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

【摘要】如何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思想遗产，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尤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在此问题上，我们必须相对区分“实然”与“应然”两种不同的向度，前者侧重于“学术的对象”，后者则侧重于“思想的事情”。从“应然”向度理解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意味着我们要自觉地反省黑格尔哲学中“死的东西”与“活的东西”，尤其要对黑格尔哲学所包含的“历史理性主义”与“总体主义”思维定势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具备与之告别的敏锐和勇气，而黑格尔哲学对现代社会本性、困境的深刻反省，对一切把知性规定终极化和绝对化的知性形而上学的深刻反省以及由此所蕴含的批判力量，则是我们应吸取的、具有深刻当代意义的重要思想资源。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黑格尔哲学中的“死东西”；黑格尔哲学有当代意义的思想资源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2－0001－07??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哲学发展趋势”（12AZD06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贺来，（长春130012）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在影响现当代中国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西方哲学家中，黑格尔无疑占据着极为独特的地位。如何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思想遗产，如何理解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本文将针对在此问题上有迫切意义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一探讨，以期推动对此问题的深入反思。

一、“实然”与“应然”：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两个向度

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思想关系这一重大课题，人们从各不相同的视角，已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与探讨。我们认为，在这种探讨中，必须区分两种不同向度。一是“实然向度”，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作为哲学史上已然存在的哲学思想体系，或者说，把它们视为两笔“已然存在”的思想遗产，对二者关系的探讨实际上就是对遗产之间“思想债务”关系的如实梳理和阐释。二是“应然向度”，它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当成两个“现成存在者”，而是以当代中国和人类生存状态和发展要求为坐标，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展为旨趣，对二者关系进行批判性的反省，从中吸取和提炼出对于当代人与哲学发展具有启示性和感召力的思想资源，其提问方式是：黑格尔哲学中具有创生力量和积极意义的思想资源究竟是什么？其需要反省乃至摒弃的独断和抽象的成分、因素和维度是什么？简言，它要从思想高度回答克罗齐曾提出过的那个著名问题：究竟什么是黑格尔哲学中的“死东西”与“活东西”？

区分上述“实然”与“应然”向度，具有重大的必要性。在现实的研究中，人们经常把这两个在理论旨趣与思想关怀上有重大不同的向度混淆起来，结果陷入了诸多并无实质意义的话语纠缠与争论，从而直接影响了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

从“实然”向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关系的探讨，是一种纯粹的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学理性”探讨。它要求研究者尽量摆脱个人的主观“偏见”，对学术史上的发生的“学术事件”进行“侦探”、“考古”、“比较”与“解析”，从而给人提供对“学术事件”的接近真相的呈现。人们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研究，已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较有代表性的有：第一，文本性研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的文献与黑格尔哲学文献的专门研究，以文本解读和分析为基础，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传承与流变关系；第二，比较性研究，通过对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重要的经典作家的比较研究，一是从整体上比较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同与学术渊源关系，二是对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进行分别比较，探讨黑格尔哲学在这些不同经典作家那里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并以此为根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复杂的学术与思想关系进行爬梳与清理；第三，问题性研究，即以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在具体理论问题上的学术传承与变革关系，这些问题较具代表性的，例如本体论、辩证法、历史观、形而上学、市民社会问题、国家观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专门研究，深入梳理这些问题上的“学术思想谱系”，揭示在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的继承与转化关系。

从“应然”向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关系的探讨，则是以一种哲学反省和批判的姿态和立场，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论性质与思想史地位、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演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黑格尔形象的是非功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变中接近黑格尔哲学的不同路径及其思想效应等等进行价值评估。与“实然”向度的研究不同，它并不刻意回避在面对此问题时的“价值立场”，而是把自觉地澄清自身“价值立场”作为研究的重要前提。它的着眼点不是还原和恢复思想史的原貌（它并不否定这样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只是关注点和着力点有所不同），而是要推动哲学观念的变革并通过哲学观念的变革推动人与社会的发展。因此，无论对于黑格尔哲学，还是对于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产生的影响等，都要求采取“吸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选择与反思态度。

区分“实然”与“应然”向度，并不意味着二者的截然对立。它所强调的是，二者注重的角度与侧面有所不同，如果说前者更多地注重“学术的对象”，那么后者更多关注的是“思想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没有“思想”，后者不讲“学术”。事实上，前者无论是文本研究、比较研究还是问题性研究，都体现了研究者的思想选择与判断，后者对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关系的反思与批判，也不是脱离学术研究的“主观臆断”，而必须以学术研究的成果作为重要参考与背景。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在致思取向和问题意识上的确有所分工和侧重。自觉到这一点，对于二者的健康良性发展，避免无意义的话语冲突与纠缠，是十分必要的。

一方面，它将避免从“实然”向度出发对“应然”向度研究的种种误解。众所周知，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就有学者提出“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的主张。在近几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这一主张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凸显出来，学者们围绕着究竟应“从康德走向马克思”还是应“从黑格尔走向马克思”进行了颇为热烈的讨论。从“实然”角度看，这种“要……不要……”的语式及思想方式无疑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康德与黑格尔都是哲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的伟大人物，怎么能“要一个，而不要另一个”呢？这岂不是对哲学思想史缺乏基本尊重吗？这岂不是“游谈无据”的“疏阔”之见吗？事实上，当学者们这样主张的时候，并非出于对哲学学术史的无知和不敬，而是因为其旨趣是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出发，尤其把这种现状置于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与发展要求这一特殊历史坐标和方位中，寻求推动当代哲学发展的思想力量，并努力通过这种思想力量推动当代中国人的自由与解放进程。正是基于这种立场，它要求以一种反思批判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来源以及这种来源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重新评估，并寻求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的思想资源。这种“要……不要……”的语式及思想方式体现了学者们的价值选择，体现了他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问题、困境和前景的体悟和判断。马克思曾说过：“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一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新游荡。”①从“应然”向度探讨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其深层旨趣在于理解、回应并推进当代的思想和现实任务，这构成了它解读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的“前理解”背景和根据。

