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医学与精神病学的区别篇1

【摘要】目的了解精神疾病患者的生活状况。方法采用随机访谈式方法，对400例精神疾病患者进行探索性调查。结果就业、经济状况、家庭监护、医疗保障是精神疾病患者突出的生活问题。结论应当尝试在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中建立精神疾病的自我管理模式。

【关键词】精神疾病基本生活状况社区精神卫生服务自我管理模式

Theessentiallifeconditionsurveyofthe400casesofmentaldiseases

【Abstract】ObjectiveTounderstandthelifeconditionofthepatientswithmentaldiseases.MethodsItwasaadoptwayoftherandomisedblockinterview，to400casesmakeagroupinginvestigation.ResultsTheemploy-ment，economiccondition，familywardshipandmedicalsafeguardareoutstandinglifeproblemofthepatients.Conclu-sionItshouldtrycommunitymentalhealthservingonconstituteaself-supervisemodeofthepatientswithmentaldiseases.

【Keywords】mentaldiseasesbasiclifeconditioncommunitymentalhealthserviceself-supervise

精神疾病危害着人民的健康，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社会竞争不断加剧，各种心理应激因素急剧增加，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日益显现，从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各类严重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和终身患病的患者在不断上升［1］。本文拟从精神疾病患者面临的切身状况:就业、收入来源、家庭监护、医疗保障等问题进行调查，旨在阐述:尝试在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中建立精神疾病自我管理模式的重要性。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入组对象为2003年4月～2004年4月在我院住院的400例患者，均符合CCMD-2及CCMD-3诊断标准。男240例，女160例;年龄6～72岁，平均（31.65±5.34）岁。精神分裂症255例，心境障碍47例，酒精所致精神障碍41例，癫痫所致精神障碍11例，分裂样精神病11例，其他35例。

1.2方法采用随机访谈方法，对经过治疗后精神症状缓解或基本缓解，能够做相关检查治疗的患者357例和有家属陪护开放治疗的患者43例，进行就业、经济来源、住院状况、家庭监护、医疗状况调查，并进行百分比统计分析。

2结果

2.1就业状况见表1。精神疾病患者存在一定的就业困难。400例患者中就业困难人员92例（分流人员61例，无业31例），占23.00%。

表1400例精神疾病患者的就业状况调查略

2.2收入及收入来源见表2。精神疾病患者收入偏低，家庭生活负担重者偏多。400例患者中个人收入低于300元/月或无业人员，家庭生活困难，低保人员共140例，占35.00%。

表2400例精神疾病患者的收入和收入来源调查（略）

2.3患者收入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见表3。精神疾病患者个人收入对家庭生活具有一定影响。400例患者中分别有96例（24.00%）和253例（63.25%）患者的收入是家庭生活的唯一和主要经济来源。这无疑加大了患者的生活压力，患者收入的多少直接影响家庭生活状况。

2.4住院状况见表4。精神疾病患者再次住院率偏高。400例患者中因病情复发再次住院治疗的有170例，占42.50%。

表3400例精神疾病患者经济收入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略

表4400例精神疾病患者的住院状况略

2.5家庭人数组成状况见表5。400例患者中有61例（15.25%）是独居，这对患者出院后维持治疗和监护是十分不利的，这也是一部分患者长期住院的原因。

2.6医疗状况见表6。精神疾病中自费治疗者偏多。400例患者中有186例自费，占46.50%。

表5400例精神疾病患者家庭人数组成状况略

表6400例精神疾病患者医疗费用支付状况略

3讨论

长期以来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问题和防止疾病复发问题一直困扰着精神卫生工作者，患者家庭、单位和国家医疗保障部门为精神疾病患者所支付的人力、物力、财力不断增加。通过对本文调查不难看出精神医学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就业，经济收入，家庭生活状况，维持治疗，预防，监护，医疗保障每一方面的压力都对精神疾病患者产生巨大影响。是否有患者同时具有上述压力本文未做分析，但防止疾病复发，降低医疗支出是改善患者生活状况不争的事实。目前许多国家已在开展和循证研究包括抑郁症在内的慢性病自我管理计划（chronicdiseaseself-managementprogram，CDSMP），这是一种新型的自我管理模式，它和传统的单纯的疾病治疗和病人收容模式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主要是由专业人员在社区采用团体辅导的形式，使患者通过系统地学习后能够明确其行为方向，增强对健康的信心，监控疾病症状，情感变化，提高自己对疾病状况的适应能力。实施自我管理模式实质上是建立了一种经科学验证的适应慢性病管理的保健模式，它强调真正以患者为核心，通过医患协作来保持患者生理，心理，社会功能的全面的健康状态。从我国上海开展的CDSMP随机调查试验证实:这一新型的教育干预模式是一种较好的社区保健模式［2］。精神疾病患者出院后的巩固治疗和维持治疗非常重要，反复发病是降低患者生活质量，导致患者家庭致贫，返贫的因素之一。提高精神疾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实现人人享有精神卫生保健，是精神卫生防治工作努力的方向。因此应当尝试建立社区精神卫生服务自我管理模式的工作，通过这项工作形成以精神卫生服务机构为骨干，以社区为基础，以家庭为依托的工作体系，延续巩固患者住院期间的治疗效果，承接患者出院后的维持治疗和康复训练，并把精神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知识传授给患者、患者家属、社区人群，通过家庭、社区的力量关心、关爱患者，为患者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疾病康复，早日回归社会。

参考文献

精神医学与精神病学的区别篇2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精神专科医疗资源的匮乏和现代医学与心理学的割裂。受传统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临床非精神科医生对患者的心理问题往往视而不见。反复的医学检查不仅造成医疗资源的严重浪费，还加剧了紧张的医患关系。而精神专科医生长期以来将目光聚集于重症精神障碍患者，缺乏对其他精神（心理）障碍患者的关注，致使高达上亿人次的心理康复问题无人问津。

事实上，近年来，随着社会压力的与日俱增，常见精神（心理）障碍患者人群不断扩大。这不仅对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提出了严正挑战，客观上也在呼唤新诊疗模式的诞生。作为现代医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心身医学日益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

时代所需

时有心悸之感的老李（化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科的“钉子户”。因害怕心脏病发作时错过最佳抢救时间，他每天都会雷打不动地坐在急诊科门外的长椅上。事实上，老李是由于心脏植物神经功能不稳定，而产生了典型发作性焦虑。

