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论文篇1

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当前跨国公司投资已经成为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中已有约400家在华投资了2000多个项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家先后施行了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商投资电信、民航、银行、保险、以及外商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上市公司公司国有股、法人股向外商转让、QFII等多项法规，进一步增强了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信心。

国际闻名跨国公司纷纷加快在中国的投资步伐，跨国公司新投资和增资项目大量增多，去年1-11月，经国家计委（或报经国务院）审批的大中型外商投资项目38个，总投资逾120亿美元。一批由大型跨国公司投资的重化工、能源、汽车、电子等资金、技术密集型大项目相继签约和开工建设，银行、保险、商业流通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投资日趋活跃，新来华投资的跨国公司不断增加，我国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呈现良性发展势头。

一、新的趋势和特点

相比入世前后，跨国公司在华的投资出现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主要集中以下三个方面：

（一）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1、在外商投资最集中的加工制造业中，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明显增加。

如电子通信制造业，2001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70.9亿美元，占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达15.1%，比1997年提高了9.2个百分点，2002年1-10月，这一比重进一步上升到17.1%.该行业国际前10位的跨国公司中，已有8家在华投资设立了130多个合资或独资企业，这些企业的产品已经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占据了相当的份额。

汽车行业中，上海大众、南京依维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增资，宝马、现代设立了新的合资项目，丰田、日产分别与一汽、二汽签署了全面的合资合作协议，本田计划在广州合资建立出口轿车基地。

石油及石化行业中，西气东输、上海联合异氰酸酯、福建炼油乙烯一体化等，均为闻名跨国公司投资的数十亿美元的特大型项目。

这些资金技术密集型的大项目弥补了我国产业链中的空白，并吸引了大量国内外企业为其配套，形成产业聚集的区域，极大地增加了我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产品附加值和国际竞争能力。

2、随着入世后我国扩大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服务业利用外资发展迅速。

2002年1-9月，我国服务业吸收外资合同额161亿美元，同比增长36%；实际外资金额95亿美元，同比增长49%，约占我国同期实际利用外资的1/4.部分地区外商投资服务业的势头更加强劲，上海1-10月服务业吸收外资合同金额增长了97%.表明入世后境外投资者，非凡是跨国公司对我国服务业的投资日益活跃，服务业吸收外商投资的巨大潜力初步显现。

2002年以来，金融、商业领域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取得了积极进展，其中，商业分销领域，新批外商投资商业企业17家，其中连锁企业16家，原有外商投资商业企业新设分店7家；银行领域，至9月底国内已设立外资银行分行147家，其中45家获准开展人民币业务，最近美国新侨投资参股深发展银行超过18%的股份；保险领域，继去年11月英国标准人寿等3家外国保险公司获准进入中国后，在华外资保险公司已达34家，设立的营业性机构约50家，近期汇丰集团出资6亿美元参股平安保险10%的股份；证券领域，德国安联公司己获批准，率先在北京组建了合资证券治理公司。

服务贸易领域一直是跨国公司投资的目标，一些跨国公司已预备多年，随着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将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该领域，也是今后跨国公司投资的热点之一。跨国公司投资服务业，对我国服务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并可以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二）跨国公司更加注重本地化经营

经济全球化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促进了国际产业转移，跨国公司为提高全球竞争力和开拓中国市场，纷纷来华投资，而中国的综合优势使众多跨国公司增强了“扎根”中国的信心，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推行全面的本地化经营策略。他们不仅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中国生产其产品，而且将全球经营网络中几个核心部分都向中国进行转移，在生产、研发、治理、采购、品牌各个方面都加强了本地化的进程。

1、跨国公司将生产制造中心向中国转移的速度加快。

虽然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大幅降低了进口关税，但是，从降低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和确保市场份额等长期战略考虑，跨国公司仍纷纷将制造业的生产重心向我国转移，将中国作为跨国公司重要的制造基地。

如拜耳公司、巴斯夫公司、Bp公司等都已经开始实施几十亿美元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在华建立一体化的生产基地。这也为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2、在转移制造业的基础上，跨国公司加快了研发本土化的战略调整，在华设立研究开发中心。

目前我国外商投资设立的研发中心已近400家。摩托罗拉公司在华已有18家研发中心，去年9月又公布，将在未来5年增加10亿美元研发资金，并在北京建立全球研发基地。爱立信公司在已有6个研发中心基础上，去年5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研发总院。这些研发活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技术开发，而更关注于如何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面向全球进行最有优势的生产活动，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经营中的地位。

3、随着跨国公司投资规模的扩大和投资水平的提升，原先分散投资、分散治理的模式已不适应其发展战略的需要，跨国公司客观要求将运营治理中心转移到中国。

目前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投资性公司已有约220家，大部分承担着统筹治理在华业务的职能，其中世界500强公司设立的投资性公司已超过120家，有很多将逐步向中国甚至亚洲地区的总部过渡。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和上海两地设立的跨国公司地区性总部已达28家，近期即将设立的还有4家。

4、为了增强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降低采购成本，许多跨国公司开始在华设立全球采购中心。

将中国质优价廉的商品和原材料、零部件同跨国公司强大的全球销售网络相结合，既扩大了中国的出口，也为跨国公司实现全球配置资源，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动力。如沃尔玛公司，以深圳为基地，开始在全国布点，2001年在中国直接和间接采购的金额达103亿美元；GE公司明确表示，中国生产能力强的领域他们不预备投资建新厂，而将进行大规模的采购，2001年GE的医疗部门在华采购达3亿美元，联合利华也公布将在上海建立全球采购中心，未来5年内采购原材料和商品超过5亿美元。

跨国公司在品牌、人才等方面也加大了本地化的力度，将“中国化”作为实现全球化的一项重要战略，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中国经济的外部空间，同时也给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宏观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三）投资的方式更加多样化

入世后，跨国公司加快进入中国的同时，投资方式逐步突破了传统的“三资”模式，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新局面。

1、外商独资方式发展迅速

外商独资方式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并呈上升趋势。2002年1-10月新批外商独资企业18049家，占新批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65.3%，同比提高了6.3个百分点。新批外商独资项目合同外资金额为512.7亿美元，比重达68.4%，比2001年同期上升7.5个百分点。反映出我国的投资环境不断完善，外商对华投资信心进一步增强。

