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笔记篇1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古典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在这一理论创建过程中，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对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但对这一过程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理解。

一、1844年上半年马克思真的完全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吗

马克思是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了不同于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政治、法律的关系的结论后，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具体来说，马克思是在1843年到巴黎编辑《德法年鉴》时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当马克思开始初步研究政治经济学时，他对古典经济学的看法更多地受到了恩格斯的影响。

大约在1843年底或1844年1月，恩格斯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寄给了作为《德法年鉴》杂志编辑之一的马克思。因而，在《德法年鉴》未出版之前，马克思就读到了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并做了详细的摘录。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称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天才的大纲”。后来，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再次援引了恩格斯的这本书。这些基本事实表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最初观点，包括他对古典经济学的最初态度明显受到恩格斯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说明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是怎样评价古典经济学及其劳动价值论的。

在19世纪40年代，无论是恩格斯还是马克思，他们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等不同术语指出的是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他们都没有将“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区别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做出的评价达到怎样合理的程度，是衡量他们自己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上达到什么水平的重要尺度。《大纲》对政治经济学评价的总体倾向是否定的。恩格斯之所以否定政治经济学，是因为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从而在理论上是“诡辩和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的”、“不老实”。由于恩格斯在总体上否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因此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论也给予了明确的否定。恩格斯在《大纲》中对英国人(亚当·斯密、麦克库洛赫、大卫·李嘉图)的“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观点与法国人萨伊的“效用决定价值”的观点进行了双重否定，提出了“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观点。恩格斯论证说：“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恩格斯的这一观点是很模糊的，对“生产费用”(即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和“效用”与商品价值的关系，并没有提供一个清晰论证。不仅如此，恩格斯在对价值理论究竟是解决什么的这个问题本身的理解也是错误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76—1878年)中的一个小注中说：“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耗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德法年鉴》第95页)。但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恩格斯在《大纲》中关于效用和生产费用的理解主要是针对“决定生产问题”的，而事实上，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费用或劳动价值论主要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而是解决商品交换规律的。正是出于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的一种误解，从而使恩格斯完全否定了生产费用价值论：“抽象价值以及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来决定的说法，都只不过是一些抽象的不实际的东西。”在关于价值与价格关系的理解上，恩格斯更是提出了错误的看法：“作为基本东西和价格泉源的价值倒要从属于它自己的产物——价格了。”

总体上看，恩格斯的《大纲》虽然在某些方面提出了超越古典经济学的创见，但必须承认，这是一部不成熟的著作。1871年4月13日，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现在把《德法年鉴》上我的那篇旧文章重新刊登在《人民国家报》上是无论如何不行的。这篇文章已经完全过时，而且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只会给读者造成混乱。加之它还完全是以黑格尔的风格写的，这种风格现在也根本不适用。这篇文章仅仅具有历史文件的意义。”1884年6月26日恩格斯在写给叶·埃·帕普利茨(她写信给恩格斯，打算把恩格斯的《大纲》翻译成俄文)的回信中说：“虽然我至今对自己的这第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点自豪，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现在已经完全陈旧了，不仅缺点很多，而且错误也很多。我担心，它引起的误解比带来的好处多。”没有谁比恩格斯对自己的《大纲》所做的这种评价更准确和实事求是了。如果有人过高地评价恩格斯早年提出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和效用的关系”的观点，甚至把它作为论证效用价值论的依据，那就是对恩格斯的明显误解甚至是故意曲解。

马克思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受到恩格斯的影响，而且在观点上也直接受到恩格斯的影响。像恩格斯一样，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是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这一点首先表现在马克思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国民经济学”，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的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确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私有制为基础。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恩格斯批评政治经济学没有说明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而马克思则批评政治经济学没有说明私有制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无论马克思是否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单就问题的提出本身来说，马克思在理论上比恩格斯更进了一步。恩格斯提出问题的方式，更多地带有费尔巴哈的痕迹，而马克思提出问题的方式，更多地显示了一种历史的、理性的眼光。

马克思指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的错误，他说：“我们不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让自己处于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马克思提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我们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吧”。而资本主义最主要的“经济事实”就是劳动与财富的对立及由此而产生的两极分化问题。马克思在此概括的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与恩格斯在《大纲》中所说明的“事实”也是惊人的一致。不同的是恩格斯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竞争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而马克思则集中分析了资本主义中的“劳动异化”。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试图回答和解决私有制的产生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起初是异化劳动产生了私有财产，然后，私有财产进一步产生了劳动异化。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像恩格斯一样，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古典经济学基本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我们看不到马克思直接评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的任何文字。因此，并不能以这个手稿为直接依据来说明马克思在那个时候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态度。要了解马克思在1844年上半年对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只有通过考察马克思的《巴黎笔记》中的其他文本才能找到直接依据。恰好在这一点上，国内外学者存在不同看法。如，前苏联的经济学说史专家卢森贝及我国的马健行、郭继严教授认为，马克思在笔记中“实际上”是否定了劳动价值论；而前苏联阿·伊·马雷什则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摒弃劳动价值论。

全面地分析马克思所做的评论可看出，马克思对斯密、李嘉图、萨伊、麦克库洛赫等经济学家观点的评论存在许多模糊地方。在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虽然既不完全同意李嘉图的生产费用理论，又不赞成萨伊的效用理论，但这不表明马克思完全否定李嘉图的价值论。马克思所不同意的是李嘉图将“生产费用”与“产品价格”完全等同的观点。马克思确实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价格由竞争决定=价格是偶然的。”但这一句话显然不能成为马克思全盘否定生产费用价值论的依据，因为说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是一码事，而说供求关系决定生产费用则是另一码事(马克思没有这种说法)。同样，从总体上否定古典经济学，同全盘否定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也并不是一码事。因此，马克思在1844年上半年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的态度是模糊的，可能更加符合马克思在那个时候的理论认识的实际。这一点恰好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同一问题认识上的区别。

