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研究现状篇1

据中原市场研究部统计数据显示，9月前26天，全国主要的54个城市楼市住宅总签约为210228套。比8月同期的222006套下调了5.3%，成为最近4个月同期的最低点，低于7月同期的232041套。在54个城市中，有29个城市成交量有不同程度下调，下调超过10%的城市有21个。九月楼市表现平平，业内人士分析称，主要是开发商降价动力不足，政策压力上升，导致市场有限需求减少。

送走“金九”，迎来“银十”，多地开发商加快了楼盘入市速度。搜房网数据监控中心统计显示：10月份，深圳六区预计将有24个住宅项目开盘或加推，环比9月预开盘总量上涨约26.3%；北京新建商品住宅预计开盘共计49个项目，环比9月上涨19.51%；在天津，有64个项目预计开盘，数量环比增加48.84%。

开发商对“银十”仍有期待，但市场成交能不能回暖，还要看购房者的回应。专家普遍预测，调控政策并未放松，购房者的观望心态也没有大的变化。10月，市场将延续上月的平稳态势，在成交量和成交均价上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北京一二手房齐下滑

据北京住建委网站最新统计数据显示，9月北京新建住宅签约11030套，同比8月的14525套下降了24%，也是最近4个月来的成交低点。二手房方面，9月全月北京二手房住宅签约12580套，而在8月为14286套，环比下降12%。这一成交量是最近5个月的最低点，与5月份成交量基本持平。同比2011年9月则上涨了43.8%。新房和二手房市场成交量双双下跌，传说中的“金九”正式宣告破产。

北京中原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认为，供应量未明显增加是导致“金九”成色不足的重要原因。8月中下旬出现的供应量减少，使9月上半月签约明显减少。在9月初，北京可售库存跌到了7.7万套，相比3月底减少1万多套。虽然最近预售项目增加，但因签约周期影响，供应量增加未在9月完全体现。同时，开发商“以价换量”基本结束，之前热销的项目折扣减少，购房者开始犹豫，也影响了签约量。

成交量连续下滑，开发商开始改变定价策略。多家研究机构报告称，10月计划上市的新盘更多采取了价格“维稳”策略。同策咨询研究中心总监张宏伟指出，楼市调控政策微调仍然是大趋势。限购与限贷本质上并没有松动或者取消，去投资化楼市调控政策还在执行，整体市场均价仍然会保持相对稳定状态。

海南成交环比量价齐跌

海南楼市“金九”落空。据海南省住宅与房地产信息网公布数据：9月海南新建商品住宅成交总量为4055套，环比8月份减少5.72%；11个重点区域中海口、琼海、三亚分居海南楼市签约套数的前三名。其中，海口单个城市的成交量就占据了全省成交量的半壁江山，以2038套商品住宅成交量稳居海南楼市交易首位，环比8月减少了20.05%。

成交均价方面，9月海南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8755.10元/平方米，环比下跌10.04%。11个重点区域中，就有7个市县新房均价环比下跌。其中，海口、定安以及万宁三地，房价环比下跌幅度超过10%。而三亚、陵水两地则仍以破2万的成交均价领跑海南，两地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分别为23633.30元/平方米及21309.50元/平方米。

海南楼市量价齐跌的现象表明购房需求提前透支，开发商降价动力亦不足，买卖双方均显得后继乏力，整个市场或将陷入又一轮博弈期。不过，开发商们对“银十”的心理预期正在不断增强，预计随着被抑制刚需的释放和海南楼市真正旺季的到来，成交量也会逐渐回升。

上海均价跌回22000元

9月下半月成交虽有所回升，但并未扭转上海楼市整体颓势，“金九”成色依然不足。据上海永庆房屋研展部统计，9月一手住宅成交6720套，环比8月成交量仅仅增长4.1%，增长并不明显；成交均价方面则下跌4.2%，回到22000元/平方米以下水平。

中房信分析师杨晨青分析称，传统旺季，成交未能明显上涨，从买卖双方分析原因，首先今年年中出现的成交高位在消耗了不少市场购买力的同时，也使得开发商手中符合市场刚需取向的项目数量减少；其次，随着开发商在资金和业绩方面的压力放缓，价格上具备竞争力的楼盘数量也逐步减少。再者，近几年楼市“政策市”的迹象更加突出，而季节性因素已明显弱化。

双减政策研究现状篇2

一、欧元区债务危机的现状

有的学者指出，目前关于欧债危机存在六大错误认知。第一，将实现经济增长等同于根本上解决债务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相互关联，债务危机是造成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但经济增长需依赖市场改革，其目标达成时间会比债务危机持续期更长。第二，认为建立财政联盟即可解决欧债危机。真正意义上的财政联盟包含财政转移支付，其实现难度很大，不可能作为解决欧债危机的前提条件。第三，视单个国家退出欧元区为欧元崩溃，但只有当其他成员国都放弃捍卫欧元时它才会崩溃。第四，将经济衰退与紧缩政策挂钩，而目前的危机恰恰是重债国之前急剧扩张的财政预算赤字所引发的。第五，将高福利制度与欧债危机挂钩。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早已存在，导致债务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税收收入下降和政府融资出现问题。第六，将德国救助危机的实际行动与法德在欧债危机救助理念上的分歧混为一谈。德国不愿意承担危机救助成本并不意味着德国不发挥领导作用。在财政契约和紧缩法案签订之后，德国向欧元区央行注资并推动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和直接货币交易（OMT），与法国的共识也在增多。

