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概念篇1

[论文摘要]中医是中国特有的医学形式，本文以莱考夫的概念隐喻理论为基础，从认知角度分析中医概念隐喻的表述形式和其文化特征，关注文化因素对于人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述形式的影响。分析表明，中医概念隐喻具有典型的汉语言文化特征，概念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受到社会文化和人们认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

一、概念隐喻

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认为隐喻是一种普通修辞格为代表，传统的隐喻理论是从修辞的角度来关注隐喻现象的。而二十世纪中期理查兹提出的相互作用论，开始关注隐喻的认知特征。莱考夫和约翰逊在1980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概念隐喻，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隐喻现象做出了全新的阐述：隐喻无处不在，它不仅出现在语言中，也出在人类的思维和行动中，人们用以思考与行动的普遍概念体系在本质上是隐喻的。他们认为隐喻不仅是语言形式，更重要的是人类的一种普遍认知方式，是人们思维、行动和表达思想的一种系统性方式。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是人类将某一领域的经验用来说明或理解另一领域经验的认知活动。隐喻结构一般有两个域：一个是结构相对清晰的源域，另一个则是结构相对模糊的目标域。从结构上看，隐喻的形成是两个域之间的结构映射的产物，即用具体的源领域向抽象的目标领域的映射。人们直觉地，本能地运用生活中具体的简单的事物来理解认知陌生的，未知的抽象的事物和概念。隐喻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人类对自身和周围事物的认知经验之上。而隐喻的认知过程是建立在相似联想的心理机制上，必然会跨越不同范畴的鸿沟。隐喻是建立在事物或现象之间的相似关系之上的，而对这种相似关系的确认是一种创造的过程，新的认知将在隐喻的过程中产生。

莱考夫把概念隐喻分为三类：方位隐喻，结构隐喻和本体隐喻。方位隐喻是参照空间方位而建立的一系列隐喻概念。空问方位来自人们与大自然的相互作用，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概念，如，上下、前后、内外、开关、深浅、中心和。结构隐喻是指以一种概念的结构来构建另一种概念，使两种概念叠加，用谈论一种概念的各方面词语来讨论另一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认知域不同，但是它们各自的构成成分之间存在着有规律的对应关系。本体隐喻是人类将物体的经验作为我们表达抽象概念表达的基础。人们把抽象模糊的思想看作有形的实体，从而能对其进行量化辨别其特征。本体隐喻中最常见的是容器隐喻，将常见的无形的抽象的事件、活动、状态看作具体的有形的容器。

二、中医概念隐喻的表述形式

作为中国特有的传统医学，中医一直备受关注，但是以前的研究多侧重于医学方面，很少有从认知角度对中医概念进行探究。中医中存在着一种类似于隐喻的认知方式。《素问-示从容论》日：“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其中的“援物比类”是从两个或两类对象有某些相同或相似的属性，推出一个对象可能具有另一或另一类对象所具有的属性，属于一种从个别到个别或从特殊到特殊的推理形式有“我”而及“彼”。中医在认识疾病现象，探索人体生理病理规律，建立理论体系的过程中都运用这一方法。这种比类的方式更多的是停留在表面的相似性的类比，只是一种中医的诊断方法。我们运用概念隐喻理论，从认知学的角度，对中医概念隐喻背后隐藏的人类思维和文化活动进行关注。

在中医中，概念隐喻是普遍的，是无处不在。它不是作为一种语言的修饰方式而存在，而是充分体现了中医对于人体，病因，病症，和治疗的认知。在解释中医基础理论阴阳学说时，运用了人类社会结构和自然现象的概念，如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水为阴，火为阳，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在解释人的生理结构时，则通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来认知人体结构，如说：“天远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而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以官位职能来认知人体以及脏腑的生理功能和相互关系；在辨析病因变化时，运用自然界风、寒、暑、湿、燥、火的特征作来说明病因病理；在确定治则时，将生活中的具体物体运用其中。如说“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而具体的疾病治法如：“增水行舟”法、“釜底抽薪”法、“提壶揭盖”法、“导龙人海”法、“引火归原”法等都是运用了隐喻的认知方法。

中医学概念隐喻根据不同的源域，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方位隐喻、实体隐喻和结构隐喻。方位隐喻是人们认知世界最基本的概念，在中医中存在着“上热下寒”、“表寒里热”等概念。本体隐喻是中医概念隐喻中最常见的一种隐喻类型。中提到：“黄帝日：一时遇风，同时得病，其病各异，愿闻其故。少俞日：善乎能问!请论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砺刀削，斫材木。木之阴阳，尚有坚脆，坚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其交节，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坚脆不同，坚者则刚，脆者易伤，况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异耶。……各有所伤，况于人乎。”此正是以树木之差异的概念来说明人体体质之不同，并通过工人伐木者这一相对具体的、有形可睹的事件来隐喻阐述同一条件下不同的人可以罹患不同疾病的相对抽象现象。中医学中的“五行学说”是最为典型的结构隐喻：将“金木水火土”等五种物质的认知，象征化或形象化，并其相生、相克、相乘和相悔的关系结构化，并将这一结构运用到人体五脏六腑的结构认知中，从而产生了肝木、心火、脾土、肺金和肾水等结构概念，并用五行之间的结构关系解释五脏六腑间的传导关系。

由此可见，概念隐喻在中医中是普遍存在的，是构成中医思维和认知的基本表述形式。

三、中医概念隐喻的文化特征

通过中医概念隐喻的表述形式，可以看到其具有典型的汉文化特征。这是因为隐喻是一种感知、体验、想象、理解事物的认知过程。其表层形式为语言，而深层则为包括一定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在内的认知心理现象。隐喻既具有语言的共性，又具有其差异性。而深层次的文化差异是导致概念隐喻表述方式差异的根本原因。正如Kovecses所言：不同的社会文化经验和认知加工过程带来隐喻的多样性。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社会文化经验的不同以及认知过程的不同，而在不同的语言中，即便相同或相近的概念隐喻通常在其表述方面存在不同。

在人类早期，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最直接的就是通过对身边自然环境的认知，因此中医中存在着大量与自然现象和地理概念有关的概念隐喻。例如：为了探索人体物质代谢的规律，就拿天地问水、气、云、雨的升降转化来认知人体精与气血互相转化；用“风、暑、寒、热、湿、燥”等自然想象来解释病因都是中医概念隐喻所特有的。而中医隐喻在表述人体结构时，则使用了地理概念，特别是中国特有的地理概念。如：“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中医在论述人体经络和穴位时，则使用了渭水、汝水、济水和漳水等中国当时真实存在的河流名称及商丘昆仑等地名，这些与自然相关的中医概念隐喻正体现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人与天地相参”的思想。

在中医概念隐喻中另一个较突出的文化特征是中医和哲学的水乳交融。“医者理也，理者意也……得理与意，医也。”因此中国哲学范畴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和“气”等概念都被用来理解和解释中医学中的概念，并且构成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举例来说：阴阳失衡，人类则会生病。这种概念隐喻将人体内部认知为一个平衡的状态，一旦阳盛或阴盛，这种平衡状态被打破，人类就会生病，结果就要尽可能的恢复或保持人体内的阴阳的平衡，正所谓“阴则阳之，阳则阴之”。前文也提到了中医将“五行学说”同人的身体、生理机能和情感联系起来，用来解释说明人类情感、人体脏腑组织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变化的。另一个中医特有的概念隐喻是“气”。中国古典哲学概念中的“气”是表示物质存在的基本范畴，是生命的本源。但是在中医学中“气”被赋予了更多的认知概念。人体被认为存在着一个内部的气压环境。“气”在人体内流动，将营养物质带给各个器官，并起到保护器官和人体的作用。气的运行舒畅，保持平衡，则各个器官功能正常；如果气的运行发生停滞或阻碍，人体内部的气压环境受到影响，人类器官就要受到影响或生病。

中医概念隐喻还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中医理论基本形成于战国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群雄割据，战争不断的时期。因此中医概念隐喻出现了战争隐喻。不同于英语中的疾病战争隐喻，中医隐喻概念具有典型的中国文化特色。中医概念隐喻常将人体比喻为“城池”、“城郭”，疾病的袭扰常被描绘成“外来人侵”、“邪气困扰”，而保护人体的免疫系统则被认为是环绕人体的卫气和营气，起到保护人体免受外敌入侵和供给给养的作用，存在着如：“真邪相攻，两气相搏”、“真邪相攻，乱而相引，故中寿而尽也”、“以逐邪气，而来血气”、“邪不能独伤人”、“下管虚则邪气胜之”、“得守者生，失守者死”等隐喻。人的身体是战场，人类生病的原因是正邪相争的结果，正气盛则邪气弱，正气占上风，人身体健康。反之正气弱小，邪气强盛入侵攻人人体内，卫营失守，人则会生病。

