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濒危动物的意义篇1

摘要对美国野生动物保护的濒危物种名录制度、栖息地保护制度、野生动物保护税费制度和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制度做了详细介绍，指出美国野生动物保护起步早、发展历史悠久、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健全。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我国现阶段野生动物保护要注重濒危物种价值与经济利益的平衡；设定野生动物及栖息地保护“红线”；拓宽野生动物保护资金渠道；实行志愿者数字化管理制度。

关键词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濒危物种：栖息地保护；志愿者参与；美国

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由于不能满足保护野生动物实践的需求而被提上2014年全国人大立法修改工作日程。美国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建设相当完善并在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制度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虽然美国是英美法系的主要代表国家，其更多地是依靠判例法而不是制定法解决社会纠纷问题，但是美国在对待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问题时却更多地采取了制定法的方式，甚至针对一些野生动物物种还专门制定单行法予以保护，为其他国家的野生动物保护提供了制度借鉴范本。美国主要的野生动物保护制度有濒危物种名录制度、栖息地保护制度、野生动物保护税费制度和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制度。

美国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制度及成效

濒危物种名录制度

确定美国濒危物种名录制度的法案主要为《濒危物种法案》(EndangeredSpeciesAct,ESA).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认识到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立法不足，向国会提出《濒危物种法案》。1973年3月，为了打击濒危野生动植物的国际贸易，确保野生动植物物种的持续利用，21个国家代表齐聚美国华盛顿州共同签署了《濒危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onInternationalTradeinEndangeredSpeciesofWlldFaunaandFlora,CITES),又称华盛顿公约。在这样的国内和国际背景下，《濒危物种法案》经美国第93届国会通过并于1973年12月经美国总统尼克松顺利签署生效，成为美国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之一。《濒危物种法案》作为一部物种保护法律，效果非常成功。它体现了濒危物种优先原则、豁免申请机制、生态评价机制、公众参与制度与公众诉讼制度的先进立法理念，赋予了美国政府定义濒危物种的权威和迅速采取行动拯救濒危物种的权力。在内政部部长的指导下，通过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商务部、国家海洋渔业局等联邦部门的通力合作，给予了被列入濒危物种法案的物种强有力的保护。《濒危物种法案》及其修正案的宗旨是“为濒危和受威胁物种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提供保护手段。”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新的濒危物种等级体系将物种分类为如下9个级别：绝灭；野外绝灭；极危；濒危；易危；近危；无危；数据缺乏；未予评估。美国《濒危物种法案》在IUCN等级体系的基础上，将物种分为濒危物种、受威胁物种和其他物种，并为每一在列物种制定1个恢复计划并切实执行恢复计划直到该物种脱离濒危或受威胁状态。根据ESA规定，美国内务部部长有权依据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的建议将某个物种列为濒危物种。该法案企图无差别保护所有的物种，将经济价值小而花费大的物种和经济价值大且花费小的物种一视同仁地加以保护。

ESA自生效以来在保护物种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据2006年进行的一项分析结果显示，《濒危物种法案》使得多达227个美国物种免于灭绝，濒危物种被列入保护名单后，超过90%的物种数量趋于稳定或者状况得到改善，一些物种甚至有希望达到科学家们设置的恢复目标。

《濒危物种法案》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濒危物种高于一切经济利益”。美国国会明确指出，经济利益不得作为衡量物种是否濒危以及拟确定关键栖息地的标准。这一原则在TennesseeValleyAuthorityv.H///(437U.S.187,184(1978》案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如此肯定美国国会的说法：“濒危物种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该法的立法历史清楚地表明国会打算不惜一切代价地制止并扭转物种灭绝的趋势。”

栖息地保护制度

很多国家将野生动物保护重点放在了保护野生动物本身，而忽略了对野生动物生活环境的保护，这就有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错误认识。美国注重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这是一种先进的保护理念。栖息地是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繁衍的基础及根本，两者是鱼与水、唇与齿的关系。栖息地环境和生态平衡一旦遭到破坏，野生动物很快就会面临灭绝的危险。美国颁布了一些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的制定法，如《赛克斯法案》、《岸堤资源法案》、《濒危物种法案》、《荒野保护法》、《湿地保育法》等，逐步实现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成文法化。其中，美国对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的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界定“重要栖息地”基本含义。《濒危物种法案》对重要栖息>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制度进行了定义：“重要栖息地”是指该物种占有地理区域以内的特定地域和以外的特定地域，以内的特定区域能够满足保护物种生存所必需的条件并应在管理方面给予特殊的考虑和保护；以外的特定区域是由政府划出的为保护某种物种所必需的非其原占有性区域。目前美国濒危物种的联邦管理体制是：商业部负责海洋哺乳动物和鱼类的保护；内政部负责陆上物种和淡水物种的保护。重要栖息地主要由这两个部门负责界定。假设某一物种被列入了濒危物种名录，那么政府就会根据法律的要求对该物种的重要栖息地进行识别和认定，防止私有土地主对已经识别和认定的重要栖息地进行破坏，从而实现对栖息地划区划片地针对性保护。

第二，建立栖息地保护区。美国通过建立国家公园，划分国家森林、自然保护区、国家纪念地、野生动物保护区等途径限制或禁止人们在这些地区的生产经营活动，为野生动物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及后来的历任美国总统都十分重视栖息地保护区的建设工作，单单在西奥多·罗斯福任职期间，就建立了16处国家纪念地、51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和5个国家公园，增加自然保护区面积达1.48亿英亩。

第三，实行协商保护程序，充分发挥私有土地主的作用。为了实现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和私人财产权利之间的平衡，美国建立了协商保护程序。协商保护程序就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或个人等多方利益相关体就土地使用保护进行协商，相互切磋让步妥协，最终达成折中的协议，实现私有土地财产权保护和野生动物保护双赢的局面。也就是说，如果非政府组织或个人能够保证其行为符合达成的协议，政府将来就不会对其利用土地的行为增加新的限制，并且为私有土地主提供相应的资金补偿，从而充分发挥私有土地主在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方面的积极主动性。很多社会组织特别是自然资源管理委员会主动寻找并购买土地作为野生动物栖息地，协商保护程序调动了私人组织在便利事务处理方面关键性作用的发挥。

野生动物保护税费制度

美国野生动物保护资金来源主要有美国财政拨款、慈善组织捐款以及相关的野生动物基金支持。其中财政拨款是最主要的来源。比如，2014年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获得11亿美元野生动物保护专项财政拨款。而这些拨款主要来自于狩猎者、捕鱼者、休闲划船者和目标射击者购买运动器材时所缴纳的消费税，也有小部分来自于狩猎和捕鱼许可证费用收入。

