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6篇)
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篇1
【关键词】低碳经济;光伏产业;发展
一、引言
按中国目前的基本国情来看,针对经济转型期出现的能源和环境问题,发展低碳经济已经迫在眉睫。低碳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符合我国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因此我国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而走低碳经济之路的有效方法,是发展新能源。光伏是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简称,太阳能作为最清洁、安全可靠的新能源,它的开发利用影响着能源革命的进行,光伏产业因此也备受关注。
二、我国低碳经济背景下能源转换
低碳经济实际上是以开发清洁能源并高效利用为基础,顺应可持续发展理念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的一种新型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它的主要经济特点是低能耗、低排放。其实,低碳经济本质上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它已经逐渐成为了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主要特征,也将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改善的主流模式。
我国在峰会上做出的节能减排承诺,体现了我国的国际责任。然而作为一个生产和能源消耗的大国,要做到这点必须走上发展低碳经济的道路,而走低碳经济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改变目前的能源结构,在此背景下我国光伏产业发展是我们优化能源结构的关键。
三、低碳经济下光伏产业的发展
目前,我国的光伏企业发展还处在一个上升期。遇到的主要瓶颈还是技术和政策方面的问题,若是国家可以加强政策引导,可以拉近我国光伏企业发展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比如说,建立专项扶持资金补贴光伏产业或者在发达地区建设公共设施时硬性要求使用太阳能政策等。
1.光伏产业优势
太阳能光伏发电的主要优势有以下三点:
第一,资源丰富,永不枯竭,真正的可再生清洁能源。我们都知道光伏发电的过程既不产生污染也不耗水,因此建造光伏电站时不像水力发电一样必须要求建在大江大河边上。它甚至可以在沙漠建设,大大节约了水资源,利用了空闲土地资源。
第二,光伏电池的安装简单,运行管理方便。它的安装不会占用太多的土地资源耗费大量安装费用,甚至可以安装在建筑物上,基本不需维护运行,所以它的发展潜力是十分巨大的。
第三,时间效应。众所周知,用户用电的时间是不均匀的,像中午这样的用电高峰期,正逢太阳光照最强的时刻,对电力系统的压力较小,可以实现节能减排。
2.光伏产业发展趋势
中国的光伏产业发展十分迅速,在近年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下,未来几年的光伏行业将会步入“寡头”时代,霸占市场80%以上的份额。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掌握了光伏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中的关键技术,而且对这些技术也在不断地进行创新和发展。例如多晶硅制造技术与电池技术等,我国各大国际化公司普遍拥有专有技术,电池的转换效率也已经达到世界上游的水平。一瓦太阳能电池所需要的高纯硅材料是6g,而国际水平在9g左右。这样大大节约了制造成本,也加强了我国光伏组件的国际竞争力。
但是,光伏产业目前有个产能过剩的问题。目前我国有多家多晶硅企业处于满产状态,市场的供需平衡还比较脆弱,因此多晶硅企业不能实行盲目扩张,否则会出现产能过剩、供需失衡的问题。不过,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中,对能源的需求非常大。这些新能源目前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占比未达最高,因此产能过剩问题其实也是相对的。
另一个影响光伏企业发展的重点问题是国家政策。虽然国家政策正在不断地引导企业降低光伏成本,同时也出台了补贴、土地利用、税收、走出去、光伏扶贫等方面的新政。但是,光伏产业的发展,还是可能会因为补贴不到位或是税收和土地利用问题受到阻碍。我国因为政府政策的鼓励使得光伏企业等可持续发展企业有了很好的发展,但同时由于太依赖政府拨款,一旦拨款不及时到位,就容易出现缺口而难以稳定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要将光伏发电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鼓励人民节能环保,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达到生态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同时,在这项新兴产业面前,更要注重人才的培养。我们都知道,要发展一个新产业,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这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优化生产结构,不但可以促进光伏产业的发展,还能减轻就业压力。
四、结语
低碳经济有助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更有利于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时,低碳经济还可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提高民生幸福指数。我国的经济实力近年来得到了高速的提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逐渐增强,同时背负的使命也越来越重。在如今的低碳经济时代,我国要承担起大国责任,就要在减排与发展低碳产业方面努力。光伏产业凭借着永不枯竭、成本低污染小和适用范围广等优点在低碳产业发展方面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秦扬,曹丽娟.论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天然气产业的发展[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34-37+9.
