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财政论文篇1

(一)财务报告内涵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1978年11月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1号中提出财务报表和财务报告的编制，但并未对财务报表和财务报告的概念作出区分，只在列举财务报告的内容时认为：“常见的财务报告，其中包括财务报表、其它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财务报表是财务报告的中心部分，它是企业向外界传递信息的主要手段，某些有用的信息用财务报表传递较好，而某些信息则通过财务报告提供比财务报表更好”。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在1989年7月公布的《关于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框架》中认为：“财务报表是财务报告程序的组成部分，全套财务报表通常包括资产负债表、收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以及作为报表组成部分的附表、其它报表和说明材料，财务报表还可能包括基于或源于上述报表并应随之一同阅读的附表和补充信息，不过财务报表不包括董事会报告、董事长陈述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以及可能列入财务报告或年度报告中的类似项目”。而在1997年修订的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中则认为，一套完整的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及会计政策和说明性注释。

(二)政府财务报告内涵在政府会计领域，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ASB)认为政府财务报告包括财务报表、必要的补充信息、附表、统计表。公共部门委员会(PSC)在1991年3月的研究报告第1号《中央政府的财务报告》中将财务报告定义为，满足主体外部使用者共同的信息需求而编制的通用财务报告，并指出财务报表是财务报告的核心，其他财务信息如业绩计量和预算的信息也可以包括在财务报告中。上述各方表述体现出政府财务报告的几方面关键因素：首先，政府财务报告主要由政府财务报表、报表附注、附表以及其它必要的补充信息组成；其次，财务报表是财务报告的核心内容；最后，财务报告应包括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由此，笔者认为：政府财务报告是政府财务会计的最终成果，是为了系统、全面、完整地反映政府的预算及其执行情况、财务状况、运营结果，为社会公众及相关信息使用者客观公正地评价政府履行公共受托责任情况及进行相关的政治的、经济、社会的决策提供真实、可靠、相关的财务信息的会计报告体系，它包括财务报表、报表附注、附表以及行政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等主要内容，财务报表是财务报告的核心内容。

二、我国政府财务报告现状及问题

(一)我国政府财务报告现状我国1998年1月1日实施的“一则三制”对于政府财务报告相关内容进行了相应规范。《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第六十一条规定，总预算会计报表是各级预算收支执行情况及其结果的定期书面报告，是各级政府和上级财政部门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指导预算执行工作的重要资料，也是编制下年度预算的基础。第六十二条规定，总预算会计报表有资产负债表、预算执行情况表、财政周转金收支情况表、财政周转金投入情况表、预算执行情况说明书及其它附表，其他附表有基本数字表、行政事业单位收支汇总表以及所附会计报表。《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第五十四条规定，会计报表是反映行政单位财务会计状况和预算执行结果的书面文件，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总表、支出明细表、附表和报表说明书。《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第四十四条规定，会计报表是反映事业单位财务状况和收支情况的书面文件，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基建投资表、附表及会计报表附注和收支情况说明书等。

(二)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存在问题首先，我国政府当前并未单独提供完整的政府财务报告，相关政府财务内容大多是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向外公布；其次，我国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是由财政总预算会计报告体系、行政单位会计报告体系和事业单位会计报告体系组成，相互割裂，各成体系，不能提供政府整体的会计信息；再次，由于政府会计体系混乱，政府财务报告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也就比较混乱，财政总预算会计在主要提供预算信息的同时又夹杂着反映当期资产负债情况的一般财务会计信息；最后，现行的资产负债表是根据资产+支出=负债+净资产+收入来构建的。将收入和支出两动态要素混在资产负债表内，导致了资产负债表的名不符实。此外，我国政府会计报告体系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主要是基于收付实现制的预算会计信息，而对于政府财务状况、运营情况等一般财务会计信息则关注不够，不能满足相关信息需求者的多种倩息需要。

三、美国政府财务报告的经验

(一)美国政府财务报告的层次构成美国政府财务报表按不同使用者的需求，财务报表由四个层次构成：浓缩、总括的财务报表；通用财务报表(概括性合并报表)；按基金类型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单个基金及账户组报表，每个层次的财务报表都附有财务报表附注，并可以单独对外报送，除此之外，还包括由行政管理层编写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等大量非财务信息。而在1999年6月，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cASB)第34号准则公告改变了以往的报告结构，从政府整体和主要基金及其他基金双重视角进行报告。整个报告由两个层面组成：政府层面将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来列示有关信息；基金层面对那些主要的基金单独编报基金财务报表，非主要的基金则合并在一起编报基金财务报表。而美国政府财务报告按照编制的时间可以分为中期财务报告和年度财务报告，其中，中期财务报告是以内部使用者为服务对象的，一般不向外界披露，综合年度财务报告则是面向各种各样的信息使用者，因而它的编制必须符合公认会计原则的要求。政府的年度财务报告由介绍、基金报表、对财务报表的注释、必要补充信息、附表、文字解释以及统计报表组成，其中财务报表是核心，财务报表具体种类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与基金余额变动表、现金流量表、净资产变动表等。

(二)美国政府财务报告的演进直到1975年美国财政部编制并公布了第一份联邦政府财务报告。最初的联邦政府财务报告以预算为基础，且不需要经过审计，只需要财政部聘请民间机构对源头数据及其收集程序进行独立审核。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联邦政府的财务报告改革取得了很大发展。美国财政部、预算管理局和美国审计总署共同成立了联邦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theFederalAccountingStandardsAdvisoryBoard，FASAB)，由该委员会负责制定联邦政府会计准则。其中FASAB的第2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主体与披露》(EntityandDisplay)要求，作为联邦财务报告主体的每个联邦机构、项目和预算账户均应提供本级财务报告，联邦政府还需要编制整个政府的合并财务报告，应包括：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资产负债表、净成本表、净资产变动表、经营活动报表、预算资源表、融资报表及项目绩效衡量报表等。此外，1994年的《政府管理改革法案》还要求从1997年起开始执行联邦政府财务报告的审计制度。

四、我国政府财务报告体系完善的建议

(一)完善我国政府财务报表体系政府的财务资源主要来源

于纳税人缴纳的税收、向社会公众发行债券筹集的资金及国有资产经营收益等。采用基金会计模式可以更好地贯彻专款专用原则，使各种具有专门用途的预算资金的界限更加清楚，便于加强政府财务资源管理，我国政府会计可以根据复式预算的要求和政府承担的财务受托责任情况，从加强财务资源管理和规范政府财务行为的需要发出，按照公共财政和复式预算要求设立相应的政府基金，并提供相应的资产负债表、运营表以及预算收支比较表，以加强对预算的核算和监督。同时，还应建立基于修正的权责发生制甚至完全权责发生制的权益基金和受托基金，这些基金由政府管理和运作，承担相应的受托责任，也必须作为政府会计的对象加以核算和报告，提供相应的资产负债表、运营表及相应的附表。此外，我国应建立基于修正的权责发生制甚至完全的权责发生制并以各一级政府为财务报告主体的一般政府财务会计报表体系。

(二)完善政府财务报表附注在实务上，报表附注也是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对象，因此财务报表和报表附注是一个整体。但报表和报表附注内容的质量特征有一定区别，表内项目的文字和数据都来自日常记录经过初次确认、再次确认后对外报出，两次确认都必须遵循会计准则制度，而报表附注中既可用文字表示又可兼用数字表述，也可仅用文字说明。财务报表附注的编制形式灵活多样，常见的有以下六种：一是尾注说明，这是附注的主要编制形式，一般适用于说明内容较多的项目；二是括弧说明，此种形式常用于为财务报表主体内提供补充信息；三是列报备抵与附加账户，设立备抵与附加账户，在财务报表中单独列示，能够为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更多有意义的信息；四是脚注说明，指在报表下端进行的说明，它主要对表内项目所采用的会计政策、方法等以及表内无法反映的重要事项所做的补充说明；五是附表，有些无法列入财务报表主体中的详细数据、分析资料，可用单独的补充报表进行说明，它反映会计报表构成项目及年度内增减来源与金额。此外，对于有关社会责任、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信息可采用适当的报告形式。

