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发展史篇1

关键词：史学理论；“问题史学”；国际长安学

中图分类号：K0；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5）03-0131-13

一、问题提出与“问题史学”内涵

国际长安学是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学术问题。从古老方面而言，作为逾越千年曾以周秦汉隋唐为突出代表的十三朝古都――长安具有极其深沉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悠远而发达的人文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同时，伴随着“丝绸之路”等对外交往途径的不断开通，长安又作为中国历史上强盛时期的代表性符号，声名远播四方，产生了悠久而深远的国际影响。言其为崭新，意在表达这样一个现实的发展观念：即国际长安学所面临的是如何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如何发挥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引领作用这样一个重要而现实的国际化发展课题。显然，国际长安学是在现代西安国际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史学研究课题，是从当代的社会现实出发对历史做出的回顾与反思，它突出体现了回顾过去和关怀现代的历史双重属性。因此，从国际长安学这一视域出发探究长安历史的古今，必然会产生大量有益于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研究新成果，从而充分发挥国际长安学研究的重要作用。毫无疑问，国际长安学概念的推出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由教育部和陕西省大力支持、并由陕西师范大学重点建设的协同创新中心――国际长安学研究院，无疑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感和时代感的研究课题，国际长安学必然蕴涵着极为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呼唤着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探究。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国际长安学研究所依据的基本理论是什么？即这一重要的学术问题得以存在的历史逻辑是什么？其价值和发展前景如何？只有对国际长安学理论的深入探讨才能有益于加深人们对这一学术领域的认知，有助于推动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顺利开展。基于此种思考，本文拟用“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为方法论，以古长安的历史进程为客观依据，以西安国际化大都市为现实发展目标，从历史、现实和逻辑三个维度来探讨国际长安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国际长安学自身所蕴涵的重要而丰富的历史理论。

众所周知，“问题史学”是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这一学术流派产生的历史背景乃在于对盛行于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反思，而年鉴学派则是这一理论成果的集大成者。简言之，实证主义史学的基本方法论，用西方近代史学之父、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vonRanke）的话来说就是“据事直书”，或者“让历史开口说话”的传统观念，它所包含的史学思想就是强调研究者和所研究的历史之间不存在依存关系。史学研究的目的是探求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并且自信历史学家通过这种实证研究就可以达到对历史的客观性和历史真理的完全揭示。然而年鉴派一经产生，就明确表达了它与实证主义史学相对立的史学观念：它强调历史研究应以解决人们的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将历史研究同现实中人们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以此突出史学研究的社会效用，它坚决反对把史料研究当作历史学研究的全部的学术倾向。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高夫（JacquesLeGoff）则明确提出“问题历史”（history-as-problem，即“作为问题的历史学”）的口号，用来代替实证主义的“事件的历史”（即以事件为基础的历史学），并使之成为年鉴学派的突出特征。对于“问题历史”的要义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传统历史学并不是不研究问题，只不过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朱本源先生所指出的：“它是从史料中发现问题，并通过史料解决问题，所以它的口号是‘没有史料就没有史学’。但年鉴派所说的‘问题’是现实的问题，即从现实问题出发研究历史，当然也不能不通过史料，否则就不能成其为历史；但是还必须超出史料，否则历史不能成为科学”。又如，德国19世纪的著名历史理论家德罗伊森（J.G.Droysen）说过：“历史研究工作的起点是历史问题的提出”。显然，两者所谓的“问题”内涵和旨趣还是有明显的时代区别的。

年鉴学派一经产生，很快就因其新颖的观点和面向现实的学术研究旨趣而获得了学界的高度重视，不但对西方的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且成为世界史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流派。因此，用年鉴学派“问题史学”理论来剖析国际长安学，自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并能加深对国际长安学的理解，从中获得学术启示。

二、国际长安学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史学逻辑

国际长安学这一崭新的学术概念蕴涵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观念，是长安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历史与现代崭新而发达的史学新观念交相辉映的重要学术成果。因此，探讨国际长安学产生的深厚历史根源和其中所包含的历史观念，对于我们加深对国际长安学本身的理解，并顺利开展国际长安学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长安学研究的历史基础

古长安独特而丰富的历史发展内容奠定了国际长安学研究的坚实基础。古长安曾长期是中国历史的政治中心，有十三朝古都之美誉，特别是其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王朝周、秦、汉、隋、唐的首都，对中外历史都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一个突出特征和结果，即首都长安城或长安地区一直是这些重要王朝对外交往的中心和窗口，甚至作为这些王朝的代称而流存于中外史册，从而使得长安又具有极其突出的国际性，并对以后长安的历史发展也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长安学的国际性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长安的历史与中国辉煌的古代历史融合在一起，是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源头之所在，其本身具有丰富而先进的历史内容。

众所周知，当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尚处于蒙昧时代之时，中国则从夏开始，进入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行列，经商、周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极具中华文明特色的“三代”之治。在孔子看来，“三代”文明虽各有个性化的内容，但其共性则是“直道而行”。在“三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周对中国文明做出了独特贡献。它在继承夏商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三代”文明的共性高度提炼出来，使其上升为一种哲学观念。这一观念在《周易》中得到了充分表达：“与时偕行”（《周易・乾》），即与大自然本性相一致而不停地前行，这是周人的基本思维方法；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则是周易的核心观念。这一核心观念实际上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它强调君子应在持久不息的变动中将重心置于自身的基础上，发挥不竭的创造力，自强不息；另一方面则倡导君子应效法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增厚美德，容载万物。因此，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探索、实践、倡导永不停息的创造性，但又开放、包容万物。这一理念通过《周易》被固化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基因。

在中国古代文明和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作为西周文明的核心地带――沣、镐二京，即后来的长安地区，是中国周朝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对周朝和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在西周文化中，“周公制礼”则功绩更为突出。关于周“礼”，根据朱本源先生的研究成果，就是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政治家对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总体性设计和实践。他认为，“礼在三代是一个外延很大的概念，不仅指各种社会组织的准则，而且指社会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政治的、司法的、道德的、宗教的、教育的，等等）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念。”从中国文明史来看，周公制礼的意义不仅在于确定了周的各项制度性文化内容，而且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化在其早期阶段的某种内在结构和基本发展倾向，成为中国文化的原点之所在，并对其后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然，在这一进程中，长安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也开始确立。

其后在东周出现的“百家争鸣”则是在当时社会剧烈变动的背景下，以周礼的思想为基础而对社会发展方向和内容的一次学术大辩论，其中由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以及老子创立的道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并向世界各地广泛传播，成为国际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孔子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就表达了他对周文化的崇尚和敬仰之情，也表明他的思想与周文化之间存在的深刻的承继关联。直到今天，孔子和老子的文化观念仍对世界发挥着重要影响。被称为是世界“轴心时代”重要的文化内容。