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真的“接近劳动价值的理论”吗

1844年9-1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写作了《神圣家族》。在谈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私有制当作基本前提而产生的矛盾时，马克思说：“最初，价值看起来确定得很合理：它是由物品的生产费用和物品的社会效用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价值纯粹是偶然确定的，它无论和生产费用或者社会效用都没有任何关系。”这表明，马克思在这里存在一个误解，他把恩格斯在《大纲》中提出的商品价值由“生产费用”和“效用”共同决定的观点当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看法。在后面的论述中，马克思又说：“生产某个物品所必须花费的劳动时间属于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某个物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它值多少，即它能卖多少钱(如果撇开竞争的影响)……”。蒲鲁东把劳动时间当作工资和规定产品价值的度量，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并且把它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这样一个观点相提并论：“在私有制确立以前，也就是在不存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劳动时间曾经是工资以及与工资尚无区别的劳动产品的价值。”马克思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中，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即物品的价值问题的解决，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真正人类的发展，就是以这种时间的多寡为转移的。”“甚至精神生产的领域也是如此”。

马克思对价值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的看法同恩格斯在《大纲》中的看法完全一样，即把价值问题理解成了“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正如在上面我们评论恩格斯的相同观点时所指出的，马克思这样来看待价值问题并没有接近劳动形成价值的观点。如果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是“接近”劳动价值论了，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恩格斯在《大纲》里也是接近劳动价值论了。显然不能做出这样的结论。因此，列宁认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接近劳动价值论了”③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写作《神圣家族》的时候，马克思还处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由此必然造成他对商品价值问题的理解也是不成熟的，有时甚至是不正确的。

三、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及其价值论的真正肯定

在写作《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时间里，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又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学著作，并写下了大量的笔记，连同马克思后来写的一些笔记，合称“布鲁塞尔笔记”。其间，马克思写作了《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马克思生前并未发表，保留下来的文稿也有残缺)。马克思对李斯特歪曲“国民经济学”的一系列做法都给予了批判，从而表现了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明显的肯定态度。此外，马克思还明确指出：“像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或者仅仅是这种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毫无疑问，这是他把已经形成的唯物主义思想自觉地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理论评价的重要表现。

1845年9月一1846年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它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所具有的重大意义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确立使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明确的研究对象和思路，从而取得了快速的进步。同时，《德意志意识形态》真正标志着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及其价值论的明显的肯定。关于商品价值的观点，马克思明确提出：“在竞争的领域中面包的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而不是由面包师任意决定的……金属货币的价值也完全是由生产成本即劳动所决定的”。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成本”是指生产某种商品所花费的劳动，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对此展开论述，但在理论观点上，马克思毕竟在实际上开始承认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形成商品价值的看法。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使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获得了快速进展，这种飞速的进展首先表现在马克思于1847年7月出版的批判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一系列正确看法的形成，包括他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接近正确的看法，正是从这部著作开始的。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将经济学家划分为“宿命论学派”(包括古典派和浪漫派)、“人道学派”、“博爱学派”等，并且对李嘉图的理论特别是他的价值理论进行了大体正确的评价。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所谓“构成价值”理论时明确指出：“李嘉图已科学地阐明作为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李嘉图及其学派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作为二律背反的一方面即交换价值的科学公式，……”“在李嘉图看来，劳动时间确定价值这是交换价值的规律，……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李嘉图从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来解释一切现象，甚至如地租、资本积累以及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等那么骤然看来好像是和这个公式抵触的现象，从而证明他的公式的正确性；这就使他的理论成为科学的体系。”马克思同意李嘉图对斯密二元价值论的批评(斯密时而认为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尺度，时而认为“劳动价值”是价值的尺度)，断然指出，“像任何其他的商品价值一样，劳动价值不能作为价值尺度”。马克思还讨论了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时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及商品价值变化的一般趋势问题。他认为，“任何一种新发明，只要能在一小时内生产出过去两小时才生产的东西，都会使市场上所有这一类的产品跌价……竞争实现了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这一规律。劳动时间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这一情况因而也就成了劳动不断跌价的规律。不仅如此，跌价的不仅是运到市场上去的商品，而且连生产工具以及整个企业也都在内”。可以看出，马克思几乎已经揭示出了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规律，并且正确地认识到商品价值的形成并不只是生产过程的事情，而是由“竞争实现的”。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说明“必要劳动时间”时说：“一种东西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它的时间来确定，而是由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来确定。”马克思解释说：“因为最便宜而效率又最高的生产工具可以无限增加，而自由竞争必然产生市场价格，就是说，产生一种一切同类产品的共同价格。”显然，这一看法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它与后来马克思进一步表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还有一定的距离。

列宁认为，《哲学的贫困》是第一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一，这个看法是正确的。1880年再版这部著作时马克思说：“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所以，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虽然这只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但马克思的这部著作确实已论及后来在《资本论》中详细讨论的大部分问题。

四、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初步运用

1847年12月下半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做了几次政治政治经济学的讲演，根据这些讲演的部分内容，马克思于1848年写作了《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是马克思开始运用劳动价值理论说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第一个文献。马克思首先说明了工资是什么，他认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工人的“劳动”是商品。既然工人的劳动是商品，那么“商品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呢?”马克思说，“它是由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竞争即供求关系决定的”，而且他认为决定商品价格的竞争还包括买主之间及卖主之间的竞争。接着马克思问：“那么供求关系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他认为，“供给和需求的波动，每次都把商品的价格引导到生产费用的水平”。“只有在这种波动的进展中，价格才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而且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们认为平均价格等于生产费用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正确地指出：“商品的实际价格始终不是高于生产费用，就是低于生产费用；但是，上涨和下降是相互抵消的，因此，在一定时间内，如果把工业中的资本流入和流出汇总起来看，就可看出各种商品是依其生产费用互相交换的，所以它们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可见，马克思已经开始把竞争和供求关系理解为商品价值形成的机制了。然后，马克思运用生产费用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进一步分析了工人的工资即“劳动本身的生产费用”是怎样决定的问题。他继续沿袭了“最低工资”的观点，认为“工人的劳动的价格是由必需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这样决定的工资就叫做最低工资”。马克思基本上正确地理解了构成工资的三个部分：即维持生存、受训练和延续后代的费用，而且正确地认为单个工人的工资是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动而变动的，只是从总体上来看工资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这就等于把作为范畴的工资与实际的个别工资区别开来了。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进一步区分了“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并提出了“相对工资”和“比较工资”的概念，即同资本家的利润相对比的那种工资，并提出了“工资和利润是成反比的”看法，由此得出结论说：“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阐明了工资与剩余价值的更为复杂的关系。

