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下的教育现状篇1

一、基本情况

我乡现共有优抚对象名（户），其中伤残军人名，烈属户，复员军人名，退伍军人名，现役军人家属户。

二、开展的工作

双拥工作是牵动全局工作的大事，是利国、利军、利民的大好事，更是一项必须从一点一滴抓起的实事。东林乡党委、政府不把双拥工作作为一个空洞的口号，更不把它看成事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而且特别注意运用邓小平理论来观察、分析和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并且把双拥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层层抓落实。为了使双拥工作深入持久、富有成效地开展下去，动员和组织广大军民积极参与，努力解决好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使全社会来关心军队建设，支持军人服役，爱戴军人家属，支持国防建设。因此，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语言去教育群众，强化群众“拥军优属”意识。

(一)、充分利用会议、广播、板报、标语等宣传工具，宣传双拥政策、法规，刊播国防知识，使双拥工作深入人心。乡上制作永久性双拥宣传标语一副并在公路沿线书写固定标语4副，大造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社会舆论，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双减政策下的教育现状篇2

关键词：“二孩”新政城市居民生育意愿

中图分类号：D033文献标识码：A

从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计划生育”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载入宪法至今，已有近40年的历史。直至2000年以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虽有调整，但始终坚持贯彻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总方针从而实现我国人口的历史性转变。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一些人口结构性问题也日渐突出，包括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出生性别比偏高以及独生子女家庭风险高等。2016年1月1日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正式启动，这是继2013年11月提出的“单独二孩”政策后的又一次重大调整。“二孩新政”出台后，学者们在“放开的原因”[1]“放开的影响”[2]“实施中的问题”[3]等方面讨论较多，而在最应关心的政策目标人群的意愿与想法方面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基于此，我们对武汉市武昌区的城市居民展开问卷调查。

一、调查设计及样本描述

（一）调查目的

以武汉市武昌区为例，研究城市居民的生育意愿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了解城市居民对“二孩”新政出台的后续相关保障政策有哪些期盼，尝试提出一些建议，希望有益于政府决策及相关领域的研究。

（二）目标总体

根据本项目的研究目的，我们将调查人群设定为武汉市武昌区已成年的居民，我国宪法规定，年满18周岁的青少年即为成年人，因此调查问卷询问年龄的试题，选项以18岁为起点，居民的定义是长期居住地在武昌区且在社区居委会找得到登记信息的住户。

（三）问卷设计

问卷内容设置有如下三大部分：第一，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身份（是否为独生子女）、学历、职业、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夫妻类型（双独、男独女非、女独男非、双非）；第二，生育意愿及主观原因，包括是否愿意生二胎，原因有哪些，理想子女数等；第三，政策期盼，包括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过程中注意的问题，希望完善的制度等。

（四）抽样及实施

我们从武昌区14条街道中随机抽取了积玉桥街、粮道街、徐家棚街三条街道，对所抽取来的三条街道中的28个社区按其能够完成问卷的比例发放相应数量的问卷，并在所选社区计生委员的带领下，入户完成问卷填答。在武昌区卫计委科长主任、街道办负责人的大力支持以及各社区计生委员的辛勤配合下，我们共发放问卷850份，回收有效问卷823份，有效回收率为96.7%。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生育意愿现状

通过对武昌区三条街道823位居民抽样调查发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出台后，35.8%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生二孩，64.2%的表示不愿意生二孩。其中每条街道愿意生育二孩的比例都与总体较为相近，见表1。

平均理想子女数是样本整体情况的平均水平，由表1可知，调查对象总体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40，与《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基于2013年全国生育意愿调查》[4]中的均值1.93差距较大，但与2000年以来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城乡居民理想子女数平均在1.50个左右[5]较为接近。其中，所抽取三条街道居民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与1.40十分接近，说明在理想子女数方面，三条街道的居民所受地区或者环境的影响大于其内部特征所造成的影响。

根据表1数据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不同变量分组下，理想子女数为1或者2的比例总体相近，均在45%上下波动；对于不同年龄段居民，理想子女数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不同性别的居民男性理想子女数大于女性；而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理想子女数并没有随之升高或者降低，而是呈现出一种“U型”分布；对于不同身份的居民，非独生子女的理想子女数远大于独生子女的理想子女数；而对于不同婚姻状况的居民，已婚的理想子女数远远大于未婚；在不同家庭类型中，“双非夫妇”的理想子女数最大，“女独男非夫妇”最小，“双独夫妇”和“男独女非夫妇”理想子女数相近，位于中等；而对不同家庭年收入的居民，随家庭年收入增加，理想子女数有增加趋势。

