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感受篇1

关键词：民族舞蹈；应用；幼儿舞蹈教学；融入

舞蹈既是文化载体，又是文化内容。我国是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都根据自己民族风俗特色编创出独特的舞蹈，并世代传承和发展。民族舞蹈的文化内涵较为丰富，欣赏价值较高，如果将民族舞蹈融入到幼儿舞蹈教学中，不仅能开阔幼儿视野，提升其艺术审美力，强化其思维能力和创造力，还能让幼儿了解到民族特色和传承民族文化，进而提高幼儿综合素质，使其健康成长。因而，民族舞蹈融入幼儿舞蹈教学的意义重大。

一、幼儿舞蹈教学中融入民族舞蹈的价值

（一）民族舞蹈能够丰富幼儿舞蹈知识和增强民族感情

幼儿舞蹈教学中融入民族舞蹈，能够激发幼儿想象，激发其舞蹈学习积极性。许多民族舞蹈中都内含着古老传说，在舞蹈教学中可以先向幼儿讲述传说，以此来激发幼儿想象力和调动其热情，提高幼儿对民族舞蹈的理解和认识。幼儿可以通过民族舞蹈来领略各民族舞蹈的风格，并强化其学习民族舞蹈的兴趣[1]。幼儿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了解民族、认识民族和继承民族精神是幼儿的历史使命。由于幼儿活波爱动的天性，使得舞蹈深受幼儿喜爱，在幼儿舞蹈教学中加入民族舞蹈，能够使幼儿了解到民族舞蹈的美丽，感受其魅力，进而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魅力，也深化其对民族舞蹈的认识。比如在舞蹈教学中融入筷子舞、骑马舞及傣族舞等少数民族的舞蹈，不仅能丰富舞蹈教学内容，还能强化幼儿对民族舞蹈独特魅力的领略，了解少数民族风土人情、民风民俗及生活习惯等民族文化，激发其探知少数民族的欲望，进而增强其对少数民族的感情。

（二）培养幼儿对民族传统的尊敬感

民族舞蹈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蕴含着民族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民族特色和民族情感非常强烈[2]。幼儿舞蹈教学中融入民族舞蹈，能够使幼儿体会到少数民族的生活及生产，增强其探寻民族文化的欲望，进而萌生对民族文化的敬意。例如在舞蹈教学中融入傣族舞时，可以采用葫芦丝伴奏，让幼儿在此伴奏下翩翩起舞，以感受傣族民族风格和民俗氛围，利用锣声让幼儿感受拉祜族的民族生活；利用民族舞蹈中的独特服饰和民族音乐、风俗照片等让幼儿了解民族风情，了解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和民族文化。

二、幼儿舞蹈教学中民族舞蹈的融入

（一）民族舞蹈氛围的营造

活波爱动是幼儿的天性，活波也是民族舞蹈的特点之一。因此，在幼儿舞蹈教学中融入民族舞蹈，首先应营造活波的舞蹈氛围，以体现民族舞蹈的特点和贴合幼儿的天性，再选择欢快活波的民族舞蹈音乐，比如维吾尔族的《阿拉木汗》《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小黄马》等蒙古音乐，以此欢快的民族音乐来营造欢快、活波的民族舞蹈氛围，让幼儿在此氛围中去感受民族舞蹈的魅力。同时还要善于利用幼儿的好奇心，将民族舞蹈同幼儿的日常游戏活动相结合，引导幼儿积极学习民族舞蹈，以提高教学效果[3]。此外，将幼儿舞蹈教学分成舞蹈表演、舞蹈知识及舞蹈手工等板块，每个板块的内容各不相同。舞蹈表演板块主要为幼儿提供少数民族服饰、道具及民族音乐，引导幼儿换上民族服饰表演民族舞蹈，为幼儿提供展示自己的平台服务，满足幼儿的表现心理，以提高其学习民族舞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民族舞蹈知识板块中主要是帮助幼儿了解民族风情和舞蹈文化，以开阔幼儿视野，丰富其舞蹈知识。如傣族孔雀舞，向幼儿介绍孔雀的美丽和吉祥寓意，孔雀舞代表着傣族人民对幸福、善良和勤劳的追求及向往。民族舞蹈手工板块主要是教师引导幼儿搜集少数民族风俗照片、民族乐器及舞蹈服饰等资料，让幼儿对民族舞蹈知识及民族音乐进行充分了解，并制作相应的民族舞蹈服装及相关视频。比如傣族的孔雀舞学习中，教师引导学生制作孔雀头饰、裙子等；制作维吾尔族的方帽、小马甲等。

（二）民族舞蹈教学内容的设置及对教师的要求

由于民族舞蹈具有较为丰富的类型和内容，一些舞蹈虽然具有较高的欣赏性，但动作难度较大，不适宜幼儿学习和表演。加上幼儿接受能力的限制，动作难度过大，幼儿很难掌握其精髓，进而使其丧失学习信心和降低民族舞蹈的学习热情。因此，幼儿舞蹈教学中民族舞蹈的融入，应选择合适的民族舞蹈种类。在教学内容的选择和设置上应适合幼儿学习能力，以简单易学且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舞蹈为宜，比如蒙古族的《骑马舞》、傣族的《孔雀舞》等。选择合适的民族舞蹈，不仅使幼儿体验到民族舞蹈的独特和优美，还能保障其掌握和理解舞蹈动作要求，以提高舞蹈教学效果。当然，合适舞蹈的选择需要教师具有丰富的民族舞蹈技能和知识，且教学经验丰富。幼儿民族舞蹈是民族舞蹈的特殊表现形式，如果教师教学经验不丰富，则很难把握幼儿民族舞蹈同民族舞蹈的差异，进而影响到幼儿对民族舞蹈的理解和传承。可见，舞蹈教师应提升专业水平，不断学习民族舞蹈教学新理念。当然，幼儿园也应强化民族舞蹈教师的技能培训，规范教师行为和提高其教学能力，鼓励教师创新教学方法和灵活应用各种方法，以提高民族舞蹈教学效果和效率。

总之，民族舞蹈是幼儿舞蹈教学的重要内容，对幼儿学习激情和普及、传承民族文化等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民族舞蹈教学中应贴合幼儿心理和天性，注重舞蹈文化的全面渗透，不断完善和调整教学方法，以提升教学效果和培养幼儿的爱国情感。

【参考文献】

[1]唐媛姝.幼儿学习民族舞的重要性[J].黄河之声，2013（20）：107.

