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特点篇1

论文摘要：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三个创新。认识创新，增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主动性;内容创新，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针对性;方法创新，增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性。

在2000年6月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总揽国际国内大局，全面深刻分析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进一步强调和明确了思想政治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地位、作用，科学总结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方针、原则和措施。讲话特别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思想政治工作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必须进行创新和改进，在增强时代感，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这是今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总书记的讲话高瞻远瞩，一语中的，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就是创新。创新是多方面的，包括认识、内容、方法等方面。认识创新就是思想政治理论工作者能从新的视角明确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战略地位，增强教育者的紧迫感、使命感、责任感，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主动性;内容创新就是使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更加贴进受教育者的需求认知，从而提高针对性;方法创新就是使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形式丰富多彩，使受教育者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氛围中受到教育，消除其逆反心理.增强实效性。

一、认识创新，增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主动性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很重要，这早已成为高校各级领导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共识。然而.它的重要性在哪里?人们的认识往往处于一种混沌、直观、表层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深人开展。古人讲: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认识是行动的先导.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效果如何，取决于教育者的认识程度，特别是认识的创新程度。

1.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核心和主梁道的政治理论教育是其整个教育活动的，要组成部分，不是可有可无的

高校作为培养高级人才的基地，最根本的任务就是两条:一是培养学生做人的良好品质，二是培养他们做事的各种素质和能力。两方面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前者是后者的方向、灵魂，后者是前者的当然要求和必然结果。忽视前者的教育是危险的教育，忽视后者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正因为如此，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都特别强调，必须将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政治理论教育放在学校教育的首位。1957年毛泽东提出了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等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多次指出，教育工作必须坚持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进人90年代以后，依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江泽民同志高度注重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他指出，“正确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使他们能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一个关系我国教育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教育是个系统工程，不仅要加强对学生的文化知识教育，而且要切实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2.作为帮助年学生树立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一项孟大的政治战略行为，不是权宜之计

所谓政治战略行为，就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长远和全局性问题的活动方式。青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他们的思想政治索质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因此，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不仅是高校的重要教育活动.而且它还带有根本性飞长远性和全局性，具有.战略意义。正女哪，J评同志所讲，思想政治工作的好坏，“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来讲，当今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国际化，各国间的竟争已由单纯的军事竞争向包括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国力竞争;国际政治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自身的优势，不断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影响、干预，特别是不断将其文化观向外渗透，进而实现其分化、西化发展中国家的目的，这一态势已十务明显。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然成其西化、分化的首选目标。中国怎样应对这种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加强对青年一代的政治思想教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教育，建筑起抵御西化、分化的万里长城。

从国内情况来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经济社会呈现出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和收人分配形式多样化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些新变化必然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多年来的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对待文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状况，必须坚持弘扬主旋律，坚持正确导向。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价值观，这是高校一项长期艰巨的政治任务。

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来讲，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关心他人和集体，但更注重个人利益;二是有较高的政治热情，拥护改革开放，但对某些重大社会问题比较偏激;三是独立性、自主性较强，但心理素质较差。这些特点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但其消极方面不容忽视。因此，认真研究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合格人才，就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大任务。

二、内容创新，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针对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教育，帮助青年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社会主义立场和方向，做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显然，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内容是明确的，但为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进行创新。

1.要坚持正确的党性原则，实事求是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等方面的发展规律，是科学。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用它来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现实生活中有人主张淡化这些科学理论的指导，甚至对此加以否定和抛弃，这是理论上无知的表现，实践上是有害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现实社会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剧烈和深刻程度，近一百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所以，马克思主义必然要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宣传马克思主义于青年，“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总之，宜传马克思主义要坚定不移，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2要发挥政治理论课教师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构起适合教学实际的内容讲授体系

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教育普遍采用教育部统编教材，这对于规范“两课”教学，保证理论教育的系统性、科学性、权威性，有积极作用，是必要的。但是，统编教材往往篇幅长、内容多，不同科目有重复。这就要求教师吃透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在保持原来课程基本精神不变的前提下，制定出适合现实教学特点的课程内容讲授体系，有所为，有所不为。对学生已懂或可以自己掌握的问题，教师可以“不为”，而对本学科的重点、难点、同现实联系紧密或学生有疑惑的间题，教师要“有所为”.讲准、讲深、讲透。

3.理论联系实际.增强时代感

学以致用，是任何一门学科的生命力所在。政治理论教育亦应如此。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政治理论教育中偏重讲授理论，条条框框过多.深人有余，浅出不够，长此以往，学生必然反感，将其归为枯燥类。实践证明，解决这一难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教师要善于深人浅出，理论联系实际。因为学生具有学习理论的潜在动机，使这种潜在动机转化为现实动机的关键是:学习理论能使他们释疑解惑的需要得到满足。而理论联系实际会帮助学生发现他们自己的需要，并使其得到满足。以这种需要为切人点，引导学生明白学习理论既能提高自身的素养，又能掌握做人做事的正确原则，对自己的未来发展将有潜移默化的长远影响。进而使他们有兴趣，有好感，愿意学习政治理论，从中受到教育。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做好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从国际国内，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深刻分析新形势下对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活动发生作用的客观环境及其基本特点，正确审视和解决那些影响干部群众思想活动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间题，为我们进行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一个根本的比较切合实际的基础。

三、方法创新，增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性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际效果有赖于方法的创新。方法创新就是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建构新的符合学生特点和教学实际的教育模式。

1.学生系统自学，教师孟点讲授

为帮助学生自学，教师可编写自学纲要，设置好问题，并指导学生自学.在此基础上，教师对重点，难点、热点、疑点问题进行讲解，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的主导作用，使教学活动富有成效。

2.运用电教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增强政治理论教育的形象感和生动性

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采取边讲、边放、边问，学生边听、边看、边答，使教师的讲、放、问同学生的听、看、答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达到双向交流的目的，使学生在生动具体的情境中受到教育。

3.选择热点、难点问题，有计划、有准备地组织学生开展讨论、演讲和辩论，开辟第二课堂

运用这一方法，教师必须首先选好题目，并给学生以指导。讨论会、演讲会和辩论会，可由学生自己组织，让他们放开手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想象力，教师只是在最后进行总结，肯定成绩，指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方向。

4.开展内容丰富的专题报告会

根据社会发展与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要求，邀请校内外有关专家或教师举办对话式专题报告会，扩大政治理论教育的范围和影响，树立公众形象。运用这一手段，报告人要选好报告题目，并精心准备，尽量把问题讲深、讲透。

5.正确运用考试杠杆，全面评定学生学习成绩，引导学生学以致用

国际政治特点篇2

[关键词]中国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理论欧洲研究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8)5－0103－09

近30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然而与国际水平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的国际关系学起步于对西方理论的吸收和借鉴，西方主流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制约了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实证研究的不足阻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在借鉴欧洲研究领域新特点和新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三个方面的努力促进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分析层次的沟通、研究范式的整合、规范与实证研究的结合。这三个方面都要求我国学者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国际关系学通过对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简称“三大理论”)的介绍和批判赢得了第一次飞跃。这次飞跃对学科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关于三大理论的讨论第一次将“理论”引进了学科之中、创造了建设性讨论所必需的概念框架和范式背景、提供了学界展开争论的通约性空间。但是，三大理论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首先，三大理论都是体系理论，都是从国际体系结构的层次上解释国家行为。这样一个前提隐含的假设就是将国家视为主要行为体，倾向于忽略国家内部动力和结构的影响，而将关注点放在国际行为的层次上。然而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的所谓“层次”，只是一种分析层次，从来都不是现实中截然可分的层次。因而体系理论拒绝了复杂的国际关系现实中很大一部分无法明确划分层次的内容。作为体系理论，三大理论自然会假设国家是主要的行为体，这一点也制约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

其次，三大理论都是共时性理论，为了维护理论的简约性和严谨性，将时间的进化排斥于理论维度之外。结构现实主义假设国际体系的秩序原则、单位特征和权力分配决定了其特征。这种体系性特征决定着行为体的行动。新自由制度主义虽然涉及了国际体系的进程，但这种进程是一种背景变量。其创新之处在于发现了制度对行为体利益形成和行动偏好的塑造作用。但是，与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一样，它所强调的是制度作为一种环境而发生作用，因而仍然倾向于将国际体系看作是一种状态，仍然是静态理论。建构主义跳出单纯的物质结构，强调观念结构的重要性。但是温特所说的三种“文化”其实仍然是三种结构状态。不同的观念结构决定了行为体的不同行为，但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转变和进化过程及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因而，三大理论在很多问题上的争论，例如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进攻性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合作的演进等，都忽视了时间这一隐性自变量。如果将时间维度纳入理论框架，就会发现一些针锋相对的观点其实并非不可共存，它们只是关注了事物发展的某一个阶段而已。

第三，三大理论的争论属于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争论。新现实主义以个人主义的理性选择假设为基础，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建构主义则强调主体间性。从偏好形成的角度来看，从新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发展体现了从偏好内生到偏好外生的转变过程。然而，社会科学的范式之争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家相信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代表了从错误观念到正确观念的转变，……至于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只有是否受到欢迎的变化，很少被完全抛弃。”社会科学不可能出现一旦证明新范式的有效性便否定了旧范式的现象，因而，社会科学的范式之争便有了不同的意义。更明智的做法是寻求范式之间的沟通，以求对研究对象做出更全面、更多维的观察和分析。

第四，三大理论虽然披着国际关系这一学科的特定理论的外衣，但揭开其外表就能发现其“元理论”的实质。三大理论分别基于社会科学中的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元理论。它们是对人类行为动机和行为逻辑的根本性假说，唯一的区别在于国际关系理论将假说中的“个人”更换成了内部均质化的“黑箱国家”，本质并无不同。元理论的特点在于：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从这个角度看，以科学性相标榜的三大理论却恰恰存在着科学性赤字。

由于存在着上述不足，三大理论约束了国际关系学的深入发展。作为基本的研究范式，三大理论的意义毋庸置疑。然而，面对越来越具有新特点的国际关系现实，只停留在三大理论的讨论层面上已经不足以使我们清晰地认知变动中的世界。例如，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就是丰富多彩的世界图景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然而三大理论的解释力在这里却遇到了问题：欧洲一体化重新定义了国家，使传统理论的基本论点受到了挑战。欧盟的多层网络治理结构也质疑了传统的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分。欧盟的支柱结构和“多速”一体化现实也在不同的问题领域(经济，功能、军事／安全和司法／警务)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这决定了必须用多元的研究范式来看待这一国际关系现象，任何单一范式都无法得出一个完备的图景。因而，对三大理论进行超越是国际关系现实的需要，也是国际关系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提。这种超越正以各种方式在全球国际关系学界发生，而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参与到这一理论变革的讨论之中不仅必要，而且紧迫。正如三大理论曾经引发了第一次飞跃一样，超越三大理论也会为我国的国际关系学带来新的飞跃。

基于以上提出的这些问题，本文谨以欧洲研究为例，试图提出对我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一些建议。

来自欧洲研究的启示：超越国际关系理论

1、沟通分析层次：欧盟合法性与治理研究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可以进行明确区分。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国家通常被视为“黑箱”，只有不同的输入才会导致不同的输出，而决策的发生机制被默认为是均质的，即单个国家的内部结构是类似的。当然，这一假设并非绝对，很多理论流派都对这一点进行了修正。但作为体系理论，三大理论无法从根本上抛弃这一假设。各种“古典／新古典”理论以及外交政策分析理论(FPA)将国家内部因素纳入了考虑。但这些理论仍然是建立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分之上。长期以来，政治学界对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两大基本范式的划分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然而，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大大模糊了这种区分。欧盟(及其前身欧共体)的出现带来了政治学的尴尬：欧盟既是一个国际机制，也是一个治理结

构；它既由国家组成，又享有着部分；它建立在国际条约的基础上，立法由政府间的欧盟理事会做出，其立法和决策却拥有对成员国法律的优先权，直接作用于成员国公民；它的机构(欧洲议会除外)并非由公民选举产生，只是成员国的代表机构，却拥有着影响欧洲社会的权力(当然是在“辅原则”的制约之下)。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欧盟这一国际关系现象。对于欧盟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合法性和治理――似乎三大理论已经走到了其解释力的尽头。

