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共同性篇1

何为民族教育，即民族教育的概念是什么，这是十余年来中国民族教育学术研究领域一直在探索争论的一个重要学术问题。明确界定民族教育这一概念，不仅有其作为实践依据的意义，而且还有其理论研究上的意义。为此，我们必须在构建科学的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前，对民族教育的概念进行科学的界定。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民族教育概念的界定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有以下5种说法:

1.单一民族教育说(Ethni。Edueation)

日本《大百科事典》定义为:“民族教育是指对作为有着共同文化的集团的民族的成员所进行的培养他们具有能够主动地追求自己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的态度和能力的教育。”①国内有学者撰文认为:“民族教育是一个民族培养其新一代的社会活动，是根据本民族的要求而对受教育者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影响活动，以便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一定社会的人，为本民族服务。”②

2.国民教育说(NationalEdueation或EdueationforNationalities)

国内有的学者指出，民族教育的概念有时是国民教育的代名词，这有两种情况:“其一，在单一民族国家，民族教育的概念往往被国民教育的概念所代替;其二，在多民族国家，民族教育成了泛指多民族教育总和的集合概念。只有这些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时候，才使用民族教育的概念。”③

3.少数民族教育说(EthnieMino五tyEdueation)

在中国，民族教育似乎约定俗成专指中国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教育。如(教育大辞典•民族卷》认为:“民族教育是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简称，特指除汉族以外，对其他55个民族实施的教育。”(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的定义是:“少数民族教育(EducationforNation以Minorities)，就是在多民族国家内对人口居于少数的民族实施的教育，简称民族教育。在中国指对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实施的教育。”

4.多重涵义说《EthnieEdueation，EdueationforNationalities，EthnieMinorityEdueation，Nation-alMino五tyEdueation，NativeEdueation，Imrni脚ntsEdueation)

有学者认为:“民族教育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含义的概念，第一层含义是指少数民族教育;第二层含义指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教育的总和;第三层含义指世界各民族教育。”④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民族教育是由“单一民族教育”和“复合民族教育”所构成。“单一民族教育，不仅指各个少数民族教育，同时也指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的民族教育”;“复合民族教育，是指中华民族整体的民族教育，……中华民族教育是中国56个民族教育的有机统一和理论升华。……单一民族教育和复合民族教育是我国民族教育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这两者互相依存，互相补充，共同构成我国的民族教育。……这种两重性构成我国民族教育的基本特点，而贯穿于它的全部过程。”⑤

5.跨文化教育说(Cross一eulturalEdueation)

1990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在阐释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时，将民族教育定义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民族教育是指一种“跨文化教育”，即“所谓的跨文化教育，也就是指对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受教育者的一种教育”;狭义的民族教育，“是指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对少数民族受教育者的一种教育”。①上述5种不同的说法都有其不同的内涵，在理论与实践中，我们如何界定和运用民族教育概念的内涵，是我们遇到的首要问题。那么如何理解民族教育的内涵并给其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呢?有的学者认为，首先要从剖析民族和教育这两种社会现象人手，从而认识民族教育。②我们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

二、民族教育概念新析

何谓民族?首先我们可对民族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历史的考察。民族史学家一般认为:自从猿进化为人，并逐步由原始群发展演化为血缘家族、氏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族)之后，人类社会早期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原始民族，便在人类的史前的朦昧时代的高级阶段和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开始形成了。随着人类历史的推进，原始民族逐渐演进为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无论是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还是现代民族，尽管其每个历史阶段有其不同的涵义，但正像斯大林为民族下的定义那样:“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③伴随民族历史的发展，在古代民族形成时期，由于阶级和国家形态的出现，世界上便出现了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从上述人类历史发展和斯大林为民族下的定义的粗略描述中，我们了解到以下三点:

1.民族是由带有共同血缘关系的氏族部落联盟—种族发展而来的，但民族是以上述四个共同基本特征为标志的。所以，民族并不等于种族。

2.国家是民族发展到古代民族形成时期，由于阶级的出现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组织机构，国家可由单一民族组成，也可由多民族组成。民族不是一种社会组织机构，而是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④所以，民族并不等于国家。

3.任何人都必然隶属于某一民族，是某一民族的成员(即使混血儿也必有其民族认同倾向)，不是民族成员的人是不存在的。其次，我们可以通过英汉对照的方式来分析当代汉语内民族的确切涵义。在英文中，或多或少反映汉语中民族概念的英文单词有如下一些:Nation、Nationality、Race、EthniCeroups、Ethn。.+、Minority、Nalive、I~邵皿ts等。除了这些英文单词或多或少有汉语中民族的涵义外，它们一般在涵义上有其特指的内容。如“Nation”，一般指国家、国民;“Nationality”，一般指国民性;“Race”，指种族;“Ethni。”，一般指少数民族的成员或民族成员;“Ethno.+”，一般指民族;“Mi-noritr’’，一般指少数或少数民族，在现代英文报刊文章中通常用“EthnicMinority”指少数民族;“Native”，一般指土著人;“Illlllligrants”，指来自外国的移民。因此，在英文中，种族、民族、少数民族、国民、土著居民、移民等都与汉语一样有其确定的单词，而民族这一涵义往往是在不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单词或单词组合来加以确定概念的。因此，很少出现中国学术界时常出现的不加界定而概而统之地使用民族这一概念的情况。

何谓教育?古今中外教育史学家、教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对教育都有许多独特的见解。教育学家认为:

(1)教育具有永恒性。教育起源于人类的生活与劳动，为人类社会所必需，伴随人类社会始终，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