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篇2
关键词:信贷;井喷;潜在风险
数据显示在有效工作f1仅17天的1月份,人民币贷款新增了1.62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全年新增贷款量的1/3,与上年同期相比多增了8141亿元,再创单月放贷历史新高。在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国际市场信贷普遍紧缩。国内经济也不景气的背景下,1月份信贷“井喷”的现象的确耐人寻味。
11月份量信贷“井喷”的原因
表面上看1月份的信贷“井喷”好像是一个偶然的反常现象,但是如果我们结合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和银行业的经营环境来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偶然现象背后的必然性。
(1)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效应。由于我国经济近年来一直保持着平稳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有关部门对银行的信贷规模也一直实施着总量约束的政策。特别是在2008年初国家提出了“双防”的宏观经济目标后,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甚至对部分银行的信贷规模实施了窗口指导。从紧的货币政策遏制了部分企业对信贷的强烈需求,减缓了信贷增速。但是,在2008年下半年形势发生了逆转,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对我国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冲击,经济增速连续数月走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11月份我国转而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消了对信贷规模的控制,以刺激国内需求,促进经济的稳步增长。在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刺激下,以前被压制的贷款需求在短期内得到了集中释放。形成了1月份的天量信贷规模。
(2)对未来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央政府是为了“保增长”的宏观经济目标,才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消对信贷规模的控制。在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央行不断释放的流动性使得有的国有商业银行甚至出现了“流动性泛滥”的迹象,一旦全球金融危机见底,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减小,政府又可能重拾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对冲潜在的通胀风险。因此,短期内货币政策还可能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正是出于对央行未来货币政策的不确定的担忧,使得商业银行产生了政策博弈心态,进而有了1月份商业银行“跑马圈地”,先把贷款规模做大,尽快争取市场份额、获取利润的冲动。
(3)竞争的压力和“早放款、早受益”的习惯使然。一方面,商业银行面临的竞争压力提高了其放贷积极性。首先。在国际国内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相对来说政府投资的项目风险较小,各商业银行希望能够多抢占政府项目的优质资源,因此商业银行之间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虽然政府有4万亿的投资项目,但毕竟并不一定都是优质项目,所以在“先行者得益”思想的驱使下,出于竞争的压力商业银行势必会抢先给优质项目提供贷款。其次,随着央行多次降息,商业银行主要依靠息差的盈利模式不断受到冲击,利润空间不断收窄,这也迫使商业银行不得不依靠积极放贷,不断扩大新贷规模来保利润。另一方面,“早放款、早受益”一直以来都是商业银行经营中的一条黄金定律。各商业银行信贷往往会集中在年初投放,以争取尽早取得利息收益。商业银行这种放贷模式的惯性也是造成今年1月份信贷规模激增的部分原因。
(4)地方政府潜在的压力。虽然我国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控制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在我国特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下长期形成的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之间的特殊的利益关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的信贷资源,而这些资源恰恰又是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绝对的客户群体,迫于地方政府“潜移默化”的压力。银行必须对地方经济支持的企业和项目加大信贷投放。特别是去年底,在中央政府公布了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四万亿的投资计划之后,地方政府纷纷抛出了各地配套的投资方案,有统计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公布的投资规模已经达到了18万亿。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已出现趋势性下降的情况下。商业银行自然而然的成了18万亿的地方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而年初往往是政府项目集中上马的黄金时期,1月份的信贷激增与政府项目的开工和上马不无关系。因此,地方政府的政策主导是1月份天量信贷的“催化剂”。
21月份信贷“井喷”意义
在近期经济方面接连不断的坏消息之后,1月份银行信贷的急速增长可能是经济数据方面惟一的亮点,会对宏观经济起到一定的积极信号作用,至少可以表明
