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社保论文篇1

关键词：社区养老服务社会化场域权力模式

k社区坐落于海淀区学院路，是原学院之一。社区机构众多，功能完善，分布有办公区、教学区、居民区、菜市场、餐厅、健身中心、体育馆、便利超市、银行、邮政储蓄、书店、印刷厂、校办工厂、科技创业园区、社区医院、保卫处、后勤集团等。人员复杂，老龄人口比重大，人口流动大。高龄老年人80以上，享受居家养老补贴的有177人，其中百岁以上老年人3人，60岁以上老年人共有1897人，占社区总人口的21.7%。孤寡老人9人，空巢老人141人。需要社会救助的有51人，其中低保人员15名、无工作重残人员7名，低保重残人员6名，遗补9名，困补14名。1

k社区还有社区服务管理中心、社区服务站、志愿服务基地、法律服务室离退休干部处、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来京人员出租房屋服务站、96156社区服务热线街道k社区服务站等心服务组织。社区服务管理中心隶属于居委会，主要负责社区的卫生绿化、房屋装修、辅助居委会日常工作、跟保等工作；社区服务站……开办的社区服务项目主要有：百货超市、美容美发、擦洗油烟机、早点餐饮、菜市场、修鞋、修车、缝纫、干洗、维修电器、打字复印、社区医疗等。

停车场地归保卫处负责管理，基建属于后勤，零售维修属于后勤集团管理，卫生是社区服务管理中心负责管理，地下室属于国有资产管理处管理。

在限制性困境下，如何进行适应性调整，并且进行创新性管理，是k社区目前的管理中面临的巨大挑战。也直接关系到社区权力的有效运行，社区养老社会化的良性实现。

一、社区“老年饭桌”服务项目的由来

2009年11月12日京政办发文件《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民政局市残联关于北京市市民居家养老（助残）服务（“九养”）办法的通知》，为构建北京市城乡一体化社会化养老助残服务体系，完善“9064”（90%的老年人居家养老、6%的老年人在社区养老、4%的老年人集中养老）养老服务模式，提出了九条关于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要求。根据第三条“建立城乡社区养老助残餐桌。利用城乡社区公益性用房、单位内部设施、居民空闲房屋等社会资源建立养老助残餐桌。采取政府适度补助租金、项目补贴等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由各级居家养老助残服务工作主管部门，选择有资质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品牌餐饮企业提供社区餐饮服务。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市具备条件的城乡社区建立养老助残餐桌，为老年人提供安全的配餐、就餐服务，并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提供家庭送餐服务。”以及第二条：“建立居家养老（助残）券服务制度和百岁老人补助制度。向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残疾人）发放养老（助残）券，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老年人提供多种方式的养老助残服务，以满足老年人和参加人在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等方面的基本生活服务需求。”根据北京市九养政策，老年饭桌项目是由各区县政府负责组织实施的，所需的资金由福利公益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失业保险金承担，不足部分由财政予以补足。

k社区“老年饭桌”项目自2010年3月10日通知启动，主要针对社区空巢老人提供送餐服务，老人每周确定下一周的订餐情况，交现金或居家养老服务券来领取午餐。可以说，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区空巢老人的就餐问题。从社区订餐老年人角度讲，项目运行两个月，老年人对送餐活动普遍评价不错，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不方便做饭的麻烦，满足了他们订餐的需求，从价钱角度来讲，也很实惠；居委会方面，配合街道开展老年饭桌活动，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利用社区设施、场地、人员将老年饭桌项目开展起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居委会的本职所在，居委会每天派人到送餐现场进行监督、甚至参与实际的分餐工作，方便直接了解项目开展的情况，及时了解老人的需求以及发现项目开展过程中的问题；从志愿者的角度来说，志愿者参与老年饭桌项目，为该项目运作提供了大量的人力，送餐上门服务得到了老人的认可，减少了陌生人送餐的不安全隐患，学生自身也可以通过参与该活动而获得社会实践的课时任务，多接触人，也对学生自身增强了锻炼；从社区其他居民的角度去看，居民普遍认为这是件好事，期待活动能够长期有效的开展下去，同时期望转变运行方式，让更多的老年人和其他居民也可以享受到这项服务。

总的来说，k社区老年饭桌项目在运行了两个月后，得到了居民们的认可和赞许。但是，k社区老年饭桌项目是政府行为的结果，并非社区自发自愿的行为，社区居委会作为执行者，只是例行落实，显现出很大的被动性。大多数居民对老年人饭桌项目并不是很了解，对享受该服务的对象，认识不是很明确。按照老年饭桌项目的由来，享受这项服务的对象是有限制的。但是居民的认识和理解更多的停留在一般社会服务，认为每个社区的老年人都可以也都应该享受此项服务。这对政府开展此项活动的初衷形成了挑战。同时，绝大多数居民对该项活动是否能持续开展下去产生了质疑，有居民认为这又是居委会的“一场秀”，期望居委会可以真真正正为居民做些实事，要做就做出个样子来，并长期持久的去做。这对居委会的执行能力与政府开展此项活动的愿景提出了质疑。

从k社区老年饭桌项目的由来、经费的使用、送餐公司的确定、外部形象的宣传，本文认为这一项目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行为，政府以此来实现其政治愿景，需要通过居委会去具体实施。

在满足老年人的养老保障与需求方面，政府、各类服务机构、居委会可以分别为老年人提供服务，这三者与老年人可以形成直接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链条。但是，根据实际的老年饭桌的运行情况来看，政府是通过居委会去实现其为老服务的，是“政府牵头、商家参与、社区配合”的模式。

在这个公共服务的模式中，本文认为会引发三种问题：一是各类服务机构，具体到老年饭桌项目中主要是供餐商家，其提供的服务能否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其服务质量能否达到政府的要求，能否达到居委会的认可，能否满足老年人的特殊饮食；二是政府制定的供餐单位在这项活动中能否实现利益最大化，作为盈利性机构的商家是否为了追逐利益而忽略公共服务的目标，在与街道、与居委会的互动中其策略选择如何规避这些问题，这直接影响到政府公共服务目标的有效实现；三是由于公共服务经由居委会落到老年人身上，居委会在其中的协调作用就得很重要，政府的意志能否完全贯彻，居民对供餐单位的意见能否反映到政府耳中，解决策略能否真正保障老年人的利益，这对居委会执行这项政府职能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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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不同的服务主体看k社区养老的运行机制

