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篇1

[关键词]环境税双重红利效应环境税效应环境税的理论基础

环境税是以市场为基础

从经济利益上引导人们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处境生态可持续活动的税收。这样的政策是政府在治理环境控制污染时，对指挥管制式手段的补充。通常情况下，可以尝试减少其他税收（如对人类劳动和可再生资源征税），征收环境税，来维持整体税收比例降低其他税收。即是绿色税收向环境税的税收转移。除环境税以外，还有另外两种主要的环境政策：直接管制和补贴政策。和其他环境政策相比(例如定额，配比，产品禁令)，税收和其他基于市场的环境保护方法的优点是高效率。

环境税效应的分析——双重红利效应

根据环境经济的研究，绿色税收的双重红利效应主要分为以下两种：

1.庇古效应：这种效果使用经济诱因减少污染者生产污染物，知道边际外部成本等于污染税率。这是征收环境税的主要目标。

2.收入效应：征收自环境税的收入可以被用来减少例如收入税和社会福利税等扭曲税种的低效率同时增加收入。

只要收入效应存在，那么双重红利效应就存在，不管征收新环境税的成本是不是正的。但是在2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开始质疑收入效应是否存在。bovenberg和deMooij在1994年认为环境税加重了税收扭曲。parry1995年提出相互依存影响，强调环境税替代劳动税所产生的收入不足以抵消环境税扭曲税种的影响。oates1995年认为没有考虑到提高生产者成本所产生的负面效应。parry和oates1998年双重红利效应并不存在，因为他们认为环境税的扭曲效应大于减少的劳动税。parry1999年总结出税收互动效应，认为征收环境税会增加相关产业产品成本，进而导致高物价，降低收入，减少劳动供给。因此，当税收相互效应大于收入循环产生的收益时福利降低。

环境税的双红利效应指的是环境税在产生高的环境质量的同时也能带来高就业率。在出现非自愿性失业和长期固定薪金的情况下，劳工税会导致劳动费用的减少进而增加就业。在工资谈判模型中，随着税收从工人向失业人员转移，就业增加的可能性增加，当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时，增加实际工资，而失业率高于其自然失业率时，实际工资下降。一般均衡模型微观经济理论入手，分析生产技术和消费者偏好，将环境税严格的作为就业的影响因素，即诱导生产结构的调整和促进相关税的收回。

然而，越来越多的分析和模型研究结果对双红利假说产生疑问，环境税能否同时改善环境质量和增加税收制度效率？环境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生产者会提高税收产品的价格，而环境政策会和劳工税结合，照成市场扭曲，从而产生消极的福利影响，称为税收互动效应。第二，环境税的收入补充了边际税率减少产生的税收收入的减少，从而减少了税收的市场扭曲，产生了积极的福利影响。因为这项收入循环没有强大到足以弥补税收的互动影响，因此环境税通常加剧而不是减少税务系统的总效率成本。

尽管双重红利效应仍旧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但是欧洲国家例如荷兰，芬兰，挪威，瑞典等在20年代初期采用绿色税收减少了污染或者破坏环境产品的生产并且减少社会福利税负担或其他扭曲收入，以期促成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红利效应。因此，绿色税收的改革，特别是结合财政措施的改革，会对工业结构，经济增长，雇佣，税收收入和二氧化碳排放产生不同影响。

OECD国家环境税制的特点

1975年，buchanan和tullock对环境保护的公共收费做出了分析。他们比较了CAC（控制和命令方法）方法下环境收费的政治可行性。这种方法直接要求排放着均匀减少排放量。他们的另一个主要论点是基于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将污染权完全由污染者转移到政府，因为污染者减少了污染之后还是要付费。相比之下，CAC方法保留了污染者一定排放污染的权利。因此如果税收款项不予返还，那么排污者总是会支持CAC方法。如果税收收入分配一部分给排污者，那么将会支持税收方法。尽管芬兰和荷兰豁免任何资源密集型行业的税收但是这两个国家的税率是十分温和的（分别是38.8FMK和5.16GLD每吨二氧化碳）。因此价格只有小范围的上升。欧洲现行的二氧化碳计划牺牲效率,以减少反对派。效率和政治可行性之间的权衡一直存在并且无法克服。Buchanan和Tullock在1975年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如果经济学家将惩罚性税收和税收返还联系起来，补偿因环境税收而产生潜在资本损失，那么税收将比单方面或多方面的税收政策更为成功。因此双向的税收补贴可以促进环保收费的效率提高。

环境税收改革方向

根据以上分析和bor在2010年的研究，提出六种方案用于完善环境税的方法。

方法一：没有补充政策的环境税

方法二：利用环境税收入来减少所得税

方法三：利用环境税收入来减少企业所得税

方法四：环境税收入一半用来减少企业所得税另一半用来减少个人所得税

方法五：三分之一环境税收入用来减少企业所得税；三分之一用来减少个人所得税；三分之一用来补助公共交通

方法六：四分之一环境税用来减少企业所得税；四分之一用来减少个人所得税；四分之一用来补助公共交通；四分之一用来补助公共建设。

由于环境税恶化了交易环境，减少了国内需求，增大了产品成本。因此环境税对GDP的影响是负的。根据bor在2010年对台湾能源税分析得出的数据，我们可以对集中方法对环境的影响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方法一中单一使用环境税，会对GDP、工资和就业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导致年复一年的通胀。

由于减少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会促进投资和消费，因此利用环境税减少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方法会抵消税收对于GDP的影响，甚至促进GDP增长。由于碳税和一系列环境税的存在，企业的能源消耗降低，进而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换而言之，在第一和第二中方法中，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均存在。当利用环境税收入对公共交通和公共研发投资只有第一重红利，减少环境污，降低能源消耗能够实现。然而，成本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超过所得税减少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因此这个两种情况下，第二重红利不存在。

从工业企业的角度来看，因为制造业企业的产出效果或者替代关系，环境税会对污染和资源密集型企业产生抑制作用。但是考虑到企业所得税，负担污染/资源密集型企业让就可以享受前面所讲述的低税收负担所带来的好处，低税收负担不会使得污染、资源密集型企业承担额外的税收负担。