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感受篇2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教育；“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G40-0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156（2014）07-092-03

随着党的十会议的胜利召开，学习研究党的十精神和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三进”教育活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行为中去，建构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一项重要任务。

一

少数民族大学生是新疆社会新观念形成的主要力量。他们作为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人，与当代大学生一样拥有思想开放、人格独立、追求自由、文化多元等时代特征；同时又具有与当代大学生不同的特质：少数民族大学生中的多数人自幼受到民族传统道德、习俗和宗教等文化环境的熏陶。正是“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使他们在身心发展、认知能力、思想状态、生活习惯、价值认同等方面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多元开放的高校环境下产生了思想文化、价值和社会道德观念的碰撞与冲击。一方面，在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了科学知识和社会新环境的活动，拓宽了他们的视野，塑造了他们的新社会观念，推动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观念又羁绊或阻碍了他们的人生梦想，使他们对未来人生产生焦虑、怀疑等。少数民族大学生把自己置于新旧文化传统的社会观念的抉择中。

基于此，考察少数民族大学生人生幸福的道路上存在的问题是必要的。一是有助于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引导他们确立积极向上的健康的人生态度，正确处理和解决成才成长与人生幸福问题。二是幸福是需要教育的。教育能提供被教育者诸如什么是幸福、如何获得幸福等必要知识的条件，使教育者通过自觉努力拥有人生幸福。新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幸福教育，利用其所拥有的教育资源优势，积极干预他们正确对待学习生活与社会生活，化解可能影响他们一生的不利因素；引导他们的思想行为、价值观念和对社会的态度与评价，集聚对社会的正面态度和认同的正能量。不仅影响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人生发展和幸福生活，而且也影响了新疆社会稳定和建设新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影响了少数民族大学生追求“个人梦”，而且也影响了“新疆梦”和“中国梦”。

二

现阶段，“国内高校教育状况是：一方面与教育任务有一定的差距，一方面与现实生活的背离；多了一份物质化，少了一份人文关怀，异化了教育的目标”。高校对大学生关怀的缺失，导致“在教育上人们忽视了对学生幸福的关注，忽视了关注学生的幸福教育”。教育是人的关怀教育，是培养被教育者拥有人生幸福的教育。幸福教育对增强新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创新教育发展有现实意义。

1.民族地区社会新旧传统道德因素。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阶段，社会的各种利益交错、思想道德观念多元，甚至出现了阶段性的无序、纷扰、焦虑等社会道德失范现象。社会道德失范是人们产生信仰的缺失和精神需求的减少的诱因，也是人们寻求满足于物质感官刺激的诱因。在新疆跨越式发展进程中，新疆传统的社会道德与以现代文化引领的新社会道德发生冲击、碰撞、包容和融合。一方面，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的科学文化知识，深刻地冲击着他们的传统思想、价值和道德观念，对构建现代的社会道德产生深远影响，甚至迟滞他们融入现代社会的进程和发展；另一方面，面对日益竞争的现代社会，其受制于自身整体能力素养的不足，造成其社会竞争力不强，容易产生降低未来生活预期的负效应。但是需要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正确对待生活感受和生命价值的需求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错位失去了纠正的机会；相反，助长了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生活和幸福理解的功利化、物质化。在这样的境遇下，社会道德失范和错位的教育制约少数民族大学生健康的人格塑造和全面发展，迫使他们做出对现实的道德准则与生活法则的选择。

2.民族地区高校教育环境因素。高校环境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生命价值关怀缺失。“生活和幸福原来就是一个东西。一切的追求，至少一切健全的追求都是对于幸福的追求”。人的生命价值是身体和精神需求的统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视知识理论教育，轻视实践生命教育；强调教育的政治性和整体性，忽视教育的个性和差异性。造成少数民族大学生满足了物质生活需求，压抑了精神层面的需求。其二，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新环境的适应缺乏有效引导。学校的多元文化让少数民族大学生不适应。“文化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由于受到民族的风俗差异、语言障碍、人际交往、心理体验、价值冲突等文化影响，让他们产生不适应，在交往中常以操相同或相似语言的同学为主，处在相对封闭、狭隘状态。“文化适应是人生过程，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少数民族大学生因为文化的差异增加了压力，出现不同程度的文化适应性困难、学业成就和行为能力降低、排斥和回避等心理现象。

3.民族地区家庭教育因素。家庭是孩子接受教育的场所。新疆民族家庭教育受到历史、道德、宗教和社会文化等影响，例如，维吾尔族家庭教育是以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宗教文化为主要内容。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道德思想和现代科学文化思想开始影响维吾尔族家庭教育。一方面保留了传统教育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宗教文化，一方面增加了社会主义道德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民族家庭教育在教育内容上，坚持以民族传统文化为主、现代文化为辅的双重教育模式，尤其是偏远的农村、牧区民族家庭表现尤为明显。学校教育是以教授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为主，培养学生成为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知识青年和社会主义的接班人。由于少数民族大学生以家庭教育方式接受的知识技能和方法与学校教育的要求和目标有很大的差距，形成了他们在学校学习中出现的学业成绩不理想、生活适应能力差、人际关系不和睦等问题。

三

学校教育是大学生获得幸福的必要条件：构建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人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系统和价值体系。通过教育，让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人生实践中感受幸福，能看到自己的未来，自觉成为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人。

1.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的幸福观。幸福观是判断人们对生活的态度和看法。正确的幸福观能指引大学生思想行为的正当性。

（1）树立马克思主义幸福理论为指导思想。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属性决定的。围绕“什么是幸福、如何创造幸福”主题，展开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观教育，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爱国爱家、诚信友爱和民族团结等社会新道德品质，自觉感悟和体验人生幸福。

（2）吸收民族传统文化中幸福理论的有益补充。两千多年的新疆历史是各部族、各民族迁徙、交往和融入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文化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积极吸收、挖掘新疆民族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幸福理论，以课堂教学、校园文化、新媒体等方式，拓展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幸福内涵的自觉认识。

（3）新疆建立以现代文化引领的社会主义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新道德观念。在社会新道德观念的引导下，形成以社会主义道德为主的各民族文化多元文化为补充的局面，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能正确看待传统与现代社会新观念具有正面效应。

（4）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现代文化的价值导向，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观确立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基础。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幸福观教育，提高他们正确对待人生价值意义，探索对崇高理想的向往追求，正确认识自身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当他们谈论幸福话题时，幸福的教育正融入他们的思想领域，正引导他们的价值取向。例如，推出熟知的“民族名人”专栏，以感人的内容和丰富的形式，体验“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精神，使少数民族大学生获得精神境界的提升和报效祖国、服务社会的自觉与使命。

2.加强关怀教育的制度创新。高校人文关怀是影响大学生幸福的外在条件。“幸福亦需要外界的善为助。因为没有外在条件，便不可能或难于做出高尚的事”。

（1）制度层面的人文关怀环境。“所谓‘制度关怀’，就是通过制定和推行富有‘制度关怀’精神的科学载体，并以此载体为根基来实现‘制度关怀’的一种制度”。把人文关怀寓于制度关怀之中，成为解决问题的有效载体。人文关怀形成制度化的行为，其确定的示范效应能产生社会正效应。接受救助的大学生能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成为其奋发学习、服务社会、报效祖国的动力。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出台了救助贫困大学生的政策措施：政府高校助学金、学费住宿费补助、银行贷款等解决了贫困生的学习生活的后顾之虑，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关爱。

（2）宽松的素质教育环境。新疆高校丰富的知识资源滋养少数民族大学生从不同角度省察生活、感受幸福。其一，学校以学生需求为导向。在专业和课程安排上创设新课程；允许学生申请调整专业和自主选修课程；自主地规划成长目标和学习方式；根据学生个性特点因材施教，在发挥个人才能和潜能的体验中自由地成长和发展。其二，学校推行学分制。由于学生选课有了自由度，出现了“同班不同学、同学不同班”的状况，增强了不同民族学生的相互了解；在班级概念日趋弱化下学生的流动性增强，按照“寝室就近、关系就熟”原则，鼓励各民族学生间的交流、答疑、解惑以及了解和尊重。这些措施有助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成功的自信、快乐、自身价值的认可和幸福感受。