(2)教育具有历史性。一定社会的教育水平是该社会的生产力和政治、经济状况的反映，同时又对它们以影响和反作用。中国最早把“教育”二字连起来用的是孟子，其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说文)解释教育为: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在西方国家，教育一词是由拉丁语Educare而来，含有“引出”之意，意用引导的方法，使年轻一代身心得到发展。因此，教育学家一般认为，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并将教育定义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定义认为，凡指一切增进人们的知识、技能、身心健康，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的活动，包括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狭义的教育专指学校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的要求和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规律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传授知识技能，培养思想品德，发展智力和体力的活动，其目的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服务的人。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教育是人类社会文化传承方式，在当代文明社会，学校教育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主渠道，所以当代文化人类学家要研究学校教育，除了学校教育外，还要研究文化传承的其他所有渠道，如各种形式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文化人类学家还认为，每一个社会或民族都有自己文化传承的内容与方式，文化传承既是某一个社会或民族的群体行为，也是该社会或民族的个体行为，某一社会或民族的文化就是通过这种群体或个体的行为而得到代际的传承。

因此，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文化传承就其本质而言不仅是一个文化过程，而且更是一个教育过程。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是文化人类学家比较喜欢使用的一个概念，首先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M•J•Hoskovits)提出的。文化濡化概念的核心，是人及人的文化习得和传承机制，认为文化是人创造的，文化又是一个种族或民族区别于其他种族或民族的最基本的标志之一。人类具有两种传承功能，一种是生物性传承功能，即人类的生物繁衍;另一种是人类与动物不同而独有的，即文化的习得与传承，也就是文化濡化，其本质意义仍是人的学习与教育。①社会学家把教育作为人的社会化的唯一途径。社会学家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有两次出生，第一次出生是人的自然出生，称为自然人;第二次出生即为人的社会化的初步完成，这时的人称为社会人。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即人的社会化的过程，要通过教育来完成。著名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E而leDurkhaim1858一1917)在其1903年出版的(教育与社会学》一书中，给教育下的定义是:“教育是年长的几代人对社会生活方面尚未成熟的几代人施加的影响。

其目的在于，使儿童的身体、智能和道德状况都得到某些激励与发展，以适应整个社会在总体上对儿童的要求，并适应儿童将来所处的特定环境的要求。”并认为教育制度的重要功能就是“有系统、有目标地实现人的社会化”，社会化的方式主要是把一定社会中的文化规范及社会价值体系，在个人人格中产生内化作用，以养成个人的“社会化”。①通过对教育概念的历史与多学科分析，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1.教育是个体社会化和人类文化传承的唯一途径和手段。2.教育具有永恒性和历史性。3.教育不仅是文化传承的机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教育都是某种文化的教育，任何文化又必然是某个民族的文化，因此，任何教育必然是某个民族的教育。综合以上我们对民族和教育的历史与多学科分析，我们已经有了如下基本认识:(l)民族不等于种族;(2)民族不等于国家;(3)每个人都隶属某个民族;(4)教育是个体社会化和人类文化传承唯一途径和手段;(5)教育必然是某种文化教育，而某种文化必然是某个民族的文化，因此，任何教育必然是某个民族的教育。从上述分析来的基本概念中，我们可以推演出如下:1.民族教育不是种族教育。2.民族教育一般不等于国民教育(单一民族国家除外)。3.教育从属于一定的民族，任何教育都是民族教育，无论是原始民族教育、古代民族教育、现代民族教育，还是多数民族教育或少数民族教育。

因此，根据上述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和有关专家学者对教育的定义，民族教育的基本概念一般可以表述如下:民族教育是指对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活动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的文化传播和培养该共同体成员适应本民族文化的社会活动。上述民族教育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实际与前面列举的5种说法中的“单一民族教‘育说”是一致的，只不过表述不同而已。英文表述为EthnicEducation。少数民族教育是民族教育的一种形式，英文表述为Ethni。MinorityEducation。只有在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教育才与国民教育的概念内涵相一致，即Ethni。Edueation等于NationalEdueation。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既有单一民族教育(Ethni。Edueation，无论是少数民族教育EthniCMino找tyEdueation，还是多数民族教育EthnicMajo石tyEdueation)，也有复合民族教育(MultiethniCEdueation)，复合民族只有在真正形成一个“共同文化群体”的时候，其教育才能成为在更高一级层次上的民族教育，这种民族教育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教育(Cross一eulturalEdueation)，或称为多元文化教育(MuliieulturalEduea-tion)、多元一体化教育(Multieultu耐Inte脚tionEdueation)。笔者通过多年对国内外民族教育理论和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潜心研究与分析，认为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应实施“多元一体化教育”，并据此提出了一个“多元一体化教育”的理论构想。②

该理论构想形成的依据是: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无论是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有其独特的传统文化。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民族自我文化传递和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交流，各民族在文化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不仅主体民族文化吸收了各少数民族文化，而且各少数民族文化中也打上了主体民族文化的烙印，形成了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大家庭中，多种民族文化并存并共同组成代表某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文化群体”，即形成如费孝通教授所说的文化上的“多元一体格局”。“多元一体化教育”理论构想的内涵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教育，在担负人类共同文化成果传递功能的同时，不仅要担负传递本国主体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而且同时也要担负起传递本国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多元一体化教育”的对象不仅包括少数民族成员，而且也包括主体民族成员。“多元一体化教育”的内容，除了包括民族文化外，还要含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少数民族不但要学习本民族传统优秀文化，而且也要学习主体民族文化，以提高少数民族年轻一代适应主体文化社会的能力，求得个人最大限度的发展。