劳动经济学笔记篇2

关键词：按劳分配；劳动量；劳动力价值；劳动力产权；劳动成效

按劳分配是我国大力倡导的分配方式，但其含义到底是什么，学术界却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对按劳分配的理解不同，所采取的具体分配方式便会出现差别，实施效果也会大相径庭。因而，正确理解按劳分配的含义是采取正确的按劳分配方式的前提。现对学术界常见的几种对按劳分配的理解及其实施效果作一简要评介，并据此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一、关干学术界几种对按劳分配的理解及其实施效果的评介

学术界对按劳分配，主要有三种理解，它们是：

1、按劳动量分配论

这种观点来源于经典作家的论述，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它认为按劳分配是按照每个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以劳动时间计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实行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益，即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这种分配方式不看劳动成效如何，而只看耗费了多少劳动时间，是错把耗费劳动量这个获得劳动成效的手段当成了目的本身，只看过程不看结果，故设有抓住分配问题的根本，舍本而取末。实行这种分配方式，不是“论功行赏”，而是“论费行赏”，不是鼓励降低劳动耗费，而是鼓励增加劳动耗费，必然导致出工不出力，使效率大大降低。时期，社员挣工分的作法早已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分配方式实际也难以操作，因按经典作家的论述，耗费的劳动时间应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非个别劳动时间。但劳动者的个别劳动时间到底应换算为多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谁都说不清，也不可能说清。传统作法多不看劳动能力的高低及劳动成效的好坏，各劳动者在同一个工作日一律算同样的工作量，如时期，每个成年男劳力每天都挣1个工分，每个成年女劳力每天都挣0.75个工分。这必然导致普遍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挫伤劳动者，尤其是能力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

2、按劳动力价值分配论

这种观点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比第一种观点进步。但它分配时只看劳动能力的高低而不看劳动成效的好坏，不知获得劳动能力是为了最终获得劳动成果，是错把可能当现实。仍没有抓住分配问题的关键。如果实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话，那劳动者只需努力提高自身的劳动能力即可，但是否实际从事劳动、劳动成效如何，反倒不重要了。请问，用工者会这样干吗?决不会的。用工者购买的是现实的或预期的劳动成效，决非仅仅是劳动能力；他购买劳动力是因为这是取得劳动成效的前提，如他不想取得一定的劳动成效，他才不会去购买什么劳动力。一个能力高强者被聘用后却闲着不干事，是典型的用工者只购买了劳动力却没有获得劳动成效。请问，用工者乐意如此吗?决不乐意！用工者决不会干不能获得劳动成效而仅凭你劳动能力高就付给你高工资的傻事。劳动力价值，按通行的说法，是由维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费用决定的，其中包括劳动者本人的培养、教育费用和维持其家庭成员生活的费用。如此，劳动力的价值在进入市场前就己经确定了，和劳动成效无关。如实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话，那么工资也是事先确定的，与劳动者付出的劳动不相关联，也即劳动者不管干多干少、千好干坏，工资都照拿不误。这必然会导致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后果，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我国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就是事先确定的，工资的差别主要由学历和工龄决定，与劳动成效无关，实际即是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我国国家机关之所以作风懒散、效率低下，和这种分配方式不无关系。因在工资收入固定的情况下，劳动者必然追求“闲暇最大化”[1]；，而不是追求成效最优化、最大化。

3、按劳动力产权分配论

这种观点认为劳动力产权是指劳动者作为其劳动力的所有者时受益或受损的行为权，它至少应包括劳动者的(1)生存权和基本发展权；(2)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权利；(3)劳动力自主支配权；(4)一部分剩余索取权。[2]按劳动力产权分配，也看不出分配所得与劳动成效有什么关系，尽管其提出者言可用劳动力产权来表示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大小、在诸生产要素中的相对地位的高低[3]，可从其对劳动力产权内容的具体论述，却看不出这一点，似又差不多回到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路子上。按这种分配方式，决定分配所得的不是劳动成效的高低，而是劳动力产权的大小，似也难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二、按劳分配应当是按劳动成效分配

由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笔者主张，按劳分配应当是按劳动成效(即劳动的成果、效益)分配，因劳动而有成效方可进行分配，劳动若无成效便无从分配。

按劳动成效分配要求：劳动者分配所得应与劳动成效成正比，成效高则多得，成效低则少得，劳动而无成效则不得食；实行等效等酬，不同的劳动者，只要其劳动成效相等，分配所得就应相等，而不必管其耗费的劳动量是否相等。如，完成同样的工作，必是劳动能力高者耗时少，劳动能力低者耗时多，但因其劳动成效相等，分配所得就应相等，不能因其耗费的劳动量不同而使分配所得出现差别。实行这种分配方式，劳动者就会尽力提高劳动效率而降低劳动耗费，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就会从根本上杜绝。

那么，按劳动成效分配，具体应如何操作呢?首先，要有一个权责分明的劳动成效评价机制；如果权责不明，功过无法判明，那么就无法对劳动成效作出准确评价，从而使劳动成效分配丧失前提。为此，必须做到，(1)单位间产权要保持清晰，决不能搞一大二公，因它会使产权模糊，无法判明各个单位的功绩，助长搭便车行为。在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想实行按劳动成效分配也是不可能的。因各行各业全国统收统支，根本无法对各个单位及其职工的劳动成效作出准确评价。(2)在管理上，权责划分应尽量具体，具体到每个人最好。这样，职工为增加收入就只得尽心尽力地工作。如果权责划分不具体，成会助长偷懒、搭便车的行为。但对职工劳动成效的评价，企业单位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有很大不向，现分别加以探讨。