（3）营造和谐的校园文化环境。校园是多元文化的集聚地。面对与原文化生活环境有差异和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学校，少数民族大学生产生了文化适应问题。“在不同文化中的个体，在诸如生活满意感、情感体验、社会取向、价值观、判断准则等方面存在差异”。其一，校园文化具有导向行为规范、精神感染的功能，为少数民族大学生创设相互尊重的学习环境。少数民族大学生感受现代文化之美，提高文化适应的自觉，产生学习中我幸福、幸福中我成长、我的幸福来自和谐的校园文化。其二，校园文化为少数民族大学生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创造空间。校园文化交流能加强不同民族的学生之间的了解，缓解文化差异的不适，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和谐人际关系中成长。

3.培育创造幸福能力的健康教育。幸福是人感受生活的能力。“人是否能够获得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能够敏锐感到幸福之所在，在这种意义上幸福是一种能力”。幸福能力的形成取决于人们是否拥有良好的身心健康，这需要通过健康教育来实现的。“健康教育（Healtheducation）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方面的内容，目的是使学生形成健康良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

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感受篇3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民族认同

族群是同一社会中共享文化的一群人[1]，20世纪中叶依据我国族群实际情况进行的民族识别重要依据为“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借助民族识别的政治属性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化属性[2]，产生了我国现在的56个民族。换言之，文化是民族存在的基础，文化的重构只有以不失本质为前提，才可维系一个民族的凝聚力。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在经济影响下重构频发。文化重构是对文化的重新建设，从解构到重构，通过对文化现象的加工与创新，重新认识与接纳文化。文化重构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实践活动，是文化再生产的一种方式，文化重构与文化自我创造一样，是人类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是对本民族成员的社会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新挑战，作为族群归属感和感情依附的民族认同的内涵也由此发生变化[3]。

一、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民族认同系统

民族认同之于少数民族，是让民族成员确认相异于其他民族之处，具体表现在民族文化的差异和多元。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个体对所属文化产生归属感，便会将其价值体系内化，并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对变化与重构语境下“我文化”认同成为个体的情感归属和价值取向，稳定了少数民族内部社会结构。民族认同的文化系统由民族情感和心理认同、民族意识认同、民族精神认同三个部分构成。

（一）民族心理认同。各少数民族长期生活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有着特定的经济政治背景、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由此形成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心理是少数民族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民族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均认为：民族心理是民族社会生活的反映，属于社会意识。民族心理认同可看作是一个民族长期的交往方式经过历史积淀所留下的共同心理特征。由于民族生境、历史文化、生产方式的差异，各民族的心理特征不尽相同，如藏族多生活在高海拔地区，在文化多次重构之下，形成了隐忍、善良的心理特征；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傣族，文化重构之下形成了热情、奔放的民族心理特征。出于人类需求的共性，各民族在和平时期的心理特征也有和平、包容等许多相似之处，少数民族的文化重构让不同民族的心理特征是民族认同行为发生的内部吸引。

（二）民族意识认同。迪尔凯姆的“集体意识”是分析民族意识认同较好的理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民族意识就是民族集体意识，与客观的民族生活相关，具有客观性。各民族的文化重构是传统文化与现实相互融合的过程，传统的民族意识认同是通过民族特有方式教化而产生的民族共识，是民族群体对自我存在的无意识文化本能表达，是重构之后的民族意识在群体发展方向引导性的内部有机团结。在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文化在集体意识之中的体现更与现代元素相关，在体现民族群体的社会特征之余，更说明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民族融合成为民族文化重构的主要内容。民族意识在一定语境下即是我们所说的民族精神，是推动民族向前发展的动力。

（三）民族精神认同。少数民族的形成有特定的血缘与地缘基础，也有特定的信仰和精神认同。孟德斯鸠认为人类受气候、宗教、法律、施政准则、先例、风俗习惯等的支配，民族精神涵盖以上所指。后现代语境下民族精神时常与时代精神相关，时代精神一般是民族精神重构的结果。文化哲学观点认为，民族成员对所属文化和族群的心理依附和情感归属即是民族认同。民族精神被称为民族文化之灵魂，是民族文化历史记载的主要内容，被广为传颂。蒙古族民族英雄嘎达梅林所体现的民族精神被蒙古族同胞广为传颂，与嘎达梅林相关的文化现象体现了蒙古族的道德标准与理想信念。若将民族精神看做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不能简单反映与直译民族自我意识，应全面反映民族集体意识、民族品格、审美情趣等。民族精神的相对稳定性不排斥民族文化的重构，相反只有精神传承与创新并重，才能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的民族认同困境

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让民族文化从多元向一体转变，文化重构过程中许多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变得模糊，当主流文化与母体文化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之时，他文化的采借和我文化的模糊成为文化适应的必经过程。[4]

（一）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相对化下的民族认同困境

全球化的经济发展趋势在民族社会最直接的体现是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大场域，民族身份不再是最重要、也不是唯一的识别标准，而是一个相对的、多中之一的判断标准。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促成了文化的无边界性，文化的表达出现了多渠道。借用社会学的角色扮演理论，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多重角色的集合，不再可能以简单的姓名、民族等标识来对一个人进行界定，也不再可能以职业、社会阶层来对社会成员进行区分。[5]吉登斯认为社会制度的多维度现代性导致了全球化，现代性忽略了空间，更重视社会体系和知识体系。少数民族的身份相对性可以解释为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约定下民族身份才有特定意义。经济发展和文化重构所致的民族身份相对化导致民族身份认同的场域更加复杂，各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也在传统方法基础上进行反思。

（二）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加强下的民族认同困境

少数民族认同保留了文化对族群的原始表征，但是其可操作性必须存在于正在进行的对比之中———不是对自我文化的自说自话，是在与其他族往之中唤起自我觉察的民族自豪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引发社会文化交流加强的最重要原因是人们对于主流物质文化的依赖。少数民族文化与他族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过程是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过程。社会学研究发现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呈现正关联，文化适应初期的民族认同模糊概率高于文化适应中后期。少数民族早期文化适应导致弥散民族认同困境———少数民族成员慢慢淡忘自己民族身份，对自己民族的事情不感兴趣。弥散民族认同导致少数民族群体被动接受主流文化，过度认可他族文化，造成对文化交流刻板印象的全盘接受和民族认同困境的无意识状态。民族学理论认为，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模糊与自我认同模糊是同一时间进行，所以通过民族认同的研究可以对民族群体的社会适应进行预测与调整，制定较好的民族发展政策与制度。传统乡土模式的民族认同基本依据地缘、血缘、族群等外在空间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族际流动也伴随社会流动不断加强，民族认同作为一个封闭和排他的情感过程被解构，因性别、民族、宗教所划分的社会阶层之间因为社会流动不再有明显的界限。为了体现个体的竞争力，少数民族社会成员在社会流动中渴望从摆脱乡土性的束缚，以国民性的标准自我要求，少数民族认同感在强烈的经济和政治权威约束下出现界限模糊、归属感散失。