类似老李这种情况的患者还有很多。据该医院急诊科医生透露，很多患者因胸闷、心悸、上腹部疼痛而被送往急诊室，但经过一系列检查后发现，40%的患者生理指标完全正常。

尽管老李的各项生理指标完全正常，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心身完全健康。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身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向群在接受《中国医院院长》记者采访时表示，临床诊疗中，有四类患者的心理问题很难被临床医生识别，即共患精神障碍和普通医学疾病的患者（共病）；躯体化症状或功能的患者（情绪障碍的躯体反应）；基础疾病状况因心理社会因素存在而不稳定的患者（心身疾病）；由僵硬治疗直接导致精神障碍的患者（药物）。

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精神（心理）障碍疾病无法被识别，一个重要原因是与现行的生物医学模式有关。在传统医学模式下，临床非精神科医生过多关注患者躯体症状，而忽视心理疾病的存在，是导致很多同时患有心理和躯体疾病的患者无法被识别的原因。

“很多人的躯体症状与心理因素有关，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过敏性疾病等。如果不能将心理因素调整好，则其身体上的异常指标总是存在。”王向群指出，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不仅造成患者治疗依从性降低，还因反复检查增加了医疗花费。

有数据显示，精神障碍患者在综合医院非精神科治疗，其医疗费用明显偏高。比如抑郁症患者所消耗的医疗资源比在精神专科医院多两倍，费用多一倍；惊恐发作症状患者在急诊科就诊的次数是其他患者的10倍，其中有70%的人在得到正确诊断前，已经看过10名以上医生；酒滥用或依赖者的总体医疗费用比其他人高3倍，但1/4至1/2的患者在急诊内科或外科治疗时，未被识别。

不过，在王向群看来，反复就诊带来的更重要影响是，加剧了本已紧张的医患关系。2012年，北京某患者在多次就诊未果后，产生严重焦虑，最终将医生砍伤。事后经鉴定，肇事者为精神障碍患者。王向群认为，非精神专科医生对患者因躯体不适而产生的情绪激动缺少认知，是导致医患关系最终走向崩溃的重要原因。

“严重精神障碍在成年人中的发病率高达1%，但至少还有10倍于此的常见精神障碍患者存在。”王向群表示，若想解决这些人的就医问题，在提高医疗水平、避免医疗资源浪费的前提下，一个重要途径便是加强临床医生与精神（心理）专业人员的合作，发展心身医学。“心身医学客观上要求在综合医院开展精神医学工作。精神专科医生也要与综合医院各科医生建立紧密联系，帮助临床非精神科医生认识到患者可能存在的精神心理问题，并以协作方式加以解决。”

发展蹒跚

作为现代医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20世纪30年代，心身医学科学体系最早在西方发达国家确立。1935年，美国精神病学家、心身医学的开拓者之一邓伯，采纳了德国精神医师亨罗斯的心身医学理念，并于1939年首次发文于《美国心身医学杂志》，5年后他又领导建立了美国心身医学会。至此，心身医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诞生。然而，就在这一学科兴起80年后的今天，中国仍有很多人对这一学科一无所知。

“在改革开放前，心理学曾长期被视作伪科学，所以其基础和应用研究十分落后。受此背景影响，现代医学与心理学的合作滞后，也未能形成很好的合作机制。”上海市东方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赵旭东认为，导致中国心身医学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历史上对心理学的误解和偏见。

正是由于对精神（心理）疾病的歧视，一些综合性医院不愿开设心身医学的相关科室。《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已实施十余年了，其中明确规定北京市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均要设立精神科室和开展精神卫生服务。然而，目前北京地区的50余家三甲综合医院中，真正设立了精神卫生服务科室的医院仅十几家。而在中国的其他省市，很多城市在进行区域卫生规划时，均将精神专科医院迁移至人迹罕至的郊区。

心身医学在中国发展缓慢的第二个原因是，精神专科医生和医院视野狭窄，单纯聚焦在重症精神患者。“在精神卫生法出台前这十几年，我们一直在引导医疗机构从以严重精神障碍诊疗为主向常见精神障碍的诊疗转变。”严俊表示，精神科医生过多关注重性精神障碍，而中国精神障（心理）疾病患者却高达1.6亿人。因此，医疗机构要扩大服务范围，向心理卫生服务和临床心理学发展。从2000年后，部分精神专科医院认识到这个问题。广东、山东等省的卫生行政部门，已开始组织精神科医生开展临床心理培训。

此外，社会大众对精神（心理）疾病患者的歧视，也成为心身医学在中国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受传统文化影响，患者或其家属虽已意识到精神（心理）疾病的存在，但碍于疾病的羞耻感，屡屡讳疾忌医。“多数患有心身疾病的患者皆首选在大型综合性医院治疗，事态严重后才转到精神专科医院诊疗。因为患者碍于病耻感，不愿转到精神专科医院就诊。”王向群无奈地表示。

“虽然心身医学在中国是新兴学科，但由于起点较低，科研发展和治疗普及程度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仍无法满足公众对防治精神疾病的需求。因此，改革国内医疗模式固然重要，加强医学生的综合性业务教育、提高心身综合治疗的业务素质，更是迫切之事。”王向群如此概括。

亟待加速

在疾病诊疗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心身医学发展的必要性。心身一体的医疗服务模式应用，既可提高医疗水平，又可降低医疗成本，同时改善医患关系。

“我呼吁，所有临床医生都要具备心身医学的理念。”王向群表示，2013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开始颁布实施。法律的出台将促进心理治疗在综合医院临床各科室的广泛应用。该法第十七条规定：“医务人员开展疾病诊疗服务，应当按照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的要求，对就诊者进行心理健康指导；发现就诊者可能患有精神障碍的，应当建议其到符合本法规定的医疗机构就诊。”这意味着，普通的心理治疗成为任何执业医师均应掌握的一项临床技能。

“心身医学发展模式要求在综合性医院进行首诊筛查，在临床医生的鉴别诊断后进行综合干预。如心理治疗出现难度，再由精神专科医生介入，进行联合会诊。”王向群表示，这样一来，既加强了临床医生的诊疗能力，又减轻了精神专科医生的工作负担。