（二）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没有时间和精力抚养”与“经济条件不允许”是导致城市居民不愿意生育二孩最主要的两大原因，见表2。武昌区卫计委褚主任在访谈中也提到：“虽然现在国家有选择的鼓励生育，但家庭经济情况还是市民生育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另外，除去经济条件，生育休假时间也同样应该被考虑进来。养一个孩子，负责任的教育至少得到孩子3岁上幼儿园，但产假一般是3～10个月，随后立马工作，母亲并没有时间陪伴孩子。”

此外，认为因为“会对自己工作造成很大影响”以及“已有孩子不愿意”这两个原因而不愿生二孩的比例相对较小。在此，我们进一步对认为“会对自己工作造成很大影响”这一原因的调查对象进行性别分组，结果显示，选择这一原因的男性占31.1%，女性占64.9%，是男性比例的两倍左右。说明，主观上女性对多生育一孩子会对自己工作造成影响这一原因的认同感比男性强烈得多。

（三）政策期盼

了解居民的生育意愿只能在某种程度上看出新政出台民众的响应程度，但是要想政策更加顺利地被贯彻落实，还得“想民之所想”“做民之所望”。因此，本项目不仅调查了武昌区居民的生育意愿，更对其在二孩新政出台后，有哪些后续保障政策的期盼和希望做了进一步的探究，见表3。

表3数据显示，城市居民依旧对抚养孩子的成本的关注比例最高（21.9%），但同时认同“传统‘四二一’家庭模式，会使子女的养老负担重”（21.9%）及“独生子女家庭面临‘失独’问题，家庭安全系数低”（19.3%）比例也位居其次。这个结果表明，一方面城市居民明显感觉到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的风险性和弊端，但是另一方面经济条件也还是他们必须也不得不更加着重考虑的因素。就像接受采访的刘女士表示，“现在政策下来了，我们很累不想生，但是不生又觉得可惜，就怕小孩出意外，失独……”所以，考虑到独生子女家庭的安全系数低以及抚养成本太高两方面问题，令许多居民徘徊在想生与不想生的十字路口，再三权衡，却还是不知道做何选择。

同时，认同“生育二孩会导致就业压力增大”的比例（14.0%）会高于认同会导致环境（10.5%）和公共资源配置（9.7%）压力增大。这也反映出较之环境问题和公共资源的配置问题，居民更关心的还是子女以后的就业问题。因此，国家在鼓励生育二胎的同时，除了健全生育服务、生育保障、生育休假制度以外，还应为迎接新一批到来的孩子完善教育体系、增加就业岗位，减轻家长们的后顾之忧，见表4。

根据表4数据，民众最为关注的是“医疗服务保障政策”，其次为“教育资源均衡分配政策”。对于医疗服务，武昌区已经能够为居民提供免费婚前、育前检查，免费育中社区家庭医生随访，整个怀孕期间免费叶酸补给以及对于“无生育保险、无医疗保险及特殊困难家庭”的生育减免等方面。但是婴儿接生的费用，产妇在医院的疗养费及前期婴儿的照料费或接种疫苗的费用实际上花费更大，但是在减免里却并未提及。因此，在医疗保障方面，一方面，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尽可能降低生育的费用；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该积极引导社会更多地关爱妇女关爱儿童，为新政的贯彻落实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如今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水平的高低和教育质量的好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子女在未来进入劳动力市场竞争力的强弱，因此，子女的教育也是家长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而“奖励生育制度”和“生育休假制度”相对来说关注的比例没有前者高。根据这一项简单的民意调查我们可以发现，居民更为关心的是医疗保障以及子女的教育问题，而对于生育奖励以及休假制度是位居其次的。这一结果也为国家有关部门，在完善“二孩”新政后续保障措施时，应把工作重点偏向哪个方面才能更加响应民众期盼的热情，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四、对策分析

国家要推广贯彻二孩政策，就必须针对调查中反映出的问题，对症下效，进一步完善新政后续相关保障性政策或制度。笔者认为，推进新政的执行落实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要提高居民的二孩生育意愿，医疗问题应是首先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目前国家已经免费提供包括育前优生健康检查、叶酸供给、孕期随访等19项免费医疗项目，这为迎接“全面二孩”时代的到来开了个好头。然而，面对没有生育保险、没有列入医保或者特殊困难的家庭，国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补贴或者进行减免。而对于高龄产妇生育的各方面风险，需要扩充医疗队伍，对再孕者进行再孕评估，跟踪把握孕妇孕前孕期的身体状况，加强高危妊娠管理。此外，还应培训医务人员对高龄产妇进行心理指导，随时注意产妇的心理变化，及时给予帮助护理，尽力消除产妇的焦虑情绪。同时，可以考虑在产科增设“二胎门诊”，以实现对高龄产妇更加专业高效的护理服务。