而在总量中排在首位的是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票据融资,其总量高达6239亿元,占总额的38%。当前这种“疑似”企业套利行为引起的票据融资爆发式的增长,实质上只是资金在银行系统内部的资金流动,几乎对实体经济起不到任何作用。
另外,
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篇3
[关键词]印第安语强制同化唯英语运动隐形语言政策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2-0111-03
美国自建国以来,对印第安人的语言教育策略主要以“同化”为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联邦政府均通过实施相应的语言教育政策,将印第安语逐渐边缘化,从而达到维护盎格鲁一撒克逊的文化价值体系的目的。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对印第安人实施的语言强制同化政策就是此类政策的突出表现。20世纪末,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唯英语运动兴起,围绕“同化”实施的语言教育政策重回历史舞台,至今已持续近20年。
一、唯英语教育和唯英语运动的背景
(一)语言强制同化时期教育政策的背景
1887年,《道斯法案》的颁布标志着美国联邦政府对待印第安人的政策从“保留地时期”进入到了“强制同化时期”。此法案授予总统将保留地的土地分配给原印第安部落成员的权力,土地配额因成员的家庭地位和年龄而有所差异,同时委托联邦政府代为管理25年,在此期间土地所有权不得转让。接受土地分配的印第安人将授予美国公民资格。分配后剩余的土地由联邦政府拍卖,出售土地所得用于促进印第安人的教育和文明程度的提高。
通过《道斯法案》,联邦政府将印第安人从部落土地所有制中分离出来,试图改变他们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加快同化印第安人的步伐。正如法案的支持者认为,印第安人部落体制和文化传统是融入“文明社会”的障碍,保留地的取消不仅有利于扫除这一障碍,而且还有助于美国西部土地的开发。这种所谓的“双赢”政策割断了印第安人同部落之间的纽带,迫使印第安人以个体的身份接受文明的开化。
美国联邦政府除了动摇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外,还尝试用教育瓦解印第安人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印第安人各个部落的语言具有将人、部落、土地紧密联系起来的强大力量,单纯剥离土地还不足以保证部落成员以及后代进入主流文化世界,意识形态的改变更需要通过一种语言来替代另外一种语言来实现。因此,通过学校教育,用作为主流文化传播媒介的英语向印第安人灌输法律、道德等社会规则,在改良者眼中,称得上是明智之举。这一时期进行的语言强制同化政策带有浓烈的阶级色彩,表现出了对印第安文化与社会的裸的破坏。
(二)美国20世纪末的唯英语运动背景
进入20世纪,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给美国主流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从50年代至60年代,美国黑人为了反对种族歧视,发起了争取民利的群众运动。由于民权运动的推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及其他族裔争取权利的斗争纷纷兴起,这些社会运动体现了新时期美国社会的民主需求,并且使少数族裔的言语权利得到社会认可,促进了双语教育的开展。
然而从80年代开始,民族自治、文化多元论遭到美国政治保守势力的排斥。1981年,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早川一会向美国国会递交的一份修宪动议――《英语语言修正案》(TheEnglishLanguageAmendment)。他提出应当在法律中增加将英语视为美国官方语言的条文。尽管这份动议并未引起议会的足够重视,但早川一会没有放弃推行英语官方化的事业。在1983年,他同反移民组织“美国移民改造联盟”(FederationforAmericanImmigrationReform)的领袖约翰・坦顿(JohnTanton)一拍即合,成立“美国英语协会”(U.S.English)。协会凭借募集的资金,游说州一级政府来组织全民公决通过确立英语为官方语言的提案。自此,英语官方化运动全面展开。
里根总统执政期间,践行了重振“美利坚传统”的承诺,在教育政策的决策方面表现出保守主义的倾向。他不但消减教育经费的开支,还否决了支持双语教育的议案0。加上双语师资匮乏等客观条件的存在,更使双语教育的处境雪上加霜。在这样的氛围中,双语教育失去了培育的土壤,进入衰落期,取而代之的是唯英语运动(即英语官方化运动)。
正如上文所述,由于当时美国社会正处在各种社会运动的冲击中,因此唯英语运动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更加复杂。政府在制定与实施语言政策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民主需求。同时,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变,反对唯英语运动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不过,在隐形语言政策的影响下,依然对印第安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二、唯英语教育和唯英语运动的内容及实施
(一)强制同化时期唯英语教育的内容及实施
蔡永良认为唯英语教育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首先,“野蛮终将被文明所征服”是唯英语教育支持者拥有的基本逻辑。根据这种逻辑,印第安人天生具有劣根性,他们的语言和文化理所应当是一种落后文明的代表,而美国人则是先进文明的化身。英语作为美国文明的载体,只有取代印第安语,才能使印第安人摆脱落后野蛮的特征。其次,唯英语教育既是语言政策也是教育政策,在美国印第安同化政策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学校为了彻底消除印第安语在儿童身上留下的印记,主张所有参与教学的主体只能讲英语,企图利用强制同化手段来消灭印第安文明。此外,唯英语教育是美国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实施的一种教育实践模式。在保留地外寄宿学校里,课程设置不仅以英语课为主,还对违反“只说英语”规章制度的学生施加严厉的非人道的惩罚,极大伤害了印第安人对母语的感情,在他们心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霾。