有的学者认为，欧盟目前解决债务危机的压力巨大，欧盟各国领导人在经济治理、结构改革和金融领域等方面缺乏共识，严重压缩了解决欧债危机的政治空间。欧盟目前的现状是银行业功能失调，17个国家青年失业率高于25%以及增长前景黯淡，德国贸易盈余和重债国降低债务比例之间存在矛盾，同时一体化与分裂趋势并存。目前所采取的救助措施未能实现社会和政治上的可持续性，欧元区经济可能将面临5—10年的调整期。

还有学者指出，欧债危机的关键是重债国没有自己的货币，无法通过货币贬值重拾竞争力并解决债务失衡问题。欧元区目前的重大经济失衡有多方面原因：欧元的诞生在竞争力较低（“”）国家造成重大失衡；欧元区成员国无法选择退出；宏观经济失衡监督体系失效；欧元区内部经济失衡的后果要远比一国内部不同地区发展不均衡状况严重得多。有四个关键因素影响债务危机，即竞争力、债务失衡、财政稳固和增长。债务国必须打破财政赤字—紧缩—衰退—财政赤字的恶性循环，应考虑重新规划削减赤字时间表和在欧盟内部扩大消费的政策。没有增长就无法实现削减赤字，重债国需要恢复信心，提高竞争力，但其所需的消费动力更多地依赖于外部需求。

还有学者指出，欧元区银行业稳定与竞争力提升对促进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综合考虑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危机爆发前欧元区各国的国际收支基本上处于平衡状态，但随着欧元区政府债务与银行业资本充足双重危机的叠加出现，大量私人资本流出南欧重债国，引发这些国家的流动性和债务危机。因此，应努力提高欧盟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确保银行这一货币政策主要传导渠道恢复顺畅运行，进一步改善欧元区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充足率。

二、欧元区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有的学者提出欧元区未来发展的四种可能。第一，勉强维系：危机的影响可能减小，但欧元区成员国债务问题、融资缺口和相互之间竞争力失衡并存的局面将延续，欧盟各国将长期面临增长乏力和失业率高企的挑战。第二，分裂：各成员国央行重新掌控主导权，分裂主义成为欧洲主流思潮，失业率上升，经济衰退。第三，以核心国为主导的欧洲：部分成员国将实现财政联盟和银行业联盟，金融稳定获得保障，但欧洲核心国家和国家之间竞争力差距日益扩大，欧元区宏观经济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第四，充分一体化的欧洲：欧债危机成为推动欧盟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动力，实现债务、增长和财政的共同管理，商业银行和个别成员国破产的蔓延风险大为降低，同时各成员国公民日益关注欧盟层面政治议题，积极参与欧盟事务决策进程，从而达成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当然，欧元区经济与欧债危机的现实状况都更为复杂，因而实践中可能出现上述几种可能的混合模式。

有的学者从债务和增长的角度提出四个基本政策选项：即破产抑或重组；通过削减开支减少债务；债权人购买更多债券；通胀。其中破产会带来新的金融危机；削减开支会使重债国面临收入减少、经济停滞以及失业率上升的状况，改善财务状况将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债权国增加支出才是走出债务和增长困境的途径。特别是德国应增加投资，如果私人投资不足，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否则，重债国破产最终会危及德国作为债权人的利益。重债国政府应提高对富人的税赋。而希腊则应获准暂时离开共同市场，开征进口税，以增加收入来源。在欧盟层面，所倡议的财政联盟应致力于实现税收联合征管、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及建立欧盟统一的失业保险制度。

还有学者探讨了欧元区经济治理制度的发展进程。短期来看主要体现为救助机制的建立，从临时性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和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到常设性的欧洲稳定机制，而欧洲央行也逐步从“救火队员”向“终结者”转变，通过利率调控、与主要货币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证券市场项目（SMP）、LTRO以及OMT等措施来为市场注入流动性。中期则表现为财政纪律的确立。一方面通过2011年12月制定的一系列法规强化财政金融纪律，其中包括5项欧盟条例和1项欧盟指令，旨在增强经济和预算政策协调及对欧盟整体和欧元区经济财政政策的监督。另一方面则建立了名为“欧洲学期”的财政监督和指导机制，包括对欧盟或欧元区的政策指导及对特定国家政策的监督。从长期看需着眼于提升竞争力，主要包括建立欧盟单一金融监管体系、促进财政整顿、改善长期竞争力以及提升经济一体化和社会和谐度。然而，欧盟在推动区域经济治理制度发展过程中还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包括核心国家和国家竞争力差距加大，现有财政紧缩计划的落实及其与促进增长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多速增长欧洲与多层次欧洲所引发的欧洲认同及凝聚力问题，等。