（二）加大对幼儿教育设施的投入，完善教育资源分配手段

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后，我国出生率的提高将会使学前儿童数量在短期内大幅增加，对学前教育设施资源的要求将会处于一种“刚需”状态，因此，建议政府增加幼儿教育方面的财政预算，加大对托儿所、幼儿园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做好相关安全保障，同时进一步完善日后教育资源公平分配手段。一般来看，父母在考虑生育二胎的时期大致处于逐步迈入稳定的事业中期，双方可能经常工作繁忙，缺少对小孩的陪伴照顾，因此需要委托师资专业并且设施有保障的早教机构。此外，随着我国公民素质提高，居民对于教育的要求也随之提高，“科教兴邦”，国家需要督促教育相关部门加强教育保障体系以进一步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分配，尽早实现教育公平。同时积极深化学前教育体制改革，加强基础设施和幼儿教师队伍建设，减轻想要生二孩父母的后顾之忧。

（三）关注妇女权益保障

女性权益保障方面，政府可以和一些维护女性权益的社会非盈利组织共同合作，进一步保障再生育妇女的工作权益或推动解决产后女性再就业问题。在育儿与工作的双重压力之下，女性担当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容易陷入一种“此消彼长”的情况，这也使得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将“孕妇”放入了“不予考虑”的范围，导致“二孩”政策似乎将女性推入了一个很难权衡的伦理困境之中。为缓解这种“性别不平等”的职业观，淡化育儿与工作之间的不合理挂钩，政府应该完善落实《中国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以法律的硬手段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进行公正维权。同时，也需要民间的公益组织为女性争取更多合法权益，真正为广大有二孩生育意愿却又担心工作问题的女性排忧解难。

无论是计划生育还是二孩政策，都不是简单地限制或者放纵生育，而是让我国的生育水平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相适应，维持在相对合适的水平。法国社会学孔德曾说：“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命运。”宏观合理地控制国家人口，才能更加合理地进行资源分配。一方面，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速度，改善我国男女比例不协调现状，从而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提升家庭抵御风险能力，延长人口红利期，最终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但另一方面，在新政实行的过程中，国家决策部门要及时了解各地相关人群生育意愿及其期盼和心声，继续开展后续的相关调查研究，了解政策安排落实情况，积极采取措施促进政策实施更加及时顺畅，以缓解目前出现的结构性问题，克服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困难，早日实现伟大中国梦。

参考文献：

[1]苏凤仙.论我国放开二胎政策的原因[J].西部皮革，2016（2）：147.

[2]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人口研究，2014（2）：3-17.

[3]田茂勋，吴贵洪.关于“单独二胎”政策实施问题的椎闼伎[J].管理观察，2014（24）：160-162.

[4]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人口决策历程考察[N].中国共产党历史网，2013-03-15

双减政策下的教育现状篇3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2年)》对民办教育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然而，随着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在农村的实施，不少关注民办义务教育的学者和相关人士，对该政策实施背景下民办义务教育的发展前景担忧，并预言，该政策会对民办义务教育产生强大的冲击力。其理由是，在免费的公办教育和收费的民办教育之间，学生及其家长更有可能选择公办学校就读。免费义务教育政策是否会对民办基础教育构成强大的冲击?如果未造成冲击，那么促使民办教育发展的原因是什么?笔者借用2005—2009年国家教育统计数据，呈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实施背景下我国农村民办中小学的发展现状，并从国家、农民教育需求和农村民办教育自身的相对优势三个层面对该现状的成因进行了解析。

二、免费义务教育政策下农村民办教育的发展

本文以2005—2009年全国农村民办中小学的学校数和在校生数的变化两个指标，作为农村民办教育发展状况的替代变量，呈现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实施背景下农村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整体态势。在衡量每个指标时，分别考察了绝对量和相对量的变化程度，即农村民办中小学校纵向的变量和横向的对比量(文中“小学”仅指完全小学，不包括教学点；“初中”仅指普通初中，不包括职业初中)。