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印第安事务局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和政策,积极推行唯英语教育,目的是用英语来瓦解并逐步根除印第安部落文明。《1880年印第安学校规则》是第一部要求学校贯彻唯英语教育政策的法规。从此,类似的法令陆续出台,如《1884年法令》、《1887年法令》等。这些规章制度不约而同地指定英语为教会学校和政府学校教学的唯一用语,如果有学校违反此规定,政府将取消对该学校的拨款,以示惩戒。1885至1888年间担任印第安事务局局长的约翰・阿特金斯(JohnAtkins)认为,唯英语教育是使印第安人摆脱落后文明方式的有效途径。他公开表示:“用他们(印第安人)的土著语言进行教育,不仅对他们毫无用处,而且会损害(我们的)教育和文明事业。因此,决不允许印第安保留区内存在用非英语教学的学校和现象。”
除了颁布教育政策和法规外,美国联邦政府为了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先后拨款建立了保留地走读学校、保留地寄宿学校及保留地外寄宿学校。在这三类学校中,保留地外寄宿学校体现了强制同化期印第安教育机构的主要特征,为唯英语教育政策提供了实践的场所。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是理查德・亨利・普拉特(RichardHenryPratt)于1879年创办的卡莱尔印第安工业学校(CarlisleIndianIndustrialSchool)。这所学校不仅要求印第安孩子留短发,统一着装,还更换了他们的姓名,进行强硬的军事化管理。在剥光这些美洲原住民“野蛮”外衣的同时,利用“只说英语”的教育原则,不断地向他们灌输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这就是保留地外寄宿学校践行系统改造印第安文明使命所使用的手段。在学校开办的40年间(1879―1918),学校始终不渝地贯彻普拉特的教育理念,将以同化为宗旨的唯英语教育发挥到了极致。
1926至1927年,美国国会授权内政部对印第安事务展开全面调查,并于1928年发表了著名的《梅里亚姆报告》(MeriamReport)。在教育方面,经过对64所寄宿学校的调研,报告披露了印第安事务局的种种丑陋行径。这些寄宿学校在饮食、住宿、课程、医疗卫生等方面,非但没有达到标准,而且恶劣的程度令人发指。印第安儿童在这样与世隔绝的严酷学习环境中,身心备受摧残,由此暴露出对印第安人语言同化教育的伪善面孔,促使美国联邦政府重新思考并寻求政策的改革。
(二)美国20世纪末的唯英语运动中印第安语言政策的内容及实施
唯英语运动是指“排斥其他语言,独尊英语的运动,主要特征是通过立法确定英语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因此,有时也称为‘英语官方化运动’”。此项运动的理论宗旨是反对实施双语教育,同化美国大量的外来移民及本土的印第安人,以求达到统一语言的目的。
唯英语运动具有明确的行动目标。“英语唯一”仍是运动推动者们的立足点。他们的基本观点是:英语是不同背景的美国人消除隔阂的“粘合剂”;政府支持的双语教育致使当今移民更加排斥英语学习;学习英语的最佳途径就是强迫学习;少数民族领袖提倡双语主义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地位;语言多样化定会破坏美国社会和谐,引发种族冲突。从这些观点不难发现唯英语运动支持者确保美国语言一致性的决心。尽管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原住民语言法》,似乎有助于印第安语的保护和发展,但终因颁布过晚并涉及“同化”本质等原因而无法改变美国语言文化的现状。
唯英语运动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迄今为止,美国有30个州已经确立英语官方化的法律地位,而其中的26个州是受到了唯英语运动的直接影响。
唯英语运动并非直指印第安语,但毫无疑问地使它原本脆弱的处境更加岌岌可危。同其他美国移民的语言相比,印第安语具有不可再生性。美洲大陆是印第安语言和文化繁衍生息的唯一环境。一旦这里的语言生态遭到破坏,就会形成难以扭转的衰亡之势。遭受美国语言政策的打压,印第安语的数量骤然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不仅从最初的几千种减少到200多种,而且这其中有近60种的印第安语濒临灭绝,占幸存下来的印第安语的1/3。正如印第安语专家米歇尔・克劳斯(MichealKrauss)预言:“印第安语以极其惊人的速度在消失,未来60年里,所灭亡的美国原住民语言要比白人与印第安人接触以来消失的还要多。”
三、美国隐形语言政策在印第安语的衰落中扮演的角色
分析唯英语教育和唯英语运动的政治社会背景,前者的《道斯法案》为语言强制同化奠定了基础,迫使印第安人与土地分离,接受主流文化的浸染,而后者经历了更加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联邦政府反对从前实施的双语教育政策,试图使大批移民接受“美国式作风”,本土的印第安人也以少数族裔的身份位列其中。政府拨款兴建的学校作为贯彻“英语唯一”教育理念的工具,无论对于当初的印第安人还是后来的移民群体来说,都是必须接受的现实。尽管唯英语教育的支持者们从早先的改良者转化为保守者,但角色的转变只不过是他们根据时代需要进行的策略性调整,仍然无法掩饰支持单语主义的内在动机。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认为只有英语才是有利于美国国家和人民的通用语。
比较强制同化时期唯英语教育和20世纪末唯英语运动政策的内容及实施,两种语言教育都体现出了“同化”与“征服”为目的的隐形语言政策。隐形语言政策是指地方政府的法令及规定和整个国家对英语的基本态度,与其相对的显性语言政策则是由国家正式宣布的有关语言方面的法律、法令、规定、条例等。两者除了颁布法规的行政单位级别有所差异外,前者还折射出民众的意见,因此也可概括为语言文化。例如,19世纪80年代的强制同化时期,印第安事务局多次颁布的法令法规,各类学校也出台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再如,唯英语运动期间,美国州一级政府确定英语为官方语言,这均代表了美国的隐形语言政策。
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篇4