1、企业单位职工劳动成效的评价

因企业是挣钱谋利的单位，故企业职工的劳动成效归根到底都可用经济效益来度量。因而对企业单位来说，按劳动成效分配实际就是按职工为企业所取得的经济效益分配，多挣多得，少挣少得，不挣或赔则不得食。有的拘于传统观点，可能会指责说，按你这种分配方式，用经济效益表示的劳动成效使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受供求关系影响的，如此，便使等量劳动不可能取得等量收益，违背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这不但不是缺陷，反而是优点，可使劳动者瞄准行情，紧盯供求关系，使自己的单位劳动量获得最大的收益。它暂时虽使等量劳动不能获得等量收益，但从长远看，它会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反会使能力相当的等量劳动的收益趋于均等。这种分配方式是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方式，是通过市场调节而克服等量劳动不能获得等量收益而实现二者最终的统一，而其对劳动积极性的激发作用是远非致人出工不出力的按劳动量分配方式所可比拟的。企业要实行这种分配方式，必须建立产权清晰、权责分明的经济体制；否则，就无法对职工的劳动成效作出准确评价。实行按劳动成效分配，对厂长、经理来说，就是据其经营业绩确定其工资；对一般职工来说，计件工资制、利润分成制为这种分配方式的典型形式，计时工资创已是间接形式，但对那些程序性强的工作及劳动成果难以准确计量的工作来说，也是适宜的工资发放形式。这里必须注意，实行按劳动成效分配，虽也可预先确定工资额，但必须和劳动成效挂钩，最后可据劳动成效的高低作某些增减。万不能实行与劳动成效脱节的固定工资制，那会使工资的激励效应完全丧失。

2、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劳动成效的评价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不是挣钱谋利的单位，职工的劳动成效无法以经济效益来度量，而只能按优劣划分为几个等级，来作一粗略评价。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劳动成效，其数量不主要取决于职工自身，而往往主要取决于外部因素。如婚姻登记机关一天能办多少件婚姻登记，主要不取决于职工自身，而主要取决于前去办理婚姻登记手续的人数。因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计时工资制势不可免。因人的劳动能力不同，在一定时间内所取得的劳动成效也会出现差异，因而在实行计时工资制时，应将劳动能力按高低划分为若干等级，分别计酬。目前，我国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是按职务、职称、岗位、学历及工作年限将劳动能力划分为若干等级，是一种可行的办法。有的可能会说：这样做不是又回到按劳动量分配的老路上去了吗?具体作法确实相近，但含义却不同。按劳动成效分配论认为，之所以实行计时工资制，是因为劳动成效和劳动时间紧密相联，在劳动能力相等的条件下，必是劳动时间长则成效大，劳动时间短则成效小。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难以对劳动成效准确度量的情况下，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以劳动时间作为度量劳动成效的间接工具。但理由仍是取得了劳动成效，而非耗费了劳动时间。而按劳动量分配论则把耗费了劳动时间当成取得分配收入的根本理由，而不是把它当成度量劳动成效的工具，这就错把手段当目的，错把过程当结果。如某婚姻登记机关的职工值了一天班，却无一人前去办婚姻登记手续，在这种情况下，二者都同意给值班人员计工作量、付薪酬，但按劳动量分配论认为这是由于他耗费了劳动时间，而按劳动成效分配论则认为是由于他预防了前去办婚姻登记手续的人吃闭门羹，维护了政府形象。

按费动成效分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不管是企业单位，还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不管是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创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皆适用。有的可能会说，按照马克思的论述，按劳分配只有在全部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共有、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取消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才能实行，既然按劳动成效分配是按劳分配，那它也只有在满足上述条件下才能实行，而现在我国还存在私有制，并非全部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共有；而且还在搞市场经济，故现在实行按劳动成效分配的条件尚不具备，无法实行。这里必须加以说明的是，马克思所说的实际是使按劳分配成为全社会唯一分配方式的条件，而非按劳分配得以存在的条件，而事物存在的条件和事物成为唯一存在的条件截然不同，万不可混同。笔者并不主张使按劳动成效分配成为全社会的唯一分配方式，只是主张它应成为对所有以劳动谋利者实行的分配方式，故它虽是按劳分配，但无需满足全部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共有、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取消商品经济的条件，只要存在出工用工关系，劳动成效可以评价、度量，就可以实行按劳动成效分配。资本主义企业实行的泰罗制，其实就是名符其实的按劳动成效分配，自然也就是名副其实的按劳分配。

[参考文献]

劳动经济学笔记篇3

【关键词】企业宣传新闻报道

一、洞察全局,围绕企业“闪光点”选材做文章

发展是永恒的主题。没有发展,一切都是空谈。在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面前,拉动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外贸、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同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众多的民营企业连同国有企业经营举步维艰。

面对企业举步维艰的境地,记者和通讯员就必须进行“换位”思考,在诸多不利的环境与因素里,用科学发展观的思维和要求,用新闻工作者独特的视觉看待生活,积极寻找企业发展经营的“闪光点”,积极报道企业发展经营的“闪光点”,使广大职工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为企业共度难关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如在1996年,笔者在韩城矿务局桑树坪煤矿宣传部时,当时煤炭企业经营面临困难,效益较差,职工人心涣散。围绕写出高质量的稿件鼓舞人心,我认真思考,采写了《创造活力之源》、《托起贫困矿工的期盼》、《寻觅新生之路》等文章,系统反映了矿经营集团如何破解发展难题,如何帮助困难职工自立自强的经验和做法,起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如在今年,面对新成立的神木煤化工产业有限公司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围绕产业发展方向、公司职能定位及其经营战略,我先后撰写了《在困难与夹缝中生存》、《煤化工产业发展,一道似难易解的课题》、《春色满园关不住》等文章,在《陕西工人报》发表后,收到各方肯定。133229.cOM

二、选准切入点,让职工群众唱主角

企业越是困难,越要加强宣传思想政治工作。面对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企业经营阵痛,宣传思想工作者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深入开展形势宣传教育的同时,深入基层,深入一线,真正将镜头,将笔锋面对最广大的劳动者,突出宣传他们的感人事迹,让他们成为报纸、电台宣传的主角。因为,他们才是宣传报道永恒的主体。