对于长安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周之后将先秦学者的思想观念不断付诸于历史实践，由此对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制度性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先秦与秦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先秦时代，孔子孟子一辈圣贤，都已将人生理想讲得很高深，以后实在很难再超出。问题只在如何去求实现。汉唐的成绩，在能依着先秦人理想，逐渐做去，把那些理想逐步表现出来。那实在也是了不得。”钱穆先生还认为，“中国文化在秦、汉时代已完成其第一基础，即政治社会方面一切人事制度之基础。在隋唐时代则更进而完成其第二基础，即文学艺术方面一切人文创造的基础……政治、社会一切制度譬如一大家宅或大园林，文学、艺术是此房屋中之家具陈设，园林里的花木布置。中国人的家屋与园林已在秦、汉时代盖造齐全，隋、唐时代再在此家屋里廛究陈设，再在此园里布置花草。”显然，在他看来，周、秦、汉、隋、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中国文化和制度的发展史上有着明确而密切的承继关系和发展关系。

因此，古长安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在古代早期，所代表的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先进文化。这种文化的突出特征在于，它不但是一种内涵丰富的重要理论和思想体系，更重要的它是将当时先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想落实为社会制度。中国古都学会会长萧正洪教授在论述古都内部空间所包含的内容时，认为“政治制度”才是古都内部空间的真正占有者，对于古都长安学而言，他更强调了制度性文化在其中所具有的核心地位和对历史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因此，在历史上以制度性为其主要特色的长安学不但对中国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也使长安学具有极其明显的国际性特征。

其二，从中外古代交流史来看，长安的国际化特点也很突出。其作为中国多个重要王朝的首都而广受关注，声名远播，是周边世界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其影响辐射世界。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并引领中国和周边世界的文化发展潮流，显示出突出的国际性。其作为典型的国际化大都市，尤其在汉唐时期表现得特别突出。

学界一般认为，尽管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历史悠久，但真正广泛而深入的文化交流还是从西汉开始的，并由此出现中外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汉帝国幅员辽阔，中华文化已渐成熟。在这一时代，中华文化以其突出的先进性为基础，展开其自信的雄姿，从东、南、西三个方面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层次、多方位的广泛交流。其中张骞出使西域、“凿空”欧亚、“丝绸之路”的陆路大通道正式开辟，并成为中外、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通道，这些都是中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丝绸之路”以长安为出发点，横贯亚洲，进而连接欧洲，西汉借助“丝绸之路”播撒自己文明的辉煌于广袤的地域，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人的地理概念，而且大大加深了中外文化交流。与此相适应，长安也初步确立了其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的显要历史地位，形成了“西有罗马，东有长安”的东西方世界交流的辉煌历史。这一重要的交流成果对以后的中外交流和长安国际化历史的深入发展，以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中的特殊历史地位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之后，中华文化经过南北朝较长时期的文化融合、积淀，再经过时间虽短但却具有重要意义隋朝的铺垫之后，到唐代达到了一个昌盛兴隆的新阶段。唐朝在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都显示了勃勃生机，被现代西方学人称之为当时世界最伟大的帝国。正是在这一时期，长安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世界性大都市和中外文化交汇、融合的中心，人文荟萃于其中，声名远播于四域。据记载，当时与唐朝有过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三百多个，长期保持友好往来的则有七十余。众多国家的外交使团频频出入长安，呈现出诗人王维所描绘的“万国衣冠拜冕旒”（《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的盛世达观。从经济发展的层面来讲，首都长安等大城市里“胡商”云集，与各国的商贸往来十分繁盛。从文化和制度角度而言，成千的外国留学生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和濡染，并在唐朝的最高学府――长安的国子监，对中国的典籍和学术进行专业学习和研究。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最强盛、最发达的时代之一，其政治制度被周边国家参考甚至模仿，形成了以中国本土为核心，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及越南北部在内的“中华文化圈”――这些国家和地区都重视使用汉字、吸纳儒学、传播中国佛教、效法中国政治制度、积极应用中国科学技术等等。

其三，古代长安文化的国际性要义不仅表现在长安文化的先进性和国际性，更重要的在于它还具有突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品格。诚如上述，不论是大汉或者盛唐，一方面，以长安为突出代表的这些中国早期强盛王朝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不仅塑造了东亚文化全貌，也影响着当时世界其他文化，表现了中华文明和文化的先进性、普世性，为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共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突出贡献，这早已为世所公认。除此之外还应看到，中华文化传播的另一方面，即它同时又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不断从世界的视野来调整、拓展自身，在交流中汲取世界各民族的优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使其保持生动的活力和持久的生命力。对此，中外学界众口一词，比如崔瑞德就认为，通过丝绸之路，“许多中国的思想和技术传向西方，但在隋朝和初唐时期，中国却更多地从西方传人思想和文化”。佳话众多，不胜枚举。

正因为如此，以汉唐为突出代表的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明显的双向交融的文化传播过程。正是这一双向交流，不但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自身的内容，使中华文化更为丰富多彩，而且还使得中华文化获得了保持生命力旺盛不竭的发展动力，从而能够不断深入地发展。对此，在费正清认为，在唐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达到20世纪之前的最高峰”，其原因就在于唐所具有的“文化宽容的精神”。

显然，早期中外交流在本质上是中国文化作为世界先进文化传播其价值与吸纳异质优秀文化因素而不断双向互动的统一过程。这一双向交流方式和进程不但彰显了以汉唐为代表的中华早期文化的突出成就，而且成为中华文化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此特别强调的是，这一多姿多彩的文化交流本身不仅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断走向世界的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而且构成了长安国际化的丰富历史内容。对其历史内容和重要意义的深入探讨，正是国际长安学学术课题中的重要研究内容。

（二）国际长安学产生的现实契机

国际长安学不仅是一个随着学术深入发展而产生的重要问题，而且是基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而产生的一个具有深沉历史感的现实问题。这一问题的现实性是基于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因而这一课题不仅具有确定的历史核心内容，而且还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其一，现代西安的国际化发展目标是基于古长安国际化的历史遗产、传统和发展趋向而催生的合理要求。古长安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一直是现代西安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长安的历史命运与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也大体相似，有强盛也有衰落时期，但其发展的历史线索并没有断绝，有着明显而真实的文化传承脉络，它一直保存着古城的风貌和神韵，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物质及精神文化遗产。现在西安仍大量保存着古代长安的各种历史遗迹，并因此享有“古城西安”的美誉，这些既是长安人的一种历史记忆，也是与中国有历史交往国家的一种深刻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已成为现代中国与这些国家进行政治、文化和经济交往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纽带。从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文化断层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屡见不鲜的现象。所谓断层就是与其自身丰富的文化历史传统绝缘，重新开始文化或文明的创造，如两河的苏美尔文明、古印度的哈拉巴文明和古希腊的爱琴文明等。但长安的文化特征及其传统极其顽强地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继承和发扬，成为古今畅通的精神文化桥梁，这是我们进行国际长安学这一问题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历史基础。

其二，国际长安学受当代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和整体发展的战略现实需求的驱动而产生的古典学术课题。借改革开放的东风，西安在东联西通、重振古城雄风方面大放异彩，取得了突出的区位性优势。但如何在国家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在西部大开发和在构建亚欧大通道的国家大战略前提下，进一步彰显西安在新世纪的国际关系中所应凸显的重要地位，以更好地发挥西安在中国走向世界中的独特作用，这无疑是现代西安深化改革、走向世界所面对的时代课题。而深刻总结中国古代周秦汉唐的国际化经验与教训，从而为国家西进发展新战略和西安国际化的实现提供借鉴，这是国际长安学学术价值的根本之所在，也是其得以产生的最为深厚的社会现实基础。显然国际长安学问题的提出，一方面是建立在对当代中国发展战略与长安的历史与文化深刻了解、认知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则彰显了经史以致用的中国历史传统。

