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建徒步策划范文篇1

关键词：政策网络；漓江徒步游；乡村旅游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1018302

1研究框架及方法：政策网络理论

政策网络理论源于网络主义（或称社会网络分析）分析法。作为社会科学现象分析范式之一，网络主义与个人主义、本质主义以及原子主义的区别在于其主要从关系和系统的角度解释人类社会现象，以紧密性（closeless）、中距性（betweenness）、网络中心性（networkcentrality）为核心概念。核心观点是：政策的形成由网络社群（利益集团）的参与及互动决定，其互动的基础源于各网络社群的利益交换。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势如破竹以及社会组织（包括政府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网络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网络主义也顺理成章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日渐兴盛。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以来，政策网络理论（PolicyNetwork）已逐渐成为美国、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政治学和政策分析领域的主流话语和研究范式。

政策网络的分类以英国学者罗茨（Rhodes）的方法为学界通说，根据成员、整合程度、资源与权利的因素可分为政策社群、专业网络、府际网络、生产者网络及议题网络。如表1。

政策网络理论为公共政策分析提供了一种多元性视角，重视公共参与、强调行动者相互依赖、资源互换的理论特色也暗合了公民社会的诉求。从21世纪初开始，政策网络理论被引入中国。政策网络作为一种分析范式，在研究政策个案中具有很好的脉络推演及构成分析的作用。

2研究个案：桂林漓江徒步游政策演变

2.1漓江徒步游政策演变

徒步漓江作为一种游览方式一直存在且由来已久。最初的漓江徒步游呈现自行组织、零散发生，自由行动等特点，作为一种民间自主活动一直未曾进入官方视野。真正使得漓江徒步游变成一种旅游项目的契机出现在2003年6月，桂林市为了摆脱“非典”对旅游业的影响，由桂林市政府组织举办了“绿色健身万人徒步漓江”活动，并通过媒体广泛宣传推荐这一漓江游览形式。之后漓江徒步游经由驴友口碑相传、旅游公司组织、户外运动团体组织以及政府的鼓励等多重因素作用下迅速升温，成为漓江游览的主要形式之一。可惜好景不长，2004年6月3日，桂林市整顿和规范旅游市场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通告称：“鉴于目前漓江徒步游存在安全隐患和管理方面的问题，市政府决定从即日起暂停漓江徒步游游览项目。”之后，漓江徒步游转入地下隐蔽活动，旅行社和户外运动俱乐部开始以个人名义组织游客徒步，而散客自发的徒步活动从未停止。到2005年春夏，漓江徒步游又重现繁荣，每天大约有2000名徒步游客进入漓江景区。2011年11月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明确提出漓江干流杨堤至兴坪河段沿岸应当限制并规范开发徒步游线路和项目。

在漓江徒步游政策演变过程中，利益争夺从未停止。漓江徒步游沿途经过8个自然村和1个居委会，需过3个渡口，附近农民用渔艇、竹排载客，收取过渡费，超载、争抢游客现象严重。一些没有渡口的农民便在江边的必经之路上搭建篱笆，私设关卡，强行向游客收取“过路钱”。一些村民自发集资建造“三无”船只，非法运营渡客。徒步游兴起之初，阳朔县物价局曾批准过一个统一收取的16元的“过渡费”，但因利益分配矛盾，游客在每个渡口还须要交4元的过渡费。2012年1月5日起漓江公园（杨堤至兴坪）开始实行公司管理，对每张机动竹筏（可乘坐4人）收取固定票价：杨堤至兴坪段：118元/人；兴坪至冷水（过了九马画山）98元/人。固定收费后，许多游客为了省钱，改变徒步路线，甚至穿过农田，对自然环境造成了更大的破坏。有些村民使用自营的游船私自拉客，出现漫天要价，强买强卖，安全无保障等不规范经营的情况，严重影响了桂林旅游的形象。