笔者以为我国政府财务报表附注应包括以下主要附注内容：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如会计报表是采用的收付实现制还是修正的收付实现制或者修正的权责发生制；对政府会计准则的遵循声明；重要会计政策的说明；重要会计估计的说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表内重要项目的进一步说明；或有事项的说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说明以及其他未在表内列示而需进一步说明的信息等。

(三)行政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发表财政论文篇2

关键词：支出结构；经济增长；关系

中图分类号：F8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6)06－0077－06

一、引言

“政府应做的，就是财政要干的”，政府职能主要是通过财政职能来实现。目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对于财政职能的观点和看法各派纷呈，可谓见仁见智。但对于财政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这三大职能，已取得共识，而财政是否应该具有经济增长职能还存在争议。但从各国财政职能实践来看，无论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财政都或多或少发挥了经济增长的职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取得了显著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有效提高，各项社会事业也有了明显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特别是财政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有效保证了经济的适度增长。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公共财政体系逐步建立，在对财政支出总量不作大调整的基础上，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做到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有促有控，对与投资增长过快有关的、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等“越位”的投入，积极采取措施退出来、压下来；对属于公共财政范畴的，涉及到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如农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和生态建设、公共卫生、教育、科技等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逐步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因此，有必要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性进行研究。财政支出结构是否合理，其目标函数是以经济增长为主的社会发展。

二、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财政支出研究的深入，关于财政支出结构方面的成果相继推出，即由财政支出规模的总量研究深入到财政支出的结构研究，看哪些支出构成能促进经济增长，哪些不显著，哪些呈负相关。琼斯(1990)利用美国1964～1984年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认为公共福利支出导致更低增长率，高速公路支出、治安、消防在大多数时期和增长呈正相关，但不显著。教育支出、卫生、医疗和增长关系不显著。巴罗(1990)对98个国家1970～1985年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用于公共消费服务方面支出与增长呈负相关，用于生产方面支出(如基础设施)与增长呈正相关。WilliamEasterly和SergioRebelo(1993)使用125个国家1979～1988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交通与通讯的公共投资与增长正相关，教育与卫生的投资与增长关系不显著。PawlEvans和GeorgiosKarras(1994)通过对美国48个州1970～1980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州和地方对教育支出与私营部门非农业产业的真实产出呈正相关，而对高速公路、卫生和医疗、治安、消防及排污与私营部门非农业产业的真实产出关系不显著。Garcia－mila，J．McGuire，H・Porter(1996)通过对美国48个州1970～1983年的数据研究，发现高速公路、水和排污处理的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不相关。Devarajan，Swaroop，邹垣甫(1996)通过对21个发达国家的5年平均增长率分析，认为公共支出中的资本构成支出与增长正相关，而经常性支出对增长有负效应，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对增长有负向回归作用。Kneller，Gemmell(1999)分析22个OECD国家的5年平均增长率，得出政府的生产性支出能提高增长率，而非生产性支出与增长关系不显著。王路、OttoA・Daris(2005)对1970～2000年美国9个地方的州和地方组数据分析，发现政府的生产性支出与增长呈正相关，非生产性支出与增长呈负相关，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出，很难界定国际上统一的财政支出结构。判断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是否合理，不仅要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还应同我国经济增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三、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与实证分析

(一)财政支出结构的模型框架

为研究财政支出结构最优，需建立一个以最优经济增长为目标函数，参照巴罗(1990)的研究方法，首先需建立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在一个封闭型的经济社会下，由无限寿命期的大量相同的家庭、同质充分竞争性企业与政府所组成，家庭以消费获得效用(不考虑闲暇对劳动的替代)，并且家庭总是将其拥有的资本租借给产商，并将其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进行分配，以其效用最大化，产商按照完全竞争条件雇佣与租赁资本进行生产，不存在折旧。政府实行一次性的总量税。

1．家庭效用函数。家庭效用函数表示为：

(二)财政支出结构的实证分析

在财政支出中，我国有些学者把经济建设支出归为公共支出。本文认为，这种分类不能真正反映公共支出部分，因为公共支出实质是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其理论基础是市场失灵理论。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而提供的公共支出，从可量化角度来看包括：国防支出、公共基础设施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文教卫支出、农村事业费支出、城市维护建设费支出等。而经济建设支出实质是政府替代了市场本身能做的，是一种政府越位现象。所以，将经济建设性支出从公共支出中分类出来是必要的。

根据上述分析，先引入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型：

从模型结果(21)式来看，财政对经济建设支出为负数，文教卫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很大，即财政在文教卫支出增加1％，经济增长率增长0．84％；其次是转移性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国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但不是很明显，国防支出每增加1％，经济增长约0．012％；虽然标准差都很小，但部分t检验不显著，而且DW值很小。通过分析，模型中存在残差的自相关，模型实际值、拟合值、残差如图1：

由于模型存在残差的自相关，因此，改用其他方法，本文采用协整分析。

1．样本数据的单整性分析。根据现代计量经济学理论，在建立模型前，为防止伪回归，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单整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从单整性检验结果可以发现，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总支出均为临界值5％的一阶单整，表明这三者大致呈均衡增长。但从财政支出结构来看，经济建设支出、国防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转移支付支出都是临界值10％一阶单整；但在临界值为5％水平下用于文教支出单独出现二阶

单整，或者说要放宽条件假定，临界值在15％下才出现一阶单整，这正好说明了我国财政结构支出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首先是我国财政支出用于经济建设方面增加额在逐渐减少，但减少得缓慢；用于国防支出出现了较快的增长；用于行政管理支出也出现了较快的增长；用于其他支出包括转移性支付下的社会福利救济支出、社会养老保险支出和国内外的债务本息出现了很快的增长；值得注意的是用于文教支出出现了大幅度波动，从1987～1989年文教支出出现负增长，而到1996年以后急剧增长，2002年出现峰值，然后有所回落，但增长额度与1990年比起来还是相当大的，透过这些数据可以分析到1997年后由于开始推行教育产业化，用于文教方面支出占有很大份额。以上分析说明国民经济增长率、财政各项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2．协整回归模型。从样本数据的单整性分析得到，由于GDP、K(固定资产投资额)为I(1)，即一阶单整，而各项财政支出也可通过放松条件为I(1)，因此，它们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首先用动态分布滞后(ADL)模型检验LnYt、Lngit、LnK序列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一阶ADL模型如下：

式中：序列各下标的第一个小字母为类别(含义同上)，下标第二个字母t表时期(Y、K的下标是时期)。

模型(24)式就是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各类财政支出及投资之间的弹性关系。

从模型来看，财政用于经济建设支出对国民经济增长率影响为正且很明显，表现为财政用于经济建设支出每增加1％，国民经济增长为0．48％，这基本上符合我国基本情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实行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增长中，相当大部分是靠财政投入和支持的；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转轨时期，虽然出现了较高的通货膨胀，但财政支出仍相当大地刺激了经济增长，特别是面对亚洲金融风暴，我国采用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主要调控手段之一，不仅避免了金融危机，且仍以较高速度增长，可以说财政支出政策功不可没。

用于国防支出方面与经济增长为弱负相关关系。在模型中表现为财政用于国防支出增加1％，经济增长减少0．08％，说明国防支出虽然对经济增长有负影响，但不显著。国防是一个国家保证长治久安的主要力量，为经济与社会发展起到保驾护航作用，其作用与影响之深远远远超过经济意义。

