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学论文篇1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教学误区分析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4（b）-0090-02

中医历史悠久，讲究望闻问切。它以研究人体易产生疾病的病理，并进行预防、诊断和治疗为主。19世纪开始，西医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并在医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给中医带来冲击的同时也促进了中西医结合。在现代医学教学中，中医与西医的结合课程成为教学重点。中医伤害小，西医见效快等特点也使其结合成为必然。但是受到中国传统思想以及一些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医学课程教学上，对中西医治疗效果认识不清的问题。过分强调中医或过分强调西医的作用，这使得医疗机构在治疗方法选择上存在误区。因此，对于现代医学教学来说，明确中西医之间的关系，将两者合理的结合才是关键。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文章对面现代中西医教学中存在的误区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1中西医结合中的误区

1.1主从之争严重

医学教学在确定医学起源上，过分强调主从问题。一些人认为中医发展时间较长，因此西医应作为其从属部分。而一些人则认为西医在治疗时效及发达程度上均高于中医，因此中医应从属于西医。这样忽视了中西医本身的特点和疗效。实际上，中西医属于不同的发展体系，其发展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并不具备从属关系，在治疗不同疾病时也应正确选用和区别对待，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首先，中医强调宏观调养，而西医强调微观治疗；中医强调辩证，西医则强调辨病；因此，我们在进行医学教学的过程中，应将中西医看作同等地位的两部分，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将中医与西医紧密的结合起来，才能提高医学教学的效果，从而在临床上合理运用中西医治疗，提高医疗效果。中医与西医的结合并不是讨论谁是主流的问题，中西医有各自的优势，医护人员在进行结合时应以对病患的治疗效果为主。

1.2理论知识混淆

中医是与西医分别强调不同的理论体现，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中医讲究五行、阴阳，强调精、气、血的辩证唯物主义论。通过观察人体的精、气、血判断病理，主张由表及里。一些学生甚至教师本身将中医学的指导思想看作是唯心的、不科学甚至是玄幻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希望套用西医标准理论来解释中西思想。实际上，中医与西医不同，如中西的五脏观察强调人的气色、饮食调理等方面。而西医则以解剖实验为主要手段，这种教学方式很容易造成学生中西医理论混淆，使中西医的特点均无法表现出来，也使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无法正确选择中西医手段。中医与西医知识混淆还体现在医学研究上，对于一些医学研究者来说，在进行某项医学科研时，往往将中医思想和西医思想强加进去，或者将两种理论牵强的结合在一起，导致医学研究成果不具有实际意义。

1.3理论与实践不符

在现代中医教学中，明显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在教学课程的安排上，理论教授的实践远远超过实践的时间，并且对于很多高校来说，医学实践基地不发达或设备较少，缺乏实践准备和实践经验。这是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差距，一些中医教学者为了提高中医教学实践水平，将中医教学理论与西医实践生搬硬套，不但没有达到理论结合实践的目的，反而是中医理论更加晦涩难懂，实践也无法验证中医理论。在教材方面，中医与西医的结合只停留在表面上，高校在教学时也往往是中西医教学分开，不能时学生同时感受中西医的差距和差别。而在课时安排上，为了追求西医的专业性和先进性，西医课程的安排明显过多。总之，在现代医学教学中，中西医并没有真正实现结合，无法真正提高学生的技能，更无法满足临床需要。

1.4盲目进行结合

中医与西医从属于不同的体系，因此其具有自身的特点，具有相通之处但又存在很大的差别，这就要求现代医学教学时不能盲目的将二者进行结合，而是应该尊重其个性和特色，使其优势充分表现出来，这也正是现代医学教学存在的最大矛盾和误区。将中西医理论完全融合在一起的理论和思想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取的，中西医之间的差异要求医生在不同疾病面前要区别对待，而不是将某一种理论强加给另一种。同时，并不是所有的中医理论都能找到相应的西医实践，我们将中西医相结合是为了提高教学效率，促进临床治疗，而不是过分强调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望闻问切是中医独有的特点，不能盲目的与西医的听诊等混淆。现代医学教学习惯性的将中西医之间进行一一对应，这使得医学教学的实际作用大大降低。如何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使中西医教学的结合发挥实际作用，就成为现代医学研究的重点。首先，医学研究者和教学者应平衡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关系，平等对待两者，善于发现中医与西医之间不同的优势，这样才能为其正确的结合提供前提；其次，从教材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改革，实现中医理论与西医实践的真正结合，提高现代医学教学效率。

2如何解决中西医结合中存在的误区

中西医结合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必然，在二者结合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其各自的优势。但是在当今社会，中西医结合只是从表面上得到重视，因此必须采取一定的手段，使中西医之间的结合更加密切，提高现代医学的治疗效率。其具体措施如下所示。

2.1适当提高西医的主动权

在中西医结合过程中，由于受传统中医思想的影响，西医往往作为跟从，即使是在某种疾病治疗上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也仅仅被作为辅助手段。结合面不够广，结合存在漏洞。因此应改善这一点，加大对西医的正确宣传，控制传统医学对西医的排挤，通过培训使其能够了解和接受西医中的先进思想和治疗手段。在医学科研上，应将西医和中医区别对待，而不是一味的将中医理论强加给西医，中西医之间的结合并不是理论上的一对一，也不是谁占主导地位的问题，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应以提高医学治疗效率为前提，才能够更好的实现中西医结合。

2.2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

随着中西医结合的提倡，一些医院引进了西医技术。在技术方面实现了结合，但是在人才培养方面，高校教育往往将中西医分开，导致能够具有中西医两个方面专业知识的人才偏少。实际上，医学人才是中西医结合的重要体现，也是二者结合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应结合中西医各自的特点，在高校教学课程的设置上，增加中西医结合的内容，并在临床实践上提倡两者之间互相交换实习场地，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中西医结合人才。

2.3建立中西医结合医院

这一点得到了广大医院和医学工作者的认可，目前，很多医学已经实现了中医治疗和西医治疗相结合的治疗方式。但是在具体病症治疗上，选择西医还是中医问题上，往往并没有根据病情。而是根据医生个人的思想。这样不但没有将中西医完美结合，还使得医院的办院宗旨不明确，缺乏特色。因此在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建立上，还应充分考虑各个疾病的病理，加强医护人员的培训，使其正确理解中西和西医的治疗手段以及结合要点。