与上述相辅相成的另一方面是，它也将避免从“应然”向度出发对“实然”向度研究的种种误解。缺乏对“应然”与“实然”这两个向度的自觉区分，很容易导致的一种偏见，就是认为“实然”向度的学术梳理与阐释缺乏思想高度与理论反省，失于“琐碎”与“平庸”。很显然，这种观点所体现的是“哲学家”的自负和傲慢。事实上，任何深入切实的学术思想史的爬梳、清理与阐释，都具有其独立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史意义。哲学思想家可以从其哲学立场出发“六经注我”，但不能因此而贬低和否定“我注六经”式研究的必要性。如能自觉澄清上述两个向度，就可以避免这种不合理的偏见，使得两个向度的探究与思考各得其所、各显其能，并相互补充与促进。

二、反思黑格尔哲学中的“死东西”

区分了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探讨中的“实然”与“应然”向度。必然会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以及当代中国人生存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对于黑格尔哲学中的什么因素，我们需要采取批判与反思的态度？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对此问题展开充分论述，而只是着重于提出问题，并就两个重要方面作一简要讨论。

第一个方面是黑格尔哲学中浓厚的历史理性主义倾向，由于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与传播所产生的极为深刻的影响，迫切需要我们进行批判性的反省。

众所周知，“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原则，他把“理性”视为世界历史的“主宰”，认为理性在历史中的显现过程，就是历史以必然性展开自身的过程，而“理性”在黑格尔哲学中是由“逻辑”所规定的，因此，历史的发展过程实质与逻辑的展开过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黑格尔虽然把“自由”视为自身哲学的基本精神，但同时又认为“自由”的根据存在于逻辑环节的必然性之中，“自由的主要本性，———其中包含绝对的必然性”②。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历史的进程就是按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必然性展开的过程。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这样说道：“自古到今努力的目标，也就是茫茫大地上千秋万岁一切牺牲的祭坛，只有这一个目的不断在实现和完成它自己：在终古不断的各种事态的变化中，它是唯一不变化的事态和渗透这些事态真实有效的原则。这个最后的目的，便是上帝对于世界的目的。”③黑格尔这种观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以这种观念为依据所形成的“群众、阶级、政党与领袖关系”学说，及关于“辩证法三大规律”在包括社会历史领域的整个客观世界的普适性（所谓“客观辩证法”）的观念等等，即是历史理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最具代表性的一些表现。对历史理性主义的反省，是二十世纪以来众多哲学思潮的一个重大主题，甚至可以说，对历史理性主义所包含的独断性与专制性的深刻批判和解构，是推动现当代哲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但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此显然缺乏深刻的自觉，除了极少数思想敏锐、视野开阔的思想者对此有较为系统的反思，很多人依然在自觉不自觉中依循历史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理解人、社会、历史以及哲学中相关的许多其它重要问题。

历史理性主义的最大缺陷在于它使个人沦为了历史实现自己意志和目的的手段。舍斯托夫曾指出，必然性“不听劝说”又“不可战胜”，面对“历史必然性”，人根本无法主动地支配，而只能被动的顺从，“对它便即只有服从，无论你是否对此感到屈辱还是痛苦；服从它并且从此放弃徒劳无益的斗争”①。更严重的是，由于人面对“必然性”时的无能为力，结果将为少数人以必然性为名剥夺个人自由提供合法性根据：既然必然性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个人究竟是得福还是受苦，都是没有历史意义的，至于有多少人被碾在历史车轮之下，是难得予以关心的。正如黑格尔所言：历史及其人的迈步前进的途中，“不免要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蹂躏好些东西”②。因此，历史理性主义根本上是一种与个人的自由相敌对的思维。个人自由的被遮蔽，同时必然意味着人真实的责任被卸除，这一点康德早已作过极为深刻的阐明：正是人的自由意志，才确立起对道德法则的敬重，并因此确立起人的尊严和人格，人也才能为自己的行为真正承担起责任，倘若失去了这种自由意志，按照自然领域的因果必然性规律来规范实践领域，那么，人也失去了承担责任的可能与必要。正如木偶或自动机是不可能“负责”的一样，失去了“自由”和“人格”的人也就完全失去了担当责任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自由”与“责任”的丧失，充分表明了历史理性主义与人的现实生命相敌对的性质。虽然历史理性主义在思想史和哲学史并非肇始于黑格尔，但不容置疑的是，黑格尔哲学把它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成为历史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重大的思想效应。正因为此，深入反省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理性主义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产生的思想与实践后果，成为我们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另一个需要予以批判性反省的是重要方面，是黑格尔哲学的总体主义思维方式以及由此禀赋的独断和专制的精神气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它同样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总体主义”是一种试图把一切异质性因素吸收和同化进一个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整体的思维方式。黑格尔以辩证法闻名于世，认为精神辩证法区别于知性形而上学的关键在于它超越了排斥个别性和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而以把握包含多样性与特殊性的“具体普遍性”为鹄的。然而，对“具体普遍性”的把握实质上比捕捉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整体具有更为宏大的“囊括一切”的野心，它要把一切异质性和特殊性“一网打尽”，使之消融和同化在“绝对”的“辩证运动”中，“绝对”之为“绝对”，就在于它能“和解”一切对立和矛盾并因此成为扬弃一切“对立面”的“无对”。黑格尔明确指出，辩证法的对象是“自由、精神与上帝”③，是“大全”，如“灵魂、世界、上帝，它们本身属于理性的理念，属于具体共相的思维范围的对象”④，对于这一无限的终极实在，传统知性形而上学试图“以抽象的有限的知性规定去把握理性的对象，并将抽象的同一性认作最高原则”⑤，最终陷入了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独断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黑格尔试图通过赋予“理性”以无条件的能动性与自由性，来超越和否定“有限知性规定”，以通达“无限”的“绝对”和“大全”。理性既包含知性，同时又超越知性，既包括有限，同时又超越有限，因而它是“有限”与“无限”的内在统一，各个环节的必然性与全体的自由性、有限的知性规定与无限的实体⑥的矛盾，在其中实现了辩证的和解。辩证法作为理性的自我意识，由此成为“关于理念或绝对的科学”。就此而言，黑格尔哲学以一种更宏大的气势重现了传统形而上学“以一驭万”的总体主义野心与抱负。