(1)合法性研究。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很少讨论合法性的问题。国际关系是体系层次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在主流理论之中并没有给国际关系中的“人”留下足够的空间。国际体系是国家力量分配和平衡的产物，国际组织是由国家组成并按照政府间的模式运转。因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存在“责任”的问题，合法性不是一个问题。可是欧洲一体化的出现改变了这种情况。欧洲一体化历史显示，早期的国家合作以及对国家的超越靠的是公民的“消极支持”，即“宽容共识(permissiveconsensus)”。公民将信任票投给少数政治精英，相信他们为和平与繁荣所做的努力。这是当时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也是一体化所采取的独特的“功能主义”战略的结果：一方面，“低政治”敏感度较低，不易受到反对；另一方面，一体化主要发生在规制性而非分配性政策领域，成功地超脱于社会利益冲突之上。然而，这同样也决定了对合法性的漠视终将给一体化带来消极影响。一方面，一体化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低政治的范围内，这是与一体化的逻辑相悖的，一旦进入政治合作领域，合法性问题就会不请自来。另一方面，随着一体化的成功发展，它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功能性合作组织。它拥有着巨大的财政预算，在众多领域拥有立法权，执掌着多数行业和领域的规则制定权。更重要的是，在共同体法优先性的原则下，它的立法直接作用于成员国的公民。这一切都决定了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国际组织，也是一个不断扩张的治理结构，对公民负责的问题就必然会提上日程。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批准程序)、2005年(《欧盟宪法条约》批准程序)和2008年(《里斯本条约》批准程序)的三次重大公投的结果都显示了合法性问题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性，这一点表明了欧盟与其他所有国际组织的不同之处。

合法性问题对传统的国际／国内政治区分提出了挑战，也超出了三大理论的解释能力之外。根据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的概念框架，政治学界提出了合法性的三个标准：输入合法性(input-legitimacy)、输出合法性(output-legitimacy)和政策反馈(或责任性)合法性(feedback／accountabi-lity)。从这三个标准出发来评价欧盟的合法性，仅仅停留在国际政治的层面上是不够的。因为欧盟独特的治理结构决定了无论是政策输入阶段中的利益体现、政策输出阶段中的效率和良治，还是行政权力的责任性都贯穿了超国家、国家、地区、个人等多个层次。从输入合法性来看，欧盟委员会垄断了立法和决策的提议权，是输入合法性的主要体现者。然而，在提议的形成过程中，通过专家小组、利益集团和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协商咨询程序，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得到不同程度的表达。同时，在立法过程中，欧洲议会(通过公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和部长理事会(通过民主选举的政府所派出的代表)都对输入合法性发生作用。从输出合法性来看，欧盟的立法和决策结果也在不同的层次上发生效力。在辅原则(principleofsubsidiarity)的约束下，欧盟法既可能直接发生效力，也可能要通过成员国法的“欧洲化”才能发生效力。因而对欧盟输出合法性的评价也必须在不同层次上进行。从责任合法性的角度看，没有一个确定的层次或机构能够对欧盟治理的结果负全责。例如，委员会可能会因为得不到欧洲议会的信任而辞职，欧洲议会则受到未来选举阴影的约束，更不用说成员国和地方政府也要受到选民和议会的监督，所有这些机构在权力上互相牵制，在责任上也必然会造成相互开脱。因而，在面临一项具体政策或立法的时候，单纯从国际政治的层面上无法解释任何问题。其结果就是，研究者必须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进行沟通，否则就无法进行有效的判断。

(2)欧盟治理模式。欧盟的政治合法性只是欧盟治理问题的一个具体方面，而欧盟治理是更加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政治现象。对欧盟治理的研究同样呼吁对国际／国内政治划分的超越。

“治理”这一概念在学术研究中升温体现了区别于以国家／政府为中心的传统政治统治的一种新型社会组织模式的出现。以政府为中心的统治模式以其等级制和正式制度为特征，而以社会参与为中心的治理模式的特点是更为平等的公共一私人关系。随着全球问题的涌现和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发展援助领域中的政治条件性的加强，治理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热门问题。欧盟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最好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超国家治理典范。欧盟治理模式在诸多方面向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挑战：首先，国家不再是唯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市民社会广泛地参与进政治过程；其次，无政府状态这一前提被弱化，国家在某些领域成为二级行为体，在欧盟的制度环境下行动；第三，国际合作的目的及第一推动力不再完全受利益最大化逻辑的支配，而是开始更多关注有效地解决问题；第四，传统的“分析的层次”失效，超国家、国家和次国家层次的因素必须要同时加以分析。这些挑战的共同需求就是消除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樊篱。

欧盟治理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中可区分出不同的类型。由于《马约》中规定的第一支柱是一体化最为深入的领域，源自经济、货币领域的“共同体式”治理是欧盟治理的主要形式。然而，欧盟在其各个政策领域中也创造出了诸多新的治理模式。与共同体模式相比，它们具有一些新的特点：依靠软法律，遵循辅原则，参与者不仅参与政策过程、同时也参与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选择。然而，无论是共同体模式还是以开放协调模式(OMC)为代表的新模式，都意味着国家不再是主要的行为者，它在横向和纵向上都遭到了分割(横向上：根据不同问题而形成的政策领域使国家得以不再作为一个整体参与行动；纵向上：地区、国家和联盟层次的政治活动相互依赖，共同形成一个政策过程)。这意味着对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区分已经部分失去了实践基础。

虽然我们不能预言欧盟的治理模式创造了未来世界政治发展的方向，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备选方案。国际关系理论如果要想跟上时代的发展就不应忽视治理和合法性之类的新问题。迎接这一新挑战的前提就是对传统三大理论中的分析层次进行批判，只有这样才能为理论的创新铺平道路。近年来中国学者对欧盟治理和合法性的研究已经在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之间进行了尝试性的

沟通，这一经验有待于国际关系学界吸收和借鉴。

2、研究范式的整合：欧盟发展合作政策与欧洲认同

前面已经提到，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主要体现为三种基本范式的争论。然而社会科学的范式和自然科学的范式是不同的概念。社会科学范式之间不可能发生类似于日心说、牛顿力学或相对论那样的革命性转换，相反，更常见的却是对事物不同侧面不同角度的观察之间的争论。一个自足的哲学体系必须能够对世界提供完整的解释，否则就否定了自己的体系。而社会科学的任何理论范式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正因为此，才给众多相互冲突的范式留下了发展的空间，并在整体上提高了人类对社会的认知。正如盖伊・彼特斯所说，在政治学中，研究方法上的折衷主义会比拘泥于单一的方法带来更多的学术回报。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从任何一种范式出发自然都可以得出一个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问题在于，这样一个体系一定是以放弃甚至歪曲了部分事实为代价的。人类行为具有主观性，人类历史具有进化性，个体和集体的行为逻辑都存在非理性。没有任何范式敢于自称解释了全部人类现象。考虑到这一点，自然就会产生出超越三大理论的冲动――更为客观的做法是寻求不同范式具有优势的解释域，而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必然需要进行范式的融合。范式的融合主要有两种可能方案：一是历时性的融合，二是共时性的融合。这一点在欧洲研究中尤其突出，这里仅以对欧盟发展援助政策和欧洲认同的研究作为这两种融合模式的典型例证加以说明。

(1)历时性融合：欧盟发展合作政策。对外援助政策是反映国家收益偏好选择的一个典型案例。关于国家追求相对收益还是绝对收益的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而这一争论在新现实主义和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尤其突出。一般认为新自由制度主义假设国家主要关注其绝对收益，而对其他行为体是否会在合作中得到比自己更大的收益并不担心。因而，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视野中，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结构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国家追求的是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

然而，国际关系现实中的对外援助现象却并不符合任何一个流派的假设。在整个战后时期，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两种偏好同样体现在国家的对外援助政策之中，它们的影响力却因时代不同而异。1970年代之前，各国的援助政策都以追求相对收益为主，而在之后的时间里，绝对收益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上升。这是“静态”国际关系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非结构性因素，如科技发展和全球交往的深化所带来的议题的转变深刻影响了国家的收益选择。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试图以一个静态模型推导出国家行为的收益偏好。这一点证明是不符合国际关系现实的。

欧盟的发展合作政策极好地反映了范式整合的必要性。欧盟在战后对外援助领域具有特殊的地位。其一，它展示了从相对收益主导政策到绝对收益主导政策的清晰的发展轨迹；其二，它从受援方变成援助方，并在70年代之后逐渐成为主要的援助集团；其三，它的援助理念经历了从双边援助到多边援助的发展，援助概念也经历了从对外援助(ForeignAid)到发展援助(DevelopmentAssistance)再到发展合作(DevelopmentCooperation)的转变；其四，它经历了从强调经济关系到重视政治条件性的转变。因而对于欧共体／欧盟这样一个国际行为体，无论是从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角度都无法给予满意的解释。

事实上，国际关系学者们早已尝试着解决这种范式矛盾的问题。例如，格拉泽、鲍威尔和施内德等人都曾经试图进行调和。但所有这些调和性的尝试都没有解决时代性的问题。他们害怕损害体系理论的科学性和简约性，在时间维度的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只有承认不同范式只是对国际体系进化的不同阶段的客观解释，将欧共体／欧盟视作受到时代因素影响的、在国际体系结构变动背景下的行为体，才能科学解释其在发展合作政策演变过程中所体现的收益偏好的不同。这一案例对国际关系学的意义在于表明：如果跳出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对经验事实予以更多关注，就必然要求将不同的理论范式在时间维度之下进行整合，承认研究对象的进化性。

(2)共时性融合：欧洲认同的建构。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欧洲认同逐渐成为一个热点命题。对于欧洲认同形成原因，各派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范式出发，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都有力地解释了欧洲认同形成的某一个侧面，都可以从现实中找到大量证据，可是任何一种范式都未能给认同这样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提供一个“一揽子”的解释方案。相反，采取开放性的立场，将解决问题的效率置于理论纯粹性的坚守之上恰恰有利于提高我们对事物的认知水平。合理的方案就是将欧洲认同问题视作一个多面体，同时用不同的理论范式对其进行分析，这样不仅会得出更客观、更有实践价值的结论，同时也有利于不同范式之间的相互检验。

具体而言，如果研究的对象是体现社会信任维度的“横向认同”，即一种“同胞意识”，那么社会心理学范式和建构主义范式显然更为有力；如果研究的是体现个人与政治共同体之间归属关系的“纵向认同”，即一种“忠诚意识”，则功能主义范式和新制度主义范式更有说服力；如果将欧洲认同视作成员国间的一种互信感或国际集团身份，那么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或英国学派的“安全共同体”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如果将欧洲认同看作是一个文化、价值或记忆的共同体，则必须从本质主义范式的视角来加以考察。这说明对一个国际关系现象的思考不应局限于先验认定的纯粹“范式”，而应在同一个时间维度上加以多视角、多范式的考察，在对事实做出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科学理论。从这一案例，我们可以看出理论范式之间的融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助于加深对研究问题的认知。不同的理论范式之间不一定相互排斥，相反还可以通过实证方法进行互证。

实际上，在欧洲认同问题以及广泛的欧洲问题研究中，许多欧美学者早已认识到了跨越理论阵营的必要性。在整个社会科学界，对理论范式融合的呼声也是久已有之：奥斯特洛姆讨论了理性选择范式与制度主义范式之间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波拉克讨论了理性选择范式(包括理性选择的制度主义)在欧洲问题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和来自其它范式的批评，指出了理论综合的必要性；哈迪主要关注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学的认同理论之间的沟通；切科尔则重点论述了建构主义理论和其它理论范式之间的建立沟通桥梁的重要性。莫拉夫斯克也提出了在不同理论之间进行对话与综合的建议。这些思想值得国际关系学关注与借鉴。

3、超越规范研究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起源于一种政治哲学而非政治科学。无论是爱德华・卡尔还是汉斯・摩根索，其理论都基于对人性和国家本性的哲学反思。

