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的文化特征篇1

关键词：招贴设计；视觉语言；文字；图形；色彩

招贴，又称海报、宣传画，是利用视觉语言来传递信息的一种传播形式，招贴作为视觉平面设计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时代感的形式产物，不仅扮演着商业产品信息传播的角色，加速交易双方的熟悉度，而且还是视觉传达设计中最具典型性的设计形式。文字、色彩、图形是构成视觉语言的三要素，三者通过有目的的组合共同完成传递信息的作用。独到的创意、简炼的形式、丰富的内涵直接影响着招贴设计的传达效应。

一、招贴设计中的文字

招贴设计中的文字不是图形的解说，而是图形信息的延伸，是构建受众与信息传递的桥梁。一幅艺术招贴出现在面前时，最能吸引受众目光的是绚丽的色彩和创意独特的图片，而文字作为招贴设计的三大构成要素之一却往往被受众忽略。在招贴设计中，文字不仅能准确明白地说明和传递信息，而且还能丰富和美化招贴版面，起着文化性、艺术性和装饰性的作用。文字的排列与设计直接影响着招贴设计的艺术效果。优秀的招贴设计师不仅能根据不同的视觉传达需要设计和编排文字，而且还能保持文字与其他视觉要素之间的和谐统一，使文字在整个招贴画面中起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李宁第六代跑鞋的招贴广告中唯美动感的图形加上生动活泼的文字，不仅点明了主题、活跃了画面、体现了运动的快乐，而且还使整个画面在色彩、风格等方面协调一致，增强了整个画面的感染力。

汉字是中国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符号之一，不仅具有独特的形态特征、符号性和表意性特征，而且还具有独特的象形性和会意性特质，这不仅增加了汉字在设计中的多义性，赋予汉字新的意蕴，而且还丰富了汉字的视觉语言，凸显了设计作品的意境，增强了作品的视觉冲击力。如香港著名设计师靳棣强设计的“朝韩统一”的招贴广告，巧妙地运用汉字的字体结构将朝、韩右边的结构进行倒置处理，不但形象鲜明地点出朝韩相对的地理位置和朝韩统一的主题，而且还达到了“以形写意，以意传神”的视觉效果，增添了招贴设计新的视觉表现语言。

在现代招贴设计中，文字所起的作用已不再是传递直白、表面的信息，而是以独特的视觉表现力、内涵和精神引导受众深入思考和感受文字背后的故事，增加招贴设计的内涵和趣味性表达，给受众留下了深刻的视觉印象，从而达到更好的视觉传达效果。如Nike的招贴广告以简洁有趣的“Justdoit”的广告语和趣味的图片生动地表达了勇往直前的精神和耐克品牌的精神内涵，增添了广告的趣味性，给受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招贴设计中的色彩

心理学研究表明，色彩带给人的印象是迅速、深刻而持久的。招贴作为一种户外媒体必须在瞬间抓住受众视线、打动他们的心，而色彩作为招贴设计的主要视觉语言要素之一，在设计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能直接传递文字和图形无法传达的信息，而且还能给受众留下良好的形象和更深刻的视觉印象。每种色彩都有自己独特的情感特征，如红色象征热情、吉祥、幸福，绿色象征希望、和平和生命，紫色象征忧郁、不安和浪漫，等等，色彩的情感特征与设计特点是相通的，准确把握色彩语言，充分展现色彩的象征性和寓意性能创造出独特的视觉效果。

招贴设计的目地是传达信息或推销商品，因此，招贴设计中的色彩运用要根据主题确定，以实现主体形象与背景色之间的平衡。为突出传达信息、增强视觉冲击力、加强设计的情调渲染和意境创造，招贴色彩运用要综合考虑烘托、宣传商品、商品本身的定位与情感寄托，以便于形成一定的视觉习惯。此外，熟练把握色彩的内在特性，不仅能创造出真实而独特的视觉效果，而且还能在国际化的语境中创造出具有民族特彩的、独特的视觉语言。如2009年成都国际美食节的招贴中，将中国特有的脸谱色彩、青红辣椒组成的“火辣程度”、茶叶与瓷器组成的“原味程度”融合在一起，创造出既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传统色彩搭配，又体现了美食节主题和现代感的招贴设计。

三、招贴设计中的图形

如果说色彩是感性的、文字是理性的，那么图形就是感性的形象和理性的内容。图形是一种视觉语言，是招贴设计中最为核心的因素，在招贴设计中能快速准确地传达特定的视觉信息，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深刻的思想，因而，直接影响着招贴的整体效果和信息的有效传递。信息时代也被称之为读图时代，图形化的表达方式是最直接、最富有记忆性的，好的设计应当以图形说话，而不是靠文字注解，因而，在招贴设计中，无需运用过多的文字解释，运用图形语言就能准确快速地传递信息，达到以形寓意的效果。

语言文字的文化特征篇2

关键词：《论语》成语文言文特征

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儒家重要经典著作《论语》，是先秦时期文言文的典范作品。两千多年来，《论语》中的许多语言单位依靠其特有的语言形式和独特的文化内涵被人们广泛使用，最终，结构上具有定型性、意义上具有格式塔特征的成语进入了现代汉语语汇系统。能在《论语》中找到明确来历和出处的成语，称为《论语》成语。为数可观的《论语》成语在语音、用字、用词及句法上保留了古代汉语书面语所具有的文言特征。本文重点探讨《论语》成语的文言用字现象，具体而言，就是古音通假和古今分化字的使用。

一、古音通假现象

所谓古音通假，通俗地说就是古人写“别字”的现象。古人在使用汉字时临时借用音同或音近的字去代替本字，从而形成“通假字”。如：

祸起萧墙（《季氏篇》）：萧，通“肃”。萧墙，门屏，古代宫室里用以分隔内外的当门小墙。《辞源》：“君臣相见之礼，至屏而加肃敬焉，是以谓之萧墙。”比喻祸乱潜藏于内部。

造次颠沛（《里仁篇》）：颠，通“蹎”，仆，倒；沛，通“跋”，拔起。《辞源》：“颠沛，言树连根拔起而倒仆。因用以形容人事困顿、社会动乱。”形容仓促匆忙之中，困顿潦倒之际，无处安身。

犯而不校（《泰伯篇》）：校，通“较”，计较。别人侵犯、欺侮了自己也不计较。

举直错枉（《颜渊篇》）：错，通“措”，放置。选拔正直的人，放置在邪枉的人之上。

亿则屡中（《泰伯篇》）：亿，通“臆”，猜测，揣度。意料事情都能与实际相符。

观过知仁（《里仁篇》）：仁，通“人”。通过观察一个人所犯过错的性质，就能知道他的为人。

忠告善道（《颜渊篇》）：道，通“导”，引导。忠诚劝告，善意引导。

华而不实（《子罕篇》）：华，通“花”，只开花而不结果实。比喻外表好看而内容空虚。

暴虎冯河（《述而篇》）：冯，通“淜”，涉水过河。《说文》：“淜，无舟渡河也。”清段玉裁注：“徒涉曰冯河……淜，正字。”空手搏虎，徒步过河。比喻有勇无谋，冒险蛮干。

道听涂传（《季氏篇》）：涂，通“途”。在路上听说，在路上传播。多用来指没有根据的传闻的话。又作“道听途说”。

久要不忘（《宪问篇》）：要，通“约”，穷困。指做人必须以信义为重，不管如何艰难困苦，也不能忘记自己的信念和约言。

《论语》成语的古音通假现象，是出处相关词句古音通假现象的保留。由于“通假字”通常被视作古人写的“别字”，所以《论语》成语中的某些“别字”在现代汉语中已经被“正字”所代替。比如《为政篇》：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颜渊篇》：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道”在这两段话中都是古音通假，通“导”，为“引导”的意思。源自这两段话的“导德齐礼”“忠告善道”两个成语在现代汉语中，则分别采用了“正字”“通假”（“别字”）两种不同的书写形式。再如，“举直错枉”“举枉错直”两个成语出自《为政篇》：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手足无措”出自《子路篇》：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错”在这两段语句中同属古音通假现象，通“措”，“放置”的意思。在现代汉语中，“举直错（措）枉”“举枉错（措）直”两个成语，“错”可以采用通假（“别字”）“正字”两种不同的书写形式，而在“手足无措”这个成语中，就只有“正字”一种写法了。