人们常迷恋黑格尔哲学这种“主宰一切”的总体主义野心和抱负，认为它正体现了哲学区别于其它学科的“崇高”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进中，这种迷恋进一步被推进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哲学教科书中，哲学被定义为关于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认为具体科学只把握“部分”、“局部”的真理，而哲学则能把握总体的、普遍的真理，这种哲学观即是这种总体主义野心和抱负最集中的表现。有人曾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功能概括“为宇宙立心”，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概括为“为生民立命”，把科学社会主义概括为“为万世开太平”，这可谓形象地表达了哲学的这种“总体主义”欲求。然而，哲学的这种“崇高”地位却是以自身的“唯我独尊”为前提的，必然导致对一切不能被“绝对”所同化的异质性“他者”的压制和排斥，这一点决定了“总体主义思维方式”难以避免地具有浓厚的专制与独断色彩。罗蒂曾十分中肯地指出：“这种认为所有各种东西总有一天会被看作是相互适合、能够结合成为一体的观念，是柏拉图留给正统的一神论神学的遗产。它就是海德格尔所谓‘本体论—神学传统’所具有的凭证”①。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家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与理论逻辑的同时，均集中把批判的目标对准了这种“总体主义”信念。这一点，只要看看阿多诺对“形而上学西洋镜”与“同一性逻辑”的捆绑性批判、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思想”与对“独白式”统一性思想批判的相互呼应、列维纳斯对传统形而上学“统一性”与“整体性”观念的反省与对“他者”的吁求，以及整个“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总体主义”的解构及对于“异质性”的辩护与捍卫等等，虽然思想迥异，但都共同地看到“总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内在缺陷并试图破除对“绝对统一性”观念的迷恋，为个人的自由选择，为宽容、民主的生活样式和人生态度开辟空间。应承认，现当代哲学对“总体主义”思维方式所具有的独断和专制性的批判，的确深刻地揭示了总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内在痼疾。我们应充分吸收其成果，对这一在我们哲学中根深蒂固的观念进行深入的反省。

黑格尔哲学的“历史理性主义”与“总体主义”倾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深刻而多方面的。除了上述所分析的，其它诸如绝对主义的真理观、一元主义的价值观、教条主义的世界观等等，都与之有着内在而深层的关联。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变革并以此推动思想解放与人的解放，我们必须具备对它进行批判反省并与之彻底告别的敏锐与勇气。

三、吸取黑格尔哲学中具有当代意义的思想资源

对黑格尔哲学中消极和独断因素的反省与批判，并不表明黑格尔哲学中没有值得吸取的思想成果。恰恰相反，对它进行反省和批判，是为了更好地看清黑格尔哲学中真正重要的思想珍宝。我们所强调的是，鉴于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演进中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我们需要剥离其独断与抽象因素，并以此为前提，重释和拯救黑格尔哲学富有当代意义的思想内容。黑格尔作为西方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其具有当代意义的哲学创见是十分丰富的，而其中有两方面尤其值得我们今天予以特殊关注。

首先是黑格尔哲学关于现代社会本性、困境与未来的深刻理解与思考，为人们认识当下中国、人类社会和人的生存状况，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思想资源，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语境中寻求和确立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发。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是最早自觉地以哲学的方式反思现代社会本性和命运的哲学家之一。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黑格尔是使现代脱离外在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黑格尔认为，哲学面临着这样一项使命，即从思维的角度把握其时代，对黑格尔而言，这个时代即是现代。黑格尔深信，不依赖现代的哲学概念，就根本无法得到哲学自身的概念。”②如何以一种哲学的方式理解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及其内在困境，构成了黑格尔哲学抽象思辨的外壳下现实的主题。黑格尔深刻地指出，“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③，并因此第一次明确地把“主体性”概括为“现代的原则”①。毫无疑问，“主体性”原则的确立，是现代性的最为重大的成就。然而，在人们对现代性的价值欢欣鼓舞之时，黑格尔却敏锐地洞察到了它的片面性，认为它代表的是一种有限的“知性”原则，这必然使得“主体性”原则表现为一种“对象性的逻辑”，并因此表现为一种控制性、征服性的“暴力”，从而导致人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分裂和“伦理总体性”的瓦解。黑格尔对此的深刻分析集中体现在他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上。后世学者如卢卡奇已经指出，德国古典哲学里积极的和天才的特征是与它在思想上反映了这个时期的伟大世界事件密切结合着的。而对于黑格尔来说，他与其它同时代人的一个重大不同在于，他“不仅在德国人中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持有最高和最正确的见解，而且他同时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曾认真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问题；他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曾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②。而且，这种倾向不仅表现在明确地直接地讨论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论著中，更重要的是，它“毋宁决定着他的哲学体系的整个构造并且构成他的辩证法的特性和伟大。他的哲学，他的辩证法，所以比他的同辈优越，其中的一个重要根源就在这里”③。正是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分析，黑格尔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内在分裂和矛盾，也正基于这种分析，黑格尔把“调和四分五裂的时代”作为自己哲学的使命，他要用“理性”代替“知性”，“理性”的任务就是“扬弃分裂”与“实现和解”，既保留“主体性”原则所带来的个人解放的积极成果，同时又克服由此所带来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分裂和“伦理总体性”的瓦解，从而实现这相互对立又相互矛盾的“两个强有力的渴望”的内在统一。在黑格尔看来，作为这种理性力量的最现实的表现就是“国家”。按照这种思路，黑格尔提出了其影响深远的国家哲学理论，提供了一整套解决现代性困境的现代政治构架的独创性思路。