基于此种理念，加强对非精神科医生的培训就显得尤为必要。“特别是对基层的全科医生。一定要加大精神医学课程的时数。”王向群表示，培训的最终目标就是希望每名临床医生都能了解精神医学理论、提高对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识别诊断技术。

在英美等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焦虑症或抑郁症患者最初都是在全科医生处进行首诊，之后酌情转至专科医生。中国迟早也要走上这样的道路。

事实上，为了将心身医学的理念推广至基层，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身专委会已经与基层医院合作。“由于受病耻感的影响，很多患者沉淀于基层医院。这就要求基层医院对心身医学具有一定了解，才能将相关患者转诊到上级单位或专科医院。”北京市丰台区铁营医院院长孙培云表示，基层医院就诊量较三级医院少很多，可以运用足够的时间筛查患者，有效地将心身医学引入各个科室，大幅度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与医疗质量。

此外，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身专委会每年都会召开心身医学大会，向临床医生普及心身医学的理念。“观念改变后，医生们治疗患有心身疾病的患者都很成功。”王向群表示，临床医学与心理学结合，已产生了积极作用。如精神（临床心理）科与妇产科合作，解决了患者围绝经期中更年期诱绪疾病的问题；精神（临床心理）科与心内科合作，解决了患者因患有心脏疾病而伴随的心理问题；精神（临床心理）科与神经内科合作，解决了患者的睡眠障碍问题等。

精神医学与精神病学的区别篇3

关键词精神专科医院病房楼医护人员

人文关怀

“以人为本”是医院建筑设计遵从的主要原则之一，这当中“人”的范围包括患者、医护人员及其他使用医院的人。但是人们在设计过程中通常为患者考虑得较多，而忽略了医院的另一主要使用者——医护人员。医护人员也应该获得精神关照，享有良好的工作环境，以便于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发挥其在医院的作用。

精神专科医院的医护人员由于受特殊环境因素的影响，其工作强度较一般综合医院的医护人员大，精神压力高，他们的工作环境更需要受到关注。

一、精神专科医院医护人员的压力现状

（一）社会环境压力

目前社会对精神疾病患者还存在歧视，同时对精神科医务人员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在职业地位方面，精神科医生的职业地位比其他专业低，平均收入是综合医院同等资历人员的1/3。在人力资源方面，美国5%的医学毕业生进入精神科，而中国只有0.5%的医学毕业生进入精神科。

（二）工作压力

对于医护工作者来说，工作本身即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压力的重要来源。工作人员在上班期间与思维贫乏、表情淡漠的精神疾病患者接触，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将严重影响其心理健康。另外，在工作中常常因为没有满足患者和家属的要求而发生纠纷，即使责任不在医护人员，但来自社会舆论等压力也会使医护人员产生紧张感和困惑感。研究报道，职业紧张可影响智力活动、情感状态，高度的脑力紧张可引起管理人员的情绪障碍和自杀。也有学者认为，不同职业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各不相同，与其他职业相比，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普遍偏低，住院部医生心理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特别是精神专科医院住院部的医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患者打交道，以患者的现存问题为中心，围绕他们的心理（如窘迫、恐惧、焦虑、抑郁、失落等）问题进行工作，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常常又不容易获得，因而工作情境更是给医护人员带来长期的精神和心理压力。

精神科医生在对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常常需要角色转换，医生先使自己进入到患者的精神状态，治疗结束后再跳回到现实。这种角色转换对医生的精神状态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他们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来缓解这一精神压力。

（三）人际压力

医护人员的诊疗活动是以医疗技术为媒介的对人的服务，需要娴熟的人际沟通技巧，医护之间、医患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理解和沟通会直接影响到医护人员的压力水平。

二、精神专科医院医护人员的工作环境现状

传统的精神专科医院为使医护工作者与患者更直接地联系，将医护工作区直接设置于患者病区之中。在环境设置上，一切以患者为中心，医护人员的工作环境经常被忽略，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人文关照。在一些医院中，医护人员工作区全部为黑房间，他们长期身处人工环境，远离自然。还有一些医院的医护工作区集中于阳光照射不足、自然景观恶劣的病区一角和北向阴面的环境之中。

三、精神专科医院医护人员工作环境的改善与提高

（一）整体规划

为便于管理，人们曾经主张将精神病医院设在偏僻的远郊，这既不便于患者就诊和家属探视，又会使患者产生被遗弃感，不利于他们的康复。同时，还造成医护工作者的工作场所与家庭住址距离偏远等问题。

国外的精神专科医院已趋向小型化、家庭化、社会化，给人一种回归社会的感觉。室内外随处可见鲜花绿草，环境舒适温馨。除个别患者需要隔离外，其余采取全开放管理，节假日可请假回家。据日本精神病协会调查资料，在日本的精神病院中，2.6%为全开放，18.9%为全封闭，其余近80%为开放与封闭相结合，封闭病房主要用于极度兴奋、抑郁或严重丧失行为能力的患者。

显然，将精神病院设置在偏僻的远郊是不合适的，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在综合医院中设置精神科门诊和病房更有利于精神科与其他临床科室的协作关系，减轻患者及家属的精神压力，节省人员和设备，利于管理。同时，精神专科医院的医护人员也能拥有交流环境和休闲空间。

以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为例，医院地处保定市区内东风东路南侧572号，对面是保定市最大的军校公园，南侧和东侧均为住宅区，西侧临近一所小学。医院的地理位置不会使患者和医护工作者产生被隔离的感觉，在病区活动的患者和医护工作者可以通过活动室的大窗户关注到广场上市民的各种活动，从而会有一种社会归属感。医院内部也留出足够的绿化面积和患者活动空间。医院的医护工作者多居住在离院区不远的位置，工作便捷。

（二）病房楼平面布局

在医院建筑的设计中，考虑患者的治疗环境固然没错，但对医护工作环境的忽略，同样是一种非“人性化”的体现。因此，良好的工作环境是保证工作质量的前提。

当前大部分住院大楼的设计还停留在普通的模式——护士工作站在中间、病房位于两边，这种格局延续了几十年，可以说是影响护士工作的最大障碍之一，有限空间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例如护士站为了美观摆放东西过少、常用物品放置过远等。