多年来,我始终把企业宣传的主体对准基层、对准第一线的那些“最可爱的人”。如《陕西日报》、《陕西工人报》、《中国煤炭报》刊发的《执著铸辉煌》、《工人技师徐国代》等稿件,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描写歌颂了全国煤炭系统工业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徐国代鲜为人知的奉献敬业精神和他感人至深的内心独白。《煤海恋歌》、《矿上包公》等稿件,则是歌颂了科技尖兵何国益和劳动模范姚俊强的感人事迹,激发了广大职工“学先进、赶劳模”的工作激情。《矿工张勇成为难不倒的维修大拿》、《30年风雨人生路》等稿件,记叙了矿工张勇等人不计个人得失,立足岗位,勇破技术难题的事迹。

三、审时度势,从抓焦点、热点、难点上下功夫

每一次新的社会变革,都会产生新的思想碰撞;每一次突发的金融危机,都会形成不同的关注热点。对于企业也不例外。因为,每个企业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都不可能独处其身。

面对金融危机对企业经营的影响,面对金融危机给新闻宣传报道带来的新的变革,如何在危机里增添新闻宣传报道独特的视觉,是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破解的难题。首先,要破解的是纵横交织的不同矛盾体如何对待。此外,要破解的是东西方新闻思想、理念如何交融。如我采写的《打造诚信的金字招牌》,文章从市场并不可怕、市场是一个大课堂、市场是核心技术的竞争等方面,记述了合阳合亚达公司积极应对经济危机的思路和对策,达到了平中见奇的效果。如《面向市场的战略转移》、《兴办三产不可盲目决策》等文章,则是从经济发展规律、市场如何运作的角度,回答了企业应该如何应对挑战的现实问题。这些文章在《陕西日报》、《中国劳动报》等报刊发表后,同行们纷纷赞同说,“问题抓在了点子上,具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

四、要立意深远,从针褒时弊上选题下功夫

危机中的经济报道,是没有局限性的,可以采取不同的新闻体裁综合地、立体式地报道。否则,就不会收到好的宣传效果。

纵观今年内我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每次新闻报道都显示着不同凡响的思路和举措。如四川汶川大地震、山西黑砖窑事件、陕西的华南虎事件等等,媒体采取的宣传报道方式有图片、长篇通讯、报告文学、言论、评论等,可谓是“百花齐放”。这种立体式的宣传方式,所起的作用非常具有震撼力、感召力和战斗力。

对于困难企业的新闻工作者来讲,虽然平时难以经历宏大的事件,但却有专业记者们所不具备所的生活环境。因为我们身处基层,对事物的感性认识得天独厚,只要找准了视觉,掌握好了采写的角度、高度和深度,也会写出高质量的稿件。如笔者结合矿区“三乱”问题,撰写了《不妨也为煤炭企业立块盾牌》的言论。稿件从问题现象、管理者的忧思、管理对策等方面进行组稿,提出了治理矿山“三乱”问题的对策和思路。《比富要比出精神》一文,则是结合煤矿企业实际,针对高档消费、大吃大喝回潮等不良现象,以两个农民相互比阔,比出两所现代化的小学为由头,指出了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不良现象,提出了应当倡导的社会主流。言论发表后,收到好评。

劳动经济学笔记篇4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策探讨

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08-039-02

笔者建议，目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应改变传统的调控总量，将调总量向调结构过渡，向财政政策调控过渡。

2004年，甚至是2003年6月到现在，这几年期间，主要就是依靠货币政策来调控总量。因为货币政策的特点，只能调控总量，调不了结构，所以是一刀切，搞不好就要错杀。股市里有错杀，宏观经济也有错杀的。比如一些经营得比较好、比较有效益的企业也被错杀了。

另外，我们主要依靠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所以调了这么长时间，调了几年，我们政策是越收越紧，货币政策有效性存在一些问题。而现在国民经济运行主要的问题是结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经济的深层矛盾不断地外在化，不断地暴露出来，越来越明显。所以在我们现在的经济生活中，到处都体现着两难的状态，到处都是互相矛盾的东西并存。比如现在最大的结构问题，就是滞胀并存。在通货膨胀的同时，也存在着生产停滞。货币政策再收紧也调节不了滞胀并存。

还有很多的结构问题。比如，我们现在经济总量在不断地增长，投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可是与此同时，我们劳动力失业的绝对值也在不断地增加，这个用经济理论是没法解释的。经济总量的扩大，投资项目的充分扩张，有利于就业。可是我们现在失业的绝对值在增加。失业的增长率也较高，但是基本还算比较平稳，失业增长率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数据。在发达国家，这个数据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代表着经济发展的状况。经济衰退，失业增长率必然就会提高;经济发展，失业率就会降低。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数据，这个数字甚至可以跟通货膨胀并列。

西方有一个菲利浦斯曲线，纵向坐标代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用失业率来代表，横向坐标是通胀率。菲利浦斯曲线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如果出现了通货膨胀，只要超出了安全区，比如5%的安全区，增长5%是安全区。那么，通货膨胀通过了5%，出现了通胀的问题，就有可能用扩大失业为代价来抑制通胀。也就是通过抑制经济增长为代价，来抑制通货膨胀。如果失业率太高了，突破了安全区，就适当增加通胀来抑制失业。这就是菲利浦斯曲线。菲利浦斯曲线最起码可以证明一点，比如沿着四角曲线往上走的话，证明了失业率和通胀率可以同时增长，二者是并存的。通胀率和失业率，也就是经济增长的比率，二者是可以同在的。

我们国家从1996年至今，其实一直存在着滞胀并存。为什么恰好是结构性上涨呢?有的商品价格在上涨，出现了通胀问题，但是与此同时，还有很多价格在下降。为什么会下降?说明供大于求，卖不出去。这两种反常的现象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这种滞胀并存的两种现象已经存在了，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结构问题。

就业率、失业率实际上在西方国家集中表现为生产的发展和停滞，所以这个指标非常重要。但是在我国，失业率是由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来统计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统计的失业率是什么呢?是登记失业率。