三、新兴市场国家的应对

（一）对新兴市场经济的影响和冲击

有的学者认为，欧债危机具有全球溢出效应，其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渠道包括资本流动、海外汇款、大宗商品价格和贸易等。即使美欧都走出债务危机，危机前的全球经济发展环境也不可能再现。发展中国家需要重新思考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和模式，重新规划经济发展政策，减少对发达经济体市场和资本的依赖。也有学者指出，债务危机的解决关键在欧元区自身而非外部因素。欧盟已采取一系列关键性措施，危机正在缓慢消退。这些措施包括欧元区央行的直接货币交易、单一监管机制、推动银行业联盟、迈向财政联盟以及加强政策协调等。新兴市场国家完全可根据其自身利益判断是否以及如何参与解决危机。欧债危机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贸易、资本流动和稳定增长三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可在金融稳定、经济复苏、全球需求等三方面作出贡献。拥有财富基金或类似机构的国家可以考虑购买欧洲稳定机制（ESM）和欧元区国家债券，但这一决定应基于是否存在合理获利空间，而非单纯救助欧债危机的考虑。还有学者对欧债危机的溢出效应进行了量化分析，并特别指出在贸易外溢效应方面，通过比较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的贸易数据，可以看到欧债危机对主要新兴经济体在贸易方面产生的不同影响，按不同国家分别约为巴西0.2%、印度尼西亚0.3%、中国0.5%、印度0.5%、俄罗斯0.7%以及南非0.8%。

（二）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有的学者认为，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面临新的政治经济学议题，包括双轨道发展模式即贸易一体化与货币金融一体化的相互分离。当前贸易一体化很大程度上超前于贸易金融一体化，与之前的一体化进程形成鲜明对比。同时自贸区谈判网络重叠现象日益明显，亚洲地区存在多个自贸区谈判进程，包括区域综合性经济伙伴关系（RCEP）、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TPP）、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等等。这提高了各国的管理成本，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一体化面临的心理和物质障碍。亚洲一体化的最终目标目前还不明确，无法确定是仅建成自贸区还是建立类似欧盟的共同体，或是形成更高级的货币联盟、社会文化融合甚至政治一体化。同时，欧债危机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亚洲一体化的步伐，亚洲各国在密切关注欧元区的发展。目前亚洲一体化的步伐已开始放缓，这当然包含不同自贸区谈判进程的相互竞争，特别是TPP与RCEP，中国和日本等亚洲主要经济体的立场和态度都会受到这种竞争的影响。欧债危机也对亚洲一体化的最终愿景产生冲击，亚洲各国政府开始反思究竟在经济、货币及金融方面需要何种程度的一体化。

双减政策研究现状篇3

【关键词】新能源；国际合作；合作路径

一、引言

目前国内新能源国际合作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我国开展新能源产业国际合作的必要性研究。大多数学者从新能源产业本身的特性、我国的基本国情、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基本达成了共识。实际上，为满足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提供充足、清洁的能源服务已经是我国能源战略的基本出发点之一（杨丹辉，2001①）。

二是我国新能源产业开展国际合作的现状及问题研究。学者们从各自的角度对我国新能源产业国际合作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论述，有的学者总结了我国在某一或某几个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项目，有的学者以省份为单位总结了某个或某几个省份的新能源国际合作项目，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更大范围的自然资源领域的国际合作，并指出新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同样属于这个范畴。

三是我国新能源产业开展国际合作的对策建议研究。宏观层面，提高国家地位，增强国际合作中的话语权，（王静，2010②）在新能源国际合作的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是很多学者的主张。也有学者从能源安全的角度提出国际合作的对策建议。中观层面，中国已经成立“中国再生能源回收利用协会”和“再生资源国际合作专业委员会”，在其指导下，推进研发合作，消除市场化障碍，建立绿色证书交易体系是学者们普遍认可的三个方向。微观层面，目前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正在牵头组织制定有关新能源产业振兴的规划，财政部将会出台十大具体措施助力新能源产业发展，很多学者也从各个具体产业或者就中观层面的某一个方向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总体来看，我国新能源产业国际合作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近几年这方面的研究有所增加，但是研究思路和方法仍显单一，本文立足新能源产业国际合作的现状，试图以新能源产业国际合作路径为逻辑起点，将合作路径研究引入新能源产业。

二、中国参与新能源国际合作的问题

1.国际合作仍处于较低层次的不对等合作阶段

近年来，国际大企业加大了对我国风能和太阳能等新能源的投入，是因为我国巨大的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具有巨大吸引力，但缺乏相应的专业技术、建设资金和管理经验，国际大企业在此基础上进行国际合作，以便迅速切入中国市场、加快跨国经营步伐、占领国际市场份额。但在这种国际合作中，我国相关企业并不能获得核心技术，而由于技术的相对落后，目前先进设备和技术的供应仍是他们进入我国市场的筹码，我国虽已积累了不少生产和经营经验，但国际合作仍然属于较低层次的不对等合作。③

2.新能源领域市场化程度较低

我国仍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各行业的市场化程度参差不齐。鉴于能源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国家对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干预较多，致使这一领域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能源管理的政府部门较分散，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职能交叉，加之农业部、水力部、科技部、环保局、原核工业部、电力部、林业部等部门的介入，使不少对外合作项目中出现了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现象，影响了项目的进展和效益；④另一方面，在新能源发展中，除了上述的多头管理问题之外，政府尽管制定了长远规划，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新能源利用尚未形成统一、完整的激励政策体系、产品质量标准及质量监测系统，致使各地区各自为政，受地方保护的劣质产品干扰了市场秩序，给外国新能源企业在我国的商业化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3.国内配套资金不足

国际合作项目往往需要国内配套资金的支持。在我国新能源与环保领域实施的部分国际合作项目中，却出现了由于国内配套资金不到位或国内外融资渠道之间缺乏衔接而导致项目落实困难、偿贷周期拖延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中西部地区尤为突出。尽管西部地区对新能源开发和环境治理的技术、资金需求迫切，但配套资金不足和偿债能力有限等因素制约了西部地方政府和企业获取各类国际合作项目的机会，这无疑不利于我国利用外资的地区结构调整以及新能源产业的平衡发展。