关键词:“5·12”地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市发上了历史上罕见的8.0级大地震。在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以及近期国内发生的严重雪灾,这次地震的发上无疑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又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去年防通胀、防过热“双防”背景下确立的从紧货币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现在显露微调的可能。如何打好“稳健财政从紧货币”这张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的问题成为影响今年我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经常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不时出现膨胀或紧缩缺口,只有采取权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如公开市场业务卖出债券、提高再贴现率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来抑制投资,降低总需求,从而消除膨胀缺口;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设、降低税收等来拉动经济复苏。这就是著名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相机抉择性质的,这种模式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有更大的借鉴作用。而正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的协调配合,采取不同的协调模式,才构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相机选择的主要内容。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资源大量闲置,解决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双松”政策配合模式。
(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当社会总需求极度膨胀,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和物价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货膨胀成为首要调控目标时,适宜采取“双紧”政策。
(3)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物价基本稳定,经济结构合理,但企业投资并不十分旺盛,经济也非过度繁荣,促进经济较快增长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当社会运行表现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治理“滞胀”、刺激经济成长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1]。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政策协调的历史考察
我国理论界学者关于两大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演变阶段划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从1979年到1984年。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二是从1985年到1997年。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三是从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从2004年至今。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创新和实践[2]。
三、“5·12”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目前来看,此次地震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太大冲击,但据官方数据显示此次地震灾区总人口在5000万左右,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围如此之大,在短期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宏观层面来看,首先主要是对我国控制物价不利,此次大灾将推高粮食与生猪供应紧张和价格的预期。地震可能会使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中国今年前四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点附近。4月份食品价格上涨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国第一大猪肉生产省份和第五大粮食生产省份。地震的发生,或许会使已经很高的粮食价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动,从而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造成进一步压力。其次,可能对我国今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造成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获得影响国民经济的准确数字,具体的测算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西部是我国的产粮区,这次地震对局部的影响又相当大,因此对当地的生产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灾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主要在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在抗震救灾是当前第一要务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现“普涨”关系到经济的平稳运行的意义更显突出。而流动性管理、维护物价稳定、稳定人民币升值趋势等多重调控目标已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牵制,因此抗震救灾、稳定物价的重心应主要落在财政政策身上。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加快救灾和灾后恢复,将地震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财力的前提下,对部分区域或行业实行适当的税收减免,为维持物价和经济稳定买单,这样才能把缓解货币政策的压力走出目前的瓶颈,有效控制过剩流动性等总量问题。