（一）居委会：自治场域的特征

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城市社会的基础是社区，居民委员会在我国城市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居民委员会的自治权的权力来源及相关问题，正确定位居民委员会的职能与法律性质，努力探讨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更好地体现居民委员会的自治性，发挥居民委员会的作用与积极性，对于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更好地促进城市基层社会主义民主和城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中国论文联盟

按照宪法与组织法对居委会性质的界定，居委会是自治组织，其权力来源于社会。

（二）学校场域、街道场域制约下的居委会权力运行

通过居委会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性质，代表一个场域，是一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的场域内，其场域特征应当自由性与自主性。

通过了解居委会的日常工作内容，本文将分析居委会与其上级主管单位街道的关系、与居民的关系、与社区其他组织的关系，以此了解居委会在整个社区的权力运行状况。

在居委会与其上级主管单位街道的关系方面，首先，行政机关对居民委员会是指导与监督的关系，1954年通过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第四条规定的街道办事处的任务中有一条就是指导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居民委员会作为一种自治组织，其享有的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力具有公权力的特点，即权力的支配性和权威性，权力容易成为脱缰的野马，从而富有扩张性和侵略性，所以居民委员会的自治权有可能侵犯居民和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因而需要政府的规范和监督。

其次，居民委员会对政府是依赖的关系。居民委员会虽然是居民自治组织，但是居民委员会又不能脱离政府而生存，甚至存在着很强的依赖性。这也造成了居民委员会目前的尴尬境况。这种依赖主要体现在《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六条和第十七条中关于居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规模调整和工作经费来源等方面的限制说明中，规定表明居委会在这些方面对政府都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依赖，目前中国的居民委员会仍不能脱离政府而存在。

再次，居民委员会对行政机关是协助与监督的关系。协助主要体现在居委会的任务中有一项是协助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等项工作；监督主要体现在居委会作为本社区利益的代表可以通过提出意见、议案和参加听证等途径参加政府的决议、决策，维护居民的参政议政权。

在居民委员会和居民之间的关系方面，居委会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管理关系、教育关系和服务关系。居委会的自治性，决定了其享有充分的行使自我管理的权力，使公共利益得到及时的维护；居委会是城市建设的基层推动力量，承担着宣传法律法规政策、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等教育任务，同时，居委会形式各异的教育方式可以弥补政府被动教育与说教式教育的不足；居委会作为一种自治组织，必然具有为成员提供服务的天性。

在居委会与社区其他组织的关系方面，其共享资源，更好的开展服务与管理，则体现出博弈的一面。

本文从场域的角度分析，认为k社区居委会作为自治场域的运行过程中，同时还受学校场域与街道场域的制约。三种场域交叉运行的结果，依照目前老年饭桌项目运行的实际情况看，街道场域的力量对居委会形成直接影响，学校场域方面形成重大影响。

（三）三种场域结合下的社区养老服务

三种场域结合下的k社区养老服务是社区社会化管理、养老社会化探索的体现。“政府投资组织、商家参与、社区承办”的为老服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现实性与必要性。但是，如何能协调好各方利益，在各方对共享资源存在利益博弈的情况下，如何切实保障老年人的需求，对居委会提出严峻挑战。

政府希望整合各方力量共同完成一件事情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这样加大了政府的管理与运营成本，如果服务直接落到居民头上，反而会得到更多的居民认同。因此，本文认为，资本的概念可以作此解释。除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对于场域运行起到直接的影响外，象征资本的意义也同样重要。在老年饭桌这个项目中，政府所要努力构建的是一种共同参与的和谐局面。这决定了只要参与即可，效果好坏先不去追究。这种愿景是好的，但是如何把这种愿景完美的实现，规避集体行动的困境，是政府应该思考的问题。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k社区主要权力机构居委会的组织分析，以老年饭桌项目为实例，详细考察了社区养老社会化过程中的权力运作机制。认为，管理社会化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改革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应该说这种草根政治战略在中国城市中运用既有适应性又有前瞻性。老年饭桌项目就是这样一种政府社会化管理的产物，是社区养老社会化的实践，关乎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的良好运行。

在我们大力倡导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忽略对于当代中国国情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建立一种合理、规范的管理体制是总体建设工程的基础。社区管理社会化的基础是社区权力模式的重构，而模式的构建又以权力的基础——权力资源的调适为条件。权力资源从制度文化到人力、物力、信息无不决定着权力形式。

现代社会对权力资源的调适要遵循两大原则：市场原则和层序原则，使权力经过市场化与制度化两个阶段，从而形成竞争的、规范的权力体制。目前中国社区权力模式是多种模式的杂合物，这种特征是转轨时期中国社会所独有的，它存在一些问题，如社区权力资源与权力结构的不完全、社区权力制度化的不彻底、社区权能不足等。要改变这些问题，就必须对社区权力模式进行重构，必须整合社区地域，扩大自治范围，修改社区自治法规，妥善处理社区二重责任主体的关系。

本文认为需要仔细考虑如下问题：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是什么？政府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居委会是老年人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关联点作用如何发挥？把这些问题考虑清楚了，明确了责权义务，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才能保证老年饭桌的有效实施，实现其真正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唐忠新.社区服务思路与方法[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7.

[2]陈文玲.“亲而不近”：城市知识分子空巢家庭的亲子关系—以北京市b大学退休教师养老状况为例[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8，（2）.

[3]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8

注释：

1.资料来源：居委会公开栏

居民社保论文篇2

关键词居民自治自治组织社区治理

近年来，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遇到的许多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开始迫使政府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社会治理这一概念渐渐被社会大众接受，并成为我国政府执政的重要理念。费孝通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社区的居民内部必然形成了不同的关系和组织结构，在外部就必然要求新的管理模式和服务方式，这就要求社区建设中应当确立起以群众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化的主导方向。在当前的社区建设中，不仅需要政府参与，更需要社区自治组织和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居民自治的社会治理时代已经悄然到来。

一、居民自治的理论背景

（一）社区民主理论

这是一种将基层民主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理论，国内研究主要以费孝通、雷洁琼为代表，主张居民自主自治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实践形式，主要观点为：社区民主对整合基层社会具有重要作用。社区居民自治是城市居民群众依法直接管理社会基层公共事务的一种民主形式，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城市社区的广泛实践，这种实践有利于团结基层社会，整合各方意见和资源。社区民主对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影响。社区民主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培养居民的民主自治意识，形成现代民主国家的基础，对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意义深远。

（二）公共治理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推动新公共管理理论获得长足发展，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公共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俞可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将学术触角敏锐地伸向这一理论前沿领域，把“公共治理”理论引入国内。“公共治理”理论强调特定范围内各类主体之间的多向互动与影响，以及公共事务相关主体对于社会事务的平等参与，是各类主体围绕社会事务的协商互动。相对于“管理”在内涵上的单打独斗与居高临下，“治理”的提出是理念上的一个巨大进步，有利于促进社会参与、激发社会活力、维护居民利益。