财政用于行政事业方面支出与经济增长为弱正向关系。从模型来看，表现为每增加支出1％，经济增长增加0．02％。行政事业支出是政府向社会提供的社会服务或公共产品，它本身并不直接从事生产性经营活动，根据市场失灵理论，它是不可或缺的。

财政用于转移性支付方面和经济增长呈弱负向关系。从模型来看，表现为财政支出每增加1％，经济增长约为－0．03％。由于转移支付是国家的单方面转移，从当期来看，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大或负向关系，但从跨期看，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财政用于文教支出与经济呈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即财政每增加文教支出1％，导致经济增长为－0．49％，当然这并不能说文教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因为根据文教支出特性，其效应要较长时期才体现出。

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呈较强的正相关。从模型来看，每增加1％支出，经济增长增长0．31％，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相当部分是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根据分析得出结论为：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支出与经济增长呈很强的正相关；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呈较弱的负相关；行政事业支出与经济增长为较弱的正相关；转移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为较弱的正相关；文教支出与经济增长为很强的负相关；投资和经济增长为很强的正相关。

(一)改善国家宏观调控，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从模型结果与实证分析来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急待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仍要支持经济建设，但要做出结构性调整，要重点支持国计民生的产业和经济支柱发展；国防支出中应向重大项目倾斜，并可以适当引入市场化进行改革；文教支出应调整支出结构，提高资源使用效益和科技转为生产的能力；严格控制行政事业支出，并提高使用效益；转移支付应加大缩小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力度，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物质基础；固定资产投资虽然在经济增长中起到相当大作用，但主要还是靠铺摊子投入大量资源，因此，财政仍要进行宏观调控。

(二)积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加强公共财政体系建设

要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一步调整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所得税收入分成和出口退税机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税收制度，全面实施农村税费改革，积极研究物业税、资源税等税种的改革。积极推进部门预算制度改革，实行综合预算。深化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逐步建立起现代财政管理制度和公共财政体制框架。

(三)完善其他配套改革，提高财政支出效益

发表财政论文篇3

【关键词】行政性公共财产;网格/团体文化伦理;管理模式;交易成本

一、行政性公共财产的含义

行政性公共财产也称行政性国有资产,是指由行政部门占有、使用的,在法律上确立为国家所有的、能以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和,包括国家拨给行政部门的资产、行政部门按照国家政策规定运用国有资产组织收入形成的资产以及接受馈赠和其他经法律确认为国家所有的资产。也就是说,它指行政机关占用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的资产,法律上强调国家拥有完全产权,而单位和个人不得占为己有、私自处置和收益的公共财产。所谓的行政机关,是行使国家职能、管理国家事务的各种机关的统称。根据实际管理惯例,本文采用广义行政机关的概念,按照其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分为权力机构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家行政机构即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机构;司法机构即法院、检察院、警察、监狱等。另外,我国按照一定原则并经过法律手续组织的、列入国家行政编制、在预算管理上视同行政单位管理的党派及社会团体也包括在行政单位之内。

二、公共财产管理模式的争论

公共财产管理思想的差异主要是集中控制、私有化产权和自治管理三个派别,他们分别对公共财产管理模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以政府集中控制为唯一方案

当稀缺资源是公共所有时,没有人会节约使用一种公共资源,也没有人会将资源的所有制安排给其他人,即人们所熟知的“公地悲剧”。对于公共财产的“公地悲剧”,有学者赞同国家实行集中控制和管理的方案。加利特・哈丁认为:“在一个杂乱的世界上,如果想要避免毁灭,人民就必须对外在于他们个人心灵的强制力,用霍布斯的术语来说就是对‘利维坦’表示臣服”。对公共财产实行集中控制和管理的政策方案已经得到广泛的赞同,在第三世界国家尤为如此。

(二)市场化方法为解决方案

市场化方案提倡者认为,凡是资源属于公共所有的地方,就会导致很大的外部性。德姆塞茨(DemsetzH.)认为,公共财产排除了使用财产就要付费的体制,因此强制实行私有财产制度,才能将由公共财产导致的外部成本内在化。他认为私有化是最优的解决办法。

(三)自治管理的治理方案

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大量实证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开发了自主治理公共财产的制度理论,从而在私有化理论和国家控制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解决公地悲剧的理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用博弈论的方法探索了在理论上可能的政府与市场之外的自主治理的可能性,中心思想是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逃避责任或其它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保持自己努力所形成的剩余。

三、公共财产管理模式与网格/团体文化理论

关于如何进行公共管理的话题,人们总在不断地探索,长期以来关于如何选择管理国家经济的模式问题上一直围绕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争论不休。网格/团体文化理论(grid-groupculturetheory)作为一种分析方式,起源于世界著名的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1982)的作品,如今已经被广泛用于社会科学界的制度分析。网格表示我们生活被习俗和规则所限制的程度,其功能是缩小以个人协商为基础的生活范围;团体则表示个人选择受团体选择限制的程度,其结果是将个人整合到集体中。网格和团体在公共管理中是根本性的。过去关于政府本质的争论均集中于在多大程度上依据规则机械的做法与运用智者判断和就事论事的权衡。关于如何进行公共管理,可以把“网格”和“团体”的向度放在一起,组成一个简单的矩阵,界定出一些基于文化伦理的基本的组织框架(见表1)。

文化伦理组织类型的框架促使我们思考公共管理的多样性,而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法那么简单。这里只考虑积极的公共管理模式,即将文化理论的三种积极模式对应于公共财产管理的三种模式和三种管理手段。每一种文化伦理决定的组织类型决定了公共财产管理模式的方向和手段。表2描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公共财产的管理问题上,等级主义趋向于政府集中控制管理,对公共财产的管理采取集中所有权、集中控制、集中审批的方式,一般能够达到较高的行政效率,促进令行禁止,雷厉风行;个人主义趋向于取消政府的集中控制管理,采取用经济手段和市场化的方式,将公共财产私有化或者交给私人进行管理;平等主义的文化伦理要求公共财产管理应考虑到直接相对人的利益,这就要求公共财产管理不仅满足政府部门命令上达下传、严格执行的行政效率,也不仅是学习企业部门追求利润、重视成本的经济效率,还要基于罗尔斯所提出的“无知的面纱”下通过个人意愿、民主过程、投票抉择等机制,形成普遍公正、公平、公开的公共财产管理模式。

四、行政性公共财产管理模式选择――基于交易成本的分析

表2列出公共财产管理的文化伦理、公共财产管理模式与手段关系矩阵,在公共财产管理的各个环节到底应该采取哪种模式,至今人们也未取得一致意见。新西兰著名经济学家穆雷・霍恩认为,在实现社会目标的过程中,有效的公共管理应当确保交易费用最小化,这是制度经济学派的分析方式。在此也利用交易成本的方法来分析行政性公共财产管理模式和方法的选择。

(一)选择制度性工具

上文中关于公共财产管理模式已有了三种争论,即等级主义的集中控制式、个人主义的自由市场式、平等主义的自主治理式。究竟用哪种方式来管理行政性公共财产,这三种模式对应了三种制度工具。

1.行政性公共财产管理主体集中控制公共财产的程度。这种控制力量会随着政府主体对部门财产控制能力的大小而变化,令这种控制程度为D,变化范围从“分散管理”到“完全集中控制”,用[0,1]表示。

2.行政性公共财产管理环节可市场化程度的大小。市场化程度的大小随着公共财产的管理环节对于公共财产公共性大小以及政府职能转变而变化,令市场化程度为M,变化范围从“不可采用市场化机制”到“完全可以实现市场化机制”,用[0,1]表示。

3.外部监督主体参与权力的大小反映了行政部门以外的力量对于行政性公共财产管理的参与权力以及监督权力的大小。公共管理过程中有些规定了公众参与执行领域的决策权利,例如必须告知公众即将作出的决策,给予公众作出评议的机会,令这种外部参与程度为P,变化范围从“没有参与权力”到“完全有参与的权力”,用[0,1]表示。