（三）少数民族文化危机中的民族认同困境

文化危机是从文化功能角度提出的，少数民族文化危机是指主导性的文化由于转型或重构所导致的功能失效。多样化是少数民族文化重构的特点，文化因子、文化元素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被完整替代，这些要素通过民族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等方式慢慢发生变化。换言之，少数民族文化危机的发生是内源与外源合力作用之下导致各文化各元素之间的冲突，是保持文化本质的同时对文化功能失效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文化失范。面对当下主流文化的稳定性，少数民族文化危机还体现为对自身文化存在合理性的怀疑与民族自卑感。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刀耕火种是传统的生产方式沿用了许久，但是由于其生态破坏性与对现代法规违背，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纵观各民族生产方式改变的过程，是传统文化在危机背景下的转型。生活在云南大理山地的彝族以种植土豆、玉米为主，刀耕火种耕作方式的退出经历了反对、偷偷进行、完全接受的过程。彝族将具有民族自在性的耕作方式作为文化元素进行转变是文化危机的表现之一，这一危机的解决是民族群体对主流耕作方式跨越性的接受。总之，文化危机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困境是少数民族群体对生存的深层精神维度的认同困惑，对长久以来稳定的文化模式变化的不安，对主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民族制度的冲击所产生的群体紧张。

三、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民族认同路径

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是对其内在规定性和外在表现方式的“我文化”及“他文化”的双重鉴定。历史上，少数民族因为文化结构的封闭性、滞后性制约其发展，于是适时的文化重构成为需求。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各种现代性因素融入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成为民族认同的前提。只有通过民族文化的重构，发展民族经济，激发民族自豪感，才能让民族认同成为各少数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

（一）以文化重构促进经济发展，支持民族认同

自觉与自在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不是被抽象出来的，而是发生在特大的经济环境之中，因此也适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结构限于其经济发展程度，其功能单一与老化，传统的文化模式无法真正让民族成员产生强烈的民族认同。[6]经济发展对文化重构最大的贡献是让其文化结构具有了更多的新方向和意义导向，更多从发展经济、改善少数民族生活现状为出发点。生活在云南元阳的哈尼人，以稻作文化为物质基础，世代努力才创造出随山势地形变化，因地制宜，大田小田相间，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仅仅从耕作与收获的原功能来说，稻作文化之于元阳梯田不外乎是哈尼族居民基本解决温饱。但经过文化重构的元阳梯田文化从旅游文化、农耕文化、农业文化等多方面进行推介，让“梯田”成为元阳哈尼族民族识别的载体，通过当地的旅游业发展，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当地哈尼族居民经济条件不断改善，文化内核不再是不可触摸，集体认同变得有血有肉。总之，以安身立命为前提，文化重构所产生的技术和经济推动力的普遍性让民族认同变得更具说服力。

（二）以文化重构激发民族自豪感，推动民族认同

文化重构之后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不是简单的对文化原始性的标本式的保存和传承，而是在文化互动过程之中，结构发生解构与重构，文化的内容和意义有了新的诠释。少数民族文化记载社会事实，同样也是民族的历史，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为荣的情感过程称为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卑感而相对存在。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是一种集体的共同心理，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少数民族文化重构将本民族的文化接受范围不再局限于本民族精英与传统，而用更加普世的方法让所有民族成员便于接受。少数民族文化的重构让一些集体性记忆不断再现[7]，不断增强了本民族文化的亲近性。

（三）以文化重构增加理论支持，引导民族认同

少数民族文化重构过程常常遇到根基性与工具性的冲突，那些植根于少数民族原生生活之中的文化与现代性的工具之间的博弈体现在主流外部文化与族群传统的冲突。以少数民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民族学、人类学及多个交叉学科理论为我国少数民族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来源。民族认同的社会支持来自民族本身，也来自外部社会的经济、政治、理论等。民族理论的适用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典民族理论到中国特色的本土民族理论，我国民族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并日趋完善。如今56个民族和谐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的最新表达，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标志性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识别，民族区域制度确立、少数民族生存状况、语言、音乐、体育、艺术研究，对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了很高的理论与实践指导。[8]多元民族文化的共存，不免有许多不一致的观点存在，小可影响小群体行为，大则破坏团结，解决的办法是利用理论指导，明辨是非，而不是粗涉与阻断，理论引导是解决民族偏见、民族歧视、民族刻板印象，指导民族工作的不二选择，理论指导从文化、心理层面使得民族认同成为民族成员的内在需求。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最大的特点是开放性与反思性，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不是一蹴而就，是一个连续动态过程；不是单枪匹马能完成，是众多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对民族意识的启蒙，通过启蒙使民族成员正确理解当下的位置，不再盲目抱守本民族传统文化，也不盲目崇拜外来文化。少数民族文化重构可结合时代精神，运用现代性的表达来振奋民族精神，让本民族文化在多元一体的诉求机制下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重构是民族认同的载体，通过新文化形式对本民族文化的论证使民族成员产生认同感。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存模式较好地解决了民族共生问题，其核心在于以公民认同为前提的各民族认同体系在中华民族语境下承认和支持各少数民族的自我民族认同。我国各民族认同是将超民族主义的“单一场域”和民族主义的“多场域”有机结合，以文化重构为基础的互补、共进的认同模式。

作者:孙丽莉单位:西安交通大学

参考文献：

[5]王明珂.过去、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台湾的族群经验[A].中研院近代所.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C]，1994，249-275.

[6]戴晓东.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认同[J].欧洲研究,2006，(3)：18-35.

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感受篇4

4月8日，来自台湾少数民族14个族群的部落头目长老出席了台湾少数民族文化展的开幕式，并在开幕式上用各自族群的传统习俗，为重庆人民的幸福平安祈福、为本次展览的成功举办祈福、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祈福、为两岸人民的福祉祈福。面对隆重的开幕仪式，面对热情的重庆市民，来自宝岛各族群的头目长老们感慨不已。

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到开幕式现场，头目长老都兴奋异常。原来，的名声早就传扬岛内，在之前与重庆市张轩副书记的会见中，台湾少数民族头目长老的代表汪念月就在发言中道出大家的心声：期盼书记能参加次日的开幕仪式。所以当看到薄书记真的亲临开幕现场，头目长老们都很激动。

与在场的台湾少数民族14个族群的长老头目代表一一握手致意，当他来到满头白发的泰雅头目罗进发面前，亲切地询问罗头目的年龄，在得知已83岁高龄还能每天上山打猎时，薄书记竖起大拇指，连声夸道，好，好，非常好!他祝福罗头目健康长寿，祝福部落百姓生活进步幸福。

花莲丰滨乡的噶玛兰头目李文盛在文化展开幕式上祈福时激动地流下眼泪。李头目曾参加过在北京举办的台湾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展。谈及第二次到大陆参展的感受时，李头目说：“在台湾岛内，从来都没有这样的展示，我希望展览能拿到台湾去展出，相信一定会增进台湾社会对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了解。在重庆，我感受到市府和市民对我们相当的好，相当的亲切，我感到非常兴奋。”

台湾苗栗县狮潭乡的赛夏长老豆鼎发说，出席台湾少数民族文化展，看到主办单位、重庆市民对台湾朋友如此热心和关心，他内心非常感慨：“我们台湾的诚意如果能做到像你们这样，哪怕只有三分之二、三分之一，我不知道两岸关系会是怎么样了?”