2.4加强中西医结合的实践

目前，中西医的结合大部分停留在理论层面，导致在临床治疗上效率低下。要实现中西医的真正结合，首先应加大培训力度，要求医生掌握中医治疗技巧和西医治疗手段，并且能够灵活运用。医学实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缺乏实践的结合毫无意义。医院应建立中西医结合的实践基地，逐步缩小中西医之间的差距，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2.5加大政策干预能力

虽然中西医结合属于医学层面，与政治无关。但实际上，中西医结合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就是由于政策不明确和干预能力不强导致相关人员对中西医结合重要性的认识不深刻。因此应加大相关管理部门的干预力度，要求卫生管理部门将中西医的结合看成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制定相关政策推动中西医的结合，并且加大宣传力度，建立医疗事故的惩治措施，并建立合理的医护人员考核制度，要求其严格执行，这样有助于医护人员提升自身意识，做好中西医结合工作。

3结语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达，中医与西医之间的结合就成为必然。中医属于中国传统医学，其在预防某些疾病方面存在着优势，并且能够降低对患者的伤害，从根本上清除疾病。而西医的出现则提高了医学技术和治疗水平，是进步的体现。因此我们在坚持中医理论的同时，必须将其与西医技术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当然中西医教学之间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需要及时发现和解决。

参考文献

西医学论文篇2

值得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医学的辉煌成就，进入近代是怎样向前发展的？近代医学家通过什么力量、以何种方法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近代是连接古代与现代的桥梁，只有通过近代人的继承与发展，中医药学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才能在今天继续为人类健康作出贡献。

从历史学角度看，近代虽然只有短暂的100多年，但是，在中国历史长河里，这一代人却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他们迈出了历史上重要的一步，在医学史上也留下了属于那个时代的重要成就。以往某些医史论著称：近百年中医药学发展十分缓慢，甚至濒于停滞状态。现在看来，这一评价并未准确、全面地反映近代医学发展的真实面貌。随着近代医史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已经形成新的格局，产生新的特点，出现新的趋势。如果将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与近代文化史、与古代医学史、与东西方医学交流史的研究联系起来，一定能把近代医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无疑这是--个很复杂、涉及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新课题。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次尝试性的探讨，以此求教于同道。研究近代医史，首先要研究近代历史，特别要研究近代文化史。从这里出发，才能沿着历史的足迹，探索近代医学发展的轨道。

近代社会与文化

在人们的观念里，一向认为近代中国是落后的。其实从总体看，中国近代社会具有落后与进步两重性。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日益陷入贫困落后状态。这是近代历史的一面；中国人民不断觉醒，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努力寻求中国独立富强之路。则是近代历史的又一面。用辩证的观点认识近代史这两方面，对于研究近代文化史和近代医学史都有重要意义。

近代历史是在扭曲中向前发展。伴随这一趋向，近代文化也在向前发展，与古代文化比较，近代文化是进步了，尽管局部或个别领域，它有不如古代文化辉煌之处，但是，它比古代文化毕竟前进了。近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的发展道路不同。它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过程中、相互会通融合而成。其发展历程有以下特征。

1.近代文化是在继承古代文化的基础上，被动吸收外来文化，形成的新文化。它与古代文化相比有质的变化。

中国古代文化，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发展的。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无与伦比的延续性。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不曾终绝过的古老文化，在一国范围内，文化各门类保存如此完整连续的形态，也是世界文化史的特例。

中国近代文化的产生，是在列强入侵，西学东渐之后，当时掌权的封建顽固派拒绝接受西学，而一般群众也由于西学是随侵略而来对其反感，一些知识分子对西学也不甚了解。加之，两种文化的模式绝然不同，必然产生冲突。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比较、争论与选择，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在总体趋势上是承认和接受的。只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激剧变化的复杂背景和各阶层不同的地位，形成人们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有种种不同。文化史专家归纳为三种：一是盲目拒绝、自我封闭型（或称保存国粹派）；二是全盘接受、追随模仿型（或称全盘西化派三是主动选择、自我更新型（或称调和折衷派）。这三种态度明显的表现在近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医学界自然也不例外。

2.近代文化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对古代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中国古代文化有两个最大的缺点，一是，缺乏实证科学。二是，缺乏民主传统。中国古代科学，没有发展到近代实证科学。清朝由于封建专制主义和满清贵族的高压统治，文化专制和八股取士的禁锢，使思想界、文化界笼罩一片万马齐喑的气氛。改变这种封闭、僵化、静止的局面，必须借助科学的力量。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

19世纪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与科学著作相继在中国出现。此期传入的西学，虽无显赫之势，但在民间却广为传播，影响着社会心理和传统文化的变化，形成与明清时期迥然不同的流向，改变了前期西学传播的被动局面，中国人开始独立地翻译传播西学的历程。

中国古代文化的另一缺点是缺乏民主传统。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封建专制主义。古代多数时期，没有自由辩论的环境，文人的工作往往限于注经、解经，这自然限制了人们的独立思考与创新，也妨碍了科学的发展。

在近代历史大变革面前，人们急于找到中国落后的原因，寻求振兴民族的富强之路，于是便一面把目光投向一个陌生的世界——西方；一面开始对传统的旧学体系进行反思，涌现出一批有见识有勇气的先进人物，他们敢于正视现实，承认中国文化有不如西方文化之处，因此，致力于从西方文化中探索富强之术；同时，对传统文化勇敢地进行批判与更新。这种寻求与探索、批判与更新，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响亮的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成为近代文化的核心。这正是历史的进步。

3.近代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紧密相联。

文化史学者称：中国古代文化以“求治”为目标的“政治型”文化[3]。这种强烈的政治化倾向，就其积极性而言，使古代中国的政治学说丰富而具体，在浓厚的政治斗争氛围中，孕育了许多富于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科学家。然而它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封建统治者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枝、奇技淫巧，未能为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自由的环境。一些科技成果与科学思想往往由于无人问津而迅速绝迹。事实上造成的后果还远不止于此。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遭到外国入侵的条件下发生发展的。一些有见识的中国人努力从西方文化中寻求救国的办法，提出“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引起社会很大震动。戊戍维新运动，便将维资产阶级之新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密切结合。“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从主张政治民主出发，进而反对文化专制，主张文化民主。因此，文化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始终是近代文化的一个特点。