(二)交易成本分析及我国行政性公共财产管理模式的选择

交易成本是指产权从一个经济主体向另一个主体转移过程中所有需要花费的资源的成本,包括一次易(发现交易机会、洽谈交易、监督)的成本和保护制度结构的(如维持司法体系和警察力量)成本。在公共财产管理领域中对于公共部门来说存在四种交易成本,即决策成本(EC)、委托成本(PC)、成本(AC)以及行政管理成本(MC)。下面就用交易成本的分析方法来探索公共财产的管理制度。

令D[0,1],M[0,1],P[0,1],使得TC=EC+PC+AC+MC的值最小

其中:EC=aD+bM+cP;PC=dD+eM+fP;

AC=oD+pM+qP;MC=rD+sM+tP。

四个交易成本等式中的参数意义分析如下:

1.决策成本(EC)。公共财产有可能集中控制在政府手中,有可能分散在各个部门进行管理如事业单位公共财产或公共设施类公共财产,也有可能将管理权力下放到社区中。随着政府对公共财产的控制力度的增强,政府关于公共财产有关管理方面的决策成本降低,因此a是负值。公共财产可市场化程度越高,公共讨论进行决策的成本就越低,因此b是负值。外部力量参与权力越大的话,对于公共管理决策过程的牵制就越大,因此c是正值。

2.委托成本(PC)。不断加强的政府控制力量,使得政府更容易对行政性公共财产的具体管理进行干涉,增加了委托问题,所以d是正的;但公共财产的可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直接干预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e是负的;如果外部力量很难参与公共财产的管理决策或对公共财产管理行为有所影响时,委托问题就相对增加了,所以f是负的。

3.成本(AC)。政府集中管理公共财产的权力和力量越大,代表政府控制力量越大,那么各管理公共财产的公共部门利用公共财产谋取私利的可能性就越小,成本就越低,因此o是负值。公共财产管理的相关业务公共性越强,可市场化的可能性就越小,那么占有使用公共财产的部门侵犯公共财产和公共利益的可能性就越低,成本也就越低,因此p是正的。同理,外部力量参与决策或监督的权力越大,公共部门发生道德风险、侵犯公共利益的可能性就越低,因此q是负的。

4.行政管理成本(MC)。政府集中管理公共财产的权力和力量越大,代表政府控制力量越大,避免了公共财产管理权力分散在占有使用部门,从而可以降低公共部门之间协调管理的行政管理成本,因此r是负值。公共财产管理可市场化的可能性越大,越可以借鉴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或者将公共财产部分业务承包给私营部门管理,如此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和市场化方法,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因此s是负的。同理,外部力量参与决策或监督的权力越大,公共部门发生道德风险、侵犯公共利益的可能性就越低,因此q是负的。

总成本TC=(a+d+o+r)D+(b+e+p+s)M+(c+f+q+t)P

我国公共财产管理体制和模式的选择,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可以根据交易费用的理论来作出抉择。从上文关于文化伦理理念、管理模式以及管理手段的分析矩阵中可以看出,每一种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都有其自身的缺点,克服每种管理伦理和手段“阿喀琉斯脚跟”的最好办法是:融合三种管理伦理和管理手段的长处,避免其缺点,尽可能地降低交易费用。

如何融合三种管理伦理和管理手段,提高公共部门管理公共财产的绩效,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索的课题。在这里,笔者就公共管理的文化伦理、管理模式、管理手段,并根据行政部门的实际现状,对应于行政性公共财产管理的不同层次,尝试提出行政性公共财产管理的模式设想“三论”。

一是政府决策和行政主管层面――等级主义的“整体政府论”。

公共财产的重要性和保护的要求在宪法、行政法规上都有体现,但政府各部门或地方违反规定行事的现象却层出不穷,公共财产管理的行政效率目标并没有实现,公共财产管理整体状况不容乐观。

从实际情况来看,职能部门直接掌握经济资源,在政府与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处于平等抗衡的地位,部门或个人占有使用财政资金拨款形成的公共财产,却把公共财产当成部门财产或者个人财产。而实际上,政府与其各个部门之间是行政上的委托―、整体与个体的关系,政府部门占有使用的公共财产是政府委托其职能部门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而非借之以改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私有财产。在政策和行政主管层面实行政府集中控制公共财产的边际成本a+d+o+r

二是行政性财产管理机构日常管理层面――个人主义的“市场交易论”。

行政性公共财产管理中存在的预算额度最大化、成本偏高、效率低下、管理积极性不高的现象可以通过在日常管理层面引入市场机制,或内部模拟市场来解决。此时,对于公共性不强的行政性公共财产进行市场化管理的边际成本,采用个人主义的管理文化伦理理念、选择市场化控制是理性的。第一,对于单位占有使用的房产、车辆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财产管理模式,引入内部市场,要求占有使用部门对公共财产的使用支付租金,租金由财政预算安排,管理机构租金收入须入财政专户。第二,至于房产、车辆、设备等大额资产的维修、保养、清洁等服务性强,但不具备公共品性质的服务项目可以招标承包给私人机构管理,以降低行政机构专门机构专门人员负责管理的成本。第三,设立激励机制,鼓励节约,提高管理单位努力管好行政性公共财产的积极性。众所周知,企业通常采取提成、加薪等激励机制提高员工的积极性,行政性公共财产使用管理方面也可加以效仿。

三是行政性公共财产管理监督层面――平等主义的“高度参与论”。

公共财产来源于公共资金,也就是纳税人的贡献,所有纳税人都是利益相关者,更多公众要求政府公开公共管理的信息知晓权。如果政府在使用公共财产之前更多地重视公众的反应以及引入公众对公共财产的监督,那么就会避免层出不穷的贫困或灾难出现等不协调的公共财产管理事故,公共财产的使用和管理也会更加合规、合情、合理一些。

在现代民主发展的进程中,再也难以将政府部门及其管理封闭起来,政府必须打开门户,在行政性公共财产预算、决策、配置、使用、评估、处置等环节使公众参与进来,听取公众的意见,接受公众的监督。用詹姆斯・布坎南的观点来讲,“在一切关系到制定规则的规则方面应该最大限度地引入超多数投票机制”,使公众高度参与。外部力量参与决策的边际成本c+f+q+t

【主要参考文献】

[1]H.德姆塞茨,刘守英等,译.关于产权的理论[M].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年11月新1版,P192.

[2][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余逊达,陈旭东,译.公共事务治理之道[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3][英]克里斯托弗・胡德・彭勃,邵春霞,译.国家的艺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8.

[4][新]穆雷・霍恩・汤大华,颜君烈,等译.公共管理的政治经济学――公共部门的制度选择[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5):38-49.

[5][美]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蒋琳琦,译.产权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43.

发表财政论文篇4

国家审计论文参考文献：

[1]刘家义.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J].中国审计，2011．

[2]徐湘林.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5．

[3]俞可平.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11.

[4]韩乃志，王鸿.推进审计公开透明，有效服务国家治理[N].审计研究简报，2011-7-21.

[5]审计署审计科研所编.审计署2010年度优秀审计论文和研究报告评选获奖文集[M].中国

[6]时代经济出版社，2011，4.

[7]许宝强.对我国国家审计未来定位问题的探索[D]，厦门大学，2005，11.

[8]张文祥.论国家审计与宏观经济管理[D]，安徽大学，，2005，10.

[9]刁永伟.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D]，吉林大学，2010，04.

[10]宋常，田莹莹，赵懿清.基于国家战略的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J]，中国审计，2011

[11]董大胜.对审计法院体制的新认识.中国审计[J]，2011(12).

