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消费市场的开拓——湘鄂渝黔边区农村消费市场调查与思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78.

[4]彭林绪.土家族居住及饮食文化变迁[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6

[5]姚伟钧.鄂西土家族原生态饮食文化的传承与开发[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17.

[6]姚伟钧,刘朴兵.试论鄂西土家族饮食文化的特色[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12-13.

[7]余石.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消费函数的建立与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12):86.

[8]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魏损,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3:83-102.

[9]胡乃武,张海峰,张琅.我国居民消费倾向的实证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01(6):32-35.

[10]汪浩瀚.微观基础、不确定性与西方宏观消费理论的拓展[j].经济评论,2006(2):57.

[11]重庆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2000-2007年重庆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2]重庆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重庆直辖10周年——数据与分析[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13]易丹辉.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2):132.

[14]张晓峒.计量经济学基础[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5):50-60.

[15]刘长庚,吕志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实证分析[j].消费经济,2005,8(24):44-47.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3

【关键词】生命周期理论预防性储蓄不确定性货币政策有效性

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投资、消费”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居民消费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同时，居民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微观基础，居民消费行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成立，则货币政策在微观基础的层面上是有效性。但自凯恩斯主义以后，以理性预期学派为基础，经过行为金融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消费行为是非理性的，这也是导致货币政策有效性不断降低的重点原因。为深入探讨居民消费行为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本文在综合梳理现代消费理论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一些建议。

消费理论的研究长期被直接置于宏观经济学的框架内，新古典主义以后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绝对收入理论、相对收入理论、永久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跨期最优选择理论、随机游走理论、流动性约束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等。

一、绝对收入消费理论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认为居民的当期消费水平决定于当期绝对收入水平，而且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根据凯恩斯的描述，居民消费主要受所得数量、客观因素和主要因素等三大因素影响。所得数量即收入；客观因素包括工资变动、时间贴现率和收入预期等；主观因素则包括影响储蓄动机的因素如谨慎、远虑、计算、改善、独立、企业、自豪与贪婪等，以及影响消费动机的因素如享受、短见、慷慨、失算、炫耀与奢侈等。

由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在短期内变动不会太大，或者不同方向的变动存在抵销作用，所以最能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就是收入水平，消费是真实所得的较稳定的函数：

式中Ct为即期消费；α为刚性的基本消费，也叫自发性消费；β为边际消费倾向；Yt为即期绝对收入；βYt为引致消费。由该式可知居民即期消费为自发消费与引致消费之和。

边际消费倾向（MPC）与平均消费倾向（APC）都介于0与1之间，都存在递减的趋势，而且边际消费倾向小于平均消费倾向，即MPC

二、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詹姆斯・杜森贝里提出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消费不仅受本人当前收入的影响，也受本人历史最高收入水平和其他人消费水平的影响，并据以提出了消费的“不可逆性”和“示范效应”。其消费函数为：

其中C为持久消费水平；Y为永久收入；k为长期边际消费倾向；b为短期边际消费倾向。

消费的“示范效应”是指居民消费受到其他人消费行为的影响，特别是高收入集团对低收入集团的影响。消费的不可逆性是指消费受收入变动而变动的方向性不同。当收入增加时消费会随之增加，但当收入减少时消费却可能不会明显地减少。因此消费者的短期消费函数曲线就像棘轮一样，对消费的下降起着明显的阻滞作用，所以不可逆性也叫“棘轮效应”。

根据相对收入理论，货币政策制订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我国居民收入的波动性与差异性，尤其是在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7的情况下，消费的“示范效应”可能导致居民消费的波动，且与货币政策意图相关性下降。如果再考虑“棘轮效应”的存在，货币政策的重点就应该是通过不断提高收入尤其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来稳定地提高消费，这一点也是当前政府提出“收入倍增计划”的理论依据。

三、永久收入消费理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理论认为：居民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其永久收入（也称持久收入或恒久收入）而不是当期收入。永久收入是指消费者能够预计的比较固定的长期收入，一般可用连续多期收入（含当期收入）的均值表示。其消费函数为：