黑格尔关于现代社会的思考，深刻展示了现代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充满了思想的张力与创见。二十世纪以来人们深入思考的诸多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诸如个人自由、个人权力与平等、社会正义、社群和伦理共同体等，尤其是关于市民社会、国家以及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等问题，均无法绕开黑格尔，均需到其宏伟的哲学体系中寻求原创性的思想资源。事实上，在马克思哲学诞生过程中，带有转折性的思想事件就是他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尤其是对其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理论的批判及由此形成的基本观点，构成了马克思理解现代社会的重要出发点。可以说，黑格尔对于现代社会及其命运的深刻思考，是他留给当代人最值得关注和重视、也是其最具有当代意义的思想财富之一。对此，哈贝马斯的评价是中肯的：“黑格尔不是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他的理论第一次用概念把现代性，时间意识和合理性之间的格局突显出来。”④

如前所指出的，黑格尔哲学关于现代社会本性、困境与未来的深刻反思是与其全部哲学，尤其是与其辩证法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对试图把知性规定终极化和绝对化的知性形而上学的深刻反省以及由此所蕴含的批判力量，是黑格尔哲学中另一具有当代意义的重要内容。

知性形而上学的根本特点在于把有限的、孤立的思维规定视为终极真理，它“以抽象的有限的知性规定去把握理性的对象，并将抽象的同一性认作最高原则”⑤，在它看来，抽象的、孤立的概念本身即自足完备，可以用来表达真理而有效准。这种形而上学“大都以为只须用一些名词概念（谓词），便可得到关于绝对的知识，它既没有考察知性概念的真正内容和价值，也没有考察纯用名词（谓词），去说明绝对的形式是否妥当”⑥。结果，这种形而上学必然会陷入“独断论”，“因为按照有限规定的本性，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必须于两个相反的论断之中……肯定其一为真，而另一为错”⑦，它“坚执片面的知性规定，而排斥其反面。独断论坚执着严格的非此即彼的方式……独断论坚执各分离的规定，当作固定的真理”①。黑格尔辩证法的重大旨趣在于揭示一切自诩达到“终极真理”的知性思维规定的有限性，充分自觉到一切知性思维的规定都包含着无法被自身同化和吸收的“他者”，因而必然陷入“自相矛盾”，一切知性思维规定都必须否定和超越自身，向“他者”转化。在此意义上，辩证法是对“终极真理”、“最终状态”、“完美结局”等一切幻象的驳斥与解构。在这点上恩格斯是正确的：“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终结；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②

黑格尔辩证法的这种批判精神，与上述他对现代性的质疑是相辅相成的。当现代性把“个人主体性”及其“自由”视为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终极原则”时，辩证思维洞察到了其根本性的限度和矛盾，同时深入到社会历史现实的内在运动中，反省并揭示了这一限度和矛盾的深刻内涵，并寻求超越这一历史限度，克服这一矛盾的转化与跃迁路径。可以说，黑格尔之所以成为“质疑现代性的第一位哲学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坚持自觉的辩证思维，这赋予了他别人所不具备的批判眼光与批判力量。

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始终是与前述总体主义和历史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内在纠缠在一起的，这一点决定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向度最终难以避免地向同一性、肯定性和总体性原则屈服因而无法贯彻到底③。马克思充分肯定黑格尔哲学“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④，但由于黑格尔与传统形而上学所分享的共同理论前提，导致辩证法的批判精神在黑格尔那里呈现为“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最终导向了“虚假的实证主义或他那只是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⑤。清除黑格尔哲学的“神秘因素”，拯救作为辩证法本质的“批判和革命本性”，是马克思辩证法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也因此成为理解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关系的根本切入点。但剥离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外壳，我们必须承认，它对知性形而上学的批判以及因此所蕴含的批判力量，对于我们今天理解现代社会、反省哲学的存在方式、寻求哲学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点等仍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大思想资源。