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的设计改变了传统的精神病院病房楼的布局方式，将医护工作区集中在病房楼一侧，医护的主要工作区域均能够享受到阳光的照射。此外，还设置了医护人员公共休息区，其中布置室内绿化。这样的设计，让医护人员既可以方便地深入到患者的生活中去，又可以随时回归正常的生活，利于他们放松心情，调整心态。护士站位于病房楼的中心部位，一边与医护工作区紧密相连，方便医护的工作，另一边面对主要的病区，可以照顾到整个病区患者的活动。从电梯厅经过的人员也全部在护士的注视范围内。

精神医学与精神病学的区别篇4

摘要：精神疾病已成为21世纪的主要疾病之一，它是一种特殊的疾病，病人的家属在判断病人是否有病、如何就医、如何进行治疗、护理以及如何对待病人的生活学习、工作等方面出现了不少的问题。通过分析来本院门诊咨询的病人的资料，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处理，明确了人们对精神病知识的需求以及普及精神病知识的方向，并提出了精神科护士应尽的职责。

关键词：精神病；咨询；分析；处理

0引言

精神病是指人的感觉认识、思维、情感、行为以及性格、能力等脑功能发生障碍所引发的疾病，它们一般是由各种外因诱发，引起精神状态、心理功能等发生异常和紊乱，故此类病又叫精神障碍病[1]。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学习压力的增大、人际关系的紧张、社会心理因素引起的精神障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为此，本院根据实际情况，从2002年3月份开始在门诊导诊台增设了咨询服务项目，负责病人及家属的咨询工作，根据病人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有针对性地为其解决主要问题，至今已取得一定成效，病人及家属较为满意。

1资料及分析

收集2002年3月至2005年10月到本院门诊咨询的600例精神病病例，根据来访者普遍存在的问题，对他们的资料如性别、年龄、职业等进行分析，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1.1来访者普遍存在的问题

对于家属来讲，感到相当棘手的问题是判断家人是否有病、是否患的就是精神障碍疾病。其次，一些家属看到病人不正常的表现后，不到精神专科医院看病，不知道应用科学的办法治疗精神病[2]。第三，精神病易复发，而家属缺乏防止复发的知识，导致患者反复就医。最后，是愈后面临的问题，精神病人恢复后常得不到社会认可。

1.2性别及分析

男性281例，占46.83%，女性319例，占53.17%。女性所占比例略高于男性。这也与流行病学的调查资料相符。因为许多资料表明一些精神病的患病率女性高于男性[3]，如精神分裂症我国20世纪70年代普查中，上海、四川南部、北京郊区资料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性别差别在35岁以上者男：女为1：1.60。但是在住院病人中往往男性比例高于女性，如本院仅有一个女精神病区，而男病区就有三个，这主要与男性精神病发病后在家无法管理，对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危险大有关，家属宁愿花钱买平安。

1.3年龄及分析

精神病发病范围相当广，没有明显的好发年龄阶段，由此可以看出向人们普及精神卫生知识迫在眉睫。（1）小儿患者：小于10岁的患儿5人，占0.83%。儿童由于各类精神障碍往往表现不典型，易被忽视，如不能及时就诊治疗，可影响一生的健康，家属也会后悔终身。（2）少年患者：10-20岁的病人103人，占17.17%。专家指出，我国儿童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问题日趋严重。在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中，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3）青年患者：20-30岁的患者最多有226人，占37.67%。所患疾病人数的多少依次是：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神经症。在这个年龄阶段，正是工作、学习、生活处于不稳定的发展阶段，当今社会竞争激烈，压力巨大，加上现在多为独生子女，其性格方面可能存在缺陷，对挫折的承受力不强，处理不好工作、恋爱、婚姻等方面的问题，适应不良逐渐发病。（4）老年患者：60岁以上的老年患者占21.32%。老年人口逐渐增加，老年精神病患者也逐渐增加，加上老年人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并存，加大了精神病治疗的难度。

1.4文化程度

来访者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4.17%。由此可看出文化程度高的病人及家属对精神病的知识需求水平高，他们迫切需要了解精神病的相关知识。文化程度低的只希望花最少的钱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1.5职业及分析

600例病人中学生146人，占24.3%；有职业者245人，占40.8%，无职业者129人，占21.5%；退休者80人，占13.4%。有无职业对精神病人具有一定的影响。（1）无职业者：无职业者占21.5%。无职业可看成一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对个人和家庭都可造成经济压力和困难，还会造成家庭成员之间的争端。（2）学生：学生的比例占24.3%。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学校生活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影响很大，主要因素有学校教育条件、学习条件、生活条件，以及师生关系、同伴关系等，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1.6地域本市的来访者568人，其中，城镇居民381人，他们的问题最多，比如治疗方法、治愈后怎样对待生活、婚姻、家庭的长远问题；农村居民187人，他们咨询的问题就是需要多少钱能够控制病情、可不可以治好等。来自外省的来访者有32人，他们大多在外地经过治疗，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疾病反复发作，家属感到无助在别人的介绍下慕名而来，咨询的问题多是能否治愈，用什么方法治疗等问题。

1.7婚姻

已婚病人174人，占29%；未婚者342人，占57%；离异者58人，占9.67%；丧偶者26人，占4.33%。婚姻在精神病人生活中占有很大的地位。大多精神病人都没有稳固的婚姻，在精神病反复发作的情况下容易导致感情破裂，来自经济的压力、社会的压力使配偶放弃了婚姻；也有的是因为患病后婚姻问题难以解决，未婚者患精神病后结婚的几率很低。

1.8来访目的

来访者迫切需要知道是否患病的问题，占来访目的的44.7%。因为这关系着方方面面，如确认患有精神病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如何进行系统的治疗等等。其次是如何治疗的问题，比如是住院观察还是门诊治疗；第三个比较多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的问题，如应该何时带病人来看病？来精神病院被别人知道产生的影响等等。第四是看病住院的经济问题。另外，来访者比较关心的还有病人的生育问题。