4.近代文化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

近代文化从认识论讲，是一个不断认识.、接受新信息，改造、更新旧观念的过程。但是，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使每种思潮都未能充分展开，就让位于新的认识过程，形成思想变化迅速又都消化不良的后果，使近代文化出现新旧并存、中西合揉的势态。加之，各地区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影响文化发展也不平衡，使之难以形成一个成熟完整的文化体系。

总之，近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改变了长期以来封建文化（至少是明代以后）腐朽、僵化、停滞的局面。建立了开放的、充满生机的新文化，为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乃至今天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打下了基础。然而近代历史的多变，西方文化的急剧输入，各地区、各民族间文化发展不平衡等等复杂因素，又使近代文化没能达到应有的高度。

近代医学的特点

近代医学是在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的愿望和活动“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4]”。近代医学做为自然科学的一门学科，它既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又受自身内在一般规律的支配。从医学史的角度，分析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呈现何种势态，有什么新特点和新趋势，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医学，19世纪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其主要标志是：①确立了系统的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前人以无数次反复的临证实践经验为基础，运用古代具有朴素唯物论与自发辩证法的阴阳五行学说，系统地总结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防、养生诸方面的理论，通过理、法、方药相互配合、全面实施，形成完整、独立的医学体系，尤以统一整体观、永恒运动观、辨证施治为指导思想与诊治方法，使中医学成为一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古代科学。②中医药学卓越的疗效，久经检验而不衰。数千年来，中医药学是中国人民战胜疾病、保持健康、繁衍昌盛唯一的医疗保健方法。它已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的土壤里。在古代科学成果中，被公认是一门最有实际效益的学科。③出现一大批著名的医药学家，留下浩如烟海的医学著作。医学史上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医学人物，用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各有特色的学术思想和重视实践、认真继承、努力创新的科学精神，铸造了一座辉煌的古代医学宫殿。④在中外医药交流史上，写下了一些“世界之最”的记录。我国曾经是世界上医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免疫法的先驱——“疗淛犬咬人方”和“人痘接种术”、“麻风病隔离病院”，当时都居于世界医学前列；国家药典-一《新修本草》、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医疗体操图“导引图”、医学教学模型——“针灸铜人”以及龋齿病、天花病、脚气病的记载等，皆为世界医学史最早的记录。并且传往国外，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医学当时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当然它不是完美无缺，由于时代的局限，历史的灰尘不可避免，精华与糟粕并存，保守与创新同在。但是，瑕不掩五，实践证明：它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

进入近代，时间的前进，科学的发展，疾病谱的改变，西医学的广泛传播，使古老的中医药学面临着新的挑战。短暂的100年，中医界思考、比较、探索、论争、选择……历经磨难，终于取得新的进展。但是，与古代医学相比，近代医学在发展势态上显得缓慢，在科学成果上也不如古代辉煌，然而它确实进步了。产生了新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学术论争，总结了新的经验，吸收了新的知识，采用了新的传授方法，呈现出新的特点与新的趋势。

1.新的格局。

西方医学广泛传播后，改变了存在数千年、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出现了中医与西医并存的新格局。

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医学处于重要的领先地位。近代西医学的传播与明清时期不同，那时传入的西医学过于简略、影响很小。近代西医学传入，通过办医院，建学校、译医书等新的传播手段，在民间广为流传。到1937年时，在华英、美基督教会所办医院已有300多所、诊所600余处。[5]20世纪初，各国在华开办医学院校20余所、译著西医书200多种。使一部分人对西医学由逆反心理，逐渐转为顺向心理，西医的手术、药物等疗效明显，也日益被人们接受。此后，西医学便比其他西学迅速传播，在传统中医学之旁，另辟蹊径，展开了对中医学的挑战。

还需要指出：近代西医学的传播，有一特殊现象，就是除了与列强入侵有关外；还与传教士的活动密切相联，不仅医院、学校无一不是教会所设，而且译著医书也多出自传教士之手。传教士自称：宗教与科学“相辅而行”。实际上科学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所以，他们不可能无保留地介绍西方科学的新成果。此时传入的西医学知识也人为地打上了宗教和炮舰的印记，在传播中自然会遇到阻力。

如前所述，尽管近代西医学传入有复杂的背景，但是，作为一门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我国后，还是被医学界和广大群众所接受，井逐步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医疗技术力量。在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中、西医学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新格局。

2.新的学术论争。

近代学术论争，背景之复杂，内容之丰富，论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与古代截然不同。古代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学术论争。宋金元时期，刘完素、张元素等著名医学家，在“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的革新思想指导下，根据各自不同的临证经验和对《内经》等古医籍的不同理解，提出了新的学术主张，通过师徒传授的形式不断发展，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可谓第一次学术论争。明清时期，出现第二次学术论争。一是，金元学术论争的继续。如张景岳对阴阳学说的阐发，缪希雍、陆九芝对运气学说的研究等。二是，对某些理论与古代医家的学说和医疗经验有不同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如温补学派、反温补学派、温病学派等等。反映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近代的学术论争，在深度与广度上均与古代不同。它与近代社会背景，特别是与西医学的传播以及旧政府实行排斥乃至废止中医的政策有直接关系。此时的学术论争，总体上以中西医之争和中西医汇通之争为主线，其它伤寒与温病之争，经方与时方之争，温补与反温补之争，皆趋于缓和。

关于中、西医之争。自西医学传入后.医学界及社会各阶层产生强烈反响，面对如何对待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和旧政府消灭中医的种种措施，医学界、文化界、商业界乃至一些海外侨胞都发表许多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进行了长期的论争。这场论争主要围绕四个问题：①怎样认识西医学。②中、西医学能否汇通。③中医学有无存在价值。④中医学怎样向前发展。这些问题的论争涉及范围很广，大致可分为三个主要流派：即中西医汇通派。以唐宗海、张锡纯、朱沛文、挥铁樵等为代表；废止中医派，以余岩、汪企张为代表；中医科学