二、徐汇区居民自治的实践和探索

为了促进社区居民自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近年来徐汇区积极参加上海市居委会自治家园创建活动，努力探索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典型模式，各居民区自治内容丰富多彩，自治主题和平台机制也各不相同。

（一）典型案例

（1）“绿主妇，我当家”――凌云街道梅陇三村居委会的低碳环保自治行动。梅陇三村居委会积极引导培育居民区内各类自治组织，共同参与小区的自治管理工作。“绿主妇”议事会是一支由居民区家庭主妇为主体力量构成的服务管理自治组织。这些主妇们原先把精力放在家庭生活中，在居民区党总支和居委会的引导下，部分家庭主妇自发组织起一支以“绿主妇，我当家”为主题的低碳环保行动小组，开展环保知识宣传、社区垃圾减量等活动。

（2）灯塔下的自治家园――斜土街道江南新村居委会的船长俱乐部。江南新村居委会深入挖掘小区原“江南造船厂职工新村”的历史特色和文化沉淀，创造性地提出了“灯塔指引下的一个平台三个方阵”的自治管理新格局。居委会发挥了“灯塔”的指引作用，积极推动社区居民、群文团队和共建单位三方的力量，形成了“船长俱乐部”这一社区自治平台。

（二）自治类型

（1）从发动机制上看。按产生自治行为的原因和触发点不同主要分为两类：1）兴趣引导型。社区中有许多由于居民共同爱好、共同背景而自发成立的群众团体，这些团体在自我运作、凝聚居民的同时，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成为居民自治的有效主体和平台。例如，虹梅街道航天新苑居委居民以社区舞蹈、合唱等兴趣爱好小组为基础，成立以“安心、舒心、爱心、开心”的“四心”活动室，在积极开展各类活动的同时，参与到小区平安巡逻、帮困互助和志愿服务中来，为居民提供讨论小区重大事项的场所与平台。2）问题导向型。小区居民为解决小区一些重点问题和突出矛盾而自发组织起来，群策群力，共同推动问题解决，从而实现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例如，湖南街道是典型的老弄堂社区，弄堂间差异大、问题多，物业管理缺失。弄堂居民为解决弄堂管理问题，自发成立“弄管会”，自我管理弄堂保安、保洁、绿化等问题。

（2）从运作机制上看。既有对小区公共事务广覆盖的综合性自治平台，也有聚焦某一难点热点问题的专项型平台。1）综合型自治。在居民区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由居民代表、业委会、物业公司等各方参与的综合性社区自治平台，对小区的整体事务进行协商处理。例如，凌云街道闵朱居委通过搭建自治联席会，凡是居民关心的社区公共事务，都通过“三会”进行讨论、协商，形成建议后，提交自治联席会。2）专项型自治。主要针对某个具体的公共事务开展居民自治活动，主题和参与对象都较为明确，有一定的专业化需求。例如，田林街道通过项目化购买，引入社会组织“和房家园物业指导中心”，为小区居民提供物业管理、业委会运作等方面的专业咨询服务，化解减少了大量物业管理问题。

（三）主要问题和原因分析

（1）居委会行政事务压力依然沉重――自治的时间与空间相对不足。居委会工作的行政色彩越来越强烈，居委协助基层政府所做的事务性工作随着政府职能扩充不断增多。随着条线工作不断下沉，街镇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工作，最终不少工作都是要通过居委完成的，居委会也就变成了社区管理的神经末梢和政府职能落实的前沿阵地。

（2）居民参与度不够，参与意愿需要加强――自治的议题和平台相对缺少。由于当前社会人员流动性大、社会阶层分化较大、社会思想多元，居民参与自治的意愿还很参差不齐。目前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理，大部分还停留在政府自上而下的推销任务上，缺失基于居民实际生活需要和自发意愿的建构方式。

（3）缺乏制度保障，自治水平有待提升――自治的能力和活力相对缺乏。目前，徐汇区居民自治总体上还处于“自发”阶段，既有“百花齐放”的特点，也存在因人而异、因人而废的情况，缺乏一套成熟可复制的自治制度来保障居民自治项目的持续性。

三、徐汇区深化居民自治的对策建议

随着基层社区建设的不断深入，“社区营造”应当成为社区居民自治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即要以社区共同体的存在和意识为前提，通过居民自治，推动社区居民群众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凝聚社区共识，增强居民的归属感、责任感，让各类社区居民建立起自己属于这个社区的观念。

（一）社区再动员，提高居民参与意愿

居民自治除了转变政府职能，如何进行社区居民的社会动员，调动居民积极性，找好居民参与自治的“切入点”是关键。要善于抓住居民群众的实际需要，把解决居民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社区自治工作的重点，拉近居民之间距离，培养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营造“社区共同体”的整体氛围。

（二）社区再组织，建立居民自治机制

要加强居民群众的社区再组织，利用共同兴趣、共同需求，将居民有机地组织起来，使居民自治从一个个项目发展成为一个个微型的居民自治组织，从而建立起适合本社区实际的居民自治工作机制和运作模式。

（三）加强工作指导，增强项目的可复制性

要进一步加大基层群众自治工作的指导力度，发挥街道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作用，指导社区更好地设计和开展居民自治项目。发挥“居委自治金”的作用，鼓励居委开展居民自治项目申报和创建，使群众自治在工作机制、方式方法上进一步加快在全区乃至全市复制和推广。

（作者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作者简介：邵维佳（1980―），男，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2014级MPA研究生3班。]

参考文献

[1]费孝通.居民自治：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目标[J].江海学刊，2002（3）：15-18.

[2]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05）.