4.国有企业参与国际合作偏少

由于我国新能源起步晚、规模小、技术不成熟、市场风险大、国家政策不完善等不利因素，国有企业在新能源方面国际合作偏少。民营企业主导了太阳能光电板、其他太阳能热利用设备、大型风机及高科技生物质能等新能源领域的生产。但拥有传统的人才培养体系、雄厚的资金和技术研发优势的国企的缺席使得我国新能源产业缺少龙头企业，增加了核心技术研发和普及的困难；⑤同时，民营企业过多的吸收国外资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能源安全战略。

三、中国参与新能源国际合作的路径

由于新能源使用的关键是有充足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对庞大的新能源资源进行开发，因此中国的主要合作对象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新能源领域形成了资金和技术的供需互补关系，属于典型的互补型合作。

1.以清洁发展机制为主要平台的全球合作路径

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CDM）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各缔约方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分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责任而在《京都议定书》中所设立的三个灵活机制之一，其内容简单地说就是允许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和企业通过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项目的投资和技术合作来提升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能力，同时发展中国家可以出售“经证实的减排量”来抵消发达国家的一部分减排指标。自2002年设立第一个CDM项目到2007年，中国的登记数已达114个，居世界第二，到2009年3月更达492个，超过印度（409个）而跃居世界第一位。

由于CDM是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机制，因此，其主要内容就是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新能源开发的能力。中国在《京都议定书》2008-2012年第一承诺期CDM的潜力资金在4亿-10亿美元之间。⑥以CDM为平台的新能源国际合作不仅帮助中国引进了大量资金，提升了企业开发新能源的能力，而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与发展经济之间的矛盾，从而也有助于缓解在减排问题上中国与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矛盾。

2.以欧美日为主要对象的双边合作路径

总体来看，中国与美欧日的新能源合作已广泛存在于彼此建立的成熟的合作机制当中，而且近年在合作议题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形成了首脑会谈确立战略框架，职能部门提供政策支持，地方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具体落实的全方位合作态势。⑦

目前中欧能源合作的最高级别会晤是始于1994年由中国科技部和欧盟委员会能源交通总司共同举办的中欧能源合作大会。在此框架下，中国与欧盟于2002年建立了“能源与环境项目”，时间持续至2009年底，项目设置了四个合作领域，其中之一就是增加新能源的使用。2005年中欧又签署了《欧盟-中国气候变化战略伙伴协议》，合作重点就是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双方同时还发表了《中国和欧盟气候变化联合宣言》，建立了气候变化双边伙伴关系，双方商定的技术合作重要领域之一也是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另外，中国近年还与欧盟主要成员国建立和签署了一系列直接或间接涉及新能源合作的对话机制与协议。中国与英国于2006年签署了《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英国贸易投资总署关于成立中英能源工作组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在已有能源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能源全面合作机制，将合作领域由天然气、电力扩大到整个能源行业，着力加强能源政策、开发新能源、节能技术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2007年11月和2008年1月，中国先后与法、英签署了相关方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其中都将加强新能源的资金和技术合作列为重点合作领域。

中美之间的新能源合作在两国建交初期的能源合作中就已经存在，进入21世纪，中美新能源合作进一步加强，先是2000年4月中国科技部与美国能源部续签了《中美能源效率和新能源科技合作协定》，然后是2001年8月在北京举办了“中美清洁能源技术论坛”，接着2004年4月两国签署了《双边能源政策对话谅解备忘录》，从而使中美双方探讨新能源合作拥有了一个新的机制化平台。2006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为两国新能源合作提供了又一个全新平台，双方在第一次对话期间就签署了《能效与新能源合作议定书》。

在2008年底召开的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双方又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框架》和《关于建立绿色合作伙伴关系的意向书》，其中就包括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与美国未来能源控股公司以及中国唐山市曹妃甸新区与美国浮海风电有限公司结成伙伴共同开发清洁能源发电和风能的合作项目。⑧

中日之间的新能源合作也由来已久，如两国1998年就开始在中国新疆进行了太阳能发电合作。2007年4月，总理访日期间在确认双方将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互惠关系”的同时，特别强调中日应在新能源领域加强合作，双方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合作的联合声明》。同年12月，中国广东省政府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联合主办了以“节能减排、合作发展”为主题的中日节能环保合作论坛，共同探讨双方在节能环保方面开展合作的新途径。同月，两国科技部门又签订了《中日关于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科技合作联合声明》，商定加强双方在包括新能源方面的技术合作以提升两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2008年5月主席访日期间与福田康夫首相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为双方新能源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在此基础上，两国发表了《中日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其中商定技术合作的第一个重点领域就是“节能、提高能效和新能源”。

四、结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通过国际合作加快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一个基本思路。通过近十年的探索，我国参与新能源产业的国际合作路径已经基本成型，近年来，我国既充分利用了以清洁发展机制为主要平台的全球合作路径，又与欧美日等国家签署和展开了一系列的双边合作。

但是要充分认识到，虽然近年来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合作路径和模式已经基本清晰，合作项目不断增加，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却在合作过程中始终无法获得发达国家的核心技术。这导致我国的新能源产业虽然已有世界第一的投资规模，却仍然处于较低层次的水平上。由此可见，如果中国想在新能源这一全新的国际竞争领域获得主动权，除了立足于自主研发以外，在国际合作方面，还必须加强纵深性，即由设备转移的低端合作向掌握核心技术的高端合作发展。当前，在合作路径已经搭建好的的情况下，加强新能源产业的纵深合作是较之拓宽合作领域而言更需要被提倡的合作思路。

注释：

①杨丹辉.能源与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对策[J].国际经济合作,2001(8):26-27.