这种哲学性的元理论对人类(国家)行为提供了根本性的解释思路，但其弱点在于无法进行科学检验。在18世纪理性主义运动以来的科学主义时代中，在整个社会科学追求“科学化”的大潮中，这一弱点是不可容忍的，因为它使得国际关系学难以逃脱对科学性赤字的担忧。从华尔兹以降，国际关系学者们一直致力于追求科学性。他们从行为科学和经济学中引进了大量的理论和假设，建立了高度简约化和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实证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的正统认识论。但是，尽管在以美国学者为主的国际关系学界，实证研究占有统治性的地位，为多数中国国际关系学生和青年学者所熟知和讨论的却多是理论性著作或者研究文献中的规范性部分。这使得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蒙上了强烈的规范性和思辩性色彩。从上世纪末以来，不少中国学者致力于推进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科学化和实证化。然而，总的学科氛围仍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围绕理论争论的研究成果在数量和成熟程度上都胜过实证研究。因而，要促进我国国际关系学的进一步发展，亟需实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而欧洲研究的情况则相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几次大规模宏观理论争论之后，规范研究一时陷于低潮，实证研究则取得了长足发展。20世纪末，欧洲研究界提出了加强理论研究的问题，以莫拉夫斯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政府间主义就是这一呼吁的代表性回应。但总体上，欧洲研究领域内仍然存在着强实证弱理论的情况。中国的欧洲研究也存在着类似情况。欧洲研究的这一特点固然有其根源，同时也是其重大缺陷。但主流国际关系学却恰恰应该借鉴欧洲研究领域中对实证研究的关注。

实证研究主要包括历史实证、比较政治学实证(多数案例研究应归入这两类)和计量实证。欧洲研究在历史实证和比较政治学实证方面成果斐然，大量欧洲一体化理论和国际合作理论都基于扎实的历史探索，而上世纪末新兴的治理研究和合法性研究则树立了用比较政治学方法来研究欧盟政治的典范。但限于本文篇幅，主要讨论计量实证。上世纪70年代以来，计量统计在欧洲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改变了欧洲研究文献的宏观面貌。统计分析在选举研究和公共观念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些方面的研究在传统上主要归于国内政治学的范围。然而，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出现了全欧性的行政、法律空间和公共领域，进而人口学意义上的变量也进入了国际政治的思考范围之中。选举、集体行动、政治／社会认同、公共观念、社会心理、集团冲突等依赖于大规模调查数据的研究改变了在传统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边缘地位，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仅仅从规范性思考出发来研究上述这些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从理论建构还是理论检验的角度来看，基于大规模数据的统计分析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青睐。以选举研究和认同研究为例，没有统计分析作支撑的研究已经很难在欧洲学术刊物上发表。如果不能用数据来“说话”，一个学者几乎无法参与到主流的学术讨论之中。基于统计分析的大量学术研究不仅对传统理论假设进行了科学的检验和修正，同时也建构起了大量微观理论和中层理论。它们不仅为宏观理论补充了坚实的实证基础，也为元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材料。

欧洲研究中统计实证的繁荣有其物质背景。一方面，欧洲社会科学整体的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较早采用了调查和实验等研究方法，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方法和数据。另一方面，欧洲各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对大规模社会调查持鼓励态度，产生了大量可供社会科学研究使用的数据库，大大便利了欧洲研究中实证研究的发展。在成员国政府层次，由于欧洲各国都是选举制民主国家，历来重视选举研究，形成了政府、独立调查机构和新闻媒体为主体的社会调查网络，积累了大量数据。在欧盟层次，欧盟委员会大力鼓励全欧性社会调查。从1973年，委员会启动了“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项目，在所有成员国范围内每年进行两次大规模调查，其问卷覆盖了十分广泛的议题。迄今为止，此项目已经成为欧洲研究中使用率最高、最重要的研究数据库。此外，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SocialSurvey)、欧洲价值调查(EuropeanValueSurvey)等社会调查项目以及众多的欧洲选举调查都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数据库。在鼓励调查和数据收集的同时，欧盟也大力推进使用这些数据的二次学术研究，这些数据库中的多数都以非营利的方式向研究者和私人使用者开放。而在欧盟的历届研究框架下，都对基于统计分析的实证研究有所偏重，如NEWGOV和CONNEX等研究网络项目都强调了突出实证研究的重要性。

这些条件为欧洲问题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便利，培育出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理论的生长。尽管目前欧洲研究领域中仍然缺乏成熟的宏观理论，但有了丰富的微观和中观理论基础，假以时日，这一局面必将逐渐改变。

欧洲研究领域中重视实证这一特点十分值得我国的国际关系学借鉴。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在我国正处于一个瓶颈期：一方面，学界已经初步认识到了纯粹理论争论的不足之处，开始对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式产生厌倦(这种厌倦同样曾在欧洲研究发展的特定阶段中出现)；另一方面，学术界又很难产生出超越西方“三大理论”的新的理论建树。我国国关学界对这种局面有不少反思，例如，所谓“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提法就是对这种状态的一个反映，说明学术界渴望超越西方话语的中心地位。但是各种各样的新概念、新口号却无助于扭转这种困局。原因在于：这种理论疲倦与创新不足并存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证研究不足带来的结果，而非简单的概念转换问题。经验是客观知识产生的唯一来源。从学术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同样如此。无论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的“三大理论”还是欧洲一体化研究中涌现的“功能一政府问一新功能一自由政府间”等理论演进，都是在观察和抽象特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由于我国的国际关系学起步较晚，为了追赶国际水平，采取了从理论人手进行学科建构的路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合理而必要的。但是随着学科发展的日渐成熟，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终究会再次面临实证与理论的辩证关系问题。

鼓励实证研究将在以下三个方面促进我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检验理论、发展理论和建立完整的理论解释体系。首先，西方主流理论是产生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它们是产生于对特定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关注。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如果不加批判地陷入西方理论的预设前提和论证逻辑，则注定无法跳出其结论所存在的局限性和伦理缺陷。而要对西方理论进行批判，仅仅闭门造车式地从中国文化符号中挖掘个别新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回到其所产生的经验土壤中，对其进行前提批判。因而，只有当中国的研究者回到事实层面，从经验实证出发，对西方主要理论的创生过程进行重复检验，对其结论进论证或证伪，才有可能真正对西方理论展开对话和批判。其次，国际关系学不是一种智力游戏，它有着紧迫的现实关切。对于我国学者来讲，研究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寻找最优解决方案是第一使命。即使从科学共同体的角度来看，也存在着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趋势、避免和解决冲突、以及追求人类福利的提高等伦理目标。这都要求我们回到经验现实之中，研究事物之间的关系，发展出真正“有用”的理论。第三，理论有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的理论是为了解决不同层次的问题。理论是事物之间关系的描述，没有对个别性关系的把握就不可能科学地掌握一般性关系。同样，没有丰富的微观理论和中层理论为基础，就不可能产生出体系层次的宏观理论。鼓励实证研究将促使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出完整的理论层次，形成一个自足的理论生态，这是理论发展和创新的必要前提。

国际政治特点篇3

关键词：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论、中国特色论

国际政治理论作为一门学问形成的历史并不长。在西方，如果从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theUniversityofWales）设立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政治讲座算起，国际政治学还不到80岁，比“寿命”长达数世纪之久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老”学科差远了去；依照某些欧美学者的评价，它仍是一门“落后的学科”。[1]在中国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研究只是在近一、二十年才刚刚出现，不要说同传统的学科（如所谓“文、史、哲”等领域）比较其完整性相差甚远，就是与本世纪初陆续引进的其它西方学问相比也显得单薄。作为一个知识门类，国际政治学的不成熟是理所当然的。[2]研究对象的探讨，对于中国大陆的国际政治学之发展的必要性显而易见。本文试图梳理一下与这门理论有关的若干问题，侧重点在知识的结构和方法等方面。

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什么？

尽管说起来国际政治研究已有几十年历史，但国际政治理论的对象似乎远没有被清楚说明和取得共识。追究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种主要看法，它们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但重心的不同却是明显的：

1．“国际政治实质上就是外交斗争”。换句话讲，国际政治研究的目标，是政府的对外方针及其各种战略策略，是各国外交的合纵连横之术。它基于下述认识之上：国际关系实际上是（或者主要是）国家间关系，民族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非国家行为体是次要的和从属性的；因此，不论全球化过程如何发展，也不管所谓“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怎样加深，民族以国家为基本代表的事实不会改变，国家是国际舞台上最重要行为体的事实不变改变，国家利益始终是各国追求的主要目标的事实不会改变，这一切构成了国际政治斗争、从而也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这当然不止是外交部的官员或政府特别支持的一种见解，它也在学术界和一般老百姓中也有比较广泛的认同基础。在中国，“外事无小事”的说法得到了广泛宣传，国外各种民间组织（NGO）－－如生态环境保护运动、女权组织、新社会运动等－－传入的影响有限，国内大众传媒对世界事务的报道主要着眼于国家间关系、尤其是政府间关系，因此，人们很自然把国际政治与外交斗争划上等号。在大学和研究所，讲授或分析“国际政治”时，外交事务占有最大的份量。

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也有相当多的人持类似的看法。例如，在近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发源地－－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有外交头脑和治国方略的思想家和战略家，多认为国际政治和国家政治应当以政府的对外决策和对内治理为对象。从马基雅弗利到但丁直至法国的一批“新潮”的政论家、法学家、高级僧侣和神学改革家，均提出过此类的见解。当代美国一位学者的归纳是：“全部国际关系可以描绘成显赫人物或者由他们构成的集团的外交决策过程。…通过聚焦决策过程，（国际政治研究）才有可能为国家设计出更加有智谋的对外政策。”[3]一本流传于80年代的美国的国际政治教科书介绍说：“某些作者认为，对外政策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是同义词，或者说不应当在二者差别问题上大作文章。即使他们没有把本国的对外政策同国际关系等同起来，他们仍认为国际关系领域等于（从理论上说）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和，或者等于对他们有利害关系的那些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总和。”[4]

“国际政治等同于外交斗争或者至少以后者为主要内容”，可能是影响力最大的一种看法，也绝对是应用面最广的一种见解。从外国情况看，国家对外战略研究－－如国际博弈分析、国际危机分析、国际冲突和国际干涉分析、核战略、“遏制”战略或“接触”战略等等－－被政府、国会和多国公司等“重要决策机构”，视为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所能够提供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从我国情况看，按照笔者的调查，[5]在近年来12个被研究得最多的国际课题里，有7个直接与国家的对外政策有关，它们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后果分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探讨；国际范围“主要矛盾”问题；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问题；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干预问题和联合国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间接与国家的对外战略有关，即国际冲突分析和民族主义分析。全球化问题、国际研究的方法论及对国外理论思潮、流派人物的介绍评述等三个课题，只占很小的比重。必须承认，以往学术界对这一角度的优点谈得较多，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带来的问题。国际政治学界（不论外国中国）的大多数人注重的是理论的“有用性”，而且这种功用特别与政策层面挂钩。“外交学派”的定义有很多长处，但也容易造成研究者的眼界狭隘，尤其是它有可能造成所谓“跟风现象”，即一味盯着外交决策层的动向而丧失必要的学术独立性；学术损失不说，有的时候，学术独立性的丧失反过来造成决策层被误导的后果。

2．“国际政治是一般政治的延伸”；也就是说，国际政治学是从政治学派生出来的，是后者的子系或放大。按照这种见解，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是“母子关系”：政治学是国际政治学分析的基础，是后者之理论和概念的基本来源。这种见解基于一个逻辑的推理：政治学是纯粹理论，它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运用就形成了政治学的各种分支，例如：政治学应用到心理分析，便有了政治心理学；应用到地理问题上，便有了地缘政治学；应用到经济现象中，便有了政治经济学；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便有了国际政治学。“政治”是什么呢？经典的解释是：政治是权力，或者说权力关系，政治学是有关权力或权力关系的学问，权力则是人对人以各种形式的控制和支配。这种解释似乎特别适用于国际政治领域，因为第一，国家及政府是政治学的典型分析对象，而国家又是国际关系中最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行为体；第二，权力（当它与国际关系相联系时常被译成“实力”或“力量”）是国家间斗争的关键目标，所以摩根索称国家间政治是“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斗争”；第三，国务活动家通常被称为“政治家”，很少听到地方或企业领导者被赋予同样的称谓。