美国颁布了多部制定法拓宽野生动物保护税收资金渠道。最有名的是《候鸟狩猎印花税法案》（美国联邦鸭票计划），该法案规定每位16周岁以上的狩猎者除了要办理美国联邦水禽渔猎证之外，每年至少要购买一枚美国鸭票贴在执照上才能合法打猎。美国联邦鸭票制度首先在美国北达科他州实行，然后在全美国范围内推广，贩卖联邦鸭票所得款项用于承租或购买水禽的“寄居所”，为保护水禽栖息地提供了充足资金。美国《皮特曼一罗伯逊联邦援助野生动物恢复法》(P-RAct)主要是通过对狩猎者征收狩猎武器弹药11%的消费税实现野生动物保护资金的增加。而美国《丁格尔一约翰逊联邦援助渔业恢复法案》（DJ法案）实现了对捕鱼设备和船只征收消费税的资金筹集方式。《野生动物保护及再投资法案》主要用来对一些户外休闲物品征收消费税，比如独木舟、望远镜、鸟食等，其作用与P-RAct及DJ法案相类似。

美国的野生动物许可证费用收入也为政府拨款提供了支撑。美国建立了特许猎捕证、狩猎证、持枪证、经营许可证、进出口说明书在内的一系列许可证管理制度。一些州规定，钓鱼或者狩猎只有在学习了野生动物保护常识并购买相关的渔猎执照后才能进行，即使是在自己私有的土地上狩猎也要经过部门的许可。

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参与制度

美国野生动物保护经过长期的发展，野生动物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公民普遍具有保护野生动物的志愿服务热情，为志愿者参与美国野生动物保护提供了很好的民众基础。同时美国政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志愿者制度，长期提供志愿者招募计划和项目机会。

以美国俄勒冈州的志愿者制度为例，该州的志愿者招募计划由俄勒冈州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ODFW)负责，志愿者服务项目的使命是为当代和后代能持续享受野生动物资源而提供保护并积极参与。志愿者的具体要求有：一是能够为ODFW带来热情，有充沛的精力和创新的想法；二是捐赠数千小时的志愿服务；三是提高ODFW项目和服务的质量；四是倡导并支持保护俄勒冈州自然资源；五是支持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计划；六是积极参与自然资源管理活动；七是带来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俄勒冈州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列明了志愿者所能得到的回馈和机会：一是认识新人和志同道合者的机会；二是到栖息地与所关心的鱼类和野生动物接触并享受乐趣的机会；三是很好地运用实践专业技能和经验；四是收获新的技能和经验。此外，俄勒冈州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分类提供了项目计划的任务和工作内容，另外，还有诸如志愿者房车项目、猎人教育计划、户外技能教育计划等各方面的志愿者服务项目，为美国民众参与志愿者计划提供了丰富的机会和多样的选择。

美国公民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的意愿很高。20世纪90年代，明尼苏达州有居民200多万，而参加自然保护志愿者组织的公民就达53万人，所占比例之大令人惊叹。志愿者的参与保障了很多野生动物保护项目顺利完成，同时鼓励公众积极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更大范围地推广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意识也是很多环境保护项目的最终目的，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增进。志愿者的参与不仅是公众对这些计划认同与支持的体现，更为这些计划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他们热爱自然热爱生命，是美国野生动物保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美国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美国野生动物保护具体法律制度的分析，审视我国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不难发现其内容粗疏简单过时，尚有许多亟待完善之处。为了更有效地保护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提出以下建议。

要注重濒危物种价值与经济利益的平衡

《濒危物种法案》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濒危物种高于一切经济利益”，这一原则为美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指导。我国新《环境保护法》在对传统的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原则修正的基础上，已经明确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环境优先原则，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野生动物保护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为建设生态文明，解决我国现实的野生动物保护问题．《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必须在先进的立法理念指导下，创新《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基本原则，将“维护生物多样性及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写进立法宗旨，并且规定相关的法律制度、机制和责任，以保障生态文明理念的具体实施。

设定野生动物及栖息地的保护“红线”

美国关于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与我国有不同之处，美国把对栖息地保护提升到了与保护野生动物本身同样重要的高度，因此其保护对象比较广泛。《濒危物种法案》规定，内政部应该制定条例来明确某一物种是否属于濒危物种或濒危物种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濒危物种栖息地或濒危动物生长区是否已经或濒临破坏、改变或剥夺、缩小。相比之下，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对不适宜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候鸟迁飞途径等关键区域的保护没有提出相应的强制性保护要求。其他涉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规定仅有第11条和第12条，分别为“各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监视、监测环境对野生动物的影响。由于环境影响对野生动物造成危害时，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以及“建设项目对国家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建设单位应当提交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保护部门在审批时，应当征求同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可见，我国还未充分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的重要性，对栖息地的保护仅停留在“末端控制”、“事后保护”的阶段。《野生动物保护法》应当在具体制度设计上把对栖息地的保护提升到与保护野生动物同样重要的高度，新《环境保护法》增加规定了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并明确规定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原则，栖息地保护是环境保护的一部分，在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管理中，对栖息地的保护始终是第一位的。建立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公告制度，由各级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资源调查资料公布需在不同层级施以保护的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各级政府应当标牌划界，建设必要的保护基础设施。

拓宽野生动物保护资金渠道

在美国，对于最终的狩猎税费所得，政府都按照收入、支出完全公开的原则，让州议会和公众审核。在收入分配方面，联邦政府征收所有枪支弹药的销售税，而这些销售税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只能用于保护生态平衡。在野生动物保护资金问题上，美国的解决方法是利用美国人有狩猎捕鱼的传统娱乐方式，发展野生动物营利产业——狩猎业和捕鱼业。我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大众的意识也将逐步转变，狩猎将从谋利手段转为运动爱好等，我国也可以通过发展野生动物相关产业的方式增加税费收入，以弥补野生动物保护资金的不足。在税费支出方面，野生动物收容救护设施设备、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保护设施建设投入和相关工作经费，依据其级别由相应的政府承担；细化对保护野生动物有功行为的奖励办法，并明确奖励资金来源。同时，通过税费制度，提高颁发狩猎许可证的准入门槛，防止产业发展过滥导致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得不偿失的破坏，宣传野生动物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利用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

实行志愿者数字化管理制度

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要将保护动物的意识植根到公众心中。由政府主导的保护行动最终还是要通过公众来落实，因此加强公众的保护意识非常关键。志愿者是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和野生动物保护现状的一支重要力量，志愿者可以配合当地政府部门积极宣传生态环境保护和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制止偷猎、盗猎和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为促进生物多样性自然环境的建立贡献力量。在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建设方面，美国建立了规范的志愿者服务登记记录和管理制度，我国可以尝试通过电子数字系统，建立志愿者服务时数统计制度。为每位志愿者办理一张终身的志愿服务一卡通，分类记载志愿者的服务项目并进行电子数字化系统管理，定期根据志愿者服务时长给予荣誉表彰或物资奖励，从而激发志愿者长期服务的热情，鼓励公众支持野生动物保护。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时，增加野生动物信息公开的规定和公众参与制度，以确保志愿者服务制度有高位阶的上位法依据。

结语

保护濒危动物的意义篇2

关键词：语言生态；语言多样性；语言规划；大数据

中图分类号：H31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795（2014）01-0003-0008