其三，进行国际长安学研究是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战略本身的迫切需要。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为古城西安焕发青春提供了契机。在失去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后，古长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版图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如何以国际化的古长安为蓝本，有机地整合已经分化为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特别是将古长安地域的西安、咸阳两个重要城市有机地统一起来，在恢复长安国际化大都市系统化格局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西咸走向国际化大都市的条件、途径，以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格局，特别是承担起西安面向世界发展的重要历史使命。这种内在需求和趋向必然促使人们自觉地从昔日长安的国际化中寻求其所建立的适应国际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政策等内容，从而为当前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理论的指导。

显然，国际长安学和现代西安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需求有着深刻的历史关联。发挥古城西安传统的国际化历史优势，并将这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转化、提升为现代西安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强劲动力，是国际长安学得以产生的最为直接的社会推动力。

（三）国际长安学产生的历史逻辑

国际化视野和中西史学观念相互交融所产生的“问题意识”是国际长安学产生的历史逻辑。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在此视野下对中国史学观念的不断反思，促进了中国史学观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同“问题史学”产生更为紧密的联系，这是国际长安学得以产生的理论前提，同时也是这一前提所产生的重要成果。

其一，国际长安学是国际化学术视野所结出的硕果。改革开放后，中国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学者的历史观念、内容、视域越来越丰富、深刻和广阔，其成果必然汇集在中国国际化视野的建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观念的更新这一大的思想发展背景下。正是在与国际化紧密联系的新史学观念的推动下，历史学人立足于现实西安发展的基础之上，既从国家和世界的广阔背景中对昔日国际化的长安历史不断反思，又从昔日长安国际化的历史进程中揭示其与现代西安国际大都市具体发展目标之间的深刻内在关系。其结果，借助现代的历史观念，国际化的长安历史与现代的西安国际化的发展前景之间不但通过时间的河流建立起不可分离的学术关系，而且成为历史学人必须加以面对具有现实感的重要历史问题。正是通过古今中西的不断交融汇通，具有浓厚古典特性的国际长安学重要研究课题终于应运而生。由此来看，国际长安学的基本内涵及其任务就是，在国际化观念的指导下，以古长安所包含的深刻历史内容为立足点，深入探讨古长安同周边各国及其世界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并从这种关联互动中总结古长安发展的得与失，从而为现代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国际化视野既是国际长安学产生的理论新视角，也是这一理论所得出的重要学术成果。

其二，国际长安学是从“问题史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史学加以理论反思的产物。“年鉴学派”是从西方史学的发展逻辑出发，用历史的思维与方法积极寻求解决现实问题，并从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答案或启示。“问题史学”明显地反映了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及其趋势。从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经史以致用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国史学的突出特征。如果和西方史学相比较，我们有传统的学术优势，但从现代史学理论的层面对我国的史学传统进行反思，取精用弘，与时俱进，也是我国史学界一直在进行的重要工作之一。依此观点来看，国际长安学体现了在继承中国优秀的史学传统的同时，又基于现实的社会需要而感发的“问题史学”特点。可以说国际长安学是现代中西史学汇通合璧的产物。

其三，国际长安学是对现代史学观念探讨的成果。以“问题史学”为重要内容的现代史学观念，其突出特点是倡导从现在的历史运动中去探寻历史问题。雅克・勒高夫认为，“它比任何时候都重视从现在出发来探讨历史问题，以便能在一个‘动荡不宁的社会中’生活和理解”。显然，年鉴学派提出“问题史学”的用意在于强化历史本身所具有的服务社会和改造社会的现实功能。从现代的“问题史学”观念出发，思考和展望现代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现状和前景，必然要求将极具古典意义的国际长安学和当今国际化的西安紧密联系起来，参照比较，以探讨国际长安学对现代西安国际化的作用和影响。国际长安学就是在现代史学观念指导下催生，并对现实西安国际化进程产生了强烈观照效果的学术研究领域。因此，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观念对于加深理解国际长安学的史学理念和内容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借用现代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B.Croce）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总之，国际长安学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古典内容的统一体，其产生具有客观的历史内容和合理的历史逻辑，它有清晰的学术脉络可供探索，是长安古今历史相通的结果。如果从其所具有的重要学术影响角度而言，它是一个与现实国际化西安紧密相关的值得重视的学术问题；同时，国际长安学也是一个时代问题，它深深植根于时展，具有现实迫切性。国际长安学的产生彰显了现代史学观念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具有明显的“问题史学”特性。

三、以“问题史学”为依据，构建并不断丰富国际长安学的理论体系

国际长安学是扎根在古长安丰富而厚重的历史土壤的基础上，是由“古”及“今”不断发展的历史运动的结果，它有着汉唐时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这一大背景，更有着以汉唐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明所取得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辉煌成就。同时也要看到，国际长安学虽扎根于厚重的历史土壤中，但仍是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它明显地受现代西安走向世界和建立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的强力推动，具有突出的现代史学的“问题”特色。因此，对国际长安学而言，其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建设仍将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它是保障国际长安学得以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故在此对这一问题再进行申论。

（一）准确把握历史学发展的新趋向，充分发挥“问题史学”对国际长安学研究的指导作用

历史的理论是人们对历史发展的一种深刻的认识成果，事实上，现代史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史学理论和观念对历史学研究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王国维先生精辟指出，大量新材料的出现对于推动历史研究新领域的产生和历史研究的新进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这是王国维先生对史学发展规律的深刻的总结，对现代史学研究仍具有指导意义。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现代史学发展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史学观念的更新对于史学研究所产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需要我们用新思维和具有时代性的理论和方法对已有原材料进行再研究和再反思，从中不断产出史学新成果。在这一学术发展背景下，“年鉴派”第二代大师布罗代尔就曾以“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作为他治史的座右铭。事实上，国际长安学的这一学术领域和问题的产生并不是以古代新材料的大量出现为依据，更多的是由历史观念的转型所引出的历史问题，并由这一历史问题所催生的学术研究结果，而这一学术成果的产生在充分体现历史思维和理论对史学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指导作用的同时，也必将有力地推动长安古今国际化的研究，因此，切实重视“问题史学”的研究和运用是将国际长安学研究不断引向深入的重要条件。