1.9来访者与病人的关系

在来访者与病人的关系中，占首位的是病人的父母。虽然来访的病人已婚率达29%，但是由配偶来访的只占13.5%，因为在精神病人的婚姻关系中，病人占被动地位，他们的婚姻很不稳定。我国的医疗体制和对待精神病人的福利尚不完善，需要改进，需要全社会都来关注精神病人。本人来访的不在少数，占11.67%。文化程度高的病人对自己的心理问题是很关心和敏感的，一旦发现问题，就会去看病或咨询。1.10初诊病程病人从有症状到医院来咨询看病的时间，最长的达3年，有6例；1-2年的占多数有442例；1年内的有35例；最短的1例是病程在5天的一个急性应激反应患者。这说明精神病是一种病程较长的慢性病、多发病，有的可能还伴随病人的终身；另外，说明人们对精神病存在偏见，认识不够，有的病人家属都下意识否认患病事实。

2处理方法

根据来访者的叙述，找出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给予合理的解释，然后指导病人或家属处理问题。对于症状明显伴冲动伤人行为的病人，确诊后立即送入病房作进一步的处理；对于病人不愿来家属又送不来的，根据具体情况派车去接回病区进行封闭式治疗；对于有病但表现不严重的或病情复发的，根据家属的意见门诊治疗或住院观察治疗；对恢复期门诊随访的病人耐心解释遇到的问题并教给家庭护理的方法；对本人来访的根据需要给予心理指导，如对一位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帮助她分析其诱因、如何与家人相处，如何面对压力，如何认识自己的病态心理。对距离医院很远的老病人则告知他们就近开药服用，可以打电话咨询医生调整药物剂量，必要时再来复诊。

3体会

3.1对精神卫生的社会需求水平越来越高

精神疾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民身心健康的疾病，目前我国正处于这种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增多，竞争压力加大，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化明显，精神疾病患率病呈上升趋势，精神卫生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突出的社会问题。精神病是特殊的病种，家属由于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不能准确判断是否有病及复发征兆，精神病院设立咨询处是病人及家属的迫切需要，我们有义务承担这样的责任。另外，精神病的发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大多数精神病发病时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精神刺激，而且不同年龄阶段需要普及的精神卫生知识不同，因此社会迫切需要普及精神卫生知识[4]。

3.2明确了向社会普及精神卫生知识的方向

（1）纠正偏见。经常有朋友或熟人对在精神病院的工作感到好奇和惊讶，在进行解释和带领他们参观医院后，他们都会对病人表示同情和理解，也不会再感到过度的恐惧。精神病已经成为21世纪的多发病，和其他躯体疾病一样也会治愈，社会要尊重和接纳精神病人。

（2）普及方法。通过精神病院门诊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在社区布置板报、向家属和病人发放自制的健康小册子等形式来宣传精神病知识，还可以在网上精神病的知识供大家浏览。

（3）卫生宣教。向社会广泛宣传普及精神病的有关知识，讲解精神病的发病机理、诱发原因、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康复护理和预防的知识，使社会不再觉得精神病很神秘。

（4）增强应对能力。精神病人一旦发病，很多都会失去自知力，即否认自己不正常的表现是病态，还可能对家人作出危险的举措，应该指导家属学会判断精神病的潜在暴力行为，掌握正确的治疗、护理方法，以达到减少病人复发次数、促进康复的目的[5]。

3.3社会应承担的责任

由于精神病的反复发作，使他们丧失了劳动能力、更丧失了治疗的信心。在人性化的文明国家，需要社会建立相关福利政策来帮助精神病人，使他们得到治疗、康复和工作的条件[6]。

（1）国家政策利。国家应该加大对精神病的救助，对重症精神病人应有保障措施，基层政府更应关注他们，特别是农民患者，农村合作医疗应增大精神病人的看病区域和增加其看病的报销力度。

（2）医院自设福利项目。医院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增设一些福利待遇[7]，如本院对于特困、低保精神病人每次门诊看病免挂号费；对于本区精神病人办理残疾证予以高度的优惠、减少收费等。

3.4精神科护理人员应尽的责任

精神科护士不但承担着一般护士应该做的工作，还要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更具爱心和耐心。没有一种精神病可以通过某项实验室检查就可以确诊。精神症状的判断来自病史、交谈检查和观察，所以要取得病人的信任与之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他们才可能充分暴露病情，为治疗提供依据[8]。况且这种护患关系本身就是一种治疗作用，可使患者感到护士的亲切，消除住院的恐惧，增加治疗的依从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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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医学与精神病学的区别篇5

【关键词】精神障碍;患病率;山东省;现况调查

中图分类号:R749.041,R181.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6729(2010)003-0161-08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0.03.001

沈渔等先后于1982年和1993年对我国部分地区进行了两次流行病学抽样调查,获得了我国局部地区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资料[1]。山东为我国东部沿海省份,具有海岸线长、人口密集、经济相对发达等特点。1984年和1994年,在山东全省范围内先后进行了两次精神疾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2],掌握了当时全省精神疾病的患病水平、分布特征、治疗康复和变化趋势等情况,为当时制定山东省精神卫生工作规划提供了决策依据。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价值观念及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竞争日趋激烈,贫富分化日趋明显,失业和就业压力不断增加。因此,为掌握山东省成年人群精神障碍患病情况的最新信息,采用国际上先进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开展了第3次全省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以山东省≥18岁的常住人群为研究对象。设定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P=0.005,允许误差δ=0.001,第一类错误α=0.05,计算出调查样本数为19112人。按20%扩大样本,将调查样本设定为24000人。实际抽取23984人,22718人(94.62%)完成了筛查。578人找不着,446人拒绝调查,163人入户时发现该户无人住,63人因躯体疾病不能填写,16人因其他原因未完成调查或表格填写不完整。

1.2工具

1.2.1筛查工具

一般健康问卷(GeneralHealthQuestionnaire,GHQ-12)[3-4]。共12个题目,用于精神障碍诊断筛查。如果每个问题的答案为后2个选项(比平时严重或差很多)之一给1分,否则给0分。GHQ总分≥4分为高危、1~3分中危、0分为低危。为提高筛查灵敏度,增加了8个高危项目,即将符合下述情况之一的受试纳入高危组:近1个月心理健康为“差”,近1个月躯体健康状况为“差”,“经常”反反复复做或想一件事情,因特别害怕某件事情而“经常”限制活动,近6个月“经常”感到特别紧张或焦虑,近1年因喝酒遇到麻烦,曾因精神或心理问题寻求过医生的帮助,因精神或心理问题住院或曾有自杀自伤行为。此调查中3435人完成GHQ重测,重测相关系数为0.96,根据8个因素判断有无危险因素的重测Kappa值为0.95。