首先,抗震救灾是当前财政政策最需发力的领域。只有迅速调拨财力、保障物资供应和人员调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灾过程中,必须大力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财政支出,及时制定和部署灾后重建的一些税收优惠等。其次,四川拥有电力、天然气等优势资源,但这些相关企业的总部并不在本省,导致本地税收收入流向总部所在地政府。企业所得税政策应立即进行调整,将灾区企业分支机构的所得税全部留给当地政府,以增强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价上涨,特别是在防止价格上涨趋势由食品向非食品的传导中,财政政策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四川向外输出的猪肉约占全国消费的4%,地震短期内可能导致调出猪肉减少,物价水平可能会因部分商品供给的减少而抬头。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考虑在受灾地区实行区域税收优惠,这样,既可以鼓励当地企业生产自救,又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达到抑制物价上涨的目的。最后,对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可能出现的波动,财税政策也应未雨绸缪。南方雪灾和“5·12”大地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灾区重建需投入大量资金,这为增值税转型在全国推开提供了良机。增值税转型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税转型将大大降低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升级的投入成本。
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结合部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首先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筹集财政资金[6]。因此,针对目前举国全力抗震救灾的形势,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财政增发国债,用于地震灾区灾民安置和重建。近几年,中央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为20.9%。2008年,中央财政减少了赤字规模,赤字率将下降至0.7%[4]。中央财政第一季度收入实际增长远高出年度预算增长,目前赤字率和债务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财政状况良好,不仅可动用财力充裕,而且有较大的减税和发债空间。其次,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债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公开市场业务交易不仅可以改变货币数量,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金融当局未来政策之预期,故可以双管齐下,影响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将利率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目标。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已经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并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
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另一个方面,中央财政与央行相关政策相配合,应为救灾和灾后重建贷款提供利息补贴,分担灾区金融机构风险,鼓励灾区金融机构放贷。可以选择的一项政策是降低灾区金融机构营业税税率。中国现行税收政策,对金融机构征收5%的营业税,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税负明显偏重[7]。给与地震灾区金融机构降低营业税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支持灾区融机构积极参与救灾和重建,也为下一步营业税改革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1]邓子基.财政与宏观调控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54.
[2]邓子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当代财经,2006,(1).
[3]新华网.震灾引发经济运行三大焦点问题强震难撼从紧政策[eb/ol].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5/15/content_
8174242.htm.
[4]财经网.“经济震波”加大财税政策力度支持救灾[eb/ol]..cn/20080519/63589.shtml.
[5]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69.