主体民族成员除了学习本民族文化外，还要适当学习和了解少数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以增强民族平等和多民族大家庭的意识。“多元一体化教育”的目的是，继承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加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促进多民族大家庭在经济上共同发展，在文化上共同繁荣，在政治上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友好与和睦相处，最终实现各民族大团结。依据“多元一体化教育”理论构想的观点，单一民族教育与复合民族教育概念的区别有如下几点:1.单一民族教育是某一个民族文化群体的教育，而复合民族教育是由多数民族所组成的共同文化群体的教育。2.单一民族教育的实施对象和实施主体均为同一民族的成员，而复合民族教育的实施对象和实施主体则是“共同文化群体”的成员，也就是说，既可是少数民族成员，也可是多民族的成员。3.单一民族教育的内容是本民族的文化，它们既可是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可是多数民族的文化，而复合民族教育的内容，不仅包含多数民族(或称主体民族)的文化，同时也包含少数民族的文化。4.单一民族教育追求的目标是，对“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的文化传播和培养该共同体成员适应本民族文化并成为为本民族服务的人。而复合民族教育追求的目标是继承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加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促进多民族大家庭在经济上共同发展、在文化上共同繁荣、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友好与和睦相处，最终实现各民族大团结，培养具有跨民族、跨文化意识的为人类共同利益献身的现代人。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我们已大致可以了解到什么是民族教育、国民教育、少数民族教育、多数民族教育(或称主体民族教育)、单一民族教育、复合民族教育等一些基本概念，并了解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区别。下面我们将从世界各国教育的发展与现状来考察上述概念在实践中的运用。纵观人类文化发展史，当人类进人阶级社会后，国家这一社会组织形态在民族这一人类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上形成了，由于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而形成的一种权力组织机构，教育便成为国家对内发展生产、划分社会阶层、实行民族歧视与压迫，对外进行国与国竞争的重要工具。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世界各国的国民教育，除单一民族国家外，绝大多数多民族国家的国民教育实质是主体民族教育，也就是说各多民族国家的国民教育是单一主体民族教育。他们为了掩饰这种民族歧视，则把这种教育称为国民教育，这与本世纪初西方流行的同化主义理论有直接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由于西方发达的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意识的觉醒，以美国黑人运动为主流的各国少数民族提出了国家实施以多元文化为目标的教育主张，也就是说提出了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实施复合民族教育(即多元文化教育)的国民教育的主张。这种主张经过40年的发展，目前已成为世界上一股具有人类美好理想的思潮。

当前，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实施具有复合民族教育的国民教育，即多元文化教育，实质上是在国民教育的框架里，增加少数民族教育的内容，其目的是解决当前和21世纪世界各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面临的实际问题，即一方面少数民族的成员要适应以主体民族文化为主的现代主流社会，以求得个人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这不仅是少数民族争取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平等权利，而且更是保存人类社会文化基因库，求得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这是因为人类具有如此的理念: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象征。综上所述，民族教育的基本概念可作如下的阐述:民族教育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民族教育是指对作为有着共同文化的民族或共同文化群体的民族集团进行的文化传承和培养该民族或民族集团的成员，一方面适应现代主流社会，以求得个人更好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继承和发展本民族或本民族集团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社会活动。

广义的民族教育在实践中有如下几种表现形式:1.依照共同化的民族和共同文化群体的民族集团之分，民族教育则分为单一民族教育和复合民族教育两种主要形式。2.依照多民族国家中人口的多少，单一民族教育又分为多数民族教育和少数民族教育。①3.依照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的划分，单一民族教育又分为支配民族教育与被支配民族教育。21世纪前的绝大多数多民族国家的国民教育实质上是占支配地位民族的教育。4.在单一民族的国家，单一民族教育基本上等同于国民教育。5.复合民族教育即多元文化教育，是多民族国家理想的国民教育方式，是民族教育的更高级形态。其近期目标是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其最终目标是发展即将经历国家阶段和全球阶段的“多元一体化教育”。

民族文化的共同性篇2

[关键词]民族性；现实意义；继承性

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化的“民族性”特质对于民族独立和繁荣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更加凸显着其重要作用。在中共建党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共人似乎更重视文化的阶级性和革命性问题，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其文化宣传和理论上才明确地提出了“民族性”特点，将其归纳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之一，并成为此后中共文化政策实践的重要原则。1940年1月，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个特征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指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带有我们的民族特性的。

一、“民族性”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

什么是民族？现在一般沿用的是斯大林的定义，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也就是说，由于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并由此形成共同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使其有别于其他的民族。而文化的“民族性”，正是这样的特点在文化传统和文化观念上的体现，任何民族都具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国家，由于历史地理环境、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不同，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历史和传统，有着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念和生产方式。

在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中，文化的民族性是凝聚、团结民族全体成员的精神纽带，民族精神通过文化的继承性得到延续。作为诞生于二十世纪的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当然也认识到发扬文化民族性的意义所在。抗战前后，中共在其文化宣传和理论上明确地提出了“民族性”特点，并将其归纳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之一，成为中共文化政策实践的重要原则，对中共后来革命建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民族性特征体现了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点

民族性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民族特性结合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特点，指的是中华民族各先进阶级、阶层提倡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文化产生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个新思路。独立和解放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新民主主义文化强调中华民族在文化发展上的独立性，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奴役和文化侵略政策，提倡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主张动员社会大众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实践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表现。

第二，民族性特征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继承性

文化的民族性是凝聚、团结民族全体成员的精神纽带，传统民族文化中蕴涵的优秀精神，通过文化的继承得到延续，在形成民族精神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能与现代社会发展相结合，形成稳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品格，使我们的民族获得持续不断的精神力量和发展动力。新民主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隔断历史，要汲取历史文化中的精华。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立足于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弘扬刚健有为和经世致用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批判地继承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

第三，民族性特征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民族文化形式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必然有着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式，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植根于中国土壤的新文化，同时又了吸收外来进步文化，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形式并加以改造。民族性特征决定了必须与之相适应，中国大众能够接受并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形式。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特征形成的原因

在中共早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不论是在理论的宣传上，还是在实践革命中，都更重视关于文化的阶级性和革命性问题。但是在抗战前后，中共党人逐渐形成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特征，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三十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讨论的推动

1935年1月10日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强调要加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为主体，建设现代国家，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宣言发表后引发了学术界持续一年多关于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文化争论，西化派的文化选择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认为西方文化代表了时展的前进方向，中国传统文化已落后于时代性。中国本位文化派则强调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条件地接受西方文化，其立足点是民族性。