其中，C为持久消费；Yp为永久收入；k为长期边际消费倾向。

从消费函数可推导出当前收入的短期边际消费倾向低，表明在短期内如果消费者的收入增多，消费者却不能确信收入的增加会一直持续下去，故而不会立即增加消费；相反，当消费者的收入减少时也不会马上减少消费。只有消费者能够判定收入变动是持久的，其消费才会调整到与变化后的收入相对应的水平上。

根据永久收入消费理论，如果想要刺激消费，货币政策就应该长期稳定地增加居民的收入，也就是提高永久收入，而不是“相机抉择”，这样才能在提高消费的同时避免消费波动引起经济周期。当然，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除表明货币政策只可能引起经济波动这个观点外，也隐含了一个观点就是财政政策可能比货币政策更有效。

四、生命周期理论

莫迪利安尼提出的消费与储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每个消费者或者家庭都是根据整个生命周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自己的消费支出，以实现一生消费效用的最大化，即“消费者将选择一个合理的、稳定的消费率，接近于他预期一生的平均消费”。由于收入总是在生命周期的鼎盛期达到最高，因此消费者往往通过借贷将鼎盛期的收入前移，并通过储蓄将鼎盛期的收入后移，这样就能够大体上将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消费平均化。其消费函数公式如下：

式中WR为实际财富；a为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YL为劳动收入；c为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货币政策应该考虑公众和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从社会整体看就是要考虑人口结构。当经济体系中年青人较多时，借贷压力较大，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比较有效；中年人较多时，社会的个人投资量较大，货币政策的金融资产传导渠道作用较大；老年人较多时，货币政策可以更多地运用调节储蓄规模的利率政策。当前我国仍处于“人口红利”期，所以货币政策应该更多地通过金融资产渠道来调节居民的消费与储蓄。

五、跨期消费选择理论

消费的跨期选择是消费者试图达到消费效用最大化的一个重要行为。当存在明显的收入约束条件时，消费的选择服从无差异曲线；而当存在跨期的收入约束时，消费者则会在自身风险偏好的基础上，考虑利率等要素的变动，来进行消费的最优跨期选择。一般情况下，当即期消费对跨期消费的相对价格等于跨期边际替代率时，消费的跨期安排达到最优，而相对价格的主要因素就是利率。因此，当利率变动时，消费者都会重新进行跨期消费的选择。比如利率上升时，当期消费的价格相对跨期消费的价格而言上升了，亦即跨期替代弹性较大，那么消费者受跨期激励效应的影响，会减少当期消费，并通过储蓄来增加未来消费。

跨期消费选择理论是现代消费理论的基本范式，当前消费问题的研究都是基于这个范式。根据该理论，即使是风险厌恶者，也会在跨期替代弹性较大时减少当期消费，利率的跨期替代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因此货币政策在调节产出和消费的方向性和效应上都会存在差异，单一的利率政策往往会使产出的变动相对消费的变动出现更大的滞后性。如果再考虑消费的收入效应，则需要其他相关政策来配合货币政策的实施。

六、随机游走消费理论

霍尔（Hall，1978）等人在“卢卡斯批判”的基础上，把理性预期方法融入到永久收入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消费理论。该理论在假定效用函数为二次型的条件下，考察消费最优化的欧拉方程，发现人们的消费支出在长期趋势上呈现出随机游走的特征，个人收入的变动率与消费的变动率无关，因而消费的变化是不可预测的。这样就把不确定性引入消费理论中，并对其后的理论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根据该理论，货币政策实际上只改变了消费者的时间偏好，通过调整收入水平并不能直接调节消费，即使是新信息的出现，也会使消费在总体均值上下波动。

七、流动性约束理论

弗莱明（Flavin，1981）等人在对随机游走理论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居民消费对于预期收入明显正相关，而对不可预期收入不敏感，前者即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后者即消费的“过度平滑性”，两者合称“迪顿悖论”。对于过度敏感性的研究形成了流动性约束理论。