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篇5
关键词:经济波动;货币政策;股票市场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纵观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运行情况,在各种反映宏观经济指标都良好的情况下,经济却出现了大幅波动。究其根源,波动的主要成因不是宏观经济指标的波动,而是金融市场,特别是股指的大幅变动。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对股市的冲击效应成为金融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新方向,特别是在经济波动处于繁荣期拐点及衰退过程接近复苏来临的拐点时,国家采取的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产生的影响效应十分显著,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正负效应已成为当今关注的重点问题。
本文首先分析了经济波动过程中不同阶段我国货币政策的特征以及股票市场的表现,在此基础上,搜集数据重点探讨了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如存款准备金率、国币供应量等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效应。
一、经济波动过程中不同阶段我国货币政策的特征以及股票市场的表现
(一)先紧后松的货币政策与股市的表现
1993年,由于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使得中国经济出现过热。1993年的增速竟然达到58.6%,远超往年。经济增长过快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不稳定因素。1994年通胀上升至两位数,达到24%,而经济增长率由13.2%一路逐年下降至1999年的7.6%。1994年开始执行提高利率、增加税收的“双紧”配合。在“双紧”配合下极力化解通胀,给经济退烧。财政政策方面注重调控消费税、增值税,合理减小财政支出,大量发行国债;货币政策通过控制信贷规模,存贷款基准利率消除居高不下的通胀。1995年利率上调至最高点,而股票市场则在1994年的325点见底,经过1995年的波动,至1996年初的512点构筑双底。1996年采取的降息政策引导了储蓄资金流向股票市场,上证指数有年初的512点上升至1996年底的1258点,形成拐点,治理通胀显效,实现了储蓄转化为投资,并最终顺利实现了软着陆。努力三年后,1996年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到9.6%,通货膨胀率也被降低到6.1%;1997年进一步巩固了“软着陆”的成果,实现了经济增长的“高增长、低通胀”。
经济经过一轮调整后,1996―1999年股票市场新的投资带来了经济可持续增长。尽管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了外贸出口,但国内加大改革力度,从而避免了通货紧缩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股市的表现
1999年以来,中央政府实施“双松”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是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多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取消贷款限额,逐步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财政政策方面,积极大力发行国债;扩大实施财政赤字政策。这次调整力度比较温和,没有导致大幅经济波动。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上积极的财政政策,宏观经济逐年向好,从1999年低点7.6%开始GDP增长率逐年上升。上证指数也结束盘整状态,从1999年5月17日至2001年,股指从1047点上涨到2245点。
(三)灵活稳健的货币政策与股市的表现
2001―2005年,货币政策处于灵活稳健期模式,伴随着实体经济的增长,通胀有所上升。为了支持这阶段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这一阶段实施了汇改,推动出口大幅增长,引导消费与实体经济投资。股票市场主动进入调整回落期,上证指数从2001年的2245点下降至2005年的998点,抑制了股市泡沫。
承接2003年发展势头,2004年经济仍然保持快速增长。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于是在总体上采取了稳中偏紧的调控方式。通过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基准利率、等手段灵活又适当地控制银行信贷规模与速度。从GDP和CPI指标来看,这次调控达到了预期目标。保持了物价水平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也逐渐下降;工业产品结构调整逐步取得新进展。
(四)稳健从紧转化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股市的表现
2005―2007年,在全球量化宽松的背景下,以及我国实体经济增速加快,出口收兑外汇投放了大量货币,促使我国M2大幅增加,股市大幅上涨,达到6124点,泡沫过大,经济呈现过热现象。为治理通胀,采取了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同时也受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我国大量外汇遭受损失,经济波动处于繁荣转折的回落期。由于M2开始收缩,2007年上半年,股票市场上升乏力,由6124点下跌至1664点。
M2的减少不能支持股市继续上扬,一般而言,我国货币政策变化主要是从货币供应量M2的增减中看到松紧现象。M2总量总是领先于股票市场的回落而拐头,也总是领先于股市的见底而上升。2008年,为避免经济危机,在1664点处,宽松的货币政策,4万亿注资拯救经济,为股市回暖带来资金的推动,形成了上证指数3478点的反弹行情。
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篇6