在所有方法中，减少个人所得税的方法会产生最多的双重红利效果，次之仅仅减少企业所得税，同时减少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再次之。征收环境税会对资源密集型企业的产出产生抑制作用。但是这种成本的上升在全球石油价格上涨，环境恶化的大背景下是不可避免也是不可逆转的。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是必经之路。相关决策部门要考虑在征收环境税的同时减少企业所得税，进而减少资源密集型企业的税收负担，产生双重红利，实现环境税的目标，提升社会福利，并且在经济平衡，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三者之间获得平衡，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结

通过本文的初步研究（综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通过对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进行税收补偿，环境税的双重红利存在。可以预见在不抑制经济的情况下，环境税在我国有可行性。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仅定性分析了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效应在中国的应用，未来研究还可以对其进行定量分析。

参考文献：

［1］刘植才．关于环境保护与环境保护税制问题的探讨．税收经挤研究，1998，(10)：II—12

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篇2

[关键词]税收筹划会计政策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税收筹划也称为纳税筹划,是指在国家税收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进行的前期筹划,尽可能地减轻税收负担,以获取税收利益。也即是充分利用税法提供的一切优惠,在诸多可选的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以期达到税后利润最大化。

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我国的会计政策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强制性会计政策：如会计期间的划分、记账货币、会计报告的构成和格式、各种资产的入账价值的规定，收入确认的原则等。这些是企业必须遵循的，不受税收筹划的影响。另一类是可选择的会计政策：如存货计价方法、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坏账准备和财产损失核算方法、长期投资折溢价的摊销方法、长期投资核算方法、成本费用的摊销方法、收入确认和结算方式等。这些可以选择的会计政策为税收筹划提供了可以执行的空间，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状况和税收的相关法规在权衡利弊的前提下，选择能够节税的最优会计政策。

会计政策的选择主要包括某项经济业务初次发生时的选择和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更原会计政策，转而采用新的会计政策。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达到递延纳税，获取资金的时间价值效果；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缩小应纳税所得额，达到少纳税的目的；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充分享受税收优惠，实现税后利益最大化。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不容易受外部的经济、技术条件的约束。筹划成本低，易于操作，一般不改变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经营方式。在各种税收筹划中，会计政策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可以说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过程也是一个会计政策选择的过程。

下面我们就以固定资产折旧计提方法的选择为例来看会计政策选择对税收筹划的影响，固定资产折旧是指在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内，按照确定的方法对应计折旧额进行系统的分摊。固定资产折旧是成本费用的组成部分，是影响企业所得税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影响固定资产折旧大小的因素有固定资产原始价值，预计净残值，预计使用年限和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等。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其对税收筹划的影响:

1.从固定资产的计价看:但固定资产的计价有明确的处理原则，固定资产的价值确定后，除有下列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得进行调整：(1)国家统一规定的清产核资:(2)将固定资产的一部分拆除；（3)固定资产发生永久性损害，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可调整至该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并确认损失:（4)根据实际价值调整原暂估价值或发现原计价有错误。所以说固定资产计价几乎不具有弹性，纳税人很难在这方面做合理避税筹划的文章。

2.从预计净残值看：企业新购置的固定资产在计算可扣除的固定资产折旧额时，应当估计残值，内资企业固定资产残值比例统一确定为原价的5%。这也就导致利用残值进行税收筹划的可能性不大。

3.从预计使用年限看：会计制度对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年限只规定了一个范围，这使得预计使用年限的确定容纳了一些人为的因素,为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性。对于创办初期且享有减免税优惠待遇的企业一般应延长折旧年限，以使更多的折旧递延到减免税期满后的成本中，从而达到节税的目的；对于处于正常生产经营期，且未享有税收优惠待遇的企业,一般应缩短折旧年限,加速成本回收，使利润后移,在延期纳税中获取资金的时间价值,相当于向国家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

4.从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看：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等，而不同的折旧方法对纳税企业会产生不同的税收影响。主要对固定资产价值补偿和补偿时间会造成早晚不同，进而影响到企业利润额受冲减的程度。但我国现行税法对折旧方法做了明确规定，即绝大多数企业只能选用直线折旧法。只有部分企业的部分固定资产才可以选用加速折旧法。

一般说来，采用平均年限法，各折旧年限计提的折旧费是均等的，企业各期的应税所得相对均衡;采用工作量法，计入各期的折旧额不同，损益变化没有明显的规律；采用年数总和法或双倍余额递减法等加速折旧法，则各期计提的折旧费随着各期折旧率的递减或固定资产每期账面净值的递减而呈递减趋势。即早期折旧费大而后期折旧费小，从而使得企业各期的应纳税所得呈现递增态势。这相当于依法从国家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获得了递延纳税的好处，有利于企业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从应纳税额的现值来看，运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折旧时，税额最少，年数总和法次之，而运用直线法计算折旧时，税额最多。如若仅从节税的角度考虑，采用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是优化纳税的最佳选择方式。当然，折旧提取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如企业是否处于减免税期、通货膨胀、盈利亏损状况等。在盈利企业，由于折旧费用都能从当年的所得中税前扣除，应选择折旧年限前期折旧额最大的折旧方法；在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由于减免税期内折旧费用的抵税效应会全部或部分地被抵消，应选择减免税期折旧少，非减免税期折旧多的折旧方法；在亏损企业选择折旧方法应同企业的亏损弥补情况相结合，使不能得到或不能完全得到税前弥补的亏损年度的折旧额降低。

最后，作为企业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必须遵守会计法规与会计准则;以企业经营目标和政策为导向;同时还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会计政策,并且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参考文献:

[1]注册会计师辅导教材:《税法》.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篇3

教学目标

1.知识方面：通过本节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或掌握解放区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战略反攻；刘邓大军等反攻方向；战略决战的胜利；三大战役的胜利及意义。

2.能力方面：

（1）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土地革命和内容的教学，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和概括的能力。（2）通过对解放战争进程的教学，培养学生对战争进程的分析、归纳和概括能力。

（3）通过解放战争中敌我力量变化的教学，培养学生用辩证的方法看待历史事件的能力。

3.态度、价值观方面：通过对解放战争进程的教学，教育学生认识人民群众的支持是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4.学生指导方面：

