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语言文化的定义篇1

关键词:广告语言文化

广告传播信息最重要的载体是语言,语言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商业广告的主要任务是劝说人们购买广告的产品,广告语言服务于广告的劝说功能,广告主不仅利用语言传递信息,而且巧妙地运用语言手段实现他们的劝说意图。对受众而言,广告语言不仅提供了产品的有关信息,而且广告的言语手段和言语方式影响着他们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倾向。在广告语言传播这一双边活动中,涉及许多语言的文化现象。

一、广告传播的重要载体――语言

语言是传播广告信息最重要、最准确、最经济的载体,尽管广告中有各种非语言的信息,但不论是早期的口头广告还是现代的电子广告,都离不开语言。

广告传播的信息总是通过一定的载体或信码传递的。广告中传递信息的信码有许多形式,它们可以归类为语言和非语言两种形式。如光亮、颜色、图像、音乐、动作、体态等是非语言形式,口头语和用书写符号文字形态出现的书面语是语言形式。

语言信码是广告的语言和非语言两种信码形式中最重要最不可缺少的。早期的口头广告用的是口语,后来的印刷广告用的是以文字形态呈现的书面语,即便高度现代化的电子广告,大量利用了声、光、图像、音乐等非语言手段传达信息,但语言文字仍然是广告使用最多、最广泛的信息载体。广告中语言文字部分不一定都占大部分空间或时间,但广告的最重要的信息是通过语言文字即文案来传递的,文案的成功决定了广告的成功。我们很难想象没有语言文字的广告将如何准确有效地传播信息,即使纯粹的形象广告,也需要用语言文字表达公司名称、品牌名称或广告口号。

语言本身的功能和性质决定了语言在广告信码中的重要地位。

1.语言的全民性。

语言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由全体成员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共同创造并为大家所掌握、理解和使用。语言不属于某个阶层或社会团体,不因人们职业、阶层、年龄、性别、社团等因素的差异而影响自身作为交际工具的功能,正是语言的这种全民性,使得它成为人们使用最频繁、最广泛也最普遍的交际手段。人类也用其他的交际符号交际,如文字、旗语、红绿灯、电报代码、数学符号、化学公式等等,有时我们在广告里也能看到这些符号,但它们与语言相比,往往缺乏全民性,有些只有部分成员或专门群体才能理解其信息含义。

2.语言与其他信息符号相比,更难准确地表达信息。

语言虽然有其模糊性,如我们会难以确定“个子高”的准确高度和“夜间”的具体时间,有时我们会遇到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感情或感觉。尽管如此,语言词汇系统的开放性和语言结构的能产性,使得人类能够用以表达各种复杂的情感、思想,描述宇宙间千姿百态的事件。任何其他人工语言,如符号逻辑语言、计算机语言、数学语言、旗语、灯语、手势语等,在推广时都需要借助语言来约定和解释它们的含义,而它们对思想、情感和事件的描述能力远远达不到语言的精细程度和覆盖能力。而图形、音乐、色彩和其他一些抽象符号,不仅传达的信息模糊,有的人理解,有的人不理解,而且歧义性很大,这个人这么理解,那个人那么理解。

3.语言是最经济的交际工具。

语言,不论是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它的适用的范围更广,操作更方便,信息量更大,又更能准确地表述复杂的信息。广告考虑的是一种投入和产出的经济行为,必然要利用语言这一最经济的信息载体。

二、文化的载体――语言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其特殊性就在于,它不仅作为思维和交际工具,而且以其独特的方式拥抱人类文化的其他方面。概括地说语言反映、制约着文化。

1.语言反映文化。

语言的萌芽标志着人类创造文化的开端,语言的发展从根本上看是文化发展的结果。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种种特点往往在其语言中得到充分表现。考察一个民族的亲属称谓,可以发现这个民族的婚姻家庭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发现人类社会中的重要的文化因素。如汉族的称谓便体现了父系氏族中以父亲为中心的特点,汉族的母方称谓、兄弟的子女称“内×”,如内侄;父方的姐妹之女称“外×”,如外侄。而有的亲属称谓是为了避讳的需要,有意识地改变一些叫法,则更体现了文化心理的选择。

另外,在全世界的各种语言中,存在根植于各自的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熟语。例如,在西方文化中,狗是人们忠诚的伙伴,所以英语中有这样的成语:“Loveme,lovemydog.”意思是:“爱我而爱我的狗。”这同汉语中的“爱屋及乌”很相似。但在中国文化中,狗则代表一切丑类,故中国的成语中不乏“狗仗人势”、“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这样的成语。

2.语言对文化的影响。

文化的生命就在于传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传播的工具,并且对文化的传播有着极大的制约作用,甚至是决定作用。语言对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巩固和传播文化。语言是思维的重要工具,是物质化了的思维形式,思想通过语言才得以巩固下来。而且,思想的进一步明晰化,必须经过语言加工和整理。这样,物质化了的思想才能在社会中进行传播交流,从而使个人的思想变成集体的财富,人类的文明才会不断向前发展。语言是创造人类文化的必要条件,并且是形成文化成果的参与者。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就包孕其中,可以这样认为,文化就是一系列语言符号的集合。后代的人通过语言的学习从而掌握前代人所拥有的文化财富。

第二,语言本身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语言是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符号系统,具有能产性、模糊性、随机性。这就为形成某些特定的传统文化提供了必要和充分的物质基础。语音的简约严整、词义的多向歧义、语法的多种组合都为各族人民形成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提供了条件。作为人类交际重要的工具,语言蕴涵了相当多的文化信息,一种语言,它的背后必然有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没有文化背景的语言是不能称其为语言的。语言不但与文化密切相关,而且,语言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语言反映文化。语言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记录其他文化现象。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不同的民族,文化也自然不同,而这种不同就明显地表现在他们各自的语言中。语言是一个民族历代智慧的积累,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体,它包含了这个民族长期创造性活动的成果。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就说过:“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和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

