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学研究篇1

关键词：区域文化区域经济湖南地方本科院校产学研合作模式

中图分类号：F127;G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9-201-03

产学研合作模式不仅有力地促使学校打开校门，改变传统的以教室课堂传授知识为主的陈旧模式，而且能够将学校教育、产业发展、企业经营、科学研究等有机结合起来。在地方高校转型的背景下，应用型技术人才的培养需要促使学生在工作中迅速地转化和应用知识，需要高校运用开放式的模式，将学生放在更多的社会环境中去，这些都需要高校广泛地与企业、科研机构、产业组织密切联系。

一、基于区域文化视角的湖南地方本科院校产学研合作模式

目前，普遍认为较典型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可以简单归纳为如下四种：

1.“工学交替式”模式――“工读结合”。即让学生在校期间有一部分在学校学习，有一部分时间则在企业或用人单位学习、实习、工作。这种方式可以使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后能有较长的比较集中的一段时间去参与实践、接触社会，也能促使社会参与到学校共同培养人才的计划中来。把整个学习过程分为几个阶段，由基础到专业循序渐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课堂教学与企业的工程实践交替进行的一种产学研结合教育模式。

2.“订单式”模式――共建实验（实习）基地。根据商务事务的特点，依托当地产业组织，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建立校外的实验（实习）基地。在课程设置中灵活地安排实验（实习）环节，弥补校内实验（实习）模拟性较差的缺陷，将一些实践教学环节安排到校外的实验（实习）基地中。这是一种由企业与学校签订人才培养协议，双方共同培养“适销对路”员工的产学研结合教育模式。

3.“X+Y”模式――共建实验（实习）基地。前X年在学校组织教学，以完成理论教学为主，辅之以实验、实训等实践性教学环节，后Y年在企业进行，以顶岗实习为主，参加企业各项活动，结合生产实际选择毕业设计课题，并在学校、企业指导教师的共同指导下完成毕业设计。

4.共建研发机构模式。考虑与企业或科研机构共建研发设计机构，企业或科研机构提出命题，教师和学生提供科技服务，对企业及企业所在的整个产业或科研机构的重大管理难题、关键技术，实现技术合作与科技创新。

这四种产学研结合教育模式各有特色，但也存在一些共性问题，已影响到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一是不能与本地经济与区域产业特点结合，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许多地方高校在办学中无法与本地经济联系起来，不能清楚地认识到本区域产业的特点，无法准确地辨别区域发展优势，学校的科研成果不能为当地经济社会服务，人才培养不能为本地社会经济发展服务{1}。二是不能与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结合，产学研人才培养运行模式缺乏针对性{2}。三是产学研合作的各方不能主动与当地产业融合，不能及时调整专业结构和进行教学改革，也就无从“互利互补，协调发展”{3}。

二、基于区域文化视角的湖南地方本科院校产学研合作管理机制研究

在一体化思路下湖南地方高校产学研合作的运行机制是什么？机制是以一定的运作方式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使它们协调运行而发挥作用的。可见，高校产学研合作的运行机制就是指相关管理主体面对各类产学研合作情况时，所采取的一系列必要措施和各类控制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各个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产学研结合的管理机制本质上是管理系统的内在联系、功能及运行原理，是决定管理功效的核心问题。目前，产学研各方的管理机制仍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良好且健全的管理机制是产学研结合顺利实施和稳健发展的有力保障，地方本科院校产学研合作管理工作机制与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联系。{4}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建立管理机制。一是成立政府人文社科产学研合作管理工作小组。区域文化的发展为地方普通高校产学研合作运行机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并对地方普通高校产学研合作的模式选择、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产生显明的制约作用。二是成立政府产业专家委员会，保障产学研结合的产业发展上的实施效果，加强对产学研结合运行过程的宏观管理和组织协调。在大数据时代，地方本科院校为网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当前，在网络经济快速发展和计算机网络技术日益更新的过程中，为保障产业技术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光靠企业、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力量是不够的，需借助相关领域的专家来把握产学研结合的技术方向，对产学研组织开发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产品进行严格把关。

1.基于区域经济的地方产学研合作模式。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地方高效产学研合作在具备与企业合作培养经济管理人才并提供经营管理专家咨询的同时，还具备通过与地方政府共建“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区域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旅游规划研究基地”，研究机构对区域经发展状况研究来为地方政府调控提供科学依据与政策建议，{5}这样合作模式最典型的是成立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从表1来看，目前湖南23所新建本所院校共有23.5个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占全省总基地数（87个）的16.4%，其中经济类7个，说明新建地方高校学研合作规模越来越大。不过至今为止，湖南工程学院、湘南学院、长沙医学院、湖南工学院、长沙师范学院、湖南医药学院、湖南信息学院、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湖南应用技术学院等9所本科院校还没有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基于区域文化地方产学研合作模式。从文化视角来看，地方普通本科院校产学研合作不仅肩负培养文化人才等基本任务，同时还需要研究区域文化的历史、现状、保护、传承并发展区域文化，产学研合作模式具体表现为“区域文化研究中心”、建设“特色文化文献资料库”等等{6}。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湖南普通高等院校始终将“引领地方文化发展”为己任，重视地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创新。湖湘文化始终是湖南院校发展传承的重点内容。在各院校办学的过程中，湖湘文化的内涵始终贯穿于其中。普通高等院校在与企业合作的过程中，通过为企业建立相应的平台，促使企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形成企业文化，并随之发展起来。从表1看，目前湖南23所新建本所院校共有23.5个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其中文化类占16.5个，是经济类的两倍强，这对促使文化发展、传承与保护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三、完善湖南地方普通高校产学研合作管理机制的建议

1.坚持政府主导，深化“官产学研联合”的合作模式。地方本科院校要面向地方办学，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以满足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主线来确定办学目标，深化“官产学研联合”的合作模式是必然选择。地方院校只有抓住地方优势，才能快速提升办学水平。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人文特色和经济特点，地方院校所处的地区和城市独特的文化资源及产业优势，是学校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7}因此，引导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三方力量之间开展深度合作，需要政府部门制定产学研结合发展规划，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新模式。湖南工学院为培养所需的人才，学校以董事会为平台，形成了“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先后与共创集团、江头生态农庄、香港皇朝、泛华集团等知名企业，共同实施“卓越金融师教育培养计划”、“实践教学计划”、“企业员工继续教育计划”，共建“大学生综合实践教育基地”、“人力资源培训基地”，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搭建了广阔的发展舞台。{8}

2.对接区域产业集群，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工商管理专业建设必须整合以专业建设为核心的资源，从整体上提升地方院校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水平和能力，从而形成实践教学优势、师资队伍优势，实现资源共享，这是地方高校成功转型的重中之重。湖南工学院紧紧围绕衡阳六大主导产业（现代装备制造、盐卤化工和精细化工、矿产品开发和加工、新型能源、食品和医药加工、现代物流）和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医药产业、物联网产业、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环保产业），通过新建、调整、改造、拓展等措施，努力打造具有明显产业背景和一定优势的工商管理专业群，与地方和企业合作建设科技创新或实验教学基地，改善了学校的教育教学条件，也拓展了学生实习实训的范围，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3.组建区域文化研究中心，突出区域特色服务文化创新。文化传承与创新是大学的重要使命。地方高校作为地方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地方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在引领地方文化的发展方面，肩负着神圣而崇高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地方高校在转型升级的道路上要充分发挥人才和技术优势，围绕地域文化特点，加强区域文化研究，实现对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增强高等教育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7}衡阳师范学院依托深厚的人文学科优势继承和发扬传统优秀文化，建立湖南人居环境学研究基地和船山学研究基地文化研究院，“古村古镇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协同创新中心”被认定为湖南省首批协同创新中心（即“2011计划”）。