（1）通过对解放区的的教学，引导学生从整体上把握运动，使学生掌握概括、归纳的方法。

（2）通过引导学生分析本节图表，培养学生分析图表得出正确历史结论的方法。

重点、难点分析

1.重点分析：

（1）的是重点。变革土地制度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广大农民最迫切的要求。不解决土地问题，就不可能把广大农民真正的发动起来，也不可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在国共政权十年对峙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国内矛盾，分别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为适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而制订的减租减息政策已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中国共产党制订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审一个比较完善的土地革命纲领。要使学生认识：解放区的，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是解放战争迅速胜利的可靠保证。

（2）战略决战的胜利是本节重点。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发展，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很大变化。同时，国统区民主运动高涨，政治上十分孤立，后方不稳；而解放区基本完成，政权巩固，人民支授解放战争，因此决战时机已经到来。中国共产党抓住时机，展开三大战役，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学习这一内容既有利于学生把握历史发展基本线索，又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2.难点分析：解放区的与解放战争进程的关系是本节难点。解放区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广大农民是否能够真正调动起来，投身于革命战争、支援革命战争，是关系解放区民主政权能否巩固，工农联盟能否巩固以及解放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因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又有效地保证了的进行，保卫了的成果。要引导学生体会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体会民主革命中农民阶级的作用，从而深刻理解人民群众的支持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可靠保证。

课堂教学设计

师：抗战胜利后，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粉碎了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使国内形势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人民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板书第三节课题）

一、解放区的

师：抗日战争胜利后，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政策，已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他们迫切希望获得土地。194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决定在解放区进行，并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同学们请回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我党制定土地政策的依据是什么？

师：（引导学生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任务去分析）

生：（回忆并回答）

师：在国民大革命时期，因为反封建军阀的需要，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支持革命；在十年国共对峙时期，因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国内阶级矛盾，革命任务要“打倒地主阶段”，采取了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的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团结地主阶级共同抗日，在根据地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在解放战争时期，国内阶级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因此改变减租减息的政策，实行同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基本相同的土地政策。《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了的方向、方法并在总路线中明确了依靠力量，团结对象和革命的目的，请同学们看书第102页（引导学生思考、掌握具体内容）

师：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地土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中，中国共产党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分别地消灭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

师：（引导学生阅读的意义）经过一年多的斗争，解放区有一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到了土地。这极大地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广大农民积极生产，踊跃参军，支援前线。农民的支持，成为解放战争迅速胜利的可靠保证。

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篇4

关键词：减租减息；博弈；互动关系；华北抗日根据地

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内开展减租减息①（以下简称“双减”）运动，是在斗争与妥协和发动农民与维护和地主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空间中运作的。通过对斗争与妥协的动态调试，去获得既可以动员群众、改善农民生活、在经济上弱化地主的封建势力，同时又能够巩固统一战线的双重效果。

根据地的“双减”政策一经公布，在执行中，每个农民都要面对地主就“双减”数额等诸多问题进行讨价还价，即个人“双减”方式。对此，中共不能包办代替，只能用政策和策略引导。正如同志断言：“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这是减租成败的关键。”②在中共掌控的根据地，由于农村土地关系的复杂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双减”条文标准不可能涵盖所有情况，这就导致人们对此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从而使讨价还价不乏内容。中共《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为农民与地主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内讨价还价的主客观条件、内容、空间的存在提供了保障。因此，农民与地主在“双减”问题上势必有一番利益博弈。

租赁关系的主体是地主和农民，本质是在租赁实践中结成的经济利益关系。农民与地主在“双减”中为使本身利益的最大化，必定为之博弈；博弈的结果，是在中共强力介入下，对农民和地主现存利益分配情况的一种修正，是对原有博弈格局的改造。租赁双方的利益博弈契合“互动性策略选择型博弈模型”（简称“互动选择模型”），以此为基本模型来分析农民与地主在“双减”问题上的互动关系以及策略或行为选择变化的规律性。对这些情况给出不同假设，形成两个结构简单模型：一是社会秩序稳定，完全信息假设，形成“完全信息的互动选择模型”；二是社会秩序不稳定，不完全信息假设，形成“不完全信息的互动选择模型”。

本文的农民是指直接受益于“双减”的贫苦农民，地主是指承付“双减”的地主、富农和高利贷者的统称，中共指所有领导组织“双减”的中共各级组织。

一、完全信息的农民与地主互动关系的博弈分析

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利益博弈是在旧的社会秩序尚属稳定，彼此在完全信息下讨价还价的情况（如图1所示）。

模型凸显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直接关系：一是，农民是否对地主提出“双减”要求，究竟要求地主减多少；二是地主选择合作或不合作。

在“双减”问题上，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利益基本上是对立的。双方围绕着是否“双减”、如何“双减”和“双交”及其数额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这不但反映出中共“双减”政策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双减”过程的艰难曲折，同时，也展示了中共（农民）、地主在此过程中的关系互动的基本景况③。

模型用s，1-s，s∈[0，1]，分别表示农民和地主在原有租赁关系中的得益。为讨论问题方便，把农民在“双减”上的种种可能要求用0和1之间的连续变量x（x∈[0，1]）来说明：当x=0，说明农民无“双减”要求，这种情况出现在“双减”初期，即“政府及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利用行政方式，发动减租减息的阶段”，以及1942年以后，“双减”政策和策略趋于完善，减租现象在各根据地仍有不同程度存在的地方。当x=1，说明农民要求不“双交”，这与在“反顽”高潮中伴随出现的农民不“双交”的过左的行为相符合④。当x值介于0和1之间，代表农民提出各种不同程度的“双减”要求。从得益的视角而论，x值愈大，农民的得益就愈大。反之，x值愈小，地主的原有得益受到的损失就愈小。