2.2漓江徒步游政策网络互动

在漓江徒步游政策网络中的行动者主要有地方政府、旅游企业、民间组织（含户外运动爱好者协会）、专家学者、当地居民。根据其对政策形成的影响力大小划分为表2所示的网络类型。

在漓江徒步游政策演变过程中，由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政策社群起到的是制定政策的作用，他们握有行政权力及公共资源，能够对政策的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府际网络是在政策社群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权力及利益博弈网络，他们是政策的影响者，对政策的形成起到关键的影响作用。专业网络由专家团体和学术机构组成，他们拥有专业知识和业内影响力，对政策的形成能够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生产者网络是政策的作用对象，他们对政策的形成影响力弱，但是其利益与政策的实施联系最为密切。议题网络由相关媒体、民间组织和当地居民组成，他们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但其影响力不足，其观点只能通过与其他网络的互动间接影响政策的形成。

3政策网络视阈下的乡村旅游政策形成建议

（1）政策的形成和演变有一个循环过程，在政策网络互动环境中，应当理性地将复杂的问题或目标分解成简单的单元，寻找各个单元问题的局部解决方案，综合各部分的解决方案，达到逐步完善的局部解决方案。没有一个政策是完美的，对于乡村旅游来说，由于其牵涉的利益主体广泛，运用政策网络体系制定和修订政策能够更好的平衡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因而是相对可接受的。成功的政策互动往往基于广泛的合作和充分的讨论，确认各个参与主体的作用并以确定责任的方式固定下来。政府在网络的互动和利益的协调上应当起到组织和主导的作用。政府不应当是利益的享受者，而应当是利益的中立协调者。各方代表应当认识到利益博弈不是最终目的，在维护本方根本利益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才是最终目的。

（2）在网络互动中注意规则和技巧。一项政策的出台往往要历经数十次甚至上百次的讨论和沟通。在每一次讨论中都应当明确主题，制定清晰的规则。所有的参与者都被当成是权力主体，没有人被排除在外。这个过程从共享信息和建立互信开始，确定共同问题并对此达成一致意见。在陈述时应当尽可能的结构化，条理化。参与者之间互相教导，探索各自差异，发现共同点，建立互相理解的友好关系。互相让步，通过协调努力创建行动计划。参与者调动各种资源支持一致同意的行动。在调停、集体决策过程中，必须有一位训练有素的领导。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技能或是有效运用它的能力。会议应该在参与者方便的时间和地点举行。协作过程一开始必须关注共同的价值观、利益和目标，而不应强调分歧问题。关注结果而非过程。保持宽容和耐心的态度。尽最大可能的陈诉事实，鼓励参与者调配各自资源以执行决议。提高参与者对所作决定的荣誉观和拥有权。制定清晰的有时间限制的行动方案和职责分解。

（3）应对“NIMBY综合征”，“NIMBY”意即“notinmybackyard”（事不关己），往往人们并不愿意接受自己居住环境的变化，除非他们能看到这一改变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这表明每个人都想从发展中获利，但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对于漓江徒步游途径的自然村来说，村民的利益诉求各异，在议题网络互动时或者不找边际，或者私心过重。应当注重开发“乡村社区精英”的作用，“乡村社区精英”是在社区互动的某一个或几个领域拥有优势资源的一类人，他们往往是社区网络中具有一定的威望并且令人信服的人。他们既是政策网络中的直接利益群体，又是网络互动中的沟通桥梁。通过他们将利益群体的需求和语言表达和传递给其他网络参与者。他们的行动应当建立在充分理解并维护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利益的基础上，在获得共识的基础上做出决策。

漓江徒步游作为一项涉及面广，利益相关者多，实施难度大的政策，其制定、修改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只能通过政策网络群体的互动，相互博弈相互沟通来解决，这将是一个长期的不断优化不断完善的过程。通过这一个案，对桂林这个旅游城市相关旅游项目的政策出台能够起到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朱亚鹏.政策网络分析：发展脉络与理论构建[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192199.

[2]胡伟，石凯.理解公共政策：“政策网络”的途径[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1724.