第三,语言的变迁影响了文化的变迁。语言的变迁给社会文化的变迁所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促进了文化变迁的历程,二是抑制和消解了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

当相当数量的外来成分进入语言中的时候,这些成分本身所负载的文化信息也就进入了该语言所表达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如,中国近现代时期所引进的“科学”、“民主”、“共产党”、“苏维埃”等词语,在中国传统文化平静的湖面上掀起了革命的狂潮,对中国传统旧文化的抑制和消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文化对语言的影响

在传播过程中,语言对文化产生着巨大影响,文化对语言也产生着巨大影响,文化对语言的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

1.文化影响语言内部要素。

文化对语言内部要素的影响又具体地表现在语法、语音、语用三方面。文化对语法的影响就可以从汉语的构词法来看。汉语构词法的语序体现了汉族独特的文化理念。在并列结构的词或词组中,尊卑有别、老幼有序的文化引发了特定的词语结合方式。如“天地”、“天长地久”、“开天辟地”等,反映了一种以天为尊、以地为卑的文化视角;“男女”、“夫妇”、“男耕女织”等语序则体现了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父子”、“师生”、“兄弟”、“姐妹”等词序则主要受“尊长卑幼,以上为尊,以下为卑”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

文化对语音也有着重要影响。文化对语音的影响,最常见的就是由于借词的关系使语音系统发生某些变化。

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往往是根深蒂固的,就算受到强烈的外来文化思想的冲突也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这就是文化对民族的语言运用的影响。在汉语中,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影响着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语音交际。由于对宗法制的血亲关系的重视,在与亲属中的长辈交谈时,人必须使用称谓,这是有礼貌和有教养的表现。另外,中国人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个人的社会属性的调查表明,为了强调集体,中国人在代词的使用上常常用复数来代替单数,比如在一些学术论文中不说“我认为”,而是说“我们认为”等。

2.文化影响语言观念。

语言观念,又称为“语言态度”,是指本族人对自己母语的使用价值的看法,其中包括对语言的地位、功能以及发展前途的看法。语言观念从属于文化观念,是文化观念在语言问题上的表现。

语言地位是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程度。就语言的性质而言,世界上任何语言都是平等的,绝无高低贵贱的区别,但是有些语言或者变体对于某些社团的人来说更具有权威性,这主要是由于文化的影响。通常,强势文化所覆盖的语言更具有权威和交际的渗透力。如我国是一个方言极其复杂的国家,而在诸多方言中,北方方言占据着主要地位,成为各地区各民族共同使用的交际语,这也是由该语言所处的文化地位所决定的。

语言感情是每一个民族在使用某一语言时对该语言的感情、态度,是语言观念的具体内容之一。老乡在异地相见用家乡话聊天,都是倍感亲切的。语言情感其实就是乡土感情、民族感情在语言上的反映。而乡土感情、民族感情是一个民族的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因此,语言感情是文化影响的结果。

文化常使语言具有某种魔力。原始人对大自然的畏惧反映在语言上,就是语言所具有的神秘功能。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存在着很多关于语言魔力的记载,如《一千零一夜》中的阿里巴巴,只要说一声“芝麻,开门”,于是藏有珠宝的山洞大门就立刻开了。不同的民族文化,是影响语言魔力的主要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人们认识到在交际中,语言并不是有特殊的魔力,魔力语言更多地成为心理状态的调节和委婉语的使用。

参考文献:

[1]于根元.广告语言概论[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

传统语言文化的定义篇2

米歇尔的论述向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观念:一是在语言学、符号学中隐藏着图像转向的能量。在以往的语言研究中，图像承担着与语言文字一样传达意义的功能，只是比较起来显得初级;二是对非语言符号的研究。从传统上看，我们只能用语言具有的意义范式或模型去研究非语言符号，这样一来，语言被扩展到各种符号的表意行动中，反而忽视包含图像在内的视觉符号自身的意义;三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话语与视觉、文字与图像之间存在的缝隙，注重视觉图像与视觉感知在建构世界和创造文化秩序中的独立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理论思维的角度，视觉图像向语言文字发起挑战，开始撼动语言在哲学与文化领域中的中心地位。“语言学转向”强调的是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语言符号之间的不断转换产生了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的产生不过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完成了语言对世界的编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经验和实体的世界，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是由语言来塑造的，在语言的主宰下，语法、句法、语用、词汇、话语、语境、意义、文本、叙事、修辞等跟语言学相关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其它学科领域中，以至于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成为人文科学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因此，“语言与存在”取代了传统的“思维与存在”的命题成为整个知识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这也从根本上揭示了语言的本体含义，它远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宣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

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

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

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

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

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

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

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

首先，文艺理论研究应从文学现实出发，避免抽象化。何谓文学现实?在我看来，其实质就是被文学本质思维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交织、文学本身新变的现实问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指引下，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绎展开讨论，试图勾画出一幅以理念存有为深层基础的文学图景。这是一种本质先行的理论模式，此种模式直接规定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达到一种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终，文学现象被置换成一个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学活动的朴素性和现实性逐渐消失。

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不同，它是当代传媒文化现实中文学发展出现的真问题，它带动文学活动各要素在传媒世界中发生了新变。比如依照新媒体观念，图像、语言和其他文本都混杂其中构成超文本文类，读者面对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种变化打乱了以往文学理论设定和裁量文学的标准。因此，文学理论必须真正面对这些问题，从学理层面加以阐发，进而把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