居民社保论文篇3

关键词：消费能量；正力；居民收入；藏富于民；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C91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973（2013）02-0122-04

经济学家历来重视对消费问题的研究。虽然出发点不同，分析问题的角度也各异，但都试图解释消费因素对经济的作用。在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注意到消费对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但大多数研究都是从“拉动内需，启动消费”的角度去探讨这一问题。笔者力求从积极培育居民消费能量的角度去分析这一问题，试图能够从另外的角度为经济发展找到更好的正力。因为没有精心培育，没有较强的居民消费量，无论怎样拉动和启动都于事无补。如消费能力不提升，那么，即使在拉动和刺激之下具有一时的消费量增长，而长久的消费也是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

一、国内外关于消费的文献综述

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1]35马克思同时指出：“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这表明，消费对生产具有重要的作用，为生产提供目的和动力。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我们的收入增加时，我们的消费也随之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得那样快。”[2]22这使得有效需求的不足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S·杜森贝里（JamesStembleDuesenberry）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该学说认为，消费与收入的比值遵循一定的函数关系，消费收入仅与现期收入和历史收入峰值的比有关[3]。

弗朗科·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消费者在其拥有的总资源约束下追求一生消费的平滑，工作时进行储蓄，退休后则负储蓄，消费与各期收入无关。[3]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Friedman）提出了持久收入理论，该理论假定消费者的消费和他一生收入的现值成正比。因此，消费者一生中各期收入虽然是不稳定的，但其消费会是平稳的。[3]很显然，这两个理论都强调了消费者注重从长时期的收入来考虑自身的消费量问题。

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的炫耀消费理论认为，炫耀性消费不仅是他所消费的生活必需品远在维持生活和保持健康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以上，而且他所消费的财务的品质也是经过挑选的，是特殊化的。[4]

国内的学者对消费同样有着较深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培林在《大众消费阶段与社会改革》中指出中国已经进入了大众消费阶段，在这个阶段大众期待着更多的消费。[5]16-21南京师范大学莫少群在《20世纪西方消费社会理论研究》中提出，在大众消费社会阶段，对文化符号的消费支配着当代日常生活实践。[6]

从理论综述可以看出，学者们较为注重收入对消费水平的影响，但对于积极培养居民消费能量的研究较少。为了能够较好地说明培育居民消费能量的方向，笔者将从影响居民消费水平发挥的因素入手进行研究。

二、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一）变量选择和数据处理

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是极其复杂和深刻的。笔者实证分析消费影响因素主要从三方面入手，分别是居民收入、物价和利率，仅从一方面进行分析是不完整的，它不能全面解释社会大众消费变动的原因。由于我国农村消费市场并不是很健全，并且根据样本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作为衡量大众消费水平的最终指标。另外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商业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期末值分别作为影响大众消费的变量指标。本文选用1980-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期末值的年度数据来进行实证检验，时间序列变量分别记为消费（XIAOFEI）、收入（SHOURU）、物价（CPI）和利率（R）。为了便于研究分析，对上述这些经过整理后的数据还要进行对数调整，经过对数调整之后的时间序列变量可记为消费（LNXIAOFEI）、收入（LNSHOURU）、物价（LNCPI）和利率（LNR）。

（二）各相关变量的ADF检验

利用计量软件对我国1980-2011年居民的消费（XIAOFEI）、收入（SHOURU）、物价（CPI）和利率（R）变量进行ADF检验，结果是各时间序列变量经过一阶差分之后所得的ADF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这表明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时间序列。

（三）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影响因素的VAR模型

根据上文对各时间序列变量的ADF检验结果，最后决定选择平稳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VAR模型分析。笔者要分析居民收入、物价和利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因此根据VAR模型的基本原理，可建立如下模型（见表1）。

（四）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

由于VAR模型是不以严格的经济理论为依据的，因此本文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判断VAR模型所要表达的经济含义，以下表示全国居民消费分别对居民收入、物价和利率的正向冲击标准差脉冲的响应曲线图（见图1）。

从图中可以看出收入、物价和利率对居民消费都能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居民消费对收入变动的敏感性最强，收入问题是影响消费增长最主要的因素。其次是物价和利率。当居民消费受到居民收入的正向冲击时，消费在第2期有比较显著的上升趋势，它表示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能够带动居民消费的迅速增长。但是我们也同样看到，物价和利率的上涨并不能马上促使居民消费减少反而有扩张的趋势，这主要包括两点原因：一是居民必不可少的自发消费不会因为物价上涨而减少；二是利率提高可能会使居民未来的利息收入增加，使居民认为自己较为富有，以致增加当前消费。

（五）VAR模型的方差分解

笔者通过方差分解的方法可以判断收入、物价和利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权重，进一步说明分析影响居民消费的原因（见表2）。

从表中数据可以得知，居民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权重最大，达到了47%，而利率和物价则分别为3.5%和2.6%。结论表明收入、物价和利率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居民消费受收入的影响最大，而物价和利率虽对居民消费有影响，但却不是居民调整消费的主要原因。

这一结论和现实较为吻合，与我们在经济生活中的现实感受也较为一致。

三、普通大众相对贫困是居民消费能量培育最大的难点

2010年6月10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国加快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稳定和谐社会“定盘星”》一文指出：“国际通用的、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显示，2010年中国已达0.48，大大超过了0.4的警戒线。而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基尼系数在0.3左右，2000年开始超过0.4，并逐年上升。”[7]可见，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到了令人高度关注和担忧的状况了。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大众处于相对贫困的地位。北京大学夏业良在《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的文章中指出：“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8]21-24普通大众相对贫困，是我国居民消费能量培育最大的难点之所在。

四、过度的政府开支抑制了居民消费能量的培育

从最近几年不断披露的数据来看，政府占有社会财富的总额和比例不断攀升，居民占有的社会财富总额比例不断下降。1952年，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69%，现在，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仅为47%。2009年世界消费率的均值和中值约为80%，中国消费率低于世界约30%。相比之下，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从计划经济时期的16%左右已上升到最近的约30%。如果将预算之外的政府税收与开支也算入，会更明显。[9]14-21

政府在社会总财富支出中占有额度过大，抑制了我国居民消费能量的提升和释放。

（一）过度的政府开支不断挤压居民财富额度，抑制了居民消费能量的培育

在社会总财富占有中，财富占有的天平近几年一直往政府所在的方向倾斜，居民财富占有处于相对降低的状况。这正是拉动消费、启动内需喊了这么多年居民消费仍然较为乏力，消费能量不足的缘由之所在。

从央行的《2012年第四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中的居民“感受指数”对居民消费能量不足进行分析和说明。[10]

为了较为全面了解居民对消费、投资、储蓄的意愿，了解居民对当期收入感受指数、未来收入信心指数、当期就业感受指数、未来就业预期指数等重要心理预期，中国人民银行按季度了历次储户问卷调查报告。

据《2012年第四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居民消费意愿一直不强，除了2009年第一季度倾向于“更多消费”占比为29.6%以外，其他季度占比都低于20%。倾向于“更多储蓄”占比接近50%。倾向于“更多投资”（债券、股票、基金等变相储蓄）占比仅仅略高于33%。