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篇2

一、怀疑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存在性问题即已凸出。1982年佟德富等发表《谈谈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一文，即明确强调在开展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两年多来碰到的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其中首要的即是中国少数民族有无哲学思想的问题，因为有些人“抱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在以后的研究中，这一问题被逐渐深化，依次形成了几个紧密相关的问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有无的问题;如果中国少数民族有哲学，在什么形式下有的问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与少数民族其他文化形式有何关系;如何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有何价值……正是这些问题的展开，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认识。到新世纪初起之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存在问题即已由价值判断转化为事实判断，即转化为对少数民族哲学研究范式选择的合理性问题。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有无的问题，有全面否定论和部分否定论两个层次。前者强调中国少数民族都没有哲学，后者强调只有先进民族有哲学。在中国哲学界，这一问题最先发生在蒙古族哲学研究中，因为在中国首先倡议蒙古哲学史研究并列入整个学术规划的是内蒙古哲学界，因而蒙古族有没有哲学和哲学史即首先被学界怀疑13146，并有种种议论|312。后来在各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都曾先后发生过这一问题，如有学者认为朝鲜族没有或少有专门哲学著作而强调其不可能有或少有哲学思想141;新疆少数民族即使有哲学史也不过是与宗教掺合在一起的、毫无价值的大杂烩，在哲学史方面很难开口15;土家族哲学研究则被直接否定166;其他各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也都差不多遇到过这一问题，以致于有的就加以存而不论，如佟德富等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概论》[71中即没有讨论这一问题;黄庆印在《壮族哲学社会思想》中也是直接肯定壮族有自己的哲学思想1817笔者在《土家族口承文化哲学研究》等书中也没有讨论这一问题。其他如《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肯定中国少数民族同汉族一样有反映本民族特点的哲学思想或哲学思想萌芽，并且是中国哲学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持肯定论者居多，有学者甚至认为，否认中国少数民族有哲学是一种主观偏见，而且积习太深，特别顽固，因此更需要解放思想。研究结果表明，各国民族也都有自己的哲学史，一些学者之所以强调只西方有哲学史而东方没有哲学史，正在于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西欧各民族的哲学创造物有不少本是起源于东方各国各民族的哲学1111；那些强调只先进民族有哲学而后进民族没有哲学，如说蒙古人在“精神智力方面没有发展，没有独立思维能力”“单纯地追求宗教思维”“对哲学稍微有些爱好”等等，可是事实也证明蒙古族有自己丰富的哲学思想。据笔者手头所掌握的现有研究资料，白族、苗族、纳西族、朝鲜族、回族、彝族、土家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满族等民族都已写出了自己民族的独立哲学史，有的民族还形成了自己的多部哲学思想史著作，强力地证明了中国各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哲学思想。总之，中国少数民族有无哲学的问题长期以各种形式存在于哲学界，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界。

综观产生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原因，避开某些文化中心论因素的影响外，有三个因素起着关键作用:一是西方哲学重点关注问题及相应思维方式的影响，二是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惯性，三是客观上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缺乏研究。1141

二、归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类型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存在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问题，一是有无哲学的问题;二是中国少数民族有什么哲学?即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特殊类型问题。从本质上说，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类型，也就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与一般哲学，其中特别是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目前有代表性的学说主要有代表说或融合说、多元一体说、汉族哲学说等三种类型。

一是接受汉族哲学说。这是在蒙古族哲学、朝鲜族哲学、土家族哲学等研究中都曾遇到的问题，表现为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即使有哲学思想，也是从汉族那里接受过来的，实际上就是汉族的哲学思想。

二是中国哲学融合说或代表说。已故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集》序中以肯定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民族共同的创造成果为前提，强调中国哲学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认识史，因而现在的中国哲学本身即包括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在内，即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已融入中国哲学中，讲中国哲学即亦代表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虽然他强调“少数民族的哲学应当成为中华民族的哲学的组成部分，但他同时也强调“汉族是许多兄弟民族长期融合的结果，历史上并不存在‘纯汉族’。中国哲学史上的优秀哲学家、思想家，不应当只看作汉族的，他们也属于所有兄弟民族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这一思想的更高认知，是人类思想代表说，即强调“每个具体的哲学家虽然属于一定的民族，但我们研究哲学史，却不应把他看做仅仅属于某一民族的哲学家，同时也要看到它代表着全人类的先进思想。

三是中国哲学多元一体说。伍雄武先生以中国民族关系、中华民族结构（格局堤多元一体的实际为出发点，同样强调中国各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的多元一体关系，强调我们既应分民族地深入研究各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又应开展各民族思想关系史的研究，“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171这一说法的基点是承认各民族有自己的独立的哲学，如佟德富、金京振等。

笔者认为，哲学史研究，同时也就是哲学研究，它必须如黑格尔所说，“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哲学本身的研究，不会是别的。也就是说，研究者必须有自己的哲学观渗透进自己的哲学史研究中。因此，希望人们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定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是困难的。但是，从中华民族的哲学关系而论，应特别强调的是两个基本关系：一方面是随着“用夷变夷”的进程，中国诸少数民族在逐渐融入“汉族”过程中，也的确把自己的哲学带进了“汉族”，成为“汉族”哲学的一部分，以致于不能说出这些哲学的少数民族特性，如土家族先民范长生、鹖冠子，回族学者李贽等即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哲学中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汉族哲学，而是以“汉”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哲学，即少数民族融入以后的哲学已不再是“少数民族哲学”而是“中国哲学”。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各少数民族一般都有数千年以上的“土著生活”即使是那些“用夷变夏”的汉人进入了少数民族地区，也仍然成为该少数民族哲学的传承者，并带入相应的“汉族”哲学，从这个尺度认定，则我们所说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其中显然也有“汉族”哲学的因素，但其主体却仍然是少数民族的，因而可以用“前中国哲学”来称呼。总之，在“华夷之辩”的框架下，“夷”变而为“华”则是“中国哲学”;相反也可能有“华”变而为“夷”的情况，如不少原来的汉族融入少数民族的情况。这样，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即发生了“中国哲学的多民族背景”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前中国哲学背景”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即可解决“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显然，据此而论，融入说、汉族说都是片面的，而多元一体说似又过于笼统。因为这一问题的本来意义即是“华夷之变视阈的中国哲学”问题，这一问题所要解决的有三个基本方面:华夷之变——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尺度，这里要解决“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的问题；中国哲学的多民族文化渊源，这里要解决的是目前“中国哲学”中的多民族文化根基问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对象、性质等一般问题，这里要解决的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独特性问题。