[3]DavidMarsh，R・A・W・Rhodes，PolicyNetworksinBritishGovernment[M].Oxford：ClarendonPress，1992：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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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伙伴结盟，凝心聚力参与管理

班主任要想自己轻松，就得把管理权交给学生，给学生尽可能多的锻炼机会，培养他们自我管理的本领。学习管理是班级管理的重中之重，班级中的一些学困生令人头疼，为了提高班级学生的整体成绩，教师总是想方设法开展补差工作，挤出时间辅导学困生，势单力孤的教师可谓吃尽了苦头。其实，教师完全可以借助学生之力，把他们结为伙伴联盟，让他们开展互助式岗位实践，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我已经坚持多年的“师徒结对”式学习管理模式在班级管理中收效不错。我每次新接任班级，都要先进行摸底，了解学生的学习成绩与学习能力情况，然后因人而异设立“师傅”岗位和“徒弟”岗位，让优秀生和学困生缔结为学习共同体。在“师徒结对”仪式上，为了激励学困生的积极性，我没有让优秀生认领学困生，而是赋予学困生挑选师傅的主动权，成绩差的学生首先选择确定自己心目中的偶像作自己的师傅，学困生一般与自己的好友或平时的玩伴结盟为师徒，这也正是我所期望的，学生的自主选择往往符合他们的愿望，亲密的关系让他们在合作学习中更容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学生配对成功后，我还鼓励他们平时开展竞争比赛，比一比哪一对师徒合作最佳，孩子们为了自己团队的胜利和荣誉，每一对师徒都凝心聚力，两人之间积极合作，互相扶持，共同提高。

二、同伴驱动，引领监督自我管控

同学伙伴之间的亲近关系胜过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同伴之间存在着一种无形的亲和力与吸引力，学生之间往往喜欢相互效仿，互相比拼，相互监督，同伴驱动能够借力外部环境促进学生转向自我驱动，实现自我激励。

我在同伴驱动式班级管理中首先组建“标兵团”，发挥正能量，入选标兵团成员的标准并非学习成绩好，而是思想觉悟高、管理方法精、组织能力强，标兵团成员由学生自我推荐后再经全班投票选举产生，“标兵团”组建后，我隆重授予他们标兵荣誉勋章，向他们宣读“标兵团”职责，要求他们严于律己、恪尽职守，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给全体学生树立榜样，感染激励其他学生跟进，标兵团较好地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其次，我建立了“监督小队”，赋予他们权力，让他们负责监督标兵团成员的表现，监管全班学生的活动、纪律等全方位的情况，监督组成员由我推荐组成，我推荐了六名自控力较差、行为表现不太好的学生组建成“监督小队”，每个监督小队的成员看到自己有这么大的权利当然非常高兴，其实他们没有想到，在监管他人的过程中，也约束了自己，在要求别人的同时自己不得不首先做到。标兵团和监督组这两个小团体，既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发挥引领和监督的价值，又达到相互牵制的效果，从而使得每个学生自我管理控制，共同治理维护了班级的良好秩序。

三、结伴同行，乐学笃行提升能力

俗话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为了彰显伙伴的能量，我组织学生开展了“两人三脚走”“心有灵犀”“双人夹气球”等游戏活动，孩子们在有趣的游戏中愉快地合作，在趣味性的合作游戏中亲身经历，深刻感悟到伙伴合作的力量。为了提升学生班级管理的能力，我经常给学生创造锻炼的机会，提供结伴同行的平台，让他们在活动中提升综合能力。为了培养学生的活动组织能力，我在每年的元旦、六一、国庆等节日到来之际，都会组织全班开展文艺汇演或游艺活动，每次活动我都交给学生自己去组织、安排，我只为他们提供参谋和服务。例如，今年的元旦文艺汇演，全部由孩子们自己负责，从筹划到实施，从设计到排练，从节目的编排到教室的布置，筹划小组在安排设计了表演节目后，分配给几个小组，接到任务的小组利用课余时间进排练，为了使自己小组的节目精彩，小组成员精诚合作，出谋划策，刻苦训练，各节目组之间展开了比拼，每个小组内的成员抱成一团，组际之间相互竞争，不甘示弱，经过孩子们自己的努力，终于在元旦这一天呈现了一台精彩的文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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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国外经验：地方政府主导；职教集团；启示