对此，中外学术界有许多认同。在我国，各大学国际政治系把“政治学原理”、“政治学说史”等作为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国际政治研究室在吸收新的研究人员时，多半是从大学政治系和国际政治系（而不是经济系或国际经济系）招募；在典型的美国大学里，国际政治专业一般设在政治系或政府系，国际政治学协会与政治学协会的会员经常是兼任的，有的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担任过政治学协会的主席或被认为是政治学领域某个学派的代表，两个专业之间从人员到思想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与交往。从理论上讲，很多中外人士都强调，国际政治说到底是用权威方式或者运用实力基础分配国际地位、价值和资源的过程；如毛泽东所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从国际政治学的著述中不难发现，研究者们使用的语言，很多与政治学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它们要么直接来自政治理论，要么由此派生而来，如：决策过程，博弈理论，权力及其均衡，秩序和等级，冲突、战争与威慑，地缘政治，国际组织、谈判和裁军，正义与非正义战争，解放斗争和独立运动，恐怖主义与国际制裁，联盟与庇护，国际法与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和国际宣传，国际道德，国际革命，国际暴力，国际民主，国际和平与国际侵略，等等。把国际政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的观点的盛行，与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学派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的长期主导地位有关。不过，近些年来，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对“政治学派”的支配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动摇：其一，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两极格局的结束，对以固守两极、提倡势力均衡和自助哲学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怀疑大大增加，前述定义相应受到抨击；其二，随着国际事务中所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碎片化”（Fragmentation）过程的加强，国际研究的范围明显超出传统的权力政治学所及，主张扩大分析领域的声音或重新思考研究对象的立场，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中国学术界，尽管程度不如西方，类似的现象及批评也显著增多；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新近崛起，和由Huntington的论文引起的“文明与国际关系”持久不衰的争论，均为明证。

3．“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确切地说，是国家间关系史，是近代民族生成以来的各种重大记录、文献、历史人物演讲或传记，是反映在不同单元（个人、集团、政府、组织等）那里的、被记录下来的国际活动和交往－－如战争、革命、联盟、外交斗争。按照这种见解，所谓“国际研究”并不是像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那样的独立学科，它并没有自身的概念体系，而是对国际范围业已发生的各种事实的精确和有选择的记载；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国际政治研究只是一种历史大事记，它应当有自己的逻辑和规律，有筛选史料的网络与方法，有独到的启示及教训。

在中国，依笔者管见，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国际政治分析家均出自于史学家或对中外历史有深刻了解的思想家。例如，陈乐民先生对“欧洲观念”之历史哲学的总结，对苏联东欧解体之教训的讨论，对英法政治哲学思想渊源的分梳和对欧洲文明扩张进程的探测，以及他对中外近当展进程和中外近代思想的比较，无论在思想的深度或是知识面的广度上都首屈一指；李慎之先生关于“全球化”命题及它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冲击的多篇杰出论文，不仅开启了中国学术界对全球化现象的争论之门，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的相关思索（如民族主义在当代的世界性复苏、中国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东西文化的异同等现象的讨论）。他们都以历史分析见长，都特别强调史学意义上的“国学”和“西学”的价值，也都十分反对某些貌似时髦的“新学”的非历史态度；他们对当代国际政治现象的深刻分析，主要不是来自学科方法论或各种工具性的理论，而是源于历史知识的渊博和哲学智慧的启迪。历史对他们无疑是国际研究的第一要素。

在欧美学术界，类似见解的最著名代表，是英国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思想家马丁·怀特(MartinWight)。在他眼里，真正的国际理论应该也只能来源于对国际历史的总结，它要求作者有一种宏大的历史眼光和从各种杂乱事件中抓住关键线索的敏锐能力。一个好的历史作品，往往比一打流行的国际政治理论教科书或专著包含更深刻的国际政治思想和理论。例如，关于国家行为的最佳形式，不管是所追求的目标或者是行为的道德方式，只能是势力均衡的管理，这种势力均衡思想读者无法从一般的“国际理论”中找到，却出神入化地体现在劳伦斯(Lorenzo)论述伊丽莎白女王(QueenElizabeth)、威廉三世(WilliamIII)或俾斯麦(Bismarck)的著作内。怀特的结论是：“有关国际史的作品，无论是涉猎极广的题材－－如西利(Seeley)的《不列颠政策的演化》，马廷林(Mattingly)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或者胡森(Hudson)的《世界政治中的远东》，或是详细的专门论述－－如萨默勒(Sumner)的《俄国与巴尔干》，甚至索伦森(Sorensen)关于肯尼迪(Kennedy)如何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专著，比起那些建立在‘新方法论’之上的大量理论著作来，对外交政策的性质和国家体系的运作原理的阐述要深刻得多。”他的简约公式是：“国际政治＝历史阐释”，或者“国际政治＝历史哲学”。[6]

应当指出，无论在中国外国，上述见识者肯定不占多数，但这为数不多的人往往是真正识多见广的智者，他们的著述多具有好的历史作品特有的穿透力，所以他们的思想影响从比例上远大于他们的人数和作品数量。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突出了历史研究特别是国际史研究的重要性，弘扬了最好的国际政治理论的必然具备的历史属性。然而，这种观点在被认同方面也有它的困难：其一，当代国际政治学领域的多数研究人员并非史家出身，因此不管是知识的结构或驾驭材料方面，很难要求他们（多半是比较年轻的人）具备广博的历史观念和知识，而方法论的东西（如6－70年代以后兴起的系统论、信息论和博弈论等）对他们有大得多的吸引力；其二，有的时候，由于“历史学派”轻视各种“新学”（包括观点、模式和方法）的作用，尤其是因为贬低国际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价值，他们的理论容纳能力受到削弱，他们的看法也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依笔者之见，“历史学派”本身是有方法的，他们在浩瀚史料中捕捉关键线索的出色能力，证明了这种方法的价值及其存在；但这种方法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下意识的、本能的和内生的东西，属于与生俱来的品质，它们与那种表征明确的、工具性的方法不大一样，前者“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后者可以“临摹”、易于推广。

4．“国际政治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领域”。依照这种观点，国际政治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虽然与其它学科（如文史哲经）相比属于一个发育较晚的知识门类；它一方面有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多领域的和跨学科的研究；其探索目标以处在国际关系中的所有行为体及其作用方式为中心，以政治学和历史学对民族国家和世界体系的分析为基础，以对各种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工具箱”的综合利用为手段，分析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和揭示其带有普遍规律的特征，以应对这一领域的社会需要和知识疑问。“跨学科论者”承认，国际政治理论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只是本世纪以来才受到重视，无论概念框架、学科对象或研究方法都没有形成像政治学、社会学或历史学和经济学那样的成熟形态。他们指出，国际政治研究的真正开始，在西方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而比较系统和大规模的探索，更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学学科的相对“孱弱”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能因此而否认它的学科属性和独立存在的价值。

笔者曾经提出：“从学理看，本质上，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它的对象仿佛是一块有无数层面而且在不断旋转的立方体，每一学科的知识都能部分正确地解释其中某时刻点的某一个或几个层面，但任何一个学科的知识又都不足以涵盖不同时间有不同内容和特点的所有层面。即便作为一门跨学科知识，国际政治学与纯粹边缘性、交叉性学科（如量子化学、模糊数学）或工具性理论（如系统论、统计学）也不一样。一方面，国际关系学有它自己的成系统的鲜明对象和范畴，如国家主权、国家利益、民族国家、国际社会、国际组织、世界系统、综合国力、均势、强权、霸权、帝国主义、国际冲突、国际干涉、国际协调、地区一体化，等等。这使得它区别于其他大的门类，某种程度上像是诸如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一类的大学科（所谓‘一级学科’）。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借助其他专门学科的‘工具箱’，例如，讨论国家主权问题时离不开国际法的严谨定义，讨论国际冲突时常常要使用军事学的术语，讨论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和演化问题时会涉及民族学理论和历史学分期，讨论综合国力问题时多半要运用统计和计量方法，讨论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问题时必须同时有政治学和经济学知识的帮助，讨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时通常要查阅有关的地理书籍，……。一切在当代产生影响的社会变革理论和国际学说，都可成为新的国际问题研究的启迪源。由此说来，国际关系学既是多学科的研究，要借鉴、利用、吸收别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更是跨学科的探索，即在新的基础上做出新的综合和归纳。这是它的优势，是其希望所在。”[7]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n)教授指出，国际政治学作为一个“自主学科”的存在，是基于下述事实：它既是人类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又是知识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在这一领域，所谓“世界政治”的发生和演进，是处在一个缺少共同承认的合法权威（世界政府）却同时存在斗争磨擦又交往有序、历经变迁又经久不息的国际体系中。这一现象不管是政治学、政治哲学和其他已有的任何学问都没有探讨和不足以解释的。国际关系理论，就要研究这种既分裂又整合的世界中的各种基本单位、它们的政治和政策、它们的权力和能力，以及影响它们的种种因素和活动。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既可以是政治学意义上的“规范的”（normative）理论和概念，也可以是历史学中的“经验的”（empirical）或“因果联系的”（causal）理论和概念，还可以运用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政策学”（policyscience）方法；但无论是从其他学科借用过来的哪一种方法，它们都被整合到国际政治自成体系的理论中，变成其有机的、有别于原有特性的组成部分。[8]按照这种理解，不仅国际关系学拥有自己完全独立的一些范畴，如国际交往和外交斗争、军备竞赛和裁军谈判、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等，而且，从其它学科借用过来的概念在纳入新的框架和背景之后也有了独立研究的价值，比如，国际战争或国际和平显然不完全同于国内战争或国内和平，正如人们不会把国际法等同于国内法、地缘政治等同于选举政治一样－－不论其范围还是作用方式。

应当看到，这种观点既有它独特的优势、吸引力，也有其问题和不足。它强调国际政治研究的独立学科属性，为这一领域的全面和深入开掘奠定了基础；它重视跨学科的边际碰撞，使原先从事其他学科研究的人进入国际研究的大门并且充实丰富这一学科成为可能；它对于有志从事国际事务的宏观探索的学者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使“大理论”和“战略设计”享有某种优先权。然而，与学科历史的短暂相一致，它事实上仍然缺乏独立的“知识学”基础，缺少自身成熟的概念系统和方法论。这是它的重大缺点，依笔者管见，如果从中获得突破，也可能正是它的希望所在。

综上所述，在中外国际政治学界，对于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对象存在着四种意见，即以外交决策分析为主，以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及其国家间的政治交往和斗争为重点，以历史尤其是国际关系史为焦点，以独立的学科发展和边缘综合为目标。也可以认为，它们事实上构成了当代国际问题研究的四种意见及各自的方法论途径，即决策过程分析、政治学基础、历史（思想史）视角和方法论研究。或者，不妨把它们简单概括为“外交学、政治学、思想史和方法论”的不同角度。尽管学者之间有分歧、有争论，他们的各自观点各有所长又各有不足，完全将他们的观点分个是非、比个高下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使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更上层楼，至少应当建立在对这些观点的了解之上。转贴于二．从什么角度研究国际政治问题？

研究角度的问题，实际上是个认识论的问题。对于同样一件事情，如果站在不同角度观察和分析，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不止是平日生活可以感受到的常识，它亦适用国际政治的研究。上一节讨论了“是什么”的问题，从现在开始我们侧重于“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