什么叫登记失业率呢?就是本来有工作，忽然失业了。或者中学毕业、大学毕业，根本没找到工作，你还有一点意识，就是到了当地劳动部门要求找工作，劳动部门给你发了一张表，你填个表，登记了，统计上去，这叫登记失业率。所以登记失业率比实际的失业率可能相差很大。那么这个登记失业率，依据人力与社会保障部最近公布的数据，是4%。实际的失业率可能已远远高于这一数据，而且还没有算上农村潜在的失业率。马克思分析过失业，农村潜在失业数量也非常大，这个我们还没有统计结果。所以经济高增长投资不断扩大，全国都是工程项目，但是我们现在绝对的失业人口还在增加，这个在理论上简直没法解释。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两种互相矛盾的现象并存。所以有争议。中国最大的经济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人口问题。十多年前，美国说，一年就生出来一个澳大利亚。人口问题相当巨大。每年新生儿现在还1000多万，都要吃饭，都要受教育，长大了都要工作，工作以后都要结婚。这个就业压力是相当大的。经济再发展，投资项目再扩张，赶不上人口的增长，赶不上就业需求的增长。所以现在一些大学生毕业就是失业。以前有一句话:中国劳动力丰富，劳动力廉价。我们认为是自己的优势。为什么劳动力廉价?因为是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力，每年大量供应的都是低素质的劳动力，而新开工的项目需要高素质的人才。所以我们劳动力的结构也有很大的问题。由于教育水平上不去，劳动力素质很低，符合不了新的投资、新的项目的需求。别看经济这么增长，项目投资这么扩大，可是失业的绝对量增加。所以这些互相并存矛盾的现象，从教科书上也没法解释。

因此现在主要的经济问题是结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总量问题。而我们宏观调控几十年一贯制，一声令下，习惯上搞集中统一，调总量，齐头一边切，几十年习惯是这样。现在看来，这种宏观调控是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了。

而且，中国最大的经济问题是人口问题。我们现在的人口问题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由于中国人口太多了，出生率太高了。从1976年开始就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1976年的独生子女现在早就结婚了，都有孩子了。长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客观地说，现在不执行还不行，人口稍有放松，出生率立刻就提高。但是长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也有很多问题，笔者只讲一个“421”的家庭结构。

长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这个非常典型。倒金字塔，能稳定吗?“421”，4是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四个老头老太太，2是父母，1是小皇帝，或者小公主。“421”的家庭结构，六个老头老太太围着一个小皇帝转。四个老老头老太太，两个小老头老太太围着一个小皇帝转。所以这个小皇帝性格如何都成问题，而且小皇帝从小没人陪他玩，在老人哄着、捧着下长大的。这个小皇帝或者小公主现在已经长大了，就算他(她)就业了。就业了，也挣了钱，买了房子。现在俩人结合了，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要负担12个老人的包袱。都要他(她)承担，负担得有多重?

这种“421”的家庭结构急剧导致中国人口老龄化。一个国家人口密度老龄化，就退步了，就不可能发展，社会负担在急剧增加。而在这种人口迅速老龄化的现实面前，我们做好准备了吗?没有做好准备。

到一个城市，你会发现，这么多的老人，连可娱乐的地方都没有，只好跑到马路边上下象棋。他没地方去，没有场所能容纳他。要不就跑到立交桥下面跳交谊舞，根本就没有场所。更不用说老人都要生病，看病怎么看。再老一点，到哪养老去?现在叫空巢家庭，子女们和父母们都不住一块，空巢家庭，父母谁来照顾?都是问题，问题相当大。但是很可能未来一个朝阳产业，是夕阳红产业，可能是朝阳产业。如果谁有钱，有识之士在这方面投资，在郊区建几所养老院，给老人关照，而且房产置换，老人在此租租房子，产权置换，其实不用你花什么钱也是合适的，老人还养起来了，这个产业也许是个很好的产业。

另外，这一轮的宏观政策存在着一些问题。连续五年，我们主要是动用货币政策调控，而财政政策没发挥应有的作用。货币政策多了，它的特点是调总量，不能调结构。区别对待，最能够实现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是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

所以，笔者建议，应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为什么宏观调控五年了，流动性过剩反而越来越严重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多地运用了货币政策调控。而货币政策重点在于调价，没有调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货币政策越收紧，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越严重，调错了方向。

为什么如此?因为笔者认为，流动性过剩主要的问题是资金过剩。为什么货币政策越调控，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越严重呢?道理很简单。我们提高存款利率，起什么作用呢?加速把社会的资金流入银行。这很简单，谁都能看得清楚。提高贷款利率是进一步限制了银行的贷款。大量资金流进去了，而贷款又受到限制了。资金能不积压吗?能不过剩吗?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同时也加剧限制了商业银行贷款。

劳动经济学笔记篇5

关键词创新政务；报道；办法

中图分类号G2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708（2013）102-0017-02

1挖崛看点，提炼精髓，创新会议新闻报道

长期以来，会议报道充斥电视新闻，成为一个一直没能很好解决的问题。会议新闻稿件又臭又长，因为“积压”而播不出去的便出现“今天”改“昨天”、“昨天”改“近日”、“消息”变“简讯”的情况。现在改革会议新闻的呼声很高，但是简单的压缩会议新闻时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会议报道“活”起来，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笔者在最近接到了“全市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报道任务，当了解到上半年全市外贸经济实现了两倍增长，在简化处理了会议消息后，随即抓取了一条题为《我市外贸经济异军突起》的消息；这还不算完，笔者还了解到，是一系列超常规的措施促进了外贸经济的加快发展，于是接着又发出了一条消息《超常措施带领外贸经济加速跑》，三条消息一气呵成，播出时间不过4分钟，不但党委、政府的声音及时的传递出去，还赢来了观众的一片叫好声。

一条会议新闻被成功的分解之后，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可见，这种“短新闻大背景”的制作手法，也就是说，新闻来自于会议，但新闻的表现形式不只是会议。具体的说就是以会议新闻为由头，告诉受众何时何地何人针对会什么事儿开了个什么会，接着再寻找新闻的第二落点，找到群众关注、具有独特新闻价值的背景新闻，这样就以新闻“组合拳”的形式，有效的缩短了会场镜头的时间，电视受众又能干净利索地了解某一件自己关心的事，画面又能聚焦到受众乐于接受的事件性画面，经过创新的新闻受众当然买帐。