4.主动深入企业，加快成果转化利用。学校积极鼓励教师开展科技创新。2007年以来，湖南工学院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学校与省内外30余家工商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涉及产业发展规划、企业文化策划、生态农庄设计、生态环保、电子信息、经济管理、旅游规划等领域，产生经济效益超过1亿元，学校工商管理专业与企业、地方共开展科研合作项目100余项，来自企业的横向课题经费占到了全部科研经费的70%左右。

[基金：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省级重点资助课题《STS视角下湖南地方本科院校产学研合作模式、动力要素、运行机制及其实现路径研究》（编号：XJK014AGD007）、湖南省职业教育教改课题《地方高职院校工商管理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及运行机制研究与实践》（ZJB2013062）]

注释：

{1}张霞.地方高校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探究――以吉首大学工商管理国家特色专业建设为例[J].高教论坛，2014（8）：60-64

{2}戚志林.地方高校产学研合作的地方特色略论[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0）：153-155

{3}王全.地方高校推进产学研合作教育必须构建“三位一体”的运行机制[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2（9）：147-149

{4}王鹏杰.论我国产学研结合机制的建构[J].学习论坛，2015（4）：54-58

{5}韩作振，韩汝军，刘桂仁.山东科技大学：促进产学研合作，走服务地方与科技创新和谐发展之路[J].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2011.04：24

{6}孟令择.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体制分析――以河北省为例[J].教育探索，2010，5（4）：61

{7}王清义.高校应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转型[J].政策探索，2015.3下：13-15

{8}云谱萱，刘胜，肖中云，刘金春.八载砥砺铸辉煌，创新发展育英才――湖南工学院升本改革创新发展纪实[N].中国教育报，2015.6.17：4版

参考文献：

[1]彭林军.地方高校产学研合作模式研究[J].大连大学学报，2009（3）：25-29

[2]王飞绒.地方高校产学研合作模式及运行机制研究――以绍兴文理学院为例[D].浙江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3]杨琼.地方高校产学研合作机制研究[J].重庆与世界，2012（9）：50-53

[4]刘叶，邓成超.构建地方高校产学研合作长效机制――以重庆理工大学为例[J].中国高校科技，2012（）-02：50

[5]邵鹏.中外高校产学研合作模式比较研究[D].东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6]周衡志，六扬，王章忠，陶郁峻，巴志新.基于长效机制的政产学研合作平台构建与实践[J].中国冶金教育，2015（1）：73-75

[7]汤姿.高等学校在文化创意旅游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研究.教育教学论坛，2015（14）：210-211

[8]王伟.安徽省高校产学研合作模式探析[J].技术与创新管理，2010（3）：293-295

（作者单位：1.湖南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衡阳421002;2.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商学院湖南长沙410004;3.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湖南衡阳421009）

文化经济学研究篇2

>>黑龙江省经济发展问题研究黑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研究低碳经济与黑龙江省经济发展机遇循环经济视角下黑龙江省经济发展路径分析黑龙江省房地产经济发展战略刍议促进黑龙江省经济发展对策研究2000年以来黑龙江省森工城市经济发展差异研究论文化经济发展及其对黑龙江省的重要启示金融支持黑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分析黑龙江省各市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分析黑龙江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存在的“四化”问题浅析黑龙江省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黑龙江省宏观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黑龙江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对策研究黑龙江省绿色经济发展评价研究黑龙江省对国外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借鉴市场主导流通牵动加快黑龙江省的经济发展黑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路径研究黑龙江省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黑龙江省农业低碳经济发展研究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2012-11-17.

[2]张旭东，宋丽丽.对黑龙江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J].学术交流，2007.

[3]刘明宇，郝大江.“十二五”黑龙江省地域文化发展对策研究[J].商业经济，2013.

[4]徐仁立.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考[J].探讨与研究，2012.

文化经济学研究篇3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学科架构；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7月26日

一、民族经济学发展历史

20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确立，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事业服务为主要任务，在1979年施正一教授首次提出了建立民族经济学这一分支学科；20世纪八十年代为民族经济学初创期，这段时期研究主题主要是民族地区如何发展；20世纪九十年代为民族经济学的徘徊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学者也对民族经济学开始了经济学的探索；21世纪开始为民族经济学的困惑期，民族经济学由于理论多年还处在探索阶段，逐渐被主流经济学边缘化。

二、民族经济学当前困境

（一）学科困境。在民族经济学内部“自娱自乐”，无论是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还是学术论文与学术专著，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但问题是其学科属性是法学还是经济学不清晰，研究方法有的研究以数理研究为主，属于经济学方法加“民族地区”数据，有的研究以演绎法为主，只是停留在我国民族经济理论关系及概况介绍上，由此出现了官方不认可，主流经济学界也不承认的学科困境。

（二）研究内容问题。1、在研究过程中，存在“民族经济学”、“民族地区经济学”、“少数民族经济学”多个学科名称；2、研究民族地区经济时，如果进行一般性的区域经济研究，就会丧失了其“民族性”特征；3、由于少数民族人口只占“民族地区”一部分，对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状况还没有专门的统计，研究时无法完全拆开，可在实际中又会出现民族经济发展与少数民族经济“分离”，地区的发展往往不等于民族的发展，民族经济关系到我国政治的稳定，必须重视所存在的不平衡发展问题。

三、民族经济学宏微观层次

（一）民族经济学的宏观层次。民族经济的宏观层次这里指的是世界民族经济，有人质疑为什么要研究世界民族经济，笔者认为世界民族经济的研究，绝不是以前那种对世界各地区民族经济的简单介绍，而是需借鉴发展经济学中的要素分析法，对一些有影响力的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如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大和民族等和一些世界主要民族如阿拉伯民族、犹太民族等，分别从资本、劳动力、技术、资源、制度等方面进行要素分析，从各民族的民族基因中抽象出先进的民族文化因素，从而找出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经济发达的主要原因，并在宏观上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发展提出指导性意见，这种方法也避免了和以民族学研究方法为主的经济人类学的冲突，体现了民族经济学的经济学本质。

（二）民族经济学的微观层次。民族经济学的微观层次这里指的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根据龙远蔚的观点，从县域层面开始，少数民族经济就与县域经济分离了，县域经济通常表现为多个民族共同活动的结果而并非单一少数民族，因此民族自治地方的县级政府制定政策时，就会出现“一刀切”，发展中忽视少数民族的利益。笔者认为，对少数民族经济应做以下分类：对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参与的经济称为民族地区经济；对没有少数民族参与的经济称为民族区域经济；对有少数民族参与的经济称为少数民族经济；少数民族经济相对国家层面的民族经济是一个不完整的经济系统，但从微观层次来讲，研究重点可以放在最能体现少数民族的民族性的少数民族特色经济上，从传统的少数民族特色农业、畜牧业到现代的民族餐饮业、民族手工制造业、民族歌舞演出业等等都可以进行个案分析，由此避免经济发展中的同质化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同化”趋势。