流动性约束一般被定义为消费者获得贷款以满足消费时所受到的限制。当存在流动性约束时，消费者觉得消费比较昂贵，当期消费就会下降，储蓄就会增加，这样当期消费对可预测收入的变化就会产生过度敏感性。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由于流动性约束对消费的影响会是多期的，而且过度敏感性可能使消费者的非理性特征更加突出，所以信贷政策尤其是消费信贷政策的重点不是限制的力度，而应该是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八、预防性储蓄消费理论

扎德斯（Zeldes，1989）等人的研究表明，同样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预防性储蓄能更好地解释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预防性储蓄是指风险厌恶者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导致消费下降而进行的储蓄，这种储蓄实质上是对不确定性事件所进行的保险。未来不确定性主要是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如果未来收入可预测，则存在过度敏感性，如果不可预测，则表现为过度平滑，即消费者必须通过预防性储蓄来防范风险。与流动性约束理论带给货币政策的启示相同，预防性储蓄理论一样强调货币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这样可以尽可能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

上述消费理论的演变基本上遵循三条发展路径：研究对象由当期消费扩展到跨期消费，假设条件由较宽松的预算约束扩展到较严格的预算约束；主观因素由消费的确定性扩展到多要素的不确定性。当前消费理论的研究重点基本上就是这三大发展的综合，即在严格预算约束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研究跨期消费选择的最优化问题。

从货币政策层面上来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影响居民消费的渠道主要有四个，分别是资产结构调整效应、财富效应、信用供给可能性效应和告示效应。资产结构调整效应就是对居民跨期最优选择行为的表述；财富效应则包含了示范效应、棘轮效应和预防性储蓄的内容；信用供给可能性效应则着重表明了流动性约束的影响；告示效应则可能加剧示范效应，也可能形成信息瀑布，导致居民消费的非理性，使社会消费总量呈现出周期性变化。因此，从总体上看，货币政策的制订与实施主要应以消除居民的不确定性心理为重点。如果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引发K-P博弈，则货币政策可能低效甚至无效，反之当居民的不确定性较小时，货币政策也会是稳定的甚至是“单一”规则的。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4

内容摘要：收入差距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而消费不足不仅严重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制约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因而文章认为分析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对于准确地把握居民的消费需求，完善消费政策、收入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收入差距消费需求分配理论

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导致我国许多出口企业生存困难，同时也造成了一些农民工的失业。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出口企业开始把目光瞄向了国内市场。然而，我国的消费需求一直呈现出严重不足的状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03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5%，而我国的消费率则为56.8%，大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较，2003年印度的消费率为74%，埃及为85.7%，巴西为76.6%，都远远地超过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英、美的消费率都高达80%以上。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1000美元左右时，居民消费率一般在60%左右，而我国在2005年的最终消费率只有51.9%。另外，从历年的数据来看，我国的消费率也一直在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收入分配是致使我国消费率低的重要因素之一。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历来被经济学家所重视，西方经济学中，自从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以来，收入分配和消费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层出不穷。其中，研究较多的是消费函数。但是关于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二者的关系并没有在消费函数关系式中直接给出，这种关系隐含在消费理论的逻辑推理后面。国内学者对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关系的研究，还主要是依赖于西方的消费理论，大多进行的是实证方面的研究。通常是采用计量模型方法来验证西方的各种消费理论。也有一些学者对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作了理论上的研究，并且构建了新的消费函数。本文对近年来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国外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研究综述

国外的消费理论大多集中于对消费函数理论的研究，而几乎所有消费模型都建立的是收入水平与消费需求的关系。而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则仅仅是理论上的分析，在消费函数中并没有直接给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关系隐含在消费函数逻辑推理的背后。

（一）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收入分配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即对资产阶级是财富的积累过程，而对工人阶级则是贫困的积累过程。由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得到的工资在新创造的价值中的比重越来越少，制约了工人阶级消费能力的扩大，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消费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