三十年代中期这场关于文化选择的论争是激烈和复杂的，这场在思想文化界影响深远的论战中，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似乎同时被凸显出来。由于当时与共产党的关系，中共党人没有直接参与这场发生在国统区的文化论争，但这场讨论却给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借鉴和启发，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与发展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讨论中学者们强调文化的民族性，认为“文化之有民族性，亦犹文化之有阶级性，两者具有同样的意义”，这在近代中国屈辱落后的社会面前，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不久之后，北平左翼文化界就发起了新启蒙运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化联系起来。显然，后来中共新民主主义文化中逐渐形成的“民族性”特征，这场讨论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可以说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第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影响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救亡高潮。“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更是把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

此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意识的强烈冲击下，已经投身于一场文化启蒙运动。民族危机意识强烈冲击下的新启蒙运动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民族性”特征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需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形势的变化逐渐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也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华北事变发生后，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斗争矛头指向日本。中共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而反映在中共文化政策上，就是继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优秀传统，强调对于一切优良的传统文化都必须予以充分肯定和发扬，体现了发扬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提高民众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便激励全国人民更高的爱国热情。在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民族性自然就成为了文化领域的重要议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中共重视利用传统文化宣传民族统一战线，在外敌人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宣传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对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唤起全中华民族的救亡意识，激发爱国热情，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实现全民族的团结抗战，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特征的现实意义

新民主主义文化，曾经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起了推动作用。坚持文化的民族性，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特征，对于当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弘扬民族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

文化自身具有一种民族凝集力和自我继承的力量，而民族凝聚力作为是沟通民族全体成员的心灵的精神纽带，必然以传统文化精神为思想源泉。

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弘扬民族的历史传统。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建构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资源，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伦理精神和价值观念，尊重传统、继承传统，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赋予其新的内涵，从而成为当代价值观念、社会意识和文化精神，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创造新的中华民族文化，就必须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时代要求，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既能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风格和内涵，又能积极借鉴汲取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保留和弘扬优秀传统，勇于创新，以适应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需要，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价值趋向多元化的今天，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挑战，增强全国人民的爱国意识、团结意识和自强意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主义精神文明，就必须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凸显新时代下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性。

第二，民族性体现了民族精神与开放意识相结合

新民主主义是开放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应该从文化的世界性中得到提升，体现了民族精神与开放意识相结合。关于文化民族性的思想强调文化的世界共性，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中国文化本位。这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世界性，坚持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原则，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世界是多民族的世界，由于文化的民族性，造就了人类文化的丰富多样，各民族的文化体系，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文化的世界性是各种文化普遍具有的属性，即世界各种文化的共性。文化的民族性是各种文化的个体性、独特性，它使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互相区别开来。世界性寓于民族性之中，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世界性。我们既要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财富，发扬自身民族的文化个性，又要勇于接受世界现代文化的挑战。认为，对待外国文化也要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既全面吸收西方进步文化的优秀成果，又尊重本民族自己的文化创造，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所以在今天，建设民族文化，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趋势，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新民主主义关于文化民族性的理论，对于我们解决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实现民族文化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6

[2]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52

[3]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91

[4]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5]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92

[6]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7]中国文化建设谈论集（上编），马芳若[M]上海：龙文书店，1935，88

[8]在文化阵线上，陈伯达[M]上海：生活书店，1939，74

民族文化的共同性篇3

一、要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大意义

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文明悠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结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是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生命之依、力量之源。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是促进民族团结的必要条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才能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起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要紧紧依靠各族人民的力量。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在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已深深融进了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要论述，是对党的民族理论作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是做好新时代边疆地区民族工作的“纲”和“魂”。我们一定要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做好工作，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夯实全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维护北疆稳固的思想基础、政治基础，把“模范自治区”这个崇高荣誉珍惜好、维护好、呵护好。

二、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

学院认真贯彻落实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把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习作为学院学习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入领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多维度、立体化扎实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让“五个认同”和“三个离不开”思想潜移默化到一言一行中，努力做实做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把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和党的民族理论政策作为教育培训重点，自觉践行“四个意识”“两个维护”。

民族文化的共同性篇4

第一民族性。因为它是“中华民族”所共有的精神家园，没有了民族性，则即为全球化文化、精神所淹没，中国及中华民族也将在世界不复存在。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和弘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

第二多元一体性。因为中华民族本身是多元一体的，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甚至相同信仰的族群，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精神，是多元的；但这些多元文化又长期共存，相互影响、交融，形成一体的中华文化和精神。因此，我们可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视为“多元精神和谐的共同体”。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就是“和而不同”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共同精神家园，百花齐放，绚丽多彩。

第三包容性。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文化(包括思想、宗教及精神)上。一直具有包容性，善于汲纳其他民族包括外来民族的文化，并融入本民族的文化。因此，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仅要有统一、共有的精神，也应包容(包含)各民族、各地区优秀的文化和精神。

第四创新性。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建立在中华文化基础上的，而中华文化有其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规律，即变异性和稳定性。在构建、弘扬现代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发展和创新，在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同时，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不断积极创新。因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也是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不断汲取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及一切先进的精神而加以创新。

如何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其具体的途径是什么?党的十七大报告已明确指出，就是要在“弘扬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来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下面我们仅对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具体途径作一些探索。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首先必须高度重视和坚持保护中华民族多元的各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冲击下，各族传统文化已出现淡化和被破坏的情况；而且保护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是构建、弘扬中华文化，而且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提和基础。如何保护中华传统文化?在我国经历50多年的社会实践中，已取得了不少的经验。也有“”十年惨痛教训。归纳起来，主要是：

其一，应以立法形式颁布一系列保护各民族文化的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务院对宣传报导和文艺创作而颁布的一系列法规文件等。对于民族文化，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民族传统村落、歌舞、戏曲、工艺和体育活动等，国家可以适当以立法形式或财政支持等方式，加以保护和发扬；否则在商品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就有逐渐消亡的可能。

其二，对民族的风俗习惯，一般应保护或保留；“有的风俗习俗，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对于这一类风俗习惯，好的一面加以发展，坏的一面要逐步地适当地加以改革”(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向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