二、古今字现象

古今字也是文言文中常见的用字现象。所谓古今字，也叫古今分化字。上古时期某一个字形兼表几个不同的概念，后来造出另一个或几个汉字（多数以原来的古字为声旁）表示其中某个或某几个不同的概念，从而分化了原字所表达的几个概念。习惯上，分化前的字称作“古字”，分化后各司其职的字称为“今字”，部分《论语》成语保留了古今字的文言用字特征，比如：

一仍旧贯（《先进篇》）：贯，同“惯”。一切依照惯例。又作“悉仍旧贯”“姑仍旧贯”，多写作“一仍旧惯”。

上知下愚（《阳货篇》）：知，同“智”。天资最聪慧的人和天资最愚笨的人，都由先天决定，不可改变。多写作“上智下愚”。

善贾而沽（《子罕篇》）：贾，同“价”，善价，高价。有好价钱才卖出去。比喻有才能的人遇到真正赏识自己的人才肯发挥才干，或得到高职位才肯出来做官。又作“待价而沽”。

无适无莫（《里仁篇》）：适，同“嫡”，亲近。指对人对事毫不偏颇，没有亲疏、厚薄的区别。

《论语》成语的古今字现象，是出处相关语句文言用字特征的孑遗。比如“无适无莫”出自《里仁篇》：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於比。”为了词义理解上的方便，有些存在古今字现象的成语发展到现代汉语，多采用今字的写法，比如“一仍旧贯”多写作“一仍旧惯”，“上知下愚”多写作“上智下愚”。《论语》原文中的某些古今字，在现代汉语成语中则分别采用古字、今字两种不同的书写形式，如《子罕篇》：子贡曰：“有美玉於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贾”和“价”是古今字，“善贾而沽”和“待价而沽”两个成语，在现代汉语中分别采用古字、今字两种不同的书写形式。“无适无莫”中的“适”则仅保留了古字写法。

两千多年前的儒家经典文献《论语》，是先秦时期文言文的典范之作。由《论语》语句凝炼而成、包含了丰富的文言信息的成语，既是了解儒家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也是进行文言文学习和研究的重要语言材料，其作用不可小觑，《论语》成语的文言用字现象自不例外。

语言文字的文化特征篇3

许国璋的汉语思想散见于他的《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从〈说文解字〉的前序看许慎的语言哲学》、《〈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等论文。他是一个英语学者，但对中国的语言和语言哲学却同样有着深入的理解和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中国古代不乏语言学论著，从中发掘它们的哲学思想大有可为。拿许慎撰《说文解字?序》来说，他“把中国从远古以来的汉语书写形式做一个有叙有评的概括，不能不说是一件文化史上的大事。”*他认为“许慎非常注重语言发展的阶段性，是杰出的语言史家”（70页）。“从单体的语言单位按照规则滋生为复体，正是人类语言的特点之一。近时语言学家甚至认为是划时代的发现，而许慎在公元二世纪初就已经说到这一点，叫人惊叹！”（73页）“许慎做的工作，是汉语书写形式的标准化的工作，这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学者整理古典拉丁语的书写形式，也和十八世纪法英等国学者为各自的语言规定书写形式一样，都是有功于语言和语言学的大事”（74页）。他认为中国的语言研究存在着两方面的缺陷：一是“对于语言的性质如何，功能如何，起源如何，研究者似乎注意不多”；二是“对于用现代语言学观点，探索中国固有的语言哲学，似乎用力更少”（1页）。对于前者来说，“如果限于在一二逻辑命题上做文章，置宏观的探索于不顾，那是太可惜了”（90页）。因此许国璋写出了有关宏观语言理论的一系列文章，对于后者来说，许国璋认为许慎、刘勰、马建忠、金岳霖都是语言学的大理论家，因此他写出了阐述这些学者语言学思想的一系列文章。值得注意的是，许国璋论述宏观语言理论问题，诸如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符号性质等，都将中国语言及其研究传统作为重要的立论依据；而在论述中国古代语言理论问题时，又往往将它与西方语言理论作比较，深化对它的理解。在许国璋的汉语思想中，我们觉得最发人深思的是以下三个问题，我们就此作一些研究。

一、关于汉语、汉字的特点

在我国语言学界，源出于西方语言学的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认识一直被视为科学定律。这种认识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记录语言，是“符号的符号”。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与思维无关，仅仅记录语言，是第二性的。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汉字，就会认为汉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举，不如用单纯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更合适。用这个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语言学，就会认为“中国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因而“说文解字”之学不是语言学，“中国没有语言学”。许国璋认为这是对汉字和汉字研究传统的极大误解。许国璋指出：“汉字书写形式的特点有二，一是分理别异，一是形声相益。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字’本身即是语词的词”（75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由于过去将有声语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义都被视为对语言的记录，亦即字本身只有形。这其实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它不符合汉字的事实。在汉字中，“一个字有形而无声就不能叫做‘字’”（72页）。许国璋认为，“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这种“常识性说法”，“适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1页）。他在论述汉字的区别性特征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语言研究者，在狂热地鼓吹废弃汉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时候，那样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曾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象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1〕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一、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二、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三、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四、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讨论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的实物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没有联系的，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象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2〕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雅柯布逊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其三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柯布逊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的“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强烈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的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

也许，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①《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同上）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象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象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言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74页）。“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75页）。“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3页）。

二、关于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

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是我国语言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课题。由于片面将语言的符号功能单纯化，把语言视为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我国的现代语言学未能将对汉语、汉字结构特征的认识与汉语、汉字的文化属性、文化内涵、文化功能联系起来，从而作出科学的理解。许国璋却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深入论述了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这是难能可贵的。许国璋所说的“语言哲学”，不同于现时西方流行的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后者是出于形式语言学或逻辑语言学的范畴。许国璋所论“语言哲学”，属于“文化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90页）。许国璋认为，汉语、汉字的符号建构，是汉民族认知世界的一种结构化运作。这一点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序》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关论述中已清楚地表述出来。

例如许慎指出：“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许国璋认为，中国古代学者没有对现代人所称的“语言”作正面的考察，而主要是从语言的书面形式论证文字的起源，“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对文字起源的论证中，找出某些语言起源的理论”（13页）。许慎的论述表明，初民是把天象和物象作为语言资源来看待。初民对世界的认知形成一个系列，“天象、地貌、鸟兽的足迹、作物的生态、人身、人身以外诸物，都提供了各自的符号”。这种认知“由二项对立（binaryopposition）构成：天和地、鸟兽和农作、人和物。三组六类的名，反映人对世界的分类和认知”（13—14页）。在这里，许国璋把汉语的文化建构与汉民族世界观的建构紧密联系起来，体现出深邃的语言本体论思想。他为汉民族的文化、语言、认知的建构描绘了这样一个模式（68页）：

在这样一个模式中，语言显然成为人与世界连结的纽带。语言之“象”正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

又如刘勰指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许国璋认为刘勰是在回答什么是形成世界第一原理（道）的问题。而他的答案是，我们至少可以从道的表现形式（realization）来对它观察，这就是道的“文”。这个“文”不是客观的天体地貌告诉人的，而是人对客观世界认知以后形成的概念。许国璋把“刘勰的语言学理论”概括为一个从客观世界到人的概念加工，再到语言，又到文字的模式（39页），指出这一模式在承认客观世界形和体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人的认知作用，肯定了语言的主体性。

许国璋关于汉语的文化建构的论述给我们很深的启迪。

中国公元前200年诞生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语言学专著《尔雅》，对所解释的词语作了这样的分类排列，即：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从这样一个排列体例来看，其顺序依次是语言人类社会的亲属——宫室——器具——音乐自然界的天——地——山——水生物界的草——木——虫——鱼——鸟——兽——畜，要言之，即语言人自然生物，语言排在第一位。这显示出语言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在语言部分，《尔雅》或“举古言，释以今语”；或“约取常行之字，而以异义释之”；或“道物之貌以告人”，如此细密地辨析词义，反映出古人对语言意义的高度重视。《尔雅》反映的是中国先秦两汉时期人的文化知识结构。在这个结构体系中，词义的理解与阐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种对语言意义的重视，其实不独从《尔雅》始。在某种意义上，《尔雅》是对前代名物释义的一种大汇编。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语义的解释就成为人们认识世界、体验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如《尸子》中将一对一的同义互训汇通为一对多，多对一的语义阐释方式。这种语义阐释方式在《尔雅》中蔚为大观。古人将自己对世界万象聚散离合、有机统一的理解，透过语义的汇通与条理固定下来。词义系统成为人的世界蓝图，语言观成为人的世界观的基础，这就说明《尔雅》何以以语言为其发端了。