1、问题的提出

近20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语言学家、教育学家、语言规划工作者疾呼：人类语言生态严重恶化，大量语言濒危，尤其是土著语言消失速度在加快；全球语系、语族、语支、语种及其变体关系失衡，大语种越来越大，小语种则越来越小，通用语越来越通行，地区方言越来越孤岛化，人类语言的万家灯火逐一熄灭；有人预言：本世纪末，现有语言十之八九将不复存在；有人高唱：五洲同音，四海同语，天地同歌，同一个世界，同一种语言，重现巴别塔语，指日可待。

其实不然。人以语言为家园，以文化为根基，以信仰为寄托。语以载文，文以化人，信以传承。语之不存，文之安乎？文之不存，信以安乎？语言灭则文化灭，文化灭则信仰灭，信仰灭则人类灭。

语言是生命体。语言生态、语言生活、语言生命、语言生机……，其中“生态”、“生活”、“生命”、“生机”系隐喻，隐喻是人类的思维工具、概念的主要载体、意义的传递手段。“语言生态”概念衍生自“生物生态”概念。生物，生命之物。“生态”是“众生之态”，单体独身不成系统，稀物寡种更无法形成态势。人类语言的失“态”，如同生物失“态”，弃之不回，去之不归。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即“熵增定律”）表明，自然界存在着不可逆热力过程，具体表现为从有序走向无序，而且不可能自动复原为初始状，守恒只是理想而非现实。按照热力学第一定律，人类语言种类的数量可以发生变化，但能量保持不变，其结果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能量由弱者传导至强者并被其吸收。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生态变化过程是一种能量耗散过程，生物的消失意味着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失衡，语言种类的减少意味着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系统的耗散，文化多样性的衰弱耗散意味着人类知识库的耗散，尤其是人类的地域性非物质表达形式的消失，其后果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灾难。热力学三定律不仅对自然生态的发展而且对语言生态的变化结果有着深刻昭示意义，同时要求语言规划工作者更深入地考察人类自然语言的生态实况。

那么，人类语言生态的实况究竟如何？人类语言多样性系统是否面临危机？

2、语言生态观

2.1语言生态观

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有机体之间关系以及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语言生态观是指以生态学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待和研究语言系统、语系及语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语言生态研究涉及语言学和生态学两大领域，具有跨域叉研究的属性。

以有机生命的生态观看待语言和语言生活由来已久，历史上不少学者早已洞察到自然语言所具有的有机生命形态属性，尤其关注语系及语族成员之间的同源关系。例如，Humboldt（1997）认为，所有语言都是有机体，语言是人类的天赋属物，具有有机生命的属性。Schleicher（2008）认为语言有机体与自然有机体有诸多相似点，语言所遵循的发展规律与生物的路径非常相似。他在1863年发表的《达尔文理论与语言学》一文中宣称，他的语言理论符合进化论的观点。他还采用了生物学对植物分类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历史亲属关系。Schleicher的研究表明，印欧语系的谱系图所反映的历史亲属关系与植物群有着十分相似的生态规律。Chomsky在其半个世纪以来的著述和演讲中始终将自然语言视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心脑机制，将人类语言能力尤其是儿童语言习得机制视为人类特有的生物禀赋，将人类认知系统中专司语言知识及其运用的系统视为以基因为载体的“语言器官”（见梅德明，2008）。

2.2语言生态观的隐喻意义

语言生态观是将语言环境视同生物环境的一种隐喻类比。按照生物学的观点，维系生物系统长期稳定的要素是多样性生态环境。换言之，多样性生态系统是生物系统的基石，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不仅直接影响着而且还决定着生物系统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如果我们依循“生态观”的思路，借用“生物多样性”的词语，对人类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语言生态观的隐喻意义具有现实性。Baker（2001：279-283）高度评价了人类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认为这种多样性改善了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进而也促进了人类的进步。

语言生态观念由来已久。oegelin等人（1967）曾提到“语言生态”这一概念，但首次正式使用“语言生态”一词的是Hau-gen。1970年8月的一次报告中Haugen将语言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比作动植物物种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并提出了“语言生态”的概念。Haugen的“语言生态”概念主要是指特定语言与所在族群、社会、文化以及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存发展状态。两年后，Haugen（1972）以专文阐述了语言生态，特别强调了语言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语言在环境中的地位和功能，他列出了一系列与语言生态相关的问题，如语言使用者、语言的语域、语言的变体、书面语、语种关系、语言的支持和类型等。Haugen认为“语言生态”表述还仅仅是个隐喻，语言和有机生物之间虽然存在着诸多相似处，这种相关性有借鉴意义，但不能过分强调。他同时也指出，语言生态既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生态，同时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生态，这种生态主要是由语言的使用者、学习者和传播者决定的。Haugen将语言生态学定义为具体语言与其环境关系的研究，其核心问题是语言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语言自身所产生的影响。Haugen（1987）在讨论双语教育与语言规划时，用生态隐喻阐述了语言生态多样性与“社会生态”多样性的关系。

Fill&Mohlhausler（2001）认识到生态隐喻的借鉴作用，指出生态隐喻可以加深我们对某一生态环境中居住者多样性以及居住者相互关系的理解，加深对保持和促进生态系统多样性要素的理解。Creese&Martin（2003）认为语言生态观是一种关注多种要素之间关系的理念，持语言生态观者注重调查各语言之间的关系、语言与该语言说话者之间的关系、语言与该语言所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Harmon（2002）的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及文化多样性有很高的相关性。根据Maffi（2001）、Skutnabb-Kangas等（2003）学者的研究，这种相关性具有双向致因属性，即生物多样性和语言文化多样性表现为相互促进、共同进化。

Hornberger（2002，2003）集中关注语言生态隐喻的三个关键要素：语言进化、语言环境和语言濒危。她指出，语言如同其他物种一样，在与其他语言的相互关系中，在其生存环境中，会经历一个进化、生长、变化、生存和死亡的过程，如同物种一样，语言也会濒危灭绝。在她看来，语言生态学的研究对增强濒危语言的活力，甚至对复兴濒危语言，能起到积极的作用。Horn-berger认为，语言应该被视为在生态系统中的生命体，在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中与其他语言共存发展（2003）。Hornberger（2002）将语言生态观延伸到语言规划领域，指出语言生态隐喻直接影响着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直接影响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是否重视多语言政策的实施。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领域采用语言生态观，其重要意义在于保护和发展语言和文化。

徐佳在其博士论文（2010）中指出，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众多生态语言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Oviedo&Maffi研究了全球数百个生态区的土著族群、传统民族的语言状况和生物生态状况，结果表明，生物多样性程度高的地区，语言多样化程度也高，二者存在地理相关性；Nettle对西非地区的语言分布进行了研究，发现越接近赤道地区，语言的数量就越多；Glausisz发现，雨季的长短与语言数量直接相关；Smith对墨西哥北部土著美洲族群的研究也证明，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2.3语言生态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思考