从主导机构来看，我国的职教集团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职业院校主导型，如：江苏从2004年起成立的20余个行业性职教集团，湖南从2008年起成立的18个行业职教集团：二是地方政府主导型。如：以城带乡、三段培养的“海南模式”，行业为主、城乡联合的“河南模式”，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天津模式”等；三是复合主导型，是一种校、企以及中介机构等多元主体、多元合作组成的职教合作联盟。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政府主导型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在数量上最多，在模式上也最丰富”。本文以德国、澳大利亚、美国、荷兰等职教发达国家为例，探讨它们根据本国或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创新职教发展体制机制，通过宏观规划、政策引导、财政扶持等多方位支持，有效推进职业教育的集团化和集约化发展。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地方政府主导职教集团建设有宝贵的借鉴价值。

一、政府主导型职教集团的特点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对职业教育的基本要求是形成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各类职教集团组织模式都离不开政府支持。本文所指的政府主导型职教集团是指地方政府为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各种职教资源成立的区域性职教联盟，与行业性跨区域的其它类型职教集团有所区别。“政府直接促成各实体间的联盟；各实体间联盟的方式主要是互补性合作联盟：具有对弱势实体的倾斜和保护的作用：生命力和成功度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支持力度和支持时间”。

地方政府主导型职教集团有以下特点：一是政府主导。地方政府为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劳动者素质，牵头组织和整合相关职教资源成立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联合体。二是区内联盟。集团内各成员实体都是本地区内较有影响的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人才培养互补性很强。三是项目导向。政府通过政策、法令、投资等不同手段，促进各成员实体之间通过项目合作实现共赢。四是保障有力。政府在集团运行过程中发挥着投资、购买、筹措、协调以及规范职能。

二、职教发达国家政府主导职教集团办学的经验

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教育集团化逐渐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教育领域发展最迅猛的组织形式，教育集团以其网络化、集团化、连锁式、巨型化等特点受到了教育领域专家、学者和圈内人士的广泛关注。

(一)德国“跨企业培训中心”

德国的“双元制”职教模式是在政府主导下，由学校和企业分工协作、共同完成培养人才全过程的一种办学模式。它为德国培养了大量操作能力强、技术水平高的工人，生产产品以做工精细、品质优异享誉世界，为德国经济发展和工业技术水平提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世界职业教育领域影响深远。上世纪70年代，由于技术越来越细，职业工种之间差别愈来愈大，中小企业因其规模、培训成本、培训能力和培训工种等方面的条件局限，无力提供全面和多样化的职业培训项目，甚至无法完成企业内部的培训，在此背景下，以模拟工厂公司和项目教学法为核心的“跨企业培训中心”在德国纷纷成立。

跨企业培训中心是由国家拨专款。联邦政府、州政府、社会中介组织、中小型企业通过法律合同联合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整合多方资源以解决企业培训能力不足的问题，它“提供了把各种宽泛的专业集中在一起培训的可能性，很好的解决了众多中小企业的一大难题”。跨企业培训中心的实质是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关心和支持职业教育，形成合力，共担义务，推动职业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它作为民办非盈利机构，资金分别由联邦科学教育部、经济部、劳动部、各州主管部以及区和地方的行会来承担，

“跨企业培训中心”模式的特色主要有：“(1)跨企业培训中心是以政府、社会中介组织或企业为办学主体的民办非盈利联合机构。通常由政府拨专款资助，多家企业联合承办或者由社会中介组织主管。(2)以人才培养为目的的互补性合作联盟。(3)跨企业、跨行业、跨区域的职业培训联盟。(4)以法律合同为联盟的契约。(5)企业培训的重要补充”。