台湾邹人头目汪念月称，此次是继北京之后第二次在大陆展出，有助于让更多大陆朋友了解认识台湾少数民族，也有利于两岸少数民族问的交往交流。

本次展览的总策划、台湾少数民族头目长老团团长根志优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薄书记会到现场来，”他谈起开幕情景时十分激动，“其实我们在台湾通过许多媒体报章，知道重庆建设得非常好。这次来到重庆，身临其境，感受非常深刻。这个城市不仅进步繁荣，而且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市民的素质都特别地高。薄书记能到展览开幕现场来，我非常非常感动。”

感慨渝台交流的必要性

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会见40名台湾少数民族部落头目长老时，不仅对头目长老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她还向这些台湾的少数民族部落头目长老们介绍了重庆近年来的发展。她说，重庆正在大力打造笔记本电脑制造基地，台湾的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电脑厂商均在重庆设有工厂。同时，重庆还建有“台湾工业园”、“台湾农业园”等专门对台湾企业及工商业者开放的园区，渝台两地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

张轩说，与台湾相似，重庆也有很多少数民族，聚居人口较多的主要是苗族和土家族，该市共有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她希望台湾少数民族部落头目长老的重庆之行顺利愉快。

长老团获悉重庆和台湾有如此多的合作项目时，感慨到有很多信息让身在台湾的他们都不了解，纷纷表示一定要都走走看看，增加对重庆的认识。邹人头目汪念月说，很高兴台湾少数民族文化展能在重庆举办，这样的文化展在台湾当地都没有举办过，相信会让更多的重庆市民了解认识台湾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助于推动两地少数民族的交流。

感受陕西的历史底蕴

在长老团的行程中，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陕西省参访是很多人的愿望。4月11日，他们实现了这个愿望，并得到陕西省委副书记王侠的会见，她还在西安金花饭店宴请了全体团员。

王侠副书记说，陕西区位优势明显，矿产资源丰富，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科教实力雄厚。近年来，随着两岸“三通”的实现，陕台交流交往日趋活跃，合作规模不断扩大、领域更加广泛，台湾每年来陕西旅游观光的人数已经超过10万，目前西安直飞台湾的航班增至每周3班。海峡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化，台湾少数民族历史上是中华民族尊严的坚定捍卫者，现在是联络两岸、密切两岸交流交往的促进者。此次各位长老头目来访，一定会增进两地少数民族的了解，促进陕台更多的交流交往。她希望头目长老多组织部落乡亲来陕走走看看，并特别邀请更多的台湾同胞参观即将开幕的西安世园会，推动陕台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赛夏人头目根志优代表长老团首先用所属民族的语言向在座的每个人致意。他说，台湾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14个族群的语言甚至多达44种。各自有自己的服饰，从服饰中可以看出不同的等级，比如头上的羽毛数量也是不可以乱插的。希望大陆朋友多多了解台湾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希望来少数民族部落旅游，最重要的是让大陆的朋友看见最美丽的风光；希望两岸和平发展，共创两岸人民福祉。

访问团在陕活动期间，与陕西少数民族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并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华清池、法门寺等名胜古迹，品尝了陕西风味饮食，体会了繁荣热闹回民街景等。

盛邀大陆游客体验“部落深度游”

展览期间，40名台湾少数民族部落头目长老还深入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与当地的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开展交流活动，后又同陕西省少数民族座谈，对于大陆少数民族的发展状况、民族保护政策等方面都有了深刻的认识，很多长老都感慨说，大陆少数民族发展的太好了，对台湾非常有借鉴意义。头目长老们普遍萌生盛情邀请大陆游客到台湾多交流的想法。

“少数民族不只有歌舞，还有很多值得发掘的文化。”阿美头目林进福说，希望两岸多做一些深度的文化交流，“我们独特的民族风情，可以进一步转化为文化创意产业。”林进福说，50多万台湾少数民族居住在台湾二分之一的土地上，拥有丰富的资源和秀美的风光。但目前，这些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也使得很多大陆游客没有机会领略台湾少数民族的风情。

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感受篇5

[关键词]新形势；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3-0023-03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爱国主义”的基础，学生只有将自己归属于国家，才会关心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愿意挺身而出，才会对国家的发展自愿地负起责任，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思想、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冲突和国内改革利益格局调整等对国家认同提出的严峻挑战，在新的实践中探索培育和增强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有效途径，对国家的安全稳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是边疆地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传承科学文化的主要载体，肩负着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不可避免地，当代少数民族大学生也深受来自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导致许多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被严重削弱。通过对西南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2013级和2014级1700余名预科大学生国家认同的调查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国家的认同感主流是积极正面的，他们有较强的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他们热爱祖国，有着浓厚的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具体表现在国家至上理念强、国家责任感强、爱国意识趋于理性等方面，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主要通过问卷分析主要探讨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性建议。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特殊性与紧迫性

由于成长环境的差异，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本民族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他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自己民族宗教的角度观察问题、体验人生，甚至形成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再加上阅历少，与外界接触少等原因，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素质相对脆弱，极易受到不法分子利用和挑拨，极易发生偏激行为。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没有离开居住地来到大学以前，由于周围人们生活习惯、风俗文化、等具有相似性或一致性，不会感到自身的不同，民族身份和民族意识没有刻意彰显，此时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处于平和状态，呈现隐蔽性特点。但是到了大学校园后，新环境、各种新思想相互碰撞，少数民族大学生很容易感受到自己的民族身份，致使很多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意识逐渐强化，而国家认同意识相对淡漠。国家认同较民族认同是较高层次的认同，国家认同是维系一个国家的根基，国家认同程度如何关系到国家是否稳定统一。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由于缺乏足够的阅历，而境内外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地利用由于历史原因和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不同区域发展的差距、特别是民族地区与其他发达地区的实际差距，利用宗教、民族问题，并通过利用信息网络传播手段和教育文化开放的机会，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思想渗透和政治分化，这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使一些少数民族大学生不能历史、客观地认识各民族间的差距，以及本民族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容易产生偏激情绪，容易对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产生模糊认识，甚至否定。

三、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现状

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更加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好民族问题。西南民族大学是一所综合型的民族院校，这里汇集了包括藏、彝、羌等55个民族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本文选取的调查对象预科教育学院少数民族大学生占比达到了99.5%。为了有效准确地分析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现状，笔者拟制50道题，发放问卷涉及西南民族大学预科学院两年制新疆学生和一年制内地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共发放1700份问卷，有效回收1682份，有效率为98.9%。笔者收回问卷后，对每份问卷的回答情况，予以综合统计，并且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现状，同时进行了座谈。

通过问卷分析了解到，预科大学生国家认同主流是积极正面的，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他们有着较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对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有着极大的自信心。具体表现在国家至上理念强、国家责任感强、爱国意识趋于理性等方面。第一，国家至上理念强。问卷在问及“您认为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哪一个是第一位？”时，75%的大学生选择“国家”第一位，选择“社会”、“家庭”第一位的学生各占6.3%和15.5%，而选择“个人”第一位的学生仅占3.2%。由此可见，少数民族学生大部分对爱国主义理解深刻，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他们较为冷静地看待每一事件的本质，考虑事件带来的长远影响，这充分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爱国主义的理性发展和爱国意识日趋成熟。

部分学生狭隘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的存在，他们对待发生在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问题不是从事实真相出发，不问是非曲直，只要本民族的就同情，并被这种狭隘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所支配，导致在是非面前分不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部分大学生权利与义务、责任感存在偏差。回答“你认为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怎样？回答“没有完全照顾到少数民族利益”学生占13.3%。