四、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

（一）民族学方法。对民族地区进行民族学分析时，一定要体现其“民族性”，把注意力盯在少数民族文化上，因为少数民族文化最能反映各少数民族的特点，文化这种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既有促进作用，又有阻碍作用，在研究民族地区时经济学有许多解释不了的现象，恰恰可以运用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通过具体的乡村或社区调查，以剖析案例的方式反映一定社区的文化现象，以“以小见大”的方式深层次地揭示民族经济的运行规律或状态。新形势下的民族学个案研究重点：一是特色民族企业和产业的调研；二是单一民族的经济发展研究。

（二）经济学方法

1、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少数民族经济。其中借鉴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对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特有经济现象进行个案分析，另外也要注重从非正式制度经济角度分析各民族所特有的价值信念、风俗习惯、文化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

2、借鉴法经济学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我国出台了相应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运用法经济学正是运用有关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去研究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是如何规定民族地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问题的。

3、借鉴发展经济学分析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大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而发展经济学是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经济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少数民族无疑受到经济总量发展的“涓滴效应”影响，不同程度上都有发展，但与我国主流经济还是出现了一定的脱节，在未来发展中需要借助发展经济学理论寻找民族地区优劣势，寻求突破。

4、借鉴区域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分析少数民族经济。少数民族地区作为我国的一部分，其发展必须运用区域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合理的布局与规划，与全国发展协调配合。还要运用产业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发展、产业布局和产业政策等。

五、民族经济研究重点

在我国，少数民族经济一直处于非主流经济的地位，尤其对于部分保持着传统农业、畜牧经济结构或以手工业为主的少数民族更是如此。从中国少数民族的微观层次而言，如何为民族地区探寻最佳发展道路与开发方式是重中之重。笔者认为，一是资源富集民族地区的资源分配问题；二是土地富集民族地区的大农业发展问题；三是文化富集民族地区的特色手工制造业与旅游服务业发展问题，都是值得研究发展之路。而对于世界民族经济的宏观层次而言，我国的研究才刚刚开始，由于条件限制，至今成果很少，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科研条件的改善，相信这方面的研究会取得相应进展。

主要参考文献：

文化经济学研究篇4

一、中国的法律经济学的研究现状

在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搜集整理及综合分析之后，笔者发现，目前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现代法律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引进、相关理论的介绍评析、应用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解释我国现实中的法律问题以及对一些经典作家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及分析方法的阐释等几个方面。

1.代表性法律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引进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已有一部分代表性的法律经济学经典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如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及《正义/司法的经济学》、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的《法和经济学》、罗宾・保罗・麦乐怡的《法与经济学》等。以上著作的引入，一方面为我们全面理解诸如什么是法律经济学、西方学者是如何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法律制度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帮助，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学者进行法律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学术向导和理论指南。同时，这样一个翻译运动也恰恰说明我国国内对这一理论的内在需求。

2.对法律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评析及应用

与翻译运动并行的是中国学者对西方法与经济学理论的介绍、借鉴、评析。尽管对西方“法和经济学”理论的介绍、借鉴、移植最终不能代替对中国大陆“法和经济学”理论的建构，但这些研究毕竟为我们了解法律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和条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思想渊源、分析方法、基本内容、基本特征等提供了方便，而且其中也有一些不乏理论价值。

3.对斯密、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关于法律的经济分析的研究

比较而言，国内对斯密、马克思、康芒斯等经典作家是如何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这一问题研究不是很多。在法律经济学发展历史上，斯密、马克思、康芒斯等先驱们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他们究竟是如何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跟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新”法律经济学比较而言，他们各自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又有何异同？他们彼此之间的经济分析法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传承关系吗？如果有，这些关系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等等。有关这些问题，国内学者研究得比较少。

二、中国的法律经济学的研究现状分析

1.从国内法律经济学的论文来看，理论性的文章居多，真正提出有建设性的、能够为实务人士所用的论文较少。

据对我国法律经济学界已经出版的文献所做的不完全统计：（1）就学术著作而言：中国大陆已出版的法律经济学译著和专著，由法理学专业人士翻译和编写的论述法律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法理学著作有25部，而由部门法专业人士翻译和编写的论述法律经济学实务应用的部门法著作是8部。（2）就学术论文而言：据对中国学术期刊网1994-2005年（搜索的关键词或篇名是法律经济学；搜索的栏目是法律政治类）论文统计，关于法律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论文有265篇，关于部门法的法律经济学研究论文有63篇。可见以实务研究为基本特征的部门法的法律经济学研究，远远滞后于以理论研究为基本特征的法理学的法律经济学研究。

2.我国法律经济学实务性研究成果稀缺。

在中国，法律经济学至今仍主要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法律经济学实务性研究成果稀缺。虽然有所谓法律经济学应用的法院案例，但充其量是一种法律经济学的事后注释。两相比较，我国实务界对法律经济学的“忽视”既是我国法律经济学发展不成熟的表现，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法律经济学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包括理论和实务的深入研究。

3.我国的法律经济学研究缺乏“实务应用”的独立呼声。

相对于国外法律经济学在实务中的广泛应用，我国的法律经济学研究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其“实务应用”的独立呼声，即使与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法律经济学研究相比，也落后甚多。就以关于法律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文章来讲，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学者已经开始经常就一个具体的法律制度展开详尽的法经济学分析，而大陆学者往往甚少。

三、中国法律经济学实务研究缺失的原因

1.从法律经济学知识供给的角度来看

（1）注释法学传统的影响。一方面，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整个法学研究和教育而言，其前20年大致可以看作是树立法学知识专业化形象的时代。出于对之前政法不分状况的担忧，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法律教学与研究，大多数法律教学与研究都主张法学存在其自身的专业性，特别是部门法的研究更是强调部门法学自身的法言法语。这种实务教学与法言法语也与借鉴日本、德国、台湾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法言法语著述的法律传统原因有关。因此，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颠覆法学自足性，试图用另外一种学科的语言来取代法学语言的学术尝试，虽然其在法理学界作为一种思潮和方法尚可以被容忍，但要将其引入部门法实务问题的研究，对于那些掌握部门法理论和实践话语权且热衷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特别是对于仅有法学专业知识而基本不具备其他社会科学知识的资深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教授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社会盛行“潜规则”和法律实务中对成文法律的“变通适用”，但是在法学研究中，因为受注释法学传统束缚，国内法学界更加注重法律条文的文字和规范解释，而忽视法外之法（如各种法律的“潜规则”）的研究，而且这种注释法学传统又从所谓“司法独立”、“法官非行政化”的现代法治理念中找到了依据。于是，侧重法律条文以外因素研究的法律经济学研究，被视为一种与实务关系不大的法理学研究，其虽然有学术价值，但不能直接解决实务问题。而且，受注释法学传统的影响所导致的一种学术研究思维惯性，使得我国对国外法律经济学论文和书籍的介绍中，往往是侧重规范性、理论建构的文献，对于从实务角度出发的、不那么“诱人”的文献则介绍不多。