②王静.绝对收益还是相对收益――试析国家地位对国际合作的影响[J].理论界,2010(10):

196-197.

③冯天天.中国新能源国际合作项目问题研究[J].网络财富,2010(7):70-71.

④杨丹辉.能源与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对策[J].国际经济合作,2001(8):26-27.

⑤夏义善.中国国际能源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5:169-180.

⑥唐更克,何秀珍,本约朗.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合作国际协议的立场与挑战[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8):38.

⑦康晓.中国开展新能源国际合作的途径与问题[J].现代国际关系,2009(6):45.

双减政策研究现状篇4

关键词：加速折旧法；双倍余额递减法；税收；财政

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概述

在过去的政策条文中，企业所得税法中计算固定资产折旧虽然允许使用加速折旧法，但有着严格的使用限制，只有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或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可以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因此，企业基本上都采用直线法进行折旧。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呈现出增速放缓的新常态，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为提高企业设备投资、更新改造及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促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我国逐步放宽企业所得税计算中采用加速折旧法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的适用条件，这实际上是一种税收优惠政策。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财税[2014]75号文，即《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规定，一是对所有行业企业2014年1月1日后新购进用于研发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不超过1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税前扣除；超过100万元的，可按60%比例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双倍余额递减等方法加速折旧。二是对所有行业企业持有的单位价值不超过5000元的固定资产，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税前扣除。三是对生物药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企业2014年1月1日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包括自行建造），允许按不低于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折旧年限的60%缩短折旧年限，或选择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进行加速折旧。

随后出台的财税[2015]106号文，即《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再放宽了对轻工、纺织、机械、汽车等四个领域重点行业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使用条件，对这些行业的小型微利企业2015年1月1日后新购进的研发和生产经营共用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不超过1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单位价值超过100万元的，可由企业选择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二、采用加速折旧法对企业税收的影响

固定资产折旧有直线法和加速折旧法两种。直线法又称年限平均法，是每期将固定资产的应计折旧额均衡地分摊到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寿命内的方法。加速折旧法包括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其特点是在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内，前期折旧较多，越往后折旧越少。采取不同的折旧方法会影响企业每期的成本费用和损益核算，在折旧费用可以税前抵扣的前提下，会影响企业的所得税税负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分布，进而对企业的长期投资、融资决策产生影响。

现以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进行分析，其2015年固定资产账面价值49140万元，假设的剩余使用年限10年，所得税率25%，分别计算直线法和加速折旧法（以双倍余额递减法为例）下固定资产折旧抵减的所得税额，以及在10%的折现率下抵减所得税额的现值。

根据表1，从固定资产的整个周期来看，使用加速折旧法和直线法抵减的所得税总额在绝对数量上是相等的，均为12285万元。不同的是，在固定资产使用的前期，企业用加速折旧法计算的折旧额可以在税前加速扣除，使固定资产成本在使用期限内更快得到补偿。虽然企业前期账面上的利润被削减，但企业能相应少缴纳所得税，事实上增加了可用的现金流，因此产生延期纳税的效果。而在后期则要多缴所得税以偿还这笔延期税款。

若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即现在的资金比将来的等额资金更值钱的原理，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的总纳税额现值将比直线法下的总纳税额现值少了8383-7549=835万元。加速折旧法减轻了企业投资初期的税收负担，相当于增加了一笔流动资金，而在固定资产到达报废年限之前，这笔资金可视为积累起来的用于固定资产更新的准备金，作为企业的资金来源用于企业的再投资和再生产，只要经营得当，就能提高设备周转率和资金使用报酬率，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三、采用加速折旧法对国家财政的影响

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一直以来都占据很大的比重，近5年来稳定在82%-86%，企业所得税又是税收收入最大的来源，因此加速折旧法的使用会通过企业税收影响国家财政收入的数量及稳定性，为探究改变折旧方法对我国部分行业财政税收的影响程度，本文选取食品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这5个行业的所有上市公司进行研究。

样本剔除了2015年所得税费用为负的亏损企业，已知所有样本上市公司均使用直线法计提折旧，行业平均固定资产规模介于16.6%-47.6%，假设这些上市公司2016年全改用加速折旧法（以双倍余额递减法为例），以其经营状况不变为前提，根据每家企业各类固定资产2015年末净值和预计折旧年限估算每个行业折旧额的减少量，以25%的所得税率计算2016年各行业所得税收入减少总额和该减少额占2015所得税费用的比例。

根据表2，若以上5个行业上市公司全改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进行加速折旧，国家税收收入将一共减少288.4亿元，其中，固定Y产占比较大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就占据了236.8亿元，在数额上比该行业2015实际缴纳的所得税还大。如此庞大的税收流失可能导致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国家财政收入大幅缩水，引发财政赤字等经济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持续稳步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均不断提高。在2011―2015年这5年期间，我国GDP增长速率虽由10%降到6%，但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始终高于GDP增长速率。2015年，GDP总额为67.67万亿，同比增长6.4%；财政收入为15.22万亿，其增速达到8.2%。可见目前国家财政收入较为充裕，宏观上有给企业减负的财力基础，加上近几年国家对企业所得税加速折旧政策的应用是逐步放开的，企业对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也有一定的弹性，因此综合来看，加速折旧法的推广不会给国家财政带来太大压力。

纵观国民经济全局发展，若现阶段采用直线法的企业改用加速折旧法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企业可享受到延迟纳税带来的好处，可以利用因节税产生的现金流加快设备更新，进而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因此递延税项所产生的反馈作用，极有可能超过所得税收入减少造成的影响。国家前期减少的财政收入不仅能在固定资产使用后期逐步得到补偿，还可能因经济额外增长带来更加充盈的税收收入，从长远来看对产业经济稳步发展和国库资金扩充都将更加有利。

参考文献：

[1]陈睿.不同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对企业的影响[J].西部财会，2014（01）：31-33.