其次，回归文学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文学理论问题。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注重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永恒性。这是它的功绩，也是它的偏颇。因为，它在把文学的文学性研究推上高峰的同时忽视了语言以外、或者与语言相关的知识场域(比如，文学与其他艺术语言之间的关系)。当前盛行的文化研究，打破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界限，以超越文学社会学的姿态，把触角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文学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学本身的问题几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文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松散和脆弱。在两种研究方式面前，我以为，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理论重新思考文学自身问题反弹的重要表现，它介乎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理解和阐发文学的新维度，同时这也是对强调文学性研究的形式主义文论和强调文化权力的文化研究的一种反驳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图关系研究意味着在经典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之外拓展出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思路。最后，应该提倡文学理论研究的多元主义理念。

传统语言文化的定义篇3

这种年轻性决定了许多(尽管不是全部)语法成分起源上的明晰性(例如,法语中相对来讲出现较晚的由动词avoir’‘有”构成的起源上很明晰的简单将来时形式),以及许多语法标志在使用上的任选性,(我们顺便指出,尽管许多人认为任选性证明相应标志的非语法性,但我们认为,任选的只是那些表达派生的,而非基本意义的语法标志。省略掉任何一个有实质意义的成分都会导致意义的改变。而可以省略掉的语法标志所表达的意义总可以通过其他手段,甚至通过上下文表达出来。)后者是以语言中存在着确定的标志及其确定的功能,以及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将那些词的原有的涵义赋予功能标志这样一个事实出发的。尽管标志的起源有时影响到其使用,但并无直接的联系。换言之,起源归起源,而功能归功能。对汉语及其他孤立语“无语法”的看法也从对汉民族语文传统的反思中得到了支持,这种传统无独立的语法学说,不能用词、词干、词根、词缀、语法成分、语法范畴等概念。我们认为尽管不能完全否认汉民族语文学传统中存在“语法性”因素(详见下述),但上述大多数概念在汉民族语文学传统中的确是缺乏的。

应该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汉语(这里指的是文言及其变体)顾及到业己形成的语文学传统这一种状况决定的。但关键并不只是在于形成了汉民族语文学传统的汉语的这种情况。古汉语可以没形态,但是有句法。(众所周知,可以存在没有形态的语言,但不存在没有句法的语言。)在汉民族语文学传统中句法学说同样是完全缺乏的。到本世纪当汉民族语文学传统发生变化时,才出现了句法,并对汉语句法进行了许多论述。根据以上所述,我们确认,汉民族语文学传统的形成并不完全取决于汉语的特点,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即对古文的注疏。这是由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决定的。在这种传统下,博古及通晓古文被认为是最高价值之一。众所周知,中国一直被这样一种观念所左右,即古时的国家体制是治国典范,所有的诗书和哲学道德论述实际上都是为其而做。权力统治机关为此而实行一种专门的考试制度(考的是经典的确切涵义,根据经典所出题目的解题与作文能力),给通过考试的人以官职。因此,热衷于仕途的人须受到良好的语文教育,语文和权力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结果形成了不仅是语文“统治”,而且是语文学本身的权力。因此,汉民族语文学传统注重的不是语言的结构而是文本的注疏。尽管在这种传统下,还是形成了对所有语言单位的“虚”、“实”之分。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对语言的语法观点。据19世纪英国汉学家3江K日HC证实,古汉语语法文学就使用了“活的”与“死的”概念(或“动的”和“不动的”单位),相当于“实词”的单位,并且出现了对实词单位细分的萌芽。

动的(“活的”)单位相当于动词,而不动的(“死的”)相当于名词。运用反切注音,发展出了(非常精密的)汉语传统音韵学,并且编着了韵典和音表,帮助巩固古文知识和通过考试。大量的各种类型的词典(工具书)编纂导致了词典学和词汇学的发展。早在古代汉民族语文学传统形成之际,就研制出了对文本中出现的各种单位进行描写和定性的手段与方法,这是分析文本单位(实际上就是文本中的词)的特有方式,类似于我们当论词汇学中的释义分析。古代词典(尔雅、方言、说文等)解释词的单位时使用了相应的词和表达方式,这些词也可以称之为“操作词”,例如“犹”,用于对比同义或近义词,“草犹皮也”(毛诗注);“谓”,将抽象的概念通过具体事物来解释;“之为言”(或“之言”),用于解释同音词,“德之为言得”(朱熹注)等。总之,不能不看到注释手段与释义分析手段的相似。我们认为上述材料证明了汉民族语文传统中在多大程度上区分了单位的声音与意义,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区分了单位,而将构成文本的词理解为具有两方面的属性,这从实质上看是语言和语言学观点的萌芽。在古汉民族语文传统中就存在着对多音节词的概念,将双音节的简单词称为“联绵字”。

这些词被收进《联绵字典》,计36卷,运用反切注音,并对多义词的每一个意义都分别注释。这一切都证明不仅有关于词的,而且还有关于它的可能的多义性的概念。“联绵字”中的“字”不能理解成单音节的、或象形的“字”,而是类似于词的一种单位,有时可以用来表示词。古代的辞典就已因编纂的目的和任务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并意味着语言学概念的萌芽。例如“尔雅”、“方言”等。在词典“说文”中许慎对象形字及其书写规则进行了区分,甚至给出了许多意义较窄的词与意义较宽的词构成的同义词。实际上,词的这种分类法类似于现代语言学中在主要的词义一致的场的框架内进行的研究。因为在“说文”中意义较宽的词用于解释意义较窄的词。上述可见,所有这些词典都是一定的“语法”分析和对收人到词典中的单位进行评价的结果。如果没有类似的对单位及其系统关系的预先分析,不可能有任何辞典学着作。

传统语言文化的定义篇4

简略回顾翻译外国哲学著作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或可加深我们对翻译工作之重要性的认识。