其三，加强民族文化自觉及文化“和而不同”的教育，以提高民族自觉的文化保护意识。

其四，对中华多元传统文化中的宗教文化，应遵循我国宪法的规定，在保护自由的前提下，保护宗教文化中正当宗教活动和节日，以及寺院、清真寺等宗教活动场所，引导宗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社会相适应。同时，宗教文化中对社会进步有意义的部分。如宗教艺术、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宗教学说等，则应加以研究，汲取有益的因素为现代化服务。但是，对利用宗教文化进行分裂、恐怖活动，则应依法进行坚决打击。

在保护、弘扬现代中华文化过程中，合理的、可持续的开发、利用民族文化的同时，除了获取经济效益外，还应发掘、利用民族多元文化中内容健康、积淀着民族思想道德特质的精神因素，使之融入现代精神文明之中，以提升各民族的精神境界。这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途径之一。如利用各民族具有特色的歌舞、戏曲、歌会、节庆等形式，凝炼和提升现代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意识，培养各族人民的精神品格等。

现代中华文化发展、创新的过程，也应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发展、创新的过程。应在现代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从内容到形式，发展和创新，这也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经之途。比如，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发展现代教育和科学事业，不断提高各族的文化素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充分发掘各民族的文化资源，繁荣文艺创作，用现代的形式和科技打造文艺精品和文化品牌；加强和完善落后地区和民族文化公益事业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繁荣农村和牧区的文化生活，建立有创新特点的基层文化基础；积极推行卫生、体育事业的改革和创新；完善和发展文化产业，等等。

民族文化的共同性篇5

[关键词]多民族国家；政治合法性；多元一体；一体多元

[作者]张文静，甘肃省陇东学院政治理论教学部助教；杜军，院东学院教育学院。甘肃庆阳。745000

[中图分类号]C95；D0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2－0015－004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当今时代，多民族国家怎样把多个民族包容在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之中，如何加强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凝聚力，增强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来的又一次民族主义浪潮的来临，全球范围的民族分裂、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恐怖活动等，严重影响了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我们应该通过各种途径来构建我国的政治合法性，维护国家的统一，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分离、分裂主义倾向；反对“”、“”、“”；反对国外恐怖势力对我国渗透和破坏。坚持在多元的基础上，实现“政治一体”与“文化一体”，以增强我国的政治合法性，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和谐稳定的环境。本文主要从文化层面论述通过何种途径构建国家的“共同文化”，实现文化上的“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的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认同，增强我国的政治合法性。

一、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一种人们普遍怀有的不需要与任何人敌对的情感，它不需要象极端民族主义那样用敌意来培育。爱国主义是一种自然情感，是个人对其故土、传统、历史、朋友――尤其是对童年朋友――和亲属的眷恋，往往也是对民族国家政治制度的赞赏，一句话，是对民族的一般文化的眷恋。①最重要的是，爱国主义的本质是自发地表现出来的，自愿地承担对其他人、对作为人认同基础的民族文化遗产的责任。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对自己社会拥有责任的感情和意识，与公民民主国家有着内在的联系。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论是古代，还是近代面临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侵略时所表现出的全国人民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应当继续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宣传爱国主义精神，把爱国主义当作增强政治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外来干涉、纪念抗日战争、反对、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实际上都是爱国主义宣传行动的具体体现。强化国家利益，调动人民的爱国主义感情，有利于提高民族凝聚力，也有利于增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

二、淡化族群意识

随着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迅速地觉醒，在一些少数民族中甚至达到了相当强烈的程度，并且形成一种趋势。这对于少数民族的自立自强、奋发有为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从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的角度来看，渐趋强烈的民族意识对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其他多民族国家提供的前车之鉴，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个族群与周围其他族群具有差别的方面越多，差别程度越大，它的民族意识就越强烈；反之，差别越少越不明显，民族意识就越淡漠。@在5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获得了平等的政治地位，得到各项优惠，这种政策使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表现之一就是在进行“民族识别”时申报了400多个族名。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如果做横向比较，我国部分民族(如与汉族差别较小、长期与汉族混居的满族等)和一些民族的部分成员(如在城市和政府就业，长期与汉族职工共处的人员)的民族意识在淡化，也有部分民族的民族意识有所加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意识的发展趋势也不同，这些变化受到国内外形势和政策的影响，也受到国外政治势力和环境的影响。

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淡化民族意识。第一，要贯彻民族平等的政策，从政策上缩小民族之间的差别。第二，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其在经济上达到与其他民族的平等。第三，要注重少数民族人大代表在人大中的比列，使其利益得到体现。第四，要鼓励各个民族之间，尤其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多交流。第五，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鼓励其文化发展。第六，建立民族意识的调控机制，使各个民族的民族意识与国民意识保持一致。首先，要建立民族意识的评估和预警机制，对少数民族意识增强的程度做出准确的评估，对出现过度发展的境况要有所预警。其次，对民族意识中过度发展的现象，国家要保持必要的调节和控制机制。只有这样的一套机制，才能从民族关系的另一个侧面为政治合法性提供保障。通过一系列的调控和调整，使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的民族意识与国家的国民意识保持协调。

三、加强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实现双认同

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各个民族的认同基础之上。因此，加强各个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就显得十分重要。

在不同层级的政治单位系列中，民族成员往往会形成多元的政治认同。也就是说，会同时认同于不同层次的多个政治单位，如同时认同于国家、民族、地区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民族将何种认同置于最高的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些非洲国家之所以会出现民族间的剧烈冲突，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就是在该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内，社会成员对民族的认同高于对国家的认同，冲淡了对国家的认同，甚至根本就不认同于国家。因此，多民族国家一旦产生政治认同危机，就有可能导致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危机。

马戎以问题的形式提出：在中国现有的55个少数民族中，无论是各族的社会精英还是普通的民众，他们分别都在多大程度上建立起了相互认同的“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由于各种历史上的原因，很可能在不同的族群中对“中华民族”民族主义的认同程度是不一样的。那些在历史上与汉族交往程度和融合程度较深的族群，那些在近代反抗外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斗争中与中华民族的其他族群密切合作的族群，它们的“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认同就会高一些，其他一些与中原汉族地区文化(语言、宗教)差距较大、交流与融合程度较低，在近代反对外来侵略斗争中与中原地区合作较少的族群，这种民族主义的认同程度可能就会低一些。这些都说明了我国各个民族政治认同的多层次性。因此，我们在加强多民族国家政治合法性的过程中就必须重视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的多层次性。