营改增是指原缴纳营业税的应税项目改成缴纳增值税,增值税只对产品、服务或者劳务等增值部分纳税,避免了重复纳税的环节、简化流程、提高税务部门执行效能、是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做出的重要决策之一。营改增政策实施目的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减轻企业负税,加快技术改革的步伐、尤其是科技型企业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产业和消费升级、培育新技术、新动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营改增”背景下给软件企业带来的影响
(一)正面影响
从正面影响角度而言,随着“营改增”政策的全面落实,有效改善了以往重复纳税的问题,增加企业利润,促进企业发展。软件企业的客户群体如果大部分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则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的服务发票所含增值税金可以抵扣,就可进一步节省企业的税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利润。在以往的税务机制的作用下,大多数软件企业受到税制相关标准的影响,需要全额纳税,因为以往没有抵扣环节,使得软件企业税负较高,运营成本随之提升,并会出现重复纳税现象出现,给软件企业今后发展带来制约。然而,随着“营改增”政策落实,能够有效防止上述问题的产生,软件企业可以在享有抵扣优惠的同时,还能实现自身效益的提升,在给客户提供服务过程中,可以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企业所节约的资金,可以用来投入到技术研发、加强客户服务、提升员工薪资福利等方面,从而给企业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推动软件企业的长远发展。
(二)负面影响
1、经济影响
在“营改增”政策作用下,软件企业需要具备充足的客户,给其今后发展提供支撑。软件企业在和客户合作的过程中,在合同方面没有包含“营改增”有关内容。从理论角度来说,“营改增”可以减少双方运营成本投放,然而假设软件企业在开展某项技术服务交易时,软件企业故意将交易价格进行提升,将会使得客户自身利益受到损害。这种现象将会造成双方盲目性,进而给双方今后合作以及发展带来不利影响。2、抵扣影响受到“营改增”政策的影响,软件企业进项税额抵扣的范围稍窄。软件企业支出成本主要是人工成本,约占收入50%-70%左右,只能全额计入成本。软件企业发展主要依靠于新产品以及新技术的研发和营销,但是在进行新产品以及新技术研发过程中,需要具备充足的专业人才来支持。因此,从整体角度来说,软件企业需要投放大量的成本用于人才培育、引进。但是在这些成本中,将不能获取抵扣优惠。软件企业在运营过程中,这部分成本无法享有抵扣优惠政策,进而给其今后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
三、“营改增”背景下软件企业税收筹划对策
S企业为某软件企业,成立于2011年,该企业经营范围包含了计算机软件、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等。随着企业发展逐渐稳定,其研发产品遍布全国,并且和我国多家企业建立良好的业务往来关系,有着完备的技术、销售、研发等产业链接。随着税务体系的全面改革,这给企业税务、管理等方面带来了影响,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必将会制约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该企业通过结合当前税务改革政策,加大了“营改增”政策对其影响的探究力度,结合探究结果,科学设定税收筹划方案,给企业整体税务水平提升提供了条件,具体对策如下:
(一)加强税务风险把控
税收筹划对于软件企业而言,自身含有一定的繁琐性和系统性。在税收政策变化频繁这种背景下,S企业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积极与当地税务部门联系、维持良好的关系,密切关注相关政策变动。如获取变动信息,结合新政策,对比变动内容较之前企业税务筹划方案,根据差异,第一时间对税务方案及时调整和优化,及时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提升税务筹划的合理性,以此给企业创造更好的效益。在全面落实“营改增”政策以后,企业在和供应厂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过程中,需要根据相关标准签署对应的合同,获取由供应厂家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过程中,需要对开据时间、内容加以确定,并且结合发票时间制定对应的标准。为了实现软件企业税收筹划的合理性和规范性,还要做好专用发票管理工作、进项发票认证管理,减少税务风险出现,以此促进软件企业健康发展。此外,为了减少企业整体税负,还要从进项环节、销售环节等环节入手,做好节税工作。例如涉及混合销售,含硬件、软件、技术开发服务、普通售后服务,签署合同按业类别填写服务内容,财务根据不同类别按标准税率开具发票,避免因不能分别核算,按从高计税增加企业税收负担。
(二)完善企业经营体系
在“营改增”背景作用下,S企业可以根据该背景要求,结合自身发展特性,构建规范的内部税收筹划管理体系,让企业税收筹划工作可以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以此防止个别环节存在的问题。完善的企业运营体系,需要把企业真实运营状况当作主体,在实施税收筹划工作之前,做好相关人员培训工作,优化培训体系,让企业可以在税收筹划环节中实现充分交流和探讨,营造良好的税收筹划环境,保证企业税收筹划工作顺利开展。通过企业运营体系的影响和规范,才能让企业税收筹划实现科学化和合理化,以此提升软件企业发展水平。
(三)做好税收筹划细节管控工作
S企业在落实税收筹划工作时,需要给予各个环节充分重视,特别是在“营改增”政策全面落实背景下,做到细节取胜。软件企业不仅注重日常核算细节,同时还要做好财务核算细节的把控工作,明确税务处理和会计处理之间的差距,防止把资本性支出转变成运营性支出,同时确定软件企业各项成本支出范畴,在具体操作环节中,不可以把会务成本、差旅成本等内容纳入到业务招待成本中。只有做好税收筹划各个细节的把控工作,才能迎合我国税务改革需求。由于软件企业自身含有一定的知识密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因此在开展税收筹划工作时,更需要加强各个细节把控,以此防止给企业后续工作落实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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