化派，以陆渊雷、谭次仲为代表。这场论争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发展变化，不同时期论争的内容、形式、代表人物均有所不同。同时，还有各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其势态虽有起有伏、有断有续、有激战、有缓解，但总体上则贯穿近代史全过程。这场论争实质上是中国文化近代化运动在医学领域的反映，也是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近代医史证明：中医药界并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医药学知识。在传统与近代化、现代化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传统医学本身就包含了足以引起变化的内在矛盾与合理内核。这是它能以接受新东西的基本条件。因此，在两种医学的接触与交流中，中医学不是简单的为求生存而吸收新东西，而是其自身就在不断变化、发展、前进。近代学术论争正是这一发展的反映。

3.新的经验。

近代由于中医学确有实效，中医学家担负着繁重的医疗任务，因此，不断积累新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近代疾病谱的改变，临证经验更加丰富，各科都有一些专门论治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内科有中风、肝病、胃病、肺病、霍乱等专著。如张山雷《中风斟诠》、王旭高《肝症论治》、杨志一《胃病研究》、秦伯未《痨病指南》等。外科对疮疡、瘰疠、麻风、梅毒、性病等都有专论，并出现一批外伤科专家。如马培之、余景和、江考卿等。妇科对经、带、胎、产诸病的治疗也有新经验。如潘爵《女科要略》、单南山《胎产指南》等。儿科对麻疹、痘疮的诊治有进一步研究，仅介绍种痘之书已有10余种，眼科对常见病的诊治有系统论述。如陈国笃《眼科六要》、陈滋《中西眼科汇通》等。喉科由于喉痧多次流行，对喉痧的研究尤为突出，论治白喉的专书也较多。如夏春农《疫喉浅论》、丁甘仁《喉痧症治概要》、李纪方《白喉全生集》等。总之，呈现出各科深入发展的趋势。②治疗方法多样化。内科，如费伯雄治疗慢性病强调：“平淡之极，乃为神奇。”并创制一些治疗肺痨、痰饮、骨萎等有效方剂。外科，如马培之不仅善用古方，而且自创新方，《外科传薪集》反映了他治疗上的多样性与用药的广泛性。尤其是吴尚先的《理淪骈文》，第一次系统论述外治法，扩大外治法的适应范围，是一项新成果。喉科，治疗白喉也运用外治法，如吹药、噙药、贴药、针刺等辅助疗法。总之，近代临证各科重视整体观与辨证施治，主张内外兼治，治疗方法多种多样，并有不少专著问世。

4.新的知识。

近代中医学发展的主流，虽仍是继承古代医学理论不断丰富、充实、提高。但是，一些医学家在探索发展中医学的过程中，吸收了新的科学知识，向着系统化、专门化、科学化的方向迈进。如针灸学家吸收解剖学知识，提高了取穴的速度和准确性，承淡安在《中国针灸治疗学》中，论述人身度量标准、穴位的解剖部位，所述经络俞穴.必引证现代解剖。被称为“针灸善书”。至于在理论、临证、用药等方面从事中西医汇通的尝试.更是不胜枚举。这些都反映出中医界努力面向新科学，迎接新挑战，虽然取得成果不多，但是，它标志着中医药学正在向着新的目标前进。

近代中医界在吸收西医学与近代科学知识同时，还受到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影响，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给中国带来新的自然观，也为中医学的发展增加了新内容。随着近代科学分科日渐明确，各科研究迅速深化，人们把精力集中在某个专科进行研究，成为普遍现象，直接促进研究方法的更新。进入20世纪，西医学已有更多学科分类，各学科分门别类、深入具体的研究方法，对中医学有相当影响，有些医学家在进行中西医汇通的探索时，采用实验方法，如张锡纯被誉为“医学实验派大师”。恽铁樵也主张“中西医汇通应注意吸收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虽然他们的研究在方法学上还很幼稚，但有进步意义。

5.新的传授方式。

在近代学校兴起的大潮中，在西学广泛传播的形势下，更重要的是由于医学自身发展的要求，产生了近代的医学教育。它与占代的医学教育相比，教学形式与观念、教学内容与方法完全不同。近代创建了多种类型的新式医学院校。大体有三种办学形式；①教会创办的西医学院校。最早建立的有广州博济医学校（约1866)、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880)、杭州广济医学专门学校（1884)等。20世纪30年代教会开办西医院校已有20余所。成为传播西医学的重要基地。②政府开办的西医院校。19世纪末，清政府开始兴办医学校。20世纪40年代，已有公办医学院校30多所。这些院校培养的医生，虽数量有限，但却是我国西医学的重要人才，成为发展西医学的骨干力量。③私人或学术团体集资创办的中医学院校。近代中医界为争取办教育的权利，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斗争，直到1949年，中医教育还未列入囯家教育系统。留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仅有私人或团体创办的90余所中医学院校。成为保存、传授、发展中医学的重要阵地。近代还建立一些研究中西医学的团体，出版一些宣传医学知识的杂志，也是传授医药学知识的新方式。

近代医学的新趋势

综观近代医学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医学已经不同于古代医学，呈现出新的趋势。

1.中医学的自我更新。

近代中医学正在由单一的、封闭式的理论体系向着多元的、开放式的方向发展。虽然其主流始终表现在：中医学自身实践与理论的丰富、提高与创新方面；但是，不断吸收外来医学成果，努力探索新的医学理论体系，也是近代中医学前进的一条重要轨迹。

2.西医学的发展壮大。

任何外来文化，都必须经过本土文化的比较、选择、消化、吸收，才能在新土壤里成长。近代西医学传入后，经过“抗阻”与“吸收”、“冲突”与“交融”的历程，已经在我国形成一支独立的医疗队伍，并且不断发展壮大，成为

我国卫生事业重要的技术力量。

3.探索中西医学汇通之路。

近代在两种医学理论体系并存的形势下，有些医学家努力探索中西医汇通的道路，他们从不同角度比较两种理论的异同优劣，从临床需要出发，中西两法并举，中西药物同用.并吸取西医学的实验方法，作为发展中医学的…种手段。虽然限于吋代与个人的局限，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果，但是，已经形成一个重要的学派，在近代医史上起r进步作用。其影响直至现在。

西医学论文篇3

为了适应当前高等中医药院校教学改革形势，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优化组合中医眼科的课程体系，使之更科学化、现代化，我们对本门课程进行了中西医结合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1加强和重视眼科基础知识的教学