[2]籍凤娇.企业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合理选择[J].对外经贸，2013（07）：159-160.

双减政策研究现状篇5

[关键词]职业教育产业发展产学结合经济效益双赢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正处在教育模式的转型期,而同时我国的产业结构也正面临着调整,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需要通过与企业密切的合作,而企业的技术革新和产品升级也离不开拥有高技能人才的职业院校的技术支持,为了共同的发展,校企双方有必要也必须相互合作,实现各自的目标经济和社会目标,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本文将结合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与产业结合的现状,分析职业教育与产业双方在产学结合模式下的经济关系分析,提出以校企双赢为目标的产学结合的有效措施。

一、职业教育与产业结合的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与产业结合并不十分紧密。主要表现为大部分职业院校领导思想认识不到位,不愿走出去,请进来,没有广泛开展与企业合作办学,不愿将培养人才所得利益与企业分享,虽然有的职校已意识到校企合作的好坏关系到学校教育质量和经济效益,但仍然仅仅把产学结合作为解决学生实习的一个途径,并没有很好开展学生顶岗实习之外诸如科研服务等方面的产学结合研活动,因此校企合作范围小,仅局限于少数国有大中型国企和劳动密集型私企,大多数企业与职业院校联系甚少,没有参与校企合作,甚至也不愿意加入到合作中来,因而校企之间经济上的互动影响仅局限于很小的范围和很浅的层次上。

二、产学结合下双方的经济关系分析

从本质上说,职业院校与企业各自具有内在需求,才会有学校与产业界的合作。那么主导这个合作的结合点即是校企共有的经济利益,它涉及到企业、学校的一切活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经济学研究,就要探究教育成本如何较好地与生产成本相结合,使二者均发挥出最大功效,为职业院校和产业创造出最佳的经济效益。

1.合作双方相互促进对方经济效益的因素分析

(1)企业对学校的促进

产学结合中,企业接纳职业院校学生到企业实习,使学生获得实际工作经验,为学生毕业后就业奠定基础,职院学生获得劳动报酬,学生自身价值得到提升的同时,获得更多发展机会,拓宽了求职道路,积累工作实践经验,提高了学校的就业率。

企业对技术改造、产品升级的需求促进了教师科研工作的开展,加强了科研项目的转化力度,提高了教师科研水平和教学质量,通过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增强了学校科研能力,提高了人力资源价值,强化职校服务社会的功能,以便职业院校争取到更多的科研经费,实现自我“造血”、“输血”的功能,教师从科技合作、成果转移中取得经济补偿,而学校在获得管理等费用的同时,获得科研成果和专利收入、转让费,通过企业稳定的资金支持,在服务地方经济,帮助企业发展中提升自身价值。

企业向学校提供先进的技术装备、新工艺和资金支持,以满足学校对先进仪器设备需求,学校增加了办学资源,有效配置了智力和财力资源,也节约了设备投入,减少了教育成本支出,弥补了教学经费的不足,缓解学校因不断扩大建设而日益紧张的经费开支。

产学结合拓展职业院校办学思路,促使其自身开展生产活动,如原来没有校办企业的从无到有,自办企业服务社会,原来有校办企业的将企业做大做强,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一些校办工厂产品自产自销,其经济收入不但满足日常人员经费和实践教学费用,还能实现设备购置和维修的自给自足,大大满足了职业院校财力需求。如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与陕西德仕汽车部件(集团)有限公司、陕西康佳电子有限公司等建立校企合作关系,并通过自办实习工厂,为学生提供实习场所,为地方企业进行技术改革,研制、生产高新产品,设计、试制零器件,通过创收、为学校赢得资金收入,其收入用于改善实践教学设施增加学校经济收益。

职业院校是办学主体,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要素,通过为企业培训员工,获得经济报酬。

通过广泛与企业合作,拓展学校的社会资本,扩大学校知名度,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学生毕业后能更加有机会发展到社会较高层以上,逐步成为各大中型企业管理、技术中坚,这样的学校更易获得企业、民间、个人捐赠,从而分担教育成本,改善财务状况,增强学校办学实力,使学校经济效益越来越好。

企业利用学校教育资源对职工进行继续教育和培训,或将职工送往职业院校深造,企业接纳学生实习,优先获得高素质人才成本,所花成本低微,减少自己培训费用,获得较廉价劳动力和临时工作人员,提升了人力资源,使企业有能力生产出高质量产品,企业因此获得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人力资源。

通过“合约”,企业或委托科研,或派出工程师、技术人员与职业院校教师合作开发新产品,参与学校教学、科研活动,获得新知识,新技能,推进企业技术革新,节约出更多资金,企业优先获得学校的技术支持和服务,实现技术进步,移植创新技术和实用技术,将其转化为企业竞争力,研发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为企业带来丰厚利润,企业拥有企业新产品使用权、专利转化权,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获得产品利润收益,从市场获取更大的经济收益。