2、跨国并购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的并购同样怀有巨大的爱好。但跨国并购投资在我国发展比较缓慢。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1991-2001年年平均金额只有12亿多美元，占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比重仅为3.4%.对此，我国政府明确提出鼓励跨国公司采取并购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国家有关部门也在职权范围内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使跨国并购在中国逐渐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2002年以来，跨国公司采取并购方式的投资项目明显增多，如法国通用水务公司收购上海浦东水厂和管网项目。

此外，BOT方式、经营权转让、项目融资、境外上市、外资收购国有金融资产治理公司处置的不良资产、中外合资的产业投资基金、引进“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等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积极成果。使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逐渐向多渠道、多方式转变，有利于更多更好地利用跨国公司投资。

二、抓住机遇，积极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

跨国公司拥有资金、技术、治理、人才和全球营销网络等巨大优势。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对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都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21世纪前20年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快速增长的投资需求和日益扩大的巨大市场，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广阔的投资空间，我国面临利用跨国公司投资的良好机遇。抓住机遇，大力吸引并积极引导跨国公司投资，是今后我国利用外资工作的重要任务。

（一）积极营造有利于跨国公司投资的良好软硬环境

适应投资者结构改变、产业结构升级和生产经营方式变革等新情况，努力改进投资环境非凡是投资软环境，将成为中国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要害因素。跨国公司更加重视受资国的法律环境、市场环境、人才、融资、物流、零部件等配套环境，对我国投资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改善投资环境已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比如，在减少审批环节、简化程序、提高办事效率方面，鼓励类不需要国家综合平衡的外商投资项目，由地方政府自行审批，在西部地区，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和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项目，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并一道审批；国务院第一批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中，涉及外资的就有16个部门的35项等。但目前的投资环境还不能完全适应跨国公司投资的新形势。

必须全面继续改善和优化投资环境。要努力建立稳定、透明、可预见的法制环境，诚信、规范、统一的市场环境，物流通畅、中介服务体系健全、便于配套生产的企业发展环境，有利于人才聚集和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加快解决外资企业发展中碰到的突出矛盾，使投资环境再上一个新台阶。进一步增强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综合竞争力。

（二）积极吸引和引导跨国公司投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鼓励跨国公司投资现代农业，促进农业产业化；鼓励跨国公司投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鼓励在华设立生产基地和制造中心；鼓励跨国公司和战略投资者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

要按照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地域、数量和时间表，积极扩大商业、外贸、银行、保险、旅游、会计、审计、律师等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使之成为我国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新的增长点，并促进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采购中心、研发中心和地区性总部。适当放宽中西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的条件，积极引导跨国公司参与中国的西部开发。抓紧修订《中西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鼓励跨国公司投资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加快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

（三）多方式吸收跨国公司投资

直接投资论文篇2

现阶段，我国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既有内部发展的动力，也有跨越外部障碍、缓解外部压力的原因。这就决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必须要有“战略性”。总体来说，这种“战略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投资目的战略性，即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跨越贸易壁垒还是寻求资源和技术的。二是投资地区战略性，即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以及资源禀赋的实际情况，决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和数量。三是投资手段战略性，即根据投资目的的不同，从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合资以及股权收购等方式中选择合适的投资手段。四是投资产业战略性，即根据不同的投资目的，选择不同的产业。其实，在实际的投资过程中，这四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即根据投资的目的，以最佳的投资手段在最佳的投资地区投资最佳的产业，以求取得最佳的投资效果。

目前，根据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需求，也为了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效、有序、协调、健康发展，我国政府鼓励国内企业境外投资重点投向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鼓励有利于缓解经济发展瓶颈的境外资源类投资，拓宽这方面投资合作的渠道和领域；二是鼓励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够带动国内产品、设备和技术等出口和劳务输出的境外生产型设施和基础设施投资，并有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三是鼓励能够通过境外投资获得国际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业人才的境外研发中心投资，提高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四是鼓励中国的优势企业到境外从事贸易分销、银行、电子信息、物流航运等业务，增强服务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因此，具体来说，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投资战略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一）基础资源寻求型的对外投资地区：发展中国家

虽然中国在劳动力要素上具有一定的相对成本优势，但在某些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矿产、森林和土地资源等)上却显得缺乏。要使相关行业保持稳定的增长，国内现有的已开发资源，从质量和数量来看都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建立稳定的国际资源市场渠道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进行海外投资，开发资源就显得十分必要。

投资的重点地区应该是：第一类，部分亚洲国家。例如，东南亚的森林资源，西亚、中亚的石油、铁、钾盐等都对我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且我国在这些地区投资具有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利因素。第二类，拉美、非洲、中东欧等国家。例如，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秘鲁等国的石油、铁、铜和森林资源丰富，投资基础良好；利比亚、尼日利亚、南非、扎伊尔、赞比亚等国的石油、铜、铬、铁等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丰富，都是我国紧缺的自然资源。

根据这些产业的类型，投资手段最好选择与当地企业合资开发，或者是增资入股，跨国并购或者绿地投资的可能性比较小、难度比较大。

（二）边际产业转移型的对外投资地区：发展中国家

根据国际经验，对于我国的成熟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要想转移出去，大部分也必然集中在邻近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因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实力不足，只有在地理位置毗邻，交通、通讯、信息传递等比较便利的地区才能显出比较优势。这就是中国企业多向东南亚国家投资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将适用技术和成熟产业转移到市场潜力更大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这些国家从事加工贸易、建立生产制造装配企业，可以较大地满足东道国扩大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做到互惠互利，使投资顺利进行。这就可以把我国的夕阳产业转移出去，既可以缓解环境污染问题，又可以为我国承接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做好准备。

投资的重点地区应该是：亚洲、拉美、非洲、中东欧等国家。这些地区的部分国家是我国纺织品、化工产品、机电产品、拖拉机、小型农具、自行车、玩具、鞋帽、手工艺品等商品的出口大国。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消费结构及消费水平同我国具有相似性及承接性，而且人口众多，市场规模及潜力巨大。另外，这类产业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劳工素质也无需太高、很容易就地转化，同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颇受当地政府欢迎。

这些国家和地区投资环境较好，而且为吸引外资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所以，我国企业在投资时可以选择在国外直接投资建厂或者合资等形式。