中国古人对语言的重视显然出于他们对语言本体论意义的一种独特的感受。从哲学意识萌动的时候起，中国人就始终把人看作世界和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并非中心的部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和“我”的概念的基本特征在于它们不仅有人类学的含义，而且有宇宙论的含义。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及由之而来的认识关系，庄子在《齐物论》中非常精练地表达了：“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并没有截然区分人与世界的自然关系和人文关系，相反，他们倒是早就看出这两种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非此即彼地截然分开。人与世界的关系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体现和维系人与世界的这种多方位关系的语言，因而也非纯粹的符号系统和工具——

语言是人性的表现。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在古人眼里，“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谷梁传》）

语言是天道的表现。古人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维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九）

语言是事物本质的表现。许慎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解字?序》）在古人看来，文字的产生，是由于从鸟兽的足迹领悟到不同的纹理可以互相区别，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万事万物的“纹理”加以抽象和区别。所以，“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而“文者，物象之本也。”经过象形——象征的抽象过程的文字图象，已不再是事物的自然之形，而是凝聚着人的概括的事物本质。

语言是治理天下、教化人伦的基础。古人对语言在一个社会组织中的维系作用有深刻的理解。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因而“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成为春秋时代的一种社会警醒意识。孔子把正百事之名作为他为政的首要之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古人又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的象征。在他们看来，历史上既有“结绳之政”，又有“八卦之政”，然后是“书契之政”。所谓“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尚书?序》）《周易?系辞》这样评价语言文字的治理天下的作用：“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是《易》卦名，这里作事物的画象。正由于语言文字概括了事象而又条理了事象，掌握文字就掌握了一种世界秩序，从而人人明理习仪，天下才得以治理。古代的统治者深谙此理，如《周易???卦》所言：“??，扬于王庭。”《五经文字叙》解释说：“??，决也。王庭孚号，决之大者，决以书契也。”这就是说，统治者总是利用文字下判断，在王庭上公开号召。许慎的解释更明确：“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说文解字?序》）文字不仅是“宣教明化”之本，而且由于懂得文字可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文句读》），可以“令行禁止”明其忌，所以王者对“能文者则禄加之”。

总之，天道人性，流于语言，化成万物。古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因为语言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据有如此重要的本体论地位，所以古人论文辞才有“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的说法。

三、关于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在汉字的起源和演变问题上，许国璋提出了两点有价值的看法。一是汉字起源的此世性，二是汉字起源的抽象性。这两点看起来互相矛盾，但其实质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汉字起源和演变的文化特征。

汉字起源的此世性，说的是汉字产生形成的社会文化原因。过去我国学术界很少从理论的角度思考汉字之社会文化缘起。许国璋以《说文解字?序》中“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汉字的起源具有“此世性”。古代的汉字起源论与西方民族的“神造字母”论不同，“腓尼基人奉Cadmus神为字母的创始者，诺尔斯人奉Odin神为Rune字母的创始者，希伯莱人奉人类始祖亚当为语词的创始者，汉族初民奉‘王天下’的庖牺氏为创始人”。这“说明汉字起源学说的此世性，这一此世性是整个汉文化的此世性的一部分”（66页）。为什么这样说？许国璋引用了金岳霖的观点。金岳霖根据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称印度文化为他世性的（otherworldliness），讲来世超度；希腊文化为超世性的（super-worldliness，即站在超出世界的层面上观察和分析世界），讲设问求知；中国文化为此世性的（this-worldliness），讲实用经验（见75页）。从许慎《说文解字?序》可以看出，古代的汉字起源论是与社会发展论密切联系的。“王天下”和“作《易》八卦以垂宪象”是相互联系的，治理天下需要书面符号形式。其后“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又，万品以察。”随着生产的发展，简单的符号已不敷社会的需要。于是书契（文字）应运而生，它使各类事物的区别明显了，也使各项公职的执行方便了，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许国璋显然指出了中国古代语言、文字起源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庖牺氏制八卦，仓颉造字都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但它们的社会发展基础是无可怀疑的。

与汉字起源的此世性相联系的还有汉字符号的人为性。许国璋认为，不能套用西方符号理论的能指所指结合任意性的原则来解释汉语言文字。所谓任意性原则是指语言符号所反映的词与物的关系是任意的，而非自然的。许国璋认为，任意性原则对硬要建立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自然联系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事实上词与物的“自然结合”本身不可能在语言这一个介质中体现，它不存在，因此为它而作的假设也就无必要。然而反过来用这一假设（指“自然结合”论）证明“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正确，却是荒谬的。因为从语言体系来说，语言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具有系统性（systematicity）、可分离性（discreteness）、可学会性（learnability）。“语言学家发现语言的体系，是人对自身行为中的理智性的发现，也是对于理智性存在于语言行为中的肯定”（24页），“词之所以为词，是因为它存在于各种关系中。……正是这种可以抽象的延伸赋予词的‘所指’一种内存的理性；‘所指’之多而有变，都是按早已被人们所认识到的法则进行的，不是偶然的。在理性的网络中，词的所指变成一桩理性的事件”（31页）。从语言的群体发生来说，原始时期的语言符号是有任意性的，因为当时部落未成、语言未备，名不可能是有关联有从属的名，不妨假定为独

一、偶然、任意的名。部落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所谓“约”，指社会制约，社会共议（consensus），决非任意创造，因为其时语言社团形成，语言使用者担负了命名和用名的双重任务，开始有了当时条件下的社会制约。文明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立意的（motivated），即使是民间任意创造的词，也有语言文字学家赋予有理可据的形态（此段参见32页）。从语言的个体发生来说，小孩学母语或成人学外语，都有一个对任意性从感之甚切到不再感到的过程。小孩学语时常有的“超类推”（overgeneralization）现象，即对“任意性”的一种抵制（见31页）。可见“任意性”只是心理适应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不适应就觉得不可捉摸，适应了就觉得理应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任意性是可以转变的，不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语言特征”（同上）。因此，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一种“人为的联系”、“理性的联系”，是受语言和社会双重制约的联系。许国璋特别指出：“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正象中国的主流哲学一样，是入世的，旨在治世的。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其中心思想即是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性联系。”（37页）

如果说汉字的起源是此世性的，那么汉字的符号建构应是具象的，它出自于汉民族的实用——经验理性。然而许国璋并未在具象性上停留，而是指出了汉字起源时即具有、以后又不断发展的符号概括性。他以许慎《说文解字?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初民的造字是按照物的类画它的形，而不是按一件具体的物来画出它的形（如牛代表牛类，不是哪一只具体的牛）。这时已有概括，但抽象不够。其后从有限的物象产生无限的字，意味着字已经变成脱离物象的符号，抽象程度提高了，字的符号性增强了。许国璋强调指出（72—73页），汉字从象形变为象征，从图形变为笔划，从复杂变为简单，它的“文”已经大大不同于原来的图象，成了物象中最本质的东西，而它的“形声相益”的孳生更不受物象的限制。但许国璋并不因此否认汉字构形的理据。他把“分理别异”和“形声相益”看作汉字的两个特点，始终认为“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75页）。“文字的产生，贵乎有区别性特征”（70页）。并因此而批评那些片面强调汉字的符号化、符号性，且由此引申出方块汉字应废弃，代之以彻底符号化的拉丁字母拼音的观点，是“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许国璋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汉字的符号化过程，如何理解汉字的文化特征，如何认识汉字在其结构形成和演进的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功能？

许慎认为，在仓颉造字之前，古人已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开始了象征符号的创造。汉字由图画文字发展而来（例略），汉字的发展史又是图画文字的象形、象意特征逐渐褪化的历史。这种褪化不是要将汉字发展为一堆纯粹假定性的符号，而是要使汉字的表意功能更好地适应语言与思维的发展。在汉字表意功能的不断完善中，汉字的结构形态无论在历时层面还是共时层面都经历了很大变化。