语言生态环境是由语言使用的地域、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相关语言的语际关系，以及语言使用人群的情感态度三方面构成的复杂体。语言生态系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语言的种类多样性和动态平衡性。语言的种类多样性和动态平衡性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促进了语言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

有些语言学家试图从纯粹的生态学角度证明生物的多样性与语言的多样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如WilliamSutherland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的地区也同时拥有高度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多样性”（薄守生、董照辉，2007）。但是这种相关性是否呈双向性？换言之，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的地区是否也同时拥有高度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多样性？薄守生、董照辉（2007）认为，“把语言多样性比附于生物多样性更是缺乏根据，生物是自然的产物，遵循的是自然规律，语言是社会的产物，遵循的是社会规律。”上述观点有一定的道理，语言的生存、发展乃至消亡的确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战争、宗教、移民、文化等紧密相连。但是，语言生态观并没有排斥社会因素。语言生态观不仅将语言的社会因素视为语言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且还是构成语言生态系统、影响语言生态系统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生物生态系统的角度看，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是最强健的生态系统。从语言生态共生关系的角度看，多语并存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幸运。人类之所以在地球上得以欣欣向荣的发展，是因为人类为了应对其所处的各种不同环境发展出了多样的文化，人类语言生态的共生共荣关系是人类人文生态环境得以保持平衡的基本条件。促进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发展的前提，保护语言生态的多样性至关重要。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传播主要靠语言。多语并存意味着人类多元文化和人文生态系统得到传承和保持。相反，人类一门语言的消亡意味着失去了一种文化，失去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可供比较、借鉴的文化信息来源。

3、语言生态危机

3.1语言生态事实

从世界语言发展的历史来看，语言的数量是在不断减少的。公元前.全世界约有15万种语言，到了中世纪，还有七、八万种，到了20世纪，就只剩下6，000多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2月20日的报告显示：世界上现存的6，000多种语言中大约有一半的语言处在危险之中或濒临消亡。

自上世纪70年代起，语言学、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的诸多学者（Crystal，2000；Dixon，1997；Dorian，1989；Grenoble&Whaley，1998；Haleetal.，1992：1-42；Maffi，2000：175-190；Robins&Uhlenbeck，1991）在对土语和小语种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逐渐对这些语言在日益深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中的前景表示担忧，他们向世人警示：人类语言的多样性受到空前的破坏，人类语言的生态系统越来越脆弱。

到了90年代，随着世界上各种语言资料的积累，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都传出同一个消息：世界上的土语和小语种正在以惊人而且越来越快的速度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为数不多的几种不断扩张的主要语言（Grimes，2000；Skutnabb-Kan-gas，2000）。美国《语言》杂志1992年第1期发表了一组关于濒危语言问题的重要论文，包括Krauss的“处于危机中的世界语言”和Hale的“语言濒危和语言多样性的人类价值”，这些文章进一步引发了学界对语言濒危问题的关注。不少学者惊呼：语言正在消失，到2l世纪末，全球现有6，000多种语言的半数将不复存在，而数量更多的方言也将成为历史。也有学者更为悲观地指出，百年之内将有90%的语言成为人类的绝唱（Krauss，1992：4-10；Krauss，1998：9-21；May，2004）。

Crystal（1997）在其主编的《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告诫世人，人类语言消失的速度十分惊人，一个世纪前巴西境内有1，000种印第安语，现已仅存200种。全世界6，000多种语言中有四分之一语言的母语人数已不足1，000人，二分之一语言的母语人数不足10，000人，这些语言中的绝大多数在50年内将不复存在，只有1，000种语言可进入22世纪。

我国是世界上语言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之一，但是我国的语言生态也不容乐观。我国的语言在谱系上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印欧语系以及多源混合语类，从类型上可分为屈折语、粘着语和分析语三种。我国在秦统一全国之前有上万个诸侯国，其时的社会语言状况可谓“文字异型、言语异声”。自秦实行“书同文、路同轨”政策之后，因各种原因大部分语言或被融合，或被替代，或自行消亡，如鲜卑语、契丹语、西夏语等曾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语言早已不复存在。根据孙宏开、胡增益、黄行（2008）主编的《中国的语言》，时至今日，我国仅存语言129种，文字60多种，其中20多种语言使用人口不足千人。从发展趋势看，有的语言分化了，如蒙古语；有的语言缩小了使用范围，如仡佬语；有的语言正趋于消亡，如满语。所以，全球普遍存在的语言生态危机在我国也同样存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使用人口在10万以下的“非安全语言”多达99种，约占我国语言总数的77%，其中，有2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人口已不足千人，这些语种濒临灭绝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的满语正在彻底退出实际的日常交际。满族在清代作为一个统治民族历经三百多年，由使用单语过渡到同时使用满语和汉语，到最终放弃满语而转用汉语，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发展原因、社会文化原因和语言活力原因。语言就像生物有机体一样，其存在必须有合适的生态环境。语言赖以生存的环境一旦发生了不利的变化，必然会导致该语言的衰弱甚至消亡。满语的濒危是其赖以生存的语言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

语言是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根本特征和记忆，随着一个民族的语言的消失，承载着这个民族文化的记忆也就荡然无存了。人类的语言生态日益恶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不平衡、不和谐的语言生活令人担忧。目前，全球97%的人使用4%的语种，3%的人说着96%的语种。由于各种原因，数以千计的语言基本上进不了教育体系、新闻媒体、出版物和公共场所，使用者日趋萎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交通及传媒的现代化，以及各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弱势语言陆续走向濒危已是不争的事实。

3.2语言生态危机致因

语言生态的概念就是语言多样性的概念，语言生态危机就是语言多样性的危机，就是语言的濒危和灭绝。当前语言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为：1）强势语言国家化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2）互联网通用语的一体化发展态势；3）土著或少数裔族语言的濒危与消失；4）方言的边缘化与消失；5）双语社区及双语人的减少与消失；6）年轻人对非通用母语及母语文化表达形式的主动抛弃；7）语言岛和方言岛的沦落和沉没；8）杂交语或混合变种语言的难产或式微。

语言研究工作者往往只看到语言的消失，而未深入研究语言消失的生态原因。Muhlhausler（1996，2000）调查了太平洋圈语言规划和语言生态状况，尤其是皮钦语和克里奥语的语言系统、历史演变和生存状况。他发现太平洋语言圈的根本问题在于语言生态环境的破坏，而摧毁语言生态环境的首要因素是语言帝国主义，而非土著语言数量的减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在2006年的一份报告中称“语言濒危既可能因外部力量所致，如军事、经济、宗教、文化和教育的逼迫等；也可能由内部因素引发，如语言族群对母语的消极态度。内部压力往往有其外部根源，二者都阻碍了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代际传承。许多土著民族把自己的弱势社会地位与其文化相联系，进而认为自己的语言没有保留价值，于是抛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以期摆脱歧视，过上稳定的生活，增强在社会中的能动性，以及融入全球市场经济。”