从西方史学史来看，“问题史学”是经过漫长的发展进程而在现代产生的学术成果。这一成果进一步拓宽了历史研究的空间，深化了历史研究的纵向维度，强化了历史的社会效用和功能，也彰显了历史所具有深沉而厚重的现实人文关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问题史学”首先是历史学在深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合乎历史逻辑和思维逻辑的理论和方法，真实地反映了时代对历史的迫切要求。也就是说，通过这一理论和方法，可以更为有效地发挥历史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这一理论已超越了西方传统历史观念的局限，也标志着它与中国史学研究的宗旨殊途同归，相互汇通，因而对于推动现代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对于国际长安学的研究而言也是如此；其次，“问题史学”这种具有现实目的性的历史研究“范型”不应该也没有成为历史学发展的障碍，相反，它为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和新途径。“问题史学”的出现从另一侧面再次揭示了历史学所以出现及深入发展的根本性缘由之所在，即历史学是从人们的需要产生，为解决人们的需求产生并逐渐深入发展其效用的一个重要的人文研究领域。因此，“问题史学”的学术研究方法和目标为我们提供了展示现代历史研究的优势和发挥其时代作用的场所；再次，“问题史学”的历史研究“范型”绝不意味着对历史研究能力和水平要求的降低，也绝不意味着通过浅尝辄止的方式就能得到成果。从学术史来看，“问题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汲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上，对实证主义史学进行的批判改造，它处于史学研究的学术前沿。这主要表现在：它是努力将历史进程和历史的理论相联系的硕果，是竭力将历史的求真和历史的效用二者有机统一的产物，是将坚实的史学功底和对现实社会的深刻的洞察力相结合的成果。由此来看，“问题史学”其实是向历史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学术要求，它与国际长安学有着深刻的理论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长安学是这一理论的直接成果。因此，我们必须对“问题史学”予以充分重视。

显然，在“问题史学”视域下，进行国际长安学的研究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这也正是国际长安学所应该直面的问题，也是其研究的核心内容，它既是国际长安学研究之意义所在，也是现代史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社会历史责任，更是国际长安学所蕴含的创新精神的具体表现。所以，我们必须脚踏实地，与时俱进，全力争取以达到这一崇高的学术境界。

其一，将“问题史学”的理论指导与具体的历史研究相结合，从而不断探索和丰富国际长安学的理论方法体系。对国际长安学自身理论架构这一问题的探讨，可以通过两条途径进行：一方面在国际化这一历史背景下，着力对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所面对的重要现实问题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以体现国际长安学自身具有的理论指导优势；另一方面从古都长安国际化的客观发展进程出发，有意识地使自己的历史认识，从经验或教训的层面不断升华到理论自觉的层面，以探求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国际长安学的内容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对其内容和规律的探讨“取决于以古都为核心的某种环境影响或社会文化体系自身的外延。换言之，拓展的程度不取决于我们研究的主观意图，而是研究自身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只有经过不断反复的史论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历史认知过程，才可能真正把握国际长安学的内容、特征和其所不同于其他研究领域的学术边疆之所在，进而为其提供科学可靠的基础理论和实践的方法论，从根本上为国际长安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依据。

因此，国际长安学的必由之路是将理论指导和具体历史研究一方面统一于以周秦汉隋唐的古典历史的研究中，另一方面则统一于当代西安建立国际化大都市蓝图的历史实践中，并在这一古今相通但又不同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国际长安学客观的古典性特质和对现实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力。显然，这一趋向不仅是“问题史学”的要求，也是国际长安学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

其二，揭示宏大主题与其内部具体纷杂的历史专题之间的真实而深刻的联系，不断充实和深化国际长安学研究的理论和内容。具体而言，在这一进程中要注意克服在运用“问题史学”观念指导研究中容易出现、事实上也屡屡出现的弊端。这主要表现为受宏大主题的吸引，醉心于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理念架构，只是偏爱对宏大的问题用理论架构或猜想代替实证的具体研究，从而忽视对宏大问题内部具体而复杂的问题进行细致和深入的学术探讨，缺乏对现实问题进行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深度探索，最终研究成果大都停留在重大问题的表面，没有体现出历史学求真务实的学术特点。显然，从研究的方法来看，这一弊端是将问题的发现和研究两者混为一谈，其本质则源于对“问题史学”的不正确理解。

其三，正确而深刻地揭示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的内在关联，既是国际长安学理论建设中的关键问题，也是其难点问题之所在，它关系到国际长安学能否深入发展。因为当代的问题与历史的问题两者有一个明显的时间距离，如何从理论上论证两者的内在关联，这是史学界，特别是西方史学界长期存在的理论难题。年鉴派的进步就在于它强调了古今在传统对立的思想基础上还具有统一的观念。如马克・布洛赫所说的：“这种真正的时间，实质上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又是不断变化的。”正是基于这种对历史所具有的对立统一属性的深刻理解，从而使年鉴派的史学观念和方法有了重大变化，它可以对年代隔离较远、地域不同的历史现象进行统一研究。以此来看，长安的国际性问题亟待发掘，呼之欲出。它既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归根结底，它是将历史的长安和现代的西安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要对其有一个较为深入的认识，就必须在正确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指导下，将国际长安学的现实问题同历史探讨结合起来，将宏大问题和具体有效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可以做出具有特色的成果，并形成国际长安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充分体现并揭示古今联系的历史性，并在这一历史性中体现其现实意义。

（二）以“问题史学”为依据，重视现代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发展中重大问题的研究

“问题史学”侧重对社会影响较大、人们较为关切的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进行研究，所强调的是将个人兴趣与社会关切结合起来，突出了历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责任感，更有利于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效用。

发现问题需要坚实的学术专业修养、高尚的学术操守和社会责任感，而这些要求对于任何一个历史学者而言，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有可能达到。从史学史来看，上述观念其实是从更为深刻的纵向发展的现代历史观念和更为宽阔的社会历史的横断面向历史学者提出更高的学术研究标准。从这里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史学的新进展，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进展对历史学人提出的要求和挑战。在这一严峻的挑战面前，我们只能积极面对。

那么，什么是具有时代性的问题呢？马克思对此问题的论述，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指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一个问题只要它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就能得到答案。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因此，每个历史时期的谜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反映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显然，从马克思的思路出发，历史研究所要发现的问题，首先应该是现实中的真问题，而不是无病的假问题，其次是大众所关注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的雅好或其他，再次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对它的探讨有助于社会发展的进步。

如果将这一思路运用于国际长安学研究的话，其发现问题的途径和所要研究的问题应该是这样的：史学研究应当紧紧与国际长安学发展的内在规定性结合起来。应当紧密地同西安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现实追求结合起来，从历史的角度，用历史的方法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这应该是我们在选题时所应遵循的行动指南。

国际长安学应该采取的方法是从国际性视域出发，从人们所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出发，去发现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并将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以寻求具有深度的历史解释，但切入点一定要小，而且要从不同角度反复切入。只有通过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才能真正揭示宏大主题内部所存在的真实而深刻的具体联系，以体现历史研究的自身优势。用马克・布洛赫的话来讲就是，“从原则上讲，分析对于概括综合来说，只有当分析以综合为目的，并注意为综合服务的时候，才会是有用的。”

“问题史学”对国际长安学研究的引领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不断加深和拓宽国际长安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其二要使古长安的国际化和现在西安的国际化二者之间建立紧密的学术关联，以目前西安国际化建设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为切入点，探讨昔日长安国际化的历史实践，以其研究成果来指导现代西安国际化进程的发展，并在这一新的发展进程中进一步探索其发展的新目标和新途径。