在居民的心理感受和预期中，当期收入感受指数大都处于50%，居民对未来收入信心指数也不高，绝大多数指数处于55%。这说明居民对当前的收入状况并不满意，对未来改善和提高收入的预期也不高。这是制约居民当期消费最为关键的因素。当期就业感受指数大多数处于40%以下，对未来就业预期指数大多数处于50%左右。这说明居民对能够带来收入的就业情况不满意，对未来能够改善就业状况和扩大就业率的预期并不强烈，这是制约居民扩大消费的又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同时，居民对当前的物价满意度不高，对未来物价上涨的预期较强。高物价是吞噬居民财富的重要因素，在高物价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居民普遍感觉房价过高，超出了大众承受能力。通货膨胀使得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缩水，货币财富不断被稀释，居民的实际收入减少，居民的消费能力降低。通货膨胀和高物价是遏制居民倾向于“更多消费”的重要因素。

这一结论与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相吻合。

（二）过度的政府开支是导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社会保障较为缺失的重要原因

社会保障水平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社会成员享受的社会保障的高低程度，包括待遇水平、制度成熟水平、基金运作水平、管理水平。

过度的政府开支导致了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社会保障较为缺失。由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不健全、保障水平低下，因此即使老百姓手中有钱，也不会过度消费，因为他们要保有一定的资金用于防老、防病、防失业，养育下一代。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抑制了百姓的消费意愿。[11]44-47

五、培育居民消费能量的对策建议

（一）增加居民收入，藏富于民

增加居民收入，藏富于民，这是培育消费的“心脏”，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藏富于民，首先需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12]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减让税收，让利于民。在减税方面，要做到通过退税方式让谁购买谁受益方式来刺激增长，而不是通过减税方式使中间商利润扩大。[13]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通过收入分配格局的打造，在初次分配中能够更好地处理收入分配问题，形成中等收入阶层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橄榄形社会。同时，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打造，使普通大众能够对当期的收入较为满意和对未来的收入预期充满信心。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占人口少数的富人阶层往往倾向于购买进口的高档商品；低收入阶层中的大多数消费者由于经济原因多购买满足生活必需的低端商品；中等收入阶层消费较为稳定，消费结构也较为合理，他们往往也是第三产业服务消费支出的重要力量。中等收入阶层越庞大，社会消费力量越大，社会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社会发展更加充满活力。

（二）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和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培育消费的“心脏瓣膜”，是“安全阀门”。培育居民消费能量，启动居民消费水平不是孤立的。除了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政府还应多方发力，切实为居民解除各种后顾之忧。[14]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大大减轻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对培育居民消费能量具有重要保障和促进作用。今后，要针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缺失严重的状况，加大政府公共财政的投入，建立起符合国情、具有较强保障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建立起较为完善、科学的养老、医疗等保障体系。同时，也要结合国情，避免欧洲高福利化国家过度社会保障出现的弊端。

（三）正确处理好事关民生的物价问题

适中的物价水平是培育消费能量的“动脉血管”，是培育消费的畅通渠道。中国人民银行居民储蓄问卷调查结果可以清晰地反映出物价，特别是事关民生冷暖的房价问题是影响居民消费意愿的重要因素。在高物价，特别是高房价的背景下，居民消费意愿一直在低位徘徊。因此，高物价，特别是高房价回归合理状态，是培育居民消费能量重要的助推剂。

（四）政府消费应起到引领作用，而不是对居民消费产生负面效应

政府的引领作用是培育消费的“保暖衣”。在经济发展中，政府的调控和引领作用是巨大的。但政府与民争利，在社会财富占有中一直居高不下，这些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应该充分重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要定好自己的位，画好自己的职责边界，做好该自己做的事情。在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在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政府要大展手脚，有所作为。在营利性经营方面，政府要引导市场主体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是与他们争利。在投资方面，政府资金要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功效，起到孵化和引领民间资本的作用。

总之，要释放居民消费能量，发挥居民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正力，首先要从积极培育居民的消费能量入手。这需要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增加居民收入，藏富于普通大众。在培育居民消费能量中，政府要控制住自己对财富过度占有的“欲望”，“还”财富于民。同时，增加财政投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居民消费能量培育中，对涉及民生的物价特别是房价，要使之回归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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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社保论文篇4

关键词:社会保障；居民消费；影响；农民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6-0042-02

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现代国家社会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社会“稳定器”、经济“减震器”和社会公平“调节器”的美誉。当前，党和政府正在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行以农村为新的战略重点的市场经济发展战略。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原则，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土地经营权流转，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大力开拓农村市场，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转换升级；以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为龙头实施扩大内需政策，努力推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则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毋庸置疑影响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最为直接的仍然是收入问题。同时非收入因素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农村居民生活习惯、生活环境、经济景气状况、消费基础设施、政府惠农政策等也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本文只就社会保障影响农村居民消费作分析。

一、社会保障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收入分配效应

自2003年新农合建设开始，2007年农村低保制度开始实施，到2009年新农保开始在全国10%县市试点，再加上原有的农村灾害救济、贫困救助、教育文化福利等，农村社会保障建设发展速度很快。虽然工伤、失业、生育社会保险以及老人、儿童、妇女、残疾人津贴以及住房补贴等社会福利项目在农村还没有展开，并且在保障制度的具体实施中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农村社会保障已向着保障项目齐全方向迈开了一大步，并且产生了明确的收入分配效应：

1.社会保障通过收入分配效应，增加了农村居民收入，减少了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比例，实现了农村居民收入的代际/代内转移，从而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实施农村社会保障，可以增加国家财政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直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也可以通过对农村居民的技能培训支付，提高获得收入能力，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社会保障对风险的弱化作用以及对突发性大额支出的部分替代作用，减少农村居民的不确定性，减少了其预防性储蓄比例；社会保障的代际/代内转移作用，可以增加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比例，减少遗赠储蓄数量。

2.社会保障的收入分配效应，更重要的在于缩小了城乡居民和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影响了中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当多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而在农村各不同等级居民家庭中，平均消费倾向也随收入等级的提高而减少。而社会保障的支付，则理论上应该城乡平等。社会保障正是通过这种享受权利和支付义务的不对等，实现城乡之间的收入再分配。而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向其进行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社会总体消费支出的增长。这种收入分配效应，是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手段之一，有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

3.推行农村社会保障，还可以实行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再分配，进而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社会保障对高收入阶层的保险税征收较多，但由于高收入者享受“低保”、贫困救济、特别救助的可能性较小，因而对高收入者的保险金支付较少。这也实现了收入的再分配。而低收入群体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决定这种收入分配有利于总消费支出的增加。