当地主接受了农民对“双减”的要求，农民获得了自己要求的利益x，相反，农民和地主“双减”后的得益分别是s+x，1-s-x。当农民对“双减”的要求越出地主所能接受的界限，地主就会与之对抗。这种对抗可能给双方所招致的损失以及各方对这种损失的见解，就成为农民和地主在选择自己的策略或行为时，必须思考的第一个重要的因素或制约条件。为讨论问题简化，农民与地主之间的讨价还价，无论是单回合抑或多回合，其“得益”的损失以k取代“消耗系数”法计算的损失结果。这种得益损失，双方都要承担。倘若农民在对抗中取胜，还要在他的得益中减去其在对抗中所承担的损失（s+x-k），而地主也要在已被削减的得益之余再扣除在对抗中应承担的损失（1-s-x-k）。倘使地主在对抗中取胜，农民则不只一无所得，而且还要在原有的得益中减去承受对抗中的损失（s-k），地主在维持原有得益的同时，还要付出对抗的代价（1-s-k）。它说明，在利益面前，博弈双方严重对抗，排他性极强，采取不合作态度，其结果各方得益均等量损失k单位。这是博弈任何一方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与上述问题链接的是，当地主和农民在“双减”问题上发生对抗，各自取胜概率的估计是双方必须思索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或制约条件，这就是说，双方一旦发生对抗，各自取胜的把握有多大。根据一般解决带概率分布、具有不确定性问题时，常用数学期望值进行决策，而不是盲目冒险碰运气或一味害怕、躲避风险。所以，还是可以确定地主和农民的策略或行为选择。假设用p来表示农民在对抗中取胜的概率，1-p则为地主在对抗中取胜的概率，而p的取值范围：0≤p≤1。无论地主还是农民，在进行决策时，如果都能够把自己胜负的概率置于各自的策略或行为中加以考虑，那么，由于地主拒绝农民的“双减”要求而引起对抗的最后结果双方都有一种“期望得益”：农民为s+px-k，地主是1-s-px-k。

在本模型中，农民和地主之间互动选择关系：对地主而言，当农民提出“双减”要求x，他有两种策略选择：一是接受要求对农民妥协（E），二是拒之与农民对抗（T），二者必居其一，别无选择。这种模型结构隐含着提要求的一方将对方逼到接受要求或矛盾激化发生对抗的临界状态。然而，它也反映了地主报复农民，用断佃毁约和诉讼等方式去吓阻要求“双减”的农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地主要权衡利弊，在决策前，要比较这两种选择所带来的不同的“期望得益”。如果接受，期望得益为1-s-x；拒之后的是1-s-px-k。所以，地主个人行为的选择则取决于期望得益的大小。

本模型对地主来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有“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必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因为农民在斗争胜利时没收地主全部财富的可能性已不存在，农民也不可能提过分要求而与地主发生争斗。即使对对方的行为不得不做出反应时，也要留有余地，妥协互让。对农民而言，关键问题是，只要承受对抗中的得益损失（k>0），那末，纵然农民有完全取胜的概率（p=1），他对期望得益也小于他对地主接受其“恰当”要求的期望得益（s+px-k

在完全信息下，尤其是在旧的社会秩序长期稳定的华北乡村中，农民和地主之间彼此了解，各自的筹划、期望得益相互知晓。因此，农民就可以提出恰当要求（x=k/1-p），使之期望得益最大化成为事实。农民选择的这种策略是对地主所选策略的最佳反应。而地主则应审时度势，对农民的恰当要求应纳而不拒，认可这种结局。由于此时地主的期望得益较拒绝这一恰当要求而发生争斗的期望得益为大。故只有纳氏均衡才能使每个局中人均认可的这种结局。显然，在本模型中的纳氏均衡策略是农民提出的最优化要求（x=k/1-p），地主则应认可。纳氏均衡的结果：农民为s+x，地主是1-s-x。所以说，纳氏均衡状态是租赁双方力量相互作用的稳定结局。这种结局不需要任何外力的帮助，它自身就蕴含着保障实现的力量。同时，模型分析又表明，农民对“双减”的要求与地主在争斗中取胜的概率成负相关，而与地主在争斗中所要承受的得益损失成正相关。

在模型中，农民和地主在对抗中胜负概率（p）的大小，折射出各自在“双减”问题上以及在农村中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强弱。的确，有诸多因素能够影响这种胜负概率的分布，例如，社会政治制度的设计安排、农民的组织形式、社会行为规范和判断准则，等等。对农民和地主而言，这些因素及其对胜负概率的制约是一种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只能在认同的基础上为其所用，从而选择自己的策略或行为，但无力和很少能改变它。相反，只有中共才能在更大程度上主动地改变这种现象。从社会革命的视角观之，中共通过“双减”运动极力从政治组织、权力结构、经济关系、社会规范、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改变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村的社会环境，但这是一个渐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为贴近现实的是，通过“双减”运动着力改变农村现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使之变为有利于农民，有利于中共动员农民参与社会革命，使其变为削弱地主，弱化地主士绅乃至旧政权对农村的控制。可见，中共自身的策略或行为选择，对农民和地主的行为选择起关键作用。

在“双减”早期，大部分农民通常是瞻前顾后，不敢积极响应和执行，表现出消极状态。这说明，获得激励并不等于农民就会自觉地追随。由于革命或造反，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为。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多数人不会冒险行动，这是其一。其二，既要从客观的社会基础来解释问题，也要把农民的主观意识列入考察的范围之中，再结合分析时代对这一主客观因素的塑造，才能更加还原历史的真实。所以，农民的消极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也可以从博弈模型得到阐释。

本文用互动性策略选择型博弈模型能够较深刻地揭示农民在“双减”中从消沉状态到积极参与乃至走向极端的微观机理。从模型的分析来看，农民在“双减”问题上的消沉是在一种特定的争议格局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处于这种特定的争议格局下的农民，在与地主就“双减”问题发生对抗时获胜概率p几乎为零，而地主在这种对抗中的得益损失k又很小，可农民要承受的得益损失k又很大。其结果是农民的普遍消沉。

在抗日根据地，为使农民由消极被动状态变为“双减”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中共理应改变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争议格局，然而，在“双减”运动的早期，由于根据地创建之初，中共势单力薄，立足不稳，还没有足够力量把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未能改变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争议格局。譬如，晋察冀边区早期的“双减”运动以及山东各根据地，在1942年以前，“‘减租减息’还是一个宣传口号，实际并未认真执行。”正如1938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如何执行边区政府的第一部减租减息单行条例的指示信中所言：“减租减息是改善人民生活的一个消极办法，是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的一个办法。在执行这一办法的时候，应该采取多种方式使得被减的地主、财主得到满意，使得租户借户了解减租减息只是改善其生活的一个消极办法，以更加巩固起统一战线来。”