“从变法运动到时期，这是一个启蒙介绍时期，特点是宣扬维新，改良政治，反对传统风俗习惯。”(贺麟，1984年)19世纪末，以启蒙思想家严复为代表的一批翻译家率先把进化论和西方哲学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国知识分子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严复先生亲译的《天演论》、《国富论》等八部名著，给中国思想界吹进一股新风，极大地冲击了清末民初的保守势力。启蒙思想家蔡元培先生也是翻译外国哲学的先行者。他于20世纪初从日文翻译了德国科培尔著的《哲学要领》、日本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著的《妖怪学讲义录总论》、德国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成为早期引进外国哲学的代表。

“”前后，中国学界翻译、介绍外国思想的大潮初起。杜威、罗素、杜里舒、尼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康德、黑格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克思、恩格斯、普里汉诺夫、德波林、克罗齐、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外国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许多著作被中国人翻译过来。翻译者中既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如，又有思想倾向各异的文人学者，如李石岑、张铭鼎、张东荪等。这些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派别的外国思想家的著述，经过中国学者的选择和解读，不仅为中国社会与思想的变革提供了思想资料，而且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和哲学界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空前的规模在中国得到了系统传播，并随着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在解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述大量翻译出版。“据不完全统计，仅1928年到1930年短短几年，新出版了马恩著作近40种。”(黄见德，第94页)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哲学家为适应新的思想启蒙的需要，希望引进西方哲学，用来振奋和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精神。1941年，“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成立。中国学者将编译和研究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哲学研究。许多中国哲学家在传播西方哲学的同时，融汇中西哲学，创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可以设想，若无前期的翻译工作为基础，这些哲学体系的创建是不可能的。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北大和清华的学术大师们对于翻译外国哲学著作有直接贡献。梁启超先生就是一位致力于观念变法的编译家。他写了《霍布斯学案》、《斯宾诺莎学案》等文章，后来汇编成《西哲学说一脔》出版。吴宓先生曾校对郭斌苏、景昌极译的《柏拉图五大对话》，并向其他学者推荐翻译《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一书。贺麟先生于1931年回国，担任北大教授并兼任清华大学教授。他十分重视翻译工作，曾写过《论严复的翻译》在《东方杂志》上刊出，在《黑格尔学述》序言中提出处理译名的四条注意事项，为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和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陈康先生于40年代翻译了柏拉图的《巴曼尼德斯篇》。他认为，柏拉图的每本著作都是一个谜，而《巴曼尼德斯篇》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因此，他在翻译之外添加了大量注释，使它不仅是原作忠实和准确的翻译，而且还是详尽的诠释。陈康先生的工作激发了不少人研究希腊哲学的兴趣，贺麟先生评价说，它“于介绍西洋哲学名著方面，尤其开了一个新纪元”。(贺麟，1947年，第40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与西方世界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在外国哲学研究领域，唯心主义和被视为美国官方哲学的实用主义受到严厉批判。在这种政治形势下，50年代前期的翻译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占绝对多数，译自苏联的哲学读物占据主流地位。据《全国总书目》统计，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俄文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362本，其中哲学126种，而同期其他文字翻译为43种，其中哲学15种。

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界出现了各类丛书争相竞赛的局面。商务印书馆在长期规划、大量积累的基础上，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从80年代初到1997年共出300种，其中哲学类104种。此外，上海译文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西方学术译丛》、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等，都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

二

对处于频繁的文化交流之中的民族来说，翻译工作极为重要。它不仅关系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也关系到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更新。按人们的最一般理解，所谓传统仍是那些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文化、道德、思想、制度等。人类社会在语言出现之前，传统以习惯和习俗的形式来化成和沿袭。语言的产生，进而文字的产生，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的形成，即以思想为形式的传统出现了。语言除了担负起记载传统的重任外，还担负起逾越时空差距延续和保全传统的功能。然而随着历史的经年流逝和人类生存处境的变化，再加上语言自身的流变，某种传统的本义难免会被遮蔽和曲解。因此，要维系和保全传统，求得传统真相，就离不开对传统典籍的诠释，这种诠释既包括古文今译(translation)，也包括经典文本的注释(annotation)。

经典的原义是指传统的、权威性的基本著作。人类思想史从外观上看是文献的积累和权威性基本著作的逐步经典化。“经典的特质是把描述性的经验上升为规范性的论说。人们首先要把多种经历的经验总结、提炼为格言，以达到表述上的普遍性。在格言式的表达方式中，具体经验已变成普遍常则。但一般的格言、谚语、诗歌，如果没有经典的地位，则只能靠偶然的机会传播和应用，它的权威性不够，最多被视为一些世俗智能，对人缺少说服力和约束力。经典则不同，经典是一套论述体系，而非一二句格言，经典的文本在获得经典地位之后，其文化力量，其掌握群众的力量，极为巨大。也因此，经典由此成为文化的基本内核，使文化在其传衍发展中获得了自己鲜明的特殊性格。”(陈来，第126页)

在单一文化背景下，经典形成的过程相对简单，而在跨文化背景下，经典的形成过程则要复杂得多。在跨文化背景下翻译经典实质上是一种包括语言翻译在内的文化翻译，既涉及语言的变化与转换，也涉及思维方式的变革。麦金太尔说：当两种传统相遇的时候，“我们便具有两类不同的翻译：对等的直译和带有语言创新的翻译。通过它们，传统可以从其初始语言中(从希伯莱语或希腊语或无论什么语中)，转换成后来的语言。注意，翻译的这两种关系可以适用于文本或话语的其他体系之间，不仅在相互不同的语言(如希伯莱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之间，而且还在视为两个不同阶段或时期的同种语言之间”。(麦金太尔，第486页)他所说的直译大体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文字翻译，他所说的带有语言创新的翻译则大体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文化翻译。文字翻译的需要产生于文化交流，文化交流离不开语言的翻译，包括笔头的和口头的，而文化融合必将导致不同语言的对应表达。在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中，不同的文化传统会在特定时空中相遇和碰撞，进而发生融合。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语言翻译和文化翻译的急迫需要。因此，翻译不仅是指日常意义上的语言文字的翻译，即把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也指文化学意义上的翻译，即不同思维方式的转换。这两种意义上的翻译在实际工作中是联系在一起的。