西医基础理论知识不扎实是大多数中医院校中医专业和中西医结合专业毕业生的通病。与中医院校相比，西医基础理论这一模块是西医院校的优势，因此我们要把西医基础理论课程放到一个与中医基础理论课程相同的高度来重视。强调西医基础理论教学的同时，亦不能放弃对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只有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中西医互相取得实效，达到满意的教学效果。中、西医眼科毕竟有区别，中医强调整体，西医强调局部，中医强调辨证，西医强调辨病，而且在眼科学名词方面亦存在着区别，如中医眼科聚星障见于病毒性角膜炎而暴盲又可见于西医的急性视神经炎、视网膜中央动脉栓塞及视网膜中央静脉栓塞。中西医结合教学方法以保持和发扬中医眼科学理论特色为授课基本点，同时吸收西医现代技术理论，更加深化和延伸中医眼科学理论。通过授课，使学生更加深刻理解中医的整体观念与辨证施治，以及中医的望闻问切与西医辨病施治相结合的切合点，从而把西医理论自然地渗透到本学科中，使中、西医按恰当比例兼容结合，相得益彰。

此外，眼科研究的器官形象鲜明，直观性强，视器是个光学器官，通过一些光学仪器可以清楚地看到从角膜、前房、虹膜、晶体、玻璃体、视网膜、脉络膜，直至前房角、睫状体等眼球各部，除虹膜背面外，可以一览无遗。大多数眼科疾病有其形态学特点，可以想象，如果视觉器官的基本解剖生理特点都不清楚的话，如何进行眼科病理和临床辨证方面的学习，总而言之，必须从基础着手，只有在掌握了扎实的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2采取多种形式的教学方式，优化眼科教学手段

采用比较式、问导式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过程中，既要讲述中医，突出中医特色，又要与西医进行比较，阐明各自的特点，以加深学生的印象，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中、西医学是两大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研究的对象、目的都是人及其疾病，但由于中、西医学是东西方文化孕育的产物，毕竟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别，中医的主要特点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强调整体、功能，西医强调结构、局部。中医强调辨证，西医重视诊病；中医注重动态性，同一种病出现不同的证，要用不同的方法治疗，西医强调规范性，凡是诊为同一种病，就要用同一常规治疗方法。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教学内容，适时插入临床常见眼科病例，如近视眼、青光眼等，启发学生主动地去分析判断，通过比较式及问导式的教学方式，逐渐改变学生的思维方式，由以西医为基础的思维模式转变为既能接受西医，又能接受中医的双重思维模式，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结合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质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辅助教学已成为医学教育的一种主要方式之一。在课堂教学中，开展多媒体教学，使用幻灯、投影、录像等辅助教学，增强直观性效果。在眼科学教学中，许多疾病从理论角度去讲往往使学生越听越乏味，如应用多媒体教学，把眼科学中的各种疾病用图片、动画、影像等各种形式生动、立体、逼真地展示在学生面前，既可节约大量的板书时间，又使教学内容直观形象，便于理解，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保持精力集中，达到良好的教学目的。我们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在PowerPoint演示文稿的基础上制作出一套眼科学多媒体课件，课件内容包括视觉器官的基本解剖生理结构，中医眼科学基础和西医眼科学基本概念，其中插入一些眼科常见病例，如白内障、人工晶体置换术等一些Flas，在课堂教学中穿插播放，学生普遍反映良好，既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加强记忆，又使学生对难点问题更易理解。应用多媒体教学，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学生要求必须掌握中西医两套技能，教学中应注重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论治相结合，立足于中医理论，重视经典理论和古今医案等经验的运用，借助现代的实验室检查手段，提高中西医结合诊疗水平。在疾病的诊断上多借助现代医学的方法，而在治疗上多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手段，体现“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

3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中西医结合教育的具体实施者是教师，组建中西医结合教学体系合格的师资队伍，是完成中西医结合教学的前提，教师的素质、能力、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是保证中西医结合专业教学改革质量的关键因素，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教师队伍中，缺乏掌握系统中西医结合知识的教师，而现在真正具有扎实的中西医两套理论的教师并不多。如何建设一支具备中西医结合知识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教师为了适应中西医结合教学的需要，需要努力学习，教师应先行中西医结合，必须强调中医学习西医，西医学习中医，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保证教学质量。带教教师必须积极参与临床实践，加强中西医结合理论修养，刻苦钻研，这样才能够承担该门课程的教学。当然，教师应关注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动态，能经常把新的研究成果、学术动态介绍给学生。当前，有关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日趋深化、细化，有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现代研究，更有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应用性研究，把这些内容充实到课堂上，有助于学生对中西理论的综合运用，也有助于激发学生进行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兴趣。教师不但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还必须有比较丰富的中西医临床实践经验。无论是基础课还是临床课教师都应该有适当的时间下临床，积累实践经验，并选择典型病案，以不断充实、更新课堂内容，在教学时做到有理有据，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应有比较系统的现代医学知识，能在举例时用中西医两种不同的理论来说明同一种病理现象。这就要求教师不但要有基本的现代医学基础知识，还必须有一定的本学科西医理论，做到胸有成竹，授课时才能中西结合。此外，临床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临床教学质量，临床教师必须具备教学能力、自学能力、研究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应急能力、组织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同时关心学生成长，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热爱教育的工作作风。教学过程中，要求带教教师提供完整的教案，课前全科集中讨论，精心做好课前准备，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并适当组织病案讨论，以加深学生的理解。这样，到学生进入临床实习阶段，往往对眼科学的基本病症有一定的了解，达到较好的效果。

西医学论文篇4

关键词：西医院校；中医诊断学；教学质量；心得

中图分类号：R2-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949（2013）03-0-01

从新中国建立至今，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都很重视中医，强调中医后辈力量的培养，除了全国中医院校的人才培养外，还规定了全国西医院校的学生都必需进行中医的学习。中医学发展呈现出从未有过的良好局面。在西医院校开设中医课程，是我国医学教育的一大特点，由于课时有限，多将中医课安排在一个学期内完成。由于中西医理论和认识疾病的方式有很大差异，给西医院校开展中医课程学习带来很大困难，《中医诊断学》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其基本知识是学好中医前提，如何提高学习效率、促进教学质量，提出相关教学建议，使学生对中医诊断学感兴趣，增强学习动力，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从事西医院校中医诊断学教学，总结了一些心得，以供同道参考。