政治隐喻也是中医概念隐喻所特有的。中医常常将治国与治病相提并论，自古便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说法强调：“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春夏先治其标后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灵枢·师传》)如果“逆从倒行”，必招致“失神亡国”之危险。上文提到的关于人体五脏的关系的论述，运用中国古代的国家管理体制，反映出五脏的系统性和有序性。以“君主之官”说明心为五脏六腑之主；用“相傅之官”来说明肺有主治节的功能；以“仓廪之官”说明脾有云化水谷，输送精微的功能。在论及中药配伍的时候，中医运用“君臣佐使”这一中国封建君主制度体系来论述在方剂中各种中药的使用和数量以及对治病结果的影响，例如：“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中国传统上便有“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思维方式。人们总是习惯于用身边的、具体的、熟悉的经验来认知陌生的、抽象的事物和现象。因此中医概念隐喻表述形式受到了人们对于自然现象和地理概念的认识以及中国文化、哲学、和政治的影响，具有典型的文化特征。

四、结语

通过对中医概念隐喻表达方式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医概念隐喻在中医中普遍存在，它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中医重要的认知方法和手段。体现了中医对人体，疾病和治疗的独特认知，并具有典型的文化特征，反映了其特有的社会体验和文化认知。由此说明概念隐喻既有语言的共性：对于同目标域的事物，来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隐喻可以用相同或相似的源域的事物来理解并解释，这是因为人们体验的感知是共性。但是概念隐喻又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容易受到不同文化同差异的影响，表现出社会文化经验的不同和认知过程的不同。

参考文献

[1]Lakeoff．G＆Johnson，M．MetaphorsWeLiveBy[M]．ChicagoUniversityPie88，1980

[2]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Kovecses，Zoltan．MetaphorinCultureUniversalityandVail．ation[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5．

[4]任秀玲．中医理论范畴[M1．中医古籍出版社，2001．

环境治理概念篇2

关键词:生态经济;澳大利亚;德国

一、生态经济的概念

生态经济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最早产生在经济学领域。按照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要求，运用相关的生态经济学原理，开发新能源，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资源消耗方式，促进产业发展，达到经济和生态和谐发展的目的。生态经济不仅能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是符合经济新常态具体要求。生态经济法治化研究和施行比较成功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例如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对国外生态经济法治化较为完善且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研究分析，达到对我国生态经济法治化研究的启发作用，为我国的经济转型提供法律方面的参考。

二、国外生态经济的立法概况

(一)澳大利亚生态经济的立法概况

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动物及植物资源，而且地广人稀，四面环海，在其他国家工业革命开展之初未受影响，对资源要求不高，对环境的破坏小。通过总结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自1930年左右开始着手制订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的政策，注重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发展。澳大利亚对于保护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都算得上先进。就澳大利亚的具体国情而言，在澳洲联邦不仅有联邦法，又有地方法，邦、州、市多层次的环保机构三位一体，形成宏观－微观的管理职能体系，注重单部门工作的最优化，强调政府关系的协同化，这种管理职能体系帮助澳大利亚更好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澳大利亚特别注重食草类动物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破坏问题，这一做法主要是吸取了野兔曾经疯长的教训。所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每隔五年澳政府都会对该国的野生动植物普查，进行数据分析，之后还出台了相关法律条文。澳洲独特的动物物种不仅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喜爱，也有少部分人图谋不轨。鉴于此澳大利亚各州和地区政府承担对动物的主要责任，而澳联邦政府则负责严格把控海关，控制动植物贸易，签订相应的保护自然的国际条约或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又称华盛顿公约(CITES))等。1989年制定《资源评价委员会法》一方面能看出澳大利亚对生态环境管理范围的广阔，也能看出他们未雨绸缪，重视预防环境危害的思想。为了杜绝“先污染－后治理”的企业生产，澳大利亚1992年颁布了《国家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与之相关的企业，比如矿业，在还未开展生产时，就必须要向政府的环保部门提供方案，证明其能不损害环境，对于复破的坏植被有修复方法，要不然就要按照规定交付一定数量的金额用于环境保护。这种商业模式下的法律条款从根本上实现了几乎零污染的效果。同年出台的《澳大利亚政府间环境协定》，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签署的协定，也意味着澳洲对于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变得更为先进。

(二)德国生态经济的立法概况

德国最早提出“经济法”概念，将经济法归为独立的部门法，现代经济法也最早形成于德国。而且由于德国之前大力发展重工业，环境污染相当严重，与我国当下的情况极其类似，因此也就更有借鉴意义。德国的法律条文中有这样一条:“国家应该本着对后代负责的精神保护自然的生存基础条件。”也给了我国生态经济的发展不少的启示。德国较早参与到工业革命，德国的钢铁工业、电力工业、化学工业都得到了很大发展。但由于产品结构单一，过度发展重工业，德国的水源污染、空气污染、河床下陷问题十分严重，不仅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对他们的生活也造成了极大不便。德国自一战起，就开始注重经济和环境的保护，并相继出台了很多法律保证经济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德国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经济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转型。而这当中，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确立了生态优先的方针。这一做法不仅有利于生态和生产的协调发展的新兴产业和新生产方式上来，而且能够促进结构调整、生态保护和居民就业三者的发展。1967年6月8日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组成了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法的基本法。从上世纪70年代起，当局接连出台数部保护环境的法令和条例。德国的《垃圾处理法》是德国最先出台的作用于保护环境的法律，主要是由于当时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越来越多，已经对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其主要思想是在保护人民利益的前提下，有计划的清理历史遗留下来的垃圾。1986年又完善了该部法律，旨在减少垃圾的产生。1991年德国进一步出台了《避免和利用废旧包装条例》，用于规制废旧包装，使废旧包装的对于污染危害能够降到最低。针对水源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其中《用水规划法》，将政府对水源的管理放在重要的位置，提出了解决措施和必须遵守的原则，在预防洪涝和其他几个方面都作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特别是用水规划深入到了具体的生活之中，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中都有着法律规定。像是农药的使用，用水的规范，雨水的检测等，能够根据不同的需要作出具体的规定，是很有价值也极有成效。1996年伴随着《循环经济法》的正式生效，标志着德国在环境保护和经济领域共同发展的认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除此之外，不仅德国各级政府设立的环保机构，在各地区之间的领域也同样设有环保研究机构，除此之外，联邦政府对于环保贷款和企业对于环保的投入也占很大比重，不仅带动了环保产品的产生和发展，也为德国民众的就业提供了不少的岗位。并且还有设有环保警察，在经过严格的上岗培训后，环保警察能及时觉察到环境污染，第一时间里迅速进行补救工作，将危害降到最小。他们的管辖范围十分广泛，不仅针对食品安全问题，也针对化工污染和随之引发的水污染、空气污染等。现在德国联邦和各州的环境法律、法规有8000部，除此之外，欧盟的数百个相关法规也在德国施行。良好的环境保护法是构建生态经济法治化的基础，在这方面德国做的很成功。

三、给我国的启示

我国在生态经济法治化进程中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通过对澳大利亚和德国两的研究，认识到环境保护应该放在首要地位。同时也要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构建全民参与到环境建设的机制中去。要落实相关的法律法规，坚持依法行政，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为生态经济的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通过吸收各国的宝贵经验和总结教训，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得出有价值的参考用于指导我国的生态经济法治化进程。

作者:陈晨单位:武汉工程大学

参考文献：

［1］陈光磊．论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模式的构建［J］．中国市场，2007(13):92－93．

［2］张秀冰．试析生态经济的操作定义［J］．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11(2):59－60．

环境治理概念篇3

作为对国家审计实践与发展的理性认识,国家审计理论旨在令人信服地解释国家审计实践以及对正在进行的实践予以适当的指导并科学预示审计的发展。“但当前我国国家审计理论研究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审计工作发展新形势的要求还有不相适应之处”[1],不少研究还存在条框化、重复化、表面化和零碎化现象,不仅缺乏理论高度和深度,也跟不上不断丰富的审计实践,发挥不出对审计实践的指导作用。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与国家审计理论体系研究的薄弱、滞后不无关系。“我国政府审计理论研究成果现状与我国目前没有形成公认的政府审计理论框架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甚至是高度的相关性”[2]。事实上,这方面研究多年来不仅没有取得学者们一致认可的显着成果,而且在某些时候还出现停止甚至倒退的倾向。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目前专门研究政府审计理论框架的着作与论文很少”,乃至于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公认的政府审计理论框架,更没有将理论框架作为理论研究的指导及制定相关政策的参照体”[2-3]。应该看到,对于认识和解决当今国家审计实践和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这种系统化、结构化的审计理论与传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不同,更在于或更有利于揭示问题和矛盾的总根源,并能从方向上、制度上不断推进国家审计向更高层次发展。“有了合理的理论结构,才能对复杂的客观事物进行抽象,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客观事物”[4],所以,深化国家审计理论体系研究极有必要,“当前审计理论研究的目标,就是逐步构建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体系”[1]。鉴于此,本文着重从研究的指导性和原则性方面对国家审计理论体系及其构成进行探讨,并针对今后国家审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够促进国家审计理论研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并能对我国国家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有所贡献。