(一)农村民办中小学学校数量的变化通过对2005～2009年农村民办中小学校和农村中小学校数量的整理、汇总，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农村民办中小学校总量减少，且呈逐年下降趋势。2005N2009年农村民办小学减幅为25．74％；农村民办初中减幅为19．92％，民办初中的减幅小于民办小学。不过，与民办小学数量呈持续减少的趋势不同，农村民办初中的变化趋势首先呈现出些微的增加，然后才出现大幅地减少。在此期间，农村小学的减幅为26．08％，农村初中减幅为17．10％。从整体上看，农村民办中小学校的减幅与农村中小学的减幅较为接近。

第二，从民办中小学占农村中小学的比重看。2005—2009年农村民办小学占农村小学的比重明显小于农村民办初中占农村初中的比重；农村民办小学占农村小学的比重较稳定，而农村民办初中占农村初中的比重却出现了较显著的变化，其趋势是先增大而后回落到与基年(2005年)相似的水平。因此，从整体上分析，就学校数量的变动而言，在免费义务教育政策下，无论是民办小学还是民办初中，其自身的变化以及其占农村学校的份额并未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二)农村民办中小学在校生数的变化

在农村学龄人口规模逐年减少的过程中，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生源竞争较为激烈。学校在校生数，尤其是其占同类学校总的在校生数的比重可以衡量学校的吸引力和竞争力。首先，从农村民办中小学在校生数的变化来看。如表2所示，20052009年间，农村民办小学在校生数的减幅为6．66％；在此期间，农村所有小学在校生数减幅为6．12％，与民办小学在校生数的减幅接近。20052009年，农村民办初中在校生数减幅为13．45％，且在这5年间，民办初中在校生数呈平稳减少趋势；而在此时间段，整个农村初中在校生数减幅为30．53％，远高于民办初中在校生数的减幅。其次，从农村民办中小学在校生数占农村中小学在校生数的比重看。如图2所示，在2005～2009年，农村民办小学在校生数占农村所有小学在校生数的比重由1．94％上升至2．23％；农村民办初中在校生数占农村初中所有在校生人数的比重由2．69％上升至3．34％，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可见，在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实施的背景下，就在校生数而言，农村民办中小学的市场份额相对平稳，且呈小幅上升趋势。分析可知，在2005～2009年，从绝对量上看，农村民办中小学校数及在校生数均呈减少趋势，这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学生数的减少直接相关；从相对量上看，农村民办中小学的学校数及在校生数在农村所有中小学中所占比重没有降低反而呈稳步增长的趋势。可见，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并未对农村民办教育构成较大的冲击，民办义务教育在农村赢得了份额不大却相对稳定的市场。

三、免费义务教育政策下农村民办教育发展的原因分析

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旨归，在于减轻学生家庭(尤其是经济困难家庭)的教育负担，进而巩固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率，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该政策自实施以来，呈现出明显的成效。有数据表明，自2007年至2010年底，全国近1．3亿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全部免除了学杂费并享受免费教科书政策，中西部地区1228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获得生活费补助；我国小学净入学率达99．5％，初中毛入学率达98．5％，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I]。那么，在该政策实施的背景下，农村民办基础教育缘何能保持稳中有升的发展?

(一)政府推动——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利好

绝大多数已有研究倾向于：政府未积极推动民办义务教育的发展，并认为地方政府制定和执行的义务教育财政补偿政策对民办基础教育存在歧视。笔者认为，这是对政策的一种曲解。仔细分析和梳理近几年的政策文本可以发现，政府通过制定积极的政策法规，旨在“引导、规范并鼓励”民办义务教育的良性发展。第一，从政策制定层面着力引导、规范和鼓励民办教育的发展。《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及各地制订的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纲要》等政策文本，均充分肯定了民办基础教育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当前的中国，政策法规具有高度的导向性，这些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无疑坚定了民办教育举办者的办学信心；同时，也有利于引导多渠道的资金向民办基础教育流人，有助于部分优质民办学校做大做强，形成品牌。如2011年河南省颁布《关于创新投融资机制鼓励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教育领域的意见》明确提出了支持民办学校做大做强，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发展教育，保障民办学校在校舍建设、教师进修等方面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的优惠政策，引导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第二，从实践层面给予民办基础教育实实在在的支持。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着力纠正对民办基础教育的不公平待遇。民办基础教育承担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社会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财政负担。如浙江省温州市2008年民办基础教育为政府分担了近五分之一的财政负担，当年为政府分担近10亿的公共财政投入。嘲基于对其社会作用的肯定，部分地方如山东省、河北省已在全省范围内免除了民办中小学学生的杂费，并将免除部分直接补贴给民办学校；免除了民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费并视财力给予教辅资料补助。重庆市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学生杂费、公用经费与公办学校执行同一政策，由市和区县按核定标准给予补助，将民办学校教师职评、培训和校长岗位培训纳入全市培训计划，统一安排，享有同等待遇等。