在合作科研活动中,学校与企业共建实践基地,为企业解决部分经营用地或用房,提高企业知名度,企业得到良好的社会资本。

如德国企业在与职业院校的合作中,常常将最先进设备、技术工艺无偿赠送给职校,通过职校培养出掌握高新技能的人才为企业所利用,创造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

2.合作双方相互制约对方经济效益的因素分析

产学结合是科研、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之间的互动,是知识能量与产业化人才资本转化的交易活动,在遵循校企两经济主体各自经济利益基础上实现“双赢”和互动,如果校企合作中双方的经济利益不对等,致使一方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则双方合作的动力就会消弱,合作就不可能维持,双方的经济利益都将会受到损失。主要表现有:

(1)企业不愿对职校实习学生投入,制约了合作深度,减少了双方经济收益

我国大部分企业领导思想意识不到位,他们认为企业接收学生实习,培养学生技能的同时,付给学生劳动报酬,承担学生生产的残废品费用,这些大笔的培训费用加大了生产成本支出,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从经济上不划算,在不能保证所培养学生毕业后能继续为本企业服务的情况下,企业一般不会有较多的经济投入,对产品技术含量不高的企业更是如此,他们对高技能人才并不是十分渴求,他们认为高技能人才带来的经济增收与顶岗实习过程中付出的培养成本相比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因此许多企业只顾及眼前利益,在产学结合中只是让顶岗实习的学生在生产线做简单重复劳动,企业在培养学生、提高技能上所花甚少,而从学生这个廉价劳动力身上所得甚多,学校因学生技能、培养质量得不到提高而影响了学校声誉和招生数量,进而引起学校经济收入的减少,于是减少或终止与企业合作培养关系,最终校企均失去经济增长的机会,两方“双输”。

(2)职校的科研能力限制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程度,影响了双方经济增长

职业院校的设备相对陈旧,跟不上市场和企业对新设备、新工艺技术的要求,因此职校不敢走出去,承接新设备研制,新技术、新工艺开发等研究项目,而企业则对与职校的科研能力有所顾虑,往往会造成企业对学校的科研投入无果而终,或者职业院校的科研转化力度不够,导致企业投入多产出少,致使企业成本――效益转化低下,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校企合作的深入进行,也就阻碍了促进双方经济的增长。

(3)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丧失经济利益上的“双赢”

校企双方对合作的意义理解不够深入,对合作的重视程度不足,因而联系不够紧密,信息交流不够通畅及时,往往造成职校获取科研课题机会减少,而企业急需的设备改造、技改项目又缺乏攻关力量不能及时得到解决,结果双方错失发展机会,损失应得的经济收益;另外,在科研开发合作中双方责任不清,权利不明,在研发成功后对利益分成,技术转让,专利权费等问题产生经济纠纷,最终造成合作双方不欢而散,失掉了共享利益、共同发展的“双赢”机会。

(4)企业缺乏大局观念,抑制学校和自身的经济增长

相对多的企业缺乏大局观念,常常局限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拿出最新技术和设备给学校以改进教学,企业担心技术外泄或学校培养出高技能人才成为竞争对手的人力资源,致使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技能总是滞后于社会需求,学校也就不能反向助推企业进步、为企业增添经济效益出力。

三、以双赢为目标的产学结合的措施

在产学结合过程中,校企双方应得量化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益,提高产学结合的经济价值。那么如何能够在产学结合模式下,优势互补,使校企双方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技术、设备、市场、信息、人才等优势,为各自获得最大经济利益,产生出最优成本――效益呢?

1.立法为产学结合的长效性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国家通过政策制度,立法制定优惠的经费、财政、金融和税收政策,保证校企双方合作中的收入享受到国家法律的优惠政策,为确保产学结合的长效性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通过对校企科研、生产过程中资金的投入,收入减免,保证校企合作及时将短平快、实用技术应用在生产、生活领域,扶持企业快速成长,使职业院校和企业得到迅速长足的发展壮大。例如参鉴德国模式,为参与职校教科研的企业提供减免税等优惠税收政策,鼓励学校自办产业,接收学生实习和提供学生就业岗位的企业国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扶持中小企业免费接收职校生实习就业,为职校服务产业所做的科研教学活动投入奖励基金等。

2.建立产学合作协调机构,为产学合作营造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

建立产学合作协调机构,为产学合作营造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产学合作协调机构作为地方经济发展与职业院校科研教学统筹机构,扮演好“经济红娘”,解决好职业院校和产业之间利益分配困境,确立好利益分配制度,构建“政府引领,双元参与,合同执行、成本分担”的共同体,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互利互惠,长期共同发展。

3.加强政策舆论引导

加强政策引导和舆论宣传,将产学结合模式作为提升工人技术等级、促进产品更新换代、振兴国家产业的战略任务,使校企树立产学合作的正确认识和态度,并促使双方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4.建立产学结合项目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制度

建立产学结合项目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制度,使校企双方通过对高技能人才的培训和引进使用,了解到校企合作对办学效益和生产效益的积极意义,认识到校企结合的科研模式为双方成本――效益的改善起到的巨大促进作用,通过产学结合项目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努力探索践行更深层次的校企合作,力争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努力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双减政策研究现状篇6