（二）西方学者的观点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凯恩斯第一次提出了边际消费倾向的概念，即边际消费倾向是指增加的消费和增加的收入之间的比率。凯恩斯认为消费是实际收入的稳函数，收入分配是影响消费倾向的重要的客观因素。分配越平等就会把越多的货币转移到低收入阶层的手中。穷人比富人具有更高的消费倾向，因此，对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再分配会提高总的消费。后来的学者多以凯恩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为依据，研究收入分配和消费需求的关系。但凯恩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的最大缺点，就是仅以心理分析为基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种主观推测，缺乏坚实的基础，尤其是缺乏经验研究的论证，也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

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是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于1949年在《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理论》中提出来的。他认为，消费并不取决于现期绝对收入水平。消费者的当期消费是相对决定的，受到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和周围消费水平的影响来决定。杜森贝利在他的相对收入假说中，提出了两种效应，即“棘轮效应”和“示范效应”。“棘轮效应”是指按照人们的消费习惯，增加消费容易，而减少消费则很难，消费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不易随着收入的减少而减少。

“示范效应”是指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受到周围人们消费水准的影响，即所谓的“示范效应”。低收入家庭收入虽低，但因顾及在社会上的相对地位，不得不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这种心理会使短期消费随着社会平均收入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存在“棘轮效应”，通过收入再分配，把富人的收入转移支付给穷人，穷人的消费会增加很多，而富人的消费不会同等幅度地减少，通过收入再分配能够刺激消费。但均等化的分配又会使“示范效应”失效，减少消费。

勃兰德理论。勃兰德理论是在持久收入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的。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他的现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他的持久收入决定的。也就是说，理性的消费者为了实现效应最大化，不是根据现期的暂时性收入，而是根据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即持久收入水平来作出消费决策的。其基本思想是家庭消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持久收入。

史蒂芬•普雷斯曼的消费理论。史蒂芬•普雷斯曼在《消费、收入分配和税收：凯恩斯‘财政政策’》对有效需求与收入分配做了分析。他认为总消费倾向与财富、收入分配、利息率、预期收入、就业的劳动力有关，检验结果表明，收入分配对有效需求有一定的影响，平等的收入分配提高有效需求，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则会降低有效需求。

功利主义的分配理论。功利主义是由英国哲学家边沁和古典经济学家穆勒共同创立的，其理论出发点是效用，即人们从其生活的环境中所获得的幸福或满足程度。在此基础上，功利主义提出其基本论点：政府的正确目标应该是社会效用总和的最大化。换言之，功利主义的基本主张是政府施政应该是为了取得大多数人利益的最大化。功利主义认为，政府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必须做到因平等带来的好处和因激励机制扭曲而带来的损失取得平衡。因此，为了使总效用最大化，也即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政府不能在收入分配上一味追求平等。

国内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研究综述

（一）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理论研究

国内对“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这一问题研究最多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杨天宇。杨天宇在《收入分配与有效需求》一书中认为，收入分配会影响有效需求。他把全体消费者分为高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最低，中等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低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在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能够提高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起到扩张消费的作用。另一方面，高收入阶层向其它阶层的转移支付，将会提高这些阶层的收入水平，从而增加这些阶层的生活必需品的范围，这也会导致消费的增加。所以收入再分配将具有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杨天宇和林岗通过对我国城镇各阶层的消费行为的分析，构建了以收入分配为基础的消费函数，即C=α+aβ1Y+bβ2Y+cβ3Y，并利用中国城镇居民的具体数据进行了计量验证。

（二）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

任国强、夏立明在《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中，利用1981-1999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镇消费需求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地区收入差距扩大，是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

杨天宇和柳晓霞研究了满足消费最大化的最优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他们运用中国20年来的数据，估算了使居民消费最大化的城乡、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最优路径。研究发现我国实际城乡、城镇内部收入差距不仅高于最优路径，而且偏离最优路径的程度正在扩大。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对最优路径的偏离超过了城乡收入差距对最优路径的偏离，而且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偏离最优路径，这说明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抑制消费需求的强度更大。要扩张居民消费，就必须采取措施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尤其是缩小城镇内部收入差距。