二、一般审计理论与国家审计理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审计的一般理论就在于以最抽象、最普遍、最简单的思维规定揭示或说明审计活动和审计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对任何类型审计的本质及其产生与发展做出解释。作为具有一般或普遍意义的审计理论是无“国界”、无“阶级性”的,是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

一般审计理论首先要解决什么是审计的概念。理论发展或科学认识的主要成果就是形成和发展概念,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就是在概念的形成及不断更替和运动中实现的。审计概念是说明审计现象和活动抽象的、普遍的想法、观念,或“一系列关于审计活动的见解以解释审计活动的社会目标”[5]。在外延上可忽略不同类型审计的区别,具有抽象性;又适用于所有的审计类型,具有普遍性。

审计概念包括审计定义以及对审计过程一系列观念的总结,即“相关概念的集合,指导研究并有助于确定所测量的和所求证的统计关系”[5],“只有建立了明确的审计概念并形成一定的审计概念结构(审计理论的表现形式),人们才便于合理地解释错综复杂的审计问题,并以此解释审计在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的地位”[6]。

那么,该如何得到适当而又准确的审计概念?一般而言,在深刻认识和总结审计实践的同时,还要基于相关理论,把对概念的认识从前科学概念阶段提升到科学概念阶段。前科学概念,是指人们认识审计最初所形成的概念,通常是对审计感性经验的直接概括,不具有很高的抽象性;而科学概念,不仅是在相关理论指导下形成的,而且总是处于特定理论系统中,具有较高的抽象性和概括性。

这些影响审计理论(审计概念)形成与发展的相关理论,可称之为审计理论基础。理论基础要说明的是审计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审计行为的起点,涵盖了审计理论和实践系统中“一切矛盾的萌芽”[4]。理论基础的存在使得探索和形成准确概念的途径与方式变得更系统、稳定并保持逻辑一致。

一般认为,受托责任理论是形成审计一般理论之理论,适用于解释任何类型审计的形成与发展。这一理论说明,受托责任是审计产生的根本动因,没有受托责任关系就不会有审计关系,更不会有审计理论。事实上,“凡是存在审计的地方,必然存在着受托责任关系;而受托责任关系是审计得以存在的重要条件”[3]。受托责任关系的变革与强化正是审计不断发展的驱动力,由于受托责任理论是研究审计理论体系的基础,是审计理论一切推理的源头,因而也是审计最基本的理论。

有没有相关理论的指导,对审计的认识及其概念的形成是不同的。比如,审计概念的首要命题是“审计是什么”,“为了理解‘审计是什么’以及它在今天是如何实施的,需要有一个定义”[7]。对于这个定义,国内学者给出了各式各样的解释(如查账、经济监督活动、经济监督形式、监督工具等)。但这些定义大都是建立在个人不同的认识论基础上的,缺乏统一、公认的理论基础,故而这些定义及其对审计性质的判断难以有充足的说服力和普遍意义。目前国际上被广泛认可的、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审计定义是由美国会计学会(AAA)的审计概念委员会(ACC)在1972年出版的《基本审计概念公告》中确定的①。尽管这一定义被认为是一种“过程论”观点,但它无疑清楚地反映了审计关系及其受托责任,具有很强的概括性与抽象性,符合审计的客观事实,至今仍然被广泛引用或细小修改后引用②,而美国会计学会也没有再第二份类似的文件。

无论国家审计还是内部审计和民间审计,都具有审计的一般特征和意义,并且一般审计理论的研究范式也为不同类型审计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指导与借鉴。就国家审计理论研究而言,也需要建立一套与一般审计理论“遥相呼应”的概念体系,包括国家审计本质的概念。这就需要把受托责任论这一普遍的理论引入国家审计领域,以此寻找并建立与国家审计制度和实践相适应的理论基础,使得国家审计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研究能够得到稳定的、逻辑一致的理论指导。

与此同时,不同审计的本质区别是巨大的,“国家审计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国家权力的体现,社会审计是一种中介服务,内部审计是某机构内部的一种自律控制;国家审计的性质应该从国家意志和国家权力中去揭示,社会审计的性质应该从平等社会主体之间的委托关系中去揭示,内部审计的性质应该从组织内部控制的需求中去揭示”[8]。我们要结合一般审计概念和理论对错综复杂和形式多样的审计活动做出不同的理论概括,形成特殊的认识,即考虑“审计概念在不同业务领域内的具体应用”[9]。这就是说,审计理论研究并非到一般审计理论为止,而是还要延伸到对不同类型审计本质属性的研究,探索不同审计类型在性质、内涵和外延上的区别。对于国家审计的认识,要在了解一般审计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和研究国家审计的特殊性,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国家审计与其他审计本质上的不同,国家审计理论研究才能取得实效。

三、国家审计理论体系:应具有一定的逻辑结构和层次

审计理论体系是由总括性、基础性的理论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层层递进、逐步细化的理论所组成的。“审计理论结构是由构成的诸要素组合而成,而且诸要素之间有着合乎逻辑的内在联系并形成一个有机整体”[10]。就国家审计理论体系而言,显然不是指有关国家审计某一方面或某一层面上的认识,而是针对国家审计的一种系统化认识,即由众多方面或层面上的概念、认识所构成的具有一定逻辑结构和层次的有机整体。借鉴一些学者对一般审计理论体系构成的观点③,笔者认为国家审计理论体系应该是一般审计理论、国家审计理论基础、国家审计基础理论和国家审计应用理论等不同层面的理论综合,反映的是一种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辩证关系,见图1。

图1审计理论体系框架图

与一般审计理论的构建相一致,国家审计理论研究也要先建立一系列国家审计概念。成熟的理论是科学理论概念之基础,国家审计理论基础可以定义为指导国家审计研究的科学理论总和,在国家审计这门科学理论体系中起基础性作用并具有稳定性、根本性、普遍性的特点。具体看,国家审计理论基础旨在揭示国家审计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反映审计环境对国家审计的客观要求;注重的是理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逻辑性;追问的是“是什么”和“为什么”。可以说,没有理论基础的支撑,就无法构筑国家审计理论体系的大厦。

基础理论是指专业学科中研究一般规律或主要规律并为应用研究提供有指导意义的共同理论基础的理论。审计理论,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基础理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可比喻为“理论基础是别人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基础理论是自己的东西”。

基础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与应用理论的中间环节,体现的是国家审计的一般规律,但基础理论很难直接用于指导具体的审计工作。因此,国家审计理论研究仅仅停留在一系列概念上仍然是不够的。接下来的重要任务是如何将理论研究延伸到具体的审计工作中,从而形成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应用性理论。国家审计应用理论是一种在具体审计实践和工作中运用的诸如审计程序、方法等具有明显针对性、实践性、专业性和操作性的知识系统,源于审计基础理论,是基础理论的具体化或者说是由基础理论延伸而来的。所以对于国家审计应用理论研究而言,关键是如何把基础理论知识转化为应用技术知识,使之作用于审计实践和审计工作。

理论体系提供了一种全面而系统的认识和思维方式。诸如在回答审计机关为什么要开展绩效审计这一问题时,基于理论体系的回答就要涉及“为什么要有审计”、“为什么要有国家审计”、“为什么要有绩效审计”等一系列相互联系、层层递进的命题,范围和内容涉及一般审计理论以及国家审计理论等一系列问题,显然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体系化逻辑认知过程。

理论作为一种对实践的观念总结,往往是社会性(阶级性)与专业性(技术性)特征的集合,国家审计理论也是如此。如果说一般审计理论与应用理论突出了审计的一般性与技术性特征的话,那么国家审计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在许多情况下往往都是有条件、有“国界”的,深受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不同发展阶段上不同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影响。因而“国外政府审计理论对我国的借鉴参考价值受限,理论研究不能从国外政府审计中直接复制”[13]。