现代国家不能消除民族成员作为认知主体对现实差异的觉察。更无法消除民族成员对这种现实存在的差异感到不满、忧虑并希望它得到改善的自主意识。多民族国家社会整合的目标和出发点应该是求同存异，在承认差异、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创造一种具有更大包容性的制度空间，使各个民族都可以在不损害他族生存和利益的前提下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且在保持传统的族裔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大包容性的政治认同。使我国各个少数民族在认同于“中华民族”的前提的认同于本民族，确立一种双向认同。这种多层次的身份认

同，既是多民族国家公民民主的题中之意，也是多民族国家文化和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表现，更是多民族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可以说，不论是中华民族层面上的认同还是国内各民族的认同都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得到了空前增强。

四、构建多民族的中华文化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文化的多元性是中国的特色。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是多元的、多层次的。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关注哈贝马斯关于在国家层面“文化一体化”的观点。我们应该借鉴美国和印度的成功经验，在文化多元性的同时还应该强调文化的一体性，在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更应该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的弘扬与发展。

这种“共同文化”是一种包含了多元成分的“复合文化”。首先，它不是简单的与意识形态挂钩的“政治文化”。因为具有现代政治性的意识形态的历史一般比较短暂，缺乏历史延续性和持久性；其次，它也不是简单的以政治实体的地理边界为基础的“国家认同”，因为在历史进程中，政治实体的地理边界往往发生过多次变化，是不稳定和容易引起争议的；第三，它也不完全是以语言或宗教这样的文化传统为基础的“文化认同”，因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各个民族很可能使用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多民族国家的“共同文化”应当是以上各种认同的综合体，以上的各种认同都应当是“国民认同”的组成部分。

我们在建设我国“共同文化”的过程中必须尊重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现状。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做：

第一，共同的文化是民族形成和存续的基本条件，而民族的文化要以民族的语言文字为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的语言文字的形成和发展，也是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各个少数民族，除回族、满族与汉族融合程度较高的民族使用汉语外，其余53个民族国家都帮助他们确立了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是随着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各少数民族对自己的认识更加深刻，民族利益的要求也更加强烈，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另外随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也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不利于各个民族的团结。这些都影响了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

所以，我们在构建多民族国家“共同文化”的过程中必须重视，语言文字的作用。我们应该在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在允许各民族有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的条件下，分析民族间往来中语言的变化，怎样促进语言上的相互适应来加强各民族间的信息沟通，一方面要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另一方面又要鼓励作为“中华民族共同语”的汉语的推广，使它成为全国通用的语言以适应商品流通和传播科学技术的客观要求。在少数民族地方鼓励使用双语教学。

第二，进行历史经验的总结。正如王建娥所说的：“民族建构的外延取决于司法、行政在其中得以实施的政治地域。但是，光有政治地域的统一性是远远不够的，……不能在它的公民中间建立起一种自觉的联系。这种联系必须有一定的情感和意志的基础。而‘历史’，或者毋宁说人们关于祖先的记忆以及‘对祖先的崇拜’，正提供了这种功能。”这就说明，历史在增进人民之间的凝聚力、形成共同文化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民族文化的共同性篇6

关键词：亚文化；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民族分离主义

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让世人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是民族分离主义并未随着经济的繁荣而枯萎，反而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表面上看，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存在、大国的强权政治、威权解体下的失控、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政府政策的失误、殖民主义的贻害、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等都是引发民族分离主义的重要因素。但是仔细深究，文化因素才是现象幕后的真正本质。它主要体现在亚文化与民族认同的层面。

在这方面，学界曾进行过一些有益的相关探索，有的侧重于从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关系的角度探讨民族分离问题，如台湾邵宗海等编著的《族群问题与族群关系》、王希恩的《说民族认同》，有的从中央与地方关系角度探讨以地域为基础的亚文化，如CrosstonMatthew的ShadowSeparatism：ImplicationsforDemocracyConsolidation，Bur-ling，VT：Ashqate，有的从民主的角度探讨民族分离主义，如Spencer，Metta.的Separatism：Democ-racyandDisintegration，有的从国家整合的角度探讨民族分离主义，如BeterandM·Roehner的SeparatismandIntegration，RoemanandLittle-fieldPublishersInc，有的从宗教认同的角度探讨民族分离主义，如Bhatt，S.C．的TheGreatDi-vide：MuslimSeparatismandPartition，还有的从文化的角度探讨民族主义，如郭洪纪的《文化民族主义》。尽管这些探索是后续相关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但是探讨亚文化、民族认同与民族分离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仍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一、多民族国家存在的两对内部矛盾

(一)主文化与以民族为基础的亚文化之间的矛盾

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中，“文化”也许是最难为人们准确把握的现象。它不仅包括特定时空背景下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形态，而且包括这一物质形态于精神层面的投射形式，后者往往反过来成为人们行为方式的模塑力量。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物质特征与非物质特征的总和。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从文化的性质和相对地位来说，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整体文化，可以分为主文化和亚文化两部分。“主文化是指在整体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对社会绝大部分成员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具有决定性或产生重大影响的作用。亚文化是指其主体在从属于主文化的前提下，表现出明显差异的局部性或类别性的文化。主文化主要反映整体文化中的普同性，亚文化则更多地体现整体文化中局部部分的特异性。”