三、思考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形式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形式，实质上解决的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在什么形式下存在的问题，笔者此前曾概括为范式说与文化内部构成说两个方面，并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要素论证说。根据近年的研究进展，实质上可以概括为四类解决方案，即范式说、阶段说、层次说、广狭义说等。

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何以可能”问题成为人们自觉的关注对象后，解决这个问题即产生了改变范式的理路，如“中学西范”等。从本质上说，范式说是根据不同哲学观来评定中国少数民族是否有哲学的问题。黑格尔曾说过：“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与别的科学比较起来，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对于它的本质，对于它应该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任务，有许多大不相同的看法。据此，笔者在《20世纪土家族哲学社会思想史》中曾专门讨论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并区别了“不同哲学观对哲学合法性的讨论”。而传统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实可概括为三类范式:一类是传统教科书范式，坚定地承认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哲学并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理解模式和概念框架分析问题，笔者也曾有过这种尝试。这种范式还包括从教科书的哲学定义出发否认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哲学，从而放弃在哲学意义上探究民族文化。一类是生存论范式，即把哲学理解为“以某种文化样式对关于自身存在的这种自我意识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有人的存在，就会有某种形态的哲学存在。所以，少数民族哲学即“是存在于少数民族各种文化样式或'文本’形式之中，以少数民族哲学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各种独特方式……为中介，所反映出来的他们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以及他们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思索和'觉解’。三类是思想权力说。宝贵贞即强调“哲学是一个民族思想的权力”。他以哲学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精华为前提，阐明特定时代、特定民族所特有的哲学思想。

在范式说之外，较普遍的申论形式是用“哲学”的层次关系求得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其中有两层次说者主张中国少数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创造的丰富多样的物质文明和灿烂的精神文明，其中的核心即是各民族鼓舞自己的精神力量和维系群体的精神纽带，这种核心凝聚为观念、结晶为理论、升华为体系即是哲学，而其中有的虽未成体系却深涵哲理，则可称为哲学思想122、有三层次说者如刘蔚华先生主张哲学观念、哲学思想、哲学是各少数民族哲学的基本层次，有的处于观念层次，有观念而系统者是哲学思想，从理论上回答哲学终极问题者是哲学。在三层次说中，伍雄武先生则以哲学、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三层次来加以阐明。124笔者也同样讲哲学的三个层次，但却是基于哲学问题来认定的，即哲学之思本身就具有层次性，第一层面的问题即哲学本体论问题、哲学认识论问题;第二个层面即历史观和文化观上的问题;第三个层面即政治哲学层面。不能用没有一个层面的问题来否认其他层面的哲学存在性。有四层次说者主张依据哲学产生、发展条件的完备程度及哲学本身发展的水平而划分为“哲学观念一哲学思想一哲学理论一哲学体系”。肖万源也强调以层次性方法分析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以免误认少数民族无哲学，并可实事求是地研究、评估少数民族哲学。

与层次说同时运用的是广义狭义说，如一些学者从古今中外哲学史的比较中，特别是从哲学思想资料来源的分析中，首先把“哲学”分为理论哲学、应用哲学、宗教哲学、民间哲学等，并据此强调理论哲学史是狭义哲学史，其他几种形式的属广义哲学史，而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则可归入广义哲学中。这样既解决了少数民族有无哲学的问题，又衡定了少数民族哲学的发展水平。与此说相应，笔者则以哲学理论的阐明有理论阐释和理论运用两种形式、哲学在存在形式上可分为学术的和日常的两部分来立论，强调不能用一种存在形式否认其他存在形式。

与上述论说方式相异，还有一种哲学发展的社会阶段说，即夏里甫罕阿布达里在《从诗歌民族向哲学民族转变》|26]中认为，从社会文化发展程度这一视角来看，诗歌民族大多处在传统社会、传统文化发展阶段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文化阶段，与哲学民族比较，显然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我国各民族都还处于诗歌民族阶段。准确地说，处于从诗歌民族向哲学民族转型的漫长而复杂的阶段。据此而言，整个中华民族都应该是还没有哲学的民族，是非哲学民族。与此相对，张天鹏在《从求善向求真的转变一兼评<从诗歌民族向哲学民族转变>》中则又提出了另一种横向划分：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从求善向求真的转变，而不是从诗歌民族向哲学民族的转变。其中“求善”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宗旨，而“求真”是西方传统哲学的最高宗旨。

关于上述的范式说，笔者曾强调，范式说本身并不能说错，但对范式的选择性却有合理性的问题。因为我们谁都有接受或信仰某种哲学范式的权力，并且也能据此体现哲学史研究就是哲学研究的真实意义。而上述层次说与广义狭义说的共同特征则是着眼于从文化的内部结构来分析，其中后者则更强调从哲学的结构来分析。严格说来，这是一种文化哲学的分析范式，仍然可以归入哲学范式说中，如蔡茂生在《民族文化建设的哲学审视一“文化哲学与民族文化建设”研讨会纪要》等中，实际上即提出了“文化哲学”的存在形式问题等。至于发展阶段说，可以认为是基于民族思维发展水平的论证，从理论上说，还是一个哲学观的问题，即是否坚持或承认所有民族都有哲学的问题。当然，上述分析也并不是探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形式的全部方面。不过，所有这些努力都告诉我们的是:无论是范式说还是层次说，也无论是广狭义说还是社会阶段说等，都在执着于探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而关键在于找到一种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恰当存在形式的分析路径。