（三）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杨天宇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图式，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他将城镇、农村视为社会再生产中的两大部类，通过二者收入的对比，提出一个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有效需求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模型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之所以能够影响有效需求，关键在于城乡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异，只有通过缩小城乡资本有机构成差异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才能达到扩大有效需求的目的。

罗良文在《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与社会消费需求》里的实证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消费差距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相当一部分城镇工业品无法实现消费，从而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四）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杨明媚、李华林对湖北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结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他将不同收入等级的收入水平与消费建立了八个模型，分别为总消费模型，食品消费模型，衣着消费模型，家庭设备消费模型，医疗保健消费模型，交通通讯消费模型，娱乐文教消费模型，居住消费模型。通过对模型做计量分析，结果检验可知收入等级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有很大的影响，处于不同收入等级居民的消费行为差异很大。李伟对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具体分析不同收入等级在各种消费品上的差别，由此得出结论：可以调整和实施不同收入等级的不同消费政策。王宇通过对北京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得出了收入分配因素对北京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显著影响。

除了以上的研究之外，中国学者王朝阳对以“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为基础来研究收入分配、居民消费的关系这一思路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以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为基础来研究收入分配、消费需求的关系，虽可以直接利用“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低，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高”这一经典结论，从而避免了技术上的困难，但却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假定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则如果通过再分配将收入从高收入阶层转移给低收入阶层，则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平均消费倾向都将出现下降，从而抵消收入再分配提高消费需求的作用。这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即使消费疲软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也难以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来刺激消费。也就是说，这个理论内部是存在自相矛盾的。

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都是基于理论方面的研究，定量的研究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之间关系的很少。国内学者对于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是实证方法。定量的研究大多还是基于凯恩斯的消费函数来构建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而且并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因此，今后有必要以新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对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杨天宇，刘晓霞.满足消费最大化的最优居民收入差距研究[J].经济学家，2008.1

2.李黎力.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关系研究[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3

3.马敏娜.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需求的影响[J].当代经济研究，2001.1

4.藏旭恒，张继海.收入分配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6

5.乔为国，孔欣欣.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倾向变动趋势的影响[J].当代经济科学，2005.9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5

关键词：消费收入消费函数收入差距暴富群体

西方经济学中对消费与收入关系的理论研究

体现消费与收入之间关系的最好工具是消费函数。研究现代西方消费理论一般都从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开始。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TheGeneralTheoryofEmploymentInterestandMoney)中首次成功地将消费与收入水平相联系，明确地将消费作为收入绝对水平的函数，并用边际消费倾向（MPC）和平均消费倾向（APC）等概念来阐述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一般被称之为绝对收入假说(absoluteincomehypothesis)，其要点是：当前消费主要依赖于当前收入。简要回顾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绝对收入假说的方程式是：

C=C0＋c×YD(1)

式中C表示消费，Co是自主消费，c表示边际消费倾向，YD是即期可支配收入。

（1）式两边同时除以YD，得到

C/YD＝Co/YD＋C(2)

左边C/YD即为平均消费倾向。由于自主消费Co是常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因此平均消费倾向APC随着即期可支配收入YD的增加而下降。这表明一个人收入越高，消费占收入比重越低，储蓄所占比重越高；更进一步表明高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也包括边际消费倾向）低。由此可以推出，如果收入分配极端不均，收入集中于少数高收入阶层，整个社会的APC就会降低，从而抑制消费，出现消费不足和低迷。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对消费函数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该假说也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主要是绝对收入假说只是个即期模型，缺乏微观经济基础，完全没有利用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和效用最大原理。因此，在凯恩斯时代以后的数十年中，又出现了种种新的消费函数理论。