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些重要的著作经过历史选择成为经典之后，又会产生重新翻译和诠释的需要。产生这种需要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一社会群体所使用的语言自身发生了变化，因而出现古文今释的需要；第二，文化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在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仅要把外来经典翻译成本民族语言，而且要把本民族经典翻译成其他语言；第三，在其他民族强势文化的影响下，本民族的传统有断裂的危险，为了在精神上保全本民族的传统并促进本民族文化更新，必须对外来经典和本民族经典进行诠释。

经典诠释活动对传统的积极作用首先表现在它有助于突破具体传统的局限性。任何具体的传统都有其局限性。“每一传统都体现在某套特殊言语和行为之中，因而体现在某些特定语言和文化的所有特殊性之中。概念的发明、阐述和修正(通过这些概念，那些建立和继承传统的人才能理解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是在此种而非彼种语言里构想出来的概念。”(同上，第485页)在诠释和翻译活动中，诠释者和翻译者要保证活动的成功，就要对其诠释的对象和翻译的文本有深入的理解。在跨文化的背景下，“两种不同传统的信奉者们把那些传统理解为相互对立和竞争的传统，其先决条件当然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相互理解。这种理解有时候只有通过一套相关的历史转化才能达到；两种传统之一或二者为了能够提供对对方立场某些特点的描述，可能必须要大大丰富自己，而这一丰富将会牵涉到概念和语言的创新，相当可能还有社会的创新。”(麦金太尔，第483页)通过对其他传统经典的翻译和诠释，诠释者既加深了对其他文化传统的理解，又加深了对自身传统文化的理解，从而在思想上逐渐丰富自己，进而达成不同程度的文化融合。

从文化传播角度所阐明的翻译与诠释的本质，实际上向我们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任何哲学创作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翻译，它奠基于翻译者或诠释者对来自异质文化的文本的个人解读，经由理解基础上的文字转换，达到概念、语言和思想的创新。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翻译与创作同为人文学科基础性研究的两大基本类型，以解读为基础，翻译与创作一体两用，本质上是同一的。在中国学界，为什么有那么多老一辈哲学家既有大量的翻译作品，又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以上解释或许能说明一些道理。

三

宽泛地说，中国学界对本民族经典的诠释工作已经进行了数千年，对西方经典的翻译与诠释也早在400年前就开始了。翻译者经常受到的指责是：曲解作者原意!诠释者经常受到的诘难是：歪曲传统!究其根源，人们没有区分文字翻译与文化翻译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我们说文字翻译也无法与文化翻译截然两分。但是，翻译(尤其是要出版的翻译作品)尚需承担为不懂外语者提供研究资料的功能，因此我们仍要讨论一下翻译质量的把握。

20世纪西方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理论和翻译理论几乎摧毁了一切客观的翻译标准。比如德里达说：“翻译可以说是一种对接受语言的转化……但翻译不等于去确保某种透明的交流。翻译应当是去写具有另一种命运的其他文体……即使是最忠实于原著的翻译也是无限地远离原著，无限地区别于原著的。而这很妙。因为，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德里达，第168页)奎因提出过一个“翻译的不确定性原理”。他指出两种语言之间的完全对应关系并不确定，因而不存在两种语言之间的“彻底翻译”，一种语言表达的意义不可能在它原来使用的意义上毫无歧义地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然而，我们在吸取这些思想中的合理要素的时候，没有必要放弃一切翻译标准，使翻译作品成为译者“任意为之”的产物，使一切译文质量的判断活动都成为不可能。在理解后现代主义者的翻译理论时，我们应当明白他们道出了为传统翻译理论所忽略的一些翻译的性质，但并不意味着理解的绝对不可能性、真理的绝对不可能性、沟通的绝对不可能性。只要我们对翻译与诠释、文字翻译与文化翻译作相对的区分，对翻译所承担的为不懂外语者提供思想资料的功能和为哲学创作实现思维转换的功能作出明晰的区分，仍可对译文质量提出某些相对的标准，并把提高译文质量视为一个开放的过程。

翻译的直接目标是把一种语言的文本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文本。然而，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不是完全确定的，这就造成了翻译中的某些困难。比如在翻译中发现某种语言的一些词在另一种语言中找不到对应词，一种表达法在另一种语言中找不到对应的表达法，于是译者就用音译、注释、造新词、调整语序等等语言手段来克服困难。翻译确实总是某种程度上的转译，添加了译者自己的理解，同时也因译者自身的局限而不能准确地传达作者的原意，甚至扭曲作者的原意。但所有语言都具有可理解性，可以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把握。语言各不相同，但并不会因此变得完全无法沟通。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孜孜不倦地从事翻译工作。尽管尽善尽美的译文是天方夜谭，但差强人意的翻译总是可能的。无论各种语言有多大差别，它们都是可理解的。

传统语言文化的定义篇5

关键词：文化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人类语言三大传统方法合成

GarryPalmer作为人类学家在构建文化语言学的时候，极大地吸取了人类语言学三大传统方法积极有利的方面，同时更多地借助了认知语言学认识各种现象的方法，以认知语言学来弥补三大传统方法不足的地方。

三大传统方法与认知语言学之间既存在着联系，又存在着差别。比如，Whorf在研究复杂的Shawnee文字时，对“图形与背景”关系进行了分析。同时他提出了影响词素的某种抽象概念的存在，称之为cryptotypes，也就是被现代人类学家和认知语言学家称为schema或image-schema的概念，等等。这些联系性决定了认知语言学与三大传统方法之间存在合成的可能性；同时三大传统方法对于意象或认知理论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这一差别有待于认知语言学的补充，这成为认知语言学与三大传统方法之间存在合成的必要性。认知语言学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现象，成为一种新兴的研究语言的方法，通过对“体验性”(EMBODIMENT)及对心智的研究而根置于“认知科学”的入口。其研究的各现象受到大家的关注，在Palmer构建的文化语言学中也显示了其重要性。