比如，现代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建立必然需要大量的具有刚性的制度性措施作为保障，也需要大量的针对具体问题的短期的政策作为补充。那么，建立国际化大都市需要哪些制度和政策？如何制订和实施这些制度和政策，这是建立国际化大都市所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现实问题。回答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从古长安的国际化进程中获得经验和教训。这当然是国际长安学所要大力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再比如，国际长安学的研究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和成果最集中的体现在于它对于我们清楚地把握古都长安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在古长安大地上所进行的具有未来发展战略构想的新的城市化建设模式――国际化“大长安”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

简言之，国际长安学首先是长安国际化的产物。昔日长安经过长期的国际化建设形成了系统的国际化长安发展的综合格局和丰富内容，从而有效地提供并保障了诸如以汉唐为突出代表的长安国际化功能和地位。现代西安国际化进程虽然不能复制昔日国际化长安的模式，但是可以借鉴它。因此，以国际长安学研究的成果为依据，以现实的国际化发展需求为指针，古今融通；在学习我国北京、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基础上，汲取西方现代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经验教训，中西合璧。

（三）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将国际长安学的理论有机地统一于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进程中

马克・布洛赫曾指出：“历史是一门有关过去的科学，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很不恰当。”因为如果将历史研究局限在过去这一狭小范围的话，并不能适应社会历史发展对历史学的客观需要，也不能适应历史学本身深入发展的需求。因此，他“建议将历史学的范围延伸到当代，但这并不是为了给自己的专业争地盘……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范围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从现在史学发展的成果来看，史学与现实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史学指导现实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史学发展的趋向来看，历史学所面对的不仅仅是过去，也不仅仅是现在，而且也要面向未来，因为只有将未来纳入历史的视域之中，我们才可能对古代的历史和现代的历史看得更为清楚，并在古代和现代的发展进程中更为清晰地了解未来历史发展的趋向。勒高夫认为，“无论从个人还是集体的角度来看，都很有必要在过去、现在的基础上再加上第三个维度：未来”。当然，如何将未来纳入历史研究的视域中，还存在着许多争论，但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即在这一过程中，历史的理论研究在其中必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

历史的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是要发现历史理论的内在结构，另一方面则是要与社会历史发展建立真正的内在联系，以便于发挥对现实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实践关系。这一辩证实践关系的核心是在史学理论的指导下，史论结合，不断地深入现实的历史运动中，以探讨古代、现代、未来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如此反复，使历史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正如恩斯特・卡西尔（ErnstCassirer）所说：“历史意识也是‘对立面的统一’，它把时间的相反两端连接起来，从而使我们感受到人类文化的统一性。”总之，历史的研究就是由古及今，再向未来的一个辩证认识的过程。

在构建国际长安学的理论时，应将古长安同不断变化的现代西安和未来发展的趋向联系起来，将这一过程作为一个有明显差别但又有紧密内在联系的整体，并将其作为国际长安学的客观对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国际长安学本身的特点、内涵、理论方法、作用和影响有一个不断全面、深入的了解。其实，“问题史学”对于国际长安学的理论建构而言，意义也在于此。

研究国际长安学的重要现实意义就在于，它与人们所关切的突出的现代问题和发展紧密相关，其本身是一种不断地从古到今、再对未来加以展望的运动过程。这并非只是主观构想的产物，它是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国际长安学的历史理论与西安现代化的历史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历史的矛盾运动和社会历史实践辩证相结合的产物。

在朱本源先生看来，史学思维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其所处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反映。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历史思想。比如，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凭据的是经过长期生产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与之相应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就是面向过去，按祖宗成法办事，这就形成了众所周知的“借鉴史学”，或叫做“垂训史学”。如《诗经・大雅》的哲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战国策・赵策》所谓“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的箴言就是典型例证。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主修《资治通鉴》时，其所彰显的治史宗旨仍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行失”，“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对此，西方历史思想发展也相类似。现今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时代，能够体现这一崭新时代的历史思维方式应该是什么呢？对此朱本源先生精辟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生产和生活上的事瞬息万变，从现实出发制定的政策在实行上往往落后于发展变化了的现实，所以思维方式必须面向未来”。因此，朱本源先生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是：从现在社会本身包含的自我扬弃，来展望历史发展的未来进程。这正是今天的信息时代所要求的历史思维。”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国际长安学的研究领域不仅是一个传统性历史研究课题，也是现代史学研究中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它是同“大长安”的构建相关联。国际长安学的研究一定要从现代的真实问题出发，立足于信息社会这一坚实的社会基础，面向未来，这是国际长安学发挥其历史效用的一个基本趋向。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说的：“历史学最终要阐明的论题是人类的意识，对历史学来说，人类意识的内在联系，人类意识的错综复杂，人类意识的影响，正是现实本身。”国际长安学的理论一方面要反映以古都长安为核心的中国早期国际化历史发展的突出成就，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探讨现代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途径――西咸一体化和西咸一体发展的趋向――“大长安”的构建提供历史借鉴。这正是本文宗旨之所在，当然也是国际长安学研究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之所在。

四、结语

总之，从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观念出发来探讨国际长安学这一重要的学术研究问题，就会发现，国际长安学的内容要深深植根于客观的长安历史之中，它在包含极其丰富而重要的古典史学内容的同时，又要表现出浓郁而昂扬的历史气息和具有时代感的问题意识。

毫无疑问，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不仅是国际长安学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对国际长安学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建构国际长安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准则应该是：以现代史学的理论为依据，从现代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现实问题出发，以周秦汉唐为核心的长安国际化历史为根基，面向未来，这是国际长安学所应坚持的基本的史学认识方法。

因此，深刻揭示国际长安学的理论及其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将这种联系同正在进行的西咸一体化和“大长安”的构想和建设结合起来，将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以真正使理论与历史进程二者之间形成深度融通，使国际长安学的理论真正同古今长安国际化的历史进程辩证地结合起来，以发挥国际长安学这一古典学的现实功效。换言之，只有将理论与历史有机统一起来前提下，在充分发挥国际长安学的理论和实践双重功效的基础上，以积极推进西咸一体化和大长安的整体改革开放、面向世界的宏大发展进程为发展目标，国际长安学的研究才可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学术意义，并产生深厚而广泛的社会历史意义。

地理学发展史篇2

党的十七大全面深刻地阐明了科学发展观,目前,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已经全面展开。县委作了全面安排和动员,派出了督导组.到县史志办指导工作的是县委副调研员*,县广电局党委书记*,让我们的热情的掌声欢迎督查组进入县史志办指导工作!

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明白什么是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就是四句话.

第一句话: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是什么样的发展呢?是中国特色的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是又好又快的发展。

第二句话: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

第三句话: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各项事业要总体布局,全面推进。要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第四句话:科学发展观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要正确认识和完善处理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关系,掌握统筹兼顾的科学思想方法。

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

学习的关键是要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增强党员干部在具体工作中的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最重大的问题,是解放思想,转变不符合、不适应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创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思路,创新发展举措,创新工作方法,创新体制机制。

三、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着力解决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问题、作风问题、方法问题、体制机制问题。

史志办要解决什么问题?