2捕捉细节，突出民生，创新领导活动报道

创新领导活动报道，这就对记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光是听，还要注意看，抓住细节，多留心领导和百姓互动交流的神态，观察最后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少记录空话套话官话，从采访和写作中体现领导不怕吃苦，带头工作的扎实作风，无形中树立了领导的形象，这样的报道才能让读者感兴趣。

抓住重点选角度。抓住重点的关键是选取一个好的切入点、一个独特的角度。记者曾经有一次跟随市长刘润璞到洮北区岭下镇视察农村工作，看了农村备耕，看了奶牛养殖，看了村容建设，探望了五保户，还看望参与劳务输出的农民工。当时正是全省、全市大力提倡发展劳务经济、组织劳务输出的初期。笔者回城经过整理，敏锐的意识到劳务经济才是市长此行的重中之重，于是记者写出了题为新闻特写《市长和农民话进城》，不是说市长此行其它的项目不重要，而是劳务经济这个项目太重要啦，所以就把笔墨集中到劳务经济，把角度绑定在劳务经济，因为视角独特造就了一件好新闻。

捕捉细节示主题。细节是人物的眼睛，细节也是新闻的眼睛。我们的政务新闻写作不妨也可借用一下。还是以《市长和农民话进城》为例，市长关切农民工的住所和饮食，市长关注农民工的工资发放，市长和农民工手拉手嘘寒问暖都记录在新闻里，这种来自于官员的亲民的举动连笔者在编辑的时候都很感动，它的传播效果还会差吗！通过仔细的观察，内心的领悟，来准确表达人物内在的精神风貌，这样的写作才能吧并不好把握的政务新闻写到位，同时还能走捷径，即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还不费力。但这样的写作对记者提出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记者在跟随采访时，要动用经验、能力、眼神、头脑……观察领导的每一个细节，包括生活起居和与周围的同事、下属的交流，在观察里找主题，在细节里找线索，做到事无巨细处处观察，抓住表现文章主题的内容。

在具体事件中解决问题。宣传报道机关领导不怕艰难深入各个阶层、为民解忧始终是电视新闻报道的永恒主题，也是报纸电台各级媒体共同承担的责任。这就要求记者在工作中须审时度势，把握角色的错位，是报道领导的公仆角色，而不是盯着领导的位置报道。在他们怎么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上下功夫搜集现场材料，从而写好报道。

同时，政务新闻的遣词造句也很重要，通过数百字的政务新闻达到引人入胜、引人思索，就全靠记者的文字表达功夫了，这是对综合业务素质的检验。但是，新闻毕竟不同于文学，不可过于辅张，点到即止为妙。

3加强策划，把握脉搏，创新连续系列报道

白城市撤地设市十周年，这是白城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每届党代会和人代会召开，当地推出的生态旅游节，市委市政府集中民智打造的工业园区建设都是当地政治生活的核心大事。为了把大事宣传好，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我们有针对性的策划报道了一批深度报道、系列报道。系列报道《引洮入园开新河》一经推出就引来了上上下下的叫好声，关键是记者抓住了当地政治活动的核心“集中全民这力建设工业园区”，同时集中并优化多种电视报道形式，以现场报道吸引人，以对比报道教育人，以体验报道引导人。深度报道《昔日烧柴今成宝》采访了有关专家，采访了项目负责人、采访了企业领导、采访了受益农民，全面介绍了白城生物质能源项目的引进、开发和建设情况，让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到新能源项目的旺盛生命力和巨大的开发潜能、以及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收获。

4开拓空间，优化资源，创新专题专栏报道

地市级电视台当家新闻节目的播出时间一般都在十五分钟左右，发片的空间本为就不大，要完成繁杂的政务报道任务，如果没有一定章法就很难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这就需要我们在有限空间里充分发挥专栏的特别作用，要做到专栏五彩缤纷引人注目。大型专栏《工业园区领跑白城经济》是2006年在《白城新闻联播》栏目中推出的，多视角展现了一个工业新区的新成就、新形象，成为当地《白城新闻联播》栏目最大的“看点”，成为当地最热情的一个平台。

笔者所在的白城市是农业大市，新农村建设是重要工作，白城电视台适时推出《翰海备耕忙》、《关注新农村》等专栏，因为突出了新闻特性做到了集中传播，所以都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结合民生民利工程建设，我们推出了《关注民生民利暨棚户区建设》专栏，细致入微与舆论监督并重的报道方式，提升了市民素质，凝聚了建设决心，促进了政令畅通。

劳动经济学笔记篇6

关键词：财产权知识产权

一、引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其名著《经济学》第1}版fll中给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显然，绝大部分知识是利用稀缺资源生产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

但它通常既不是物品，也不是劳务。那么它与经济学是什么关系呢？现代经济学对知识产权尚无深人的研究，甚至未将知识作为一种产品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作为私有财产权，知识产权显然与经济学有关，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既是一个法学概念，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事实上，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仅在法学领域予以讨论已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德霍斯（diahos）教授指出：“在对知识财产进行哲学分析时，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资源”（21.但drahos主要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学的作用的。

他写道：“经济学对于知识财产权的最终判断必须以成本效益核算的结果为基础”，“没有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知识财产将会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制度”图。也就是说，drahos已经将知识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财产来看待，经济学只是成本效益核算的工具。但问题显然不是这样简单，因为知识产权和知识是否或何以成为经济学中的财产尚不清楚。

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学中，人们往往省略了权（rift），而只谈论财产（p}p}ty）o这里的财产主要是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而在法学领域，人们更多谈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但同样忽略了财产与财产权的区别。这从英文p}p}’一词既被翻译为财产，又被翻译为财产权即可看出。

受此影响，在知识产权领域，则有将ip（intellech}alp}l}n3’）与ipr（intellectualpropertyrift）混用的情况。例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常将知识产权称为知识财产、智慧财产。drahos教授也在其《知识财产法哲学》图一书中多次使用“知识财产”一词。

足见本领域将知识产权混同于知识财产的混乱局面。严格说来，财产、财产权、财产权客体等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本文下一节将对这些概念进行详细分析。