总之，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基本生活的安全阀，还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缓解贫困痛苦的重要手段，促进经济发展的推进器，维护社会稳定的黏合剂。它通过国家立法强制参与，向高收入者征收更高的社会保障税，而除养老、医疗保险外，其余各项社会保障支付更多地由低收入者享有。通过这种收取与支付的不对等，将一部分社会收入集中起来进行再分配，客观上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这种收入调节功能，不仅能缩小不同地域、不同收入等级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且能够调节同一个体不同时段的收入差距，有效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消费支出。推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可以有效发挥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作用，实现有利于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再分配，增加他们的消费支出。

二、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保障可以通过收入增长作用提高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社会保障支付可以直接表现为农村居民收入，社会保障还因为解除农村居民后顾之忧，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增加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供给和需求，推进农村产业化进程，有利于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社会保障的收入增长效应，在本文第三章已经论及。收入增加，有助于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这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最直接的因素。

居民社保论文篇5

关键词:居民消费;国内需求;社会保障体制;医疗保险

1．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与消费

医疗保险制度是一种筹资机制，通过对医疗保障基金的筹集和给付来影响居民的消费。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步实行和推广医疗保险制度，作为一种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具有福利性和社会性，在政府、企业和社会帮助下，保险人是收益大于支出。作为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他能通过影响社会环境、经济状况来影响居民的消费心理，使得居民能够放心消费。中国由于社会制度的独特性，所以在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上缺乏可以借鉴的经验，1998起我国开始进行医疗制度的改革，大力推进医疗保险制度的进程，使得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增大。但是也由此引发出多种社会问题。我国城乡采用不同的医疗保险机制，表1是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表，表2是五等分我国居民的消费支出以及医疗保健类的支出。通过恩格尔系数理论可知，恩格尔系数表示食品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恩格尔系数越大说明食品消费支出比例越高(见表1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表)消费结构越低，这样在医疗保健类上的支出就会越少。反之，恩格尔系数月底，说明食品消费支出比例越低，消费结构越高，在医疗保健类上的支出越多。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收入户的医疗保健支出远远高于低收入户，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中国医疗保障服务在城市和农村人口之间分配严重不公平，约占中国总人口15%的城市人口享用着2/3的医疗保障服务，而约占85%的农村人口却只享用不到1/3的医疗保障服务，我国的医疗保健类的消费国语昂贵，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医疗设备，医疗人员的劳务费过高，低收入人群无法承担这一昂贵的支出，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医疗制度不够完善。

我国的学者曾经所做的一项医疗保障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中，他们发现，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甚至商业健康保险对于居民消费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两个差异，一是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大于新农合。可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保障水平和筹资机制等方面还有待完善。二是商业健康保险的促进作用某种程度上还要大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说明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宏观经济促进作用具有极大的潜力。通过图3我们不难发现居民医疗保险人数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并且促进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是中庸的，很多人会将钱存入银行以备不时之需，这一部分钱叫做预防性储蓄，中国的总储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9个百分点，这很到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动机和消费能力。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使更多的人购买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反映了社会生产、水平经济制度以及产业结构的提高从而能够改善消费结构，如此之外购买医疗保险能够影响消费者的心理降低其支出预期也能够提高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次那个人改善消费结构，生、老、病、死、残，是每一个家庭所面临的风险事故，其发生往往具有不可预见性或不可规避性。

对于家庭来说，这种人身伤害风险不仅可能减少当期收入，同时将挤占家庭本可用于其他生存或生活消费的支出，最终造成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下降比如，在我国存在严重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如果当事人购买了医疗保险，那么政府和社会将与他共同承担他的医疗费用，他因为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而减轻对未来医疗费用的顾虑，从而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当前消费。同时这样在同等的可收入下将有更多的资金能用于其它消费，当人们手中有除了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须消费资金以外还有可以支配的收入是，人们对于生活的标准就会提高将不再仅仅只是满足于吃饱穿暖，生活品质的提高必将带来消费结构的改变。所以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是居民的消费结构提高。居民消费结构提高也就是说居民的食品上的消费比重下降，恩格尔系数(居民家庭中食品总支出占居民总消费的比例，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金额/总支出金额)变小，这能够反应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时消费水平也会随之而提高。西方经济学认为边际消费倾向是指增加的消费和增加的收入之间的比例也就是增加一单位的收入与用于增加的消费部分的比例用MPC表示边际消费倾向，用ΔC表示消费增加量，用ΔY表示收入增加量则MPC=ΔC/ΔY。而边际储蓄倾向是用来测度收入增加引起储蓄增加的程度的一个概念，即居民边际储蓄倾向指居民收入每变动一单位时的居民储蓄的变动额。若以MPS表示边际储蓄倾向，以ΔS表示储蓄增量，以ΔY表示收入增量，则MPS=ΔS/ΔY。边际储蓄倾向是储蓄函数的斜率。因为收入不是被用来消费，就是被用来储蓄，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的和是1，即MPC+MPS=1。边际储蓄倾向一般为正数值，但小于1，即0＜MPS＜1，当我们购买了医疗保险，给予医疗保险的保障作用，使得预期支出减少，预防性储蓄减少，从而边际储蓄倾向递减，这就导致边际消费倾向递增。所以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将会降低居民支出预期，激活居民的消费需求，促进消费。

2．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影响居民消费

从理论上说，影响消费的因素就是影响需求的因素。经济学家认为需求是消费者在某一价格水平下愿意并且能够购买商品或者劳务的数量。需求必须是既有购买欲望又有购买能力的有效需求，需求有两个条件:一是购买欲望，二是购买能力。从社会宏观层面上看，一定时期的社会居民消费需求主要取决于人们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因为人们的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受物价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决定和制约。经济学家通过消费函数来表示消费与收入之间的依存关系，消费函数一般以收入为自变量，在其他条件不变得情况下，消费随收入的变动而同方向变动，即收入增加，消费增加。收入减少，消费减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收入水平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要综合考虑政府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因素。人们的收入实际上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成正比。在考虑居民收入时我们不仅仅要考虑居民的当期也要考虑居民的未来收入预期，居民的未来收入预期可以用居民的储蓄来反映，当人们对未来预期乐观时就会鼓励人们消费，但当人们的未来预期不好时就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经济学传统理论认为，社会保障对消费的最终影响，取决于资产的替代效应、退休效应、流动性约束以及预防性储蓄、遗赠动机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当社会保险制度出现后，能够强制人们在当前缴费，未来获得某种收益，相当于替代了一部分的自愿储蓄功能，同时由于社保资金的相对安全性和保障内容的广泛性，所以医疗保险金具有家庭普通金融资产的替代性，对消费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医疗保障与居民消费方面，医疗保障制度为消费者建立了医疗费用的分摊机制，有助于降低未来医疗费用开支造成的家庭灾难性支出，医疗保障制度可以减少消费者预防性储蓄，扩大当期消费。因此，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也是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式。预防性储蓄假说意味着:医疗保险制度通过影响居民的消费心理从而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保险制度的完善，参保人数的增加，这使得居民的安全感增加，我们假设参加了医疗保险可以报销医疗费用的百分之八十，两个家庭环境相同的患者看病预计所需支付的费用都是4万元，在这种情况下购买保险的患者实际应该支付的费用只有8千元。考虑到上诉情况没有购买医疗保险的人为了防止意外，以备不时之需就会增加预防性储蓄，这种情况下他的消费意愿就下降了。而另一位的预防性储蓄就会相对较低，这样他的消费就会增加。同样我们可以假设在不同报销率下的不同情况可以得知如果保险的保障水平比较高，那么它对消费的刺激效用也会更强。同时对于面临较高的大额医疗支出风险的家庭来说，保险效应也较强。在同时给定同样的大额医疗费用的情况下贫困家庭无法支付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在没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下，他们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更强。也因此医疗保险对这部分人群消费的刺激作用更大。