四、国家审计理论基础:应以政治学为主体

认识国家审计理论基础的一个常见途径就是把一般审计理论基础与国家审计制度(体制)建设和实践结合起来,寻找和认识国家审计理论基础。“受托责任理论,是关于审计动因问题研究的主流理论,它为我们构建政府审计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因此,应该从受托责任所引发的审计关系来讨论国家审计理论框架,这可能为我们重新设定了一个新的逻辑起点”[2]。事实上,受托责任理论往往是学者们分析国家审计问题或构建国家审计理论体系的基础或逻辑起点[2,14-15];也有学者基于其他一些理论来论述国家审计问题,或基于某种理论构建特殊的国家审计基本理论[16-19]]。

如果把受托责任论引入到国家审计的研究之中,这一理论就会在国家审计制度及国家审计特有的审计关系下演变成“公共受托责任论”(以此区别独立审计和内部审计研究中的公司出资人受托责任理论)。何为公共受托责任?一个解释是,“一方面,政府应当从人民的公共利益出发,受托管理好人民托付的公共财产,履行好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向公众及其代表(立法机构)报告其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以解除自己的公共受托责任”[20]。从这一解释中,我们会发现在独立审计和内部审计研究中没有的诸如人民、国家、立法机构、公共责任等一系列概念出现了,那么该如何认识和解释这些概念?“公共受托责任论”本身又是如何形成的?即支撑其形成与发展的基础性、系统性的知识体系(理论基础)是什么?解开上述疑问的是政治学理论。比如,政治学中的“人民论”旨在说明审计为什么要对人民(审计委托人)负责,为什么审计的一切工作始终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8]。目前,理论界兴起了一种从国家治理角度分析国家审计问题的研究方法,而国家治理乃至于国家学说无疑也是政治学研究范畴。由此,我们能否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国家审计理论的建立是否需要以政治学为支撑?或能否以政治学为主体形成国家审计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上述认识是成立的。一方面,审计理论的综合性决定其必须以多种相关学科作为理论基础,相关学科相关理论的发展与成熟为审计理论研究提供了环境基础与思维途径”[21]。另一方面,国家审计本身带有鲜明的政治性,“现在,大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现代国家审计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22-24],因而国家审计只能从政治学中寻找与建立理论基础。

正因为政治学主要说明的是国家审计制度或体制层面的选择与变化,因而具有稳定性、基础性、间接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这是经济学、会计学以及一般受托责任理论难以解释清楚的,因为这些理论不能充分说明国家审计这一矛盾的特殊性以及国家审计与审计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而这些恰恰反映出国家审计与其他审计的不同之处乃至本质区别。比如,审计机关作为审计人,其委托人是谁?是政府还是人民或是人民的代议机构?现实政治生活中这种复杂的政治关系及其实现途径是一般审计理论难以解释的,如果没有政治学理论指导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审计制度的变迁与发展。

政治学使我们能够突破经济社会的表象看到审计监督的实质。比如,表面看审计关注的直接对象似乎是经济社会及其发展,但依政治学来看,审计关注的实则是支配经济社会运行背后的公共权力及其所掌握的公共资源。因为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公共资源的支撑,更离不开支配公共资源的公共权力。于是,审计必须做到总理所要求的“行政权力运行到哪里,监督就落实到哪里;财政资金运用到哪里,审计就跟进到哪里”。可以说,以政治学为主体构建国家审计理论基础,“不仅有利于提升人们科学地认识和分析审计问题和现象的能力,而且有利于推进审计理论研究走向更高的层次并实现大的突破,或有利于提出更高、更新的理论见解”[23]。

五、国家审计基础理论:求同存异以利发展

国家审计基础理论研究的是国家审计一般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的基本问题。我国审计界长期以来把国家审计基础理论等同于基本理论或理论体系来理解(目前来看刻意划分似乎也无必要)。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理论界就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审计理论体系进行了持久探讨,内容主要集中在审计的本质、目标、任务、职能、作用、对象、内容、范围、组织、方法、准则和程序等基本概念、原理和知识上。“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审计概念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审计运行的基本规律,丰富了审计理论成果宝库,开阔了学术视野,垫高了理论研究平台,对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明显价值”[13]。但目前关于审计理论体系的研究还未达成较为一致的认识,研究成果并不显着。问题似乎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何为理论体系研究的起点;二是如何进一步深化对国家审计基本问题的认识。

第一个问题深受一般审计理论体系研究起点争论的影响。比如,莫茨和夏拉夫提出的审计理论研究起点和体系是:哲学基础审计假设审计概念审计规则实际运用。Flint则认为是本质目标假设概念标准[5-6]。国内也有不同的“起点论”,除常见的之外,有学者将“政府责任起点”、“公众利益起点”、“经济安全起点”和“国家治理起点”也纳入其中[25]。其实,不同起点都有合理之处,况且构建理论体系的途径本身就不是唯一的,阎金锷所言,“一是运用历史逻辑方法,从审计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寻找审计的性质及其规律性;二是依照形式逻辑思维,通过审计目标的确定、审计假设的设定,推导出审计诸概念,并运用概念以作推断和推理,从而形成审计理论体系”[26]。

但过多的“起点论”在凸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学术氛围的同时,似乎也堆起了一些学术泡沫,长期争论下去反而有损于这一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甚而还可能重现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对审计职能到底有多少的持续争论,最后导致这一问题失去了研究新意。目前看来,争论之后适当的“集中”也许是合理的。对此,笔者注意到已有两大“起点论”逐显强势并开始引领国家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一是“审计本质论”。刘家义审计长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体系中“审计本质是纲、是龙头、是重中之重,其他方面的研究都要以审计本质研究为基础”,“在理论研究中,认清政府审计的本质及其实现,能为合理构建和完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提供合理的基础和有力支持,为政府审计理论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1]。二是“受托责任论”。这一观点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支持,普遍的看法是,“既然受托责任理论是审计的重要研究基础,那么,完全有理由基于受托责任条件下政府审计关系,构建政府审计理论框架”[3]。这两大观点的存在及深化有利于国家审计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当前更需要学者们以积极与包容之态求同存异,力推这一研究的深入。当然,如何实现这两大观点乃至于其他观点的融合也值得考虑,比如“在构建政府审计理论框架时,应以公共受托责任为基础,并立足于审计的本质,结合政府审计环境的发展和要求,确定政府审计的目标、范围(边界)、内容、技术方法与标准等概念”[20]。

目前如何深化对国家审计基本问题的认识依然是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对国家审计本质的认识上。无论我们是否以审计本质作为理论研究起点,弄清审计本质总是重要的,因为“只有认清政府审计的本质及其实现,才能有利于准确把握政府审计的目标和职责,有利于进一步澄清政府审计发展中关于审计为了谁和为什么审计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从根本上充分发挥政府审计的作用”[1]。但何为国家审计本质却众说纷纭,审计机关高层观点也极不一致。比如李金华前审计长从两个方面阐述了他的审计本质观,一是认为“国家审计就是国家治理的工具”;二是认为“现代国家审计是民主与法治的产物,更是推动民主与法治的工具”[27-28]。刘家义审计长先是在2008年3月首次提出国家审计本质是保障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简称“经济社会观”),后又在2011年7月重新提出审计本质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一个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简称“国家治理观”)。上述概念无论从内涵上还是外延上看都是不相同的,以此论述审计本质自然会产生不同的认识,特别是以此来理解国家审计不仅概念和边界不太清楚,还可能引起思想紊乱。

不仅国家审计本质问题,其他诸如国家审计对象、国家审计目标、国家审计任务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研究都还或多或少存在认识不清或观点相互矛盾的情况,如何做到求同存异并深化研究,目前看来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

六、国家审计应用理论:应注重体系研究

与基础理论局限于一些审计基本问题的研究不同,国家审计应用理论研究的范围和内容相当广泛,而且随着审计实践的发展还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从一般意义上看,国家审计应用理论可从纵横两个方面加以划分。从纵向看,是针对一般审计工作和实务开展所进行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研究,包括审计总则理论、审计行为理论和审计管理理论。其中,审计总则理论是对审计技术方法的规范,“解决如何从规范管理的视角设计审计技术规则的问题和如何为外部机构评价政府审计质量提供依据的问题”[3],主要研究的是审计总则基本概念、目标、原则、基础(导向)、功能、内容、制订与实施等问题;审计行为理论包括审计行为形成、主体、行为目标、行为优化以及审计道德等方面内容;审计管理理论包括审计工作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审计文化、工作计划管理等实务性工作理论。从横向看,是针对不同的审计工作和实务进行的分门别类的理论研究,这一点充分体现了现代审计综合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现代审计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已开始向划分具体、门类齐全的方向发展,诸如经济责任审计、预算执行审计、工程决算审计、计算机审计、环境审计、公共支出绩效审计等。丰富的审计实践和审计活动使得诸多学科的知识、方法相互融合与交流,打破了以往会计、审计学者对审计理论研究“垄断”的局面④,一些对审计理论不甚了解甚至不感兴趣的学者们也开始把研究的兴趣投入到审计应用问题研究中,使得国家审计应用理论的研究呈现出一种快速发展的状态。