从历时层面来说，汉字的文化形态经历了一个不断符号化的递嬗过程。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汉字由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的过渡，在距今4500年左右。与图画文字相比，甲骨文字毕竟在符号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它的象形字大部分已经线条化、轮廓化、特征化了。尤其是甲骨文正以一种强劲有力的趋势用形与声的互注发展汉字的表意功能，使汉字能适应日常交际中新概念新语汇的大量形成。例如甲骨文的“河”字即在原有的“何（荷）”字形体上加形符“水”，“祀”字即在原有的“巳”字形体上加形符“示”，“??”字即在原有的象形符号上加声符“奚”。

周代的代表文字是金文，它在结构上与甲骨文没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变革，封建割据冲破了汉字的统一规范。各种地方势力和地方文化对汉字作了种种改造，或分化，或繁化，或简化，但汉字发展的历程并没有中断。作为汉字发展主流的秦系文字，出现了直线化、笔画化的趋势。尤其是在秦统一天下后整理、推行的小篆，字形简化，形体固定，异体字减少，合文淘汰。秦系文字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汉字形态的巨变，产生了隶书。

隶书前的古汉字都以曲线构形以象实物之形。这种写实性的曲线虽经小篆改为圆润的线条，但象形的表意作用仍很突出。隶变将圆润的线条改为方折的笔画，使汉字的书写彻底摆脱了“描绘”而成为符号的书写。隶书大大简化了汉字的形符。许多以不同实物为摹写对象的形符被简化成单一的符号。如隶书中“鸟”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鸟爪的象形符号；隶书中“燕”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燕尾的象形符号；统一改为四点后，这些字的象形作用显然淡化了。由于形符的简化和统一，许多字难以看出本义。在符号化的进程中，汉字在象形的作用上付出了代价。

但隶变并没有改变汉字象形表意的性质，只不过使汉字的象形表意手段大为简化了。隶变后的汉字依然可以有一定的索形依据。例如“车”字在甲骨文中画有车厢、车轮、车衡、车辕、车轭、马、辔、车辖。隶书中的“车”，仍可以看出一个车厢和两个象征性的车轮。“角”字在甲骨文中象牛角形。隶书中的“角”字上部仍呈角形，等等。在古汉字中，同一个象形符号无论作单字还是作偏旁都是一样的形状，而在隶书中，“手”形作偏旁则左有“打”，下有“拳”，上有“看”；“示”形作偏旁则左有“祖”，下有“祭”等等。从这些偏旁也可以看出，隶变后的汉字结构虽然褪去了古汉字原始的象形特征，但在它的笔画态势中依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象形表意的理据，而同时，隶变后的汉字又大大便于书写了。显然，这是汉字表意功能在发展中的自我完善。新晨

汉字数千年的发展过程，是其与生俱来的象形表意功能不断完善的过程。世界上许多文字都曾经历过图画文字的阶段，然而后来大多走上了用字母记音的发展道路，成为语言符号的符号。而汉字却把它的以形示意的文化形态发展，保存了下来。为了适应汉语表达的需要，汉字在表示词音上发展过多种手段，但它的逻辑框架依然是以表意为核心，形成其独具一格的文化样式。许国璋对汉字的符号概括性的分析和评价，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汉字及其文化特征。

注释：

*《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以下引许书只注明页数。

语言文字的文化特征篇4

0引言

当日语教学是以汉语为母语的学习者进行时，学习者所具有的汉语基础会带来正迁移，使学习变得较为轻松。特别是在词汇的学习中，除外来语外，绝大部分单词都包含着汉字，汉字是“表意文字”，学生们可以从这些汉字中窥探、猜测到单词的含义，有助于单词的理解和记忆。比如：“米”，日语也是：“米”。又如形容词：“高的”，日语则为：“高い”。动词里面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如：“吃”，日语写作：食べる。但在这种正迁移产生效应的同时，其负迁移也成为了学生学习上的阻力。

1语言学习与母语迁移现象

美国语言学家罗伯特拉多博士（Dr.RobertLado）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迁移理论。该博士及其认同者的理论认为，母语在二语习得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最初开始二语习得时，学习者是根据母语来理解、消化外语的，这样或许会使二语习得变得更加的容易。正如上文中所举的那样，由于母语是汉语，学习日语时日语汉字为学习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种方便被称之为：母语的正迁移；其次，随着所学知识的加深，母语也会给外语学习带来消极的影响，把这种影响称之为：母语的负迁移。在实践教学中，一个日语学生给其日语外教的信里有这样的句子（这样写道）：“日本?Zの敬?Zは?yしいです。大?涿曰螭筏皮い蓼埂！笔导噬细猛?学想表达的意思是：“日语里的敬语很难。感到非常的迷惑。”但由于她用了“迷惑”一词，使句义变成了“现在正在（给别人）添麻烦。”这是由于中文和日语的“迷惑”一词词义的差异所导致的错误。母语的正迁移变成了负迁移，由此可见一斑。

2词汇的特征意义

笔者认为，在词汇教学中减少母语的负迁移影响，最主要的对策就是区别词汇的特征意义。根据语言学者奥田靖雄及喜屋武正胜等的研究，词汇中包含着“音声形式”和“意义内涵”，而“意义内涵”又可以细分为“特征意义（语义）”和“概念所指（外延）”。以“お母さん”一词为例：

这其中，音声形式本身就因语言而异，比较容易引起学习者的重视。因此，要解决母语的负迁移问题对词汇学习的影响，笔者认为在教学中，更应该致力于特征意义的教学。那么，什么是特征意义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单词区别于其他词汇的意义特征。以日语单词“座布?猓ㄗ?垫）”为例，在《广辞苑》中解释为：座るときに敷く布?猓ㄗ?的时候垫的褥子）。从该解释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项：①布?猡扦?る。（是褥子类的东西）②座るときに使う。（坐的时候使用）③敷く物である。（是垫在下面的）

特征意义是从现象里面抽取最本质的，区别于其他词汇的内容加以归纳而得出。在上面的例子中：①属于单词的属性特征；②属于单词的用途特征；③属于单词的形态特征。想要正确理解上述单词的词义就必须正确地掌握其特征意义，并加以区分。而这种特征意义往往是不同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对事物的认识所作出的总结归纳，有着特殊性。虽然日语中借用了中国的汉字，但经过改良和历史的发展，创造出了适应日本社会文化的日语汉字及词汇。因此，这种包含汉字的词汇在二语习得中，最容易受母语的负迁移影响。

3解决方案

在日语学习中，学习者可能会下意识地按中文意义去理解一些单词。出于表达的需要，有时甚至会应用一些自己本身并不理解的词汇，或者自创出一些汉语词汇。在课堂实践中，有这样的例句：“道を渡ろうとした?rに、三毛が?wび出してきて、びっくりした。”学生们看了以后，马上就翻译成了：“正要过马路，突然三毛跑了出来，吓了（我）一跳。”其实，这句话里的“三毛”是“花猫”的意思。像这样的单词容易望文生义，但一查字典就一目了然了。也许是由于“三毛”一词太过简单，又是汉字，学生就想当然了。学生要养成查字典的习惯，就要从刚入门时候开始，老师要在课堂上专门找一些类似上面“迷惑”、“爱人”、“三毛”这样的单词，让学生在查字典中找到乐趣，减少学生对查字典这件“麻烦事”的抵触。所以，教师要做的不是充当字典，而是查字典习惯的养成督促。

此外，教师在课堂上也可以充分利用学生喜欢模仿的特点，在讲授单词时，对一些单词进行比对教学，让学生也逐渐养成对比学习的习惯。比如，一个毕业生谈到在公司工作中遇到的一次困惑时，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社?L：?aを?みたいが、このコップに、お??をちょっといれてくれないか。