3.结论

从理论的、历史的和中外的不同角度出发，通过对近十年来的医疗保险普及情况积极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消费结构和居民消费倾向加以比较，力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利用计量统计分析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力求以数据事实来说明结论:医疗保险与居民消费情况正相关，医疗保险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医疗保险的普及使得居民的消费心理发生变化，预防性存款降低，从而提高消费水平。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社会医疗保险支出对消费水平的增长有促进作用，在长期中，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将有力促进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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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社保论文篇6

关键词：传统村落；建筑遗产；社区参与；生态博物馆

1研究对象概况

堂安侗寨位于黎平县肇兴乡政府驻地以东3.5公里处，始建于清嘉庆年间（1795-1820）。全村共有民居200余户，约900人，占地面积1000余平方公里，为侗族村寨。村内有赢、陆、潘、蓝、吴、杨、石等七姓，其中以以赢、陆两姓为主，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南部方言土语区。堂安侗寨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侗家民居、丰富多样的文物本体是构成其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

2堂安侗寨建筑文化遗产概况

2.1村落格局

堂安侗寨传统民居散居于“抱博”、“几定”两岭之间，利用半山的地势较缓处而建，沿山体等高线平行布置，高低错落，疏密有致，形成丰富的天际轮廓线。寨子以鼓楼为中心向外辐射，构成蛛网式的道路网络格局，寨形呈凸显的五个组团，包括围绕鼓楼东西南北四个组团和村寨北面的新建组团，各组团间由自然绿化分隔。

2.2历史文化要素构成

堂安的历史文化要素丰富多样，包括寨门2座、鼓楼1座、花桥1座、戏楼1座、“萨堂”1座、石板路13条、古墓葬12座、土地庙1座、猪牛数处、自流石瓢井1个、石条桥3块、禾晾6处、谷仓多座、水碾2座、石碓、榨油房1座、鱼塘多个、井亭3座、梯田1500块等。其中鼓楼为木质密檐攒尖顶建筑，民居为穿斗式歇山顶小青瓦干阑建筑，寨门、戏楼、风雨桥、萨堂、土地庙等均为穿斗式小青瓦建筑。

2.3文物价值评述

寨门、鼓楼、传统民居、戏台、花桥等建筑，以造型幽美、色调和谐，就地势而建于山脊上，寨子布局自然合理、各建筑间相互衬托，犹如一幅青绿山水画卷，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它们记载着堂安侗寨发展^程中历史信息[1]，见证堂安从始建以来兴衰历程，是研究堂安侗族建筑历史、侗族寨民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实物资料，具较高历史价值；各类文物本体建造技艺构思巧妙、结构严谨，特别是侗寨鼓楼独特的木结构榫卯建造技术，代表着侗族建筑的最高成就，是研究侗族建筑、民族建筑乃至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建造技艺的实体，具有较高科学价值。

3传统村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堂安村侗寨及其建筑被陆续公布为各级文物保单位与民族保护村寨，与此同时，随着村落各项事业的发展，各文物本体及历史文化要素受多因素影响，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当地先后制定了相关本体保护措施和消防安全措施，但因受地区经济发展因素限制，难以形成完善的保护系统，寨内建筑及环境始终难以得到科学、有效的保护与改善。如步道环境脏乱，文物本体缺乏维护，病害，特别是鼓楼、花桥、戏台、步道等。

随着当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村寨人口数量的增加，传统民居翻新改造现象普遍，以钢筋水泥等现代材料取代木质材料，部分在建或改建的民居对堂安侗寨村落整体风貌造成破坏，严重影响侗族村寨古朴、传统的建筑风格，对侗寨原真性构成威胁。

4社区参与机制在文物本体保护中的探索

1998年，六枝梭戛长角苗生态博物馆信息资料中心建成，标志着亚洲首座生态博物馆正式开馆。2000年8月，中挪生态博物馆国际研讨班在六枝举行，中挪两国生态博物馆专家与博物馆村民共同制定了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六枝原则》。该原则提出：“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进行管理”。根据该理念，贵州省文物局、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联手贵州师范大学组建堂安生态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组，以堂安侗寨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为共同目标，以村境内文物本体（鼓楼、戏台、萨坛、寨门、典型传统民居等）保护为路径，通过社区动员、社区讨论、社区组织建设来共同探索生态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功能在传统民居及文物本体保护经验。

4.1社区参与机制的形成

4.1.1沟通机制

社区中缺乏良好的沟通渠道，造成各个利益主体的信息不对称，不完全信息的存在导致在利益主体间形成了一道屏障，在社区参与中各自为战，不能发挥出社区的整体力量[2]。堂安生态博物馆的沟通机制分为外部沟通机制和内部沟通机制。外部沟通机制主要是社区居民与行政部门和社区居民与专家之间的沟通机制[3]。内部沟通机制是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村支两委间的沟通机制。结合侗族的传统管理方式，寨老和村支两委在社区内部沟通中扮演重要角色。堂安村民对堂安内部事宜有疑问可在寨老或监督小组监督下向村支两委询问，必要时可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会等形式获得解释。

4.1.2监督机制

监督机制是通过对社区参与中各个利益主体的行为、生态博物馆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其影响进行观察与监督，及时反馈各种有悖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此外，监督机制有利于社区事务的公平、公正、公开，为社区发展提供良好外部环境，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积极性，提升对村支两委、项目组的信任度。