1.2.2诊断标准和工具

采用国际上通用的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作为诊断标准[5],用《DSM-IV轴I障碍用临床定式检查》(SCID-I/P)进行诊断,中文版SCID-I/P由华西医科大学翻译、北京回龙观医院最终修订。对于符合精神障碍诊断标准者,收集其既往求医经历,并用功能大体评定量表(GAF;DSM-IV轴V)评估其功能受影响程度,将GAF得分≤60分者划分为精神障碍“中等到严重功能损害”。调查中1652人接受了盲法重测,两次诊断一致性的Kappa值为0.99。

1.3研究方法

1.3.1人员培训

对来自山东省县级以上精神疾病专科医院且参加调查的24名精神科护士和60名精神科医生进行为期4周的培训,主要培训内容有研究流程、研究方法、筛查工具和SCID诊断工具。培训后进行现场测试和一致性测验。由参加培训的医生对录像中的12例患者用SCID-I/P进行诊断,所有医生的诊断与金标准平均一致性为98.02%,有1名医师因有2例诊断错误被淘汰。

1.3.2抽样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第1阶段:抽取地级市。根据山东省的地理地貌、经济状况和文化特征将山东省17个地市分成5层,即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平原地区(聊城、菏泽和德州)、鲁南地区(临沂、济宁和枣庄)、鲁中地区(济南、泰安、莱芜和淄博)、东部地区(滨州、潍坊和日照)和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胶东半岛烟台、威海和青岛)。将每层内的地级市按人口大小顺序排列,用随机数字表,从每层内各随机抽取1个地级市,共抽取聊城、枣庄、济南、维坊和烟台5个地级市作为调查框架区。第2阶段:抽取区、县(市)。将抽取的每个地级市的所有区按人口大小顺序排列,用随机数字表,从这5个地级市中各随机抽取1个区作为城市调查现场,共抽取5个区。按照同样方法在每个地级市中各抽取3个县(市),共抽取15个县(市)。第3阶段:抽取街道和乡镇。采用同样方法,在每个区抽取2个街道,每个县(市)抽取2个乡镇。共抽10个街道和30个乡镇。第4阶段:抽取居委会和村。采用同样方法,在每个街道抽取2个居委会,每个乡镇抽取2个村,共抽20个居委会和60个村,即共抽取80个调查点。第5阶段:抽取户。在城市居委会内按户籍编号或门牌号抽取住户,每个居委会抽取300户。农村按门牌号抽取,每村抽取300户。第6阶段:抽取被调查者。入户后,抽样人员按要求填写该户的“家庭一般情况调查表”,将该户18岁及以上人口编号,然后用随机数字表抽取被调查对象。

1.3.3现场调查

调查时间为2004年12月至2005年3月。采用两阶段调查方案。在调查员与受试签订知情同意书后,先由精神科护士用筛查表调查受试,然后由通过一致性测验的精神科医生,对100%筛查高危人群、随机抽取40%中危人群和10%低危人群用SCID-I/P进行诊断检查。

在开始调查后的第1个月内,随机抽取20%的完成筛查者,接受独立的筛测;1个月后,抽取2%进行筛测。两次检查采用盲法评估。共完成3450人的重测,GHQ-12两次重测的一致性加权Kappa值为0.91。

共有5402人完成了SCID-I/P。原则是调查第1个月100%和之后随机抽取10%进行重测,对完成SCID-I/P的受试由另外1名医师进行独立重测,共完成重测957例,调查员对现患诊断类别的一致性介于0.888~0.990。

1.4统计方法

用SPSS15.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首先按照高、中、低危组中各自符合DSM-IV诊断的比例计算初步的调整率,然后根据课题设计特征、整群和抽样框架特征对患病率进行调整,使结果推广至山东省6870万≥18岁的人口。组间比较采用的是SPSS15.0版本“复杂样本”分析中的logistic回归模型。本报告仅考虑最近1个月的主要诊断。方法学具体内容参见相关文献[6-7]。

2结果

2.1样本人口学特征

完成调查的22718人中,男10457人,女12261人;年龄18~95岁,平均(46±15)岁;平均受正规教育年限(7±4)年;工作状况:农民/渔民11393人,工人/服务人员1731人,专业技术/行政管理人员1829人,个体户/临时工3711人,离退休/病退1641人,无业/失业759人,学生/家庭妇女1622人,其他17人,不详15人;婚姻状况:从未结婚1850人,已婚19179人,再婚143人,同居10人,分居/离婚167人,丧偶1357人,不详12人。与山东省≥18岁人口(资料来源2005年山东省第5次人口普查资料)相比,调查样本中女性所占比例高(P0.05)。

2.2精神障碍的患病率

22718人完成GHQ-12筛查,5402人完成SCID-P检查,2563人符合DSM-Ⅳ轴Ⅰ精神障碍诊断。根据GHQ总分,高危3237人、中危1992人和低危17,489人,相应完成SCID检查者分别为3087人、682人、1633人。按照设计特征、聚类和抽样框架对调查人群的现患率和95%可信区间(CI)进行调整,调整后1个月精神障碍总的现患率为19.48%。在具体精神障碍中,酒精使用障碍(5.55%)、心境恶劣障碍(1.99%)、重性抑郁障碍(1.50%)和精神分裂症(1.12%)的患病率分列前4位。未特定障碍除外后,精神障碍总的患病率为13.11%(表1)。

2.3性别间精神障碍的患病率差异

调整后,男性精神障碍的现患率明显高于女性,男性酒精使用障碍的患病率高于女性。男性焦虑障碍的患病率明显低于女性,而器质的患病率高于女性(0.59%)。未特定障碍除外后,男性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的患病率均低于女性(表2)。

2.4城乡间精神障碍的患病率差异

农村人群器质的患病率高于城市,主要是因为农村精神发育迟滞的患病率高于城市。另外,农村人群适应障碍的患病率高于城市(表3)。

2.5就诊情况与残疾程度

2563人符合DSM-IV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其中2477人(96.6%)有就诊和精神障碍残疾程度方面的信息。经过调整后,仅10.53%的有精神障碍者曾经因心理问题在医疗机构就诊,仅7.69%曾在精神科就诊,5.68%曾在精神科住院治疗。在有精神障碍的人群中,25.50%因精神障碍有中等到严重功能损害;在这些人群中,31.35%曾因心理问题在医疗机构就诊,25.98%曾在精神科就诊,19.96%曾在精神科住院治疗。