[12]郭小聪．财政改革：国家治理转型的重点[J]．人民论坛，2010．

[13]胡伟．政治过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4]刘力云．政府审计与政府责任机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5．

[15]秦荣生．深化政府审计监督完善政府治理机制[J]．审计研究，2007．

[16]石爱中．国家审计的政治思维[J]．民主，2005．

[17]唐皇凤．大国治理：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基础与主要困境[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5．

[18]尹平、戚振东．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中国政府审计特征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0．

[19]杨肃昌．审计监督的政治学思考[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8．

[20]石爱中，胡继荣.审计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1]张金男.政府审计效能之研究———以台湾为例［D］．暨南大学，2006．

[22]戚振东，吴清华.政府绩效审计：国际演进及启示［J］．会计研究，2008．

国家审计论文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M].李善明，编，郭大力，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

[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6]欧文·休斯.公共管理导论(第二版)[M].彭和平，周明德，金竹青，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7]李扬，张晓晶，常欣，等.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理论、方法与风险评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8]马骏，张晓蓉，李治国，等.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9]国家统计局.中国资产负债表编制方法[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10]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第八版)[M].张昕，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1]戴维·奥斯本，德特·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周敦仁，汤国维，寿进文，徐荻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12]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13]王静.政府财政资产负债核算国际规范的比较研究——基于2001GFS和IPSAS的研究[J].统计教育，2009，12.

[14]李扬.要从资产负债表来控制资产泡沫[EB/OL].2009夏季达沃斯论坛发言.

[15]王健.政府经济管理案例(二)——国有资产管理与政府规制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16]尤安山.拉美债务危机：原因及对策[J].拉丁美洲研究.1986(1)：23-26.

[17]沈沛龙，樊欢.基于可流动性资产负债表的我国政府债务风险研究[J].经济研究，2012，2.

[18]吕伟.政府或有负债风险管理研究：理论框架与实践探索[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19]许宪春.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统计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0]广东商学院国民经济研究中心.国民经济发展与国民经济核算[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21]毛太田.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22]HanaPolachovaBrixi，马骏.财政风险管理：新理念与国际经验[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23]李林林.关于国家风险与主权信用评级的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

[24]胡浩.政府资产负债管理风险对“欧洲五国”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研究[D].北京：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2.

[25]郑小娟.欧洲国家债务危机的风险传导研究[D].湖北：武汉大学，2014.

[26]顾诚浩.我国政府财务报告改革的研究[D].江苏：苏州大学，2014.

[27]刘笑霞.政府绩效评价理论框架之构建——以一级政府为中心[D].福建：厦门大学，2014.

[28]胡景涛.基于绩效管理的政府会计体系构建研究[D].辽宁：东北财经大学，2014.

[29]李敏.中国地方债务风险管理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4.

[30]董丽.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起因、影响及启示[D].云南：云南财经大学，2011.

[31]侯杰.国家资本结构与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6.

[32]李光辉.国家综合负债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1.

[33]周瑞华.“两库两公开”——资产评估监管新模式[J].当代经济，2009，7.

[34]罗和平.关于国有资产评估项目管理改革的几个问题[J].国有资产管理，2005，11.

[35]朱毛瑞.三份资产负债表传递的债务信息[N].香港经济导报，2013，1(17).

[36]陈学安.建立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研究[J].财政研究，2004，8.

[37]张永慧，李天祥.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初探[J].财政研究，2005，5.

[38]郭亚军，何延芳.我国1994-2001年财政支出状况的综合评价[J].财政研究，2003，9.

[39]李彦历.我国财政资金绩效管理研究[D].北京：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0.

[40]赵红梅.基于多级模糊综合评判法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08，28.

[41]王克强，刘红梅，陈玲娣.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综述[J].开发研究，2006，5.

[42]崔元锋，严立冬.基于DEA的财政农业支出资金绩效评价[J].农业经济问题，2006，9.

[43]高敏雪，等.国民经济核算原理与中国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4]戴维·奥斯本，彼得·普拉斯特里克.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M].谭功荣，刘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45]莫里斯·戈登斯坦，菲利普·特纳.货币错配——新兴市场国家的困境与对策[M].李扬，曾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6]王定云，王世雄.中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理论综述与实务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

[47]黄维民.新范式与新工具：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公共政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8]王彦荣，等.中国政府资产管理改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49]曹荣湘，朱全涛.国家风险与主权评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50]财政部会计司.政府会计研究报告[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51]陈小悦，陈立齐.政府预算与会计改革——中国与西方国家模式[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52]李建发.政府会计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53]李金早.告别GDP崇拜[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发表财政论文篇5

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普遍出现了财政分权(fiscaldecentralization)的趋势，全世界人口超过500万的75个转型经济国家中，84%的发展中国家正致力于向地方政府下放部分权力(dillinger，1994)。与此同时，对财政分权的争论也一直不断，无论理论还是实证结论，都有不同看法，在财政分权的理论文献方面，以oates(1972)等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认为，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能更好地代表本地区居民的偏好，因此，中央向地方转移财权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加快地方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全国经济增长。蒂博(1956)的用脚投票模型、布坎南(1965)的俱乐部模型等开创性工作也勾画了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标尺效应、权力制衡等观点也认为，分权经济下政府部门之间的竞争能够提高政府运作效率，削减预算赤字，防止权力滥用。另一方面，质疑财政分权作用的声音并不鲜见，他们认为中央政府具有规模经济优势，能够避免外部效应的潜在成本，适当的集权反而有利于经济增长，财政分权只有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发挥其积极效应，例如良好的民主机制，充分的地方自治和健全的机制安排等，但现实很难满足这些条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民主法制建设存在很多漏洞，财政分权的信息沟通渠道不畅通，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难以避免。

不仅理论研究众说纷纭，分权的实证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局面，xie、zou和davoodi(1999)对美国经济的实证检验发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而akai和sakata(2002)的研究却支持传统财政分权有正作用的观点；zhang和zou(1998)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与davoodi和zou(1998)对46个国家的研究，都表明发展中国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负；与之相反lin和liu(2000)的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直到今天，财政分权仍然是公共经济学研究领域和政府决策部门的重大课题之一。

我国自1994年建立分税制以来已历经十余载，实行的初衷是为了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规范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增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等。关于我国分税制的效果，国内存在争论，贾康(2006)坚持认为“分税制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两位一体’地处理好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经济关系的理想制度安排”，张晏与龚六堂通过采用各种财政分权指标度量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彼此一致性，在两级分权的基础上，对28个地区1986—1992年和1994—2002年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分税制改革显著地改善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改革前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关系，而1994年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正”。而尚铁力(2002)认为“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度设计与执行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性，而这种不对称性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会使财政分权的效果大打折扣”。美国财政学会主席罗依.伯尔(bahl，roy，2005)对中国的财政分权问题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中国的财政分权到哪一级?”，反响激烈。周文兴(2006)通过对中国建国以后的计量历史进行考察，发现“考虑速度和程度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有惊人的相关关系，而通常认定的80年代中期进行的财政分权改革和90年代中期的分税制改革只不过是一个历史阶段延续问题。从长期来看，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影响，但不排除中短期出现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

本文试图从地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江苏省为例，对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的江苏财政收入情况，从总量、结构进行分析，以实证结论作为依据，尝试从收入角度来评价我国推行分税制的基本现状，仅供参考。

二、基于分税制框架下的江苏财力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采集分税制改革以来江苏省各级政府的财政数据，进行整理与计算，从总量与结构两方面，对江苏省财力问题进行分析。

(一)江苏财力总量分析

1.江苏近10年来的财政总收入基本情况

财政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作用于经济，这是财政与经济关系的一般原理。1994年以来，我国为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对财政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整个财政体制框架一直延续至今，相关数据显示，近10年来是江苏省经济与社会发展最快的时期，其财政收入的情况如表1、图1和图2所示。