还是以具体的事例说明。

比方讲，在怎样看待当今世界的“南北差距”的问题上，至少可以见到以下三种不同分析角度：

一种是为现状辩护的角度，我们把称它为“现实主义学派”。尽管其中思潮、流派杂多，它的基本认识是：现有的南北差距既是各种历史因素造成的，也是国家间实力和发展速度不平衡的现实结果，这个由历史和现实的多种作用形成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及矛盾，反映了国际关系结构表面的无政府状态和实际的等级秩序的基本特征；在这种经久不息、循环往复的国际关系结构中，各国只能“好自为之”，基本上依靠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取得应有的国际位置和影响，换句话说，强国大国（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强国大国）当然有更多更大的优势，而小国弱国（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小国弱国）天生面临着受到威胁或依附他人的境遇；在这个结构下面，公平是需要的，但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国际组织能够起一定作用，各国间的合作和国际法的约束亦可能多少抵消一点强权政治和不平衡经济扩大的势头，但是，由于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和各国追求各自利益的强烈冲动，差距和矛盾是永远不会根本消除的，就象人与人之间不会完全消除差距和矛盾一样。站在这个角度看待国际冲突的人，十分看重外交手段、联盟方式、战争与和平、各国的长远战略等方面，包括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抗与缓和的具体途径，但他们不去“幻想”南北矛盾的根除，他们多把自己称为“有悲观倾向的现实主义者”。

另一种是倡导改良的角度，可以叫作“自由主义学派”（在国际政治学中人们也常常把它称为“全球主义学派”）。这一派同样有许多分支，但撇开内部的差异，可见到如下的共识：国际关系中的不平等不公正是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但它经过各国的努力，尤其是国际合作和国际组织的推动，不是不可以改善的；自由主义者承认国际结构的等级性与无政府特征之双重属性，但它指出，历史地看，国际结构并非恒久不变，相反，这一结构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推动这一过程前进的便是各种要求公正、合理和改革的要求及力量。南北差距及矛盾的处理也应当置于这样一种历史观照下面，就是说，一方面不抱不切实际的“即刻根除”的幻想，另一方面扎扎实实地推动各国间的合作，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和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改革开放。自由主义学派特别重视所谓“全球化”与“经济相互依存”在当代的增强趋势，认为这一趋势有助于抵消传统的权力政治角逐的冲动，有助于形成国家间、区域性或全球范围的不同层次和不同形式的利益共同体（包括安全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有助于强化国际社会的“世界性文明规范”（包括市场规范、法制规范、产权意识、自尊和相互尊重）。站在这个角度看待南北关系和全球冲突的学者，多对改善现状的前景和“双赢”的结局抱比较乐观的态度；很自然，他们主张渐变和改良，反对激进的政治态度与手段。

第三种是主张激变的角度，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国际关系从它产生以来一直是资产阶级国家统治的关系，它是资本主义国内基本秩序之世界扩张的结果；就像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一样，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当代国际结构是资本积累和循环的国际保障，其制度化表征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少数欧美大国把持的联合国以及美元为核心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及北约、安理会、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在内的国际安全秩序，等等。像资本主义的国内积累造成了资本家和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关系一样，资本主义的国际扩张在当代造成了南北方之间的依附与被依附、核心与边缘（包括部分国家的半边缘）的关系构造。马克思主义者强烈谴责当代国际关系的不合理和不道德性质，包括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日益扩大的差距”，他们强烈主张以激烈手段彻底推翻或改变现有的基本结构和基本规范；他们不仅指责现实主义学派的“冷漠无情”和“既得利益表现”，同时抨击自由主义“貌似公允”的虚伪态度，认为这种态度只会麻痹人的斗志、延缓国际范围的解放斗争。马克思主义典型的战略和策略公式，是各种形式的反抗现秩序的“世界革命”，包括争取妇女彻底解放、劳动者当家作主、实现财产公有制度和财富的平等分配；具体到南北关系上，他们主张发展中国家拒绝欧美式现代化发展模式，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良压力，完全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自己需要的道路，同时联合起来建立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同样的角度差别可以应用到对其它许多国际政治现象的判断上面。例如，对于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而出现的世界范围的所谓“市场化”、“民主化”浪潮，自由主义者是张开双臂热烈欢迎，认为它们验证了自己的观点，这些浪潮最终会使所有国家受益（程度虽然不一），如经济发展加快、贸易总额增长、信息革命普及、主权意识减退、国际合作加强、独裁政权瓦解、民主自由增加等等；现实主义者依然持谨慎观望态度，认为它们短时间也许会出现自由主义者期待的效应，但从长远看，市场化的深入可能加剧国家间的各种竞争（贸易保护主义、争夺资源和市场份额的斗争、以及信息控制与反控制等新形式的较量等等），民主化的推广可能使欠发达地区陷入新的混乱与失序局面（如部分前苏东国家和非洲地区的事例），总之使国家间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斗争出现新的复杂局面，但各自国家利益的追求和这种追求造成的“你争我夺”的国际关系性质始终不会改变；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如世界体系论、依附论和社会批判理论）把发展中国家目前出现的“市场化”与“民主化”斥为西式现代化的再版，是所谓“欧洲中心文明”在当代的幅射与扩张，他们并不认为这种“全球化”会真的缩小核心地区与边缘（半边缘）区域的实质性差距，就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从来不会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总体生活水平的改善而从根本上改变一样。

举这些例子，笔者无非是想说明，观察国际事务，可以有很不一样的角度，而每个角度可能都有其价值，人们不可能简单地取其一点而排斥其它。事实上，从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现状分析，改革开放这些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已经变得比较复杂和多样化，并不是只有一个角度、一种“理论”。问题是，第一，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已初步形成的多元层化局面，仍然一味地强调某个角度的正确性与独占性；当某人说“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待国际事务时，他可能实际上采取的是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角度，甚至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无关的、纯粹现实主义学派或纯粹自由主义学派的角度。其实，采取什么角度是无所谓高下的，歧见本来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国际政治学中十分有力的一支解释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和南美一些学者的“依附论”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它们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和解释，得到了包括欧美国际政治学主流学派在内的世界学术界的尊重），但由于我们对它缺少透彻的探讨和说明，加上某些“声名败坏”的“理论”的歪曲肢解，在我们国家的国际政治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反而成了事实上最不受人重视的一派，正式的宣传与实际的探索像是“两张皮”。“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才是真正最严重的问题。第二，在我们现有的国际政治学研究中，虽然已有“分株杂交”趋势，但“分株”并不十分明显，“杂交”也不那么多样；现有的理论研究远没有达到“色彩丰富、思潮杂多、学派林立”的要求，已有的理论要么像是别人思想的不充分“移植”，比如中国学术界的“全球主义学派”；要么仅仅是低水平的重复，比如一些以“填鸭式教学”为已任、以“剪刀加桨糊”为手段的某些教科书；要么可能只是以特殊“实践”定义的特殊“有用性”，作为“理论”适用与否、正确与否、深浅与否的尺度，比如一些低水准的“动态分析”。严重之处恰恰在此。我们不是不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全球主义学派，而是需要真正了解国外研究、又透彻理解本国国情和需要的全球主义学派；我们不是不需要教科书，而是需要既能表现编者的独立分析能力、又允许学生发挥独立思考能力的大量各具特色的教科书；我们不是不需要对外政策论证（包括某些动态分析），而是需要高水准的不同领域不同角度的众多战略策略论证。转贴于三．“中国特色”问题

分析到此，有必要讨论一下国际政治学界颇有争议的“中国特色”问题，这不止是因为它涉及到上面所说的“角度”差异，也由于它确实关系到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几年前出版的拙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我在书中写道：“中国学者写国际政治的书，总不希望人云亦云，跟在外国人后面走，但做到这点实属不易。近些年来，学术界一直在争论是否应当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问题，至今尚无共识。我的不成熟的想法是，任何一种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学说（如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本来可能产生不同的学派，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也不例外：列宁主义和西方学者对‘帝国主义’现象的解释各有自成一体的道理，美国人、英国人对‘中心－边缘’概念的理解同埃及、智利学者的说法又不一样，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谋略术与欧美现代战略战术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使用的语言、表现形式和思维方式，由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民族性格的不同，一定不会是一式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见到国际政治学的‘欧洲大陆学派’、‘美国学派’、‘日本学派’、‘俄国学派’、‘中国学派’等等，因此讲‘特色’也未尝不可。但我倾向于现阶段少讲或尽量不讲，尤其不要讲‘有特色的体系’之类的话。理由很简单，我们迄今仍然谈不上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政治学有多少贡献－－不论从构架到概念、从命题到论点、从宏观的历史归纳到微细的专门研究。中国实际上近一、二十年才出现专门从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和教学的机构，目前尚处在介绍国外成果、借鉴他人工具、按照通用的分析范式讨论问题的阶段，我们的发言权不多。中国这样大，历史传统这样悠久，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的前景是不难想见的；但特色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所谓‘水到渠成’、‘功成名就’。现阶段不宜多宣传‘特色’的另一原因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泛政治化之后，中国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都在淡化意识形态，国际政治研究（以及一般性学术研究）也应当这样，要把意识形态追求同国家利益追求、对策分析同学理探讨、政见分歧同学术分歧区别开来，这样才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学术气氛的培养。”[9]

现在笔者依然坚持这些看法，但想加上几点补充意见：一点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有、也肯定会有独具特色的国际政治观，它与中小国家的情形是不一样的。小国的资源、人口、地理和经济，可能决定了它们不得不依附于某个或某些大国，或者不得不把自己的存在与发展建立在区域共同体和国际社会的强力支持下；小国可能是完全外向型的、单一的贸易或金融经济（如Caribbean地区的某些旅游岛国），可能是完全衍生型的分支文化（如Cyprus的文化就源于希腊和土耳其两大民族文化），可能是完全依附型的外交与政治（如被称为“国中国”的Andorra、SanMarino、Monaco、Swaziland、Bhutan等小国，就丝毫不可能奉行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南非和印度等国对抗的内外政策）。小国通常不易拥有十分长久的历史，不易拥有门类齐全的工业，不易拥有学科完整的大学；甚至从统计学意义上讲，小国也不易贡献群星灿烂的艺术家、科学家和思想家，总而言之不易产生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等国家有中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外交理念，它们同样适合了中等规模的人口、经济、文化和地理特点，譬如讲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埃及和哈萨克斯坦这样一些国家，特别重视多边外交、国际组织、区域安全共同体等问题，这些国家的国际政治学者对它们常有精彩论述，但中等国家鲜有涉及国际政治结构和规则的宏观理论贡献，它们的思想家往往把自己的创造力聚焦在国际关系的“中观层面”（medianlevel）。[10]

国际规则历来是大国制订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构架也一向是由主要大国的学者提供的。严格意义上的大国，从来不会长时期地完全依附他国，不论是政治经济或者思想文化，除非它（们）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大国对他国的依附，既不可取、也不可行。从历史上看，大国巨大的幅员和人口所以能够凝聚在一块领土之内，必然有它独特的文化基因作用，有它独特的政治架构发展，有它独特的经济方式支撑；大国之间互相抄搬的情形极为罕见。从当代国际现实观察，国际关系里没有一个真正的大国没有自己的国际政治观念，只不过在有的国家那里这种观念可能比较成型和理论化，在有些国家中则不那么系统齐备。美国和苏联自不待言，英国有“国际社会学派”，法国和德国各有“历史社会学派”和“社会批判理论”，日本人特别重视“霸权后时代和霸权后结构”，连印度也出过圣雄甘地的“和平理念”和尼赫鲁的联合第三世界抗衡西方列强的思想。拿我们自己国家看，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直至毛泽东、邓小平，都提出过引起世人高度重视的、产生广泛影响的思想，尤其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斗争策略、游击战理论和人民战争思想曾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过重要作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也令“非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变得更有吸引力。尽管目前中国仍然缺乏能与某些发达大国相比的国际政治理论，但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中国人－－从决策者到知识分子直至普通百姓－－经过改革开放这些年的风风雨雨，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无论对内对外政策方面完全依靠别国提供的经验和模式（哪怕再好的经验与模式）是行不通的，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国际政治观；同时，有更多的中国人开始重视本国的悠久历史文化及丰富的思想渊源，实践和理论的探索工作正在各个领域展开。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中国特色”也就是中国人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观察和自己的结论，如果我们把这种视角精确化全方位化，把这种观察深入化系统化，把这种结论理论化逻辑化，自然就有了“中国特色的理论”。