通过调查发现西南民族大学预科学院少数民族学生的国家观总体上积极向上的、健康的，但是总是也有一部分大学生在自发地形成的一种特有的朴素的世界观的支配下产生不稳定的，偏离方向的非理性的国家观。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在大学时代，大多数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好初步形成，因此产生一些自发地形成一种朴素的、自发的世界观，这是很正常的。部分大学生的偏离方向、不稳定的国家观，大体表现为政治信仰弱，对政治持有冷漠的态度或逃避的态度，存在较高的偏激情绪的爱国情感等。

四、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创新的几点思考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着力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感。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大学生就业压力日益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各类矛盾更加突出，在这样一个矛盾凸显期，很多大学生容易迷失人生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驭大学思想政治工作，关注和提高来自少数民族地区、不同民族成分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国家认同教育，不仅关系到大学办学方向，还直接关系到学生是否稳定、学校是否稳定；而学校是否稳定又直接关系到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的大局，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学校作为国家认同感教育的实施者，应当大力倡导团结教育，公民素质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二）国家认同教育教学中，积极利用网络教育平台拓展教育途径，在当前，互联网不同程度的进入大学校园，不断影响着各个高校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在拓展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中，首先占领网络这个阵地，运用现代网络技术，发挥网络社会所创造的条件来传播主流价值文化。如设立爱国主义教育专题网站，以丰富的内容吸引和感染当代大学生的国家观意识，也可以借此宣传党的政策和方针及法律法规。针对大少数民族大学生从小就生活在多民族地区，接触面较窄，他们亟需从多种渠道获取知识，填补自己的知识空白的实际情况，开辟民族语言的民族知识网站！鉴于少数民族大学生与网络接触越来越密切的情况，在国家认同教育中，开辟国家观教育网站的同时，还可设立网上的公开信箱，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基本情况，通过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交流，影响不稳定的因素，培养国家认同意识。

（三）以人为本，情感教育与国家认同教育相交融，不断增进少数民族学生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热爱。高校德育工作者要因时、因地、因事灵活运用教育疏导、解决需要、谈心对话、激励吸引等方法，坚持运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喻之以义，施之以爱”的情感艺术，引导学生树立热爱中华民族，建设家乡故土，尽快改变本民族地区落后面貌的坚定志向。人的思想和行为是受情感影响的，根据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纯朴、特重情感的思想特征，只要热爱、理解、爱护、关心他们，以爱唤情，以理服人，他们就会真诚相待，情理交融，就会扩大教育效果。所以，高校要全心全意热爱少数民族大学生，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家庭，回答他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帮助他们解开思想和心理上的疙瘩，要真正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情要深，理要透，以真诚的爱心、透彻的道理联结相互之间的感情，获得彼此的知心，以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感受篇6

近年来,少数民族创作舞蹈的繁荣和发展成为主流,各种少数民族舞蹈作品层出不穷。但在少数民族舞蹈创作方面,仍旧存在盲目创新、千舞一面、民族属性混乱等问题。中国少数民族舞蹈的价值几何?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创作的现状怎样?如何进行有效的少数民族舞蹈创作?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认真梳理和总结少数民族舞蹈发展,围绕舞蹈的现状,探讨少数民族舞蹈创作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并探寻应对的策略,以期寻求少数民族舞蹈应对当今开放世界的正确姿态。

一.多元并存的少数民族舞蹈

当前,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逐渐升温及各地民俗活动的盛行,少数民族舞蹈成为公众越来越关注的焦点之一。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少数民族舞蹈,是指由各少数民族自发创造传衍的,为某个民族所拥有,具有特定风格,并在相对稳定的地域流传的舞蹈形式。由于传统的少数民族舞蹈多与各族民众的民俗活动相结合,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它负载着人与社会、生活、风俗、情感等的多重关系。而当下中国少数民族舞蹈的概念是多元的,它包含了各少数民族自然传承的民间舞蹈,也包括了艺术家们在此基础上的提炼、加工和创作的舞台化舞蹈作品。少数民族舞蹈从民间走向专业舞蹈院校的学院式教育、旅游舞蹈及创作领域,这使得少数民族舞蹈的文化内涵与外延产生了多重形态的变迁。

从舞蹈的功能和目的来看,传统的少数民族舞蹈是各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具有全民参与性和自发性。而作为一种艺术的表现手段,创作型少数民族舞蹈有着不同的文化使命。它提倡表现形式的创新和文化内涵的挖掘。表现形式上的创新涉及到对不同舞种和创作手法的借鉴,文化内涵的挖掘涉及到对不同地域环境、民族传统、现实生活的了解、学习与研究。正因为这样,才有了贾作光的《鄂尔多斯》、冷茂弘的《快乐的罗嗦》、杨丽萍的《雀之灵》、马跃的《奔腾》、王佳敏的《踩云彩》、李楠的《圈舞》等优秀的少数民族舞蹈作品。

创作型少数民族舞蹈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舞蹈编导家们纷纷走向民间,他们将具有独特风格的民族民间舞蹈搬上舞台,少数民族舞蹈“风格展示”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创作思维,传统舞蹈是这一时期舞蹈创作的主要来源。贾作光的《鄂尔多斯舞》,李俊琛的《洗衣歌》,冷茂弘的《快乐的罗嗦》,章民新的《花儿与少年》,这些作品都是编导们经过解放运动与运动的洗礼,以及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的深入体验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时代印记。

提到舞蹈风格的形成不得不谈“贾派舞蹈”的代表人贾作光,在经历了、反霸等民主革命运动与对牧民生活的长期深入体验的基础上,贾作光的舞蹈创作极具生活性,并在动作语言的塑造上借鉴民间和宗教的资源,创作出了《牧马舞》、《雁舞》、《挤奶员舞》、《鄂尔多斯舞》等舞蹈精品。在《牧马舞》中,内容情节的表现是作者的工作重心,编导主要是通过生活中的牧马经验来发展素材,根据放马行走的“踢踏踏”节奏,用“三步法”与节奏搭配,动作上以行走、奔驰、旋转为基础,发挥生活中的牧马造型如勒马、套马、下马、放马、追马,并有机地把每组动作巧妙地衔接起来。“贾派舞蹈”以他作品的独特性和鲜明的风格性在中国少数民族舞蹈中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我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的审美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大群众在艺术活动方面有了更高的需求。人们在舞蹈作品中需要得到更多的信息,了解深层的民族文化。“风格展示”式的创作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这一需求,这样一种现实对我们的民族舞蹈艺术创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人文关怀”就成为少数民族舞蹈创作中的重要命题。作品的人文关怀不但是一个编导在艺术创作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而且是反映一个编导综合素质的重要因素。

80年代至90年代的少数民族舞蹈创作,“人文关怀”成为重要命题。少数民族舞蹈已经从“风格展示”的创作阶段走出,很多少数民族舞蹈编导在作品中试图用本民族的舞蹈语言塑造出较为复杂的人物性格,同时表现出深刻的思想内涵。这种“人文关怀”精神表明了我们的少数民族舞蹈编导开始更加成熟,少数民族舞蹈创作也开始有了历史性的进步。与此同时,舞蹈的文化意识逐渐在作品的表演与创作里显露锋芒。舞蹈创作不再拘泥于风格性展示,而是借用传统舞蹈的语言,利用一些艺术手段,表达一种民族的生存意识和生命意识,并向着揭示和挖掘人物复杂而深层的内心情感与精神世界的主题开凿。