（2）法律经济学研究自身在实务应用上也存在不小的困难需要加以克服。抛开规范意义上的正当性问题不论，法律经济学在具体实务研究时也存在“操作化”困境。特别是不少主流法律经济学论文（主要由具有经济学教育和学术背景的学者撰写）过于看重理论化的经济学模型，过于重视经济学自身的逻辑性，在对法律现实的提炼上走得有些过头，显得过于理论化和模型化。而一门学科如果过于理论化，人们就会只是就其他理论家提出的问题展开研究，而不是试图为理解真实世界而提出的疑问提供解答。另外，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形式化和数学化的风气常常也不当地影响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导致不少法律经济学研究在“符合科学性要求”的同时，却“偏离了所要分析的基本目标，无助于对法律制度进行精确解释，其结果无非是将语言的模糊（传统法学最为人诟病的地方），转换成了数学公式中的‘变量’。”（参见郭振杰、刘洪波:《经济分析法学方法论的贡献及局限》，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3期。）当然，更为具体现实的一个原因是，绝大多数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法律专业教育背景，是他们运用经济学的一个知识和语境障碍。虽然越来越多的民商事审判需要法官掌握愈来愈多的经济学专业知识，但一个流行的观点是，专家型法官不等于专家，所以解决实践中有关经济专业问题所需的经济学专业知识，主要应依靠经济学专家，而不应依靠掌握法学专业知识的法官，否则民商事审判就成为“经济学研讨会”了。

再从我国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路径来看。虽然国外的法律经济学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基本定型，但我国的法学界在当时除了有一些很简略的介绍之外，如郭振杰、刘洪波:《经济分析法学方法论的贡献及局限》。法律经济学的介绍与推广主要由经济学家来完成，而法学界在法律经济学问题上至少在90年代中期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由此，可以想象的是，以经济学家的立场出发，他们对法律经济学的介绍所戴的经济学“眼镜”必然不会有太多的“法言法语”，关注的问题自然也是经济学味道很重，缺乏法学语境，难以得到法学界的回应。而我国的法律经济学发展也因此形成了一定的路径依赖，由于语言的限制，我国的法律经济学研究在近10年不得不大量依靠经济学家选择、翻译和介绍的国外文献，不能从法学家的视角去选取自己需要的资料，从而也就导致了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中“重经济学理论，轻法律实务研究”的特点。

2.从法律经济学知识的实务需求的角度来看

法律经济学知识在实务界的主要“消费群体”是立法者、执法者与司法机构。但是，在我国，这三者对法律经济学知识的需求都不太旺盛，所以，对法律经济学知识的实务需求不足也是我国法律经济学缺少实务研究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就立法而言，我国的立法机构还远没有实现专业化，立法过程还不够透明，立法机构进行立法通常是闭门造车，加之我国在法治建设初级阶段的立法也是更多“借鉴”而少原创性思考，这样，作为对法律条文背后人们行为更加深入思考的法律经济学知识对于立法过程来说自然就可有可无。

文化经济学研究篇5

二十世纪即将过去，新世纪即将来临，在这个时候，对基本上与二十世纪同行的中国经济史学进行回顾和展望，即使不是绝对必要，也是十分应时的。

二十世纪以前中国不是没有经济史学，相反，自司马迁作《史记平准书》、班固作《汉书食货志》，历代关于经济史的记述可以说是延绵不断，源远流长的。但它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封建的正统史观，所记述的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此种反映的自觉性，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不是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可称为传统经济史学。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而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出现相对晩后。20世纪初，梁启超大倡“史学革命”，社会经济进入史家的视野。梁氏本人也尝试用西方的经济理论来研究分析中国历史上某些经济思想和经济现象，可以视作中国经济史学的滥觞。以后又陆续出现用新的理论、新的体裁编写的财政史、田赋史、田制史、盐务史、商业史等方面的论著和经济资料的汇编。可见，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历史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才出现的。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中国经济史学经历了三次高潮。

第一个高潮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至三十年代中期。

它的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但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且它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引导人们去关注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的历史。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国农村性质的大论战和作为其延伸的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则直接促成了我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当时中国经济史研究非常活跃。以郭沫若、李达、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首先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剖析当代社会经济性质及其演变，论证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的普适性，这些研究不但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而且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于193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在这个刊物的背后活跃着一个学术群体——由吴晗、汤象龙、梁方仲等学者組成的“史学研究会”。他们有比较进步的史观，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实证研究，不少人成为后来经济史研究的台柱。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了《食货》半月刊，是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它联系了不少学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对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次高潮中，包括社会经济形态在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本身成为研究对象，人们用近代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作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出版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其研究的广度和深都是过去的“食货”式的记述所不可比拟的。因此，它标志着独立的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正式形成。

1937年7月爆发的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经济史学蓬勃发展的势头受到了压抑。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困难的条件下，史学工作者和经济史研究者仍然继续中国经济史研究，并把它推向深入，取得不少成果。尤其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经济史研究获得了重要发展。

第二个高潮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经济史学以至整个中国史学影响最为深远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它大大地推动了经济史研究的发展。由于马克思主义重视经济基础的作用，经济史研究第一次被纳入史学的主流之中（在解放前，中国经济史虽然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但在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代表的史学主流中并不占什么地位）。在政府的倡导下，中国近代经济史开始了从系统收集整理资料着手的学科基本建设。1953年，由中央政府组织成立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决定，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严中平牵头，编辑出版一套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书；至1966年前，已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和工业、农业、手工业、外贸、铁路、外债、公债等专题资料。1960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同志“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指示，组织以许涤新、吴承明为首的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专家，从编辑《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着手，进行该项工作。这些扎实的资料工作不但极大地推动了有关专题研究，而且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骨干。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这一时期中国近代经济史探讨的主要课题。与近代经济史相比，中国古代经济史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处在分散作战和和进行某些专题研究的阶段上；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有关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重大问题（如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等）的讨论。通过这些讨论，加深了人们对各代经济发展情况的了解，发掘和积累了有关经济史的资料，培养和锻炼了经济史研究的骨干，推动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导致明清经济史研究的长足发展，改变了解放前古代经济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唐宋以前的局面。

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过程中存在贴标签式的教条主义倾向，往往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和公式化。而政治上的“左”倾路线加剧了这种倾向，在学术领域形成许多人为的“禁区”，并终于导致“文革”时期万马齐瘖的局面。“文革”中断了中国经济史学的正常发展，但一些学者仍在困难条件下坚持研究，潛积力量。