学校教育对语言多样性生态的保护有冲击作用，正规教育具有反传统性。学校教育的统一性模式和标准化范式带来的是工业化、批量化的规格产品，而不是农业化、多样性的个性产品。而国际化教育更是一把双刃剑，国际化教育的结果往往是西方化教育，得到强化的往往是西方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和方法论。

语言多样性受到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冲击。今天，语言多样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衰减。弱小语言在消失，中型语言在缩减，大型语言尤其是超级语言如英语在加速扩张，挤压了中小型语言的生存空间。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英语成为最重要的沟通语言。世界上约有15亿人使用英语。英语除了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母语外，也是世界上7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言或第二语言，更多的国家和地区选择英语作为优先学习的外语。基于全球化的需要，各国在反对英语霸权的同时，不得不主动学习和使用英语。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更加快了英语的全球化，目前互联网上85%的网页是英语网页，80%的信息载体是英语，网络域名几乎成了英语的专利，100%的软件源代码是英语格式。此外，世界上五分之四的电子产品说明书用英文撰写，三分之二的科技论文用英文撰写和发表。

3.3语言生态保护行动

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浪潮极大地促进了各种语言和文化的接触与交流，语言消失速度加快，语言濒危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和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根据各自的语言情况，采取了不同的积极保护措施和抢救对策，以延缓濒危语言的消亡。如美国1990年制定了支持土著居民保护自己语言的法律；澳大利亚政府对于保留土著民族语言的计划给予资金援助，1927年曾一度消失的乌尔娜语由于纳入了大学教育计划等，如今已有50人能自如地驾驭该语言。英国的威尔士语处在英语的包围之中，在急剧衰落的危急形式下，经过努力而使其恢复了元气。

在对语言生态危机问题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语言学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表现了对濒危语言问题的高度重视。1992年，国际语言学界在加拿大魁北克拉瓦尔大学举行的第15界世界语言学大会将濒危语言问题作为大会的两大主题之一，这是此问题作为主要议题的第一次大型国际性语言学会议。1993年，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濒危语言方案》，其中包括《濒危语言红皮书》和《濒危语言研究进展情况报告》，旨在汇集世界范围内濒危语言的信息及其研究工作情况。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该年为“抢救濒危语言年”。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国际濒危语言情报交流中心”和亚太地区语言研究部。1995年，美国和英国也相继成立了濒危语言基金会。199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会议通过了《国际语言权利宣言》。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批准设立“世界语言报告”项目。1998年，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向各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出公开信，要求各国有关机构进行合作，共同完成“世界语言报告”。2000年，在德国科隆大学召开的国际濒危语言研讨会，汇集了世界各个国家、地区从事濒危语言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协商、交换意见，对制定研究和记录濒危语言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

语言体现着特定语言社群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思维方式等精神性、观念性的内容，承载着丰富的自然及宇宙知识，包含着人类关于数学、生物、农业、历史、地理、医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知识。一种语言的消失必然导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的消失，一种语言的灭绝，必然导致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湮灭。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制了《世界处在消亡危险中的语言地图集》（1996年），修订并绘制了《全球濒危语言分布图》（2009年），组织成立了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经过广泛调查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了《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报告。为了广泛宣传保护母语的重要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1999年起，将每年2月21日确定为国际母语日。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出台了三个重要文件：《文化多样性全球宣言》（2001年）、《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年）。

2003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了关于濒危语言问题的专家会议，会议评价了世界各国现有的濒危语言研究项目和推广保护濒危语言的最佳做法，讨论了提高人们的语言忧患意识和促进国际合作的战略措施。会上DavidCrystal以CrossingtheGreatDivide：LanguageEndangermentandPublicAwareness为题作了主旨报告。2012年9月，“亚欧会议语言多样性论坛”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办，会议的主题为“保护和促进亚欧语言多样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笔者作为中国代表以“中国语言和文化多样性保护与发展”为题，就我国保护和促进语言多样性的经验作了专题发言。2012年12月，“中欧语言合作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笔者作了“中国语言与文化多样性保护及多语教育实践”专题报告。2013年9月，“东亚峰会双语教育政策与实践研讨会”在新加坡举办，笔者在会上作了题为“促进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多语教育：从语言政策到语言实践”的专题报告。

3.4语言生态危机再认识

就世界范围来看，语言濒危致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语言接触、强势语言挤压弱小语言是导致语言濒危的主要原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在人们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在广播、电视、电话、网络等大众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一些弱小语言由于不能适应社会交际及信息传递的需求而逐渐丧失其交际作用，最终被强势语言所代替。当然，语言全球化也会引发语言地方化。例如，伴随英语全球化的是英语地方化，世界各地地域文化在英语语言与英语文化的冲击下，产生了地方身份的自我觉醒和自我保护，其结果是成百上千种英语变体――“地方英语”（indigenizedEnglish）的产生。

语言生态危机的本质是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消失。PhiHipson&Skutnabb-Kangas（1996：429-452）指出，语言生态研究范式基于全球范围的语言多样性，促进多语主义和外语教学，赋予所有人以母语权利。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母语价值。人类的语言结构是人类智能成就的证言，反映了一个族群（民族）的性格和文化特点。语言所具有的文化载体功能，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财富。一种濒危语言代表着一种文化，每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都有自己的贡献和特点，谁都代替不了谁。多种语言并存是一种人文生态环境。

应对语言生态危机，改善语言多样性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需要多角度思维和国家政策和技术支持。Pennycook（2004）指出，语言保护所面临的困难在于如何有效地协调自然语言的动态本性与国家语言政策的协调能力。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与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得到很好的改善，没有战争、没有特大的自然灾害，其语言和文化就能很好地保存下来，威尔士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此在分析和研究濒危语言时，我们要多角度地研究和分析造成濒危语言的濒危条件以及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濒危语言资料的抢救和保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专家学者和有关机构的学术支持和人力参与，而且还需要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

至今为止，语言生态调查主要依靠语言工作者的田野调查，通常锁定某一目标语言进行个案调查研究，尤其是锁定某一土著语言或濒危语言，将“活”的语料记录在案、考究分析、归档保存，然后或报告，或会议交流。这种传统的调查方式和手段往往只见树木而不见树林，见个景而不见全景，见昔时状态而不见现时状态，从而无法全面、实时、动态地考察地区乃至全球的语言生态，无法及时准确地了解语言的结构变异和功能变化，因而无法为制定有关语言政策特别是语言教育政策和语言保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4、大数据时代及语言数据意识

4.1大数据时代的海量数据

人类已进人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是指在信息爆炸时代无法在允许的时间里用现有的常规软件工具提取、存储、搜索、共享、分析和处理的海量的、复杂的数据集合。

随着社交网络、移动计算和传感器等信息新渠道和新技术的产生，如PB级大规模数据量的不断涌现，过去三年里产生的数据量比以往三万年的数据量还要多。截止到2012年，数据量已经从TB级别跃升到PB、EB乃至ZB级别。据估计，互联网上的数据量每两年会翻一番，到2013年，互联网上的数据量将达到每年667EB（1EB=230GB）。这些数据绝大多数是“非结构化数据”，通常不能为传统的数据库所用，但这些庞大的数据“宝藏”将成为“未来的新石油”。今天我们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可处理的信息量相当于我们的DNA用10亿年处理的信息量。整个人类文明所获得的全部数据中，90%产生于过去两年，而2022年全世界所产生的数据规模将达到今天的44倍。