该指示信充分表明，中共这一时期的大政方针，其重心是巩固与地主的统一战线，避免阶级斗争，树立与地方传统的统治精英进行合作的声誉，而非力图证明它在推行“双减”政策和措施的可行性及有效性。显然，这一重心的确立，是根据当时迫于在抗日的旗帜下与地主合作，以致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地主那里筹措到粮草和其他急需的作战物资，并得到后勤保障之目的。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中共尚未真正形成怎样在阶级斗争与阶级调和之间作策略性转换的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政策，对地主土地所有权的保护要胜于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保护。在这种情势下，农民和地主都知道地主在“双减”冲突获胜的概率依然很大，而得益损失也会很小。其结果就是大部分农民在“双减”问题上持消极被动态度，而地主则保持强硬态度。

二、不完全信息的农民与地主互动关系的博弈分析

当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推行“双减”政策和措施时，正处在社会革命和民族抵抗运动相互交织进行的环境中。在这样变化的社会秩序中，原本关于完全信息的假定已经不能总括农民与地主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性。故需要把社会秩序变化所伴生的不完全信息的特点置于模型分析中，在理性分析标准下解释理性农民和地主之间发生对抗的原因。为此，在互动性策略选择型博弈模型中加入“不完全信息要素”，把彼此了解的策略或行为选择及其得益，转换成彼此不知晓情况下的策略或行为选择及其得益之后，再分析农民与地主之间互动选择之特性。

在这种背景下，农民对地主会拒绝其“双减”要求而发生矛盾对抗的底线模糊不清了；地主与农民的对抗决心只能通过地主在对抗中的得益损失的多少来预测；农民在长期生活的经验中对地主的了解有可能失灵；中共不同程度地介入，地主家庭成员不同程度地卷入民族抵抗运动，导致地主个人对于对抗得益损失的见解不断发生变易，等等。总之，在这种变化的情况下，地主的利益结构也变得复杂化，难以猜度。昔日传统、老标准也失去了作为了解地主的真实依据的参照作用。这一切使得农民更加不识地主的面相。

因此，在不完全信息下，理性的农民与地主之间在“双减”问题上的对抗在所难免。现在引入不完全信息要素后的争议格局，如图2所示。

图2异于图1的是，农民不了解地主在“双减”对抗中得益损失的大小，因而也就不清楚什么样的要求合乎分寸，才被地主所认可。图2中的这种不确定性是用一个字母r来表示的。r示意地主对抗的概率，1-r则示意地主不对抗的概率。

地主对抗或不对抗的概率取决于其在“双减”对抗中得益损失k之大小。k是介于0和1之间的连续变量，即k∈[0，1]。当k=0时，表示无损失，当k=1时，表示几乎损失全部；介于二者之间表示有不同数量的损失。当农民认为地主在对抗中的得益损失难以估量时，如同每一个地主的得益损失大小的概率无二致。故在模型中，可用均匀分布的假设来模仿上述关系。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地主对抗概率的估计可以用条件概率推断⑤：

r=prob（T|x）=prob[（1-s-px-k）>（1-s-x）]=prob[k

上式说明，当地主对抗的得益损失小于一定程度时，地主关于对抗的期望得益要大于让步于农民的期望得益。当农民基于均匀分布的假设来估量地主的对抗得益损失，是农民对地主对抗概率大小的估量，可以用r=x（1-p）来表示。

由于农民还不能准确知道什么程度的要求是合乎分寸并被地主认可，那末他的要求就必须建立在对地主对抗概率估量的基础上。于是，农民的理性选择的关键相当于解决如下的一个行为最优化问题：Maxr（s+px-k）+（1-r）（s+x）。

农民的最佳选择所提出的要求⑥：x=1-k（1-p）/2（1-p）2

上式显示，农民对“双减”最佳要求数额的大小是与他在对抗中获胜的概率成正相关，而与他在对抗中承担的得益损失大小成负相关。比较而言，农民对胜负概率大小的要求成为他的第一感觉。

然而，农民的这一最佳要求x取决于对地主对抗概率r的估量，而这一估量又是依据农民对地主在对抗中的得益损失k不十分清楚的基础上而得出的⑦：r=1-k（1-p）/2（1-p））。故此，这一最佳要求x能否被地主认可，尚不能断言。

在不完全信息，彼此不知晓时所提出的最佳要求是估量的，极有可能被地主否定，陷入僵局，发生冲突。有如下情况：

其一，在农民对地主的对抗得益损失估量过高、对地主对抗的决心估量又过低的情况下，农民所提出的“双减”要求超出地主所能接受的底线时，地主完全从经济利益考虑，宁肯对抗，也不妥协，甚至有的地方的地主宁肯舍地也不出租⑧。

其二，当农民估量提出的最佳要求与地主所能接受的底线大致相当时，地主的反应视“双减”次数而定：如果他认为是一次（减一次租），则答应“双减”。如果多次性反复行为（有租必减），而且地主又察觉农民的要求是估计提出之时，善于灵活多变的地主就会有很强的策略动机，以气势强大的假象恫吓农民，乃至合乎分寸的“双减”要求也要否定⑨。在这种情势下，地主会毫无顾忌地卷入对抗。目的是影响农民以后对其估量，降低要求，为农民以后的要求“划线”。

其三，较为严重的是，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地主暗中相互联系，的“双减”政策和措施。如根据晋冀鲁豫边区濮范两县调查，有些不明大义的地主对减租増佃联合反抗，互相标榜，打击起模范作用的农民，以致不遵行政府法令。还有的地方地主们召开会议，反对起模范作用。在×县×区××庙地主曾提出‘谁先减谁就是坏蛋’的口号。冀鲁豫根据地有的地区地主开始组织红枪会，组织反攻，勾结敌伪，杀害干部，烧杀群众，骚扰边沿地区（如十一分区两个县牺牲村干部数十人，十分区一个县一个月内牺牲干部三十余人）。