第三个高潮是“文革”结束至今。

“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迎来了又一个更大的高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研究队伍的扩大、阵地的增加和有关论著的大量涌现。文革以后，经济史被视为新时期历史学的突破口。“六五”“七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均把有关经济史的课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人们研究经济史的积极性勃发出来了，许多原来从事其他领域研究（例如从事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学者转到了经济史领域上来，“文革”中遭到破坏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机构和队伍在新时期迅速恢复和发展。在空前扩大的经济史研究队伍中，有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即从事研究工作的老年、中年学者，他们在新时期焕发了学术青春，在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材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新时期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以后培养的一批博士、硕士，八十年代后期以后也迅速成长为具有新的知识结构和开拓精神的、生气勃勃的研究骨干，现在他们已经挑起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大梁。随着研究的开展，研究人员迫切要求加强交流和协作，各地（如东北、广东）纷纷成立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团体，全国性的中国经济史学会（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于1986年正式成立。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主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分别于1982年和1986年创刋。新时期研究成果十分丰硕。迄今中国经济史学绝大多数成果出自文革后的二十年，尤其是最近的十年。1988年齐鲁书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经济史组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著目录》，收录了1900—1984年上半年包括大陆和港台的中国经济史论著近二万种，数量以文革后出版者为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编的1986—1995年中国经济史专著和论文索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年联合增刊），仅大陆的论著亦近二万种。这表明1986年以来发表的中国经济史论著，其数量约略相当以至超过前此85年有关论著的总和。在这些论著中，不乏有创意、有深度的里程碑式的成果。例如，早在文革以前即组织众多专家着手编撰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严中平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许涤新、吴承明主编）在八十年代先后出版；八十年代中期组织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的成果，亦以《中国经济通史》名义分卷出版，最近已经出齐。

二是经济史研究的资料基础更为广阔和雄厚。“文革”以前的经济史资料工作基本上是近代一枝独秀，新时期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继续发展，古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和发掘利用有了较大的进步，现代经济史也开始了系统整理资料的工作。这一时期整理出版了大批经济史的文献档案资料，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将清朝大内档案中的粮价资料录入电脑，建成有关资料的数据库；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等单位还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的大规模整理出版工程。丰富多彩、层出不穷的考古材料（包括出土实物和文字材料，如农作物、工具、城址、甲骨文、金文、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史研究，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不断刷新、匡正或深化人们的认识，使研究增添了的活力和动力。现代仍然存在于民间和现实生活中的丰富而生动的资料，如民间文书、族谱、碑刻和社会调查、习俗调查、民族调查等，越来越引起经济史研究者的重视和利用。徽州文书的整理出版取得可喜的成绩，二十年代开始的保定、无锡农村的长期跟踪调查继续进行。上海、苏州、佛山、北京等地有关经济史的碑刻资料亦已整理出版。满铁资料极其丰富，向为研究者所重视，最近已有单位着手满铁资料的系统摸底、编目和重点整理出版，它将为研究者提供利用的方便，从而大大推动包括经济史在内的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五十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大规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有关资料，在新时期全面整理出版，为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各地政府、各经济部门广泛开展方志和专业史志的编纂，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随着研究思路和领域的拓展，气象、水文、地理变迁等资料也可以入史。

三是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和理论方法的多元化趋向。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经济史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前教条主义的束缚，突破了种种禁区，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改革开放后国际学术交往日益频繁，新理论、新方法得以不断引进，出现了大陆与海外的学术研究相互激荡的新局面，使得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思想空前活跃，新思路、新见解层出不穷，在探求中国经济史自身特点和规律方面迈出了坚定的步伐。与此相联系的是在理论方法方面突破了单一的模式，进行广泛的探索，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向，并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术风格和流派。有的学者提倡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史，强调计量研究和经济分析，力图使中国经济史学更加精密化。另一些学者注重把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强调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实行社会史与经济史的结合。此外，许多学者分别把历史地理学、环境生态学、历史人口学、考古学、民族学等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一股多学科交叉融汇及其理论方法相互渗透的潮流。亦分亦合，并行不悖，百花齐放，生动活泼。许多经济史研究者巳不满足于笼统的定性叙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总是尽可能作些量化分析，并出现一批计算历代亩产、劳动生产率、商品流通量和物价变迁趋势的论著，这也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大进步。

四是研究领域拓展和研究重点的转移。文革前中国经济史研究偏重生产关系，偏重汉族和发达地区，不大注意生产力、流通、消费等领域以及少数民族和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区；从时代讲，独立的经济史研究以近代基础较好，古代经济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一般史的研究，围绕着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展开，现代经济史则基本上没有起步。这种情况，文革后有了很大的改变。建国以来受到人们关注的重大课题的研究继续深入，又围绕现实生活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问题开拓了新领域，形成了新热点，如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等问题先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的特点及其现代化道路作全面的再认识。在研究和讨论中，人们逐渐把研究的重点从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转移到经济发展和与现代化建设有关的问题上来。人们破除了过去经济史只着重研究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老套，生产力的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视；流通也渐成热门，单一的生产决定论受到质疑，一些学者认为流通或市场需求也是经济的发展动力之一；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涵盖了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诸环节。部门经济史和区域经济史的勃兴引人注目。专题史、民族史的研究均已展开。在近代经济史研究继续发展的同时，独立的古代经济史研究得到加强，现代经济史学科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断代的、跨代的、贯通古今和中外对比的研究都在进行。可以说，中国经济史学进入了一个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它起步较晚，系统的研究大概始于八十年代中期，但由于离现实很近，与现实经济建设关系密切，为各方面所重视，故发展很快，成为中国经济史学中的独立新学科和新的研究热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为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研究已从初期的经验总结和政策阐释，发展到对经济运行及其机制的探讨，并积极引入现代经济学理论、包括西方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进行中外比较研究，视野因而更加开阔。现代经济史研究的又一特点是积极吸收现实经济研究和经济理论研究的成果，相互挹注。从阶段史方面看，前一阶段研究较多的是建国后的前七年，近年已把研究重点转到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

这一时期经济史研究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浮燥空气和失范行为：急功近利、重量轻质、粗制滥造，以致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等。这时期出版的学术论著中，低水平重复的占了相当的比重。近年这些问题引起学界的普遍重视，情况已经有所好转。另外，这一时期前后也有所不同。经济史研究的黄金时代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但九十年代初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史论著数量减少，一些经济史研究者的兴趣向社会史和文化史方面转移。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浮燥空气的发展有关（经济史研究首先要花大力气收集整理分散在各种典籍和考古文物中的资料，是件苦差事），也和社会需求的某种变化有关（如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大量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加强社会史对有关问题的研究），尤其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在当代受到挑战有关。

二

回顾中国经济史学一个世纪以来发展的历史，我们从中获得什么启示，应该如何把握经济史学科的走向呢？以下简单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1、研究重心的转移和研究领域的调整

从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历史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马克思主义学者，或者是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都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方面。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时的中国处于社会革命和剧烈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之中，与此关系密切的问题理所当然地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而在近二十年，研究重点逐步向经济发展，向与经济建设和现代化有关问题的转移。这和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是密切相关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不但在大陆，而且在台港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两者大体同步，而台湾要比大陆还要早些。因此，这应该视为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实，在革命胜利以后经济史研究就应该自觉地逐步实现这种转变；它实际上因为长时期的“左”的干扰而被耽搁了。但这种转变毕竟是不可阻挡的。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这种趋势将会更加明显。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现代化是当今中国的时代主题，因此，在相当长时期内“传统经济与现代化”将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中心课题。