新的代表性理论有安东和莫迪利安尼（Ando，Albert，andModigliani，Franco，1963）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hypothesis）和弗里德曼（Friedman，Milton，1957）的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incomehypothesis）。这两个假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结论也大同小异，都明确提出消费函数必须建立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基础上，微观主体消费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效用，都是在新古典主义框架下将消费的即期决策推广到跨期决策，其要点是当前收入只是决定消费支出的因素之一，预期和财富也是决定消费的因素。

霍尔（Hall，1978）根据卢卡斯的思想，引入理性预期方法，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randomwalkhypothesis），将消费理论从确定性条件推进到不确定性条件。霍尔的主要结论是，消费是随机游走过程，不能根据收入的变化来预测消费的变化，即消费的变化（Ct+1―Ct）不可预见。由此随机游走假说催生了新的消费理论。

弗来文（Flavin,1981）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消费对劳动收入具有“过度敏感性”(excesssensitivity)，即消费与劳动收入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对于消费“过度敏感性”的解释，有流动性约束(liquidityconstraints)、不确定性(uncertainty)、统计中的加总误差、短视(myopia)。弗莱文（Flavin，1985）利用美国宏观经济数据所作的定量分析发现，流动性约束是消费对收入过度敏感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不确定性也有助于解释消费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Zeldes(1989)提出运用预防性储蓄(precautionarysaving)理论可对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作出解释。

消费理论的这些新发展，表明决定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是当前收入，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正确性。这个结论对于分析现阶段我国的消费不足，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增加居民收入在我国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意义

分析我国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首要考虑还是收入因素。收入主要从两个层次来理解，首先是收入水平高低，其次是收入分配差距，这两者又往往结合在一起，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程度极大地影响普通居民收入的高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分配格局呈现明显向居民个人倾斜的特征，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显著提高，如果纯粹从这个角度分析，居民收入确实是迅速增加。但是，相对于经济增长速度而言，居民收入增长并不快，除个别年份外，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总是低于GDP增长速度。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已经高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尽管收入差距正常扩大是应该肯定的，但现阶段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达到了非正常扩大程度，并且覆盖范围广阔，呈现全方位特征。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之大，令人惊异。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暴富群体的出现。暴富群体往往以种种非法手段侵蚀国有资产，榨取高额利润，他们挤占了国民生产总值中普通城乡居民应占的份额，直接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进而使得劳动群众即普通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持续偏低。普通城乡居民是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有很强的消费意愿，但由于收入增长缓慢，没有条件消费，从而极大地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大，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由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特别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以致大部分普通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持续偏低，在消费函数的作用下，导致消费需求增长相对较慢。

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我国消费实现了显著增长，长期以来消费不足的局面有所扭转，原因是农村消费强劲增长，从而带动整体消费的增长。政府的一系列支持农业发展的措施，促使农民种粮积极性高涨，全年粮食增产5%，农民收入更是大幅增长，为农村消费扩大提供了资金基础，使得农村消费加速增长，城乡消费差距缩小，进而带动整体消费显著增长。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消费相对不足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农村消费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消费不足削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使投资增长得不到最终消费需求的支持，大量的社会产品价值难以实现，严重影响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进行。如何从根本上扭转消费不足的局面，实现持续的消费增长，仍然任重道远。

根据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分析，本文认为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最关键的还是要千方百计进一步增加普通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增加的收入最容易转化为直接的消费，对消费的刺激作用远远超过各类人员收入的普遍增加。

低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和城镇困难企业。近年来农民收入虽然较大幅度增长，但如何保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依然是当前经济工作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保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关键在于继续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拓宽农民就业空间。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之一就是加快小城镇建设，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减少农产品的生产者，增加农产品的消费者，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小城镇建设要与乡镇企业建设结合起来考虑。加快小城镇建设中，要支持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发展，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继续互为依托，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增加农民收入，还需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坚决制止向农民乱收费、乱罚款和名目繁多的摊派。增加城镇低收入者收入，主要是要努力提高城镇就业弹性，增加低收入者就业机会，为此必须积极促进非正规就业发展，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中既有零售业、餐饮业和生活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也有房地产、金融保险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还包括信息咨询业、技术服务业等技术密集型行业。