(一)思想观念的问题。

1、要解决“与发展无关,与稳定无关”的旧思想旧观念,树立“紧跟中心,服务大局”的新思想、新理念。

2、要解决“被动应付,无所事事”的老作风、老理念,树立“主动挑战,有所作为”的新作风、新理念。

3、要解决“工资是自己的,工作是别人的”坏思想、坏理念,树立“有为才有位,有位才有味”的好思想、好理念。

(二)方式方法问题。

1、要解决“关门写史”的封闭的工作方式;树立“开门办史”的开放的工作方式。

2、要解决“唯书”和本本主义的千古不变的工作模式;树立“电子化、社会化、产业化”的步步上升的发展模式。

3、要解决“一家办史”的艰难的运作方式;建立“多家参与”的活跃的运作方式。

4、要解决个人素质的“单项实践”的能力结构;培养个人“全能实践”的能力结构.实现个人采访,拍照,编辑,电脑,筹资能力一体化。

(三)机制制度问题

1、要从孤立的党史地方志工作机制转变为“部门立项,项目招标,公司运作,专家把关,深度开发”的新工作机制,打造史志成果大县。

2、要从吃大锅饭,坐大船的待遇机制转变为创新有奖,完成任务有奖,贡献有奖的激励机制,鼓励做事,做好事,做大事,做正事。

3、要探索主编和主任一体制转变为主任和主编及执行主编分设制上来。

四、前段的实践和今后的任务

前段,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史志办已经做了不少探索和实践。

1、早在20*年8月,陈北球就党史地方志工作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进行了认真思考,写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史工作》的文章,史无前例地提出了对党史地方志工作的新认识,提出了党史地方志工作适应科学发展的新观点、新理念。即:

一是要用唯物史观评历史,坚持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的观点。

二是要以人为本写历史,强调按社会化教育的需要,适应人们对党史学习的变化,走快餐之路,走趣味之路,走电子电视之路。

三是要跳出党史抓党史。解决关门写史的问题,走入发展大局和社会中心,首次提出开办中国?*人文网的计划。

四是要用市场理念办党史。解决钱少人少的问题,是不是“市长不给钱,可以向市场要钱”,首次提出了“政府立项,项目招标,公司运作,专家把关,深度开发”的工作机制和理念,向史志工作和成果大县进军。这个文章和理念,在中央、省、市听取部门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意见时,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中央和省委部门提出了“服务中心“的理念。*县史志办按照这个新理念进行了实践。实践证明,这个理念是可行的。

2、20*年10月,在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之际,实践了《江边有个*县》的市场运作。按照新理念实践,并报县委陈书记同意。《江边有个*县》成为了目前全市最好的介绍*历史文化人文地理的书,成为诞辰110周年座谈会贵宾礼品,取得了成功。实践证明,这个理念和机制是可行的。

3、2009年3月10日,*县史志办成功开通了中国?*人文网,由县长点击开通.取名人文网的目的,是立足于党史地方志,拓展服务空间,为全县服务而不是为自己服务,这是一个理念的转换。人文网侧重于人物,以此为平台,凝聚人心,提升人气,延伸人脉,打造党史地方志界招商引资和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平台。人文网实现了史志资源数字化、社会化。目前点击率每天300人,是全县小网最高点击率之一。人文网实现了紧跟大局,服务中心的理念,及时为发展中的大事作好记载。人文网也拓展了史志市场支持空间。

4、《*县年鉴20*》改版。重点是关注中心工作。突出主攻工业,集中用彩版体现。成为全市全省最好的年鉴之一。并且在宾馆发行,让进入*县的来宾一眼就能看到*县发展状况.不段开展社会化服务。年鉴即将进村。

5、在改革开放30周年只际,组织了<改革开放30周年*县四次思想大解放>和<改革开放30周年*县巨变>的文章,帮助全县干部解放思想,进一步理解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

6.在进行文物普查之际,我们根据党史资料整理了21个重要的革命遗迹,向县委县政府提出<关于调查确认*县革命遗迹的建议>.用党史资源推进红色旅游业的发展.这也是我们探索产业化的开始.

7、*书记写出专题文章《传承文明,助推发展,把史志工作推向前进》,帮助和支持我们树立党史地方志工作的全新理念

过去以来,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有所作为,也尝到了甜头,赢得了尊重。这次深入学习实践活动,我们要做好以下事情。

(一)深入学习。

目的是真正掌握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一要按照规定的时间学习;二要按照规定要求学习;三要联系实际学习;四要学习有笔记;联系有心得;五要严格学习纪律。每次迟到的罚50元.

(二)深入实践。

1、打破旧的不科学的思想理念,破解史志工作发展瓶颈。探索、实践和进一步完善今年推行的部长负责制和主编负责制。

2、创新工作,紧跟大局,服务中心。

实现人文网站的完善,增加大事记(当今),及时记录县委、县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加快发展作的努力,年鉴要改版,增加彩版篇幅,开办建国60周年的彩版,大张旗鼓地宣传经济建设。

3、在党史县志编纂中按科学发展观来评历史,来评价一切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统一思想,教育后人。

4、服务工业发展和招商引资。

地理学发展史篇3

[关键词]科学发展现中共党史研究指导地位

科学发展观是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考察科学发展观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无疑有助于深化理解和掌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同时也有利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中共党史研究。在具体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共党史研究过程中应注意三大问题：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正确运用科学发展观、综合运用多种理论开展研究。

一、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发展及其指导地位的确立

1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与发展。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经历了一个在实践中逐步丰富和发展的过程。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十七大报告中的表述是，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的视角更全面，目标更综合。不仅涵盖了经济和生态，更突出了社会的公平、公正与和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进程，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发展观形成和发展过程。邓小平同志为促进中国发展，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同志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集中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一步解决了当代中国发展的领导力量问题。同志以科学发展观为总题目，集中地提出了“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进一步发展、完善了新的发展理论。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围绕发展这一主题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过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新发展理论的成熟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质的飞跃，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的新发展，是对马列主义的新贡献。

2科学发展观指导地位的确立。

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伟大的事业离不开伟大理论的指导。科学发展观指导地位的确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有力的思想保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就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一，科学发展观是统领、贯穿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主线，是我国在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创新型国家、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历史任务的根本指导思想，掌握了科学发展观，就把握了这些重大战略思想的根本。

第二，科学发展观是实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行动指南。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方面和领域的综合指标。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乃至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只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能够不断地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一句话，只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研究中共党史

1科学发展观视域下审察和研究中共党史的意义。

中共党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理念的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形成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在科学发展观视域下审察和研究中共党史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能够总结经验教训，科学评价和解读中共党史。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随后，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国家富强的历史任务，不断探索并取得辉煌成就。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实事求是的看到，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也出现过失误，有过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这样的深刻教训。回首建国后的中共党史，我们必然涉及到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笔者认为。要用科学发展观为衡量标准。以是否做到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否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作为研究中衡量具体事件、人物的重要参照系。同时，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做到科学发展，什么时候就取得成功、取得胜利，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也健康，从而社会就得到全面进步：什么时候背离科学发展，什么时候就要碰壁，就会出现失误。因此，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才能科学评价中共党史。