（三）核心技术寻求型的对外投资地区：美日欧等发达国家

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以租赁和商业服务、批发零售为主，这些项目的投资从短期来看具有营利性，但是却没有长远的战略意义。目前，我国正在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转变成功与否以及速度快慢，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归根到底还是要取决于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拥有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目前，国际分工已经从产品分工发展到了要素分工，技术特别是高端核心技术的研发主要集中于美日欧等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母公司，而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主要还是处于加工、组装和制造等低端的价值链端点上，这就导致我国想通过利用外资提高技术水平比较困难。那么，怎么办？一是通过自主创新研发技术，二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到技术研发中心获得技术。目前国家已经大力提倡自主创新，但是还没有重视通过到国外投资主动地获得技术。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应该以吸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紧跟世界潮流为目的，有战略、有步骤、有实效、有重点地发展对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投资。投资的方式可以跨国并购或者自己设立研发中心为主。目前，一些企业已经实施这种战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上海复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国、日本等地设立高技术合资企业，并将先进技术转移到国内，加速国内产品的更新换代；华为集团分别在美国的硅谷、达拉斯、瑞典、印度、俄罗斯成立了实验室；海尔在美国设立了研发机构；长虹与东芝合作在日本设立研究与设计机构；联想在香港和美国设立了研发和技术信息中心，并进一步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

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目前，外包是跨国公司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因此，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也可以通过外包的方式，让国外专业性的企业为我国企业作代工，通过同时购并核心业务和剥离非核心业务进行业务整合，提高和培养企业对全球资源配置、整合、计划和协调的能力。在技术研发和关键性零部件生产方面尤其如此。目前，已经开始出现“国内企业做品牌，海外企业做代工”的新现象。例如，国内品牌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都在大量利用海外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做代工。2002年，联想公司的所有笔记本电脑中70%到80%的PDA以及40%的母板产品均由台湾地区的厂商负责生产。另外，美国和欧盟一直是对我国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也应通过强化投资绕过各种贸易壁垒，将贸易摩擦变成跨国公司内部的交易，缓解贸易摩擦。

二、投资风险问题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企业走出去主要面临以下风险：一是政治风险。例如，2005年，中海油斥资185亿美元收购美国第石油公司尤尼科，因美国国会的阻挠而失败。联想收购美国IBM公司的个人计算机业务后，美国国会议员理查德·达马托向国会提议审核联想计算机的信息安全，这使联想的业务发展受到制约。二是政策风险。例如，委内瑞拉政府宣布，把外资控股或独资的石油、能源类企业收归国有，外资方不能控股。因此，在委内瑞拉投资石油、能源的外国公司损失巨大。俄罗斯2006年年底出台了关于整顿批发零售市场经济秩序、规范外来移民就业等有关法规，使十万华商受到损失。三是社会风险。2004年的西班牙烧鞋事件给中国商人带来巨大损失。四是治安风险。2004年我国两名工程技术人员在巴基斯坦被绑架；2005年1月，8名中国人在伊拉克被绑架。有关数据表明，2005年外交部参与处理的各类中国人海外安全事件为2.9万件，2006年超过3万件。五是市场风险。例如，TCL收购法国汤姆森电视机业务，由于市场变化快，导致销售下滑、市场份额萎缩、亏损严重。

从具体地区来看，以非洲地区的尼日利亚为例，尼日利亚是中国企业开展业务较多的非洲国家，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自然条件优越、石油资源丰富、市场规模较大；但是，投资的风险也比较大，主要表现为：首先，种族宗教问题错综交织，频繁引发暴力冲突；其次，有组织持械犯罪猖獗，严重威胁社会安全；第三，劳资关系、失业问题和贫富差距极易引发社会动荡；第四，根深蒂固，制约政府管治水平。目前，尼日利亚以抢劫、绑架等恶性犯罪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安全问题已经非常突出。2007年1月，先后有5名和9名中国工人在尼日利亚南部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遭到武装分子劫持。据粗略统计，2006年全年至少有178名外国人在尼日利亚遭到武装分子绑架。

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我国企业“走出去”也是如此。我国企业既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有风险就持消极的态度，也不能视风险而不见，盲目走出去，而是要坚持积极、审慎的态度，时刻树立风险规避意识，有效设置风险控制环节，稳妥落实风险防范工作，合理安排风险化解措施，实施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进有退的投资战略。

从企业方面来说，企业应该从内部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做好前期的市场调研工作，充分认识、深入了解当地市场，审慎选择交易方，尽量降低可能面临的风险。准确定位和综合权衡面临的风险与机遇，结合企业发展目标，确定风险偏好，选择承担与预期收益和自身实力相匹配的风险。在风险发生时，企业可以通过分包和转包的方式转嫁一部分风险，或者在某些风险确定发生后终止合同，撤走设备，及时减少损失。

从政府方面来说，政府应该为企业对外投资做好保驾护航工作。可以通过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手段、进出口银行的政策性融资手段、开发银行的政策性支持手段、行业协会的信息咨询等支持中国企业向海外投资，在出口融资、信息咨询和应收账款管理等方面为企业提供高效服务，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安全保障。当风险发生时，如果有必要，政府可以出面帮助企业缓解风险和减少损失。

三、投资前景问题

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来看，《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5年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为1330亿美元，大约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的17%，而2006年则达到了1930亿美元，占全球流出量的16%。2005年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大约为1.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13%。1990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50亿美元的只有六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到2005年已有25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超过了这个目标。虽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占据主要地位，但是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的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正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可见，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投资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新趋势。

从中国对外投资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对外投资累计已达733亿美元，全球排名已由2005年第17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13位，一些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逐步提高，也形成了一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产业。但是，我国对外投资累计规模仅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规模的1%，约为外商对华投资累计规模的1/10。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对外投资仍将持续较快增长，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到了一个新阶段后必然出现的趋势。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这是一个标志性指标。日本1971年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时，经济发展和对外经贸关系随之出现许多新特点，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外投资迅速增长。另外，国家政府各部门都在加大对企业境外投资的扶持力度，从外交、外汇、税收、海关、信贷、保险以及多双边合作等多个方面给予支持。可见，我国企业“走出去”才是刚刚开始。

今后几年，如果国内市场竞争压力进一步增加、人民币继续升值、国际贸易摩擦持续加剧，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将明显提高，再加上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投资保障。因此，我国对外投资的速度将大大提高，规模将高于发展中大国的平均水平。有关专家预测：“十一五”时期，我国年均对外投资额可能达到150亿美元以上，到2010年，对外投资额可能达到200亿美元以上，五年合计对外投资额可能达到800亿美元以上。如果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生产能力过剩问题进一步加剧，人民币继续升值，对外投资规模可能更大。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重要的对外投资母国，对外投资额在发展中国家排名进入前三位。

我国已经开始朝对外投资的大国方向迈进，对外投资加速增长。这意味着我国将从以吸引外资为主的阶段转向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阶段，我国企业将更多地“走出去”，利用国外的各种资源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这对于促进产业升级与经济平衡快速增长都有重要意义。