关键词：国际收支拐点；资本与金融项目；短暂逆转

F8316A

常文琪（1991-），女，安徽淮南人，本科生，研究方向：经济学。

一、国际收支拐点

国际收支拐点一般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短期内总收支或个别项目由顺差变为逆差，或由逆差变为顺差；二是从长期看，收支变动总趋势发生改变，比如从正增长变为负增长或平稳增长，从负增长变为正增长等。通过准确把握国际收支变动趋势：外贸公司或投资者可及时调整经营战略和投资策略，从而促进产业资源合理配置；政府可及时出台新贸易政策、产业政策，有利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和国家合理进行宏观调控。

二、我国国际收支现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突飞猛进，国际收支状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笔者根据2009—2013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了国际收支结构简表（见表1），同时根据1982—2013年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相关数据，绘制中国国际收支主要项目的变动趋势图（如图1）。

从表1和图1中可以清楚看出：我国国际收支的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总体呈现从2000年为界点先平稳增长后迅速上升态势，保持着高“双顺差”，直到2012年首次出现“一顺一逆”状态：即经常账户继续保持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却出现了168亿美元的逆差。同时2012年国际收支报告表明，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继续改善，国际收支总差额较2011年上涨6%，国际收支调节自主性增强。但这种“一顺一逆”格局是短暂的，2013上半年的国际收支报告表明，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总体为净流入，顺差1187亿美元，恢复到“双顺差”的国际收支格局。那么2012年就可以看作国际收支资本与金融账户的一个拐点。

三、我国出现国际收支拐点原因

（一）外在周期性原因

1欧美债危机未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反而变得更加复杂与难测，欧元汇率的不稳定性使国际机构投资者纷纷去杠杆化，即通过抛售资产等方式降低负债，同时为了规避风险将国际资本大量投向传统资产安全港，从而导致国际资本流向改变，而且人民币预期贬值造成短期资本大量从中国流出，致使2012年第二、第三季度出现了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现象。

22012年9月份以来，美国继续推行第三轮量化宽松、第四轮量化宽松政策，欧洲各国又宣布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这些传统及非传统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资本流动性泛滥，我国资本大量流出。但是2013年5月以来，美联储对量化宽松政策预期的减缓，伴随着美国长期国债等资产价格上扬，形成正利差，使我国资本又重新流入，所以2013年我国资本与金融项目又重归顺差地位。

（二）内在结构性原因

1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渐市场化，资本项目逐渐开放，若其可自由兑换，国外公民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国际借贷等途径持有并储备人民币，从而使经常项目波动幅度下降，国际收支逆差、双顺差减少，国际收支平稳运行，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的国际收支格局。

2随着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使劳动者的名义工资上涨要求也不断加强，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加上我国出口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导致我国出口商品成本不断上涨且出口价格上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持续顺差的贸易收支状况。

3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的提高、对国外奢侈品牌的追捧以及国际交通的便捷，推动了我国出国旅游消费和留学人数的激增。2012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已超过美国和德国，境外消费总额1020亿美元，旅游项目逆差520亿美元，2013年上半年逆差进一步扩大，达357亿美元（见图2），上半年就到。服务与旅游项目逆差的进一步扩大改善了经常项目的顺差，同时出国换汇与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储备资产与金融项目顺差。

四、我国出现国际收支拐点带来的变化

（一）有利影响

12012—2013年的国际收支状况表明，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已经趋于平衡，资本与金融项目首次出现逆差，这是多年来我国一直追求的国际收支格局，虽是短暂的，但是说明我国国际收支自主性平衡能力的增强，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进一步发挥作用。

2“藏汇于民”初步成效。“藏汇于民”是指希望通过市场化方式来化解和消化央行手上过多的或是结构不够合理的外汇储备。目前，国内外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增加，人民币升值加速，“藏汇于民”可有效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避免国际贸易收支恶化。

3有利于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市场化，可减少国际收支差额波动，提高国际收支调节的自主化、稳定化，形成合理的正利差，促进国际资本流动的合理配置。

4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逆差表明国内资本从我国市场流出，有利于我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加强对外投资，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二）不利影响

1以劳动力为代表的国内要素价格上涨，服务项目逆差进一步扩大，国外投资收益负值增大，表明国民福利水平下降，最终会导致国际贸易恶化。

22012年第二、三季度短暂出现的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在2013年上半年再次出现反弹，这种短暂态势表明我国国际收支的平衡基础尚不稳定，国际收支稳定的内在动力不足，而外在周期性因素是主要原因。

3短暂的国际收支格局逆转表明外国资本流入的减少，对外资依存度较高，我国资本流出大部分是通过“其他投资”项目完成的，而对外直接投资较少，直接控制程度较弱，我国企业还需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

五、世界主要大国出现国际收支拐点的原因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世界主要大国国际收支拐点出现的原因总结

国际收支出现拐点是世界各国都会出现的普遍现象，有可能是一种短期格局，也有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

（二）启示

研究世界主要大国国际收支拐点出现的规律与特殊原因，对于我国国际收支格局的进一步预期与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我国除了要密切关注国际经济形势与国际金融态势，完善政策预警方案，更应按照2013年两会提出的“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的思路方针，转变我国国际收支短暂外部平衡为长期内在平衡，建立可持续的国际收支平衡机制，提高平衡调水平。

[参考文献]

[1]余永定，覃东海中国双顺差：性质、根源和解决办法[J]世界经济，2006（3）：31-41

[2]高海红，刘东民2012—2013年国际金融形势回顾与展望[J]全球化，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