从表1、图1和图2数据所显示的结果看，江苏省1994—2004年财政总收入总体情况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绝对量呈扩张态势，2004年是1994年的7.6倍，年平均增长23.6%，高出全国财政收入17.9%的增长水平，且大多数年份的增长速度都快于全国水平；二是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各年度的这一比例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是总量规模占全国财政总规模的比例不断上升，近两年来占到国家财政的近10%水平。江苏省近10多年来财力的这种变化，是该省改革开放所取得成果的具体体现之一，与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密不可分。

2.江苏省近10年来本级财力情况

按照分税制的要求，我国大部分地方所集中的财政收入总额中，有一部分是要按一定的标准上划给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来调配使用。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差异以及适用的政策不同，各地区上划中央的收入规模会不一致，就江苏省而言，其实际情况如表2和图3所示。

从表2和图3的数据所显示的结果来看，1994—2004年期间的大多数年度，江苏地方本级收入占其全部财政收入的比例都低于60%，最低为47%，最高为63%，也即说明江苏省是财政上划的重要省份，而考虑到中央财政对江苏省的转移支付情况，这一期间江苏省财政净上划率变化不大，维持在25%左右的水平，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近年来江苏地方税收收入规模有较大的增长。

3.江苏省近10年来财政总收人与gdp的弹性分析财政收入的集中程度与很多因素有关，其中经济总量是一个重要因素，从国外的相关文献来看，财政收入增长是否合理以及财政体制是否健全与完善的问题，可以用收入弹性来分析，江苏省近10年来的财政总收入弹性系数情况如图4所示。

图4数据显示的结果看，1994—2004年期间，江苏省财政总收入对gdp的弹性系数大多数年度均大于1，表明在这段时期里，江苏省财政总收入的增速快于其当年gdp增速，但各年度的弹性波动较大，呈现振荡走势，最大弹性系数为3.34，即gdp增长1%，财政收入增长3.34%。全国这一指标近10年来也呈现振荡态势，但近10年来江苏省收入弹性平均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却近乎相等，前者为1.74，后者为1.75，这说明，近10年来江苏省财力得到了极大地增强，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其财政收入对gdp的弹性是适当的。

(二)江苏财力结构分析

1.财政收入的形式构成分析

2007年开始实行新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以前，我国财政收入被定义为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收入，从其形式上看，主要由税收收入和其他收入构成。近10年来江苏省财政总收人中这两钟形式收入的情况及变化如表3所示。

表3数据显示的结果表明，一是江苏省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占主体地位，符合我国目前财政收入形势现状，但税收所占比重低于全国水平(基本维持在90%以上)；二是受国家政策影响，江苏财政收入中税收所占比重呈现下降的态势，即1994年以来国家多次对预算内外资金的范围进行了调整，逐步扩大了预算内收人的范围，将以前没有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基金纳入预算来管理，从而使税收收入所占比重下降。

2.财政收入的区域构成分析

江苏省是我国典型的区内差异较大的地区，划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e，体现在财政问题上，三大区域的差异情况详见表4、表5、图5和图6，其中，图5

表示的是1999—2003年三大区域财政总收人占江苏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图6表示的是1999—2003年三大区域接受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占其可支配财力的比例。

表4、表5、图5和图6数据显示的结果表明，江苏省财力的区域结构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地区财政总量差异大，且差异呈明显加大的趋势。苏南地区的财政收入的各项指标，都远远超过苏中和苏北地区，苏中地区财力尽管与苏北地区大体相当，甚至在一些年度低于苏北地区，但人均财政总收入也要大于苏北地区；二是地区相对规模的差异明显。表现在地区财政集中程度上，1999—2004年中，从苏南到苏北，财政的集中程度是递减的(即地区财政总收入占地区gdp比例是下降的)，表现在地区对江苏省财力贡献上，从苏南到苏北，贡献率是递减的(即地区财政总收入占省财政总收入比例是下降的)，苏南地区人口占全省人口的30%左右，但财政收入却占到江苏省财政总收入的60%以上；三是地区接受上级政府转移支付比例的差异大。从图6可以看出，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但从相对规模来看，苏北地区最高，苏中地区其次，苏南最低，说明苏南地区财政可完全自给，而苏中、苏北地区有相当一部分财力需要依靠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来满足，特别是苏北地区。

3.财政收入的政府级次构成分析

按照现行地方财政体制要求，一级政府应有比较固定的本级财政收入，以满足其履行各项职能的需要，并且对本级财力不足以满足需要的政府，规定了转移支付办法。笔者根据江苏省2000—2003年相关数据，对省、市、县乡级政府相关财政指标进行计算，具体结果详见图7和表6。

表6和图7的数据显示的结果表明，江苏省财力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分配格局，市本级政府比例最高，4年中有3个年度的比例超过总收入的50%，省本级财政总收入近几年来比较稳定，比例约为10%左右，县乡财政总收入的比重略有下降，笔者根据我国现行的地方财政体制推测，县本级财政总收入占到省财政总收入的20%左右，因此，乡镇本级财政收入仅为全省的10%左右，而从转移支付规模来看，各级地方政府都有一定比例的转移支付的收入，省本级政府是最高的，县乡级政府其次，市本级政府最低，而且不同年度存在一定的波动。

三、基本分析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结合笔者的调研体会，我们对扛苏省分税制改革以来的财力状况初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江苏财力总量逐年扩大得益于其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但财政集中程度总体低于全国水平。由上述分析得知，相对于经济总量而言，该省财政集中程度并不高，因此，从国内平均水平来看，该省财力还有一定的增长潜力。当然，在实际中，影响财政集中度的因素较多，政策减免因素就是其中之一。由于江苏省是外资进入最多的几个地区之一，对外出口规模较大，根据我国现行政策，对外资以及出口都有较多的优惠政策，这些因素无疑会影响该省的这一指标。

2.大多数年度内，江苏财政收入增速快于gdp的增速，总体波动较大，有些年度的弹性系数过高，这表明，该省财政收入与gdp在协同上具有不稳定性，但收入弹性平均水平从全国范围来看是适当的。

3.江苏三大区域在财政收入上的差异，总体上可以归因为经济总量差异导致的，但财政集中程度的差异也不可忽视。笔者认为，苏北地区财政集中程度大大低于苏中、苏南地区，与苏北地区的三次产业构成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农业比重大的地区，要提高财政集中程度是不现实的。

4.江苏省财力总量集中在市级政府层次，县乡财政规模偏小。这种分配格局与分税制倡导的事权与财权相统一是相悖的，这一分析结果在其他省份也是如此，这与我国现行财政体制缺陷密切相关。要调整这一格局，即提高县乡财政收入比重，除了要大力发展县乡经济，还应改革地方财政体制。

四、对我国分税制的简要评述：基于实证分析结论

我们认为，上述分析结论，尽管仅限于江苏的情况，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分税制推行的基本现状，据此，我们做出如下几点评述。

1.分税制对地方财力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从江苏的情况来看，无论是财政总收入还是地方本级财政收入，总量都呈迅速增长趋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逐步提高，与此同时，我国其他地区的财力多年来也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表明我国的分税制改革在调动地方财源建设积极性方面，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

2.现行转移支付政策不倾向于经济发达地区。上述分析表明，江苏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是较大的，这不仅体现在江苏本级财政的实力上，更体现在其上解中央财政的比例上，而该省每年从中央财政所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则较少，这种情况与我国转移支付政策的均等化目标是相符的。

3.“基数法”税收返还政策并不是加大地区间财力差距的主要因素。从收入角度来看，影响因素很多，通过对江苏财力的分析，我们认为，将地区间财力差距的主要因素归结为“基数法”税收返还政策，没有充分的依据。因为按照目前的税收返还政策，尽管发达地区获得的返还收人数额要大于欠发达地区获得的返还收入，但与其上解国家财政的数额相比，显然要小得多。