社?T：お??？あっ、水ですか。分かりました。

社?L：お??だよ、お??！水じゃないのよ！

学生说，“我当时虽然知道了社长要一杯水吃药，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纠正我呢？”确实，中文和日语中都的水都写作“水”，也都是“水”的意思。但却有着温度的差异。中文的水根据实际需要，即可以指开水，也可以指常温的水。而在日语中，“水”只指常温的没有经过加工的凉水，开水则一定要说成“お??”。所以，社长要马上纠正也是可以理解的了。通过这个事例，特征含义教学的重要性也可以窥见一斑。再简单的词汇，只要有着与中文不同的特征含义，教师在课堂上就一定要通过对比的方式来阐释清楚。

此外，学习者身边并不总是有字典和教师的帮助，而我们对语言的判断往往来源于日常积累的思维模式、语感和常识。因此，培养学习者的这些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比如，要讲清楚“寒いと冷たい”的异同并非难事，但是让学生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即时、准确地运用确实需要语感的培养。在摸到凉水时能够马上脱口而出“冷たい”这不是单靠死记硬背就可以的。要想培养这些能力，最为理想的莫过于融入日本社会或者直接与日语母语者进行日常接触，借助语境来准确把握词汇的特征意义。但这对于大部分中国学生特别是内陆的学生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借助日语原声教学资源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比如：日本的影视作品和广播、歌曲等，通过这些来营造出一个日语语境。不要小看影视作品等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这点我们可以举国内的影视作品为例。近年来国内的方言作品异军突起，就算没有去过四川，但是看了《疯狂的石头》也能蹦出好多句；就算不是东北人，也能很快乐的欣赏《乡村爱情故事》，并偶尔吐出只言片语。这就是语境的魔力。

语言文字的文化特征篇5

汉语深厚的文化底蕴

汉语的发展与演化不仅是语言本身的进步，也是民族文化在语言活动中不断积淀的过程。

从商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汉语就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音、义系统。甲骨文的发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具备交流、记录和表达的语言体系。经过了三千多年的发展与进化，汉语无论是在语音体系还是在语法体系上，都有了相对固定而且优越的表达方法。与其他古老的语种一样，汉语的进步，不仅仅表现在词语的增多，更表现在它与人的社会活动内容日益密切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典籍仅仅是几部史书、诸子百家，而到了汉代，使用文字积存下来的典章书籍就已经是“汗牛充栋”。而到了今天，汉语对人的思想的记录和显示以及对社会的反映，已经到了宏阔精微、无所不能的地步。这不仅是语言的成就，也是文化的成就。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之所以密切，是因为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其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汉语在交流过程中，其整个语言系统中所表露出来的文化现象可以说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就汉语词语来讲，每一类的词语中都有大量的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的词语，至今在我们所使用的常用的汉语词语中，还有许多古老的成语、典故以及俗语和惯用语等。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成语。成语不仅是语言的精华，而且是语言文化的精华。事实说明，无论什么人，想要灵活自如地运用汉语，就必须真正地领略汉语中所蕴藏的中华民族文明的精华，尤其是要了解汉语文化的形成氛围。比如，如果西方人不明白“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这一特殊内涵，就不可能理解“望子成龙”这一成语的意思表达。西方的语言学家们一直为不能准确地翻译或表达汉语中的一些语言成就（如古典诗词）而困惑，他们对汉语作品中的言简意赅但意义深远的词句，用尽了西方语言的词汇和自身的文化感悟力，却还是觉得力不从心。因为他们解决的是语言问题，而不是文化问题。

汉语的人文特性和独特的意化特点造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特征和思维定式。

作为东方语文传统的代表，汉语的主要特征是人文性。中国的语文传统主张“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朱子语类》）这种充满了人文内涵的语言观，代表了我们整个民族对语言的认识。汉字的形体和音韵中渗透着人们对社会和自然的感性认识，它既注重单字的意义表达，也注重词句整体的意义和语言效果，立足于语言的本质，将思想观念、道德评判等主体意识蕴含于语义、题旨、情境之中。汉语承载了汉民族几乎全部的文化精髓，不仅留存了古代文史哲等社会科学的内容和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自然科学内容，而且延续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和传统观念。汉语的人文精神，始终是汉民族语言的核心。与西方表音文字不同的是，汉语是一种表意文字。汉字的表意特征，决定了它自产生那一天起，就不单纯是为展示语言的交流特点而存在的一种符号。这个特征是古代西方语言如拉丁文、希腊文所没有的。汉语“形入心通”的独特意化特点以及对汉民族千百年来的思想和文化的影响，造就了这个民族特有的思想特征和思维定式，被欧美人誉为“东方人的思维”、“东方人的智慧”。汉语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经遇到过“五四”时期的汉字拼音化改革、建国以后的汉字简化改革，但这些对汉语的改革一旦触及产生汉字的深厚的文化基础，就立刻显得无所适从。从交流意义上讲，汉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而又唯一的载体，是中国文化的脊梁。

汉语在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化形态交融、碰撞中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藏语系是世界语言中最大的语系，而汉语又是其中最大的语族，其使用人数达十几亿之多。汉族文化是东方文化的起源，在汉语的成长到成熟的过程中，其所映射的文化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汉唐文化甚至成为周边日本、朝鲜等许多国家学习的蓝本。这种“高处不胜寒”的局面，使汉语形成过程中的文化氛围有一种孤独的洁净。然而，任何一种语言的发展都不可能完全故步自封。在中国历史上数次民族大融合造成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化形态的交融、碰撞过程中，汉文化以其宽广博大接纳了与其相容的其他的文化形式，使其成为自身的组成部分。及至现代社会以来，即使在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愈来愈频繁的时代背景下，汉语在交流上依然保持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是因为汉语的语法结构、词语成分和基本的意义表达方式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另一方面是因为汉语自身也有着强大的包容性和自我净化能力。历史证明，人文化的汉语要想保持其特有的文化意蕴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保留深厚的汉族文化的基础，保留汉语在漫长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特征，如声像兼备、因形生义等，这样才能使汉语充分发挥其语言的功能，使其真正成为连接社会关系的纽带。二是必须在汉语的表意特征的约束下，从对汉字形、音、意互动式的理解中，领略这种语言的魅力。优秀的汉语文字形式如诗、词、文等都具备这些特点。惟其如此，汉语的交流才能更加富有中国的文化特征。

现代科技条件下，网络对汉语本身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总数已达到4.85亿。调查显示，国内使用网络的人的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其中70%的人年龄在25岁左右。网络语言正悄然冲击着校园，成为不少青少年的口头禅，并不时现身在学生的作文、毕业留言甚至班级墙报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民使用网络交流也不是不可以预期的。这么多人尤其是这么多年轻人接触或使用网络语言，本身就是对汉语使用的巨大的碰撞。单就表现形式和表现力来看，网络语言在相当程度上是对传统“规范”语言的颠覆和“革命”。网络语言大致可分为四类：缩写型，包括汉语缩写和英文缩写，比如PMP是拍马屁的缩写；谐音型，包括数字谐音和汉语谐音，比如520（我爱你）、斑竹（版主）等；童语型，故作幼稚状，比如将“东西”说成“东东”；新语型，一种是新创造的词汇，比如用“菜鸟”比喻初上网的新手，还有一种是旧词新义，比如将“丑女”叫做“恐龙”，将“丑男”叫做“青蛙”。网络语言主要有简洁、新奇、诙谐等特点，数字、符号、拼音、汉字、英文字母杂糅在一起的网语既简单易用，又迎合了紧张忙碌的现代人尤其是青少年放松身心的需要。但不可忽视的是，网络语言同时也存在着语意模糊、不合规范、过度求新、沟通困难甚至粗俗低下等弊端，网络对汉语本身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网络语言对汉语正常交流的文化含量的影响。由于大量网络专业词汇和人们网上交流所使用的简易词汇的介入，“网络汉语”的常用词汇中加入了大量意义与传统生活、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无关甚至相悖的词语，这些词语的使用改变着人们对现实社会中的一些事物和理念的概括、形容和描述。从整体上讲，网络流行语失去了文字、语言本身应具有的意境，更谈不上文学价值，有的纯属无厘头、矫揉造作。网络词语对汉语的“充实”不同于以往汉语与任何传统文化形式的融会，科技与商业色彩浓重以及代表社会文化前卫群体的观念和思想的网络语词，不小心“跨出”了由大量汉语词汇构成的民族文化的殿堂。