但需要强调的是，因为任何一起对中共“双减”政策或对农民“双减”要求抵制的成功，都会影响农民对中共政权及其“双减”政策以及对“双减”争议格局的见解，并挫伤了农民执行“双减”的积极性，致使农民不敢提出“双减”要求，所以，对“双减”运动极为不利。

当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局势变化导致农民和地主之间在“双减”上的利益博弈，从“完全信息”衍变为“不完全信息”，由“彼此了解”到“彼此不知晓”之时，农民和地主各自的理性选择能够使他们在策略互动中陷入对抗。对中共而言，在某种程度上的对抗，为他提供了在斗争的诱导者和调和者之间做策略转换的空间。对于对抗的频率和强度大小，中共持之有“度”，以不损害其战略利益为准则。

三、余论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唯有中共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凝聚了全党的大智慧，在抗战时期这一极其艰难复杂的历史状况下，找到了解开土地问题与农村运动问题不解之惑的突破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既能发动农民群众，又能把阶级冲突限于一定范围内。而中共在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的“双减”运动就构筑了通往这种境界的桥梁。是故，“双减”作为中共领导发动的一场群众运动，具有社会革命和民族抵抗运动的双重性质，对地主与农民的命运产生了直接和较为深远的影响。正是中共通过政治活动和军事斗争获致根据地的控制权时，方能以强大的外力变革其基层乡村社会的生产关系、政权组织、权力结构、社会准则、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等，为“双减”运动的推行提供了必要条件。由于中共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优势，一则扫除了来自原地方政权和传统乡村精英的阻碍；二则也在乡村中形成一种无处不有的压力，这种压力像无形的网笼罩着农民和地主，使其只能置身于“双减”运动中：地主要“双减”，农民要“双交”。

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展“双减”运动，要在“又斗争又联合”、在发动农民与维护和地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空间中运作。作为根据地主导政权力量的中共，能够把握情势，因势利导地用大政方针、具体政策与措施引领地主和农民，改变地主与农民的互动关系、策略或行为选择，重构博弈格局。尤为重要的是，中共将抗战时期的“双减”运动，作为整个中共革命进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决条件下，中共力图使“双减”运动的发展，尽量结合中国革命不同阶段的目标。在推行“双减”之时，不仅要改善农民生活条件，而且要在此过程中，把农民组织发动起来，既要弱化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又要使地主在农村中的传统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得以削弱，从而建立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农村政权和农民的政治优势。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共极力强调动员农民直接面对地主要求“双减”。

在“双减”运动中，中共通过“又斗争又联合”的动态调整，获得了占华北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政治支持，妥善处理了作为统治集团社会基础的乡村地主士绅的强大政治力量，取得了既能动员群众、改善农民生活、弱化地主势力，同时也能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双重效益。

注释

①概言之，减租是指对现有地租一律减少25%，故称“二五减租”，或使减租后的地租不超过年产量的375‰。减息是指借贷年息不能超过一分至一分半（10%～15%），故称“一分减息”或“分半减息”，并且对以往的债务按减息后利率加以清理。规定地主要减租减息；农民要交租交息（简称“双交”）。

②：《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73页。

③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1941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10页。

④从同志1943年10月1日对“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的党内指示后，各根据地立即贯彻中央查减运动，“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各根据地，特别是中心区域形成了几乎‘无村不斗争，无人不参加’的局面。”何东：《中国共产党史》，北京：中国国际出版社，1993年，第94页。

⑤均匀分布或称矩形分布假设，在某些实际问题中，会遇到这样的随机变量：它的可能值落在某个确定的有限区间（a，b）中，而且所描述的物理模型具有等可能性，就是说，在区间（a，b）中的均匀分布密度是常数，我们称这种随机变量服从均匀分布。在（a，b）中均匀分布的随机变量的分布密度为P（x）=1/b-a，当a≤x≤b，a、b都是分布密度参数，x是随机变量在区间（a，b）的一个变数。因而它的分布函数是F（x）=x-a/b-a。在模型中，将地主的可能损失假设在[0，1]之间（a=0，b=1）如果知晓地主必然要与农民对抗的条件k≤x（1-p），但不清楚在[0，1]区间各种可能的k中，哪一个的可能性更大。按照上述的分布函数可以估量F（k）=（k-a）/b-a=[x（1-p）-0/（1-0）=x（1-p）。因此说地主的得益损失小于x（1-p）的可能性正好等于x（1-p），这就是农民关于地主决心对抗概率大小的估量。

⑥dp/dx=（1-p）（px-k）+x（1-p）p-（1-p）x+x（1-p）=0

Px-k+px-x+1/（1-p）-x=0

2px-2x+1/（1-p）-k=0

2x（1-p）=1/（1-p）-k

x=[1-k（1-p）]/2（1-p）2

⑦把x代入r=x（1-p），就能够得到农民关于地主进行对抗的概率的估量。

⑧《山东抗日根据地东海区母猪河平原三个村的阶级变化调查资料（1945年6月）中的“地主为什么舍地”》，山东档案馆：G024-01-11-2。

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篇5

关键词：中小企业地方政府非零和博弈政策

一、概述

非零和博弈是指非合作下的博弈，博弈中各方的收益或损失的总和不是零值，它区别于零和博弈。在这种博弈模式之中，自己的收益并不等于他人的损失，同时自己的幸福也未必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即使伤害他人也可能“损人不利己”，所以博弈双方存在双赢的可能，进而合作。

我们从非零和博弈的概念中可以看到，虽然博弈处于非合作状态下，但是最终目的是实现双赢乃至合作。现将此种概念置于企业与政府之间。企业，一般认为被是以赢利为目的社会经济组织；政府，一个国家或地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复杂；企业为各地方创造经济增长与社会价值，政府管理、制约企业；企业依赖于政府的良好政策、健全的法制、稳定的政局，政府依赖于企业的良好业绩进而提供更多的税收用于公共支出。

习惯上我们把企业分为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与所处行业的大企业相比人员规模、资产规模与经营规模都比较小的经济单位。中小企业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政府的财政收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我国为例，2010年的数据显示中小企业贡献了我国60%的GDP、50%的税收和80%的城镇就业。