1认知语言学本身的重要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许多语言学家认识到生成语法研究范围的局限性，开始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现象。八十年代末，第一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Duisburg，Germany1989）的召开和1990年《认知语言学》杂志(CognitiveLinguistics)的出版标志着认知语言学初步形成。

认知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一种方法，因此，语言的各个层面都可以用认知的方法研究。这一特点使得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范围相当宽泛。比如“范畴”、“原型理论”、“概念及概念化”、“时间和空间”、“隐喻”、“意象”和“图示”等问题。

其中，Palmer重视语言中意象(imagery)的主题，认为语言是在意象基础上的言语符号；虽然意象并不能解释语言的全部，但是意象有助于理解人类学家们所关注的语言的许多用途和领域；认为意象为研究广泛的语言学话题提供了基础，“意象不仅适用于叙述性语言、修辞性语言，也适用于语义、语法构建和语篇，甚至是语音”，并认为“所有这些语言学范围现象都可以通过单一的语言学意义的文化理论-文化定义的心理意象理论（即文化语言学）得到理解”。因而不必将这些语言学范围现象放在不同的理论中来认识。

而与此相同，认知语言学也不把语言现象区分为音位、形态、词汇、句法和语用等不同的层次，而是寻求对语言现象统一的解释。

因而，正如Palmer所说，“为了唤起人类语言学家对文化意象的兴趣，认知语言学可以被直接应用到语言和文化中”。

通过语言与意象的关系可以看出，意象将文化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连接在一起――文化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从根本上讲就是关于心智意象（mentalimagery）的理论。它们都寻求解释说话者组织言语以及听话者通过各种意象，如：认知模式、符号、意象-图示、原形等来理解言语的方式。因此，认知语言学在Palmer构建的文化语言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2认知语言学与三大传统方法合成的可能性

当代的人类语言学主要发展于三大交互的传统方法：博厄斯语言学（BoasianLinguistics）、民族语义学（EthnoSemantics）和民族言语学（或称会话民族学）（theEthnographyofSpeaking）。

2.1博厄斯语言学（BoasianLinguistics）

博厄斯语言学首要地关注于描述各种语言本身的语法，同时，Boas也注重发现各种语言与文化的心理基础。因此，不难理解博厄斯语言学认为语言与心理意象相关。1911年他写道，语言是精神生活的重要表现之一，因此“纯语言学调查仅是对世界各民族心理调查的一部分”，同时，他强调语言反映说话者的思维或心理的方式。

博厄斯语言相对论由Sapir&Whorf继续发展。Sapir提出了语言相对论的强势说：语言学分类确定了思维的边界并引导思维。Whorf将语言与文化的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认为语法在引导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使用不同语法的人对相似的观察会产生不同的评价，因此得到不同的世界观；他对格式塔心理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使他专著于研究如视觉场景的不同识解、语言与意义的统一、图形与背景关系等课题；同时，Whorf假设存在着影响词素但不直接表现为词素或词的抽象概念，并称之为“cryptotypes”（隐型），而当今认知语言学家与人类学家称其为schema或image-schema。因而Whorf的研究中涉及了现代认知语言学中的许多现象。

如上所述，可知认知语言学与博厄斯语言学及Whorf理论中存在着交迭的地方，主要是意象方面。也可以说认知语言学为博厄斯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现代的方法。

2.2民族语义学（EthnoSemantics）

民族语义学或民族科学研究不同的文化对于各种知识领域的组织以及范畴化的方式，如植物、动物和亲属等。Tyler将民族语义学看作是认知人类学（CognitiveAnthropology）的一部分，认知人类学关注于“不同的民族是如何组织和使用各自文化的”，以及其“解释行为的组织原则”。民族语义学表现出对认知的浓厚兴趣。在民族语义学中存在着预示认知语言学出现的发展：Mathiot研究认知和世界观；RobertA.Randall(1976)引入了“记忆联想模式”和“植物意象”的概念；几个研究者使用了原形理论来定义其指示物的效用，FloydG..Lounsbury（1964）认为在克洛・奥玛哈体系中的远亲称谓是近亲原形的系统化语义延伸；MichaelAgar(1973)认为相互联系着的事件是被说话者想象化或认知化了的，等等。从而民族语义学与从认知角度研究语言的认知语言学在认知的方面产生了交迭。

2.3民族言语学（或称会话民族学）（theEthnographyofSpeaking）

Hymes在1960s和1970s之间发表的一系列颇具影响的文章中首先提出了ES方法。明确指出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联，也从不否认认知或知识的重要性，对民族科学家的观点进行了结构描述和对比分析，提出了“一个民族的认知范畴以语言形式明显表达的程度”问题。MurielSaville-Troike(1989：21)认为交际能力包含着在特定情境下言语行为的知识和期望，同时提出为进行有效交际而必备的‘共享知识’，即语言知识、互动技能和文化知识，隐含着一定程度的认知倾向。

综上，通过阐述博厄斯语言学、民族语义学和民族言语学（或称会话民族学）与认知语言学相互交迭的方面，可得出其合成为文化语言学的可能性。

3认知语言学与三大传统方法合成的必要性

博厄斯语言学虽然表现了对意象的关注，但其局限在语法层面上。语言在语法层面上对经验的不同划分只是反映了对精神意象的一种选择性的表达。

民族语义学主要关注于以特征为基础的分类，虽然表现了对认知的浓厚兴趣，但是其实践者并未发展意象理论。

民族言语学（或称会话民族学）关注于语篇本身的意图、社会文化情境以及文化概念，Hymes强调语言是一种社会行为，忽视了对大部分语言方面的认知研究；他明确指出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联，但并不认为“精神现象”（即认知）是关注的焦点；Hymes将言语作为文化行为体系，但他本身并不是从心理学或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语言和文化，而是强调了在社会语境下研究语言行为、语篇和言语表现的重要性；虽然他从不否认认知或知识的重要性，但他终究将语言的认知研究留给了民族科学家。