4.1.3决策机制

在堂安侗寨，寨老是传统力量的代言人，社区传统组织形式中纠纷解决和重大事项均由寨老决策，在社区居民心中具有很大权威性。然而随着堂安鼓楼、萨坛修缮工程的不断推进，堂安逐渐形成了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决策机制，社区居民也开始了解并正确行使自身权力。以堂安鼓楼、萨坛修缮工程的决策机制为例，在村委会组织下，村民进行讨论，选举产生监督小组，参与制定实施项目的预算、申请和管理；按村务公开制度，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村委会向寨老、监督小组和全体村民公示实施文物本体修缮的方法、计划和财务；社区居民有权向村支两委、寨老、监督小组反映情况，提出疑问，村支两委有责任向社区居民解释与项目有关的任何疑问；村民委员会和寨老及时协调修缮工程实施过程村寨的内部矛盾。

当地居民从一开始仅有部分男性居民参与的社区动员，到全村一起参与的学习交流分享会；从默默无闻的投票者，到为生态博物馆建设建言献策的讨论者；从鼓楼、萨岁坛修缮工程的观众，到各个环节的监督者。堂安居民权力意识的觉醒，为堂安侗寨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4.2社区参与机制运行

社区参与机制之间相互依存，共同发挥各自的作用。其中决策机制是社区参与机制的核心，所有机制的运行都围绕着决策机制展开[4]；沟通机制是社区参与机制的动力和基础，以推动社区参与的开展和不断深化，以确保生态博物馆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社区参与可以在社区内部形成自适应调节能力，不再完全依赖政府、专家的引导，生态博物馆的社区参与会形成一种稳定的解决处理事务的途径，实现可持续发展。

4.3社区动员

社区动员，也称社区资源动员，是指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社区内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权力资源等各种资源，参与社区建设与发展活动的过程。理想的社区参与层次是动员社区居民成为核心领袖，承担更多责任。通过在堂安开展社区动员，以期培养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扭转村民对生态博物馆的误解，引导村民意识到堂安生态博物馆的主人即是社区成员，堂安生态博物馆的发展与他们息息相关，每一个村民都有保护堂安文化遗产的责任，只有每个村民都积极参与到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中，堂安侗寨各项事业才能更好地发展。

在堂安侗寨开展社区动员期间，将动员对象分为个人精英与社区群众，通过向社区较具影响力、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社区成员传输、解释生态博物馆建设理念，再由个人精英将其所理解的思想向社区群众转述，以此通过对个人精英社区意识的培养，使其成为组织者与当地群众良好沟通的桥梁。

社区群众对生态博物馆建设与发展的态度较为支持，继续建设生态博物馆符合社区群众的意愿，大部分社区群众确信生态博物馆对当地的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2011年底，堂安侗寨村支两委、寨老和村民代表共同商讨，初步筛选出堂安需修缮的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按重要性排序），其后，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村民自主投票等民主议事方式，最终确定需修缮的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排队：1鼓楼和萨岁坛，2戏台，3消防设施，4寨门，5步道硬化，6风雨桥，7碾房，8梯田，9水渠，10古墓群，11堡坎。

由此也f明，社区成员意愿修缮损坏的寨门，整治垮塌的梯田，采取科学措施保护寨内的古墓群，充分体现了堂安村民对家乡文化具强烈的保护意识和文化自豪感。

4.4社区讨论

社区动员形成社区参与意识，通过讨论的形式对社区公共生活进行介入，内容涉及社区建设、生活方式、文化传承和节庆活动等多方面。通过各种形式的讨论，使得村民可以共同商议社区事务，集体参与到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中来[5]。通过在堂安开展了一系列社区讨论活动，从而形成了堂安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机制。

村民大会上，村民把鼓楼、萨坛作为村寨中最重要的文化遗产，表达了强烈修缮意愿。村支两委、寨老、鼓楼师傅和村民代表商讨修缮事宜，由寨老提出萨坛、鼓楼同时修缮的想法，得到参会者的支持。在村支两委的协助下，鼓楼师傅做出了鼓楼、萨岁坛的预算，确定由鼓楼修缮师傅负责施工、选购材料。村民在会议上推选村民组成监督小组，负责本社区所有公共事务的监督工作。自修缮工程启动以来，村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使得社区村民对社区参与机制有了更深的了解，社区村民通过大会为鼓楼、萨坛修缮工程出谋划策，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加入到了当地社区建设中来，形成了良好的社区参与模式[6]。村支两委在项目组的协助、监督小组的监督下，定期将鼓楼、萨岁坛各阶段修缮工程的材料采购清单进行公示，并由村支两委成员向社区居民口传公示内容，充分体现村务公开、公平、公正的要求，培养了村务公开、共同监督、共同参与的社区意识。

4.5社区组织建设

为保证鼓楼、萨坛修缮工程材料采购与管理监督工作的公正、公平、公开，在采购材料质量品质达标的前提下，合理降低采购成本，促进材料采购工作的顺利实施。保证建设工程质量，明确工程建设各方的质量责任，维护公共利益和工程建设各方的合法权益，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

堂安村监督小组由堂安村民自主组织选举，由五个村民小组推选代表，在鼓楼、萨岁坛修缮工程实施期间，监督和参与材料采购，监督和协助材料管理，监督和审核鼓楼、萨岁坛修缮项目费用明细账的公布环节，协调社区居民与村支两委、施工队伍的关系。

5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机制在文物本体保护中的发展

社区参与机制为堂安侗寨其他文物本体保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树立了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机制在文物本体保护工作的典型范式。运用所获经验，充分发挥堂安生态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的功能，科学、有效地组织实施堂安侗寨传统民居、戏台、寨门等文物本体的修缮保护，取得丰硕的实践成果，进一步提升了堂安生态博物馆在社区中的价值，全面体现了其在村寨中的功能，是全省积极推广生态博物馆理念的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1]柳庆英，赵航，李慧璇，贺席燕，黄红良.黔东南堂安侗寨建筑外部空间形态研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34（6）.

[2]汪安佑，柴铎.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企业激励机制失效[J].经济问题探索，2008，4.

[3]蔡子仪，肖明艳，但文红.贵州生态博物馆文化影响研究[A].2012’中国农村土地整治与城乡协调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4]夏提古丽・夏克尔，李程伟.台湾灾后社区发展的运行机制探析[J].社会工作.2014（01）

[5]谢菲.生态博物馆社区发展实践及其困境――基于意大利和日本生态博物馆的思考[J].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2014（5）.

[6].基于居民参与的社区营造模式探析[J].北方经贸，2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