四、投资阶段问题

任何战略、政策或事情都有一个阶段性，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时代内涵。例如，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已经从千方百计吸引外资的阶段发展到了选资的阶段。同样，我国企业“走出去”也应该是一个广义、动态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应该具有不同的含义。不管是从经典的投资理论来看，还是从现实的世界情况来看，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情况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企业经营能力紧密相关。

根据中国目前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判断，可以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形式所迫，被迫走出去。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或者国外经济的制约，为了保持本国经济发展或缓和国家间的经济矛盾，国家政府积极鼓励本国企业走出去。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对外投资都处于这个阶段，我国对外投资就是去寻找资源、寻找市场、寻找技术以及跨越贸易壁垒。

第二阶段：开拓国际市场，积累经验。在被动走出国门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被动走出国门的压力基本被缓和，企业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此基础上，这些企业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继续开拓国际市场，提高在国际上经营的能力。另外，国内的一些企业特别是具有竞争力的大企业也逐渐走出国门，争取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当然，这个阶段还是处于艰苦的开拓阶段。目前，我国少数企业已经处于这种阶段。例如，海尔集团在美国南卡州建厂，中兴通讯和华为集团在国外拓展业务等。

第三阶段：主动走出国门，全球配置资源。在经历第二阶段以后，很多企业已具备很强的国际经营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从经营业绩来看，已经开始赢利。此时，经过多年打拼的企业就开始积极主动地走出国门。在这个阶段，由于企业已经具备国际经营的能力和实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形式就不仅仅是单一的绿地投资，可以通过外包、加工贸易等形式把非核心业务或者把所有的生产环节在世界各地进行最优化组合。目前，我国处于这个阶段的企业几乎没有。

在这三个阶段里，第一阶段是由于国家特殊的内部和外部压力导致的，所以，这个阶段不是每个对外投资企业必经的阶段。但是，第二、第三阶段是任何一个企业的跨国经营行为都必须经过的两个阶段，而跨国经营行为却是企业内在利益驱动的外在表现，是其在成长过程中对自身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的自然结果。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可能会经历亏损微利可观利润、无品牌自主品牌的过程。

目前，我国对外投资的企业一般都是国内大型企业，这就决定了大型企业较多的经济发达地区对外投资的数量比较大。2005年，在我国前500家大型企业集团中，有387家集中在东部地区，占企业总数的77.4%，中部地区59家，占企业总数的11.8%，西部地区54家，占企业总数的10.8%。可见，在短期内东部沿海省市对外投资将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但是，随着我国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对民营经济鼓励政策的出台，我国将有更多的企业走出国门，开始开拓国际市场。

但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对外投资企业面临全球商业革命的巨大挑战。20世纪末发生了全球商业革命。此次商业革命具有三大特征：一是在跨国公司重组并购浪潮中所形成的高度产业集中，二是由核心公司，或者说是“系统集成者”对其所在价值链进行的“系统集成”的管理手段，三是在系统集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对价值链各个层面的巨大集约压力，即所谓的“瀑布效应”。在各个产业部门，拥有强大技术和市场营销能力的系统集成者们在其众多的供应商中积极物色佼佼者，通过“产业计划”的形式选择可以和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协作的联盟供应商，因此出现了“瀑布效应”，即给全球系统集成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一级供应商受到来自系统集成者的压力，进行购并，发展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领先地位。这些一级供应商同时通过同样的产业计划方式将这种变革的压力传递给他们自己的供应商网络。瀑布效应的结果是在全球范围内，在各个层次和领域给系统集成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诸多产业都出现了高速的集中过程。结果就是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的部分也正被源于发达国家的公司所占领。这意味着我国对外投资企业所面临的挑战比表面看来的更艰难，他们不仅面临着要赶超系统集成者的巨大困难，而且要赶超供应链中每个层面的强大供应商。

总之，对外投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探索过程，是一个道路崎岖的开拓过程。在知识时代，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特别重视技术研发和自主品牌问题。企业对外投资成功与否，既与企业自身的选择和决策有关，又与政府的政策和扶持有关。这就需要双方紧密合作，共同进退。

参考文献：

赵春明、宋志刚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效评价与发展对策，《国际经济合作》，2005年第11期。

裴长洪：《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谷广朝：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及防范，《国际经济合作》，2007年第2期。

江小涓：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着力点，《人民日报》，2007年5月25日。

江小涓：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更均衡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经济研究》，2006年第3期。

李辉：经济增长与对外投资大国地位的形成，《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林碧杨、王雨：中国前500家大型企业集团的地区分布，《经济研究参考》，2006年第9期。彼得·诺兰、张瑾、刘春航：全球商业革命、瀑布效应以及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新华文摘》，2006年第11期。