由此可知，人类语言学的三大传统方法对意象及认知从理论到实践没有给予充分的发展。人类语言学越来越认识到认知语言学的优势，逐渐合并认知语言学的各项原则，认知语言学为博厄斯语言学提供现代的方法，建立了能够容纳民族语义学各种发现的框架，并为民族言语学（或称会话民族学）提供了主要的认识现象的新视角。通过将认知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三大传统方法合成，Palmer形成了文化语言学，并唤起人类学对认知、意象等作用的充分认识。因此，这一合成是必要的。

综上所述，认知语言学作为从认知的角度来认识各种语言现象的心理意象理论与人类语言学的三大传统方法：博厄斯语言学、民族语义学和民族言语学（或称会话民族学）之间的合成是可能的，必要的，对人类学的发展、对于系统而全面的文化语言学理论的构建而言也是极其重要的。

参考文献：

［1］Floyd，G..Lounsbury.1964.TheStructuralAnalysisofKinshipSemantics.Proceedingsofthe9thInternationalCongressofLinguistis，CambridgeMA1962(TheHague：MoutondeGruyter)，pp.1073-1090.

［2］Gary，J.Palmer.1996TowardaTheoryofCulturalLinguistics［M］.Austin：UniversityofTexasPress.

［3］Hymes，Dell.TheEthnographyofSpeaking.TheHaque：Mouton，1972.

［4］Hymes，Dell.FoundationsinSociolinguistics：AnEthnographicApproach.Philadelphia：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1974.

［5］Michael，Agar.AFormalEthnographyofUrbanHeroinAddictsNewYork：AcademicPress，1973.

［6］RobertA.RandallTheNatureofHighlyInclusiveFolk-BotanicalCategories［J］.AmericanAnthropologist，NewSeries，1976，Vol.89，No.1pp.143-146.

［7］Saville-Troike，M.The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2ndedition).Oxford：BasilBlackwell，1989.

［8］TurnerM.TheLiteraryMind［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9］王更等.认知心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传统语言文化的定义篇6

关键词：语言；符号学；景观设计；景观语言

1.语言、符号学与景观语言

1.1语言与景观语言的关系

不同研究人员研究方法与角度的差别，造就了多种多样的“语言”定义。《辞海》注释“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同思维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人类思维和表达思想的手段，也是人类最基本的信息载体。景观语言具有语言的各种特征，包含了构成语言必备的要素——语言符号、词法规则、句法规则，同时具备形式与功能的双重特性。

1.2符号学与景观语言的关系

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密不可分。符号学形成于20世纪初，对语言学的研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切关联。符号学具有极强的逻辑性、科学性和系统性。景观语言受符号学影响颇深，在景观设计的过程中运用语言符号学理论，能使设计理论更加严谨，设计思路更加富于条理，设计过程更加科学。融入符号学的景观语言，能够更加有效地表达设计内涵，同时，使得景观的使用者拥有更好的景观识读体验。

1.3景观语言符号的社会意义

所有的文化现象实际上都属于符号系统，景观也不例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建筑学教授安•维斯特•斯本是最早研究景观语言的学者之一，他在《景观的语言》一书中提到，“景观的语言”是所有生物的母语，人类早在学会用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故事以前，就在尝试着阅读自己所居住地方的景观。早在其他信号和符号产生以前，景观就成了人类最早的教科书——风云的变化暗示了天气；涟漪和潮汐标示了水下的岩石和生物；山洞提供了栖身之地；河流衍生了人类聚居地。其他的语言——文字语言、图式语言、数学语言，都可以说是由景观的语言衍生出来的。在特色各异的文化传统影响下，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景观语言有所区分，象征着设计师对于场地与文化的不同解读。同为气势磅礴重视权力象征的皇家园林，西方勒诺特尔式的水渠、绿毯、林荫大道与刺绣花坛的语言符号与中国古典园林中气势恢宏的建筑群组所代表的语言符号具有极大的差异，对同一主题提取的语言符号也有所不同。

2.景观设计语言符号的语构规则

景观作为万物之一，其自身具有特定的形式结构，并通过结构形成组团。因此，探究景观语言符号之间的构成关系及组织形式极为重要。在景观语言符号系统理论中，语构学是最基础的部分，其是事物内部关系的基石。运用符号学结构主义理论研究景观的形式要素及其组织规则，主要通过借鉴西方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具备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即句子的最终表现形式，深层结构即句子具备的深层内涵。在不同的条件下，同一深层结构可以通过转换形成不同的表层结构。对于景观语言而言，语构中的表层结构对应于景观的形式，即丰富多彩的表现方式、风格与流派等；而深层结构对应于景观所蕴含的深远意义与设计师所寄寓于景观中的情思。