3讨论

本研究≥18岁人群精神障碍总的现患率(19.48%)略高于浙江省[8](≥15岁人群精神障碍患病率17.27%)和河北省[9](≥18岁人群精神障碍现患率16.24%)的调查结果。但未特定障碍除外后,山东精神障碍总的现患率(13.11%)与浙江(13.38%)[8]接近。美国上世纪80年代对18571名≥18岁人群的调查显示[10],精神障碍的现患率15.4%。2001至2003年进行的由14个国家参加的WHO世界精神卫生调查结果显示[11],精神障碍(DSM-IV诊断标准)的年患病率波动很大,从4.3%到26.4%,最常见的精神障碍类别(不包括未特定障碍)依次为焦虑障碍(5.8%~18.2%)、心境障碍(0.8%~9.6%)和物质使用障碍(0.1%~6.4%)。LuJ等[12]用CIDI对昆明市5033名≥15岁人群的调查结果显示,重性抑郁障碍30天的患病率为0.93%,低于本研究结果(1.50%)。

本研究中未特定抑郁障碍和未特定焦虑障碍的患病率明显高,这一现象亦见于浙江和河北的调查结果[8-9]。目前的诊断分类人为地根据症状持续时间和功能受影响程度将症状连续谱划分为有无疾病两类,而实际上虽然许多患者的症状数目和持续时间不符合特定诊断的标准,但依然有临床意义。例如,研究发现,与没有抑郁症状的个体相比,有未特定抑郁障碍的个体自杀的危险性显著提高[13]。

山东省酒精使用障碍(包括酒精滥用和依赖)的患病率(5.55%),明显高于浙江(2.92%)[8]和河北(1.99%)[9]。国内一项大型的、设计很好的调查结果显示酒精依赖的时点患病率为3.8%[14],与本研究结果接近,因为后者未包含酒精滥用。可见,饮酒引发的问题在我国已经非常突出,应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及早借鉴国外经验对饮酒酗酒进行科学管理和控制非常必要。

关于精神障碍性别间患病率的差异,国内外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均以女性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患病率高、男性物质使用障碍(特别是酒精使用障碍)高、精神病性别差异不显著为特点[8-9],本研究结果与此一致。农村器质性精神障碍患病率高于城市,这主要与农村精神发育迟滞患病率高有关;城乡之间精神障碍总的患病率及其他各类精神障碍的患病率均无显著差异。浙江与河北的调查结果与本研究结果不同,农村高于城市[8-9]。JuddKF等认为[15],尽管传统认为城市焦虑、抑郁和物质使用障碍的患病率高于农村,但现有资料尚不足以证实这一点;城市与农村的人群构成和特征不同、精神疾病的危险因素不同可能是导致城市与农村精神障碍患病率不同的关键因素,而非仅仅居住地本身(城市或农村)所致。

山东省成年人群精神障碍现患率为19.48%;有精神障碍者中仅7.69%曾在精神科就诊,但25.50%因精神障碍致中等到严重的功能损害。可见,精神卫生问题在山东不仅是公共卫生问题,也是突出的社会问题。因此,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加大对精神卫生工作的投入,加强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和监控,提高精神疾病患者获得精神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是山东省日益突出且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是现况调查,本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回忆偏倚和调查员偏倚,但调查员经过严格培训,且有严格系统的质量监控,估计这种影响不大。

致谢:该课题为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费立鹏教授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张学教授负责的中华医学基金会(CMB)资助的“提高中国精神卫生研究质量并赞助开展多个高质量小型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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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医学与精神病学的区别篇6

精神卫生作为我国医药卫生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已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问题是我们需要思考,从什么角度、实施何种策略、采用那些方法,去加强和完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以达到促进城乡居民逐步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目标。

1思考一———公共卫生是精神卫生工作的基本属性

公共卫生是指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努力改善环境卫生、控制地区性疾病、教育人们个人卫生知识、组织医护力量对疾病做出早期诊断和预防治疗,并建立一套社会体制,保障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享有能够维持身体健康的生活水准。[1]公共卫生的基本特征是综合性、社会性、公共性(公益性),精神卫生具有公共卫生的基本特征,精神卫生问题已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1.1精神卫生涉及面广,是人群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精神卫生和心理卫生或心理健康都源自同一英文名词mentalhealth”,它是人的健康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对健康定义为: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精神卫生是此定义不可或缺的部分,明确指出了精神卫生的基本性质。人类生活的本质就在于人有精神生活,对精神健康的关注是对人的根本关注。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会遇到各种精神卫生问题。从儿童、青少年的语言发育、交往能力和情绪行为控制,学习问题、性心理发展,及青年的工作压力、就业、家庭、婚姻;到中老年的退休、空巢、躯体疾病等,都可能发生心理变化和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并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人们从计划经济时代转向市场经济社会,从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转变,竞争、快节奏,由此带来心理压力和心理冲击;以及城市新移民和农民工的环境适应问题,灾害、事故等突发性事件,新型、酒精及网络成瘾等等,均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反映出心理健康问题涉及面之广。

1.2精神疾病患病率高,对生命健康负担大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15岁及以上成人精神疾病患病率达15%左右,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在12%~14%;2009年上海市,对2万余名社区人群所开展的上海市居民心身健康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的初步统计结果亦显示,社区人群中心理异常者达15.7%。另外,精神疾病具有慢性化、致残率高的特点,在上海某中心城区的3878名重性精神病人中,经评定为精神残疾者高达1961人(占50.57%),据WHO报告精神疾病占全球疾病负担的11%,而我国神经精神疾病则占疾病总负担的20%,位居各类疾病负担的排名首位[2]。

1.3精神疾病社会影响大,具有社会负外部性特征

精神疾病(或称精神障碍)既可表现人格缺陷或神经症,如惊恐、焦虑、抑郁、强迫、躯体形式障碍等,也可在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上出现不同程度障碍,典型者出现幻觉、幻想等,社会生活、个人生活能力受到损害。有少部分患者出现暴力冲动,乃至于肇事、肇祸,据报告统计2008年度上海地区的肇事肇祸发生率为0.5‰,患者和家庭除了长期的经济负担加重、因病致贫外,还会产生病耻感(stigma),担心遭到歧视、排斥;而公众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担心和恐慌则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现象,尽管发生肇事、肇祸的事件不多,但有时其所造成的后果则是极为严重的,如上海某区发生的精神病患者劫持车辆撞人,某地区精神病患者闯入幼儿园伤害儿童等事件,所具有的负外部性是显而易见的,如不加有效控制对社会、政治、经济安全具有潜在的危害性。