直接投资论文篇3

内容摘要:国际直接投资是一国融入全球化的主要渠道之一，也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一种重要模式。从理论角度来看，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主要有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即国际直接投资可能减少(替代)贸易，也可能增加(互补)贸易。扩大出口，促进贸易增长，是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政策目标之一。本文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收益的影响效应，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关键词:外国直接投资外贸收益影响效应国际直接投资分为外国直接投资(Inward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FDI)，它对一国的外贸收益有着重要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跨国公司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相互促进发展，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重点之一。20世纪50年代，蒙代尔、弗农和小岛清等人对此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马库斯、斯文森和邓宁等在20世纪80年代初做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并对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理论进行了综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Bhagwati和Dinopoulos等经济学家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了研究。而后又有研究将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对外直接投资纳入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探讨了不同类型国家之间贸易与投资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或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并不是孤立的，对外贸易规模发展越快，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就越大，而外资对东道国的出口增长也能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本文就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收益的影响进行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收益的影响效应分析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提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出口导向型政策，再加上我国有丰富的、较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所以连续十多年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吸引外资约占全部发展中国家总额的1/5，2011年中国吸引FDI突破500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FDI最大的受资国。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总量不断增加，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对中国的出口增长起到了很强的促进作用。(一)数量效应:增加我国外贸总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外国直接投资对促进我国出口贸易发展，增加我国的外贸总额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额从1991年的120.47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4442亿美元，增长了36.87倍，年平均增长率达193.62%，增长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呈现加速的形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自1991年的16.75%开始逐年递增，1995年时突破30%，1997年则突破40%，2001年达到50%，至2005年已经上升到58.29%，之后年份小有波动，仍呈上升态势。从出口增加额的角度看，尽管因为受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有过较大波动(如1994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增加额占全国出口增加额的比重只有32.38%，而在1996年则高达637.20%)，但总体上外商直接投资的出口增加额占据了全国出口增加额的主要份额。2007年，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提高到8.8%，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不到1%提高到2007年的近8%，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其中外国直接投资具有重要作用。外国直接投资有着极强的外向拓展力，没有外资企业的出口绩效，我国就难以实现对外贸易的平稳快速增长，也就是说，在华的外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尤其是贸易创造和市场扩张效应是极其明显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促进外贸总额的增加。(二)结构效应:促进贸易结构优化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结构的优化调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方面，外国直接投资对贸易结构的转变有直接效应，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与外贸企业增长发生着相随的变化，在外资企业迅猛增长的同时，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我国出口结构也基本实现了从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制成品为主的根本性转变。目前我国制成品出口的比重达到85%以上，机电产品、服装纺织、皮革、家用电器、文体用品、塑料及金属制品和电子通讯设备等外资进入比较密集，且外资出口比重高、增长快、贡献率大的行业的迅速增长在我国贸易结构转变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外国直接投资有间接贸易效应，即经由生产技术和营销知识的外溢、市场网络的转移和示范效应等，带来国内制成品企业出口状况的改善，从而带动中国企业出口的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内含的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先进生产力等要素通过各种渠道非自愿扩散，为我国带来了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科学的管理经验与管理模式等，实现了技术知识的外溢，带动和加快了我国产业与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这有利于扩大我国企业产品的出口竞争能力，增强了国内企业的竞争意识，促进我国生产率增长和贸易结构优化，在我国经济建设的转轨时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的建立以及市场机制的完善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外国直接投资在带给我国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首先，从整体上看，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在我国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格局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很小，投向第二产业的资金占据主导地位，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结构的深层次优化，即在促进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作用有待提高。其次，外资企业进口增长过快，以及进入成熟期的外资企业利润汇出的逐步增加，给国际收支平衡造成压力。再者，部分外国直接投资落户中国后凭借其技术、规模、资金等方面的优势挤占我国市场并形成垄断，尤其在新兴产业和高科技领域，部分外国企业已占据绝对优势，对我国产业安全构成威胁。提高外国直接投资外贸效益的政策建议目前，我国外贸发展呈现进出口增长速度双双回落，贸易顺差明显缩小的特点。在国际市场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形势下，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依然保持了13.4%的增长率，所以当前我国在进一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继续强化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政策建议如下:利用我国劳动力和资源等比较优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推动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对外资企业出口实施更为有效的管理，保持其贸易高速、稳定的增长。各种旨在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努力，都应以促进结构优化为核心。优化宏观环境，进行税制、外贸体制改革，促进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的联合与竞争。加速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加速银行商业化进程，健全资本市场，增加金融产品种类，拓宽储蓄转化投资渠道，增强市场活力。建立健全法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外国直接投资创造良好环境。制定科学的外商投资企业行业规划，配合以有效的产业政策指导。重点引进技术先进型产业的外商投资，严格控制技术传统型产业的投资，适当引进外国金融产业资本进行有效的产业政策指导，完善外商投资的外贸效益检测评估工作。改变传统的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在出口导向战略条件下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以竞争优势为导向，将比较优势与新技术优势发展模式结合起来，在充分发挥现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制度、管理，支持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结构创新，从而实现出口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直接投资论文篇4

一、两种理论的研究溯源与现状

（一）传统理论上的不相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则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所致，生产要素的价格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的。正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价格优势。所以，一国将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进口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国际贸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国的资源优势所决定。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生长的空间。

现代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发展，恰好否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完全的自由竞争导致完全的市场结构。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美，才是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场的非完美性，跨国企业才有可能运用组织的效率，发挥它在获得资本、劳动、技术和知识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条件，在世界市场上与当地企业竞争。跨国企业在市场、生产、规模经济以及诸多方面的垄断优势是确保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可见，这一分析框架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两种理论融合的尝试

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国学者弗农(R.Vernon1966)。他用“产品周期理论”来系统解释企业在出口、许可证形式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并将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与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联系起来。弗农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产品期、产品成熟期和产品标准化期，他认为，在新产品期，企业选择在国内生产，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贸易的形式；在产品成熟期，企业想保持最佳经济效益必须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当产品进入标准化期后，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使产品的生产或装配业务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原来发明产品的国家则转为从国外进口该产品。

澳大利亚学者科登(W.Corden,1974)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放弃了瑞典学者赫克歇尔(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H-0理论）中的要素在两国之间不可流动的假定，同时引进了第三个要素——知识，并允许资本、劳动和知识三要素进行国际流动，这使得扩展后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

英国跨国公司专家邓宁(J.H.Dunning,1976)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也是至今为止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邓宁提出了用折衷主义方法来解释国际生产活动，该理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这就是说，如果三者都具备，国际直接投资是最佳的选择；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同时取得内部化优势，则可以选择对外贸易；如果仅仅具有所有权优势，他国区位优势又不明显，那么许可证贸易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正是这些理论对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与企业发展之间紧密关系的描述，使得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成为可能。

（三）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现状

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1978)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同时置于国际分工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方法，为我们对两种理论进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小岛清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从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出发，在H-0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内，先确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再根据国际分工原则选择合适的投资产业。

以克鲁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尔普曼(A.Helpman,1983)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较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他们试图用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格局和跨国公司的产生：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当要素禀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国际直接投资则是最佳选择，这样就产生了跨国公司。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这一微观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现象。波特研究的逻辑线索是：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产业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又决定了企业竞争战略。他是站在产业（中观）层次，从下而上，即从企业（微观）层面向上扩展到国家（宏观）层面上。这是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拓展。

我国学者在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总结述评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军、吴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较优势下融合两种理论的观点（黄河，2002），并对两者相互融合的趋势和统一的途径阐述了看法。但是，至今为止我国学者还没有就这两种理论如何融合进行深入的论述和研究，也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

（一）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论研究的重心发生偏移。从李嘉图(D.Ricardo,1817)开始，古典经济学关于比较优势的产生问题开始偏离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国际分工为理论出发点的内生决定论。斯密认为，比较优势产生于分工和专业化，是内生的；而李嘉图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产生于资源配置过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数学工具的局限，导致以马歇尔(A.Marshall,1920)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放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内核（分工和专业化），研究重点完全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

2.假设条件与现实状况不符。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同质要素、信息对称、零交易费用等等，这些假设条件符合了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科学理想，可以用来构建清晰而精致的数学模型和推理严谨的分析框架，但是，用这些作为理论的前提是根本无法得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