然而，仅有好的意向是不够的。我想补充的另一点意见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学说体系，只有在中国学者全面地透彻了解国外、尤其是发达的欧美国家有关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一番努力，才有可能建立起来。这甚至不是充分条件，而是起码的前提条件。逻辑上讲，它是任何人都不难理解的道理；然而实际生活里，它又是一个需要千辛万苦的努力才有可能被人接受的东西。所谓“逻辑”是指，如果你不知道别人拥有什么或正在创造什么，你是不可以向世界宣布你的“特色”的。常言道，有比较才有鉴别，但在我们日常国际政治研究当中，大量出现的却是一种反逻辑的现象：许多自称有“特色”的理论、学说和观点及教科书，是在作者编者基本上不了解其它国家的同类作品及其思想的情况下，甚至是在作者编者完全不懂外文、从来没有接触过第一手的外国研究资料的情况下，生编硬造出来的或者生抄照搬出来的。也许，大国的国际政治学者有可能在不谐外文的条件下建立自己的理论，这一点毕竟与小国的同行不大一样；但大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家至少也应当通晓已译成本国文字的国外同行的著作，比如说，当一个人宣称自己创造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理论”或“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策略”时，起码这意味着这类理论不同于美国和前苏联等国同行的国际战略学说或外交政策学说。但据笔者－－顺手举一个例子－－对目前国内大学使用的近十本国际政治教科书的考量，作编者们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似乎很少留意近十年来被译成中文公开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国际政治译著，至少从教科书的字面上见不到这方面的批判借鉴工作。[11]国际政治学与中国传统的“文、史、哲”不同，它本身是一个被移植的、幼稚的学科，如果没有对国外知识及其进展的洞察，大概很难谈得上真正的“创造”。

改革开放的近二十年中，我国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从无到有、从相对单一到逐渐多样，应当说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看看“文革”期间和此前的状况，看看现在的众多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以及招生盛况，看看学术界渴望进一步发展、渴望独树一帜的强烈愿望，就知道这种进步有多大。然而，笔者以为，现在还不是自满的时候，我国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水准距国外同行还差很大一截。冷静地观察，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可以视为“基本具备自我意识”的阶段，包括学科建设的强烈意识、批判借鉴外国经验的审视意识和探索中国视角的自觉意识等，它明显超出了此前仅仅是应付政治任务或教学工作的阶段，也即我常说的所谓“撞击反射”式的被动且无意识的状态。但是，这并不等于对外部的了解已经很够，更不等于我们的学问做得很好；迄今为止中国国际政治学界连一本探讨本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专著都没有，这与经济学、社会学甚至法学界中国同行的成就相比令人汗颜。中国学者仍然需要象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时那样坦承差距和虚心学习，需要那么一种精神状态。这既不是崇洋迷外，也不是食洋不化，更不是否认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国际政治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恰恰相反，学习是为了更好的创造，借鉴是着眼于真正的特色，只有踏在别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才会实现新的超越。在功夫未到以前，出现的只有虚骄之气，造成的仅仅是“沙滩上的建筑”。

那么，具体到研究领域，我们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还存在什么缺失呢？这里，笔者仅仅结合自己近一段的研究体会，谈点不成熟的看法；所列举的问题既不带有重要性的顺序，也不是一个面面俱到的清单：

第一，我们可能缺少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国际政治思想史。在其它很多学科领域里，中国同行们已经写出了或正在努力撰写本专业的思想史学说史，如经济思想史、政治学说史、史学史等等；而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努力－－包括任何大学的教科书或任何专业研究作品－－到目前为止只梳理了国际关系的历史，却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史；现在的大学教师或研究人员，大概只有一本译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当成国际政治思想史方面教研参考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当一种学说的思想形成脉胳尚未被摸清以前，是不可能建立新的比较完整的理论的。我以为，在这部国际政治学说史或思想史里，对“理论国政学”的描述和分析，应当占有重要份量。所谓“理论国政学”，指的是“理论的理论”，即有关国际政治学建筑的基本问题的分析，如同理论社会学、理论历史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奠基作用一样。当然，这部国际政治学说史，还应当全面叙述和讨论从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以后思想家们对国际关系的讨论，包括欧美的Machiavelli、Hobbes、Hegel、Kant、Marx等人直至当代的各种学派，发展中世界的Gandhi直至当代的S.Amin、I.Wallerstein、列宁、斯大林直至前苏联东欧自成一体的各种论述，中国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直至当代中国学术界，等等内容。一本由中国人自己写的《国际政治思想史》或《国际关系理论史》，可以被看作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的一个认真的努力。

第二，我们可能缺少对当代国际政治学经典作品的全面介绍，特别是缺乏对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的工作及主要作品的分析。改革开放以前，除了极个别的“供批判用”的翻译作品外（如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等），国际政治学界的主要著作、尤其是探讨学科建设理论的著作基本上没有介绍进来；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术界陆续翻译了一批公认的经典作品，如H.Morgenthau、K.Waltz、M.Kaplan、J.Burton、H.Cardoso、R.Keohan和J.Nye等人的主要代表作，这方面上海倪世雄、金应忠和冯绍雷等学者的工作，北京邓正来、宋新宁、王缉思等组成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丛书，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总起来看，我们不仅对国际政治学的古典代表作介绍得不全（如雷蒙德·阿隆、沃伦斯坦、莫德尔斯基、昆西·赖特、伊萨克·阿明、马丁·怀特和汉迪·布尔等国际政治思想大家的著作，又如“国际社会学派”、“学习进化理论”、“功能主义理论”等，就完全没有翻译介绍过来），特别是对于国外80年代以后、尤其是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来的研究进展，包括各种新的重要思潮、学派和方法论（如“新自由主义”、“国际生态政治论”、“建构学说”、“认同学说”、“后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国际批判理论”和“国际女权理论”等），国内学术界注意得不够，几乎没有任何系统介绍。依笔者观察，这些新的理论流派中，除个别属于工具性、方法论的派别外，多数都是“实体性”理论，即有自己的本体论和价值观、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理论，它们对于建立一个基础扎实、门类齐全的西方当代国际政治学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我们可能缺少哲学思想的启示和激励，缺少国际政治学之外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渗透与帮助。在中国，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度有过的“哲学热”之后（它与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哲学的强烈召唤有直接联系），近十余年来，哲学思维和方法对包括国际政治研究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的激发推动，似乎处于冷冻状态，人们很少感受到作为这种“智慧”之学的幅射。而在80年代以后的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哲学的启迪功能似乎越来越明显，典型的事例有“罗马俱乐部”首创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对思想界的深刻影响，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哈贝马斯的哲学“社会批判理论”对西方国际政治研究的持续冲击，以及结合了大量哲学思考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等“后学”对旧的以权力政治为中心内容、以科学主义实证为主要研究途径的正统国际政治主流学派的强大挑战。在阅读的过程中，笔者深深地感觉到，它们也许不能给人直接提供政治观点、价值判断或解释困惑的具体途径，但它们能够刺激人的想象力，加强研究者的审视意识，尤其有助于超出文本进行思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新一代国际政治学者所缺少的或最需要加强的，主要还不是具体的学说观点或专业知识，而是哲学辩证思维及其方法论的锤炼。也许，中国的哲学界与国际问题研究界的协作密切之日，就是高水准的“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有望形成之时。同理亦适合于国际政治专业的学者对其它学科的“工具箱”的借用。笔者并不是说中国学者非要照搬西方同行的“系统论”、“信息论”和“决策论”，而是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像他们那样，用各种自然科学或其它现代的方法，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学派和论说。

第四，我们可能既缺少“实用主义”以外的其它学派，也缺少精细、专业的个案分析。如前所述，中国现有的国际问题研究，多半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和全球主义等学派观点的混合，有的时候再加上一点“传统文化”；它们的基本取向是实用主义的，它们的研究途径多半是动态跟踪式的，它们的分化与组合既不明确、也不有力。举一个例子：在对外政策分析和时下流行的所谓“大战略”研讨中，国家利益的指导思想、“外事无小事”的教诲和“敌我友”界限的警惕，每每总是支配绝大多数文章和讨论的主题与主调，它本身也许可以理解，问题是这之外的其他见解和流派（包括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始终得不到充分阐述和发挥。对比一下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对先进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当代中国的状况，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内部形成的学派分支显然少得多也弱得多。由于探索不充分、见解不多样，新的流派难于发育，中国的国际政治学始终长不成一棵根茎粗大、枝繁叶茂的大树。这当然是任何真正期待“中国特色”早日形成的人所不愿见的。与低水平重复的总体局面相一致，我们的个案研究、专题分析与国外相比少得可怜，多数“变成铅字”的文章和专著并没有在某个专题或领域上深究下去。对比之下，笔者很喜欢（不是同意、更不是“盲目崇拜”）国外一些同行的专题作品，例如J.Nye主编的《能源与安全》、IainJohnston著的《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J.Elshtain的《女人与战争》、P.Katzenstein主编的《国家安全的文化》、M.handel的《国际体系中的小国》以及Hung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等等。这些属于国际政治学的专题著述，能在一个小口上切得很深，把相关的资料或争论包揽无遗，对有兴趣的读者实在有益；而且，我想加一句的是，它们的数量相当多，尽可任不同志向、趣向的学生和批评家深究点评。

理论或许是“灰色的”，但理论工作者不能以此为借口，拒绝按照实际生活的步履，更新自己的思想观点。面临世纪之交的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工作者，应当瞄准国外同行，有一个新的起点。

转贴于[1]JimGeorge，"TheBackwardDiscipline:SomeIntroductoryComments"，thefirstchapter，"(Re)IntroducingtheTheoryasPractic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DiscoursesofGlobalPolitics:ACritical(Re)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Relations，publishedbyLynneRiennerPublishers，Inc.1994，P16.

[2]前苏联东欧等国的国际政治学研究状况大致与中国大陆接近，有关情况可参见:MargotLight，"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heSovietUnion";LeonMangasarian，"ImOstenNichtsNeues?InternationalStudiesintheGermanDemocraticRepublic".bothinHughC.DyerandLeonMangasarian(eds.)，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StateoftheArt，publishedbyTheMacmillanPress，LTD，1989，PP229-243，PP326-339.

[3]FrederickS.Dunn，"TheScop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StanleyHoffmann，edit.ContemporaryTheor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P15，byPrentice-Hall，Inc.1960

[4]詹姆斯·多尔蒂（JamesDougherty）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RobertPfaltzgraff，Jr）合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Contending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lations），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10月翻译出版，第27页。

[5]1995年上半年，笔者曾经参加李琮教授主持的一项国家重点课题，内容是八五计划期间“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现状、成就和问题”。之后，笔者写成一份报告《中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现状、成就及建议》（不供发表），本文的部分内容便取材于此报告。

[6]6．MartinWight，"WhyisTherenoInternationalTheory?"inJamesderDerian，edit.Internationaltheory，CriticalInvestigations，PP15-35.

[7]7．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17－18页。

[8]StanleyHoffmann，"InternationalRelationsasaDiscipline"，inS.Hoffmannedit.ContemporaryTheor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1960，byPrentice-Hall，Inc.PP1-4.