第二，对中共党史学研究内容丰富、学科发展有重大价值。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党史研究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由于各方面原因，党史研究往往局限于党内思想路线斗争、对敌斗争等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史研究获得了重大机遇，研究内容不断拓展和深化，同时形成了通史类、断代史类、地方史类等新的研究领域并取得丰硕成果。但客观地说。还是存在党史研究对象本身的广阔内容和目前研究领域相对狭小的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发展观是一条重要线索。科学发展观从人民群众、发展要求两大方面考察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并得出了中国共产党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的科学结论，充分肯定和准确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科学发展观考察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两部分的内容是人类社会结构统一体，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过去党史研究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足，对于与中共党史有关的人民群众、发展模式、发展要求的具体状况了解甚少。有鉴于此，中共党史研究应该加大对中国共产党探索、落实科学发展观历史的研究，从而拓展中共党史学研究领域和促进学科健康发展。

2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当代中共党史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科学发展观既是自觉运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考察分析中共党史的结果，同时它又为进一步

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理论指南。要运用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必须准确理解其精神实质。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指导我国发展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所构成的科学的、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只有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才能科学指导中共党史研究。在这方面，应当把握三点：一是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是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精神实质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其依据是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其核心，要求发展必须做到为人民发展，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以人为本”把当代中国的人本理念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坚持以人为本，就是把人作为发展的实践主体和根本动力，把人作为发展的终极价值和根本目的，切实做到依靠人、提高人、尊重人和为了人。二是科学发展，又好又快。科学发展，又好又快，表明党对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认识更加清楚，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思路、模式、途径的认识更加清楚，也充分体现了尊重科学、依靠科学、遵循科学的执政理念。三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思想。按四位一体布局的要求，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协调，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共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更加注重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第二，正确运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中共党史的研究。首先，一定要注意时间、条件和党的工作重心的变化等问题，切忌生搬硬套、机械僵化的运用。比如评价新中国建立前的党的历史时就不适宜用科学发展观来硬套。因为当时党的是革命党，党所担负的任务是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帝国主义和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主要形式是暴力革命，中心工作是革命，是打碎旧世界的问题。在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笔者认为，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虽然也有短时间执政的历史和局部执政的经验。但毕竟是在小范围内而且面临着各种战争敌人的威胁，当时领导的生产发展主要是为解决战争问题，是为战争和军事服务的。因此，用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研究建国后的中共党史才更为恰当和科学。其次，在分析评价各种理论观点时，一定要客观、全面。比如，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大体上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全部内容。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是。1942年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提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了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应有一定的范围。1980年9月21日，胡乔木在谈到中共党史和国史的关系时曾说：“我们应该确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生活中究竟占什么地位，应该给它明确的规定，不能给它笼统的规定。所谓笼统的规定，就是说工人阶级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什么什么。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什么的领导核心。这个话是不错的，但是是不够的。”“因为要领导，就发生几个方面的问题：究竟是怎么领导法?究竟领导到多大的范围?有一些范围确实是有必要去领导的。纯粹学术性的问题，党怎么去领导呢?何必去找这个麻烦呢?”他还说：“另外一个方面，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范围之内，不能够超出这个范围之外。……我想，我们过去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需要说得更加具体。”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种观点是有所区别的。在这种情况下评价时一定要全面、客观，切忌简单化、一刀切。其实上述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关于党史研究对象的论述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当时党史研究人员基本上都是党内同志，研究的目的在于急切总结党的历史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因此。强调要从整体观念出发研究党的历史为革命斗争服务。但是，不确定研究的范围和限度。就会使中共党史等同于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因此，既要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过程及有关的方面作为研究对象，又要重点研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决策过程和它的机制以及党自身的发展史，从而使研究有具体的氛围。

第三，综合运用各种理论开展当代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学要成为一门严肃的历史学科，其中的一个前提就是要以高水平的党史学理论为指导。肯定科学发展观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价值是以肯定唯物史观是中共党史学的指导思想为前提的。科学发展观既是运用唯物史观具体分析当代中共党史得出的重要结论，又成为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起点，这正体现了理论研究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特点。当然，坚持唯物史观为中共党史学指导思想，并不是说以之代替中共党史学的具体理论和方法，并不是把唯物史观的基本论点简单地放到丰富生动的党史材料中去沾附所需的历史材料。其实，唯物史观是一种哲学理论，它所提供的只是关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最一般规律的看法、观点，至于不同时间、空间里发生的历史状况如何科学地去认识、评价。唯物史观绝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现成的答案，我们只能借助具体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这项工作。因此，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外，中共党史研究还应该大胆吸取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的正确理论，形成中共党史研究的专门理论。比如，当今国外史学界流行的众多史学理论，诸如结构史学、即时史学、计量史学、想象史学、心态史学等五花八门的史学理论流派，都从某个角度、某个方面深化了历史研究，非常值得党史研究从中汲取营养。同时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以“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代表的系统方法都可以为中共党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赋予新的角度。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党史学要加强学科整合。注重跨学科的对话与沟通，唯有如此才能形成独特的理论。只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指导才能具体化，具有更强的指导性。

当然，具体史学理论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代替不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关于人类历史根本问题的见解是非常科学的，任何具体的史学理论都无法代替它，任何其他的史观都无法与之相比拟。唯物史观明显的优点有两方面：第一，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客观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第二，注意从人类的经济生活、经济关系中探寻历史发展的根源。这两点就使得历史真正成为一门有特殊规律、可以启发人类有效地活动的寓文化价值和应用价值为一体的科学学科。而中共党史学自然可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不断完善其学科的科学性。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行动指南，同时对研究中共党史也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在实际的党史研究工作中。我们必须准确理解并正确地加以运用科学发展观，只有这样，才能自觉使党史理论有所突破，使中共党史研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地理学发展史篇4

地图是地理学科特殊语言，也是地理学科的重要标志性语言。阅图、识图、解图能力是学习地理的重要能力，是地理教学中被首要培养的能力。

历史地图是用地图语言表现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空间状态的特殊形式。反映了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特定地理环境中的具体活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内容也可以通过历史地图的形式来反映。这样，历史地图是借助地理中最基本的地图形式，以及历史地理基本要素来表示历史内容。所以，它是跨学科综合的重要载体，也是地理课知识渗透到历史教学中的重要切入点。这主要是因为：

1历史地图是我们研究、了解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是受自然条件、生存环境等地理因素影响的。中国古代就有“左图右史”，历史地图与抽象、枯燥的文字叙述比起来，具有形象、直观的特点，正所谓“即书而求难”、“即图而求易”。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应当积极鼓励学生多运用历史地图这种形象、直观的表现工具，有助于教师阐明问题、也有助于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以求事半功倍。