民族作为一个重要的亚文化群体，与主文化往往存在相互冲突的可能性。所谓民族，此处主要指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血缘关系、共同心理情感的人群共同体，亦即ethnic意义上的民族。而所谓亚文化群体，此处主要是指其成员忠于本群体的传统与思想体系，抵制主流文化对其进行社会化的群体。当今世界，即使在许多发达国家，仍有一些地区保持着与所在国主流文化相区别的具有独特性的文化。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更是显著。这种亚文化通常以民族特性——表现为各民族对语言、宗教或其他文化表象的不同理解和尊重——为参照物。尽管多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力图把自己的主文化在尽可能广泛的意义上传输给全体国民，但这种理想在中央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的一些边缘地区总是难以实现。“那些地区基本上实行家庭小生产的农业经济，边缘文化可以毫无困难地保存。日后的外来因素即使在构成对边缘文化自下而上的危险的同时，也作为一种刺激，促进边缘地区民族集团采取相应的集团行动来保卫传统文化和地方惯例。于是不仅虚弱的中央政府难以吞并强大的边缘地区，甚至有些相对强大的中央政府，也往往以外交手段吞并边缘地区，从而使后者拥有相当的自治程度。一旦边缘地区拥有某种自治组织，便奠定了相互作用集团形成的基础，因为这些独特的机构可为那些坚持边缘文化的人提供职位，而他们往往更倾向于维护本民族的集团文化。”因此，这种对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解体危机的感受和保护性反应很容易演变成对外来先进文化一体化的情绪化抗拒。结果，为保持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纯洁性、连续性及优越感，形成了对民族同一性的强烈追求，从而产生了主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矛盾。

(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

有民族，就有民族认同。所谓民族认同(eth-nicidentity)，就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自觉认知。它属于文化认同的范畴。民族认同来自于民族之间多样性文化的互动。一个民族在同他族互动的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历史、语言、文化及社会等多方面的认同意识，进而把我群(in-group)与他群(out-group)区分开来，这便表现为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斗争、合作等刺激了民族认同的产生、发展、强化，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民族自我中心意识。因此，可以说，一个民族的认同过程，是在和别的民族发生关系中而不断刺激体现出来的。费孝通把民族认同的发生看作是一种“人己之别”形成的过程，而梁启超则把它看作是与异族相接触，“对他而自觉为我”的过程，都是这个意思。

民族认同有两个基础：其一是文化。文化原初情感在民族认同中十分重要。这些原初的情感联系构成身份与认同的基础。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物质环境中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内容，而不同群体的人们也正是在这些文化的不同中感悟自我，形成自己原初的文化情感，从而进一步意识到自己的民族归属的一文化是民族存在的基础，也是民族认同存在的根基。这一特点使得民族认同比其他认同有着更为持久的聚合力。

其二是血统渊源。“民族的要素中不一定存在血缘关系，尤其现代民族，但人们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民族与血缘联系起来。有意思的是，近代、甚至现代社会形成的一些民族，原本没有任何血缘上的联系，却也在自己的民族认同教育中大量加入血缘的成分，形成所谓的‘拟制’血缘关系。民族认同的这种血缘溯源倾向源于早期民族的血缘性：氏族、部落及其他早期民族都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现代民族的血缘溯源指向是对血缘民族时代的一种歪曲性记忆。但也正是有这一特点，民族认同也比其他认同有了更强固的聚合性。”“实际上，民族认同因其具有的强大聚合力仍是一种人们普遍重视的‘政治资源’，但它是一柄双刃剑。进步的力量利用它，可以促进民族繁荣、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世界和平；邪恶势力利用它又可以制造分裂、破坏团结、危及国家安全和国际局势稳定。当代世界因民族因素而发生的各种争端，因霸权主义对民族纷争的介入而导致的局势动荡屡见不鲜。因此，应正视民族认同的影响，因势利导，学会和掌握这一‘政治资源’的正确利用。”

对这一“政治资源”的正确利用与国家认同密切相关。所谓国家认同(stateidentity)，是一个近代概念，是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产物。国家认同属于政治认同范畴。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近代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一场基于这一意识形态之上的政治社会运动。近代民族主义最直接的政治产物就是民族国家。任何一个近代民族国家都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制度，另一方面是境内居民的国家认同。如果说，民族国家制度是民族国家的“硬件”，那么国家认同就是“软件”。这里国家认同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即对民族国家的一种依恋式的情感。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在现代多民族国家，伴随着当代公民权的出现，双重的认同也开始出现：一是对民族的认同(文化的认同)；二是对国家的认同(政治上的认同)。一方面，二者是统一的。国家认同以民族认同为基础。国家认同的最初效力来源于民族认同。民族认同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国家认同，二者是并行不悖，可以共存并续的；另一方面，二者又是对立的。民族一般具有共同的文化和传统，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有共同的语言。而国家以公民资格作为对共同体成员资格角色定位的依据，通过对其范畴内的多元民族认同进行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的_、法理重建-，营造公民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可，进而构建国家认同。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认同势必会对这一法理重构过程产生抗拒反应。因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是多民族国家维护社会稳定与统一需要解决的一个长期课题。

二、民族分离主义对两对内部矛盾的利用：文化疏离策略

正因为多民族国家存在上述两对内部矛盾，这一内部矛盾准确地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当就会妥善化解矛盾，处理不当就有可能会使矛盾激化，为民族分离主义分子所利用。民族分离主义也正是极力利用这一点实施其文化疏离策略，从而进一步达到政治疏离乃至于脱离所在国家的分离目标。