[9]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出处同前，第11－12页。

国际政治特点篇4

一、提供了新型党际关系的准则

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这是我们党提出的、被世界上越来越多政党认同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

这四项原则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独立自主，这就是各国党对本国和本国人民负责，根据本国的情况和自身的条件，独立自主地探索和制定自己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选择和确定本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道路，决定对国际事务的立场和主张。独立自主并不排斥各党之间道义上相互支持和自愿交换意见。完全平等，这就是各党无论大小强弱、历史长短、执政与否，都应该是平等的，谁也没有凌驾于其他党之上的特权。互相尊重，这就是各党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特点，应当互相理解、尊重和借鉴。各党的处境和经历不同，对形势和任务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一致，应该求同存异，而不使其成为发展关系的障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这不仅是不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还包括不通过党的关系去干涉对方国家的内政，也不利用党的双边关系去损害任何其他党。这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互相尊重得以实现的保证。

党际关系中的四项原则与国家关系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际关系一体的两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化解了政党交往中的传统障碍

意识形态分歧导致政党之间对立乃至国家关系恶化，这在历史上有过沉痛的教训，当今依然存在着利用意识形态问题干涉他国内政的严峻现实。

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一大特点和优点，就是不将意识形态因素纳入其中。我们党之所以可能做到与不同国家的各类政党、组织及政要进行友好交往，就在于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理解与合作。

意识形态差异产生于文明的多样性。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政党性质的多样性。我们党历来认为，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理应同等地受到尊重。

我们党提出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在世界上赢得了知音，引起了各国政党的强烈共鸣，从而化解了党际交往中的一个传统障碍。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党对外交往的范围不断拓宽，内涵逐渐深化，形式日趋多样，如今已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政党和组织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和交往。

三、开启了党际关系的政治新秩序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提出的迫切任务。战后以来，国际政治旧秩序的特点是霸权政治横行，表现为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以富压贫。我们党曾率先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独立、平等、公正、互利、共荣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国际政治新秩序要求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党际关系秩序属于国际政治秩序的范畴，国际关系民主化同样也应在政党交往中得到体现。当今的现实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步履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却在党际关系领域开了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先河。从长远看，理顺党际关系将有助于全面推动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

四、提升了政党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

我们党认为政党交往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各国之间的联系、交往与合作趋于密切，借助政党交往为国家的外交和经济建设服务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我们党倡导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基础上与各种不同性质的政党建立联系和往来。

国际政治特点篇5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多学科资源教学提升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3）11-0014-01

一、多种学科资源在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中的作用

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基石。作为校内公共必修课，每一位学生在讲座中感受到当前丰富而多变的国内形势与国际形势，也会体会我国政府针对当前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而做出的政策选择。形势与政策课程使大学生从当前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中，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和道德修养，增强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和现实责任感。

1.形势教学的时代性需要多学科资源在教学中发挥作用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有着自身的鲜明特色，分为形势教学和政策教学两个密切联系的部分。形势与政策课没有固定教材，源于国内和国际的形势一直处于变化当中。教育部社科司每个学期都会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例如，2013年上半年教育教学要点就以深入贯彻学习党的十会议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分别列出国内和国际形势与政策教学要点。国内和国际教学要点，都包含多个层面的热点问题。国内教学要点有：学习十精神，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把握2013年经济工作的要求和任务等。2013年上半年国内形势政策教学要点，包涵了经济部分、政治部分、社会管理部分等，涉及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在教学中深入浅出的讲好这些专题，必须有坚实的专业基础和功底。2013年上半年国际形势与政策教学要点有：认识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学习十报告关于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阐述等。这些国际要点涵盖了国际贸易、国际政治等相关学科。

每一期国内形势与政策教学要点，包括经济形势、政治形势、社会形势等，基本涵盖当前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五位一体”的布局。每一期国际形势政策要点，包涵国际经济形势、国际政治形势等，基本涵盖国际经济规则、国际政治规则的不断调整和变化的态势。这反映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每学期都会讲述国际经济形势，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决定了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大国关系的调整、国际军事布局的变化。通过单个经济专题的讲述，使学生明晰当前国内国际形势的大致走向和趋势。在此基础上，需要分专题、分模块具体分析各个经济、政治、文化等国内外形势的现状和走势。形势教学的时代性决定了多学科资源在形势政策课程中的运用。

2.政策教学的时效性需要多学科资源在教学中发挥作用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需要在形势阐述的基础上，明晰党在新世纪新形势下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一系列政策方针和对国际形势做出的政策部署。讲述在党和政府在形势基础上的政策等一系列抉择，是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不可缺少的重要衔接性环节。政策既包括原则性、理论性的大政方针，如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党的十精神要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点等，也包括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具体形势做出的具体阶段性政策措施。

二、多学科资源下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1.教师专业结构的单一性与形势教学内容多样性的矛盾

形势与政策课程有自身的特点，形势内容讲授的多样性和政策内涵的深入性共同构成了课程教学的特色。形势讲述涉及国内和国际的经济形势、政治形势、文化形势、社会形势等多方面。形势内容讲述的多样性，要求教师能够把握好所讲的形势热点难点专题。

2.教师教学水平与政策教学深入浅出的矛盾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包括形势教学和政策教学两大部分。政策教学是形势与政策教学的重要环节，可以使大学生明晰当前国家政策的选择、变化和走向趋势，能够使学生形成对政策变化的初步分析，而不是停留在政策变化的表面简单现象。进入新世纪，在新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形势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分析当前经济、政治、社会政策的变化、选择和走势。

三、以多学科资源推动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提升的路径

1.整合多学科资源，扩展多学科教师结构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需要不断整合多学科资源，拓展多学科教师结构，适应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特点，提升课程教学效果。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师队伍，包括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虽然有多个学科的教师授课，但是整体而言，教师专业结构显得相对单一，难以满足形势教学内容多样性需求，也不能满足政策教学深入浅出的需要。高校要提高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水平，必须整合多学科资源，重视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学科资源投入，吸纳多元化专业教师成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专职和兼职教师。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师，专业结构应该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多样性特点非常鲜明，不同的专题体现不同的专业特色。国内经济形势和特征专题，应当体现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分析模式。

2.加强教师自我提升与培训，提高形势政策教学质量

除了高校重视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多学科资源的投入之外，现有形势与政策教师队伍的自我提升也非常重要。现有形势与政策专职教师，从事形势与政策教学实际工作，其课堂教学实践经验不断增强。一方面，形势与政策教研室可以按照不同教师的专业特色进行加强。教师讲授专题可以根据自身专长进行划分，然后长期从事某一方面的专题讲授。这样以来，长期的教学实践会积累更多的教学经验，也使教师不断加强某个方面的专业素养。另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程所属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应当重视对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师的培训。积极参加国家教育部举办的全国普通高校形势与政策课骨干教师培训班，参与全国、各省组织的学术理论研讨会等，以此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师的专业理论素养和授课水平，特别是提升形势与政策课程专职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以此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水平和教学实效性。

参考文献：

国际政治特点篇6

举这些例子，笔者无非是想说明，观察国际事务，可以有很不一样的角度，而每个角度可能都有其价值，人们不可能简单地取其一点而排斥其它。事实上，从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现状分析，改革开放这些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已经变得比较复杂和多样化，并不是只有一个角度、一种“理论”。问题是，第一，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已初步形成的多元层化局面，仍然一味地强调某个角度的正确性与独占性；当某人说“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待国际事务时，他可能实际上采取的是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角度，甚至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无关的、纯粹现实主义学派或纯粹自由主义学派的角度。其实，采取什么角度是无所谓高下的，歧见本来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国际政治学中十分有力的一支解释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和南美一些学者的“依附论”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它们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和解释，得到了包括欧美国际政治学主流学派在内的世界学术界的尊重），但由于我们对它缺少透彻的探讨和说明，加上某些“声名败坏”的“理论”的歪曲肢解，在我们国家的国际政治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反而成了事实上最不受人重视的一派，正式的宣传与实际的探索像是“两张皮”。“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才是真正最严重的问题。第二，在我们现有的国际政治学研究中，虽然已有“分株杂交”趋势，但“分株”并不十分明显，“杂交”也不那么多样；现有的理论研究远没有达到“色彩丰富、思潮杂多、学派林立”的要求，已有的理论要么像是别人思想的不充分“移植”，比如中国学术界的“全球主义学派”；要么仅仅是低水平的重复，比如一些以“填鸭式教学”为已任、以“剪刀加桨糊”为手段的某些教科书；要么可能只是以特殊“实践”定义的特殊“有用性”，作为“理论”适用与否、正确与否、深浅与否的尺度，比如一些低水准的“动态分析”。严重之处恰恰在此。我们不是不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全球主义学派，而是需要真正了解国外研究、又透彻理解本国国情和需要的全球主义学派；我们不是不需要教科书，而是需要既能表现编者的独立分析能力、又允许学生发挥独立思考能力的大量各具特色的教科书；我们不是不需要对外政策论证（包括某些动态分析），而是需要高水准的不同领域不同角度的众多战略策略论证。

三．“中国特色”问题

分析到此，有必要讨论一下国际政治学界颇有争议的“中国特色”问题，这不止是因为它涉及到上面所说的“角度”差异，也由于它确实关系到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几年前出版的拙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我在书中写道：“中国学者写国际政治的书，总不希望人云亦云，跟在外国人后面走，但做到这点实属不易。近些年来，学术界一直在争论是否应当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问题，至今尚无共识。我的不成熟的想法是，任何一种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学说（如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本来可能产生不同的学派，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也不例外：列宁主义和西方学者对‘帝国主义’现象的解释各有自成一体的道理，美国人、英国人对‘中心－边缘’概念的理解同埃及、智利学者的说法又不一样，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谋略术与欧美现代战略战术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使用的语言、表现形式和思维方式，由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民族性格的不同，一定不会是一式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见到国际政治学的‘欧洲大陆学派’、‘美国学派’、‘日本学派’、‘俄国学派’、‘中国学派’等等，因此讲‘特色’也未尝不可。但我倾向于现阶段少讲或尽量不讲，尤其不要讲‘有特色的体系’之类的话。理由很简单，我们迄今仍然谈不上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政治学有多少贡献－－不论从构架到概念、从命题到论点、从宏观的历史归纳到微细的专门研究。中国实际上近一、二十年才出现专门从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和教学的机构，目前尚处在介绍国外成果、借鉴他人工具、按照通用的分析范式讨论问题的阶段，我们的发言权不多。中国这样大，历史传统这样悠久，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的前景是不难想见的；但特色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所谓‘水到渠成’、‘功成名就’。现阶段不宜多宣传‘特色’的另一原因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泛政治化之后，中国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都在淡化意识形态，国际政治研究（以及一般性学术研究）也应当这样，要把意识形态追求同国家利益追求、对策分析同学理探讨、政见分歧同学术分歧区别开来，这样才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学术气氛的培养。”[9]

现在笔者依然坚持这些看法，但想加上几点补充意见：一点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有、也肯定会有独具特色的国际政治观，它与中小国家的情形是不一样的。小国的资源、人口、地理和经济，可能决定了它们不得不依附于某个或某些大国，或者不得不把自己的存在与发展建立在区域共同体和国际社会的强力支持下；小国可能是完全外向型的、单一的贸易或金融经济（如Caribbean地区的某些旅游岛国），可能是完全衍生型的分支文化（如Cyprus的文化就源于希腊和土耳其两大民族文化），可能是完全依附型的外交与政治（如被称为“国中国”的Andorra、SanMarino、Monaco、Swaziland、Bhutan等小国，就丝毫不可能奉行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南非和印度等国对抗的内外政策）。小国通常不易拥有十分长久的历史，不易拥有门类齐全的工业，不易拥有学科完整的大学；甚至从统计学意义上讲，小国也不易贡献群星灿烂的艺术家、科学家和思想家，总而言之不易产生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等国家有中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外交理念，它们同样适合了中等规模的人口、经济、文化和地理特点，譬如讲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埃及和哈萨克斯坦这样一些国家，特别重视多边外交、国际组织、区域安全共同体等问题，这些国家的国际政治学者对它们常有精彩论述，但中等国家鲜有涉及国际政治结构和规则的宏观理论贡献，它们的思想家往往把自己的创造力聚焦在国际关系的“中观层面”（medianlevel）。[10]