3.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分离，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例如，国际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企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是以行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杨小凯等人的新

兴古典经济学是以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

4.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例如，弗农是用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来作为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判断标准；小岛清是把比较成本原则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克鲁格曼是用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波特是用竞争优势的原则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

（二）为何重拾国际分工思想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注：［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页。）200多年前的这一论述，至今仍为当代经济理论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有关分工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分工的基础和职能的分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的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页。）国际分工就是指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带来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随之而产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分工和专业化理论的两个侧面，同时也是微观经济学在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领域中的延伸。随着国际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企业之间借助国际市场实现的国际分工可能并不经济，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代国际分工的内容、性质和形式。

在当代国际分工的理论研究中，已形成三种研究对象不同的理论体系：一是研究由市场机制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另一是研究由跨国公司为载体予以组织和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理论；第三种则是由杨小凯(X.Yang,1993)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由个人的专业化、生产的迂回程度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杨小凯等人用非线性规则（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分工和专业化等经济思想形式化，创立了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重新将分工和专业化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其中许多命题的证明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启示性的典范并缩小了最优化范围。同时在此分析框架内，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融合在一起，不仅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将许多原来相互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专业化）统一起来。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产生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因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形式，企业的出现是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的结果，所以交易费用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交易效率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沿用他们的思路，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当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高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生产费用时，人们将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跨国企业会从国际分工中出现；当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比向东道国市场输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行国际贸易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更有效率时，人们选择前者。

三、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类似，只是用“行为主体”（个人、企业、行业、国家）来代替原来的“个体”的概念。第一层是行为主体在作出国际贸易或国际直接投资决策前，从竞争优势的角度对当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自身条件进行分析；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行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层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国际市场结构、国际企业制度和行为主体的自利行为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第四层次则是与行为主体价值观有关联的所谓社会福利分析。

（一）从竞争优势的角度作出决策

我们把竞争优势定义为“组织结构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的整合。所谓组织结构优势，即行为主体协调其组织活动的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包括人力结构和资本结构、技术和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对国际一般惯例熟悉程度等优势。所谓社会资源优势，即影响组织收益分配的社会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它包括市场、客户、社会网络融资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和增强竞争优势既是行为主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又是其目标，它涉及内生函数和外生函数所包含的诸多因素。所以，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具有的竞争优势的角度来解释其国际贸易、技术许可转让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见表1）

表1竞争优势整合

组织结构优势社会资源优势

国际贸易必需具备无需具备

技术许可转让必需具备有无均可

国际直接投资必需具备必需具备

（二）从收益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国家、行业、企业、个人）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是：在当前自身所拥有的总额为I的投资能力中，是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于行为主体而言，目标之一就是使总预期利润最大化。用公式表示为：

附图

式(1)中，NPV[,F]为在东道国进行折现数额为I[,F]的直接投资所获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T]是向东道国出口折现数额为I[,T]的贸易所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D]是将剩余投资能力(I-I[,F]-I[,T])投资母国市场所得到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其等价形式是与净现值相等价的净现值流（每年等量的净收入）形式：

附图

式(2)中，r[,F]为从直接投资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T]为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D]为从母国市场中所获得的内部收益率。行为主体从目标函数出发作出决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当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且国内市场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为主体选择在国内生产和销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

4.如果r[,D]＜r[,T]或r[,D]＜r[,F]，行为主体选择的决策公式可表示为：

附图

根据公式(4)即可从收益的角度做出相应的决策。

（三）从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附图

其中，β与消费偏好有关，k是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t为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

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的决策问题在于，确定每一种产品的自给量、市场购买量、市场销售量以及如何组织生产这两种产品。以下讨论四种可能出现的结构形态（如图1所示），解出其角点均衡，然后从这些角点均衡中识别出完全均衡。

1.结构A由组态(XY)组成。在这个组态中，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对无论是中间产品X还是最终产品

Y都采取自给自足的方式。设在组态(XY)中。（注：详细的推导过程可参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结构的角点均衡是：

附图

附图

图1国际市场结构和国际企业制度

附图

其中U[,1](D)和U[,2](D)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业主体在结构D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3.结构FY由组态(L[,X]/Y)和(Y/L[,X])组成。在组态(L[,X]/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它的劳动力而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中间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中进口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X])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这些中间产品返回本国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出口到国家1。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只从事国际贸易，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结构FY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v是结构FY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U[,1](FY)和U[,2](FY)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Y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4.结构FX由组态(L[,Y]/Y)和(Y/L[,Y])组成。在组态(L[,Y]/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他的劳动力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最终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的跨国公司中购买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Y])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中间产品出口到国家1，并且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在国家1的市场上销售，同时又把最终产品返销回本国。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既没有从事国际贸易也没有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了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了国际直接投资。此结构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U[,1](FX)和U[,2](FX)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X中的人均真实收入，r是结构FX中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

因为人均真实收入最大的角点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们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点，并得出以下推论：

1.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和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小，则结构A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时，行为主体选择自给自足的方式。

2.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够高，则结构D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都分别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

3.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k足够高，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Y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作出只从事国际贸易的决策；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4.若专业化经济程度足够高，且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与产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X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不从事国际贸易，又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四）从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在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时，通常要对母国和东道国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判断的标准通常是一国的国民福利或社会福利。他们一般会选择干预成本最小或使国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称之为最优政策选择。例如：(1)自由贸易政策，即零干预或不干预政策。无论是从一国的国民福利还是从所有贸易参与国的国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贸易政策都被认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时，行为主体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2)高关税政策，这种政策阻碍和限制了商品（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通，减少了人们通过自愿的国际贸易可能获得的好处。此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以此来规避高关税壁垒。

四、小结

以往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对国家与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进行解释，本文则将它们放在同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以往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分离的，对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本文则将这些基本分析单位统一在“行为主体”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论研究中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本文则以竞争优势的原则、收益最大化原则、市场结构均衡原则和社会福利最优原则来作为行为主体决策的共同判断标准。因此，本文的结论是，虽然世界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WTO后会趋向于逐渐公正和平等，但对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而言，究竟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其决策主要取决于它们对自身竞争优势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市场结构均衡的评估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

上述分析方法和结论对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和参与国际竞争，对各管理层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会有所启发。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近10年来，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安排已经把我国纳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之中，这将大大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和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投资的扩大，这些都要求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贸易—投资—生产—贸易一体化的方式将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利用跨国公司来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拓展贸易与投资规模，形成“贸易—投资”双向联动、互相促进的良好态势，将是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普遍的战略选择；我们只有提前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才能实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均衡、配套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理论研究的假定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两种理论的最后发展趋向势必是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上融为一体。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2]［日］小岛清著：《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文真堂，1985年。

[3]迈克尔·波特著，陈小悦译：《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1997年。

[4]KiyoshiKojima(1996),Trade,InvestmentandPacificEconomicIntegration:SelectedEssaysof

KiyoshiKojima,Tokyo:BunshindoPublishingCompany.