中国经济史学科，不但要有它的主体，而且要有它的两翼。中国传统经济是一个多元交汇的体系，它主要由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组成，同时也包含了海洋文化的成分，农耕文化在其中占居主导地位。但我们以前偏重对汉族和发达地区的农耕文化的研究，忽视对以游牧文化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经济和海洋文化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无疑应以农耕经济的研究为主体，但还要有少数民族经济史和海洋经济文化史的研究为两翼，否则难以全面反映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全貌。前些年，厦门大学的杨国桢先生提出要建立海洋社会经济史学科，并指导研究生分工进行有关专题的研究，最近已经出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在海峡的对岸，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也每隔两年组织一次海洋发展史的研讨会，出版相应的论文集。可见，海洋史的研究已经引起海峽两岸学者的重视，并取得重要成果。相比之下，虽然也有学者呼吁加强少数民族经济史的研究，但它始终仍处于分散零星研究的状态，没有整合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史分支学科。现在中央已经作出加快中西部开发的决策，加强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显得越来越迫切了。

2、研究视野中的“分”与“合”，“断”与“通”

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史学存在着两种并行不悖的倾向——“分”的倾向和“合”的倾向。所谓“分”，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理论方法的多元化；二是指学科的细分，最明显的表现是区域史、部门史和专题史研究的兴起，不再笼统地以整个中国或整个经济为研究对象。所谓“合”，也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不同学科、不同学派理论方法的相互渗透；二是指全方位、长时段综合考察的研究视角。不是把经济因素孤立起来研究，而是从经济与社会、文化、自然的相互关联中去研究它的发展；不是把中国经济史孤立起来研究，而是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去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时把某一时段孤立起来研究，而是瞻前顾后，同时考察它的“来龙”与“去脉”。以上这些趋向在新的世纪仍然会继续下去。但尤其值得注意和强调的是综合和贯通的研究。

为什么要强调综合和贯通的研究？理由很简单，因为历史是人的活动，而人是离不开社会和自然的；历史是个整体，历史是条长河，人们为了研究的方便，从中抽出一小段、一小块来研究，这是必要的，但不要忘记，这只是历史整体和长河中的一部分。过去范文澜对写通史提出“直通”、“旁通”和“会通”的要求。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写通史，但我们应该要求研究每一个问题都有“通”的眼界，“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经济史研究需要而且必须从具体问题入手，但研究者要有大眼光。有了“通”和“合”的眼光，“分”才不会成为“瞎子模象”式的研究。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发展”和“现代化”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偏重于物质层面，偏重于产量的提高。但人类在物质文明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经济与环境、资源、人口、社会等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在这种情况下，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我们的研究应该适应这种变化，注意研究中的综合与贯通，也就是逐步回到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研究理路上来。

3、经济与历史，实证与理论

文化经济学研究篇6

【关键词】经济人类学；中国；展望

【作者】赵巧艳，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管理系副教授、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0级博士生。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057-009

引言

经济人类学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如今已经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1941年赫斯科维茨（Herakovits）最先提出了经济人类学的概念，并于1948年出版了专著《经济人类学》（EconomicAnthropology）。卡尔・波拉尼的两篇论文――《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和《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的发表所引发的“形式――实体”论战使得经济人类学上升为一个学界关注的研究领域。1981年美国经济人类学学会（SocietyforEconomicAnthropology，SEA）的建立则正式标志着人类学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诞生。可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进展一直缺乏关注，直到1982年，蔡振扬翻译了达尔顿和盖克的《经济人类学的展望》一文，经济人类学的概念才正式进入中国学术研究的视野。2001年和2002年陈庆德和施琳相继出版了《经济人类学》两本专著，标志着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的到来，这一点也可以从图1看出（图中的论文来源为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检索条件是以“经济人类学”为标题进行精确匹配）。此后，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度，在研究的理论探索和案例调查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且如今正处于第二个研究高潮的快速上升阶段（图1）。然而迄今为止，尽管国内学界对国外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理论介绍，可是关于国内的研究进展却没有一个系统的总结和概括，从而无法在对比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学科研究前沿以及国内外研究的差异。鉴于此，本文尝试对国内经济人类学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和分类概括，并结合国际上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前沿，剖析国内外研究之间的差异，展望国内研究未来的努力方向。

一、经济人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如果把用人类学方法剖析经济问题全部纳入经济人类学研究范畴的话，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无疑开创了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之先河。但结合经济人类学定义与内涵的演进历程分析，施正一先生的《民族经济学导论》和《民族经济学教程》似乎才算真正意义上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人类学在国内的人类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在新出版的人类学教科书中，经济人类学都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庄孔韶的《人类学通论》（2003）、朱炳祥的《社会人类学》（2004）、孙秋云的《文化人类学教程》（2004）、田兆元的《文化人类学教程》（2006），周大鸣的《人类学导论》（2007）等，在章节安排上都将经济人类学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介绍。经济人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相关著作出版与学科定位、国外著述翻译与理论引介。

（一）相关著作出版与学科定位

一门学科的理论集大成之标志离不开专著的出版，中国经济人类学的蓬勃发展也同样以21世纪初期两本最重要的专著为标志和载体。2001年和2002年，陈庆德和施琳相继出版了《经济人类学》专著，极大地推动了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力扩散，而且在后者的专著出版之初，杜倩萍对该书做了简评，发表于民族学权威刊物《民族研究》上。同时，两本专著的出版也标志着以云南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为首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团队的确立，两所大学培养了一大批经济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人员，奠定了经济人类学的学科定位，使得经济人类学越来越为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认识和认可。其他的一些研究机构也开始将经济人类学作为其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考察，中国台湾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也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机构和研究人员的体系，如“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黄应贵、陈文德和新竹清华大学马腾岳先生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黄应贵先生不仅在台湾讲授经’济人类学的课程，而且也在大陆做过多场学术讲座，并在其著作《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中安排两章（第九和第十章）的篇幅专门探讨经济人类学议题。

（二）国外著述翻译与理论引介

学科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国际前沿研究的成果翻译和理论引介，随着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理论的引入和扩散，翻译国外经济人类学的著述和介绍国外的一些相关理论也成为推动理论传播的一种重要前提和手段。著述翻译方面，以王名等人翻译粟本慎一郎的《经济人类学》影响较大，也是迄今国内最为全面介绍国外经济人类学理论的译著。其他的译著散见于一些期刊上，如何培忠所译高野平次耶的《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尼》、王庆仁翻译哈罗德・施奈德的《经济发展与人类学》、胡琰翻译斯图尔特・普拉特纳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地方性艺术市场――经济人类学个案研究》等。而且很多是对经济人类学这一学科的通俗介绍，如田广翻译小艾伦德的《经济人类学》、韦兰春翻译西摩-史密斯的《经济人类学》、姚继德和杜杉杉翻译格雷戈里的《礼物与商品》等。也有个别针对特定研究的翻译，如黄娟和胡琰翻译朱迪思・马蒂的《工业化初期墨西哥地方市政府决策之经济人类学研究》。随着翻译作品的增多，也出现了一些评论性的文章，如李亚娟和戴庆中对粟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的评介。