Mayer-Schonberger&Cukier（2013）指出，大数据带来的信息风暴正在变革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最大的转变就是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取而代之的是承认混杂性，关注相关关系。这就颠覆了千百年来人类的思维惯例，对人类的认知和与世界交流的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以往的思维决断模式是基于“为什么”，而在“大数据时代”，则已可直接根据“是什么”来下结论，由于这样的结论剔除了个人情绪、心理动机、抽样精确性等因素的干扰，因此，将更精确，更有预见性。

世界的本质就是数据。根据Kelly的观点（1994，2010），宇宙的本质是信息。那么信息的本质是什么呢？那就是数据，生物的DNA会消失，而数据化的DNA则永存。Kelly早就预测，未来的人工智能将诞生于由10亿台中央处理器组成的“全球脑系统”，这个系统包含互联网及附属设备一从扫描仪到卫星以及数十亿台个人电脑。这台全球脑包含的不只是笔记本电脑，它还包括数十亿部手机、数十亿部固定电话，数千万台数据服务器，上亿台平板电脑。整个系统有上万亿个网页，每个网页平均链接数十至近百个网页，网页和网页之间形成数以万亿计的“突触”，而这些“突触”每隔两年翻番，形成难以删除的人类记忆。

语言生态是由语言、语言人和语言环境所构成的自然.人文系统。如果宇宙的本质是信息，信息的本质是数据，那么语言生态系统的本质也是一种信息系统，构成这一信息系统的是数据。全球语言生态是一个大系统，涵盖所有语系、语族、语支、语种、语言变体、语言人、语际关系，以及语言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个大系统由大量中系统和海量小系统构成，中小系统之间以及系统内关系错综复杂，形成无以计数的语言信息“突触”，并产生浩如烟海的过程性、交互性、变异性语言数据。

4.2大数据时代的思维方式

产生于通信技术创新与发展的大数据使人们得以全面感知、收集、分析和共享语言信息，同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的方法。“让数据说话”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传统的“八九不离十”的思维方式。

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思维，全球性思维需要由全球脑来支撑。在小数据时代，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在大数据时代，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头痛可医脚，脚痛可医头；宇宙只有统一的法则，而没有中心，形成的是点对面的网状相连关系，而非点对点的线性因果关系。

大数据时代的思维之道是群蜂之道，信奉群体规律和集群智慧，众愚可成智。群体规律是大数据定律，大数据定律也是必然定律，由无形之手操纵。网状世界，没有中心，没有边缘，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周而复始，互为因果。大数据可避免偏见，消除纠结。人们不受时空和形式的限制，全天候、全方位地进行点对点、点对面的交流。

以大数据理念观察事物，世界的均衡是暂时的，流变是必然的，均衡的生态系统是僵死的系统，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是绚丽多姿的系统，是开放多元的系统，也是不断流变的系统。

以大数据视角看待语言生态，就是以网状的整体论和循环论观点看待语言和语言数据。数据不仅是名词和代词，更是动词和介词，甚至是助词、副词和修饰词。数据既是逗号和句号，也是引号和问号，甚至是省略号和惊叹号。数据既是因之果，也是果之因，甚至是一种多重叠加的并行关系或串行关系。

4.3大数据时代的计算模式

大数据和云技术使追求全样而非取样本数据成为现实。面对海量数据，云计算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计算能力，使我们并处物质和数字两个世界。

大数据具有四V特征：第一，数据体量大（Volume）；第二，信息类型多（Variety），包括文本、音频、视频、图片、社交网络、地理位置等；第三，价值密度低（Value）；第四，处理时效高（Ve-locity）。数据处理的云计算技术为数据资产提供了保管的场所、访问的渠道和采用的空间。盘活并使用数据资产为语言生态研究、维护和改善提供了保障。

保护濒危动物的意义篇3

关键词：文化生态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土家语保护

濒危语言是指使用人数越来越少的、即将灭绝的语言。我国武陵山区作为少数民族聚集地，偏远的地理位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也形成了特殊的语言种类，土家语是当地少数居民仍然使用的一种语言。土家语是我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代表之一，在1900年，有40万人在使用土家语，1950年使用人数降到20万，当前的使用人数约在6.5万人左右。会说土家语的人群数量已经处于锐减状态。少数民族语言是人类长期实践的结果之一，是人类创造力与凝聚力的集中体现。因此，保护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就是保护独特的民族文化，保护民族的历史脉络。要加强对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传承与保护，首先应了解濒危语言的功能、价值和其生存面临的困境，进而采取有效措施加大保护力度。

1少数民族语言的价值

1.1反映民族文化与民族性格。从少数民族语言能够深切体会到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生存的状态和长久以来形成的民族个性，楼晓悦曾提到，在19世纪中期，瑞士的语言学家Pikte从各种印欧语中去寻找原始印欧人文化的基本特征，包括实物（工具、武器、家畜）、社会生活（是游牧民族还是农业民族）、家庭制度、政治形态及其印欧人发源的摇篮和其居留地的动植物；我国的哈尼族的“哈”字在哈尼语中有着强悍凶猛的意思，尼不仅具有人的概念，而且有女性的含义，反映了哈尼族名称产生于盛行图腾崇拜的母系氏族时代。少数民族语言是其民族文化的表达形式之一，能够反映出民族的特性，这是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观念、思维方式的交融而产生的。

1.2促使个体的社会化。所谓社会化是指人类每个独立体适应社会的发展，在自身与环境的不断互动交流中，逐渐成为环境的适应者，遵循社会规则，参与社会文化生活，担任各自的社会角色。语言是人类最高效、最基本的社会化工具之一。熟练地习得标准的本族语言的社会人群会更好地融入到本民族社会，在交往过程中形成明显本民族气质以及沟通交往的能力，由此鲜明的特征和包容性进一步获得到民族和国际社会的语言、文化，最后成为一位强大的国际文化、交往能力集中者，拥有民族特征、面向国际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人。

1.3形成民族认同和民族凝聚力。任何少数民族的民族的存在都与文化相关，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是由文化的组成元素反映出来的，语言和宗教是影响少数民族情感的重要因素。各个民族判断某个个体是否归属于本民族大多都是通过语言进行判断的。社会个体在语言共通的情况之下，民族内部就会自然产生民族凝聚力，这种凝聚力的存在使得少数民族内部产生对自身民族的认可与自豪感。

2文化生态与武陵山区土家语保护面临的问题

民族文化的诞生依赖于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历史因素、地理位置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生态是一个系统，是由人类文化生活、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传统习俗与现代生活融合产物，是少数民族语言生存的文化土壤。对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保护，需确保语言传承的持续性和活力。因此，保护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必须对其生产的文化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形成规范的系统性保护。