我国应优先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其特点是所需资金不多，技术要求也不高，可解决大批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同时要完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还需发挥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职能，建立起财富的二次分配体制，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政府主要是通过税收与转移支付这两个手段来进行收入再分配。税收主要作用于高收入群体，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则是低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必须切实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工作。

根据国家税务局的统计资料，2001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近966亿元，仅占全国税收总额的6.6%，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30%―40%的平均水平，甚至也低于许多低收入国家水平，这说明我国高收入群体偷逃漏税程度严重。因此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时不我待，其关键又在于提高收入透明度。其次，除个人所得税外，还应建立、健全包括消费税、利息税、财产税、赠与税与遗产税在内的覆盖收入运行全过程的税收调节体系，尤其是随着个人财富和私人资产数量的迅速增加，应尽快开征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

总之，税收增加了，就能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从而通过转移支付手段，集中财政资金加大社会保障支出的力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的范围，使收入再分配向低收入阶层倾斜，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

消费函数成功地描述了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决定消费水平高低的最基本因素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要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刺激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必须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从而继续增加普通城乡居民尤其是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

参考文献：

1.Ando,Albert,andModigliani,Franco.The“LifeCycle”HypothesisofSaving:AggregateImplicationsandTests.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March1963

2.Friedman,Milton.ATheoryoftheConsumptionFunction.Princeton,N.J.:PrincetonUniv.Press,1957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6

关键词：失业率；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1002902

1引言

很多经济学者认为，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是3个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经济体，应该有着较高的增长率、较低的失业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三者并存，现有的研究中，对于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对消费的影响谈论的较多，而对失业率对消费支出的影响进行研究的文章还较少。

失业率高表明了地区资源配置不合理，劳动资源浪费严重，地区经济发展也会因此受到很大的制约，同时，失业率也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痛苦程度”，其造成的痛苦还具有很强的放射性和传染性，一个人的失业，会影响到其周围很多人的心理，进而对社会人员的消费心理产生影响，所以本文把失业率作为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期证明失业率的高低与消费支出是否有显著地相关性。

本文试图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我国的消费函数及失业率不同的地区消费函数的差异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的思路如下：建立全国的消费函数，然后加入虚拟变量研究失业率不同地区的消费差异，进而分别建立失业率高、低地区的消费函数。

2数据及变量

本文选取的是2009年全国31个省市的城镇居民的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全年消费支出，以及各地区的失业率，其中消费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的数据来自《中国价格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2009）》，失业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

3模型

3.1基本模型

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理论，人的消费行为受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心理规律支配。在这个规律支配下，消费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增加的幅度不如收入增加的那么多。即消费函数具有如下的特点：第一，实际消费与实际收入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第二，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第三，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上升而下降。

本文便以此理论为基础，在解释变量中加入各地的失业率（没有找到就业率的数据，变以失业率代替，效果应该是一样的），建立模型为：y=α+βx1+γx2+μ，其中y为消费支出，x1为可支配收入。x2为各地区城镇登记数据计算的失业率，结合上面的数据利用Eviews软件可得表1的结论。

回归出来的消费函数为：y=-7706753+0985879x1+1102852x2，可以看出全国2009年的边际消费倾向为98%，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失业率对消费有着显著影响。

再对此模型进行检验：

（1）因为采用的是截面数据，故我们对其进行了异方差的white检验，检验发现，在给定α=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有，χ2α（4）=9.488，因为nR2=17.03211>χ2α（4），由white检验可认为存在异方差性。

下面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对方程的异方差性进行消除：

设w=1/ABS（RESID），LS（W=W1）YCXIX2，得出以下模型2。

此时回归出来的消费函数为：y=-508869+0916495x1+7287314x2，此模型拟合优度为0.999明显高于消除之前的原模型，同时，x2也比原模型显著。再对该模型进行White检验，后发现，模型异方差已被较好消除。