(二)澳大利亚“新学徒制培训学院”

1998年以来，澳大利亚开始执行“新学徒制”。“新学徒制”主要是以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tafe)为基础，联合社会各类主体共同参与。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目的。“澳大利亚的新学徒制无论是在对培训提供的经济资助上还是在培训课程的设置上都体现了市场导向。政府按市场运营机制，采用商业化拨款方式，即根据学徒的人数、开设课程的数量与培训的质量，按照一定的标准拨款。如果某培训机构培训质量下降，政府就将减少或收回投资”，鼓励职教培训机构的良性竞争。

新学徒制规定，提供学徒培训的雇主与学徒之间应签订培训合同，同时培训合同要在相关的州和地区的培训局注册。为了使新学徒制得到良好的发展。澳大利亚各州和地区设立了300多所新学徒制培训服务中心。服务中心免费向社会提供服务，帮助培训机构(企业或公司，职业学校)和学徒双方达成培训协议，获得政府的财政资助。服务的具体内容包括：为学员提供拟从事的行业和职业的相关资料；帮助学员寻找适合自己的培训机构；协助学员填写必备的表格：合理安排培训内容、时间和活动；签订培训合同，落实学员学习培训期间的福利待遇和工资等事宜。新学徒制中，学徒在职业学校的学习，主要由澳大利亚各州和地区内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tafe)承担，也可以在其他提供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学校和场所完成。

某种程度上，部分tafe具有集团化办学的性质，它是由政府、社会和学校相结合的、相对独立的、多层次的、综合的职业技术与培训机构。它由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所在州政府共同投资兴建，并精心管理，已成为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澳大利亚各类高等专业技术人才的“加工厂”。此外，为加强职教资源整合，澳大利亚政府支持民营资本投资职业教育，跨区域组建大型职教集团，比如：澳大利亚国际职业教育集团(aitmg)与美国、英国、新西兰等多个国家的多个企业和教育公司有战略合作关系，成为国际化的职业教育集团。

(三)美国“技术准备计划中的综合教育集团”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推出了技术准备计划(techprep)，技术准备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为发展经济而设计的一套宏观的职业教育发展指导方针。美国政府期望通过这一计划，整合政府、学校(各类培训机构)及企业中有利于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生产要素，达成就业、升学、终身发展、提高技术水平和教育效率等多个目标。

其核心的实施理念：一是在政府统筹指导下，社区学院、地方职业技术学院、综合中学、四年制的学院或大学、各类学徒组织以及私立教育机构相互签订实施技术准备计划的协议：二是实施工作本位学习，它是技术准备计划的关键；三是通过企业的参与合作，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四是加强职业学校教师与企业的合作与对话，共同开发课程。

美国作为一个职教发达国家，具有集合体特征的集团化教育组织主要体现在中学后私营教育领域中。这些私营教育集团采用母子公司制的传统企业管理方式，对原有的、加盟的或派生的成员单位以责任制形式实行公司化管理。在技术准备计划的指导下，各类教育集团加强了和产业界的联合办学，包括教学材料、专业设置、项目改进、结果评估等。以著名的阿波罗教育集团公司为例，“其职业与成人教育领域有了三个改变：建设了紧跟市场的课程开发系统；完善了成年人学习的效果评估系统；健全了教师教学质量评估系统”，目前阿波罗教育集团公司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上市公司。

(四)荷兰“政府投资引导的区域培训中心”

1996年1月，荷兰政府颁布了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法，这部法案将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包涵在内，首次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开，目的在于加强和进一步整合初等及初等后职业教育体系。“法案建议，在许多小规模职业学校之外，开办一些规模较大以集团化运作的区域培训中心。只要符合办学标准遵循教育部的相应法规，均由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进行资助”。