(二)家庭推动—•农村民办教育发展的需求利好

双减政策下的教育现状篇4

一、基本状况

从年龄结构看：以中青年居多，主要集中在30-50岁，占70%以上。

从受教育程度看：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初中居多，占62;小学占31%;高中及以上占7%。

从精神生活看：留守妇女忙于农活和家务活没有时间参加娱乐活动，加上生活范围较小等因素，造成了农村留守妇女精神压力大。

从婚姻状况看：由于夫妻长期分居，相当一部分留守妇女家庭出现婚外情，婚姻呈现不稳定状态。

二、主要问题

1、劳动强度大。由于丈夫外出务工，留守妇女成为家庭生产生活的绝对主力，家中所有粗活、重活几乎都压在了留守妇女肩上。既要承担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又要料理家庭事务，赡养年迈的老人，教育未成年的孩子，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身体状况下降，体力大幅度透支。

2、发展能力弱。绝大多数的留守妇女受教育程度较低，其文化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相适应。平时极少读书看报或参加培训，大多从事传统的体力型农业生产，缺乏现代生产发展技能。

3、精神负担重。由于丈夫长期不在身边，留守妇女独自承担生产生活重担，自身安全感缺乏、心理压力大，忍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煎熬。夫妻双方聚少离多，缺少情感交流，造成双方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差距越来越大，夫妻感情容易出现裂痕，导致第三者插足造成留守家庭离婚率上升，直接影响着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质量和家庭稳定。

4、子女亲情缺位。多数留守妇女文化程度偏低，加之没有时间、精力和能力辅导子女功课，对子女教育力不从心，对孩子的关注和教育仅仅停留在吃饭穿衣上，缺乏与子女的有效沟通，难以进行正确的心理关怀和家教指导。父亲的亲情缺位，也影响了孩子健全性格的形成。

三、对策建议

1、强化政策倾斜。充分认识到农村留守妇女在农业生产、管理家庭、教育子女中发挥的主导作用，加强对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调查研究，掌握农村留守妇女的现状，制定关爱留守妇女的政策和措施。充分考虑农村留守妇女的利益需求，制定出台有利于留守妇女创业就业的扶持政策和。从政策机制和导向方面减少农村留守妇女数量的扩大，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外出务工农民回乡创业就业。

2、强化技能培训。根据农村留守妇女的文化程度、接受能力和现实需求，制定农村妇女教育培训计划，开设灵活多样的实用技术培训课程，有针对性地组织留守妇女进行技能培训，通过送教上门、定向培训等方式，为留守妇女提供创业理念、信息咨询、项目定位、政策法规等方面的智力支持和培训指导，使她们掌握一技之长，提高其在非农生产领域创业就业的能力，帮助她们向非农生产领域的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就业。有针对性地启动培训与提供小额贷款相配套的激励措施，建立留守妇女劳动力创业就业信息网络，以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创业，创业带动就业，提高农村留守妇女依靠科技增收致富的能力和创业就业的能力。