1掌握中医学科的特点

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在中医学的教学实践中，一定要向学生灌输这样的理念，确切掌握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确切含义，在对理解中医诊断、治疗始终以整体观念为纲，辨证论治为目，将相关知识统率在一起进行讲解。在具体中医诊断学的讲解中，因为时间有限，一定要教会学生运用中医学的特点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纵观中医诊断学，不管是那一系统的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无不体现中医学两大基本特点的具体运用。例如：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重期，西医认为感染是主要原因，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炎症”，从很多医生，特别是西医医生首先想到的是“抗感染”，如果开中药是也一定要选用一些据现代中药药理研究表明有明确的抗感染类中药，尤其以大量中医认为寒凉药为主，其实这就非常有饽于中医学的基本特点。我们知道，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重期很多病人表现为：张口抬肩，面色恍白，嘴唇紫绀，背心畏寒，少气，舌淡胖苔白腻，脉滑。按照中医学的基本特点，应该属于肺寒证，应用苓甘五味姜辛汤之类加减为宜。当然，我们不否认痰热雍肺等其它证型的存在。只有这样通过具体的实例，将中医的思维模式，运用到中医诊断学的学习中，才能将中医诊断学学好。

2培养对中医诊断学的兴趣

在西医院校开展中医课程课时较少，中医诊断学学时总共不到20学时，这么短的时间里，教师要讲好，学生要学好，加上西医院校学生本身中医理论不够扎实，中医诊断学条条框框较多，中西医思维方式、理论体系又不一样，要学好中医诊断学，兴趣就很重要。传统的中医诊断学教学多采用板书的教学模式，讲课内容枯燥，呆板，也不强调对学生观察能力培养，容易造成学生困倦甚至厌倦的情绪。笔者认为，教学必须使学生感到学有所得，学有所乐，并愿意主动去学，才能达到互动教学的目的[1]。中医诊断学教学过程务必要利用尽可能多的多种教学手段，突出特色，增强学生对中医诊断学的感性和理性认识，从而激发学习兴趣。

3了解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

正如一位西方学者认为：研究东方文化，如果不研究中医，就只研究了一半。可见中医学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医诊断学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学好中医诊断学，了解中国文化和其包含的哲学思想，就非常重要。中医之道，根在中华传统文化。脱离中华传统文化，中医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习中医理论，必须从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开始。中医学传承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以《易经》为哲学基础，在长期的医药学实践中建立病因、病理、诊断、治疗、预防及养生康复等科学理论体系[2]。它不仅具有哲学属性，充满朴素唯物主义和辨证法思想，而且蕴涵着自然科学属性。中华传统哲学是中医学体系的核心和灵魂，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医学形成和发展的土壤和源泉，它认为精气是宇宙与人类共同的构成本原，通过气的中介作用将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相统一。精气学说是研究宇宙万物的构成本原及发展变化的一种古代哲学思想。只有站在中华文化和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角度理解和认识中医学，从而理解中医诊断学知识，才能正确理解、接受和运用中医诊断学为人类健康服务。

4和西医诊断学比较学习，融会贯通

西医院校学生在学习中医诊断学内容之前，已经学习完西医诊断学，由于学生的思维定势的影响，很多同学会认为中医诊断学内容有很多缺乏客观性的东西，甚至认为感观性知识多一些，存在很多不科学的地方。其实我们应该引导学生，两门课程虽然有差异，但亦有许多相似相关之处。如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其中问诊其实与西诊诊断学中的病史采集基本相似，只是内容有不同之处；望诊与西诊中视诊相似；闻诊相当于西诊中的听诊和嗅诊；切诊包括切脉和按诊两个部分，其中切脉与西诊诊断学中脉搏检查相似，只是更复杂而具体，而且将切脉和舌诊作为中医辨证论治非常重要的客观证据，而按诊与西诊中触诊相关。西医诊断是根据病史、体格检查的阳性体征、实验室及器械检查来诊断疾病，中医诊断是在望、闻、问、切四诊基础上进行诊断疾病、辨别证候，两者思维方式虽有差异却有相似之处。教学过程中把西医诊断学和中医诊断学相似相关内容联系起来，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总之，要在西医院校提高中医学教学质量，教师的讲授是主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提高其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地学习及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是教学的初衷，才能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通过多年教学实践证明，让学生掌握中医学科的特点、培养他们对中医诊断学的学习兴趣、了解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加深理解中医诊断学内容、以及西医诊断学比较学习，融会贯通，能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西医学论文篇5

特殊临床表现的听力损伤，其诊断、处理皆有别于一般的感音神经性聋。Worthin

gton等［1］1980年报道了4例患者，他们都有可测得纯音听阈，但引不出听性脑干

反应（auditorybrainstemresponse，ABR）。此后，又有学者报道相似病例［2

，3］，其中Kraus等［3］最早注意到这类患者的言语识别率不成比例地低于纯音

听阈，后来进一步发现这类患者耳蜗微音电位和诱发性耳声发射多正常。1993年B

erlin等［4］首先在2例患者中发现诱发性耳声发射对侧抑制消失，并提出了一个

“Ⅰ型传入神经元病”的概念。1996年Starr等［5］首次将其命名为听神经病，1

998年Doyle等［6］报道了8例听神经病患儿。这种病变表现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