[5]PaulR.Krugman(1990),RethinkingInternationalTrade,TheMITPress.

[6]王福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国际生产的一般理论述评》，《国际经贸探索》1999年第1期。

直接投资论文篇5

摘要:国际直接投资是以控制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投资活动。加入WTO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逐步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利用外资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影响,并积极提出应对措施。

关键词:WTO;投资;中国

1加入WTO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我国产生的影响

1.1关于投资规模的影响

加入WTO以前,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加入WTO后,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190亿美元,比入世前增长了34.2%,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38亿美元,比入世前增长23.5%。目前,中国现存注册外商投资企业23.6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已超过全国进出口总额的57%;已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国之一。

以市场控制为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的发展既有带动和示范的一面,又对其自身和国内产业的成长构成抑制。表现在:国有企业因机制障碍越来越难以适应竞争加剧的形势,国有部门的萎缩引起城市市场的相对萧条,最终又限制了外资的发展,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及领导盲目追求招商引资的“政绩”,重引资数量而忽视引资质量,相应的代价是,对不能进口或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使我们引进外资战略的可持续性大大减弱。

1.2关于产业投向上的影响

与全球产业结构演变趋势相适应,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从第一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向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转变。第三产业中的一些服务业,如金融、保险、不动产、商业等是国际直接投资的热点。

入世后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扩大,给外商带来了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另一方面,这种领域的快速扩大,给中国企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其次,开放市场后对人才的竞争加剧,人才价格可能水涨船高,尽管这种变化对人力资源利用和培育可以起到刺激作用,但同时也将提高服务业的成本和价格,使其低成本优势受到削弱。

1.3关于投资地域的影响

入世前,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加入WTO后我国在积极扩大利用外资,着力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同时,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相结合,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支持力度,外商直接投资地域向中西部转移。据不完全统计,世界500强中已有80多家企业在我国西部地区投资或设立办事机构,比入世前同期上升了85.3%。

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有利于培育全国统一市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外商加大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使得一些投资项目并不是我国目前所急需引进的项目,同时也与我国的产业结构相违背。使得在我国产业结构中政策中应当优先发展的部门未能得到发展。

1.4关于投资方式的影响

加入WTO之前我国吸引外商投资的主要方式有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独资经营、投资控股、合作开发等其他方式。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上半期,建立合资企业是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市场的最主要形式,自入世后外商的新投资项目中,外商独资项目开始超过中外合资项目,独资形式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快速上升。独资企业比重快速加大将继续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一种趋势,并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

这样一来,独资企业的投资方式更便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和控制,对企业今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另一方面,独资企业的这种快速发展使原来合资的一方遭受了损失。各企业被外资控股后,我国参与经营的一方失去了管理和控制企业的权利,东道国的宏观经济控制能力会随之下降,从而可能导致市场控制的失灵并引发经济动荡,造成利润外流。从检验结果中可以得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滞后2期时存在一个协整向量，表明中国西南地区的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某中长期稳定的关系。括号中的数值为T检验量，可以看出在5％的水平下，该方程通过检验。

(五)VEC模型建立

根据前文所述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构建本文的VEC模型：

上面估计的VEC(2)模型，方程(3)和方程(4)下面括号中的数值依次为各系数的t统计量检验值。显然，上述两方程中所估计的系数大部分在统计上达到显著。同时方程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残差序列具有平稳性且J—B检验(P=0．40)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回归残差序列均满足正态性，方程整体拟合度较高，且模型通过平稳性检验。同时VEC模型AIC和SC的值分别为-7．13和-6．45，满足模型有效性的要求，模型整体解释力较强。

(六)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我们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滞后期为2期)。

从因果检验关系来看，在中国西南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不是城镇化率提高的原因，城镇化提高时产业结构升级的原因，二者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这里有必要结合中国西南地区的具体情况做进一步的原因阐释。