2.1景观语言符号的表层结构

景观语言符号的表层结构即景观设计的外在形式，其语言类型丰富多彩，包括形式语言、色彩语言、光照语言、肌理语言等。形式语言包括传统形式语言与非传统形式语言，传统形式语言是指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具有共通性、规律性、并广为流传的抽象语言，具备对称、均衡、比例、节奏等特征，秩序是其主要特点。非传统的形式语言与传统形式语言相悖，不遵循传统形式法则，具备混乱、无序、怪诞等特性，变化是其主要特点。在景观设计中，勒诺特尔式的传统法国园林是传统形式语言的典型，其以秩序为主要特征，塑造传统形式美。而传统中国私家园林则是表现非传统形式美的典型，其常违背传统形式美法则，打破中轴线的拘束，注重步移景异的变化，但却毋庸置疑地拥有另一个层面的“形式美”。不同的色彩语言蕴含着不同的语意，如红色代表精力、热情、热爱；白色代表尊敬、纯净、和平、谦卑；黑色代表力量、优雅、神秘等。巴黎雪铁龙公园中的白色园与黑色园是色彩语言表现的优良范例。白色园紧挨墓园，除了集中运用浅色材料体现白色的主题外并未做过多的粉饰，处理手法简洁明快。朴素的色彩处理与简练的空间构成充分表现了白色语言的内涵。黑色园位于居住区中心，设计师在有限的空间内创造出的立体公园由于沉于地下，空间狭窄、光线灰暗，再加上茂密的植物营造的树影婆娑的光影效果，极好地诠释了黑色园的主题。

2.2景观语言符号的深层结构

在景观语言符号的表层结构即形式美感之外，除了对景观外在美的鉴赏，人们通常更加希望能够体悟到景观的形式表层背后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深层结构通常通过深入挖掘潜藏意义抽象而来，其不仅是一种规定的秩序，更与文脉与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景观设计往往通过深邃的内在意义即深层结构给人以丰富、深刻的情感体验，通过对景观深层结构的探索，使景观体验者感受到心灵的感动并激发无穷尽的意象联想。例如，林璎设计的越战碑景观与凯瑟琳•古斯塔夫森设计的戴安娜王妃纪念喷泉，同为尊重场地与历史文脉的手法细腻的纪念性景观，其运用的技巧与生发的情感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越战纪念碑的外形非常简洁而有力度，长500英尺呈倒V字形的碑体深入地平线以下，形态寓意战争是地球永不愈合的伤口。越战纪念广场由有序序列空间组合而成，在序列环境中，设定的情节线索贯穿始终，交通流线确定了参观者感受到纪念主题的完整性，序列空间流线自然顺畅且井然有序，使参观者的情绪随着序列空间的变化逐步转变。黑色的花岗岩体现出沉思与宁静的主题。在戴安娜王妃纪念喷泉的设计中，设计师牢牢把握住王妃深受人们爱戴的诸多品质与个性，如包容性与博爱，将设计定位于“外达内通”的概念，并最终以一系列串联的变化多样的水空间完成了景观设计。轻盈地穿插在现状地形中的纪念喷泉恰似一串象征着王妃柔美气质的项链，被温柔地佩在原有的景观之上。环形喷泉的水和与其包含内在塑造的地形，也可被看做是一个人工岛，提醒着人们戴妃的安息之地。两个设计均语汇简洁，但通过不同的景观语言阐释了不同的内涵。虽都为纪念景观，前者引发人们对逝去生命深深的哀思，后者则是在凸显逝者美好品质的同时鼓舞参观者怀揣美好信念，表达对王妃真挚的祝福与追忆。

3.景观设计语言符号的语法规则

语法是限定符号序列的语言规则。任何语言符号都基于语法系统而建立，其是语言符号的结构规则和运用规律。语法规则指导建立语言系统，辅助语言符号的学习和运用、交流和理解。

3.1景观语言符号的词法规则

正如语言具有语素，景观语言中的“词”即景观中的各种基础要素，如植物、水体、铺装、山体等。俞孔坚教授认为:“景观中的基本名词是石头、水、植物、动物和人工构筑物，它们的形态、颜色、线条和质地是形容词和状语，这些元素在空间上的不同组合，便构成了句子、文章和充满意味的书。一本关于自然的书，关于这个地方的书，以及关于景观中的人的书。”景观语言包含实词与虚词，“实词”即具有实用意义的景观元素，“虚词”则是单纯具有装饰意义的景观元素。词义表达通过景观语言表现意义，大体上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词义表达只用于表达艺术氛围或文化氛围；另一种情况为词义表达上升到更高层次，除了注重主题性的表达之外，还与艺术表现中的象征性或隐喻性相联。在书写景观语言塑造景观环境的过程中，应当遵循词法规则。部分设计师在创造景观时用词生硬或者词不达意，破坏了景观语言的连贯性，多半是因为违反了词法规则而造成的。

3.2景观语言符号的句法规则

对语法的研究分析一般以句子为基本单元。景观语言中亦有相似之处，简单句的表达是景观设计语言的基础，通常情况下，景观作品的语段、章节乃至整个文本均可由简单句进行重组变化，添加连接词而构成。因此不难理解，景观语言符号的句法规则就是指确立景观语言构成关系时，景观简单句所应遵循的相关原则与规定。景观语言中的句法规则虽然仅局限于景观简单句的组合范围，但都应具备协调统一的特性。从表层意义上说，“统一变化”原则即景观语言应具备对称、均衡、比例、节奏、虚实、大小、对比、韵律、渐变、连续、组合等关系，符合一定的组合规律。“变化统一”是景观创造所表现的和谐，是对差异对立进行协调之后得到的。统一与变化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尽管景观设计师拥有自己与众不同的风格与表现手法，然而在具体的景观设计中，都应当共同遵守统一的句法规则，从而确保语句的情感色彩与文体形式相统一，与文体的性质相和谐。

4.结语

随着景观行业的全面崛起，景观的语言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将符号学的属性赋予景观，从语构规则和语法规则两方面来阐述景观语言与符号语言的区别与联系，是理清思路、把握景观语言的必经之路。对设计师而言，学习阅读和使用景观语言，学会倾听和回应景观对话是创设优秀景观的基石；对于参观者而言，从人文的角度读懂景观语言并品鉴景观，能够更好地体悟景观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杨光.建筑空间的符号学意义.艺术与设计（理论）[J].2010

[2]AnneWhistonSpirn.ThelanguageofLandscape[M].YaleUniversityPress.2000.

[3]NoamChomsky.SyntacticStructure[M].Mouton.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