国内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引介方面要较论著翻译做得好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施琳和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施琳从本世纪伊始就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论文，重点介绍了美国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源起、理论演进和研究发展，如《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历史理论源流》、《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诞生与早期发展》、《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与“实在”之争》、《新形式主义经济人类学探索――斯图尔特・普莱特纳经济人类学学术思想剖析》、《建立广义的实在主义经济人类学――乔治・多尔顿经济人类学学术思想研究》、《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民族经济学之比较》、《经济人类学理论前沿综论》等。陈庆德阐明了经济人类学实体论派的代表人物和理论队伍、马克思理论在经济人类学中的拓展、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发展、理论分析模式的演化特征、形式分析在经济人类学场域中的运用与演化等。其他一些学者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引介方面也做出了贡献，如郑海燕简要回顾了国外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情况，并从研究领域的扩大、理论的综合作用、研究方法的灵活多样性以及应用性的增强几方面介绍了经济人类学的发展趋势；王祖望探讨了经济人类学与波拉尼学派的关系；王燕祥对经济人类学的定义与演化做了介绍，并简要分析了经济人类学和民族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李富强对经济人类学的发展、理论、特点与功用进行了简要评述；许婧介绍了西方经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并对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演进进行了阶段划分。

二、针对中国情境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进展

经济人类学是一门“情境性”很强的学科。中国民族种类繁多、民族文化历史悠久，而且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性也非常显著，具有天然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资源禀赋，而且也需要借助经济人类学的理论阐释许多社会问题并提供问题解决的理论参考借鉴，于是国内开展了大量针对中国情境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社会交换、劳动力要素、民族经济发展、其他问题等四个方面展开。

（一）社会交换

交换一直是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关注的核心主题，因此社会交换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经济人类学的焦点研究领域。陈庆德和潘春梅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和民族社会在交换模式上的差异，认为不同的交换模式与具体的历史阶段、社会结构或文化背景关联为一体，从而为经济人类学与历史学、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一个拓展研究视域的基点；马冬梅和梁勇通过对一个村落的经济人类学个案考察，论证了“乜贴”的流动具有类似于经济人类学中礼物的流动特点；郑宇和谭本玲分析了箐口村丧礼中的经济消耗、丧礼礼物的赠予和分配等过程后证实，哈尼族丧礼的根本要义，就在于通过经济的消耗，来实现当地基于亲属与非亲属区分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再生产；¨钊朱健刚和羡晓曼则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冀南乡村的物物交换现象。

（二）劳动力要素

从经济人类学视角剖析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劳动力要素也是国内经济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其中以马炜和麻勇恒的研究较为典型。马炜认为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本问题的本质是在一定的生活方式中存在的人，因其所拥有的知识能够在这一特定的文化中被资本化运用而使这些知识成为了资本，从而使自身成为了人力资本的拥有者，表明人力资本是一个需要放置在民族文化中才能理解的问题；麻勇恒指出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导致山地农耕生产、家庭养殖所需劳力难以保证，从而间接地撕裂了养殖与山地农耕生产的逻辑耦合，联动地产生了粮食生产下降、养殖业萎缩、粮肉价格普遍上涨，以及土壤结构畸变、农村社区文化生态失衡等非预期后果。

（三）民族经济发展

经济人类学是探讨与日常生活和生计直接相关的人性问题部分规律的学科，而生计又是经济人类学的核心研究对象――落后地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涵，因此，关注民族经济发展也自然成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也比较丰富。魏乐平通过对云南省德钦县茨中村生计模式的研究，证明生计是人类与自然交换能量，维持与社会变迁同步的生存手段，生计是人类适应环境结果，也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张晓萍分析旅游活动中的文化商品化问题，指出旅游活动中的“舞台真实”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对传统文化的神圣仪式等必将产生消解作用，但也带来了文化创新和整合的机会；马岚从StephenGudeman经济人类学视角分析民族旅游问题，并借鉴该书中的两个案例为民族旅游发展提供新的思路；迟骏剖析了屯堡文化发展的经济效用极大化走向，指出理想的方向是文化的主体与旅游公司的一体化；罗康隆和曾宪军指出在民族经济活动中，经济是与其他种种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来的，要准确地评估不同类型和不同样式的各民族的经济生活的利弊得失就必须综合、系统分析；黄海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对贵州民族地区的开发问题进行了反思。

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影响是经济人类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一趋势也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陈庆德从宏观层面探讨了经济人类学的生态分析模式；而王俊敏则倾向于微观的考察，从生态――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来考量鄂伦春族经济类型、生产关系的变迁及其效应问题，描述了鄂伦春族从游居到定居、从散居到聚居、再到城镇化的演变过程，重新审视鄂伦春族的狩猎经济，探讨鄂伦春族的经济发展问题。房艳丽和刘文江从人文的角度分别就人口素质、资源的流动以及市场经济基本面的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在目前西部经济发展中需要关注的三个问题。2011年在云南大学举行的“经济人类学与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一些国外学者（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StephaneGros和波兰波兹南经济大学KatarzynaNawrot）也对中国民族经济问题表现出浓厚的研究热情，与会的台湾学者陈文德和马腾岳，大陆学者徐黎丽、高志英、郑宇通、吕俊彪、李忠斌和张英也分别从民族经济的发展道路、经济关系与民族关系、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结构发展、民族旅游开发和旅游城镇化道路选择等角度展现了民族经济研究中经济人类学的重要意义。

（四）其他问题

21世纪初，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延伸到了诸如现代化、精神分析和民族品牌等方面，经济人类学的这一转变同样受到国内研究的关注。陈庆德无疑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引导者和实践者，他从经济人类学的分析框架出发，反思了现代化进程的得与失、精神分析方法在经济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商品价值的文化内涵、货币的符号涵义、农业社会和农民经济的发展演变等多个范畴。其他研究也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迎合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导向变革，如冶荣夏通过伊佳企业个案对撒拉族民族品牌的民族志式研究、付广华和李叶青关于中国古代朝贡关系对经济人类学独特价值的探讨、钱国芳对民族品牌与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之间关系的剖析、谭宏对中华传统品牌的经济人类学解读、孙信茹对广告的经济人类学分析、叶辉以华江瑶族毛竹资源开发为个案对资源开发如何嵌合在社会制度中的探讨、杜成材对潘寨与黄岗两寨传统制度与乡村管理的透视、叶建芳以三宝坪“瑶族状元村”为个案对民族教育问题的考察等。

三、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未来展望

与相关学科相比，经济人类学是一门年轻有朝气的学科，它应该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中成长为一门极具发展潜力的分支学科。虽然经济人类学进入中国学术研究视野的时间不长，可是它已经深深扎根中国学术研究的沃土里，并且开花结果，在理论深化和实践应用上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也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研究人员，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体系，在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和情境化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可是就世界范围内的趋势而言，经济人类学，甚至其母体学科――人类学都面临诸多挑战。过去30年以来，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已经出现了去核心化趋势，如今国外许多大学甚至都没有将经济人类学、亲属制度和生态人类学列入教学大纲。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仍然处于一个不够成熟的阶段，研究的焦点基本上还没有超越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理论的原创贡献更是缺乏，在国际上也尚未形成与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条件和资源相匹配的学术地位。实现中国经济人类学的繁荣有待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努力。