之所以说目前应用理论研究特别是横向研究发展较快,一方面是因为实践中新的审计领域和审计问题的不断出现,都需要相应的理论为指导;另一方面,应用研究更多地体现出技术性特征而不是“国界”区别,特别是像环境审计、绩效审计这些在国外已经有较为扎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应用研究,国内学者们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积极引入与借鉴也加快了应用理论研究的步伐。

应用理论研究的快速发展却难掩其杂乱、重复、零碎的现象,许多研究成果之间并没有形成联系,整体上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比如,绩效审计的研究多集中于某类或某一项审计业务、财政资金、公共项目、政府行为的评价方法、技术与指标的研究,而缺乏对绩效审计整体理论框架特别是制度建设的研究,使得绩效审计理论难以全面而深入的解释现实中绩效审计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因而难以很好地发挥理论的指导意义,这正是研究缺乏科学性、成熟性的表现。这一问题同样还存在于环境审计研究中,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环境审计理论框架,能够包括并充分说明审计机关环境审计、内部审计组织环境审计、独立审计组织环境审计以及独立从事公司环境报告第三者鉴定业务(也是一项审计业务)的环境咨询组织的理论研究成果⑤,以至于诸如“企业社会责任”此类应该由环境审计给予充分解答的话题却被其他领域和学科占有了“话语权”。那种简单地从其他领域和学科(如环境影响评估、环境政策评价)直接移植过来的被冠之为“审计”的所谓环境审计新方法、新技术研究很多只是在做表面文章,根本没有触及环境审计发展的实质问题。

体系化是理论研究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体系可以把众多相关审计研究问题和内容(要素)按照一定的层次和结构有序组织起来,形成具有完整意义和指导作用的有机整体。而体系中的范畴、概念、方法、技术再不是孤立的、僵死的,也不仅是外在形式上的顺序排列,而是获得了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推动了国家审计应用理论从具体到抽象、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从而能更好地发挥应用理论对审计实践和实务的指导作用。

七、一个例子:从理论基础(政治学)看审计“免疫系统”

刘家义审计长认为如何准确把握国家审计本质这一审计基本(基础)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为此他先后从“经济社会观”和“国家治理观”两个角度提出了他的审计“免疫系统”本质观。很显然,审计长是借喻“免疫系统”这一生物学概念来认识国家审计并揭示国家审计本质。但问题是,“免疫系统”概念的内容(内涵)应包括所有组成这一概念的特性和关系,那么如何理解或描述“免疫系统”的特性和关系?能够说明这一特性和关系的理论依据是生物学仰或其他学科?

对比刘家义审计长先后两次不同的审计“免疫系统”本质观,不难发现当中存在比较大的变化:一是国家审计意义从保障经济社会健康运行演变到实现国家良好治理;二是国家审计实质从经济监督演变成国家治理中一种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行为⑥。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用“国家治理”取代“经济社会”?笔者认为,以“经济社会观”而不是“国家治理观”来理解国家审计本质可能会令人困惑。

一是有经济社会,是否还对应存在政治社会?如果不存在,就意味着经济社会包含政治制度及其运行机制,显然这是不妥的;如果存在,是否就意味着审计与政治无关?但从国家审计的历史发展来看,“它是社会政治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是政治统治强而有力的工具”[24]。

二是国家治理是一种能动的主体行为,而经济社会是一种社会存在或社会形态,所以应该是国家治理的客体,审计作为一种监督行为,显然应该是一个与主体行为相联系的概念。

三是国家治理的功能与目标需要借助一系列国家职能的发挥来实现,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任何国家都具有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两种基本职能,其实现需要借助国家公共权力以及公共资源(特别是财政资源)的支撑,以财政监督为己任的国家审计要配合国家职能的有效实施,其作用的领域显然包括国家职能实施与实现的全过程,故而经济社会不足于对审计作用领域加以概括。

四是总结古今中外审计发展,不难发现国家、国家治理和国家审计这三者之间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联系,而经济社会特别是政府控制、指导、干预下的经济社会是国家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所以从“经济社会观”中难以概括国家审计的发展。

既然如此,何以会形成“经济社会观”?笔者认为,这说明当时刘家义审计长对国家审计的理解还停留在前科学概念阶段,缺乏相应理论的支撑与解释,“免疫系统”只是用来描述审计本质的一种比喻。目前,理论界还存在将国家审计与独立审计、内部审计混在一起的现象,使国家审计的研究缺少特有的理论性;而且对国家审计的界定多是从会计学、经济学中去寻找,从而得出了“审计工作属于经济工作”、“审计是经济监督”等观点,显然这不是对国家审计发展过程的经验概括。

“国家治理观”是科学概念,是在相关理论(理论基础)指导下形成的对古今中外审计发展过程的总结。具体来看,这一观点是把国家审计研究与政治学高度结合的结果,或者说是一种政治学的认识。因为,纵观政治学研究,不难发现无论人们对政治如何理解,国家及其公共权力一直是政治学稳定的、普遍的研究范畴[29]。在给政治下定义时,离不开国家机关和它所运用的权力[30]。而国家治理恰恰是对政治学这两大研究范畴的高度概括:一方面,国家治理的过程就是治理主体(国家)运用权力的过程;另一方面,公共权力的正确运用又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和内容。新的理论观点可以说正是基于国家治理中公共权力配置与运作这一政治范畴来认识和揭示国家审计本质。

最后,我们能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刘家义审计长的“国家治理观”来自于其个人对国家审计的领悟与研究深化,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来进行解释,也就是说,支撑国家审计概念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尚未完全形成。为此,如何以政治学理论和一般审计理论为基础,结合国家审计制度和实践,提出并构建一个(门)专门承担国家审计理论基础“角色”的“政治审计学”,或许是当前和今后创新国家审计理论体系研究的一个突破口或总抓手。

注释:

①即“审计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客观地获得和评价关于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事项的认定的证据,以查明这些认定与确定的标准之间相符合的程度,并把其成果传达给有利益关系的用户”。

②如美国学者DouglasRC在1999年出版的《审计概念与方法:现行理论与实务指南》(AuditingConceptsandMethods:AGuidetoCurrentTheoryandPractice)以及Konrah,LarryF在2002年出版的《审计学:一项风险分析方法》(Auditing:ARiskAnalysisApproach)(第五版)就直接引用该定义。英国审计学家BrendaPorter等在2008年出版的审计学教材《外部审计学原理》(PrinciplesofExternalAuditing)(第三版)中的审计定义就是在该定义基础上做了很少的修改后提出的。

③如冯均科认为一般审计理论体系应包括审计基础理论、审计应用理论和审计管理理论[2],王会金认为应包括审计基础理论、审计应用理论和审计发展理论[11],王晓霞认为包括审计基本理论和审计应用理论[12]。

④如在南京审计学院2011年10月举办的“首届教授论坛”上交流的一些论文,许多是由非会计审计专业背景的学者提交的,如《中国土壤污染及环境审计之必要性研究》、《节能减排的环境审计制度分析》等,这些学者往往具有环境工程学、生态经济学等理工科专业背景。

环境治理概念篇4

关键词：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水体损失；土地保育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应考虑的问题，究竟是一些什么问题呢？由于人们对水土保持概念理解的偏差，在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时仅着眼于防治土体损失的机械固定，仅仅限制在使用工程措施，从字面上理解植物措施，没有意识到防治水体损失方面的保持利用，忽略对风力侵蚀的防治，不考虑植物侵蚀和化学侵蚀等。

要讨论这些内容的不合理问题，首先得搞清水土保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1水土保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由水土保持的概念看来，要弄清水土保持的内容，还必须弄清水土流失的定义。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根据一些学术专著，它的意义也是比较明确的：是指土壤侵蚀（包括水、风、重力、人为活动等营力）造成陆地表面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的破坏和损失。

然而什么又是土壤侵蚀呢？土壤侵蚀是国际通用的土壤学学术用语，国际上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和机构对此定义大致相同，即水、风、重力等作用下土壤的流失。国内定义是指土壤在内外力（如水力、风力、重力、人为活动等）的作用下，被分散、剥离、搬运和沉积的过程。