在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中,《希望》这个新生观念的作品倍受关注,作品中既没有特殊的象征性的舞蹈语言,又没有具有一定风格的舞蹈特征,仅仅通过表演者几近的肌肉线条以及身体部分的抽搐、颤动、收缩、展开来表现人物思想的情感冲动。舞者在舞台上一次次地高高跳起然后又一次次地跌倒在地,让我们感到希望既是遥不可及又是那么地触手可碰。编导借鉴西方现代舞的呼吸―收缩训练法与人体运动的方法,给表演者充分自由的表现尺度。这样一个现代舞的创作理念对于当时传统少数民族的舞蹈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启发了舞蹈艺术家们的创作思路。

80年代的两届全国舞蹈比赛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舞蹈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为我们展示了少数民族舞蹈创作与表演的另一个高度,如傣族舞蹈《水》、《追鱼》、《雀之灵》,蒙古族舞蹈《鹰》、《奔腾》等,这些作品无论是编导的创作手法还是表演者对艺术美的把握都达到了“舞蹈美学”的新境界。刀美兰表演的《水》在传统傣族舞蹈的基础上创作,提炼傣族具有象征性的动作语言,叙述性地表现傣族人民的生活场景――劳动、梳妆、沐浴、洗发,整部作品流畅自然,清新典雅,表演者温柔端庄的面部表情,碧月纤柔的体态造型都使我们流连忘返,久久回味在傣族人民美丽的生活画卷当中。具有鲜明傣族舞蹈风格的《追鱼》,其动作语言仍以傣族象征性的动作语言为主导,整部作品通过渔翁与小鱼之间“追”与“逃”的嬉戏场景,结合傣族手腕的特殊造型成功地解决了人与物之间的情感联系,编导所阐述的小的戏剧场景和拟人化的表现手法使之更具欣赏性与创造性。

《奔腾》是一个气势磅礴、热情奔放、充满着阳刚之美和浪漫色彩的蒙古族男子群舞。编导家马跃的特殊背景与蒙古族文化结缘,使这个作品的艺术表现征服了无数中外观众。作品自在全国比赛亮相以来,立即风靡全国,不同版本的《奔腾》在全国各地迅速上演,成为直至今日深受人们喜爱的舞蹈经典作品。《奔腾》以它特有的艺术魅力深深吸引着人们,并引领了一代蒙古族的舞风。在风格上,马跃主张作品个性的张扬,体现出时代中人的精神追求与自由、飘逸的性格魅力。编导在舞台构图上有意通过舞台空间的前后拉伸营造了来自于马背民族的骑手形象――自由、奔放、活力四射,人物的表现更具蒙古族人民的草原性格与风格特征。舞蹈语言的衔接顺畅自如,使“牧马”与“牧民”的情感彼此交融在一起,编导给舞者一定空间的自由发挥,使个性情感的流露更加鲜明、透彻,具有相当的感染力。

9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舞蹈创作呈现多元化的创作势态,舞蹈作品可以与音乐、戏剧、电影一样表现细腻、复杂的情感世界,这具体表现在创作题材、创作手段的多元尝试和应用上,构成了舞蹈作品在审美意识上的多元化格局。

从《黄土黄》、《一个扭秧歌的人》、《好大的风》,到《母亲》、《千手观音》,张继刚的这些作品清晰地折射出青年编导们怎样感受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在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不是一味地去追随时髦,而是竭力挖掘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不断探索和提高中国民间舞蹈的表现力。张继刚的《黄土黄》以一个单纯的鼓舞形式以及通过动作语言的“重复”、“再现”将黄土高原人民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渲染生命本质的刚劲、纯朴。作为一个具有黄土情结的艺术家,他不断地从舞蹈的角度“寻根”问底,即使是在21世纪面对挑剔的大众群体,他的作品依然被接受,不同层次的观众都被《千手观音》所震撼。他的舞蹈作品深刻关注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的生存意识和生命意识。作品风格注重情节,语言简练,刻画人物细腻,讲求戏剧的矛盾冲突,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中,不少舞蹈作品摆脱了过去的创作思维模式,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批题材新颖、技法讲究、内容深刻、表演精湛的民族舞蹈,如,彝族舞蹈《阿嫫惹妞》,黎族舞蹈《山兰女》,傣族舞蹈《萌动》,回族舞蹈《回之韵》等,这些充满人文关怀精神的作品不断冲击着观众的视觉,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彝族舞蹈《阿嫫惹妞》为我们讲述的是母亲和儿子的故事,从题材角度来讲并不新奇,但是编导马琳打破传统的写实手法,以群舞的形式将这一故事表现得生动感人。舞蹈是在一个母亲群体与儿子之间展开动作关系的,编导在充分运用构图变化的同时,提炼出一些典型的、精妙的彝族女子舞蹈的风格动作,巧妙利用“长裙”在舞动中产生的温柔微妙的动律,创造出一组组母亲群体与子或相互拱身抱腰、或拖着曳地长裙鱼贯缓步前行的动态形象,准确、形象地表现了20多位母亲像大地一样深厚的母爱,她们用柔情、鲜血和生命孕育滋养儿子,使人感受到伟大母爱所带来的灵魂深处的震撼。女编导从女性的角度表现母爱这样永恒的主题,手法细腻,刻画精微,短短七八分钟的舞蹈充分显示了编导创作观念的独特性,令观者回味无穷。优秀的艺术作品就是要不断撞击人们的灵魂深处,让人情不能已,心为之动,这是舞蹈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会演中,宁夏回族自治区代表团演出的女子群舞《回之韵》打破了回族舞蹈创作沉寂的局面。编导在舞蹈语言上大胆摒弃以往的套路,“解放”了舞步,打破了过去“背手摇头”、“踮步摇摆”等动作的局限,紧紧抓住回族女性的神韵,以开放式的舞姿,行云流水般的舞步和变化有致的构图表现面纱遮盖下的回族女子内心涌动着的情感,准确塑造了宗教生活陶冶下的回族女子的沉静、温柔和善良的性格特征。这是一次对回族伊斯兰文化的正确理解,是一次对回族女性神韵的准确把握和对她们生存状态的深层的人文关照,更是一次回族舞蹈创作观念的转变,这一创作思路对甘青宁地区的其他伊斯兰民族舞蹈的创作也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二.“民族属性淡化”的少数民族舞蹈创作

当前的少数民族舞蹈创作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趋势,各种以少数民族歌舞为题材的晚会、演出、创作层出不穷,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民族属性淡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滋养少数民族舞蹈的文化生态环境在萎缩,造成传统少数民族舞蹈的数量剧减。20世纪50年代,广大舞蹈艺术工作者曾深入民间虚心采风,收集、整理民间艺术、体验民族传统、尊重民众智慧,他们的举措产生了积极良好的效应。但这样大规模的民间采访活动现在很难实现,许多传统舞蹈已经或者濒临消失;另一方面,许多编导在创作少数民族舞蹈作品时,往往视传统为旧物,盲目创新,致使少数民族舞蹈创作的民族属性淡化、扭曲;此外,学院派的兴起和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的规范训练和教学为少数民族舞蹈的传播带来了便利,但同时也使许多民族舞蹈的创作手法趋于模式化。