发表财政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财政分权，经济增长，面板数据

一、引言

财政分权，就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角度而言，是指通过法律等规范化形式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收支范围时，赋予地方政府较大的预算管理权限，其核心是使地方政府具有更多的财政自主权。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过程体现为渐进性和阶段性的统一。1980年以前，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是高度集中，近乎通收通支。在这种体制下，地区间的财力差异虽然较为平均，但因地方政府财政缺乏自主权，影响了其积极性的发挥，进而阻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改善。1980年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1985年的“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以及1988—1993年多种形式的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方政府对当地税收收入的控制权。[1]1994年，中央实行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规范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来源，实现了财政分权从“财政总量分权”到“税收门类分权”的转变，是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总之，财政分权改革贯穿了经济改革的整个过程，改革的结果强化了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的调控能力，实现了经济与财政收入的双增长。

先前的研究多集中于省级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而对于省以下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影响效应的研究极为鲜见。本研究以甘肃省66个县（市）为例，实证检验了省以下财政分权对县（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总体说来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对县市经济增长有负面效应，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自给率分权对县市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效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省以下财政分权对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县市的经济增长作用方向和程度有所区别，政府在实施财政分权政策时要审慎对待。研究结果对于经济欠发达省份深入实施财政分权政策无疑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文献综述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财政分权理论研究领域的重大课题之一，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已久。Xie，Zou和Davoodi(1987)构造了一个带有不同级别政府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利用美国州与地方一级和联邦政府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已有的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份额与经济增长最大化是一致的，公共支出的进一步分权可能会损害经济增长。[2]Oates(1993)依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发现，财政分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能提高经济的长期增长率。[3]菲利普斯和沃勒(2001)以巴罗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为基础，选取地方财政收入与中央财政收入比、地方财政支出与国家总财政支出比、扣除转移支付和国防支出后的地方财政与国家总财政收入比以及扣除补贴及社会保障支出后的地方财政支出与国家总财政支出比四个比值度量财政分权，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呈显著负相关，发展中国家的财政体制对国家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4]Akai和Sakata(2002)根据美国各州的数据，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分权能促进经济增长。[5]

国外对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没有形成一致性的定论。由于学者运用的计量模型不同，选取的财政分权指标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大相径庭。就中国这种转型经济国家来说，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又如何呢？国内不少学者对此作了研究。张维迎和粟树和（1998）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的地方分权化改革导致了地区间竞争，而地区间竞争又反过来引发国有企业民营化。[6]林毅夫和刘志强(2001)选取各省级政府财政收入支出占各地区财政增加总额之比作为度量财政分权的指标财务论文，以马基夫(1992)计量模型为基础，对我国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关系作了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财政分权可以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满足各地区居民的偏好，从而提高各地区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7]张晏、龚六堂(2005)发现分税制改革前财政分权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的，而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具有正的影响，东部各省的财政分权优势要高于中西部地区。[8]温娇秀(2006)利用1980-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跨区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优势高于中西部地区。[9]刘小勇(2008)采用1998-2005年中国大陆25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省及省级以下财政分权对省际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省级政分权和省级以下财政支出分权对省际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10]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关于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和方向，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和他们采取的财政分权指标、所选择的控制变量和采用的实证分析方法密切相关。国内已有的研究中，在研究内容上很少关注省以下财政分权与县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方法上在利用面板数据研究时往往没有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极易引起“伪回归”，致使回归结果很可能与实际情况偏离较大。本文试图从这两方面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三、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目的是研究省级以下的政府财政分权对县（市）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增长问题就不能不采用和借鉴增长模型。本文选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

（1）

式中Y为人均产出，K为人均资本，L为人均劳动；和分别为产出对资本和劳动力的弹性，且，即规模报酬不变；A为技术进步参数。

对(1)取自然对数，

（2）

从式（2）中可以看出，人均产出取决于三个因素：人均资本、人均劳动和技术进步。在此假定技术进步取决于两类变量：第一类变量是制度变迁因素，如财政分权变量，衡量财政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第二类变量表示地区资源禀赋状况，如城市化水平变量。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选用指标如下：

经济增长：使用各县（市）人均生产总值RJGDP，以2000年为基期，根据各县（市）人均生产总值指数折算成人均实际生产总值，单位：元。人均资本：k，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代替，单位：元；人均劳动：l，以各市县从业人员近似替代；城市化水平：CSH，，由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表示；省以下财政分权指标：本文拟采用刘小勇（2008）的衡量指标，即财政收入分权指标：FDS=地县预算内财政收入/全省预算内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分权指标：FDZC=地县预算内财政支出/全省预算内财政支出；财政自给率分权指标：FDZJ=地县级预算内财政收入/地县级预算内财政支出。[10]

本文采用甘肃省66个县（市）2001年—200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数据均来自甘肃经济信息网、《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为了消除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本文先对RJGDP、k、l、FDS、FDZC、FDZJ和CSH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记为、、、、、和。

（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为保证结果的稳定性对、、、、、和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本文使用LLC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四种方法来进行检验。[11]利用Eviews6.0软件(下同)，检验结果见表1和表2。

表1甘肃66个县（市）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LLC

-28.887＊＊＊

[0.0000]

4．5392

[1.0000]

-28.552＊＊＊

[0.0000]

-18.914＊＊＊

[0.0000]

-6.282＊＊＊

[0.0000]

-9.963＊＊＊

[0.0000]

IPS

-9.1238＊＊＊

[0.0000]

9.8219

[1.0000]

-13.427＊＊＊

[0.0000]

-3.809＊＊＊

[0.0001]

2.0587

[0.9802]

2．9214

[0.9983]

Fisher-ADF

346.284＊＊＊

[0.0000]

57.2304

[1.0000]

393.324＊＊＊

[0.0000]

211.72＊＊＊

[0.0000]

154.540

[0.0876]

109.821＊＊＊

[0.9205]

Fisher-PP

544.246＊＊＊

[0.0000]

88.3403

[0.9989]

529.686＊＊＊

[0.0000]

197.938＊＊＊

[0.0002]

198.56＊＊＊

[0.0002]

140.111＊＊＊

[0.2980]

注：1、[]内的数值为p值；2、＊＊＊表示在1%的水平下显著

表2甘肃66个县（市）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LLC

-8.9086＊＊＊

[0.0000]

-15.133＊＊＊

[0.0000]

-27.2901＊＊＊

[0.0000]

-18.4846＊＊＊

[0.0000]

-33.7548＊＊＊

[0.0000]

IPS

4.56426

[1.0000]

-3.9074＊＊＊

[0.0000]

-7.5325＊＊＊

[0.0000]

-5.7277＊＊＊

[0.0000]

-7.6222＊＊＊

[0.0000]

Fisher-ADF

126.4580

[0.6197]

223.83＊＊＊

[0.0000]

301.175＊＊＊

[0.0000]

260.943＊＊＊

[0.0000]

275.172＊＊＊

[0.0000]

Fisher-PP

123.7810

[0.6828]

266．842＊＊＊

[0.0000]

380.633＊＊＊

[0.0000]

336.72＊＊＊

[0.0000]

358.172＊＊＊

[0.0000]

注：1、[]内的数值为p值；2、＊＊＊表示在1%的水平下显著

表1和表2的结果表明，四种方法的检验结果都表明甘肃66个县（市）的经济增长、劳动力和财政收入分权等变量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各变量均是平稳过程；、、和四个变量均是非平稳过程，它们的一阶差分在1%的水平下显著，所以、、和均为一阶差分平稳变量。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省以下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在对全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两个子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论文开题报告范例。子样本是按照人均GDP高低选取的，取人均GDP较高的10个县（市）作为子样本1，归入A区；人均GDP较低的10个县（市）作为子样本2，归入B区。A区包括：玉门市、阿克塞县、敦煌市、肃南县、金塔县、玛曲县、临泽县、山丹县、高台县、永登县；B区包括：岷县、镇原县、康乐县、清水县、宕昌县、积石山县、张家川县、礼县、东乡县、秦安县。这种划分方法便于检验在县市经济发达程度存在差异时，财政分权对这种经济增长的差异所起作用有多大。