当然，随着人们对土壤侵蚀和水土保持的认识的不断深入，土壤侵蚀、水土保持的概念和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演变。正如土壤侵蚀从最初的由于水力或风力作用引起的土地表面物质的移动，逐步发展到土壤在内外因力（如水力、风力、重力、人为活动等）的作用下，被分散、剥离、搬运和沉积的过程，水土保持概念也由初期的土壤保持发展为今天的水土保持并举，从单一强调土壤侵蚀引起土地生产力退化到同时强调土壤侵蚀环境与全球生态环境的联系，如水土流失与水环境的联系，水土保持与全球气候变化的联系等，即水土保持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停留在山区、丘陵区和风沙区的水土资源，而是任何在内外力（如水力、风力、重力、人为活动等）的作用下被分散、剥离、搬运和沉积的水土资源，水土保持的内容已不只是防治水土流失，而是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建立良好生态环境。

由此看来，水土保持涉及的内容除了防治水土资源的流失外，还赋予了利用水土资源，绿化美化环境等。其中，防治水土流失涉及防治土地荒漠化、防旱保水等内容，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涉及了植物侵蚀、化学侵蚀，慎重考虑工程措施等内容，绿化美化环境则涉及了植树造林，慎重使用复垦措施等内容。总之，水土保持已不是最初的水土流失防治，即采取措施简单地把水土资源固定在某一个区域。

2问题根源的解析

前面已经说了方案中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我想最根本的是把水土保持单纯地理解为水土保护，而没有意识到水土保护的根本目的。现结合前面给出的概念来解析这些问题。

2.1仅把“保持”理解为“保护”

保持含义不仅限于保护，而是保护、改良与合理利用。由于一部分人把水土保持单纯地理解为水土保护、土壤保护，甚至与土壤侵蚀控制等同起来，没有意识到土壤的改良以及土壤合理利用于农、林业生产，即没有考虑到对土地生产力的提高，因此，在方案设计的时候，仅着眼于防治土体的损失，进行机械地“固定”处理，夸大甚至是盲目使用工程措施，从字面上理解植物措施。

2.1.1没有着眼于提高土地生产力。有人认为，用工程措施可以把土壤很好地圈定在某一空间范围，这样处理后基本不会发生土壤侵蚀的现象。有的就是忽视植物措施对土壤的改良功能及其对荒漠化的防治功效，在方案编制中忽视植物措施，至少不对石料场、石渣场采用植物措施，加速了该区域土地石漠化、荒漠化的进程。也有人在方案编制中不是先考虑提高土地生产力方面的土地熟化，而是随意采用复垦措施，使土地越垦越穷。相对次要一点的是，在方案中没有提及风力的扬尘等对土地的沙化。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提高土地生产力呢？因为他们只知道土地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不知道中国仅有10.20%的土地面积适于农业，37.10%适于畜牧,且风与水冲刷严重。因此必须考虑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从提高土地生产力、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来看，把弃渣场设置在农田的方案也是不可取的。就算弃渣在水土保持措施处理后，能够使土地生产力提高到以前农田状况下的水平（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但弃渣场本身占压了肥沃的土壤，让其退化，变得难以利用。据科学测算，自然风化1cm表土层需要400年时间，而风化成30cm耕作层，则至少需要1.20万年。但破坏这1.2万年才风化成的耕作层，却只需一朝一夕就完成了。这是一种资源在时间上的巨大浪费。因此，强烈反对占用农田不经处理就用作弃渣处理场地处理弃渣的方案。

2.1.2对绿化、美化环境认识浅薄。由于没有意识到绿化、美化环境，一部分人没有考虑植物措施，或乱用植物措施，或没有把植物措施设计到相应深度等。总的说来，是对绿化、美化环境的认识没有深入。没有考虑植物措施的人完全没有考虑水土保持的绿化、美化这一部分内容。在方案设计中，不在乎植物措施，认为在工程措施的防护下，已经能够达到防治目标，采用植物措施纯属多余。

乱用植物措施是不知道植物间的互生与对土壤肥力的竞争，只知道植物对土壤的改良，不知道一些植物在人为作用下恶化土壤理化性质、降低土壤肥力（即植物侵蚀）。要么是简单的进行混交造林，没有考虑主要树种与伴生树种之间的关系，对各树种不进行优化配置；要么乱用植物种造林，使得外来物种入侵并恶化土壤理化性质，降低土壤肥力，造成植物侵蚀。

没有把植物措施设计到相应深度的人是对植物的绿化、美化作用的认识深度不够而总认为种下去就成。他们要么是随意设计，没有考虑立地条件；要么是简单设计，没有考虑混交造林；在简单的进行混交造林设计中，没有考虑造林密度对生长量的影响；当然，他们植物措施中更不会考虑到微生物对土壤理化性质的改良作用（其实，植物措施常常是和生物措施相互通用的）。

2.2仅从定义上理解，没有注意到事物的发展

早期，人们只提出了土壤保持这一概念。而今，还有很大一部分停留在这一概念上，认为只是对于水力、风力等各类因素引起的土壤侵蚀的治理。于是，他们没有注重水体的保护和利用，没有意识到化学侵蚀带来的危害。也就是说，没有水忧患与水战略的意识。当然，这些还与水体保护的具体定义有关，因为在这一方面大家还持不同的意见：如有人把入渗作为一种水体保护措施，但有人认为，入渗到地层深处的水体已经变得难以利用。

因此，在方案编制中少了很多内容，让编制方案的根本目的落空。没有了“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这一内容，好多东西也就空荡起来，更别说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了。个人认为，水资源的保持要从水资源的利用、便于利用出发，做好库存，同时进行防污染处理。

环境治理概念篇5

关键词：中国概念股私有化退市动因

一、引言

退市可以分为两种：主动退市和被动退市。被动退市是指上市公司由于经营不善等原因不再符合上市标准而被迫退市。私有化属于主动退市，通常是由大股东提出，以现金或者有价证券的方式，从其他小股东手中购回市场上的所有流通股，从而使上市公司就此摘牌退市，成为私人公司。私有化退市是企业的一种资本运营方式，有利于企业更好地整合资源，提升公司价值，实现战略目标。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使得中国概念股在境外倍受青睐。境外上市曾经是成功、荣耀和财富的象征。然而自2010年起，境外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兴起了一股私有化退市的风潮，并且蔓延至今。以美国市场为例，根据i美股统计，2010年6月至2013年5月共有51家中国概念股宣布私有化（见下表）。私有化浪潮中，甚至不乏小肥羊、盛大网络和阿里巴巴等行业标杆企业。随着越来越多的知名企业加入私有化大潮中，“私有化退市”已经取代IPO成为中国概念股在华尔街的又一关键词。

实践中，境外上市往往具有能够迅速筹集巨额资金、改进公司的治理效率、提升品牌的市场价值以及增加股东财富等优势。然而，为何却有众多中国概念股公司反其道而行，纷纷私有化退市呢？本文通过对2010年以来从境外私有化退市或正在进行私有化的中国企业的分析，试图梳理中国概念股私有化退市的深层次原因，以期对完善我国资本市场有所启发。

二、恶劣的融资环境是中国概念股私有化退市的环境动因

2010年以来，中国概念股经历了一轮长期的下跌过程，一大批中国概念股的股价跌入谷底。伴随而来的公司低估值、低市盈率和低市场交易量，直接导致了中国概念股再融资的恶劣环境，这也成为了中国概念股私有化退市的客观因素。具体分析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做空风潮的兴起引发了中国概念股信任危机。以浑水研究、香橼研究和艾弗瑞等为代表的做空机构连续质疑报告，做空中国概念股公司。在做空中国概念股的过程中，存在着一条由市场研究机构、评级机构、对冲基金、券商和律师事务所等组成的利益链条。市场研究机构专门从事“找瑕疵”的工作，并形成产业链：建立空仓――披露财务造假数据――评级机构调低评级――律师事务所――被做空公司股价暴跌――做空者卖空获利。做空风潮的兴起引发了资本市场对中国概念股的不信任情绪，拉开了中国概念股信任危机的序幕。同时，部分中国企业又频频暴露出财务欺诈等丑闻，这不仅断送了自身前程，也将中国概念股集体拖入了信任危机的泥潭。加上支付宝事件引发的VIE结构问题，以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等宏观环境问题，投资者对中国概念股的信心逐渐降至冰点，中国概念股企业估值低迷，股票价格大跌。i美股中概30指数就直观地反映了中国概念股危机下在美中国概念股所处的恶劣环境。i美股中概30指数由2011年最高点的1266点附近一路下跌，并在2012年8月跌至谷底556点，跌幅高达56.08%；而同期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却是相对平稳上升，甚至是屡创新高，由2600点附件攀升至3459点。