双减政策下的教育现状篇5

关键词：三语教育；跨学科；少数民族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0-0153-03

一、引言

语言学各分支，如系统功能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音系学、语用学、神经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教育语言学、病理语言学、跨文化语言学、比较语言学、接触语言学、生态语言学，其他研究领域，如语言习得、话语分析、语言认同、语言教育、多语言现象、语言规划也都体现了当代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MarkAronoff&JanieRees-Miller，2001：F7-F44）。例如，教育语言学是语言学和教育学的交叉学科，并且还涉及心理学、认知科学、社会学、跨文化交际等。周晓琴和许焕荣（2008）发现，教育语言学研究范围在不断延伸，包括母语和第二语言习得、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教学、双语或三语教育、语言规划和政策、教育技术、话语分析、课堂研究、课程设计、语言和性别、语言和职业等等。作为教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共享的研究领域，有关三语教育的论文、项目和专著都体现出了跨学科研究视角，并且从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跨文化交际，以及政治、经济、地理、等不同学科探究。苏德（2013）指出，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意义在于新视角、宽领域、新思维，以及学科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撑。同样，三语教育的跨学科研究有助于建构三语教育理论和教育模式，从而解决三语教学实践中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三语现象在多民族聚居区普遍存在，例如，居住在丽江纳西族聚居区的多数白族人是白、纳、汉三语者。国外学者一般把三语教育定义为三种语言的教学活动或者第三语言教学。三语教育从双语教育发展而来，在国外，语言政策、双语教育理论、模式和实践都得到很好的研究。在国内，刘全国和李倩（2011）对民族地区英语课堂的三语教学模式进行了探讨。刘全国（2013）在《三语教育与三语教学》一书中归纳介绍了国外一些双语教育理论和双语教育模式（p.18，19）。双语教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从双语教育规划与政策到双语教育理论，从双语教育模式到双语教师师资、教材和方法，都已形成了“理论-模式-实践”的完整体系（刘全国2013：19）。国外三语教育研究者主要研究三语习得中的各种社会和心理因素（黄健，王慧2012）。张武江和张卓（2013）提到四种三语教育模式：语言转换模式、因素模式、多语动态模式和文化适应模式。在欧洲，三语和多语教育政策促进了多语教育的发展。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三语教育也是在双语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从教学方法到功能研究，从描述到实证研究，从语言学视角到跨学科视角，国内外比较研究，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相结合，双语教育逐步走向成熟（李枚珍，2011）。三语（蒙语、汉语、英语）教育首次于199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小学校开始实施，之后，三语教育逐步在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起来。自2001年英语作为小学校课程后，全国范围三语教育逐步形成。黄健和王慧（2012）把中国的三语教育分成两个阶段：研究初期（1992-1998）主要关注三语教育的改革思想、意义、课程、教学方法；发展阶段，自2001年来，研究转向语言政策、语言学理论、教育学理论、民族文化融合等，研究领域扩大，研究视角涉及社会学、民族学、心理学等。三语教育在其意义、途径、模式、语言迁移、课堂语码转换、三语教师培训等方面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刘璐璐，张海燕2013）。国内近年三语教育理论和实证研究简述如下：

在云南居住有25个少数民族，拥有丰富多样的生态、文化、语言和多语教育环境，关于少数民族双语、三语和英语教育有较多的研究。李强（2003，2006）从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思维、语用、跨文化交际、民族学等不同方面对少数民族学生英语习得做了很多研究。在西双版纳傣族和爱尼族三语或外语教育状况研究中，胡德映（2007）分析了少数民族学生不理想的英语学习成绩的原因，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不合格的英语教师、学生缺乏自信、效果不佳的学习策略和英语学习环境、学习内容与学生生活之间的差距等。从其研究结果看，对学习者成绩的影响因素是相互作用的。从社会语言学、语言政策和语言意识形态角度，杨红艳的博士论文研究了丽江旅游环境下的多语言现象（纳西语、汉语、英语：丽江的多语现象，2012）。她的研究探讨了语言政策在三语（纳西语、汉语、英语）教育实践中的应用和个体纳西人的语言意识形态中的表现。其研究发现表明，纳西语作为民族身份和旅游经济中的文化价值得以保持，汉语因国家统一、教育和社会经济进步而受到高度的评价，由于全球化交际和经济利益，个体纳西人对英语持有积极的态度，但英语学习效果不太理想。另外，随着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有些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经济的兴起，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和英语的关系变得更复杂。刘全国（2013）在《三语教育与三语教学》一书中从理论上对三语教育的定义、类型、模式、多语-多文化环境、课堂文化构建等做了全面探讨。此外，他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三语教育的实证研究中，探讨了英语教师的现状和补偿机制，以及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策略、困难和风格。在《云南三语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一书中，张雨江、盖兴之等作者基于云南拉祜、傈僳、纳西和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母语、汉语、英语教学，提出了三语教学理论、语言对比理论、翻译理论的新观点。他们的研究试图从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多元文化教育的不同视角，探讨三语教育问题。原一川、胡德映等（2013）研究者对云南省跨境民族学生三语教育的态度进行实证研究，调查发现，云南跨境民族学生具有很强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学好三语的信心，被试充分肯定了三语教育的成效，并赞同三语教育对跨境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稳定、安全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原一川、钟维等（2013）研究者在云南省跨境民族学生三语教育的态度、三语现象和三语教育现状的调查基础上，提出对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外语教育规划建议，即少数民族自治县采用民族语“就近”选择，以及非少数民族自治县采用邻国语种“优先”选择原则，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三语教育提出了一些可行的方案。

三、讨论

15年间，中外研究者都对三语教育显示了极大的兴趣，关于三语习得、语言迁移、外语学习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三语教育比双语教育更复杂，从研究领域和范围看，三语教育研究具有跨学科性，与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跨文化交际等学科都有联系。在中国，三语教育还与民族学、少数民族教育及其文化、宗教、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相关。为建构科学合理的三语教育体系，需要多学科的研究。跨学科视角无疑是研究三语教育的有效途径，有助于构建三语教育理论、教学模式，从而指导教学实践，最终提高三语教育的质量。