政府的职能有中央职能、地方职能。自然的，与中小企业存在直接联系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是国家对地方公共事务行使管理权的主要代表，它依靠其权威对本地区进行管理和控制，通过行使公共权力，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中小企业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各种策略与地方政府进行博弈，得以保全自身甚至最大化地获得利润。

二、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关系

（一）博弈分析

博弈论研究的是各方策略在相互影响之下理性决策人的决策行为。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都有自己追求的利益，他们各自的策略都会对对方造成影响，因此，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构成了博弈的双方。在这种博弈中，中小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是非完全合作的：政府的政策手段与治理方式不可能完完全全只对某一类企业负责，而企业的发展也难免“触碰雷区”，政企双方的目的与追求也不尽相同；而最好的结果是：政府达到了管理目的，企业取得了预期效益，二者共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纳什均衡理论揭示出个体理性与共同收益之间的矛盾。博弈的双方--企业、政府如果想要达到共同利益的最大，就不得不放弃自身认为最理性的选择，从对方的角度考量，以期望达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转型时期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在初始阶段是一种非合作博弈，由于中小企业的自发性及针对中小企业的法律法规缺乏或不完善，双方不能达成相互影响的有约束力的协议，各方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纳什均衡很可能是一个“囚徒困境”，从而基于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博弈结果就整体公共利益来说并不是最大的。下面以民间融资为例，分析中小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博弈情况：

政府可选择严格的金融管制，为银行业以及国有企业留有较大余地，亦可选择放开金融市场；中小企业面对政府的两种政策可选择少量民间融资、不融资和大量募集民间资本两种策略。

政府宽松的金融政策使得各家商业银行竞相进军中小企业市场，大量的资金涌入促使中小企业迅速成长，他们并不缺乏资金扩张或只通过少量的民间融资弥补资金的欠缺，国有企业面临的竞争趋于激烈，迫使改革加速；

部分中小企业在严格的金融管制之下处于观望状态，等待商业银行的贷款，多数企业面临融资困难的问题，有些企业选择推出；

在宽松的金融政策下，中小企业自主选择商业银行贷款与民间融资，资金充裕，同时银行不良贷款率升高，但银行仍然可能获取高额利润；

在严格金融管制下，部分中小企业选择通过民间借贷和融资募集大量资金，企业承担巨大风险，前途未知。

显然情况A会使双方的共同状况达到满意，从而实现非零和博弈。但是实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二）博弈中的问题

1、政府制定的政策效用有限

政策是政府实施治理的基础，政策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政府的治理效果。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反馈决定了下一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这种反馈的成本有时是巨大的，不妨对政策进行有效的预测。

例如目前热议的煤炭资源税制改革：资源税是地方税种，煤炭资源税若从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地方收入将会增加。但目前煤炭约占一次能源的70%，又处于卖方市场地位，一旦资源税改革铺开，企业成本上升，势必将成本压力转嫁到电力、钢铁等下游产业，对宏观经济会有一定的影响。从量计征的资源税收模式本意是激励企业提高资源开采效率。但这一税制征收安排最大的局限在于没有考虑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成本，也不能反映资源价格的变动。若推行资源税从价计征，煤炭企业普遍反映税负加大，希望取消一些涉煤基金和行政性收费、统筹税费关系。而饱受地方债困扰和土地财政收入减少的地方政府，却可以因此获得可观的税收红利，正积极游说和推动改革。在这样的情形下，地方政府就需要作出合理决策，是一味的为自身谋求利益还是兼顾各个企业的反应和对经济的整体影响。

2、政策实施不顺畅，改革不能深化

合理的政策制定出来后，政策的实施成为决定效果的重要因素。政策的实施会遇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阻力。一些旧有的、不适应市场且“名亡实存”的政策阻挡了新政策的实施。

例如我国应当被市场机制取代却依然存在的价格双轨制：20世纪90年代向市场经济转轨以来，价格双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尽管“价格双轨制”不再具有合法性，但却改头换面地出现在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以土地为例，在中国，经营性用地实行的是“招拍挂”，而非经营性工业建设用地则采取“协议出让”的方式。在非经营性的工业用地中，土地的供给和需求是一种纯粹的行政行为，并不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这不但成了腐败的乐土，也造就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据报道，许多开发区工业用地，常常被转手用作经营性用地，为此，国家每年损失多达数百亿元。

3、政府过分依赖、扶持国有企业，不能平等对待所有企业

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快速发展，在世界500强中，就有20多家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发展并不能够惠民，国力的增强与老百姓的富裕也没有必然联系。国有企业在与中小企业的争利中发展壮大。国有企业亏损时政府动用财政资金对企业进行补贴，其享有的土地、资金（财政资金和贷款）的低成本和便利、垄断高利润，造就了国有垄断部门的高收入、以及一些国企的挥霍和腐败。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实质上是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博弈。

三、政企双方对策

（一）政策因势而定

博弈论思想的核心是形成有效的对策，即行动者要根据其他博弈参与者可能行动的选择情况形成相应的行动判断。作为制定政策的局中人要考虑政策承受方局中人的作为。

以税率调整政策博弈为例，政府有提高税率和降低税率两种选择，纳税人的反应有稳定投入、增加投入、减少投入三种选择。经济学中著名的“拉夫曲线”告诉我们，当政府提高税率以后对一般纳税人而言增加稳定投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会受到影响，他们会倾向于以减少投入抵消增加的税收负担；应税收入即税基的减少导致税收的减少。

如果税率降低，在稳定投入状态下，纳税人税收负担减少，他们会倾向于以增加投入赚取原来稳定投入状态同量税收负担的收益，这会导致应税收入的增加。对于政府而言应税收入即税基的增加意味着税收的增加。

（二）政府完善制度、深化改革

政府部门应认真反思，调整观念与思路，约束自身行为。一些中小企业的负面行为实属对于政府的无奈。由于政府部分采用行政方式配置政策资源和稀缺资源，营造了寻租机会，从而扭曲了企业的行为，无论是国有企业内部的问题，还是中小企业的政治化趋势。