利用之一：强调文化本位

勒庞指出：“现代文化的养成过程就是旧的平衡被打破，各种要素在变化了的环境中重新组合从而形成新的平衡过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重新组合为民族分离主义提供了一整套思维程式、风格和行为规范。他们强调一种自我封闭的亚文化民族意识，始终强调国家地缘位置与民族聚落的一致性。在民族分离主义者看来，土地的根源和共同的祖先构成了民族伦理价值的核心，民族被视为一种绝对的生物模型或历史模型，这就导致了生物进化观和历史决定论在族体意识中的泛化。因此，民族分离主义在主张民族从所在国家分离时，日益主张恢复历史文化建构，保持本土价值形态，以便寻找族体内在的原初生机，用来融合传统与现代。它除了保留部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某些特征外，还深深为本土性的宗教文化系统所限，并越来越带有基本教义派的倾向。因为宗教的产生最初只是克服生存孤独的一种方式，同时作为地缘文明的界限特征。尽管现代化有着无可置疑的优越性和强制性，但是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世俗化的运动，往往给本土的宗教带来道德和价值的迷茫，因而，民族分离主义不仅关注因世俗化而导致的传统精神的失落，也关注因文化冲突引发的权威失落的危机。它们只承认外来的先进物质技术，但不接受相伴而来的文化价值观念，以此确保民族的所谓“纯洁性”、社会结构的壁垒化、地缘政治架构与民族模式的同一性，以便涵盖本土文化价值，培育民族优越感，进行所谓“民族文化自治”。所谓“民族文化自治”，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主要的、根本的缺陷，就在于它竭力要实现最精致、最绝对、最彻底的民族主义。这个纲领的实质是：每一个公民都登记加入某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是一个法律上的政体，有权强迫自己的成员纳税，有本民族的议会(国会)，有本民族的‘国务大臣’(大臣)”。因此，民族文化自治的实质就是企图通过民族文化自治进行民族分离。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即使他是最公正的，纯洁的、精致的和文明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出以国际主义代替一切民族主义，这就是各民族通过高度统一而达到融合”。作为这一目标的产物，一切民族文化资源被用来重塑民族价值，推行文化绝对主义。而在现实生活中，“文化相对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有对它而言行之有效的道德和正义标准，没有一种文化比另外一种文化优越，因此不应该在所谓普遍正义的基础上干涉另外一种文化”。民族分离主义的文化绝对主义，亦即文化本位导致的文化优越感在对本民族文化进行保护与重塑的同时，形成了对其他文化的贬低与歧视，最终导致自我封闭与僵化，难以融入主文化。在这种主文化与亚文化不兼容的情况下，亚文化群体必然与主文化产生心理隔膜和文化疏离，恰好迎合了民族分离主义的文化疏离目标，进而导致多民族国家的动荡与不安。

利用之二：文化疏离导致政治分离

“文化认同是一个体系，是由对不同文化层面及构成要素的认同而构建成的，由认同体系内某些构成发生变化而引起的认同的变化就是文化认同的新构建。”“文化认同有着核心与边缘的区分。一般来说，对于文化的外层，即物质层面，较容易为人们所认同，譬如大众生活文化习俗。在文化的核心层，如信仰问题，改变，一般为人们短期内所能认同。”本来，人类由于历史、地域和社会的复杂差别，文化的差异性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当两种不同的主体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相互交汇时，不同的主体都会依照自己的思想模式进行解读。不同的民族在文化交往过程中具有一些无法沟通的成分和倾向，是无可厚非的。究其原因，无非是为了保持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纯洁性而拒绝对外交流，或者是由于历史积怨较深，文明断层难以弥合，因而强调差别，强调矛盾，用民族情绪替代和平交往。然而，如果片面地强调差异性，忽略了同一性，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差异性进一步加大，隔阂进一步加深，导致心理疏远与政治分离。因此，“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以绝对宽容的态度对待用何种语言进行宣传的问题和在这种宣传中如何照顾一些纯地方的或纯民族的特点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任何在涉及无产阶级的问题时把某个民族文化当作整体同另一个据说是整体的民族文化相对立等等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应该与之作无情的斗争”。然而，民族分离主义的文化疏离策略就是刻意强调这一差异性，强调民族认同的优先性，否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用民族认同的文化内涵代替国家认同的政治本质，进而将民族认同的文化内涵逐渐演化成从所在国家分离的政治目标。他们以种族(或者宗教和语言)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认同，因而象征不同种族或宗教身份的族际关系，成了划分“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关系，原本的内部矛盾转化为复杂的敌我矛盾。冷战结束后的民族分离主义正是利用这一策略，重建本民族的文化价值系统与民族认同，否认对所在国家的认同，以达到获得本民族的国家身份这一分离目的。原国家解体后的族际冲突就是典型案例。

三、解决之道的探索

针对多民族国家存在的两对内部矛盾以及民族分离主义对它们的利用，探索一些解决之道、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统一，是很有必要的。

探索一：培养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建设国家认同

发展经济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那种认为经济发展后，民族问题会自然解决的观点，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还需要培养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构建国家认同。民族分离主义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本民族的国家，这有可能是在否定现有国家合法性的基础上建立的。合法性是一个价值判断的概念，它是指“任何政治系统，若具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即具有统治的合法性”。J·Rothschild认为：“政治系统统治的合法性，涉及系统成员的认知与信仰，即系统成员承认政治系统是正当的，相信系统的结构与体制及在既定的范围内有权使用政治权威。”国家要获得合法性，就要使自己的行为及价值系统与社会的价值标准相一致。国家可以利用一定的方式影响社会的评价，如政治社会化。不过，社会作为最终的评判者，国家的作用方式必须在社会认可的范围内运行，否则将会危及国家的合法性。对于民族来说也是如此。在多民族国家，当一个民族不认可国家的合法性时，导致的结果就是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要解决国家认同意识的危机，国家有两点措施：一是使国家行为满足该民族的要求，适应该民族的价值观，这就是伊斯顿所说的形成“特定支持”，即政治系统直接输出，获得该民族的直接支持；二是调整国家制度，实施文化整合计划，改进利益表达机构及方式，加强认同感，这就是伊斯顿所说的“散布性支持”的建立。正因为如此，国家可以加强合法性，培养一种综合文化意识，培养公民意识。公民身份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中单个成员的资格，意味着对特定国家的忠诚、期望与归属感。主观上，国家可以通过制作使用民族语言的大众传播作品在潜移默化中熏陶非主体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培养国家认同感，以便能够使用公民意识代替族际意识，代替民族的分野。客观上，国家制度必须能够向人民提供各种形式的公共福利，使得人民在感受到国家权力存在的同时，获取国家政权所带来的利益。在主观和客观的综合作用下，国家认同意识可以被潜移默化地养成。

探索二：寻求重叠共识，构建同质文化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