1、全样本实证结果分析

对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时发现，面板数据中有些序列平稳而有些序列不平稳，不平稳的序列通过一阶差分变换可以变换成平稳的新序列，我们可以直接对平稳序列和变换后的新序列进行回归。

在选择模型时，利用Hausman统计量可以检验应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11]豪斯曼（Hausman）检验均在1%水平下拒绝随机效应，故固定效应模型效果更好。本文应建立回归方程（3），具体结果见表3。

…(3)

其中i和t分别代表第i个市（县）和第t年，是的一阶差分，是的一阶差分，包括三个变量、和，为固定效应系数。

表3全样本实证结果

回归变量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0.119243＊＊＊

（4.51）

0.101566＊＊＊

(3.77)

0.119884＊＊＊

(4.52)

0.005222

（0.49）

0.000449

(0.04)

0.002236

(0.21)

-0.028059

（-0.80）

-0.027546

(-0.79)

-0.029140

(-0.83)

-0.024500＊＊＊

(-2.89)

0.007011

(0.37)

0.017551

（1.33）

C

6.452532＊＊＊

（21.1）

6.488119＊＊＊

(21.33)

6.444360＊＊＊

(20.99)

观察数

464

464

464

R-sq

0.9949

0.9950

0.9949

注：括号内为t值。＊＊＊表示1%水平下显著。

从表3回归结果中可以得到：（1）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财政收入分权对于大多数县（市）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就甘肃各县（市）平均水平来看，财政收入分权度每提高1%，人均GDP相应降低0.0245%。（2）省以下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自给率分权指标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为正，在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高于财政支出增长速度的前提下，适度增加财政支出有利于县市经济增长。（3）比较省以下三个财政分权指标的回归系数，不难发现财政收入分权回归系数绝对值最大，财政自给率分权回归系数绝对值最小，财政支出分权回归系数绝对值居中，说明三种分权中财政收入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财政自给率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小。（4）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回归系数不显著为正；以从业人员近似衡量的劳动力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且大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劳动力要素对县市经济增长有着更大的影响。（5）城市化水平回归系数不显著为负。

2、分样本实证结果分析

豪斯曼（Hausman）检验在10%的显著水平下，回归方程（4）、（5）、（6）不能拒绝随机效应，故认为随机效应模型更好，具体估计结果见表4；回归方程（7）、（8）、（9）拒绝了随机效应，固定效应更好，具体估计结果见表5。

表4子样本1实证结果

回归变量

随机效应

（4）

随机效应

（5）

随机效应

（6）

0.194059＊

(1.84)

0.194474＊

(1.80)

0.190850＊

(1.82)

-0.031820＊

(-1.74)

-0.032123＊

(-1.74)

-0.034721＊

(-1.88)

0.105186

(1.10)

0.104157

(1.06)

0.096137

(1.03)

0.014724

(0.45)

0.023916

（0.51）

0.006292

(0.24)

C

9.115325＊＊＊

（38.29）

9.029748＊＊＊

（66.43）

9.020146＊＊＊

（84.69）

观察数

60

60

60

R-sq

0.1125

0.1166

0.1126

注：（1）括号内为t值。＊表示10%水平下显著，＊＊＊表示1%水平下显著。

（2）第一列的变量是经过单位根检验调整后的变量，其中表示的二阶差分。

表5子样本2实证结果

回归变量

固定效应

（7）

固定效应

（8）

固定效应

（9）

0.553653＊＊

(2.28)

0.652347＊＊

(2.56)

0.691223＊＊＊

(3.08)

0.034066

(1.18)

0.038205

(1.26)

0.039234

(1.42)

0.046725

(0.85)

0.049973

(0.89)

0.060033

(1.14)

0.024175

(0.91)

-0.022474

(-0.37)

0.075174＊＊

(2.36)

C

0.261512

(0.09)

-0.934840

(-0.30)

-1.397706

(-0.51)

观察数

60

60

60

R-sq

0.9209

0.9197

0.9282

注：（1）括号内为t值。＊＊表示5%水平下显著，＊＊＊表示1%水平下显著。

（2）第一列的变量是经过单位根检验调整后的变量财务论文，其中表示的二阶差分。

从表4和表5回归结果可以看出：（1）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回归系数A区不显著为正，表明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对于经济较发达县市的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A区10县市财政收入分权度每提高1%，人均GDP相应增长0.0147%。这一结论与全样本相反，这是因为子样本中剔除了人均GDP较低的绝大部分县市，结果当然会变。（2）省以下财政支出分权回归系数A区不显著为正，B区不显著为负，A区系数绝对值大于B区，说明对于经济较发达的县市来说，财政支出分权的积极影响较强，而相对落后的县（市）而言，财政支出分权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且财政支出分权对A区10县市的影响力度更大。（3）省以下财政自给率分权回归系数A区不显著为正，B区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财政自利率分权度的提高对这两区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4）劳动力回归系数A区在10%水平下显著为正，B区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经济较落后的县（市）更倾向于依赖劳动力来促进经济的发展。（5）城市化水平回归系数A区和B区均不显著为正，A区回归系数大于B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由于从全样本到子样本剔除了许多县市，所以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不同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

四、结论

本文利用2001—2008年甘肃66个县（市）面板数据检验了省以下财政分权对县（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从全省范围来看，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对县市经济增长有负向影响，财政收入分权每增加1%，人均GDP就降低0.0245%。从分区域来看，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对于经济较发达县市的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将更多的收入权权限下放给经济较发达县市将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

2、省以下财政自给率分权与县市经济增长正相关，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子样本都支持这一结论。分样本的数据还表明，对于经济较落后的县（市），省以下财政自给率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更大。

3、从全样本来看，省以下财政支出分权有利于促进县市的经济增长。分样本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省以下财政支出分权对于经济较发达县市的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效应，而对于经济较落后县市的经济增长则有负向影响效应。将更多的支出责任交给经济发达的县市有利于经济绩效的改善，将更多的支出责任交给经济落后县市则不利于经济绩效的改善。

4、省以下财政分权对于县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与县市的经济状况有关，所以在进一步实施财政分权政策时，要根据不同县市的具体情况实施相应的分权政策。

5、财政分权回归系数绝对值远小于劳动力的回归系数，说明甘肃省市县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财政分权改革有待进一步推进与深化。

参考文献

[1]贾康，赵全厚.中国财税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M].人民出版社，2008.

[2]XIE，ZOUandDAVOODIFiscalDecentralizationandEconomicDevelopment[J].PublicBudgetingandFinance，1987:57-71.

[3]OATESW.FisalDecentralizationandEconomicDevelopment[J].NationalTaxJournal，1993，46：237-243.

[4]Kerk·L·PhilliPs，GaryWoller.Whycountriesarefiseallydecentralizing.JournalofPublieEconomics89，2000

[5]NOBUOA.，MASAYOS.FiscalDecentralizationContributestoEconomicGrowth:EvidencefromState-levelCross-sectionDatafortheUnitedStates[J].JournalofUrbanEconomics，2002，52(1):93-108.

[6]张维迎，栗树和.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J].经济研究，1998，（12）：26-38.

[7]林毅夫，刘志强.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研究.北京人学学报，2000，4

[8]张晏、龚六堂.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5（5）：74-109..

[9]温娇秀.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J].当代经济科学，2006（9）：109-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