对大型企业的优待等同于对于中小企业的歧视，剥夺了中小企业参与竞争的机会。政府应当营造一个平等、宽松的竞争环境，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注重公平性、透明性，不能让优惠政策成为少数企业的特权。政府在配置不可再生、稀缺资源时，应考虑以市场化方式，这样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浪费，增加资源产出率，给予所有企业公平竞争的机会。

（三）中小企业加入行业组织

中小企业普遍势单力薄，面对政府的权力显得无所适从。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当中，企业们逐渐意识到应当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切身利益，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社团组织或商会组织便应运而生，成为经济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第三股力量。商会组织是企业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依法设立的非营利性社团法人，它与政府同属公共事务治理体系中的主体，它不属于政府，政府也不能干预民间商会的内部事务，但它可以影响政府，它有权力参加政府制定行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行政法规和法律活动，同时，也有义务协助政府贯彻实施这些政策法规：政府也可以委托民间商会完成某种任务。无论是民间商会还是地方政府，事实上都是以追求利益目标为己任的。这样，博弈的局中人变为了民间商会组织和地方政府。

此种博弈的过程，体现出的是公共权力的让渡。政府由统治转向了治理，中小企业联合，制定行业规范，接收政府转移的部分权力。这方面比较经典的一个案例是2003年，为应对欧盟的CR法案和打火机反倾销，温州政府和民间商会之间默契地进行了一次权力转移，并且其后的行动过程中进行了有效的协作。

四、结束语

地方政府往往是博弈中的决策人，即在博弈中率先作出决策的一方，中小企业则处于被动的地位。政策是连接双方的纽带，政府应摒弃利己的政策，从全局考虑，引导、调控中小企业。面对一些政策，中小企业需要有明确、行之有效的对策。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博弈的理想状态是非零和的，能够为地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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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篇6

关键词：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税收优惠；中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235.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5-63-02

一、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现状及其原因

（一）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现状

整体上，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划分为制度内税收竞争与制度外税收竞争，制度内税收竞争是由中央的差别性税收政策及地方合法税收权限引起，而且更多的具有随意性大、竞争过度甚至宏观上失控的特点。

（二）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原因分析

1.主观原因

第一，政府间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将直接导致地方政府参与税收竞争，事权划分不清，政府间财政支出的责任并不明确。第二，几乎所有的税法与规范都是由中央制定，地方只有类似于宰税、筵席税等个别税种的税权。

2.客观原因

由于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要上缴中央，财政支出也将由中央下放。

（三）博弈模型分析

首先我们设：

（1）只有政府A和政府B，参与税收竞争博弈，且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2）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是双方政府进行税收竞争的手段。

（3）假定资本是完全流动的，可以有效地保证税收优惠政策吸引资本。

（4）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不同，政府A的经济发展状况与投资环境要优于政府B。以博弈模型来分析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收益效应。

由该博弈模型可以看出，政府A和政府B均实施税收优惠，是该博弈的占优策略均衡。在双方都实施税收优惠时，收益增加，说明双方的税收优惠是可采取的。此时可以吸引资本流入、增加本地税收收入，因此发生的成本与能够由收益的相应增加得到弥补。

尽管双方均实施税收优惠对双方都有利，但这种合作极其不稳定。从图1中可以看到，一方不执行潜在的所得税优惠为2000。因此，合作双方将为一个更微妙的突破以获取更多的收入占主导地位的战略，采取税收优惠政策。在不断博弈中，税收优惠程度得到提高，竞争透明度渐渐下降，从适度的税收竞争转变为过度的税收竞争，政府A和政府B均会陷入“囚徒困境”，也就是图2的情况。

因此，在这一阶段的博弈中两个政府都实施过度税收优惠是占优策略均衡。但是这样会使恶性竞争波及两个政府，不但税收不会增加，税基也会遭到破坏，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将减弱。因此，必须规范恶性税收竞争行为。

假设对实施过度税收优惠政策的政府实施规范，使其在过度税收优惠时获得的收益低于正常优惠的收益水平，就会出现图3的情况。

在图3中，两个政府占优策略均衡为均实施正常税收优惠的情况。因此，为控制税收竞争的恶性演化，为达到双赢，政府间税收竞争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规范。

二、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影响

（一）宏观论述影响

客观上，适度的税收竞争并不一定都是有害的。它是市场机制在公共经济领域的延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市场效率。实践证明，政府间税收竞争是一把“双刃剑”，比如税收竞争使纳税环境遭到破坏，市场运行和税收征管效率降低。

（二）微观论述影响――以中西部为例具体分析税收竞争的影响

税收竞争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收不抵支，财政自给率较低，财政支出除了来源于地方财政收入，更依赖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从下表反映的2014年度全国31个省市的财政自给率（是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的比值，财政自给率是判断一个城市发展健康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的数据来看，东部地区的财政自给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平均值为75.8%，北京市则高达89.0%。中部地区的平均值是44.8%；西部地区的平均值只有36.9%，地区仅达10%。东部地区，中央的转移支付对财政支出的贡献较小，或者可以理解为本地的财政支出对本地的财政收入形成了有力的约束。中西部地区，中央的转移支付才是满足当地财政支出的重要渠道。在参与横向税收竞争时，面对同等数额的税收减免，中西部地区的相对成本较低。

因此对于实施税收优惠和税收减免，东部地区更加敏感，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西部地区的资金使用效率。但同时中西部地区为了提高所在地的吸引力，必须通过有限的资金提高本地区的投资环境，又刺激了欠发达地区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解决措施

第一，构建稳定的税收竞争规则和政治经济社会运行机制，增强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有效性。

第二，构建双层法律体系，减弱地方保护主义。因为有效的政府间税收竞争也必须防备地方保护主义的弥漫。

第三，明确各级地方政府权限。他们是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主要参与者，唯有明确本身的权责范围，才能使税收竞争走出恶性怪圈。

四、结论

在本文中详细论述了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现状原因，并利用博弈模型分析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问题、研究现状以及解决措施。以中西部地区为例，对税收竞争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同时并存，所以治理应以规范与完善为主，杜绝全盘否决。从规范税收竞争行为和税收竞争环境对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进行规范，对治理和协调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们无法从根本上剔除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弊端，但我们可以减少危害性，为我国经济的增长搬去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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