（2）因为x2的t值偏低，且F统计量的值很显著，考虑x1与x2间是否存在共线性。

单独建立y对x2的回归，发现回归拟合优度仅为011，且t检验值偏低，所以回归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剔除解释变量x2，单独建立y对x1的回归，见表3。

回归方程为：y=-2458.55+0.922x1

对其进行异方差的white检验和Park检验发现：在给定α=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有χ2α（2）=5.99，因为nR2=19.06369>5.99，由white检验可认为存在异方差，Park检验中，取0.05的显著性水平下，Fα（1，29）=4.18

取w1=1/x1，w2=1/x1，w3=1/x^4.361195，w4=1/|e|，w5=1/e^2。

经试验，当w=w3时，消除效果较好。

此时y=179166+0649066x1，拟合优度为0978106，x1显著，对其进行White检验，得：

nR2=2.920174

因此，我国2009年的消费函数为：y=179166+0649066x，y为2009年消费支出，x为2009年人均收入。

3.2模型的扩展

接着本文要考察的是失业率对各地区的消费是否有影响，故在解释变量中加入虚拟变量D（表示所属地区）。在本文中把我国个地区按失业率大小，分为高失业率和低失业率，且高失业率为失业率大于百分之4的省市，仅包括：上海、吉林、黑龙江、湖南、湖北、重庆、四川、云南、内蒙9个省市。D=1表示属于高失业率，D=0表示属于低失业率。其余变量经济含义与前面相同。

模型设定为：y=α+βx+γD+μ，利用软件回归得表5的结论。

回归方程为：y=-2866.975+0.926183x+1143867d1，且t值，F值均比较合适。

对其进行异方差的white检验（非交叉检验）：在给定α=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有nR2=17.67007，因为nR2=17.67007

利用WLS法消除异方差性可得以下表6的结论。

对修正后的模型进行White检验，nR2=1.348754

所以由回归结果我们可以认为失业率的确对消费有着显著影响。

3.3模型的延伸

在此依然选取失业率高的地区为上海、吉林、黑龙江、湖南、湖北、重庆、四川、云南、内蒙、宁夏10个省市。而失业率低的地区仅选取北京、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江西、河南、海南、甘肃9个有典型性的省为代表（失业率均低于35%）。数据选取与前面相同。回归结果如下表7所示。

（1）失业率高的地区回归方程为：y=-5408.324+1141278x，回归出来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1，此结果与理论假设明显不符，这可能是失业率高的地区收入普遍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用以前的积蓄或靠政府补贴生活的原因。

利用Glejser检验异方差性：建立如下函数形式：|e|=β1+β2x+ω，|e|=β1+β2x+ω，|e|=β1+β21x+ω等，均未发现有很强的异方差性。

（2）对失业率低的地区回归方程为：y=-1275.988+0.839263x，从各项统计值可以看出回归的结果比较好。

利用Glejser检验异方差性：建立如下函数形式：|e|=β1+β2x+ω，|e|=β1+β2x+ω，|e|=β1+β21x+ω等，也均未发现有很强的异方差性。

所以失业率高的地区的消费函数为y=-5408.324+1.141278x，失业率低的地区的消费函数为：y=-1275.988+0.839263x，而且我们可看出失业率高的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小于失业率低的地区。

4结论

通过以上的计量回归分析，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1）失业率不同的地区间的确存在着消费差异，且通过它们各自的回归方程可看出失业率低的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小，但这并不说明失业率低的地区人们用于消费的钱就少，而是说明失业率低的地区消费支出占总收入的比例较小，主要是因为总收入水平较高，人们除了消费外用于其它方面（如储蓄，投资）的钱要多些。而高失业率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收入中的绝大多数都用于消费了。同时也说明了收入越多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就越低。

（2）由引入截距的高失业率地区消费函数可以看出这些地区因为失业率高、收入水平低，以致边际消费倾向出现大于1的数。这说明要提高高失业率地区的消费水平，还是要靠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来实现。

参考文献

[1]唐功爽，张小斐.山东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协整分析[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6，20（5）：8488.

[2]田波.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关系的比较研究[J].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5（1）：9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