由于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特别是有形①资源的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中的财产主要是指有形的物质资源，而法学讨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利。正如笔者在文中}1指出，在物权（有形财产权）这一特定语境下，经济学与法学是一致的。因为在物权领域，无需区分财产和财产权。事实上，在物权领域，财产和财产权不可分离，实际上是同义语。但在知识产权领域，这种区分却非常必要，因为知识产权之客体并不处于私有领域（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fal），其配置方式与物权领域的财产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在物权领域，由于财产与财产权永远被绑定在一起，经济学与法学之间存在一座天然互通的桥梁，但在知识产权领域，权利客体与权利却往往是分离的（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al中的表1）。于是，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经济学理论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就不灵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汪丁丁曾谈到，他和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多年研究知识产权之经济学，结果并不理想。

另一方面，法学家们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法学原理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也出现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表现之一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保护知识产权所持的显著不同的态度。例如，美国为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国内法中设置针对进口贸易的‘`337特别条款“。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古铁雷斯甚至认为：”对美国来说，保护知识产权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问题；侵犯知识产权就是犯罪，也必须当作犯罪来处理“②。

换句话说，古铁雷斯要求动用刑法而不仅仅是民法来保护知识产权；相反，印度则对授权专利的保护做出限制。根据其专利法，印度知识产权局向印度专利权人发出了通知，要求他们以及被许可人须在2010年3月31日之前向印度专利局提供其专利发明在

印度的应用情况，否则将面临100万印度卢比（约合2.2万美元）的罚金以及专利强制许可令。如果提供虚假信息，则将面临牢狱之灾。可见，在知识产权领域，什么东西应当作为财产加以保护、如何保护以及保护到什么程度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难以就法学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达成共识。这与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和对基本理论的共识形成了鲜明对照。

事实上，在知识产权领域，经济学与法学相互分隔，成了彼此独立的孤岛，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在知识产权领域架起一座经济学与法学互通的桥梁。

本文将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一一边际效用价值一来讨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阐明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概念内涵，弄清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来历，以阐明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如何建立在仅仅处于公有领域的知识或信息之上，从而明了知识产权及其制度的本质。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从经济学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说起。

本文所称知识产权将仅涉及财产权，不涉及精神权。

二、关于资源、财富、财产、商品、价值和财产权

本节标题中的这些概念早已被人们广泛使用，似乎其内涵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实际上，这些概念的真实或准确含义大有学问，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甚至在学术界迄今尚未达成共识。按照本文自我设定的构建科学理论的目标，笔者将在本节对这些似乎普遍知晓但实际上模糊不清的概念进行探讨、阐述笔者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本节探论的这些概念仅限于经济学领域，并不一定适用于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但即使这样，对这些概念的见解也纷繁众多，各不相同，难以一一评述。为简单起见，笔者将不在本文综述他人的观点，而是直接提出见解。正确与否，请读者鉴别。

（一）资源

所谓资源，是指对市场主体（亦即经济利益意义上的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有用（具有效用或使用价值）的事物。无用的事物不能成为资源。

例如，土地、阳光、空气、水、矿藏、能源、动物、植物、建筑物、工具、材料、汽车、飞机、食品、服装、烟草、药品、工艺品、可用于发电的风和潮汐、道路、空中航线、劳动者、以及其它对市场主体的生产和生活有用的事物，甚至作为建材的沙子，都是资源。但当我们在漫漫旅途中身陷广裹的沙漠时，周围的黄沙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这时，沙子就不再是资源了。当然，如果把沙看作土地，可以支撑我们的躯体，则沙漠中的沙也是有用之物，是资源。但这已经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谈论沙子了。

应当指出，资源不仅限于上述有形之物，还包括劳动力（劳动者的体力劳动出力和脑力劳动出力）、劳动能力（个人的天赋、知识和技能）、人际关系（人脉和信誉）、有用信息（知识产权之客体）、特许专营权和专卖权（例如航线的专营权和烟草的专卖权），甚至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和法律制度及公共政策，因为它们都是有用的事物。这些有用的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无形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无形资源，而前面列举的资源则是有形资源。

此外，市场也是有用的事物，因而市场也是资源，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是市场主体一一尤其是跨国公司—激烈争夺的对象。市场是人们交换商品的场所。在现代社会，市场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有形的市场包括百货商场、超市等；无形市场如阿里巴巴、当当网等各种虚拟的网上市场。事实上，即使是百货大楼这样的有形市场，也包含着自由流动的商家和消费者会聚于此这样的无形成分。如果某一天商家和消费者减少了，则同是这个百货大楼，市场价值将大减；

另一方面，网络等无形市场也包含着有形的成分。

例如服务器、接人网等有形资源。所以，市场通常既有形，又无形，很难将其绝对划人有形资源或无形资源。但在笔者看来，其无形成分更多，即无形的可以自由流动的商家和客户及其交易量是构成市场的主要成分。所以如果硬要划分的话，笔者宁愿将其划人无形资源，而将承载这个市场的物质载体（建筑和设备）从市场剥离开来，划人有形资源。

在日常用语中，市场还有另一种含义，即市场主体所占有的客户资源，也就是市场占有率。

本文中，市场和市场占有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场指的是交易场所；市场占有率指的是市场销售份额或客户资源份额。两者可分属不同的市场主体，都是有用的资源。市场有时是有形的，有时是无形的；市场占有率则肯定是无形的。

注意，以上笔者将权利（right，例如特许权）和权力（power或authority，例如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也列为了资源，因为它们也是有用的事物。显然，权利和权力是无形的。

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对劳动力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在许多文献中，对劳动力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即劳动者；二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但笔者认为在经济学的意义

上，这两种解释都是错误的，因为劳动力已经被约定俗成地作为商品对待（马克思即在《资本论》中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如果劳动力是劳动者，则不可能是商品，因为在废除了奴隶制的现代社会，作为人的劳动者不可以买卖，因而不是商品。至于劳动能力，则绑定于劳动者，任何情况下均无法分离，当然也不可以买卖，故不是商品。可见，在认可劳动力是商品的前提下，劳动力不可能是人，也不可能是人的劳动能力。

在本文中，劳动者和劳动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劳动者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是有形的；劳动力是劳动者的劳动出力，其有效的部分物化于有形的产品之中或蕴含于无形的服务或信息产品之中，是无形的。显然，劳动者与劳动力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