注，顾瑞等［7］于1992年报道了16例中枢性低频感音神经性听力减退，根据听觉

电生理检查结果，应有部分患者符合听神经病的诊断；1999年梁凤和等［8］报道

了17例。

临床特点

听神经病发病率较低，且多自幼年起病。1999年Rance等［9］在5199例新生

儿期有听力损伤高危因素的婴幼儿和青少年中检出109例ABR异常，其中12例引不出

ABR，但微音电位正常，即听神经病在这组高危婴幼儿中的发病率约为0.23%。St

arr等［5］报道的10例成人患者均为散发病例，虽然就诊时患者年龄跨度较大，但

都是自婴幼儿或青少年期起病。听神经病发病率无性别差异。

1．病史：大多数患者主诉双耳听不清说话声，存有不同程度的言语交流困难

，少数病例伴有耳鸣等，且多自幼年起病。均无耳毒性及噪声接触史，可有耳聋家

族史。

2．纯音及言语测听：听神经病患者的纯音听阈呈轻、中度感音神经性聋，并

呈现明显的个体差异。听力图可以是以低频损失为主的上升型，也可以是为以高频

损失为主的下降型，还可以为平坦型曲线，但以低频感音神经性聋较多，Soliman

等［10］和顾瑞等［7］分别报道了一组病例，其纯音听阈都以低频损失为主。言

语听力差是听神经病的一个重要特点，患者言语识别率常不成比例地低于纯音听阈

，Starr等［11］和Zeng等［12］推测言语识别能力差与听神经非同步化放电有关

。Rance等［9］则认为是到达更高位中枢的听觉信号发生语音畸变所致。

3．ABR：ABR引不出反应是听神经病最重要的特征之一。ABR无反应的原因包括

：①没有神经活动；②神经传导阻滞；③听神经纤维非同步化放电或同步化放电遭

到破坏［1］。从听神经病患者存有可定量测定的听力，即有一定的神经冲动传入

来看，第3种情况可能性较大。而导致有髓神经纤维非同步化放电最常见的原因是

脱髓鞘。

4．诱发性耳声发射及对侧抑制：这里主要指瞬态声诱发耳声发射（transien

tevokedotoacousticemission，TEOAE）和畸变产物耳声发射（distortionpr

oductionotoacousticemission，DPOAE），在听神经病患者中，即使纯音听阈表

现为重度感音神经性聋，诱发性耳声发射仍然可正常或轻度改变，同时微音电位也

多正常，这是听神经病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正常人的诱发性耳声发射存在对侧抑制

，在测试中给对侧耳加一定强度的白噪声，TEOAE的振幅一般下降2～4dB［4］，

但在听神经病患者中这种对侧抑制现象消失。Berlin等［4］比较了1位听神经病患

者与普通感音神经性聋患者的TEOAE对侧抑制结果，两人虽有几乎相同的纯音听阈

，但听神经病患者对侧抑制现象消失。Berlin认为可能的解释有：①Ⅰ型听觉传入

纤维非同步放电不足以激动耳声发射对侧抑制；②仅仅依靠Ⅱ型听觉传入纤维维持

某些频率区正常的纯音听阈；③初级听觉神经元同步化放电受听觉传出系统调控，

即传出系统的功能障碍是疾病的首发因素。由于白噪声并不能使听觉通路神经元同

步化放电，说明耳声发射对侧抑制反射弧的激动并不需要听觉传入系统同步化放电

。听神经病患者在有足够声刺激传入的情况下对侧抑制现象消失，提示脑干听觉通

路或听觉传出系统存在病变，第3种可能性并不能轻易排除。另外还要注意可能出

现的继发性耳声发射引不出，所以必要时应同时检测耳声发射和微音电位［13］。

5．中、长潜伏期反应：听神经病患者中、长潜伏期反应有明显的个体差异，

Starr等［5］报道的成人病例中约半数可引出，这可能是由于中、长潜伏期反应

的检测并不严格要求神经元的同步化放电。

6．声导抗测试：听神经病患者的鼓室导抗图均呈“A”型，提示中耳功能正常

；镫骨肌反射引不出。Berlin等［4］2例感音神经性聋患者的比较发现，他们有

着几乎相同的纯音听阈，都为2kHz处正常，但听神经病患者镫骨肌反射引不出，

其对照则可引出，而按一般理解，其至少应在2kHz处可以引出。与耳声发射对侧

抑制相似，镫骨肌反射的激动并不依赖于听觉传入纤维的同步化排放，听神经病患

者在有一定听觉传入信号的情况下仍引不出镫骨肌反射，提示听觉脑干通路存在病

变。

病变部位

听神经病的病变部位尚未确定。由于ABR的Ⅰ波是由耳蜗内听神经纤维发生的

，Starr等［5］根据听神经病患者ABR引不出反应推测病变可能发生于听神经的远

端部分，包括内毛细胞，螺旋神经节细胞，两者之间的突触连接及耳蜗内的听神经

纤维。

Harrison等［14］利用卡帕损伤灰鼠(chinchilla)耳蜗内毛细胞而外毛细胞基

本不受累的特性，以期建立听神经病的动物模型。他用纯音诱发的下丘单细胞电反

应阈值代表纯音听阈，将其与ABR相比较，发现ABR阈值不成比例地高于纯音阈值。

这与听神经病患者纯音听阈与ABR不协调相似。但该模型毕竟引出了ABR波形，与听

神经病不符，但可以说明仅仅有内毛细胞的损伤不足以解释听神经病的所有表现。

Ⅰ型螺旋神经节细胞与内毛细胞连接的解剖结构特点有利于神经元同步化放电

［11］。在听神经病中是否存在由于细胞连接结构的破坏而使神经元放电丧失了时

间锁定(timelock)，进而导致ABR引不出和言语听力下降的可能性？另外，两者突

触连接的病变，从理论上分析，同样可以产生听神经病的表现。内毛细胞合成及释

放递质的非同步化，必然导致神经冲动排放的非同步化。

外毛细胞是产生听力所必须的，但其与内毛细胞的关系，及与之相连的Ⅱ型传

入神经纤维功能至今未明，故它在听神经病中扮演的角色还难以定论。虽然诱发性

耳声发射和微音电位提示外毛细胞微机械活动和发生感受器电位功能正常，但并不

能排除其他诸如神经递质合成、释放、外毛细胞与Ⅱ型节细胞突触连接等的异常。

但目前这些都缺乏相应的检测手段。

Starr等［5］报道的10例成人病例中，8例在听力损伤若干年后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外周神经病表现；有人报道［15-17］患有遗传性运动感觉神经病的家系中，

部分成员出现听神经病表现，提示病变累及听神经。以上说明听神经病可能是一种

全身性神经病变在听觉系统的表现。Rance等［9］报道的12例听神经病患儿中均未

发现外周神经受累的表现，可能是病变发展需有一个过程。

另外，根据听神经病的临床表现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特点，不排除同时存在两

处或两处以上病变的可能性。有些部位的病变为所有听神经病患者所共有，而另一

些部位的病变则为不同的患者所特有。

病因和病理

听神经病只是一个功能性诊断，迄今尚未确定其病因。由于听神经病多于婴幼

儿和青少年期起病，故患者新生儿期及婴幼儿期曾出现的疾病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目前认为可能的病因有：①遗传性疾病如Charcot-Marie-Tooth综合征(包括