（一）研究视域的拓展

如今，经济人类学已经成为一门研究广义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与动因的学问，它的理论方法是多元的、开放的，经济人类学进一步发展的生命力，在于永不封闭自己的研究领域，永不拒绝新的理论工具和方法的运用。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视域主要涵盖相对狭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原始经济范畴，而且这种观点一直在延续。StephenGudeman把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界定在生产、交换、交换圈、市场和消费等领域；SusanaNarotzk同样认为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包括生产、分配、消费和社会再生产，然而他的这一观点却受到PaulDurrenberger的严厉批评。跳出狭义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视域，在更广阔、更具现实意义的范围内解释社会实践并提供理论借鉴是当代经济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2000年的经济人类学大会首次围绕“性别问题”展开讨论；2001～2004年，SEA又先后召开了主题为劳动力、贵重物品、商品、财富与金钱、人口流动与经济，以及“快餐与慢餐：食物与食物体系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学术会议；2007年召开的澳大利亚人类学年会也重点讨论了“当代人类学的经济议题”，而且探讨的主题也不仅仅局限在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经济史等传统议题上，相当一部分论文涉及到特殊类型的供应和交易链范畴。

国外一些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探索，如Hart对非正式经济的经典研究在变革的今天依然具有很好的深入探索价值；Chabal&Daloz有争议的作品，《AfricaWorks：ThePoliticalInstrumentalizationofDisorder》也凸显了研究导向从对秩序社会的功能主义探索到对失序现象的实用主义探讨转变的必要性；TamaDianaWilson用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开创了边疆问题研究；JanetRoitman应用经济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了喀麦隆北部地区、尼日尼亚东北地区、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交界区域的非正式经济活动，认为这些违法的、阴暗的经济活动在日渐活跃，可是并不意味着这些活动都是无序的，它们同样有着自己的行动规律和准则，而且这些规律和准则都是嵌入在中部非洲社会内并且有着严密规定的行动逻辑。相对而言，国内对这一转变也表现出一定的关注，如施琳呼吁中国学者应加强关于经济人类学学科视角与方法论的探索，积极开展新型边疆民族志的调查研究；陈庆德虽然认同经济人类学有别于主流经济学经济的观点，但他也认为人类学研究可以拓展到历史、现实、生态等不同层面；许婧虽然认同交换、货币、消费和私有化一直是经济人类学研究主题的观点，可是她对经济人类学研究历程的分段也指出，1980年至今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类学，注重货币、市场与物的视野。但总体而言，国内的研究视域依然尚未在整体上超越传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二）研究层面的融合

关于经济人类学定义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对经济人类学研究适用层面的不同结论。赫兹克维茨认为美国经济人类学主要是“关于原始人的经济行为与经济生活”的一门学问，只是后来在许多有一定地位的人反对书中将他们与土著人相提并论的情况下才将《原始经济》第二版改名为《经济人类学》；《人类学词典》的解释是“经济人类学研究的重点包括在跨文化比较下的生产、分配、交换问题，对特殊经济体系的民族志记述，前资本主义或混合型经济体的构成，分析在小型社区或农民社区中的民族经济、多民族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冲突”。似乎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层面只适合微观层面特定群体的经济活动规律，然而《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中的同名条目的解释则称其为“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的经济生活、经济制度及其演化的文化人类学分支”，从而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视域和层面延伸到各种类型的社会制度和各个层面。比较来说，倡导在更加宏观层面开展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得到了更多支持。Prattis认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整合需要同时拒绝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研究局限，应该采取新的问题导向的方法开展研究；ImmanuelWallerstein提出人类学家不应立足于国家或地区这些较小的、不全面的分析单位，而应从整个世界体视域扩展应对来自宏观“世界视角”的挑战；形式主义流派的学者们主张系统地、全面地在经济人类学研究中引入成熟而规范的经济分析方法。

除了理论的争辩以外，国外已经在实践中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触角扩大至宏观层面。BenedicteBrgger以Wilk&Cliggett的三个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理性、社会和文化）为基础，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挪威国家创新体系（NIH）中的专业化交易问题。理查德・罗宾斯的《全球问题和资本主义文化》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审视了一系列重要的宏观问题，如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粮食问题、人口增长、消费、种族冲突以及不平等问题；Gregory在展望经济人类学的未来发展道路时指出，从次要观点视角探讨经济、亲属与生态相互之间关系的一般理论将依然被保留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框架内，可是经济人类学主要的理论范式必将在更加广泛的层面上反映历史变革背景下社会文化图景，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从交换到消费、再到分配、能动和金融化就体现了这样的演进逻辑；BillMaurer也从金融危机和债务、信用、投机、失衡本质的角度探讨了经济人类学当代的研究宗旨。国外的这种实践无论在理论还是应用上都是有意义的，就如ChrisHann的观点认为，经济人类学已经跳出了20世纪60年代关于全球政治经济和地方模式争论的局限，而是在一个大大超越波拉尼和赫斯科维茨时代的研究范畴内考察当代世界的热点议题，而且这种研究导向也极大地拉近了经济人类学与经济学研究之间的距离。陈庆德和郑宇也发出类似的感慨：传统的经济人类学分析视角，既限制了基于稀缺、最大化假设的模式应用的可能性，又把文化一历史的视野固着在顺应经济科学的范围中，无论是把经济的涵义限定在制度抑或物质的单一层面，都实在是太狭隘了。可是在具体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层面融合上目前国内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似乎缺乏开创性的尝试。

（三）研究范式的转变

伴随国外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层面从微观向中观和宏观的拓展，他们的研究范式也出现了相应的改变。尽管人类学家的主题是“微观的”而不是“宏观的”，他们聚焦的中心是原始资料的分析，而经济学家主要依赖于官方统计来满足其资料需要。可是在方法论上经济人类学并非孤立和特别，它吸纳了源于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交叉与混合的方法论特色。不仅如此，由于经济人类学对多元文化背景下复杂经济行为的深入探索，在研究方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进展，反过来对于人类学和经济学研究也有一定启发意义。伴随经济人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不断“接近”，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中应用经济学中普遍采用的实证和定量研究方法也正在成为一种趋势。由单个、局部的田野调查式研究向大范围、定量研究范式的转变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Prattis已经明确表明他对抛弃正统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上分裂做法的一种追求，他认为与传统经济人类学研究上对人与情境逻辑影响决策过程过度关注相比，将情境逻辑与生产理论联系起来，从而弥合微观宏观之间的鸿沟也许更有意义；BenedicteBrgger指出人类学家一直受到批评，因为他们出于良心的承诺使得事情变得混乱而不是为宏大理论做出贡献，而且为了改善到这一点，对宏大理论进行实证研究也许比理论本身更加重要；PeterEdwardParker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他指出虽然Wilk&Cliggett在书的结论部分描述了对人们决策进行实证调查的方法论，可是调查的目的应该是探求人们采取行动的理性最大化、社会或道德依据，因此理论争辩的焦点不仅仅是引导批判或发展理论，而是提供对相关事件研究的一个更为广泛的实证研究方法；Gregory通过对印度商人的研究提出了“家庭货币”的概念，又进一步指出，非制度的、类血缘关系的亲属结构分析元疑是理解这种新兴“转型家庭”的关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抛弃那些过时的陈旧思维模式，通过定量的实证研究进行验证。国内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范式和成果似乎还停留在学科的早期发展阶段，依靠范式转变推动学科跨越式发展的进展依然缓慢。

（四）研究学科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