我们会发现许多少数民族舞蹈的编导手法、舞蹈语言、动律、服装设计都很近似,少数民族舞蹈的创作存在一种趋同化的现象。此外,还有很多作品打着少数民族舞蹈的旗帜,实际则是随手拈来几个似是而非的“民族舞动作元素”,生硬地嫁接一些时下流行的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艺术家的这种人为加工变异,使舞蹈作品远离其固有的民族文化内涵与形态特征,也就不成其为“这一个”民族的舞蹈了。这些现象凸显出当下我国少数民族舞蹈创作的“民族属性淡化”问题。

不少作品在追求现代语汇与民间舞蹈的融合方面出现“失控”现象,造成舞蹈风格属性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民间舞蹈的原始基因,对民族舞蹈的健康发展非常不利。有些民族的舞蹈语言、基本体态、造型,大众比较熟悉,例如蒙古族、藏族、朝鲜族、傣族、彝族。而有的民族的舞蹈元素、舞蹈语汇本身就很少,外界的认知程度低。例如云南布朗族、独龙族、德昂族等,当地的舞蹈工作者都很少接触这些舞种,外人就更少了解。在创作作品时,有的编导不深入当地挖掘,而是觉得都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舞蹈,在舞蹈元素上应该差不多,于是将各种动作造型信手拈来。对民族舞蹈语言的胡乱借鉴,最终会导致民族语汇的丧失和混乱。其实,只要真正深入观察就会发现,每个民族的舞蹈都有自己的精髓和韵味。即使有的民族舞蹈语汇较少,也可以从民族性格、情感上去挖掘、发展。舞蹈作品能与观众产生心灵的共鸣的力量,才称得上是一个成功的作品。

云南红河州歌舞团团长王佳敏,长期扎根于民族地区从事舞蹈创作,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她就跟随民间艺人学习歌舞,在采风过程中,垤施洛孟地区彝族人的踩荞舞的基本场景在她脑海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红河梯田上的云海奇观,彝族女孩在云海间行走的景象使她久久难以忘怀,由此创作了彝族舞蹈《踩云彩》。试图以踩荞舞中双腿的屈伸产生的柔韧起伏为基本舞步,表现一种彝族女子置身云海梯田的浪漫景象。该舞蹈重拍在下,动作连绵贯穿,脚下动作小巧灵活,整个舞姿轻盈飘逸。编导多年的生活经历与创作者思想的结合,使这个作品多次在全国性的舞蹈比赛中荣获了各类奖项,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通过以上的例子,充分说明了要想把握好一个民族的舞蹈风格特征和审美传统,就需要深入地了解一个民族。到生活中去寻找创作的灵感,这是一条永不过时的创作规律。

三.宗教题材的艺术表现问题

宗教活动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产物,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千百年来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文化观念。这一文化现象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当中表现得尤为鲜明。近些年来,我国的舞台艺术作品当中也出现了一些反映宗教文化主要是少数民族宗教生活的剧目,并有日渐增多的趋势。广大艺术家们力图重新审视宗教的文化价值,试图以艺术的表现方式去揭示宗教文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探询宗教文化的奥秘和对生命的意义。但是,这些作品的艺术呈现大多并未取得较为满意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的艺术家对宗教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信仰活动的认识还处于较低的层面上。

长期以来,我们的创作领域对民族文化现象的本质缺乏深入的理解,对于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生活的认识更是处于浅表层次。例如对待少数民族的信仰活动,我们的编导往往将之理解为沉重压抑的题材,完全忽略了信仰者将之作为精神寄托的幸福感,未能体味信仰活动带给信仰者的快慰与内心的安宁。因此,他们只要表现活动,就使用沉重而压抑的音乐、五体投地式的膜拜、繁缛冗长的礼仪等,以至舞台气氛异常凝重,几乎使人窒息,以此来营造宗教文化的神圣性和神秘感。遗憾的是,这种艺术表现既不能感染观众,也不能震撼人的心灵,更没有让人得到审美的愉悦。相反,反而增加了人们对宗教文化的陌生感和距离感,甚至产生猎奇心理。以此可以看出,许多此类题材的作品仅仅停留于对某种信仰活动表象的关注,以及对其外在形式的模拟,远远没有触及到这一文化现象的内在灵魂。对宗教文化的亲和力、内聚力也缺乏足够的理解。

舞蹈诗《阿姐鼓》展示了雪域高原藏族文化的独特风采,表现了藏传佛教文化的神秘与博大。舞蹈似乎要揭示生命的诞生与轮回这一命题,为了表现这一主题编导调动了一切可以施展的创作手法。但是,由于作品命题过大、过深、过于抽象,几乎超出了舞蹈自身所承载的能力,导致作品内容庞杂,头绪纷乱,舞台呈现不尽人意。肢体语言在面对如此深刻的命题时显得力不从心。

类似的现象同样表现在舞蹈集《云南映像》结尾的藏族舞蹈部分,舞台的呈现过于具像,手法写实,只注重对凝重气氛下的仪式化行为的渲染,和模拟藏民族宗教生活外在的形式,而忽略了对他们内在世界的观照与体味,同时对具有典范的表演特征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与审美价值、张扬雪域高原藏民族典型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卓”(又称“果卓”、“锅庄”)、“依”(又称“谐”、“弦子”)等民间舞蹈,则未能给于深入的发掘和精彩的展现,这一点也是令人感到遗憾和惋惜的。

在这方面,音乐与舞蹈存在着较大差异,宗教文化以音乐形式表现更能适宜于人的理解,因为音乐艺术的抽象性与空灵感,给人以极大的想象空间,更能引发人与神灵间的沟通与交流。何训田的乐曲《阿姐鼓》就是最好的例子。如何更好地表现宗教题材,依然是今天的舞蹈艺术所面临的重大创作课题之一。

四.艺术家的创作自由与文化责任

有人认为舞蹈创作是一种个人行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创作的自由和空间,应该给艺术家充分的空间去发挥,而不应该用条条框框去限制艺术家创作的自由。在我看来,创作型民间舞蹈作为一种舞台艺术,从表现内容、形式、方式肯定与传统少数民族舞蹈是有区别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传统舞蹈的加工、提炼、创新是必然的。我们并不限制舞蹈编导依据自身的个性和审美选择,创作出各色品种、样式的舞蹈,也并非狭义地认为“民族性”必须依循特定的地域风格、传统形式,不可变通、借鉴、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论艺术家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去加工和创作,既然我们还称其为少数民族舞蹈,那么它一定具有某一民族的特色,包含某一民族的特征。也就是说,少数民族舞蹈的基本特质始终不能离开“少数民族舞蹈”这个文化身份。而当下很多少数民族的舞蹈创作显然在这一点上走得很远,有的舞蹈让人辨认不出其民族属性,有的创作甚至会肢解民族文化。能否较好地把握作品的民族性格,遵循民族的审美传统,是创作的关键问题。当我们去创作一个民族的舞蹈的时候,首先需要的是对这一民族文化的热爱和应有的尊重。

如果仅仅是个人行为的话,艺术家当然可以任意发挥,不受限制。但少数民族舞蹈创作并非简单的个人行为,它在舞蹈语言、风格、动律、题材等方面都体现着编导对这一民族的认识。不论是舞蹈教学、舞蹈创作,还是旅游舞蹈,作品一旦创作出来就会对大众产生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家的个人行为必须是在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因为这个民族不是艺术家个人的私有财产。既然决定以这个民族的舞蹈为创作元素,艺术家的舞蹈创作就要跟这一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形象、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就要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具有责任感和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