2.网络化的表达对汉语雍容典雅表达方式的隔断。如上所述，汉语产生于汉文化的背景之下并深受其影响。从字体上看，汉字结构疏密相间，字形方正，在排列上呈现出一种雍容庄重的美感。比之于拼音文字以及日语、朝鲜语等文字，汉语文字的形体无论是从单字还是从整体效果上都给人以视觉上非常明显的愉悦。尤其是成语“四字格”的形式最具有汉语和汉文化庄重典雅的特征，最符合“以偶为佳”、“以四言为正”的审美要求。从发音上看，汉语的语音抑扬顿挫、节律丰富，中国的古典诗文诸如唐诗宋词甚至可以通过声调直接用来吟唱，国外的学者形容汉语是“从外形到音韵都充满美的语言”。现代汉语由于大量继承了古代汉语的语言要素如词语、句法、音韵，并简化了字体，统一了语音，使其更具备实用的特征。而网络化的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汉语的这些特征。它在尽可能选择简便快捷的同时，以符号化、程式化的交流手段以及不带任何文化色彩的意义传递，很大程度上阻断了汉语表达特征的延续。

互联网毕竟是虚拟的，这面镜子也会照到人性的另一面——人性中受到压抑的一面。通过对网络语词的调查发现，相对于通常的语言交流方式，人们在互联网上进行讨论、聊天时较少考虑自己的身份和教养，往往变得比平时好斗，易被激怒。据国外对电脑通讯的一些早期的研究表明，发生在网上的谩骂等侮辱性表达要比面对面时经常、激烈得多，比如网络上常见骂人的粗话等。这种心态正日益对传统汉语交流中包含的中和、礼让、恭谦的语言心理形成冲击，从而影响了汉语交流的深层文化内涵。这应该是现代生活的互联网对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优秀传统的最大冲击。

汉语语言规范坚持与汉语语言建设的对策

汉族文化孕育了汉语，而汉语又反过来利用其语言在交流和表达上的特性，对整个民族的文化形态与思维方式形成约束力。这种关系本身就说明，语言和文化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失去了民族语言的使用特色，就失去了民族得以保存和延续的前提。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保护民族文化，维持民族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的前提，就是保护语言的纯洁性。这个理论在世界上许多优秀民族的发展史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犹太民族对他们的民族语言希伯来语的顽强保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外，法国人提倡说法语，韩国人大力宣扬朝鲜语，大多以抵制英语文化的入侵为背景。从汉语语言纯洁性的角度看，毫无疑问，网络语言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汉语从容应对这种由时展带来的挑战，是纯化我们的民族语言、净化汉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任务，而后者是确立我们社会发展主流文化的基本原则。

汉语的基本要素如音、义、成语等必须得到本民族的认可和使用，这不仅仅是一个喜好或习惯的问题，更是一个要靠自觉性与规范化相结合去执行的问题。汉文化虽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但并不意味着汉语自身有金刚不坏的免疫力。在网络文化这样无孔不入的划时代的文化大潮面前，对词语使用进行有效管理尤其显得必要。就汉语的社会性应用和规范化的前景而言，汉语在传统的汉文化区的使用和管理，应该有足够的社会倡导力量和完善的语言使用法规。近年来，我国在汉语规范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全国人大、国家语委和教育部对汉语语音（普通话）、汉字和汉语词语的使用等方面出台了许多法规、政策和规定，这些措施对保持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于报纸、期刊上的文字都有相应的规定。然而有些新闻媒体、广告媒体对语言规范坚持不够，使用或引用网络语言随意性比较大，实际上对网络语言的流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鉴于此，国家和政府必须进一步明确或重申汉语语言文字的使用规范，特别要规定国家机关公文、新闻传媒和学校尤其是中小学教学上不得使用或尽量避免使用不规范的词汇，带头净化语言。据报道，长沙等城市早在2002年就已出台政策，禁止使用拼音和不规范的汉字及带有外来文化不健康色彩的词语作为商场、店铺和建筑物的题字和招牌。近年中考、高考虽没有对考试作文能否使用新词酷语进行规定，但并不提倡学生在考试作文中使用新词酷语。

汉语言文字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尤其是词汇，一直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所以，在合理的范围内允许语言的创新是可以理解的。从某种意义上看，网络词汇也是语言的创新和发展。据“问卷星”在线问卷调查，63.9%的接受调查的大学生认为网络流行语中的一部分精华会成为正式用语。那么，与其被动接受网络语言，不如主动接触和研究网络语言。目前，国内对于一些新兴用语的研究早已展开，一部分来自网络的新词新语被编入网络用语辞典。国家语言文字机构应该每年对各类使用较频繁的新词进行整理，以语言文字标准规范词语词义，适时收入词典或辞海成为正式的汉语词汇，以丰富中文语言。有些生动、贴切的新词汇如“给力”等，符合汉语言的表达规范，有可能逐渐进入到汉语的基本词汇。但笔者认为，语言的创新需要有一个度，必须是积极向上，生动形象，能被大部分人所接受。只有在这样不断的筛选和甄别中，我们的语言文字才会在规范中不断汲取养分，跟上时展的步伐。

在现阶段，我国关于网络用语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十分健全，对于目前流行的兼具媒体性质的网络语言还没有专门的规定。而网络技术的发展又十分快捷，网络对汉语的迅猛冲击之势不减。因此，要制订更加规范的网络使用法规和网络语言规定，加强对网站的监控和管理，及时屏蔽那些低级趣味的脏话、江湖黑话等不健康的语言以及严重失范的网络语言，建设文明网站和文明网页。只有这样，才能把网络对汉语交流中文化底蕴的损害程度降到最低点，最大限度地保护汉语文化发展过程的一贯性。

语言文字的文化特征篇6

关键词：语言；会意；确意；特性；差异

中图分类号：H0-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4-0108-05

语言文字的发展经历了“合”与“分”的流程。人类从原始的呼喊和动作示意开始，慢慢出现了以结绳、契刻记事的方式来表达其意，直至出现原始图画文字。此时人们表达意愿和描述事物的语言文字形式大体相同，这也是语言文字的“相合”阶段。大约在四五千年以前，人类在图画文字的基础上，才创生出“真正的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楔形文字，还有一百多年前发现的以殷商时期甲骨文字为代表的古汉字，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虽然并非是完全成熟的文字，但可说是“真正的文字”的起始。当把图画变为了习惯传统之后，并相对固定下来，慢慢过渡到了文字。当字的形象慢慢失去了描绘事物的形象时，就成为符号，也就是文字符号。在人们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表意文字，它是人类历史上最早记录语言中的意义单位——词或词素（语素）的语言文字符号系统。而后又出现了表音文字，它不是以词或词素（语素）为“直接代表”来展现，而是以不含有“意义”的语言单位来表示，以不可直观的音节单位表达出相应的意义单位，所以，表音文字符号不再理解为词或词素（语素）的实义符号，而是音节符号，与表音文字发生直接联系的是语言的语音物质材料。因此开始了语言文字的“相分”行程，即形成了以汉语言为代表的“表意文字”和西方语言——以字母组合为音节单位的“表音文字”的两个文字发展的方向。

在此，我们把带有“表意”性的中国汉语言文字统称为“会意语言”，把带有“表音”性的西方语言文字统称为“确意语言”。它们有着各自的特性，从中也说明了中西方语言所具有的差异性。

一、表意的“会意语言”特性

汉语言的出现追溯已古，作为汉语言的符号——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从商代甲骨文字为代表的上古汉字，即象形文字开始走上了表意文字的道路，以至演变成今天的现代汉语言文字体系。

汉字有四种造字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法。

“象形”者，主要是以取象为主。它来自于图画文字，但图画性质减弱，而象征性增强。它用线条或笔画把物体的形状表现出来，字形直观，依类象形，以形表意，触目会心。它对在空间中显示的事物加以模拟，使人把字和实际事物联系起来，是一种写实的方法，蕴含着象征的意义。如，“皿”字在甲骨文中写得类似酒樽的模样；“目”字在金文中写得像一只眼睛。又如，“日”、“月”、“山”、“人”、“手”、“口”、“雨”、“水”、“马”、“鱼”等字的本义显现在字的本身之中。象形字作为一个独体实物的形象，具有直接的直观性，而且其字与语言中的声音和意义有着直接对应的关系。