2历史地图对于我们了解地理因素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揭示历史事物和历史现象的本质特征，掌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历史地图的这些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1)历史地图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掌握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海陆位置、地形气候、自然资源等地理因素对人类经济活动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可以通过历史地图反映出来。早期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往往是在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水源便利的地区，正是优越的自然条件为早期人类创造了生存、发展的客观条件，如关中平原。(2)历史地图可以反映人类政治活动与地理自然环境的联系，有利于揭示政治活动的本质特征。中国历史上分裂局面的出现，也可以从历史地图上找出某些规律和形成原因。中国古代南北分裂对峙局面基本上是沿秦岭-淮河这条地理南北分界线划分的。南方的政权，一定程度上可以利用大山大河阻挡北方强敌的进攻，如赤壁之战。南方亚热带湿热气候和复杂的地形也不利于北方政权征服南方。江南地区土地肥沃、光热、雨水条件适宜于发展农业生产，而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南方政权统治的稳固。(3)历史地图可以反映人类思想文化活动与自然环境的联系，揭示思想文化的物质根源。地理环境影响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影响人们吃穿住用行，从而在人们思想意识领域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阅读《戊戌变法时期学会、学堂、报馆的分布》图，学会、学堂、报馆主要集中在广东、长江流域、京津地区。这些地区为我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如江南地区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或为政治文化中心，如京津地区；另外这些地区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较早，加速当地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瓦解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而且较早的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影响。这些为戊戌变法，提供了经济基础、阶级基础，也准备了思想基础。转贴于

有效利用地理知识服务于历史学习，达到跨学科综合，应做到：

2.1掌握历史地图中的图例。一般历史地图与常规地图的图例基本相同，只是被赋予了一些历史地图特有的概念，熟悉图例是阅读历史地图的首要条件。

2.2熟悉历史地图中河流和山脉。一般历史地图标明江河、山脉的名称与现在名称有差别，但地理中的河流、山脉的走向、位置变化一般不大，所以熟悉江河、山脉的位置，就是确定地理位置的极好参照物。在高中历史教材和配套的历史地图册中的历史地图没有经纬线，就可以借助熟悉的海陆位置、江河、山脉、岛屿等来进一步确认地理位置。熟悉河流、山脉的位置，以此作为地理环境的分界线，相应明白一定地理环境的地形、地势、气候、植被、物产资源等，进而分析历史时期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也有以河流、山脉的位置确认不同政权的地域范围。地理常识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渗透于历史学习中。

2.3注意古今地名对照。一般在历史地图中下面提供重要历史地名的古今对照表，学生以此了解古地名相对应的现今方位，就能对历史地图中表示的古地名的确切位置有个明确的概念，为他们阅读历史地图提供了明确的参照，帮助他们理解历史地图所表示的主要内容。另外，学生熟悉了古今地名的变化，就能以此判断历史时期及历史背景。如台湾从古至今的名称不同，三国时称夷洲、隋朝时称流求、元朝时称琉球、明朝时称台湾，以不同的名称判断其历史时期，进而明确其历史背景。

2.4利用历史地图，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历史地图与教材中相关历史内容有机结合，学生通过阅读历史地图中反映出来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空间状态的变化，进而明确其历史时期、历史背景及发展变化的原因。这样，学生可以借助历史地图进行形象、直观表述历史内容，还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地理学发展史篇5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向纵深发展，按着旗委宣传部、统战部、旗民委下发的《关于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内蒙古地方和祖国关系史学习教育的通知》精神，大黑山管理处开展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内蒙古地方和祖国关系史学习教育活动，现总结如下：

一、深刻认识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内蒙古地方和祖国关系史的重大意义

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内蒙古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是推进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永葆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途径。管理处全体干部充分认识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内蒙古地方和祖国关系史的重要意义，认真学习党创立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和重要人物，学习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奋斗史、理论创新史和自身建设史，学习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向纵深发展的必要性。进一步把思想认识行动高度统一到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二、充分汲取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内蒙古地方和祖国关系史的精神力量。

1、坚定理想信念。通过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内蒙古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各族人民大团结来之不易。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増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与我单位各项工作目标结合起来与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结合起来。

2、树牢为民宗旨。通过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内蒙古地方和祖国关系史。牢记了我们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强化担当意识。通过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内蒙古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深刻领会我们党的伟大历程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担当奋斗史，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人担当精神的实质和内涵。

三、全力做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内蒙古地方和祖国关系史学习教育活动各项工作。

1、加强组织领导。管理处成立了以党组书记为组长、党组成员为副组长和成员的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内蒙古地方和祖国关系史的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党组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亲自研究部署，从严从实抓好本单位党员干部学习教育任务落实。

地理学发展史篇6

一、吃透课程标准，准确把握四种史观

《高中历史新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能够“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事物的本质，阐述历史发展的规律”。通观课程标准可以发现其突出体现了文明史观、全球史观（整体史观）、社会生活史观和现代化史观。因此，对课程标准的深刻领会，对新史观的准确把握理解，既是新课程教学的前提，也是备战高考的基础。

全球史观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从分散向整体发展转变的过程，因此，世界历史绝不是所有国家、地区及民族和文化的总和。现代化史观指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过程。其内容包括经济方面的市场化、工业化（现代化核心）、信息化，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思想观念的理性化、多元化，社会城市化等。社会生活史观认为人类历史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思想、外交等大事件的历史，更是与平民百姓、芸芸众生息息相关的小事件的历史，包括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文明史观认为人类历史从本质上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各时期的文明均是在物质、政治和精神三大领域的酝酿和体现，且因地域、民族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类型，在历史的发展中相互交流、渗透和转化。对待文明应坚持平等和开放的态度，努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二、拓宽教学视野，用新史观整合知识

高中新课改对学生历史学习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教师应用新史观对历史知识进行梳理整合，让学生扎实掌握主干知识，弄清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提高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用文明史观进行整合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对同一地区不同时期文明进行纵向整合，如中国政治文明发展演进经历了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的过程，可把相关史实加以整合，形成一个发展脉络清晰的知识结构。二是对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内部三种文明进行整合，如春秋战国时期可整合为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和文化文明三个领域的相关史实。三是对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文明的比较整合。用现代化史观进行整合有助于帮助学生加深对近代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准确把握理解，构建更加清晰扎实的知识体系。如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可按如下进行整合：产生—初步发展—短暂春天—较快发展—日益萎缩，濒临崩溃—退出历史舞台。社会生活史观在高考中运用的分量越来越重，这就要求我们重视与社会生活相关的话题，如关注民生等。用全球史观（整体史）进行整合有助于培养学生用全球视野去研究世界历史。如对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可整合为：雏形出现—拓展扩大—初步形成—最终形成—深化发展（二战后至今）。把相关史实整合在这一发展主线下，既有利于对主干知识的识记，也有利于对全球史观的准确认识。

三、注意科学方法，正确处理相互关系

影响史学观点的因素主要与以下几个问题有关：研究者的立场不同，研究的方法、角度不同，史料的选取和运用上的差别，时代的局限性等。因此，我们绝不能简单把我国学者提出的新史观与西方相应的史观画等号。

四种史观都着眼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是相互联系和包容的。文明史观着眼于人类的整个发展过程，而现代化史观和全球史观主要着眼于近现代史，我们在运用新的史观时应注意要有针对性。如对近现代史的把握应更多体现现代化史观和全球史观，而对中国古代史线索和整个人类历史的把握则应着眼于文明史观。社会生活问题也是史学的研究对象，如果说其他三种史观侧重于宏观，社会生活史观则侧重于微观。把四种史观有机结合而不是对立，有利于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认识历史发展的多元性。同时，新课程下我们强调转变史学观念，摒弃以往那种僵化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坚定不移地恪守历史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不要把新的史观与历史唯物史观对立和割裂开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