另一方面，经营模式不被理解，中国概念股水土不服。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境外投资者对具有本土特色经营模式的中国概念股不能很好的理解和认可；而且受限于沟通渠道，海外投资者对中国企业的情况也不尽了解，对中国概念股的产品和业务有可能不熟悉。因此，在上市之初中国概念股可能借助“中国概念”而获得比较好的市场估值，可是从长期来看，正由于国外投资者对于企业的经营模式并不熟悉，从而造成这些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流动性不好，股价难以上涨。这就是很多企业在海外水土不服的症状。例如，同济堂由于其中成药概念和盈利模式不被海外投资者认可，其股价从2007年上市到2011年退市已经缩水一半以上。最终，管理层选择主动摘牌，进行私有化退市。

根据估值理论，如果上市公司不能忍受股价的长期低迷，往往会采取回购策略。因为当股价长期被低估时通常会给企业形象带来负面影响，甚至面临被迫退市的威胁。更重要的是，低估值的公司在资本市场的换手率或成交量一般都很低，而没有交易量的股票便已经失去了持续融资能力，其股票价值也就是个“纸面财富”。所以，很多公司价值被低估后，第一想法就是选择私有化退市。

三、战略调整是中国概念股私有化退市的内部动因

私有化退市更多取决于企业战略的考虑，因为若要实施重大战略调整，在经营管理中会遭受多方掣肘。其一，根据公司治理理论，企业在公开市场上市就具有了公共企业属性，部分控制权将会转移到市场当中，企业的创始人对公司的控制力会大为削弱；而且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复杂，小股东众多，企业决策程序比较复杂；同时，战略的调整需要公司有足够的自由度和时间来实施，需要公司与资本市场沟通。而私有化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私有化后，公司控制权相对集中，治理结构将更加简单。从公司决策效率的角度考察，在非上市公司的组织形式下，公司管理层决策不受公众股东的影响，决策变得更有效率，同时也可免于各种股东集体诉讼。这些都有利于企业做出统一决策，有利于公司理顺股权关系，顺利实现战略调整。例如阿里巴巴的私有化退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整合旗下电子商务业务，构建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大平台，实现B2B业务的转型，实施“大阿里”战略。其二，从投资者价值偏好差异的角度分析，上市公司多受制于短期的业绩压力，在公司需要整合结构或制定新战略规划时往往也容易受到掣肘。公众持股者通常更注重短期收益，而对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缺乏投资兴趣，这种价值偏好会迫使管理层偏向于短视而忽略公司的长期战略，最终影响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实现。反之，公司进行战略调整和布局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实施，而资本市场关注上市公司的短期业绩和回报，投资者需要看到的是企业的增长回报信息，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公司短期的盈利能力。所以，资本市场追求短期回报的特点与公司长期的战略调整是相互矛盾的。而且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资金已经不是迫切需求，长远竞争力才是考虑的重点。因此，从这个角度分析，资本市场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企业的长期发展。私有化之后，公司管理层决策就不受短期股价影响，可关注长期目标。盛大网络就是出于中长期战略的需要而选择私有化退市，私有化后重新调整公司战略，制定“瘦身计划”重新打造盈利模式。

四、严厉的监管是中国概念股私有化退市的制度动因

境外上市，看得见的是光环，看不见的却是资本的镣铐。作为一个公众公司，上市之后必须遵守上市有关的法律法规并接受严格的监管。由于各国均强调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往往在法律上针对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信息披露等问题制定更为严格的监管标准。这种监管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它虽然可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效益，但监管本身同时也增加了上市公司的负担。首先，是针对公司治理结构的监管。上市公司必须构建一个复杂的公司治理结构：包括庞大的股东大会、由外部董事参加的董事会以及由利益相关者代表参加的监事会，并向外部董事、监事等人员支付巨额的报酬。其次，是针对信息披露的监管。公司上市后，要严格按照境外证券监管机构和交易所的规定进行信息披露，例如需要按期及时地披露季度报告、年度报告等名目众多的报告和相关文件，而一旦公司的业绩低于投资者的预期业绩，公司的大股东、董事会就会面临投资者的压力。而且为了披露信息，上市公司必须雇用独立的会计师和律师等专业人员，由此产生的巨额费用都须由公司承担。此外，大量的信息披露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公司的透明度，竞争对手可能从公司详细的信息披露中获取重要的、与竞争相关的信息，这将使公司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位置。相反，如果公司进行私有化退市，则可以使公司在更加合理的股权结构和更加简单的法人治理结构下得以继续发展。私有化后的非上市公司决策会更有效率，也不用再考虑信息披露和股东业绩的压力的问题。

五、高昂的维护成本是中国概念股私有化退市的经济动因

中国概念股境外上市后，每年仍需承担高昂的上市维护费用，例如上市年费、投资者关系维护费、法律顾问费、审计费、信息披露费、公司高管的责任保险等。其中，为了吸引和维持投资者对新上市公司的注意力和兴趣，投资者关系管理是极其关键的，其费用也相对较高。此外，配合证监部门和交易所的监管也会有一定的支出。特别是在美国，安然事件发生后颁布的萨班斯法案对在美上市公司提出了极为严格的要求，大大提高了在美上市企业的上市维护费用。一是公司治理方面。法案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建立审计委员会，并提出审计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不能包含任何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保证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赋予审计委员会更多的责任，并增加高管人员及董事会的责任，但要组成此类审计委员会所需成本却非常高昂。二是在内控方面。法案要求公司管理层应该设计所需的内部控制，并保证首席执行官能掌握公司及其合并报表子公司的所有重大信息，尤其是报告期内的重大信息，并大幅增强了公司的财务披露义务。这些内部控制的设计和实施同样也需要很大的成本。英国、德国以及欧洲的其他国家没有颁布诸如萨班斯法案这么严格的证券市场监管法律，但这些国家也在上市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在股价过低、融资无望的情况下，继续承担过高的维护费用，对中国概念股公司而言无疑是不小的负担。因此，维持上市的成本收益比不经济是中国概念股选择私有化的重要动因。

中国概念股私有化退市的实践说明上市并不是企业发展的唯一选择，而仅仅是其作为市场参与者进行资本运作的一种手段。无论是上市还是私有化，其本质都是市场机制选择的结果，最终还要看它能否帮助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相对于维持上市地位，有时私有化反而更符合企业的根本利益。然而，私有化退市并不一定能取得成功，如像泛华保险和侨兴移动那样要么被迫撤销，要么接受私有化失败，因为私有化面临着代价过高、程序繁杂以及潜在诉讼等诸多风险。因此，中国概念股应结合企业实际，理性分析其私有化动因，谨慎决定是否私有化退市。同时，中国概念股私有化浪潮对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面对中国概念股集体私有化的浪潮，我国应尽快研究出台相关政策，引导优质外商投资企业境内上市，适时推出国际板，释放A股相对海外市场的估值优势，促使海外红筹股顺利回归A股市场。Z

参考文献：

1.李寿双，苏龙飞，朱锐.红筹博弈：10号文时代的民企境外上市[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2.叶伟.中国公司在美上市私有化问题解析[J].国际商务财会，2012，（7）.

3.于丹翎.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美国公司治理领域中的重大变革[J].环球法律评论，2003，（3）.

环境治理概念篇6

关键词文化行政文化政治文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当代行政学的重建和发展，行政文化作为一个外来的研究术语也被一同引入到行政研究的工作中。现在，行政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当代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领域。不过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领域，它还处在一个探索发展阶段，对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甚至行政文化的概念都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这无疑对行政文化研究的深入带来极大的困惑。本文针对目前行政文化概念的不一致认识，试图对行政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

一、行政文化概念的提出?

（一）文化?行政，当代行政学研究的新视野。早期行政理论和现代行政理论都是建立在传统实证主义方法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方法指导下，行政学理论尽管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其局限。70年代以后，这些思想受到了批判，胡格韦尔特在分析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后尖锐地指出:行政生态理论“象所有功能主义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一样是有缺陷的。这是因为功能主义者忽视了把发达的世界和欠发达的世界之间历史的和当代的结构关系考虑在内”。这一缺陷“造成了特殊的不良后果??［1］?”。在这里，胡格韦尔特所批评的缺陷也就是缺乏具体对应的、实在的具体环境。行政不仅与环境相关，而且是特定条件下的特定环境，对任何行政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其所赖以存在的特定环境基础之上。?