“指事”者，是人们运用特殊的符号标记标志出具体客观事物及其性质、属性、作用或概念的造字法。它要么在象形的字体上添加某种“指事”的标记符号；要么直接标记出象征性的符号。它比象形字含有较为抽象的东西，因为它在独立实物形象的象形字上加上较为抽象的指示符号，如在“刀”的锋利处加上一点为“刃”。指事字“视而可识，察而见意”，它将物体整体象形付之于字之后，再加上标示符号，来体察新造之字所表达之意。如“上”和“下”就是在主体字形“一”的上方或下方加上标示符号。“木”字，下端加一小横为“本”，用“一”的指示符号标记为树的根部，故“本”字的本义为树根，今天我们说的“根本”就用的是其本义。“木”字中下部加一小横为“末”，等。由指事造字法生成的字，其“指意”胜于“本意”，要经过“透视”才能寻找其原意。指事造字法更加注重了运用象征的手法来表示事物，也是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再抽象。虽然它增加了标示符，但仍有象形文字“画成其物”，一望而知的征象。

“会意”者，把两个和两个以上的、其意义可相配的独立象形符号组合一体，赋予新的意义，表示出一个新的字义。它比起象形造字法的直接直观性来说具有一定的间接性，但带有直接的表意性。如，“小”、“土”合在一起就是“尘”，“日”、“月”放在一起就更加“明”亮，“口”、“鸟”组合就是鸟的叫声“鸣”，上小下大为“尖”，不上不下为“卡”等，再如，“解”之字义便是用“刀”把“牛”和“角”分开来表达。这些为异体会意字。还有同体会意字，如一个“人”跟随着另一个“人”就是“从”，“木”和“木”相结合就成为树“林”，树木丛生为“森”等。其表现出了人们对事物认识不断的深入，它与象形和指事的造字法相比功能更强，并能够表示出很多抽象的意义，说明人们对于具体的事物有了进一步的抽象和概括的能力。会意字让人们不仅单纯地去“直观”事物，而且还能看到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会意法更具有象征意义。

以上这些造字法是从原始记事图画中直接继承下来，形成对于事物的直接描绘或带有隐喻象征的文字图像。

“形声”者，即把一个字的形旁（形符）和一个字的声旁（声符）相结合，从中也把“表意”和“表音”结合了起来。形旁是形声字的表意部分，声旁是形声字的表音部分，“城”中有“土”，“土”是形符，“成”是声符。“诗”中有“言”，“言”是形符，“寺”是声符。“河”中有“水”，“水”是形符，“可”是声符。“吟”要从“口”，“口”为形符，“今”为声符，像“唱”、“喝”、“唾”、“哼”等都与“口”有关，还有“桃”、“梅”、“梨”、“枝”、“棵”、“松”等都是以“木”作为形旁。形声字除有标音之外，还保留着表意作用，它是音义结合的重要载体（后来许多形声字的形符和声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形声字组成在一起难以分清哪是形旁，哪是声旁）。这种造字法的功能更强于前三者，虽有标音，但它仍然为单音节孤立型的、“图画式”的笔画字或方块字，其内含有深层的寓意，因此，在形声字里同样蕴含着表意性，具有象征意义。

在汉字的造字法中，表现出了汉字的“象征主义”。如“雨”里面的小点像雨点；“田”在“土”上，为故“里”等等。汉字对具体事物形象的描述上“抽象”出其内含的意义，故为表意文字。因而汉语言文字是让人们领会内在寓意的一种语言。姑且在这里把具有象征性的汉语言统称为“会意语言”。

其一，从汉字的形式、结构上看其“会意”。汉字表现为一个“图画系统”，有其内在的秩序和规则。当然，最初的图画本身不是文字，它与用现代语言表达的概念几乎无关，它只是一种象征，激发人们去图解、分析，在图解、分析的过程中，渐渐形成图画文字，它与具体事物直接相联，以取万物之象来进行加工，使图像文字开始与表达具体事物的“词”相联，视觉图像与经验沟通。慢慢地由具体引导抽象，视觉图像直接表示概念，概念形成于对事物形状的知觉中。直到图像在所表现的概念中逐渐固定下来，线条得以简化，才成为形象化的、具有象征性的意义符号。即使无形可循的抽象概念也往往通过“会意性”的文字符号标示出来，随着符号性不断增强，这时的符号也已同较为“抽象”的概念发生了联系，并藏有深含其内的蕴意，渐变成今天的汉字。

中国汉字是一种视觉符号，以象征性为最基本原则，既可让人们直观地把握，又给人以模糊的感受。（直观，就文字结构而言；模糊，就文字的内容，严格地讲是概念的内涵而言。）由于内含着隐喻，它更注重的是“心领神会”，而不是形式的领认。中国从象形到“会意”的表意文字符号，加之以对称、规整的方块字形的影响，引导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

其二，从文法上看其“会意”。西方的拼音文字注重修饰关系和时态、格及尾词的变化，文法严谨。有学者认为，英语、俄语等要先把它的结构弄清才懂得它的意思。汉语则相反，要先把意思搞准才能分析它的结构。汉语的词类和句子的成分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的文字，“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1]（P51）汉语不完全靠语法的制约，可在不同排列的词序中从总体上把握语义，在语义成立的条件下，也可以通过词序的变换而改变句子的意思。所以，汉语注重的是词与词之间的定位关系，文中的个别概念同整体意义相互确定，个别概念和命题随整体意义的变化而不同，具有不固定的特性，要更多地考虑语境，或从上下文中悟出其旨意。西方学者洪堡特认为，在汉语的句子里，每个词排在那里，要你斟酌，要你从各种不同的关系去考虑，然后才能往下读。那是因为思想的联系是由这些关系产生的，所以，要从整体把握句子，还需作动态调节。

如“气”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高的概念之一。在《说文解字》中，“气”被视为象形之字，“气，云气也，”象征水气上升，云气流动，气是为天地未分的统一体；在《易传》中把“气”较直接地视为了万物的元素；庄子提出“通天下一气”的命题，认为万物都是一气的变化；《淮南子》把道称为“元气”，借用“气”来说明宇宙的生化；孟子的“气”为“体之冲也”，把气基本看作是构成身体的东西；荀子的“气”之论，说明它是构成生命和意志的基础，是一般的存在物。董仲舒承认“虚空”中充满了气，但气从属于万物的主宰——“天”。王充认为，天地之气相和产生了万物，气含于其中，“含气之自然”。张载认为，凡是存在的都是“气”也等等。同样的一个名词用于不同的文章，需从上下文把握其不同的蕴意。这说明我们只有通过对哲人所使用的语言进行总体的了解、考察排在那里的词的各种不同的关系，进而了解其思想本意，方可知“气”之所指。在古汉语不同的句子中，词性也会随之变化，同一个字有时可作名词、形容词，有时又用作动词等。如，老子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八十章》）在此形容词用作意动词，意思是以其食为甘，以其服为美，以其居为安，以其俗为乐。这些都是中国古汉语言文字的特点，虽也有其规律，但与西方造字起始就确定下来的语言形式上的严谨程度有很大差异。

在构词方法上，汉语言也与西方“确意语言”有所不同。洪堡特指出，比如在汉语中，哥哥和弟弟构成“兄弟”的总称等。而在欧洲语言中是运用定冠词表达概念的普遍性，在汉语里，这样的普遍性则无一例外地由两个对立的概念极端直观地予以表示。严格讲，这种词型与其说是语言的一种构词方法，不如说是讲话的一种修辞手段。在某种场合，汉语没有表示简单的一般概念的词（指单语素的词），因此不得不采用上述迂回方式。如年龄差别的意义是无法跟表示兄弟意义的词分割开来的，只能说年长的兄弟（哥哥）和年少的兄弟（弟弟），却不能直接表达相当于德语Bruder（兄弟）一词的意思。因此，在这里，纯粹的语法表达往往必须作为实体在语言的内容中体现出来，那么我们有理由把这种词型看作构词方法。[2]（P367）这种构词方法与西方拼音语言文字相比缺少了抽象性，而对于“个别”的感知，突出了具体性。