遗传性运动感觉神经病Ⅰ型及Ⅱ型)和费里德赖希共济失调；②免疫性疾病如格林

-巴利综合征；③感染性疾病如麻疹、脑膜炎；④毒性物质代谢性疾病如新生儿期

高胆红素血症；⑤各种原因如新生儿肺透明膜病、肺炎等造成的缺氧；⑥无明显诱

因。这其中以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尤为引人注目，Rance等［9］普查的12例听神经

病患儿中，6例曾出现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血清胆红素浓度超过350μmol/L，另

外Berlin等［18］报道的5例听神经病患儿也均出现了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高胆红素血症患儿的ABR既可以表现为反应阈值的升高，也可以表现为Ⅰ-Ⅴ波

潜伏期延长，提示胆红素可以同时影响外周和中枢听觉系统。Gunn大鼠是一种极好

的急性高胆红素血症的动物模型。高胆红素血症的Gunn大鼠表现为ABR异常，微音

电位正常，耳蜗核和斜方体的体积和细胞均明显缩小［19，20］。但胆红素导致听

觉系统损伤仍有不少待解决的问题，如胆红素能否损伤听神经纤维？是作用于雪旺

细胞还是轴索？对内、外毛细胞和螺旋神经节细胞是否有损伤作用？对耳蜗支持细

胞和血管纹作用如何？胆红素对听觉系统的损伤到何种程度会产生听神经病的表现

？

部分听神经病患者在听力损伤若干年后（平均10年）出现外周神经病表现是本

病的又一令人费解之处。可能导致听神经病的病因除遗传性和免疫性疾病外，其他

致病因素都是在短期内可以得到控制的，如高胆红素血症、缺氧、感染等，那么它

们为什么要在若干年后才引起外周神经病变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①除部分遗传

性和免疫性疾病先后累及听神经和外周神经外，其他听神经病与外周神经病无相关

性，发生于同一患者纯属巧合；②听觉系统对上述致病因素更敏感，病变发展更迅

速。究竟如何解释有待相关资料的进一步积累。

由于缺乏相应部位的病理活检，故对听神经病的病理改变知之甚少。目前认为

听神经纤维发生不均匀脱髓鞘的可能性较大，其根据有：①听神经纤维不均匀脱髓

鞘可以解释ABR引不出，及言语测听不成比例地低于纯音测听；②患者伴有外周神

经病表现，且都以脱髓鞘为病变基础；③某些以脱髓鞘为主要病理表现的外周神经

病累及听神经可出现听神经病的表现［15-17］；④某些中枢性原发性脱髓鞘疾病

如多发性硬化累及听觉通路可出现类似听神经病的表现。Starr等［5］报道的10例

成人病例中，有8例在听力损伤若干年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外周神经受累的表现，

其中3例是Charcot-Marie-Tooth综合征，另5例仅有外周神经传导速度和腱反射异

常。Charcot-Marie-Tooth综合征的病理变化以神经脱髓鞘为主要表现，神经传导

速度下降及腱反射减弱也是神经脱髓鞘的表现。但Pareyson等［21］报道了对81例

脱髓鞘性和21例轴索性外周神经病共102例患者ABR的研究，其中44例出现异常，主

要表现为Ⅰ波潜伏期延长，Ⅰ-Ⅲ间期延长，少数为Ⅲ-Ⅴ间期延长，未发现引不出

反应的现象。如果听神经病仅仅是听神经纤维脱髓鞘的表现，那么这与脱髓鞘性外

周神经病累及听神经的病变有何不同？为什么有不同的ABR表现？听神经纤维脱髓

鞘到何种程度方引不出ABR，到何种程度只引起ABR波潜伏期的延长？听神经脱髓鞘

是由于雪旺细胞内髓鞘成分降解，还是由于雪旺细胞死亡所致，或着两者兼有？由

于雪旺细胞属于稳定细胞，可以通过增生修复损伤，如果脱髓鞘是雪旺细胞死亡所

致，不可逆性听神经病中是否存在某种机制抑制了雪旺细胞的再生？

治

疗

目前对听神经病尚缺乏十分有效的药物治疗，对于是否适合佩带助听器和人工

耳蜗植入尚存有争议。Starr等［5］认为佩带助听器对改善听神经病患者的听力无

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产生负面效果。Rance等［9］的报道则积极得多，在15例佩

带助听器的患儿中7例在使用1年后无改善，另8例患儿的言语识别和一般听觉反应

都有明显的改善，这至少表明听神经病患儿存在通过佩带助听器改善言语识别技巧

的可能。因此Rance推荐所有行为听阈异常的外周神经病患儿都应该佩带助听器，

但这是否适用于成年人，尚待证实。

人工耳蜗植入可以明显改善重度感音神经性聋患者的言语识别能力，但听神经

病大多数只表现为轻或中度感音神经性聋，其预后较难预料。在听神经纤维脱髓鞘

的情况下人工耳蜗植入的效果如何？Shepherd等［22］报道电刺激有髓鞘缺失的听

神经，产生了可传导的动作电位；电刺激有髓鞘缺失的听神经纤维也可引出ABR［

23］。但髓鞘缺失与不均匀脱髓鞘是不同的。Rance等［9］报道1例听神经病患儿

人工耳蜗植入1年后，其言语识别能力没有任何提高。该患儿未引出电刺激诱导的

ABR，提示听觉脑干水平存在病变，但这种情况可能并不出现于每位听神经病患者

，所以目前还不能说听神经病是人工耳蜗植入的禁忌证。

值得注意的问题

听神经病的出现提示对于一些听觉检查结果矛盾的感音神经性聋患者及在高危

新生儿听力筛选中，有必要同时进行ABR、TEOAE和DPOAE（和/或耳蜗微音电位）检

查，以免漏诊。

听神经病的表现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这种个体差异的产生是由于病变不同还

是由于同一病变而程度不同，目前还无法确定。但这提醒我们在临床中对于不同的

听神经病患者应根据其各自独特的表现综合分析，并采取不同的处理。

听神经病的命名是否恰当，其病因、病变部位、治疗及预防等都是尚待解决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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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学论文篇6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超级秘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