荷兰政府支持职业技术教育的区域化发展，注重考查学校在当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只有那些紧密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的学校，政府才给予投资，避免了由于专业设置、办学定位雷同而造成的竞争和重复建设。使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海牙的modiaan职业学校，是个规模化、集团化的大型职业技术学校。它根据海牙的经济发展，设立5个分校。各分校专业之间不重复。荷兰职教集团化办学主要特征是“以连锁投资型集团形式有机整合各种资源，以品牌、师资、管理模式、教育理念为纽带，形成自身的经营运行机制，并以规模优势实现经营中的规模效益和利润最大化”。

三、国外经验对我国政府主导型职教集团的启示

(一)运用多元杠杆，发挥统筹组织职能

职教发达国家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共同特点是政府职能部门的主动介入，一般不通过行政指令，而是通过多元杠杆加强统筹组织，如通过财政拨款、政府购买服务、资源置换担保、投资股份、税收优惠、政策扶持等多种手段，在集团成立初期牵线搭桥，在集团运行过程中协调各方利益、搭建合作平台。

我国地方政府主导职教集团的成员主要是职业院校(培训机构)和相关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各主体的利益诉求有着较大的差距，比如：集团内部的中职、高职及培训机构之间，各企业之间也有着各自的利益冲突。以章程、协议或契约为纽带的松散联盟，对各主体难以形成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地方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应在广泛调研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发挥好统筹组织职能。首先，政府应在制度建设层面上给予关注和支持，规范集团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明确政府、学校、企业、行业等在集团中的权利和义务。其次，政府在管理层面上应设立或调整相关职能部门，赋予其协调、管理、指导职能，通过投资、评估、监控等方法引导集团发展。第三，政府在专项支持层面上应通过税收调节、政策优惠、严格就业准入等措施激励校企开展合作，优势互补，平台互用。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积极性。

(二)对接地方产业，发挥宏观指导职能

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与产业发展结合非常紧密。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均是在宏观分析国家或区域内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对技能型人才或技术应用性人才的供求关系作出预测，指导专门人才的培养，并以资金支持、行政引导、政策保障等方式进行宏观调控。

近年，我国各地都加快了调整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应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对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首先，地方政府在编制地方经济发展规划时。应广泛吸收职教界人士的意见，分析区域内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创新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引导职业教育培养面向地方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优势产业和重点产业紧缺的高技能人才：其次，职教行政管理部门要以职教集团为平台，收集产业发展的各类信息、预测技能型人才需求、制订有关人才培养规格与标准、组织校企合作共同编写教材、指导各类职业培训、组织职教评估等：第三，根据产业发展需要灵活调整教育服务内容，开办地方特色专业，争取区域内人力资源与供给结构的动态平衡。以校企合作为基础、以资源整合为重点，加强对地方职业教育资源的统筹和协调，提高职业教育办学综合效益。

(三)整合优质资源，发挥协调服务职能

职教发达国家通过行使政府行政职能，既是职业教育的规划者和管理者，又是职业教育的协调者和服务者。政府通过各种措施，协调职教集团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创造和提供各种条件保障职教集团的顺利运行。一是充分利用职教集团的资源平台、制度平台、交流平台、共享平台，实现职业教育的集约化管理和开放式发展。二是通过市场机制和合作机制，调动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的办学，扩大职业教育的优质资源，形成多样化的职业教育服务产业。三是实现师资和专业的优势互补。探索教学改革和学分互认。及时调研分析区域内企业专业人才需求信息，组织对专业设置、专业培养目标、课程改革、质量考核标准等有关人才培养培训的事项进行研讨和交流，探索集团内中高职对接的途径，在招生、就业、教学、科研等方面进行有效合作。四是实现实验室、实习基地、图书馆、学报学刊等短缺资源的共享，共同开展职业资格鉴定，建立新型的共享型校企合作实训基地。五是通过政策扶持和发挥集团桥梁纽带作用，实现学校教育教学资源和企业资源的共享，通过校企共同进行“订单培养”、科技开发与应用推广合作，培养人才、服务社会。

(四)出台政策法规，发挥激励约束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