2思考二———临床与公共卫生的融合是精神卫生服务的基本要素

由于精神疾病的独特性,所提供的精神卫生服务内涵与组织方式对其有效性有重要意义,如将临床精神医学专科对病人诊疗的要求与公共卫生对人群慢性病防治的要求相结合,对个体病人、精神障碍患者群体、高危人群及全社区人群提供系列和系统的健康管理,其经济有效则使全社会受益。

2.1社区人群的精神健康干预不仅需要公共卫生的技术,也需要临床手段

由于绝大多数精神疾病都是内因(易感素质)和外因(应激)、环境和遗传共同作用下起病的复杂疾病,至今未有明确的病因。通常在社区精神健康干预时,一是以社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心理咨询等心理健康促进为主的一般人群的普遍性干预;二是以增强精神疾病的保护因素,减少危险因素等针对危险人群的选择性干预;三是针对发病前期人群,用特异性的药物和心理治疗对前驱期患者进行预防的指向性干预,以减少早期症状发展为完全的精神病,或者缩短精神病未治时间,降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残疾率,改善预后。如何来提高精神疾病的预防性干预效果,从循证医学角度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马里兰州分部主任Lnsel博士认为:需要考虑从对广泛人群的全面预防到一种抢占”(preemptive)方式转换的时候了。抢占式的干预目标是那些有着精神疾病高风险的人群以及那些具有亚诊断体征或症状的人群;近期而言,预防复发对公共卫生显得尤为重要。[3]这些前沿研究的结果或观点提示我们:在公共卫生的精神卫生服务领域针对不同人群与对象所需提供的服务也不尽相同,不仅需要公共卫生的技术手段,也需要临床方法。

2.2精神疾病的治疗与康复需要临床与社会的结合

精神疾病如患病率最高的精神分裂症,其临床症状多变且有明显的复发倾向,对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不仅是控制症状,而且要让患者保持稳定和良好的精神状态,使患者有可能回归社会并提高生活质量。因此,其治疗过程应是长期和完整的,需要有药物治疗、心理和社会康复相结合的综合措施才能达到上述目的;控制这类精神障碍,既要强调生物学防治手段,如药物维持治疗的不可替代的决定作用,又不能忽视心理社会干预方法,如:个案管理、认知行为治疗、集体社会心理教育、社会技能训练等的不可或缺的协同作用。故所提供的服务,除了需要精神专科服务外,还需要提供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所以无论在机构组织上,还是在人力资源配置与教育培训上都需要关注与公共卫生融合。

2.3预防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祸,需要社区管理网络和医疗技术支撑

精神疾病患者的未治率和复发率居高不下,一直是我国精神卫生工作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2]有学者曾对某年度上海地区1068例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祸状况的研究分析,发现肇事肇祸的精神疾病患者中主要病种是精神分裂症(占73.03%),精神疾病患者的肇事肇祸相关因素有多种,其中与病种、病程、治疗效果、监护措施都有很大关系。预防和控制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祸,首要是降低精神疾病的未治率和复发率,尤其是重性精神疾病;从国内外的一些经验表明:在政府财政支持与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有效的社区管理网络和有力的医疗技术支撑,(即公共卫生的社区服务网络和社区临床医疗技术服务的结合),是预防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祸的有效手段。#p#分页标题#e#

3思考三———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精神卫生,是卫生改革的基本策略之一

由精神卫生的全球背景得出的结论是精神卫生服务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提出挑战;更昂贵的专科服务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面临卫生资源的短缺,通过把资源转向花费更少、有较好疗效、能使大部分人口获益的服务,也能显著改善精神卫生服务[4]。

3.1无限扩大以临床为基础的机构化服务也难以满足精神卫生的服务需求

综观国际精神卫生服务的发展史,可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社会保护阶段,对精神病人实行看管式的长期住院治疗,精神科床位数急剧;第二阶段是保护患者和关注大众精神健康阶段,患者有重返社会的可能,逐步重视预防工作。一些发达国家数十年前已开始去机构化”,而我国目前则二个阶段的状况皆有之。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有明确的证据表明,针对许多精神障碍,以社区为基础的治疗比住院治疗的疗效好得多。[4]有良好资源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具有可及性、减轻了精神障碍患者寻求帮助时的耻辱感和减少了侵害人权的可能性,能为许多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提供继续在社区生活的机会,避免精神障碍患者长期看管式的住院治疗,所带来的社会、生活、劳动技能的过早衰退。WHO在《精神卫生政策与服务指南—组织精神卫生服务》中明确指出改善精神卫生服务应该由大卫生服务和社区机构来提供。大型的,集中的精神病院必须被其它更为适合的精神卫生服务取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医药卫生改革意见》明确要求建立以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为基础的医疗服务体系的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建立分工明确、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调互动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在专业和行政层面为卫生改革提供了政策导向。

3.2实施精神健康促进策略,提高社区人群心理健康水平

与一般健康、疾病一样,人群的精神健康与精神卫生障碍由多种相互作用的社会、心理和生物因素决定。包括教育程度低在内的贫穷指标是精神卫生的高危因素;部分社区群体在失业、收入低、教育程度有限、工作有压力、性别歧视、社会排斥、生活方式不健康和物质滥用,成为精神卫生障碍的脆弱人群。在卫生改革中,精神卫生服务政策不应只关注精神卫生障碍,还应认识并重视促进精神卫生相关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以及行为问题。这要求用大卫生”的观念去整合宏观的精神卫生”服务,将精神健康促进同社会、经济发展一起纳入政府的发展规划。采取低成本、高效益并以证据为基础的促进精神卫生干预措施,如早期儿童营养与心理社会措施相结合的干预、学生的精神卫生促进活动、职业人群中的预防工作压力干预;向老龄人口提供社区支持、针对城市新移民和外来务工者的社区关怀”行动等,实施心理健康进社区。

3.3多部门合作,促进社区精神卫生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