1.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三语教育。双语和三语教育研究者虽然对二语、三语已进行了很多研究，但对语言，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做进一步的研究很重要。根据阈限理论，母语能力不足将影响二语和三语学习，进而影响学习者获得其他科目的知识。但问题是，熟知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教师和研究者很少，有的教师在语言教学中不能给学生恰当的解释，他们不能通过比较不同语言来分析学生的错误，并帮助学生克服语言学习中的困难。有的研究者同样不能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比较语言学做深入的研究。教师了解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和不同语言学流派的观点将有助于他们指导语言教学，预测和分析学习者的学习困难，对少数民族学生给予个别指导，帮助他们有效地学习外语。而且，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不仅能够促进第一、第二、第三或外语语言能力的提高和知识技能学习，还能促进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保持和创新。

2.从教育学角度研究三语教育。三语教育可能会引起语言之间地位、教学时间，以及教育、家庭、社区、工作语言的使用频率之间的竞争。从教育学视角做研究，对有关课程设计、适用于少数民族学生教科书的编写、教学大纲、测试标准、教学目标和任务、教学方法、教师培训、教育政策和语言政策等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较好解决。以教师培训为例，三语教育研究中，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师的现状研究结果表明，缺乏合格的语言教师，特别是三语教师，是阻碍少数民族地区三语教育的一个因素。小学英语教师学历偏低，并且有些不是英语专业毕业。语言教师教学观念传统陈旧，很难适应新课程标准，教学效果不理想，不能很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他们的语言和文化知识以及教学方法需要提高更新。

3.借助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理论研究三语教育。根据三语习得研究成果，第三语言习得与第二语言习得在学习过程、认知和心理特征方面存在不同之处。曾丽和李力（2010）总结国外三语习得研究，并指出三语习得的一些特征，尽管受不同因素的影响，语言能力的发展是线性的，同时，多语学习过程是非线性的，对三语学习者来说存在更多语言磨蚀的可能性，他们需要在语言保持和学习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但三语学习者在已掌握第一和第二语言后认知方面显示出更多优势。曾丽（2010）也陈述了语言迁移的复杂性和社会因素，第三语言习得同时受第一和第二语言的影响，多语学习者根据需要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的语言。第一、第二、第三语言习得过程具有多样性，并影响学习结果。三语习得的这些特征对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具有指导意义。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普遍经历母语、汉语、和英语的三语习得过程，但教学中汉语作为少数民族学生的第二语言和外语作为第三语言的情况被忽视，对三语习得的复杂性，特别是认知过程和语言习得心理机制的研究很少。李强（2003）在《文化多样性与英语教学》一书中反映了这样的观点：基于多语和多样文化的外语教学研究，对基于多元文化环境的三语教育研究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4.从民族学、社会学、跨文化的视角研究三语教育。三语教育与民族学关系紧密，中国的少数民族不仅要融入中华民族，而且肩负着继承和创新民族文化的责任。每个少数民族都拥有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普通话的推广使得中国的56个民族和讲不同方言的人们能够顺利地进行交际，普通话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然而，这样的语言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一些较少人口使用的民族语言力量减弱并且处于濒危状态，有的少数民族在适应主流文化中放弃自己的语言而转用或改用其他民族的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减少意味着少数民族将失去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语言政策的制定应该考虑地区间的差异和民族关系。三语教育应该在母语、汉语和外语（英语）之间保持平衡，寻求基于多元文化的三语教育模式。三语教育是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整个民族的教育水平。

四、结论

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语言学和语言教育迅速发展，当代语言学研究不仅仅局限于语音、句法、语义和语篇研究，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已融入到语言教学研究中，展现了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性和更强的生命力及广阔的前景（李强，2003）。由于三语教育主要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受到当地社会、经济、民族文化、地理环境的影响，三语教育呈现出多样性、特殊性和复杂性。目前的三语教育实践基本在双语教育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三语教育研究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三语教育理论和教学模式还在探索之中，虽然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是三语教育水平还滞后，主要是因为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阻碍：文化差异、母语的负迁移、三语教师缺乏（和新梅，2010）。三语教育的意义已成共识，李晓和童安剑（2008）论述了三语教育研究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育和多元文化构建的意义。然而，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三语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三语教育研究涉及多种学科，跨学科研究将使三语教育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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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下的教育现状篇6