四、确认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根据

确认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根据，首先即是一个哲学观的问题。故早在1982年佟德富先生即强调“少数民族有无哲学思想的争论，实质上是如何理解或看待哲学的问题，它也涉及到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等问题”1112他由此强调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一般规律的自觉、完整、系统、严密的观点，即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这一思想在他与金京振共同撰写的《应当重视朝鲜族哲学及社会思想研究》中也得到了体现。141但是，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哲学观而各自提出了不少的确认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的根据，如佟德富等提出了条件成熟说、存在形式说、社会贡献说、相互影响说;伍雄武先生则强调了实践论证、文化核心论证、哲学事实论证;笔者则提出了客观依据、理论依据、现实依据、构成根据等论说121。综合诸家所论，以下论证可以说是比较被接受的。

实践论证说认为: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也不论其历史长短，只要它战斗过、拼搏过，它就一定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之精华一哲学思想。有学者还直接与人们的生活实践相联系提出论证，强调“哲学不是神秘的'玄哲’，哪里有社会生活、有生产、有社会意识，哪里就有哲学。

文化核心论证说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多方面的、丰富多彩的，这些众多的方面又总是由某些深层的、普遍的、核心的观念把它们贯穿和联系起来，整合、建构成为有机的文化整体。“这种贯穿各种文化形式中的深层、普遍、核心的思想观念，就是哲学思想和哲学观念。“哲学观念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互不相同，但是，贯穿着深层的哲学观念，这一点是各民族都相同的。如在维吾尔族高度繁荣、发达的音乐、歌舞之中“应有深层的哲学观念”;古代傣族有繁荣、发达的叙事长诗，“其中自有某种深层的观念”;藏族的佛教、维吾尔族和回族的伊斯兰教或傣族的佛教“和哲学的密切关系”也是十分明白的事实12213。总之，我们“要从文化中来发掘、认识和评价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

哲学事实论证说认为:经过各民族学者、专家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所取得的一大批引人注目的成果已让世人能够看到“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有悠久的历史”，“少数民族哲学史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12214至于各少数民族，如蒙古族有无哲学史的问题，就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只要

拿出实际的研究成果用事实来说话即可。

哲学产生条件论证说认为:各民族能够形成哲学的基本条件是已进入阶级社会、有了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有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及一定发展程度的科学文化知识等。这一思想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然是被学界坚持。其他如有学者分析蒙古族有没有哲学思想问题时即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哲学思想产生条件的分析，基本内容与上述略同。

发展水平说认为:不能因历史上的哲学原始和朴素而否认哲学思想的存在，如对古希腊哲学苛求，对少数民族哲学也不能苛求。也就是说，不能把哲学发展的水平作为否定哲学存在的理由。

存在形式说认为:科学文化与理论思维较发达的民族能产生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不能由此判断其他民族不可能有或者很少有什么哲学思想。这实质上是阐明哲学思想的载体问题，笔者认为应分两个方面，一是以什么文献形式存在，一是以什么话语或符号存在，后者包括范畴、行为。蒙古族的《蒙古秘史》及《蒙古源流》、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等都有珍贵的哲学财富1114—5。这一论证也为《应当重视朝鲜族哲学及社会思想研究〉一文所坚守。总的结论是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1131。

社会贡献说认为:哲学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最高成就和理论思维的最高发展，不能设想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少数民族竟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作指导。这正象“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291应该说，从时展及其贡献的角度，认为应有哲学指导，这是以果求因的方法。

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矛盾；辩证唯物主义

哲学思想在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革命斗争以及党政建设方面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承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性，对丰富我国古典传统哲学思想起到了奠基作用，哲学思想以其特殊的“哲学”韵味改变着中国进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思想文化内涵

哲学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高理论凝练总结与概括，具有很高的普遍性、实践性与历史现实意义。统言之，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性，而哲学理论在某种层面上而言高于一般理论，更具理论性与实践性，是其它理论的“最高”概括与总结，这是哲学与其它理论的最大区别所在。“一般”理论是对某一具体事物的抽象概括与总结，同时可作用于其具体物象，而哲学则是对“一般”理论的再次抽象概括与总结，不直接联系于具体事物，更具指导性。因此，哲学更具“最高”代表性，是理论的“最高”概括。这也就是哲学思想与思想的根本区别所在。思想不仅在特殊战争时期抑或是当代社会都具有广泛的外延，统括理论指导下的社会革命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思想、党建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统一战线思想等各方面思想，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是某一思想理论的高度概括，而哲学思想则是对这诸多思想理论的高度概括与凝练总结，并对各方面理论产生较高指导性。哲学思想是思想理论体系的基础，是无产阶级“革命战斗”与“思想斗争”的有力武器，是革命战争的世界观与有效理论体系方法论，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社会实践价值。

哲学思想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本质、世界发展规律与哲学基本原理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具有一致性，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属一个思想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与指导上具有更高实践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上更具历史性与现实性。哲学思想的基本哲学内涵、思想范畴、理论指导原理与实践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大致相同，都对人类社会发展本质做出了统筹研究，深入分析了自然、社会、人类思想与思维的一般运动发展规律，然而，哲学思想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完整颠覆与改变，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质与社会理论体系本质范畴的前提下对其原理、内容与概念进行了更深更远层次的丰富与发展，使其更加符合时展特征，更具时代特色，同时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更具时代性与内涵性，在历史演变发展中逐渐产生了更加强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而哲学思想则在其基础上取得了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与新时代启示。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再思考

哲学思想内涵与外延在不断丰富发展过程中，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还在深入剖析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代运用价值。