2.1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家语的语言生境发生改变。一个地域的自然环境对文化有着重要影响。自然环境决定了人们生活和生产方式，不同的地理位置和生存环境能够塑造出迥异的民族性格。如今随着城市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原本的农耕方式被淘汰，社会制度发生转型，农业经济不再是主导产业。尤其是武陵山区工业经济发展，建立在大量占用森林、农田、矿产资源的基础上，对土家语的语言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再生的伤害。

2.2农村人口的迁移，土家语的使用者老龄化。武陵山区的许多青壮年赴城区务工，或者外出至广东、江浙一带打工，留守在山区的多是老年人、幼童和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土家语是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传承方式具有单一性，同时电视、网络的普及速度极快，汉语言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土家人的生活，幼童受到汉语的影响更为深刻。如今，在酉水河流域能说土家语的人已经年入花甲。抢救保护土家语显得十分迫切。

2.3土家人语言忠诚度不高，转向学习汉语。由于各个民族意识的存在，在对待本族语言时，便会显出对本族语言强烈的忠诚度。要保护濒危语言，少数民族人群对本族语言的忠诚度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如果少数民族人群对语言使用没有热情，不认同本族文化，即使客观环境有利，也无法改善濒危的状况。熊英在对土家语言态度看语言濒危的研究中发现，武陵山区湘西万龙村的学龄前儿童都首先学习汉语（客话），家长都不太愿意教孩子土家语；家庭里教汉语方言和普通话，而土家语却没有正式、稳定的学习机会和学习场所。这让处于逐渐边缘化的土家语，受到更大的威胁与生产困境。

2.4土家语的教育资金投入不足，相关科研和双语教育无法展开。虽然目前武陵山区有不少关于土家语的科研立项，但是专项基金的数量有限，大量的科研项目由于基金不足难以落实。由于武陵山区教育经费短缺更是制约了普通话和土家语双语教学的展开。武陵山区与内地和沿海地区相比，在办学条件与教育质量上跟不上发达地区的发展步伐，由于教学设备简陋，双语教学的展开更是举步维艰。

3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传承与保护建议

3.1注重对濒危语言传承者的保护与培养。语言的传承通常都是口口相传，而如今会使用濒危语言的少数民族日益减少。究其原因，归结于语言忠诚度。大多数使用濒危语言者都已步入花甲，留守在穷困边远地区。要对语言传承者进行保护和培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①培养濒危语言使用者的危机意识。增强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对自身使用的语言的认识，普及濒危语言消亡的相关知识，通过加强对本民族的语言认识和语言濒危的危机感，激发他们对濒危语言学习的热情。②为濒危语言传承者提供医疗保障和生活补助。为传承者办理医疗保障，每月给予一定津贴，解决其生活的顾虑，使得濒危语言传承者受到足够重视。

3.2对濒危语言本身的保护。对于濒危语言政府需通过政策进行扶持，促进各方对濒危语言的保护与开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建立投融资平台，为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使用者提供更多资金渠道。由于资金的使用涉及到的金额较大，需加强这些资金的监管管理，杜绝现象的发生。②为濒危语言使用者构建语言文化市场化平台，濒危语言可以开发成歌曲、戏曲，形成大众熟悉的文化产品，同时又能为使用者带来一些经济保障。

3.3加强濒危语言生境的建设。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濒危与其自然环境的破坏有着较大关系。保护濒危语言的生境可以通过以下手段进行保护：①加强濒危语言的法制环境。政府需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濒危的语言，出台濒危语言传承与保护的政策和法规，将濒危语言的传承与保护工作纳入法制，建设良好的法制环境，各个区域政府能够在政策、法律的鼓励下进行濒危语言的抢救工作。②通过语言依附的载体进行记录。使用现代的多媒体影音保存濒危语言资料，尤其是相关文学音乐作品可进行口头录制，建立语音数据库。

参考文献：

[1]田有兰.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理论与美国国家语言政策实践[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3）：135-138.

[2]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

[3]楼晓悦.浅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其文化传承[N].贵州民族报，2012.

[4]胡经，曹毅.试论土家语语源[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版），2006（03）：18-22.

保护濒危动物的意义篇4

一、管理的宏观层面

1.长期保护策略。制订我国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长期保护策略。提出我国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管理规章、管理机制、管理模式等；注重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整理与保管的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制订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体系的基本框架及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类型的档案载体材料采用不同的保护模式与方法，对损坏程度和稀缺情况不同的档案文献遗产采取不同的保护计划，还可采用数字化的手段进行抢救与保护。

2.专业法规。我国缺乏明确专指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法律法规，与之相关的法律包含在现有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虽然国家档案局和各地方档案局也了一些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管理办法或条例，但是这对于全国不同地域的档案文献遗产的全方位保护来说还远远不够。在当今建设民主政治、法制社会的时代，法律法规的欠缺，会给档案文献遗产保护造成法律上的空缺或空泛，缺少执法的依据。各地区档案馆应根据国家档案法和相关遗产保护法等上位法健全和完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系统管理规章，对所有档案文献遗产的界定、分类、分级、保护措施、经费来源和利用原则、保护人员资格、责任、应急措施、抢救办法等等制订具体的标准或做出明确规定，把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和抢救工作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为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做对它的保护法制化，使之真正纳入法制轨道。

3.保护政策与标准化。在政策导向上，国家和地方政府应适当考虑向档案文献遗产保护领域倾斜，鼓励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科技研究和实践。同时，加强标准化建设，促进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研究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标准体系的总体构成，研究各标准项目的适用范围、主要内容及与相关标准的科学关系，将先进的共用关键保护技术和普遍认可的保护材料转化为技术标准；重点开展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存环境标准、档案馆功能设施标准等通用标准研究；进行不同类型濒危档案文献遗产抢救与保护规范以及技术标准研究，推进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的发展及成果推广，推进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标准体制、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调整与完善。

二、管理的微观层面

加强对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管理，根据档案馆自身特点对其实施特殊的管理方法，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提高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效率，达到预防性保护效果。

1.为信息濒危的档案文献遗产提供特殊保管形式。通过提供特殊的保管形式，使得濒危档案文献遗产对诸多影响因素具备更强的抵御能力，延缓其老化的速度，预防损坏的发生。而特殊保管形式的提供可依靠微气候法实现。“微气候法是指为价值重要、较为珍贵的文化遗产营造一个小环境，通过加强对其周围微气候的控制，达到重点预防的目的。”2001年由国家档案局召开的全国档案局馆长工作会议提出：“各级国家档案馆，尤其是副省级市以上档案馆可以尝试建立‘档案特藏室’，将特别珍贵、重要档案集中保管，采用先进的设施、设备，对重点档案实施特殊保管和提供利用。”档案特藏室的建立是加强全国重点档案抢救工作，改善重点档案保管条件，保护我国档案文献遗产的重要举措。档案特藏室的建立和微气候法的理念正好契合，即对最珍贵、急需保护的档案文献遗产提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控制，减缓其损坏的速度。建立特藏室的心问题是如何选择特藏档案，而正如第二章中论述的大多数信息濒危的档案文献遗产均较为珍贵，具有较好的文化和研究价值，因此，可将信息濒危档案文献遗产放入特藏室中进行保护。