其三，从单音节的“形象语言”看其“会意”。首先，汉语的词是单音节的，而音节本身又是语音的一个层级，因此，只要直接把词的语音框架建立于一个音节的范围之内就可以了，这样，音节既是汉语词框的编码基础层单位，又能满足整个语音框架表达的需要。从而，可以直接通过“音节”上升转入语义层而完成表达词义的任务。所以，其语音框架层（音节）和编码基础层（音节）是“重合”的，这就导致汉语言文字系统的字符（“字”）与词符（“字”）是“重合”的，表音文字字符（“字母”）与词符（“单词”）相分离。[3]（P361～362）如此，汉语言文字可直接表达的语言层面，即可直接转入到语义层。所以它是表意的，带有“会意”的性质。其次，汉语字符与词符相重合，可直接表达词义的单音节的汉语较之于拼音文字系统而言，可以说是一种从图画文字发展而来的“形象语言”。这种“形象语言”展现了它的空间性，一个单音节基本表现为一个主要意义的单位，以字的形象来挖掘其深藏字内的含义。“形象语言”的具体表现形式——沿用至今的方块字就说明了它的空间上的展开和空间上的视觉性，它是对自然世界的“描绘”。形象语言与西方的声音语言不同，声音语言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拼音文字，它表现为多音节组合在一起为一个意义单位，展现其时间性。它不带有象形的痕迹，是人们主观地赋予了文字的意义。而要想让人明白概念的含义，就需规定其确切含义，所以，西方的声音语言导致了概念意义的确定和抽象。形象语言则注重“象”，缺乏对概念的精确界定，以意向性和象征性，类似写意的手法，易导致概念意义的模糊性、多义性，给人以寻意的“想象空间”，而“会意性”也就隐含在其中了。

所以，中国的“会意语言”传达给人们的是一种“神蕴”，给人们留下的是“会意”的感悟。

二、表音的“确意语言”特性

所谓“确意语言”是相对于中国的“会意语言”而言。其确意性特别表现在如西方哲人对于概念确定性的一贯追求上。其确意的概念从一个方面给予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以导向。

在这里把西方语言称为“确意语言”。

其一，就表音文字的语言形式而言，实际上，在语言文字上，人类从象形文字这一共同起点出发，由于众多因素，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逐渐地分化了，中国的表意文字仍保留有象形文字的征象。然而，欧洲文字却走上了由个体字母组成的拼音文字的殊途，即表音文字体系。“它的目的是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摹写出来”，以言语中不能再缩减的要素（音节或字母）为基础。[1]这种表音系统，摹写词的语音形式，以字母或单词的形式反映着语言，侧重为听觉符号系统，注重时间上的展开。其字母与字母相连组成（单）词，继而靠词形的变化来组句，表现的是“形合”。而汉语言文字则是凭借词序看词在整句中的作用而“观”其意，其句表现出的是“意合”。表音文字在词法、句法、语义等方面力求精确性、确定性。如英语，以主谓结构为主干，以谓语动词为中心，通过大量反映语言形式关系的介词、连词、关系代词、关系副词、动词不定式和分词等把句子呈现出来，强调的是语法规则的制约与语言形式分析，而不是像汉语言重在语义的整体结合，它是给人以一种“确意”的指引。

其二，就表音文字的结构而言，与表音文字相比较，汉语言文字是一种“图画式”的文字，其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这种符号与整个词和词的意义发生关系，而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因此它是表意的。汉语的读音以单个字（词）的符号为单位，即单音节，如上述所言，它的词框结构是通过词音框架层（音节）与编码基础层（音节）的“重合”而实现的，故汉语言可使其“字”通达语义的层面。而表音文字或拼音文字词框的编码却更复杂了，由音素（编码基础层）构成音节（中间环节），由音节再构成多音节的组合（词音框架层），最后形成表音文字词框结构。就英语为例，英语词是多音节的，其语音框架不是建立在单个音节上，而是建立在多个音节的组合上，也就是说，“其词音框架层比汉语要升高一级。同时，英语词音框架所含的音节数是不定的，一个音节中所含的音素数又是不定的，所以，英语词的语音框架的编码必须以音素这个语音层级为基础，也就是说，其编码基础层要比汉语低一级。因而，英语系统的词框结构是个三级式的编码结构，从下到上依次是：音素层、音节层和（由多音节组合而成的）词音框架层。词义只有到词音框架层才能上升转化而实现”。[3]这说明表音文字或拼音文字的结构特点，即词音框架层与编码框架层是“分离”的。由此，拼音文字的字母所能直接表达的语言层面只限于语音层，就此而言，不是直达其意，其语言意义的内蕴较为抽象。正因音节的组合、词框的搭建或词的建构及语法上的制约关系，使得这种语言能够比较准确地表达抽象的意义。故在此意义上说，这种表音文字可称为“确意语言”。

其三，就表音文字的词义与语法形式而言，西方语言与汉语言在所表达的词义和语法形式等方面有很大区别。如西方哲学中的“tobe”或“Sein”，它是反映西方哲学语言思维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一般来说，“tobe”或“Sein”是印欧语言中一个非常基本的词，即系词，含有这个词的语言结构是一种非常基本的语言结构。看到它在句子中的系词含义是对的，但是翻译为“存在”或“有”并不十分恰当，因为这两个中文概念中都没有系词的含义。我们可以分辨“tobe”或“Sein”在什么情况下作为“存在”去探讨，实际上，西方不少学者把古希腊文中einai的一些用法也是理解为“存在”（exist）的，有人甚至就是这样翻译的。但仅此还不够，我们更应该看到什么是系词的含义，这十分重要，否则便说不清为什么要用“是”来翻译，而不能用“存在”来翻译。我们应该看到，“tobe”或“Sein”的系词作用，正像一些西方语言学家和哲学家指出的那样，它的系词用法（或含义）是根据这种语言的句法形式可判定的，相反，“存在”或“有”的用法（或含义）就不是由句法的形式可以判定的，而是一种词典或语义的意义，它需要靠人为的理解和解释。因此“存在”不能作为“是”的同义词。所以，我们要从西方哲学语言和哲学本身出发来理解这一概念。[4]（P25～27）从巴门尼德开始，哲学家们非常关注“是”的概念，在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创建之后，哲学家们融进逻辑分析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探讨。西方哲学语言通过表音文字的语言形式和逻辑的规范，使之“确意”地表达概念，因此，西方形式化的哲学语言有一种穿透力，这与其所使用的拼音文字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西方的“确意语言”重在“形领”，其内蕴的抽象“激励”着人们在对语言概念的确定性和思维的严谨性上进行求索。

三、结语

在语言沿流中形成了如上所述的两个分支。

两类语言的特点不同，反映出两种语言的差异性。然而在其后进一步反映着各民族人民所追寻东西和他们的“精神”也存在着不同或差异。语言的研究是和精神研究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民族语言反映着不同民族的精神特质。洪堡特说，智能的形式和语言的形式必须相互结合。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2]（P52）无论怎样，语言中蕴含着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文化等，我们可以透过民族语言了解到一些民族的“精神”与文化。

语言与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对上述两种语言差异性的研究，也是研究不同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前提。语言是人们思维方式的外部结构和形式，语言是民族的，一个民族语言对该民族的“内面”，即思维方式具有重要的引领和导向作用。中国的“会意语言”，在这里强调的是语言的“会意性”潜在地规范、引导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故使之带有意向性和具象性。如在中国古代，有机论哲学思维方式更为凸显。在人们对事物的描述上，其所追求的不是概念的精密和确意，而是“笼统”和“会意”。然而西方的“确意语言”引导和反映着那些民族抽象的思维方式，如西方哲学语言中显现出的是形式化、逻辑化、直接对象化和穿透性等特点，使其逻辑思维更为居优。故以表音文字形式出现的“确意语言”显示出了人们思维深处的抽象力量和西方一些民族对于语言确意化及思维方式严谨性的深切追求。

所以，对于中西方语言差异性的探究是研究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前提之一，是了解“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何丹.图画文字说与人类文字的起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李敏生.汉字哲学初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刘睿铭.汉字的历程[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

TheCharacteristicsandDifferencebetween

ChineseandWesternLanguages

WEIBo-hui

（CollegeofAppliedSciencesandHumanities，BeijingUnionUniversity，Beijing，100083，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