一、在就业指导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1.有助于大学生认知就业政策

就业政策是政府根据市场形势以及劳动力状况所采取的引导劳动力与市场匹配的政策，是形势与政策内容的一部分。在思想政治课上解读政府的就业政策，让学生对就业形势形成具体的认知，不仅有利于学生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准确把握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恰当处理就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或困惑，有效减少学生的负面情绪与经济损失，也能够帮助学生规划并调整自己的择业取向，结合个人意愿与实际情况，恰如其分地设定就业期望值，此外，学生可以了解到政府对各行业的态度以及倾斜支持，从中获利。

2.指引大学生形成积极的择业观

择业观是个人价值观的一部分，包括择业理想、择业动机与择业态度。择业观具有个人性与变化性，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却也有共性。这体现在三个方面，是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完成的工作：首先，在择业理想方面，虽然个人理想是不同的，但是学生需要明白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之间密切相关，以社会理想为远大目标构建的个人理想，才具有崇高的价值以及实现可能性；其次，在择业动机方面，学生应该树立为民族、为社会的集体主义精神，而不是为个人、为家庭的狭隘价值观，即不仅要自我尊重与满足，也要评价自己对社会的贡献；然后，在择业态度方面，学生需要持有坚韧的奋发力，只有持之以恒，才能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只有战胜困境，才能有为。

3.对大学生的择业思想偏差进行疏导

在社会转型期，学生的择业思想容易受到各种不良侵袭：其一是传统的优则仕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学生以自己为佼佼者，不愿意服务于基层与偏远地区，追求体面与安逸；其二是计划经济模式的依靠国家分配思想，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学生面对自己择业的情况市场束手无策和怨天尤人；其三是市场经济金钱主义思想，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学生择业时把待遇优厚作为唯一标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引导学生认识这些不良思想的弊端，树立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

二、目前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1.就业指导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实践经验

就业指导是随着市场经济以及双向择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在我国高校开始的，不过十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就业指导的实践经验远远不足。随着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热点化，就业指导成为高校工作的重点，然而，思想政治教育并未趁着这东风与就业指导融合起来，却反而呈现出格格不入之象。所以如何在就业指导中灌输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结合就业指导，总结系列可操作性的规程与方法，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师和就业指导教师持续地进行实践与改进。

2.就业指导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缺少成熟的理论

在我国高校，就业指导尚处在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初级阶段，由于我国国情的与众不同，我国高校的就业指导课程应该具有独特之处，于发达国家的就业指导课程只有些许可以借鉴。所以，对我国的就业指导课程进行研究，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就业指导课程中的结合问题，势在必行。在正确的价值观的引导下，学生才能在择业过程中减少思想方面的偏颇。3.就业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两相分离目前的高校中，就业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是两相分离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灌输，就业指导集中于信息服务以及部分技巧的培训。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指导不相融合，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缺少了实际性，单纯地宣讲只会让学生厌烦，甚至适得其反，没有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学生择业目光短浅，在是非问题中抉择失误，在就业困境中灰心丧气。

三、就业指导中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措施

1.融入国情与就业形势的相关分析

国情也好，就业形势也罢，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不以学生的意愿为转移。在就业指导中，帮助学生认清国情与就业形势，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择业观。进行国情分析，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与劳动力情况、具体行业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势等内容；进行就业形势分析，主要包括市场中人力资源供求发展的规律、目前政府对行业的态度倾向、用工要求等内容。于此，能够使学生实事求是地进行择业，减少理想与现实落差造成的颓废。

2.进行就业政策的宣讲与解析

在就业指导中需要对学生进行的政策宣讲与解析包括：国家与省市对毕业生就业与创业的相关政策制定与落实情况，高校自身对毕业生就业与创业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情况，国家对具体地区具体行业的政策倾向等。解读就业相关政策，有助于学生在择业时乘政策的东风，不仅有利学生自己，也有利国家。

3.进行择业观方面的教育

学生的择业观正确与否，主要是学生的择业观是否匹配实际情况。在目前的情势下进行择业观教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就业与创业具有不稳定性，现在已经很少有铁饭碗，公务员都在进行合同制改革，更不要说其他行业了；其二是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随着大学教育的大众化，每年都有众多的高文化劳动力出现，大学生不能对自己过高定位；其三是择业存在剧烈竞争，当下的人才市场是双向选择，学生选择单位，单位也选择学生，所以，面对具体职位，学生必须积极竞争，才可能获得工作的机遇。

4.强化道德与法制观念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