国际规则历来是大国制订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构架也一向是由主要大国的学者提供的。严格意义上的大国，从来不会长时期地完全依附他国，不论是政治经济或者思想文化，除非它（们）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大国对他国的依附，既不可取、也不可行。从历史上看，大国巨大的幅员和人口所以能够凝聚在一块领土之内，必然有它独特的文化基因作用，有它独特的政治架构发展，有它独特的经济方式支撑；大国之间互相抄搬的情形极为罕见。从当代国际现实观察，国际关系里没有一个真正的大国没有自己的国际政治观念，只不过在有的国家那里这种观念可能比较成型和理论化，在有些国家中则不那么系统齐备。美国和苏联自不待言，英国有“国际社会学派”，法国和德国各有“历史社会学派”和“社会批判理论”，日本人特别重视“霸权后时代和霸权后结构”，连印度也出过圣雄甘地的“和平理念”和尼赫鲁的联合第三世界抗衡西方列强的思想。拿我们自己国家看，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直至毛泽东、邓小平，都提出过引起世人高度重视的、产生广泛影响的思想，尤其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斗争策略、游击战理论和人民战争思想曾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过重要作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也令“非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变得更有吸引力。尽管目前中国仍然缺乏能与某些发达大国相比的国际政治理论，但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中国人－－从决策者到知识分子直至普通百姓－－经过改革开放这些年的风风雨雨，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无论对内对外政策方面完全依靠别国提供的经验和模式（哪怕再好的经验与模式）是行不通的，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国际政治观；同时，有更多的中国人开始重视本国的悠久历史文化及丰富的思想渊源，实践和理论的探索工作正在各个领域展开。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中国特色”也就是中国人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观察和自己的结论，如果我们把这种视角精确化全方位化，把这种观察深入化系统化，把这种结论理论化逻辑化，自然就有了“中国特色的理论”。

然而，仅有好的意向是不够的。我想补充的另一点意见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学说体系，只有在中国学者全面地透彻了解国外、尤其是发达的欧美国家有关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一番努力，才有可能建立起来。这甚至不是充分条件，而是起码的前提条件。逻辑上讲，它是任何人都不难理解的道理；然而实际生活里，它又是一个需要千辛万苦的努力才有可能被人接受的东西。所谓“逻辑”是指，如果你不知道别人拥有什么或正在创造什么，你是不可以向世界宣布你的“特色”的。常言道，有比较才有鉴别，但在我们日常国际政治研究当中，大量出现的却是一种反逻辑的现象：许多自称有“特色”的理论、学说和观点及教科书，是在作者编者基本上不了解其它国家的同类作品及其思想的情况下，甚至是在作者编者完全不懂外文、从来没有接触过第一手的外国研究资料的情况下，生编硬造出来的或者生抄照搬出来的。也许，大国的国际政治学者有可能在不谐外文的条件下建立自己的理论，这一点毕竟与小国的同行不大一样；但大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家至少也应当通晓已译成本国文字的国外同行的著作，比如说，当一个人宣称自己创造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理论”或“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策略”时，起码这意味着这类理论不同于美国和前苏联等国同行的国际战略学说或外交政策学说。但据笔者－－顺手举一个例子－－对目前国内大学使用的近十本国际政治教科书的考量，作编者们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似乎很少留意近十年来被译成中文公开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国际政治译著，至少从教科书的字面上见不到这方面的批判借鉴工作。[11]国际政治学与中国传统的“文、史、哲”不同，它本身是一个被移植的、幼稚的学科，如果没有对国外知识及其进展的洞察，大概很难谈得上真正的“创造”。

改革开放的近二十年中，我国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从无到有、从相对单一到逐渐多样，应当说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看看“文革”期间和此前的状况，看看现在的众多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以及招生盛况，看看学术界渴望进一步发展、渴望独树一帜的强烈愿望，就知道这种进步有多大。然而，笔者以为，现在还不是自满的时候，我国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水准距国外同行还差很大一截。冷静地观察，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可以视为“基本具备自我意识”的阶段，包括学科建设的强烈意识、批判借鉴外国经验的审视意识和探索中国视角的自觉意识等，它明显超出了此前仅仅是应付政治任务或教学工作的阶段，也即我常说的所谓“撞击反射”式的被动且无意识的状态。但是，这并不等于对外部的了解已经很够，更不等于我们的学问做得很好；迄今为止中国国际政治学界连一本探讨本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专著都没有，这与经济学、社会学甚至法学界中国同行的成就相比令人汗颜。中国学者仍然需要象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时那样坦承差距和虚心学习，需要那么一种精神状态。这既不是崇洋迷外，也不是食洋不化，更不是否认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国际政治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恰恰相反，学习是为了更好的创造，借鉴是着眼于真正的特色，只有踏在别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才会实现新的超越。在功夫未到以前，出现的只有虚骄之气，造成的仅仅是“沙滩上的建筑”。

那么，具体到研究领域，我们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还存在什么缺失呢？这里，笔者仅仅结合自己近一段的研究体会，谈点不成熟的看法；所列举的问题既不带有重要性的顺序，也不是一个面面俱到的清单：

第一，我们可能缺少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国际政治思想史。在其它很多学科领域里，中国同行们已经写出了或正在努力撰写本专业的思想史学说史，如经济思想史、政治学说史、史学史等等；而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努力－－包括任何大学的教科书或任何专业研究作品－－到目前为止只梳理了国际关系的历史，却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史；现在的大学教师或研究人员，大概只有一本译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当成国际政治思想史方面教研参考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当一种学说的思想形成脉胳尚未被摸清以前，是不可能建立新的比较完整的理论的。我以为，在这部国际政治学说史或思想史里，对“理论国政学”的描述和分析，应当占有重要份量。所谓“理论国政学”，指的是“理论的理论”，即有关国际政治学建筑的基本问题的分析，如同理论社会学、理论历史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奠基作用一样。当然，这部国际政治学说史，还应当全面叙述和讨论从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以后思想家们对国际关系的讨论，包括欧美的Machiavelli、Hobbes、Hegel、Kant、Marx等人直至当代的各种学派，发展中世界的Gandhi直至当代的S.Amin、I.Wallerstein、列宁、斯大林直至前苏联东欧自成一体的各种论述，中国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直至当代中国学术界，等等内容。一本由中国人自己写的《国际政治思想史》或《国际关系理论史》，可以被看作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的一个认真的努力。

第二，我们可能缺少对当代国际政治学经典作品的全面介绍，特别是缺乏对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的工作及主要作品的分析。改革开放以前，除了极个别的“供批判用”的翻译作品外（如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等），国际政治学界的主要著作、尤其是探讨学科建设理论的著作基本上没有介绍进来；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术界陆续翻译了一批公认的经典作品，如H.Morgenthau、K.Waltz、M.Kaplan、J.Burton、H.Cardoso、R.Keohan和J.Nye等人的主要代表作，这方面上海倪世雄、金应忠和冯绍雷等学者的工作，北京邓正来、宋新宁、王缉思等组成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丛书，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总起来看，我们不仅对国际政治学的古典代表作介绍得不全（如雷蒙德·阿隆、沃伦斯坦、莫德尔斯基、昆西·赖特、伊萨克·阿明、马丁·怀特和汉迪·布尔等国际政治思想大家的著作，又如“国际社会学派”、“学习进化理论”、“功能主义理论”等，就完全没有翻译介绍过来），特别是对于国外80年代以后、尤其是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来的研究进展，包括各种新的重要思潮、学派和方法论（如“新自由主义”、“国际生态政治论”、“建构学说”、“认同学说”、“后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国际批判理论”和“国际女权理论”等），国内学术界注意得不够，几乎没有任何系统介绍。依笔者观察，这些新的理论流派中，除个别属于工具性、方法论的派别外，多数都是“实体性”理论，即有自己的本体论和价值观、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理论，它们对于建立一个基础扎实、门类齐全的西方当代国际政治学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我们可能缺少哲学思想的启示和激励，缺少国际政治学之外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渗透与帮助。在中国，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度有过的“哲学热”之后（它与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哲学的强烈召唤有直接联系），近十余年来，哲学思维和方法对包括国际政治研究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的激发推动，似乎处于冷冻状态，人们很少感受到作为这种“智慧”之学的幅射。而在80年代以后的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哲学的启迪功能似乎越来越明显，典型的事例有“罗马俱乐部”首创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对思想界的深刻影响，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哈贝马斯的哲学“社会批判理论”对西方国际政治研究的持续冲击，以及结合了大量哲学思考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等“后学”对旧的以权力政治为中心内容、以科学主义实证为主要研究途径的正统国际政治主流学派的强大挑战。在阅读的过程中，笔者深深地感觉到，它们也许不能给人直接提供政治观点、价值判断或解释困惑的具体途径，但它们能够刺激人的想象力，加强研究者的审视意识，尤其有助于超出文本进行思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新一代国际政治学者所缺少的或最需要加强的，主要还不是具体的学说观点或专业知识，而是哲学辩证思维及其方法论的锤炼。也许，中国的哲学界与国际问题研究界的协作密切之日，就是高水准的“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有望形成之时。同理亦适合于国际政治专业的学者对其它学科的“工具箱”的借用。笔者并不是说中国学者非要照搬西方同行的“系统论”、“信息论”和“决策论”，而是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像他们那样，用各种自然科学或其它现代的方法，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学派和论说。

第四，我们可能既缺少“实用主义”以外的其它学派，也缺少精细、专业的个案分析。如前所述，中国现有的国际问题研究，多半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和全球主义等学派观点的混合，有的时候再加上一点“传统文化”；它们的基本取向是实用主义的，它们的研究途径多半是动态跟踪式的，它们的分化与组合既不明确、也不有力。举一个例子：在对外政策分析和时下流行的所谓“大战略”研讨中，国家利益的指导思想、“外事无小事”的教诲和“敌我友”界限的警惕，每每总是支配绝大多数文章和讨论的主题与主调，它本身也许可以理解，问题是这之外的其他见解和流派（包括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始终得不到充分阐述和发挥。对比一下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对先进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当代中国的状况，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内部形成的学派分支显然少得多也弱得多。由于探索不充分、见解不多样，新的流派难于发育，中国的国际政治学始终长不成一棵根茎粗大、枝繁叶茂的大树。这当然是任何真正期待“中国特色”早日形成的人所不愿见的。与低水平重复的总体局面相一致，我们的个案研究、专题分析与国外相比少得可怜，多数“变成铅字”的文章和专著并没有在某个专题或领域上深究下去。对比之下，笔者很喜欢（不是同意、更不是“盲目崇拜”）国外一些同行的专题作品，例如J.Nye主编的《能源与安全》、IainJohnston著的《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J.Elshtain的《女人与战争》、P.Katzenstein主编的《国家安全的文化》、M.handel的《国际体系中的小国》以及Hung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等等。这些属于国际政治学的专题著述，能在一个小口上切得很深，把相关的资料或争论包揽无遗，对有兴趣的读者实在有益；而且，我想加一句的是，它们的数量相当多，尽可任不同志向、趣向的学生和批评家深究点评。

理论或许是“灰色的”，但理论工作者不能以此为借口，拒绝按照实际生活的步履，更新自己的思想观点。面临世纪之交的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工作者，应当瞄准国外同行，有一个新的起点。

[1]JimGeorge，"TheBackwardDiscipline:SomeIntroductoryComments"，thefirstchapter，"(Re)IntroducingtheTheoryasPractic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DiscoursesofGlobalPolitics:ACritical(Re)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Relations，publishedbyLynneRiennerPublishers，Inc.1994，P16.

[2]前苏联东欧等国的国际政治学研究状况大致与中国大陆接近，有关情况可参见:MargotLight，"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heSovietUnion";LeonMangasarian，"ImOstenNichtsNeues?InternationalStudiesintheGermanDemocraticRepublic".bothinHughC.DyerandLeonMangasarian(eds.)，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StateoftheArt，publishedbyTheMacmillanPress，LTD，1989，PP229-243，PP326-339.

[3]FrederickS.Dunn，"TheScop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StanleyHoffmann，edit.ContemporaryTheor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P15，byPrentice-Hall，Inc.1960

[4]詹姆斯·多尔蒂（JamesDougherty）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RobertPfaltzgraff，Jr）合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Contending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lations），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10月翻译出版，第27页。

[5]1995年上半年，笔者曾经参加李琮教授主持的一项国家重点课题，内容是八五计划期间“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现状、成就和问题”。之后，笔者写成一份报告《中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现状、成就及建议》（不供发表），本文的部分内容便取材于此报告。

[6]6．MartinWight，"WhyisTherenoInternationalTheory?"inJamesderDerian，edit.Internationaltheory，CriticalInvestigations，PP15-35.

[7]7．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17－18页。

[8]StanleyHoffmann，"InternationalRelationsasaDiscipline"，inS.Hoffmannedit.ContemporaryTheor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1960，byPrentice-Hall，Inc.PP1-4.

[9]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出处同前，第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