2.制订库房巡检制度，加大对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关注。对馆藏档案文献遗产整体调查的完成，并不意味着调查工作的结束。随着时间流逝、环境变化、人为损坏等因素，调查结果中情况较好的档案文献遗产可能出现破损，破损较轻的档案文献遗产可能情况恶化，抢救后的档案文献遗产也可能出现新的问题。因此，调查工作的跟进必不可少。档案馆可在日常库房工作内容中添加库房巡检制度，即在日常记录温湿度等环境指标的同时，随机对档案文献遗产进行抽查。抽查数量可在全面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馆藏中较为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或之前调查中损坏情况较为严重和普遍的全宗，可重点抽查。第一步可5点取样（一种重点调查的方法，即从库房中选定5个不同的区域进行调查，进行定性分析），如发现问题可增为8点取样，问题普遍可继续增加取点数。通过增加取样点可判断该问题是局部问题还是库房的整体问题，如局部问题可对局部进行抽样调查或者普查，如是库房的整体问题可根据之前调查的数据有选择的进行复查。

保护濒危动物的意义篇5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和我国国情出发，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经验得出的重要启示。科学发展观是针对当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适应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也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进一步深化认识取得的重大成果。科学发展观作为兵团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

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

科学发展观是适合中国国情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观，它包括了系统而丰富的内容科学的发展观是适合中国国情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观，它是人们对发展问题的总体认识和根本观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包含了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坚持改革开放，是科学发展观的强大动力;促进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的;保持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实行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等。科学发展观要回答的问题有：要不要发展，为谁发展，发展什么，怎样发展，往哪里发展等问题。

二、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提出

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此，经济社会发展要充分考虑人口承载力、资源支撑力、生态环境和社会承受力;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既要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又不能牺牲后代人的利益;要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加强生态建设，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人与自然协调互动，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我国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生态保护深层次的矛盾已逐渐凸现出来。在资源药物领域内，重视中药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保证中药资源与生态环境和谐地发展，以便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资源药物与中药资源研究的发展宗旨。

中药资源是中医药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关系到人民身体健康的一种重要的天然资源。近年来，由于人们在医疗和保健方面对天然植物药的需求剧增，世界各国都开始将天然药物作为研发新药的一个重要方向，使得中草药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量和所占份额不断扩大，在短短的10年内翻了3番。但是这种超常规的增长方式，却导致了对中草药资源的过度的、甚至是掠夺式的开发。中草药是人类的宝贵资源，能否对这种资源加以有效的保护和持续利用，已经成为中医药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

目前我国许多种中药资源的蕴含量都在下降，有的甚至耗竭，一些种类濒临灭绝。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对健康的不懈追求使医疗、保健等的需求量增加;同时，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化学药品的开发研究难度逐渐增大，研发成本不断增加，而从药用动植物中寻找新的先导化合物和新结构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国际国内市场对中药资源的需求。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合理开发利用中药资源的认识不足，一些地区对中药资源进行了掠夺式的采集、捕猎，加上盲目垦殖等原因，致使我国的一些药用动植物丧失了原有的合适的生态环境，中药资源的再生能力减弱。在这种情况下，需求的不断增长，与资源的不断减少形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如果不迅速解决这个矛盾，势必会使中医药的发展陷入困境，加强对珍稀濒危中药资源保护已迫在眉睫。

三、实现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统筹兼顾，总揽全局，科学规划，协调发展，兼顾各方。实现中药资源保护和持续利用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资源调查、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药资源野生抚育和新品种选育、濒危中药资源的代用品研究、种质资源评价、道地药材研究等多个方面，近年来不断引入和运用当代最先进的生物技术，与国际先进技术接轨较好，这也是中药现代化进展中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各级政府部门积极参与中药资源的规划与保护，目前不仅有国家层面的战略研究，还有省以及地方城市对中药材可持续发展的政府性质规划，对中药资源的保护和发展进行科学规划，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对中药资源进行有效的保护进而实现可持续利用，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树立新的资源观，把保护自然资源放在战略高度。根除过去那种认为我国地大物博，祖先留下的自然资源可以无限制地索取的错误观念;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保护中药自然资源。

以人为本，坚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建设。要通过积极的宣传教育，普及法律知识，宣传保护野生药材资源的重要意义，在提高人们自觉保护意识的同时，严格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要通过科学的预测，做到保护与计划收购相协调。在资源调查摸清各类药用生物蕴藏量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评价分析，掌握中药资源的更新速度及可利用程度，根据市场的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收购计划，杜绝竭泽而渔。

保护濒危动物的意义篇6

不过最近，科学家对尼泊尔境内奇旺公园保护区内虎的研究，却给了动物保护者们一个喜讯，那里虎的密度正在逐渐增加。更加令人惊讶的是，当地人类活动其实也在增加，但这似乎并没有威胁到老虎的生存和繁衍，可以说，那里真正做到了人虎共旺。

奇旺公园在老虎保护方面到底有何妙招呢？

老虎改变了作息时间

尼泊尔的这个国家公园面积约1000平方千米，是世界上28个能够养活25只处于繁殖期母虎的保护区之一。之所以要划定25只处于繁殖期母虎这个数量，是因为如果低于这个数量，整个虎群的基因多样性就不足，虎群因此会逐渐退化，并走向灭绝。

这个公园附近的人类活动正在不断增加，比如当地居民会在周边捡木柴，防止偷猎的士兵会在周边巡逻，还有许多旅游者来公园观光……为了研究人类活动与虎的关系，科学家在2010年到2011年，在每年的旱季沿着公园北部边界的小径和道路，安置了大量的动作感应摄像机，能够捕捉人类活动和老虎活动的影像。结果发现，第二年同第一年相比，人类活动增加了55%，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老虎的密度竟然从2010年每平方千米约4.4只老虎，增加到每平方千米超过6只老虎，增长了40%！

老虎的活动需要巨大的区域，而且它们总是尽可能地远离人类活动的地方，除非极其特殊的情况，比如在饥饿和惊吓中，它们才会攻击人类。所以在许多地方，人类活动增加的同时，老虎活动就减少，它们退避三舍了。但显然奇旺公园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科学家认真研究后找到了答案，当地人其实并没有做更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而是老虎改变了它们的生活方式。录像表明，当地老虎更多地转入了夜间活动，公园内部80%的老虎和公园周边95%的老虎都是夜间摄像机拍摄到的。奇旺公园老虎的夜间活动比其他地区老虎的夜间活动频率要高50%左右。

由于人类活动往往在白天进行，因此老虎把自己的白天活动转到了夜间进行，就和人类活动错开了时间。如此一来，即使两个物种共享着大片的区域，它们也能和平共处，井水不犯河水地生活着。这就是奇旺公园人虎共旺的秘密。

适应濒危动物的

活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