（一）的人学“辩证唯物”论

“人学”思想是哲学思想的本质思想与主要理论内涵，其历史唯物论、辩证法思想与认识论、政治哲学思想体系都是建立在研究“人”前提下开展而来，都对人的各种社会问题、思想问题进行了深入式本质化分析研究，其各种思想体系也都体现了人学思想。如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思想本质是历史唯物论，而它的主旨与核心内容是对特殊条件下的各类人民社会关系进行分析，讲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如何发挥党和政府的关键领导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的《矛盾论》核心是辩证法，而其主要对人应如何正确分析主次矛盾并在革命斗争中正确处理各种矛盾进行了阐述，讲人应如何通过正确处理矛盾来达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解决社会矛盾的目的，从而使人们在更高层次上获得更多自由与权利；的《实践论》中对认识论进行了分析与阐述，然而主要内容是对人的本质、人的特性以及人类社会改造指导理论进行了研究，充分体现了的“人学”思想[2]。此外，的军事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道德哲学以及经济哲学无不体现了人学思想，各类思想理论体系皆是在研究人类本质问题的基础上开展而来，在仅仅围绕人的问题关键点上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在历史发展中展现了独特魅力与神圣地位，赋予哲学思想了新本质特性。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灵魂――《矛盾论》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而统一存在于世界中，都遵循矛盾法则与理论体系，同时也是自然与社会得以发展的根本原则与客观存在的规律，与形而上学思想是截然对立的思想理论，对于人类社会与历史革命发展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依据矛盾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而言，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而对立存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矛盾，各种矛盾的斗争永无休止，而在某一阶段中的两类矛盾可以相互转化，在一个共同体中共同生存、共同斗争，可以互相转化到相反方面去，具有特殊性、普遍性。而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又都有各自发展特点，矛盾的某一侧面可在特定条件下向另一个矛盾侧面相互转化，是矛盾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因此，我们改造人类社会与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要遵循矛盾客观性发展规律这一本质特性，对矛盾本身的特殊性、普遍性、相对性与绝对性进行统筹分析，认真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通过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的斗争形式与存在本质区别来推动我们认知与实践能力的提升。《矛盾论》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革命时期的基本国情完整融合提供了前提与必要条件，为我们能够正确认识并处理矛盾提供了足够哲学论证与科学理论指导支持，具有革命性意义。哲学思想是基于矛盾论并在社会实践与理论认知中合理运用矛盾论的灵魂思想，对于改革中国共产党思维方式、斗争理念与群众思想路线提供了有力武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发展的关键性方法论与世界观，因此，也唯有坚持矛盾论指导体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的发展思想，对哲学思想进行发展性继承才能完整意义上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三）的“古典哲学思想”文化内涵

中国传统古典哲学是哲学思想的发展基础与本质来源，哲学思想在吻合中国社会基本国情与社会基础的前提下对思想不断进行概括总结，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哲学思想遵循中国传统古典哲学的发展本质，注重探索社会和人类发展的本质存在规律，并在实践与认知中不断升华“修齐治平，安身立命”理论体系，并在革命斗争与社会发展中得到了很好体现；还非常注重对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存在思想的探索，相信“人定胜天”唯物论，倡导在社会改造实践中应运用唯物辩证关系处理矛盾，发挥内因决定外因的本质理论的指导作用。因此，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充实发展唯物辩证思想，充分把握国内外以及人民群众的内外因与主次矛盾，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战争指导思想，因势利导，正确分析形势，可以在困难中预见胜利，在成果中预见困难。此外，本人及其钟爱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理论，对中华民族历史文明史进行了透彻分析研究，凝练了丰富的古典哲学思想，尤其是对中国著名古典小说的高度概括更是体现了这一点，对《红楼梦》《三国演义》等著作的研究极大程度上丰富了革命斗争指导理论体系[4]。

（四）用语具有通俗性、大众性

通俗性、大众性是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以其丰富的人文社科阅历与知识经验向世界人民重新阐释了我国古典经典文学的魅力与文化思想内涵，其语言、著作群众性等特征无不体现了这一特征。善于从人民群众语言中以及生活中总结、提炼古代历史文学与常识，还善于从古代历史、文学中吸收大量的成语、典故、熟语和格言警句，并加以提炼改造，赋予新的内涵与社会文化背景。如“愚公移山”、“实事求是”、“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通俗易懂且针砭时弊地阐释清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与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如“钦差大臣满天飞”、“东风压倒西风”、“小脚女人”等等言简意赅地阐释了各种阶级斗争的变化[5]。古板单调的古代哲学理论经过点石成金的引用、改造，许多古代词语、民间俗语进入了现代语汇，获得了新的生命，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语言宝库，人民群众也很容易理解。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下的“实事求是”观

实事求是是哲学思想的核心与灵魂，是指挥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精髓，是巩固人民群众基础的根本思想保障，在我党长期战争中唯有坚持实事求是观才能取得最终胜利。实事求是要求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正确处理各类矛盾的前提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可遵循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实事”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求”指的是分析探索，“是”指的是事物的本质规律与内在联系，因此，实事求是观要求革命斗争时期的人民需要从根本存在的国内外、党内外以及县区内外存在的基本事实出发，坚持事物的规律性与矛盾性，不形而上学地凭借主观意识做事。在实践中，坚持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将知识转化为客观存在的事实，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从实际出发，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以人民群众为根本点立足本土逐渐发展，最终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实事求是理论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哲学思想的精髓。

作者简介：李剑英，汉族，出生年月：1989年5月3日。专业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职位：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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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易善芝，胡彬.试论对古典哲学的继承与发展[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02）.26-27.

[4]夏乃儒.中国哲学的传统与哲学思想[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4）19-21.

[5]邹非老.浅论哲学思想特色[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11（02）.6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