而要研究特定的、具体的环境下的行政问题，就必然地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文化高度体现了一个社会、民族所特有的那种特殊意义，也正是特殊性的影响才使得行政研究的具体化要求显得格外强烈。当代西方管理学者也都强调：“管理不仅是一门学问，还是一种文化，即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的一种文化。”至此，文化与行政的问题就成为当代行政学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行政文化也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被提出的。从此，文化作为一个新的角度，为行政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也提供了一个更为科学恰当的分析行政的方法。?

（二）政治文化概念的诞生，是行政文化引起世人关注的逻辑原因。我们知道，行政学是从政治学分出来的一门学科，自从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以来，行政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才彻底独立出来。但是，在研究行政学的同时不能完全撇开政治学，它始终都是受政治的影响的。概括地说，就相对而言，行政与政治关系紧密；就被包含而言，行政与政治不可分割。因而，在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概念提出以后，行政文化也相应地引起人们的关注。?

二、目前我国关于行政文化概念的各种认识?

行政文化不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一种研究行政学的方法论，在我国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是究竟行政文化是什么这一概念性的问题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人们对行政文化概念的概念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第一种观点是从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的，台湾著名学者张金鉴认为“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吏和公务人员所应共同信守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人群关系及价值观念??［2］?”。这种观点揭示了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官吏和公务人员所表现的环境主体的行政文化，不过对于行政文化的内涵却没有明确的指出来。?

（二）第二种观点从精神层面界定,“行政文化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的不同界定，就广义而言，行政文化是指行政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政制度和组织机构。从狭义来说，行政文化仅指行政意识形态，即在行政实践活动基础上所形成的，直接反映行政活动与行政关系的各种心理现象、道德现象和精神活动状态??［3］?”。这种观点突出了行政文化的观念形态，却没有明确指出行政文化的主体。?

（三）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文化是文化在行政管理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样式，是一定行政组织中行政员工集体创造并公认的文化，是行政物质文化、行政制度文化和行政精神文化的有机结合的整体??［4］?”这是从文化与行政的关系揭示了行政文化的内涵，但这里的文化是包含了物质、制度、精神三个方面的大文化的概念。不符合行政文化是社会文化在行政这一特殊领域内的表现这一说法。?

（四）第四种观点从心理层面定义的，“行政文化是人们在行政实践中产生的并反映行政实践的观念意识，是客观行政进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累和积淀，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内由学习和社会传递获得的关于行政的态度、道德、思想、价值观等观念??［5］?。”行政文化是“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社会民众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公共行政系统的普遍性认知、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等心理活动的总和，是公共行政系统及其运行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上的稳定反映与沉淀??［6］?。”从心理层面定义行政文化比较准确地突出了它的本质，也与政治文化的概念相一致，都是狭义方面的定义。但这两个概念把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为社会大众，显然扩大了其狭义的范围。?

三、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需要澄清的几个基本问题?

我们认为，合理的界定行政文化概念必须弄清它与文化、政治文化的关系，搞清楚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准确定位，从而才能得出比较科学合理的定义。?

（一）行政文化概念的理论前提。?

1、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必须找准“行政”与“文化”的契合点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是国家行政机关为了实现国家目标而依法管理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执行性活动。而文化作为一种深藏于心的精神积淀，是人的一切目的的心理动力，是推动行政过程有序进行的精神动力。可以说，将文化引入行政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是，将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将文化引入行政的领域是为了行政学领域开拓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要知道,行政文化首先是公共行政研究的一个领域或者是研究公共行政的一个视角。对行政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揭示社会文化对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的影响以及如何发挥影响作用的。所以绝对不能文化全能论的倾向，行政文化也不是万能的工具。

?

关于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主要是人们界定的角度不同。对于文化这样一个内容丰富、复杂的概念来讲，只能用哲学抽象的方法给文化确定一个大致的范围，一般包括三种文化观：广义文化观、中义文化观和狭义文化观。广义文化观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义文化观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狭义文化观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的观念形态。为了便于对行政文化下定义，不使概念过于宽泛,我们从狭义文化观的角度对进行分析。因此，分析行政文化的概念我们也主张狭义的角度。?

2、合理界定行政文化必须理顺其与政治文化概念的关系行政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政治主导行政,行政反作用于政治,与行政活动有关的行政文化以及与政治活动有关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政治文化主导行政文化,政治文化的改变必将带动行政文化的改变,行政文化是政治文化中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政治文化引导着行政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这一意义上说，其概念的内涵必须与政治文化概念相吻合。?

二战后，随着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兴起，政治文化研究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大批民族国家的建立，西方国家极力向新兴民族国家输出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但西方模式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推广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有的甚至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危机。于是，部分学者将研究眼光深入到制度背后的文化因素，研究文化与制度的互动关系，指出一定的制度必须建立在相应的文化基础之上，必须不断培育相应的社会文化氛围，并提出了“政治文化”这一崭新的概念，开启了比较政治学新的研究领域。其中，以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体系最具权威性，他给政治文化下的定义也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7］?。”我们认为,政治文化从狭义角度即从观念形态来界定可理解为人们在长期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中所形成和发展的,对政治活动、政治关系、政治形式及自身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角色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那么作为和政治文化如出一辙的行政文化也应该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从观念形态、心理倾向等精神意识的角度去把握行政文化概念。?

（二）行政文化内容的合理界定。?

1、行政文化主体的确定。对于行政文化的主体，我比较认同台湾学者张金鉴的看法，把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为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有的学者从生态学的角度认为，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员和人民大众相互认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所以行政文化的主体既包括政府人员，也包括行政系统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此，我们认为应该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行政文化的概念，是在行政人员之间的相互活动之间即行政过程中形成的，而这一系统外的人民大众是被影响者，他们虽然也参与了行政活动，但最终是通过行政人员来界入行政过程的，所以从根本上说不属于行政文化的主体。?

2、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行政文化是从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和研究社会公共行政管理工作,从文化深层次来探讨行政管理高效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规律性，从文化底蕴角度来研究如何全面提高国家公务员整体素质的一种思想道德文化体系，一种精神文化的复合体，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

首先，从文化的角度把握行政文化的本质。行政文化是文化的下位概念，是社会文化中行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形式，它与社会行政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政治文化是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特殊方面，是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特殊文化，是人们参与政治活动所形成的文化。行政文化是政府在行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它包括行政人员对行政系统的态度、感情、信仰、价值等。所以把握行政文化，要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既要把握行政中的文化，又要看到行政文化中的行政，从文化的角度看行政，把握行政中的文化，这才是行政文化的本质。?

其次，要充分认识行政文化的特征。行政文化同文化一样，是人的后天实践的产物，是通过学习、传递而被社会成员接受掌握。具体来说，行政文化有三个特征：①时代性。行政文化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另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总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②继承性。任何行政文化都或多或少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且相互渗透。新的行政文化总是在批判和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③模式性。行政文化是客观行政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累和积淀，表现出模式性的特征。具体反映在因为历史背景、地理环境、民族性格、生活习惯及价值观念的不同，各国行政系统所反映和表现出来的文化意识和特色，即不同的国家存在着不同的行政文化模式。?

一个概念在正确反映对对象本质的同时，也要反映具有这些本质属性的对象，即概念的外延。行政文化的外延包括行政价值，行政态度，行政道德，行政思想以及行政习俗。?

行政价值是行政文化核心的价值观。行政价值观是价值观在行政领域内的具体化，是行政主体对行政活动及其目标、结果的稳定的心理取向、评价标准和行为定势，实质是行政主体需要和利益的内化。行政价值观是人的行为的内在驱动力，是一定社会行政管理的整体化、意志化、个体化的群体意识，从根本上决定了行政活动的走向。?

行政态度、行政道德、行政思想是行政文化外延的骨架。行政态度是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评价和行为倾向，突出表现为行政情感，即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的直观评价和内心体验，如好恶、爱憎等。行政道德是存在于人们内心并以一定的善恶标准调整行政关系、指导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行政思想是对行政活动的一种高级的理性思维和高度抽象的精神活动。它是对行政活动的一种本质的、自觉的反映，并通过一系列的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表现出来。?

行政习俗是行政文化的行为样式和载体，是行政主体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习惯和风俗。?

四、结论?

基于以上对行政文化的分析，我们认为应该这样定义行政文化：所谓行政文化是指行政人员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对行政体系行政活动的态度、情感、信仰、价值观等观念，以及行政人员中行政实践中所遵循的行政原则、行政传统和行政习惯等。作为行政管理深层次的软件因素，行政文化综合反映了政府管理的进步状，是行政管理之魂。?

参考文献?

1．胡格韦尔特.发展社会学［m］.四川人民出版社,138?

2．张金鉴.行政学新论［m］.台北：三民书局，1982.292?

3．夏书章.行政管理学［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4．郭济主.行政哲学导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5．吕元礼.行政文化概念浅析［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