二、相关结论与政策建议

直接投资论文篇6

[摘要]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一方面，我国已具备对外进行大量投资、实现对外开放飞跃的条件；另一方面，我国也出现人民币升值、国内通胀压力加大以及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贸易摩擦加剧等情况，在这种新形势下，努力促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能进一步提升我国企业的竞争力，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缓解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过热、能源紧张问题，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理性选择。【论文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全球化；企业竞争力；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也大大加强。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区域合作的机遇凸显，如何调整我国对外开放的结构以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我国人民币升值、国内通胀压力加大，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贸易摩擦加大等新形势下，调整对外开放策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尤其必要。一、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浪潮、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机遇的需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日益强化，全球对外投资不断增长，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全球跨国投资也普遍增长。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已连续4年实现高增长，200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达到9160亿美元，比2011年提高了29%。发达国家的流入量增长37%，达到5420亿美元。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达到1.31亿美元，比上1年增长了38%，是2000年以来增幅最高的1年。企业对外投资正呈现加速趋势。据统计，2007年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45%，达到857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了创纪录的1.02亿美元。直接投资不仅在发达国家一直被高度重视，在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也得到了快速增长。我国大陆全球跨国投资增长迅猛，非金融投资从2003年的29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187亿美元(含金融投资部分达209亿美元)，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还处于起步阶段。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仅占全球的0.5%，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我国仅为1∶0.11(据2007年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公布的外贸有关数据计算得出)，远不及发达国家的1∶1.14，也不及发展中国家的1∶0.1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我国经济发展规模和经济实力极不相称，与我国多年来的全球第三大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的地位反差太大。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结果。目前，经济全球化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经济全球化对每个国家(地区)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且任何国家(地区)也无法回避这场深刻的革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形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历史大潮中接受检验是我们唯一的选择。经济全球化的4个主要载体——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都与跨国公司密切相关，或者说跨国公司就是经济全球化及其载体的推动者与担当者。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组建和发展跨国公司是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是我国实现经济国际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战略层次质的飞跃，是在更高层次上实行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需要。对外直接投资需要企业有实力基础，需要国家有综合国力条件，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和企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03-2006年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高达35.5%，200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95万亿元，500强中的中国企业家数达到30家，相当一部分企业已经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2007年我国综合国力排名世界第三；我国外汇储备连年增加，截至2007年末，外汇储备余额达到1.5万亿美元；国内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也已突破17.5万亿元，为企业对外投资准备了良好的对外直接投资条件。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获取利益的要求，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需要。我们应大力扶持有实力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机遇，迎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挑战。二、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减少贸易顺差，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需要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引进与对外投资、商品出口与资本输出不成比例。如下表所示(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公布的2003-2007年外贸有关数据计算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连续4年高速增长，对外投资和使用外资的年增量差额和累计差额在逐步减少，但与吸引外资数额差距巨大，比例仍然过低。2007年底，对外投资额与吸引外资额比例为1：4倍，差额达56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额与累计吸引外资额之比为1：8.69，差额达7228亿美元。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只及我国外贸出口额1/65，外汇储备依然连年增加，贸易顺差迅速扩大。我国资本金融账户的高额顺差，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于我国吸引的对华直接投资额数倍于我们的对外直接投资额的不合理比例；而经常账户顺差大幅度增加的一部分原因也应该归结于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不够，外贸只能依赖于产品出口，对外直接投资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平衡国际收支的作用。高额的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顺差给人民币带来升值的压力，给商品出口增加困难，加剧了我国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贸易双顺差还进一步增加了我国的外汇储备从而增加了外汇风险和资金的闲置成本，而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大量的国际游资涌入国内，又更加剧了国际收支的进一步顺差及我国外汇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贸易顺差过大，既不利于国内经济的均衡发展，也不利于对外经贸合作的持续发展，不利于我国经济长远发展及综合国力的提高。加大对外直接投资是减少贸易顺差、平衡国际收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降低外汇储备风险和闲置成本的迫切需要。三、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经济结构性过剩下我国企业享受“入世”后的权利和机遇、进一步增强竞争力的需要当前，我国经济过热与膨胀是典型的结构性过热膨胀，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能力过剩与结构性需求过度、过热并存，许多行业如家电、纺织等轻工行业普遍存在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技术设备闲置等问题，这些行业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多数产品不论是内销还是外销，市场拓展难度加大，企业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急需对外投资拓展生存空间。而“入世”后，我国在承担了开放国内市场的义务和挑战的同时，也享有了相应的权利和机遇：即“入世”后世贸成员国要向我国的产品、服务和投资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和实行国民待遇，这给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国企业应充分享受“入世”后的权利和机遇，除了让产品、服务走出去外，更要尽可能地通过投资向海外进军。对外直接投资既是企业竞争力增强后的必然选择，也是企业进一步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相对于产品、劳务出口来说，现阶段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组建跨国公司更有利于企业增强实力，提升国际竞争力。第一，对外直接投资能享受东道国国民待遇甚至特惠待遇，绕过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开拓国外市场，提高企业资本收益率。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实行是出口导向型战略，我国企业利用在低技术含量行业里所具有的明显比较优势，产品出口增长迅速。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已名列世界第4位。但是，随着出口的快速增长和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十分严峻。相当长时期来，我国产品出口频频遭遇反倾销控诉、反补贴调查、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非关税壁垒甚至暴力抵制。到2007年，我国已连续13年成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6年成为遭受美国调查最多的国家，2008年也是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以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替代以往出口导向型战略，能减少贸易顺差，绕开贸易壁垒，缓解贸易摩擦，还能充分利用东道国的吸引外资政策，享受国民待遇甚至特惠待遇，有效拓展市场空间，提高资本收益率。第二，对外直接投资能充分利用国际的资源，降低资源使用成本，提升企业盈利能力。我国出口导向型战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资源与环境的压力。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并日益加剧。世界制造中心地位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源进口国，我国大量的资源进口抬高了资源价格，加上劳动力价格上涨和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成本越来越高，使我国产品逐渐失去成本优势。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内部化方式长期获取国内短缺的战略性资源，是缓解我国资源紧张局面、降低企业资源使用成本、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举措。第三，对外直接投资更有利于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我国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吸收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随着我国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通过引进外资而能吸收的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越来越有限。而通过企业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置身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环境之中，能更有效地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第四，对外直接投资能使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适应国际化的竞争规则，培育企业对东道国市场的适应能力，有利于企业提升竞争力。四、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改善我国国内居高不下的投资率，抑制国内经济过热与膨胀，实现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率持续偏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2007年我国年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26%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从2003年的3200亿增至2007年10月的9万亿元，2007年11月，固定资产投资再增长26.8%。2008年一季度全年在建项目总规模同比增长24.6%，比上年同期增速加快0.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83万亿元，增长25.9%，增速加快0.6个百分点。仍将持续的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和充裕的企业自有资金是投资膨胀的重要支撑。过热的投资导致相关资源紧张和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加上自然灾害导致的生猪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因此，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已成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缓解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的有效途径，是企业自有资金重要的分流渠道。发展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降低国内投资的热度，减少国内总需求，缓解我国资源紧张状况，减轻国内资源价格上涨压力，是缓解目前宏观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的重要手段。五、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人民币升值形势下趋利避害的必然选择自2005年7月21日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已经跌破7元大关，以1994年1月1日起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8.72元的汇率为基数，人民币已升值24.75%。以此次汇率制度改革前汇率基本盯住美元时的8.27-8.28元人民币兑1美元为基数，人民币升值18.45%。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和充足的外汇储备是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对外开放水平日益提高的重要标志，充足的外汇储备是我们国内经济发展和参与对外经济活动的有力保证。然而，人民币升值不仅提高了我国出口商品的成本，也使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随之同比例缩水，按2007年外汇储备额1.528万亿美元计，我国外汇储备共缩水2837.979亿美元。在美国次贷危机和经济萧条冲击下，我们将面临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可能和外汇储备进一步缩水的威胁。人民币汇率升值也有有利的一面，人民币升值提高了人民币的购买能力，增强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力。大力发展对外投资能较好地利用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减少外汇储备缩水的损失，充分利用人民币较高的购买力，是人民币升值形势下的理性选择。总之，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综合实力和企业竞争力增强后的必然选择，是人民币升值下的理性选择，也是解决国际贸易和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有效措施，应该成为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是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应高度重视现阶段对外投资的大好机会，勇敢地走出国门，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做大做强企业。地方政府应改变目前对对外投资管理的自发现状，提高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入国际市场、建立全球生产体系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制定和完善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与制度，营造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环境和条件，大力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走出去”战略的质的跨越，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