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学研究生专业方向范文

中农所是民国时期国家建设的产物，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具有悠久厚重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传统。自秦以来，政治制度的演变就沿着君权专制化的轨道向前运行，在此期间虽有君主大权旁落之时，但随之而来的是权力更进一步的集中。经过几千年的陶冶和浸染，权力专制成了中国华夏政治文明的定势，无论是江山易主还是王朝更姓，均难以摆脱这一定势的制约。辛亥革命虽然了满清王朝，终结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但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作为历史基因一直遗传下来，渗透在国家的政治活动中。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依然是一个缺乏民主基础和科学传统的集权国家，科学很难靠自身的力量获得自主发展，独立的社会研究机构很难支撑，而官办集中型的科学研究机构的出现则成为科学研究和政府的必然要求和选择。这正符合中国社会集权专制的传统结构模式，宜于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在上述背景下，农业科学研究机构的出现与发展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有官办集权的色彩，与国家权力之间保持彼此依赖和同构互融的关系，这成为其摆脱不了的命运。中农所的建立，国家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创建了这一中国近代历史上重要的农业研究中心，召集了中国一批优秀的农学家，提供了主要的经费来源和组织保障。国家赋予中农所部级农业研究机构和主管全国农业技术改进的农业最高机关的身份，其职责为研究和改进全国农业并推广其有成效之结果，使之成为我国农事试验研究之总枢纽。中农所正副所长由国民政府任命，其它人员由所长依据政府给定指标聘任并报请政府核准，人员工资由政府依据官俸标准拨付。中农所经费，筹建时报定年度经常费为52.8万元，开办费112.5万元，1933年6月核定经常费为每月5万元，开办费照筹报数额。1934年到1938年，中农所每年的经常费约在50-60万元左右，以后数额逐年增加，这些经费由中农所做出预算，经实业部核准后由政府财政支出。（[2],pp.2-5）中农所因其国立机构性质，拥有一定的国家权威性。它负责制定全国农业科学研究计划，指导督促或协助部属农业试验机关、各省立农业改进机关或其他公私立农业改良场所之技术工作，协调各省农业组织、研究机构促进良种推广和发展农业生产，划拨经费支持各省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中农所运用其精专化的知识权威，领导全国农业研究、推广农业技术。国家的农业政策、改良方向及其目的，亦通过中农所等中央机构对地方农业改进机关的技术指导和指明用途的经费而得以实现。

中农所的研究方向和工作重点亦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需要的影响。抗战之前，作为一个国立农业科研机构，一开始就承担着挽救当时农业危机、全面振兴中国农业的重任。在这个时期，中农所研究范围比较宽广，涉及农业科学的各个方面，从作物良种培育到土壤肥料研究，从蚕桑及畜种之改良到病虫害及兽疫之防治，从全国性的农业调查到新式农具研制，无不囊括，其研究方向和成果具有基础应用性等特征，工作重点是研究重要农业生产技术之改进，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各方面研究在战前已有重要进展。抗战时期，中农所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亦随着中日战争的迫近而日益深化。鉴于华北及沿海诸省被日军占领，农业资源损失甚多，而后方各省农业远不及沿海。根据国家抗战要求，中农所工作重点是根据后方各省农业区城在非常时期之需要，拟订倡导各省农业改进计划并协助各省尽力实施，以提高粮棉产量供战时需要。中农所人员被直接被分配到后方各省，在川、黔、桂、滇、湘五省设立工作站，指导协助各省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倡导各省战时农业。中农所的工作有效地提高了后方各省的农业生产技术，为解决战时粮棉问题起到了重大作用。抗战结束后，中农所迁回南京，随政府接受日伪留下的农业科研机构，并增设系场，准备全面开展农业研究工作，多方位改进全国农业生产技术，后因内战硝烟起，中农所工作在开始之后便面临困顿局面，随着政府迁往台湾，中农所的生命也因此终结。中农所亦在国家之外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在科学研究方面具有自主性。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农所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不干涉和尊重的，所内技术人员的聘定、研究方向的确立、工作任务的安排、内部事务的处理等等，均由中农所自主决定，中农所获得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具有较高的独立性。这样，作为研究与行政合而为一的机构，中农所可以较少地受到国家政治生态的影响、外部行政官僚的牵制和干涉以及官僚作风的侵蚀，在中农所，技术专家在工作中起着主导作用，这对于中农所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是非常有利的。国家力量的干预，往往会妨碍科学研究的正常进行，打破学术界所崇尚的自由，虽然干预可能是助力，也可能是阻力。国家政治态度极大地影响着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科研机构及科学研究人员的命运。特别处于科学民主不发达的环境下，在科学研究上因为外力的干预而导致科学的灾难是更为常见的现象，中农所科学研究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和尊重，这种制度的宽容在民国时期是稀少的，它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对科学研究的理解。

二、中央农业实验所对中国近代农学研究体制化的贡献

作为全国性农业科学研究中心和农业技术改进主管机构，中农所致力于农业科学研究活动和交流，指导、联络全国农业科研组织，协助筹设各省农业改进机关和农事实验场，促进农业科学传播和进步，在它十七年的发展历程中，直接推进了中国近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对中国近代农学研究体制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农所造就了一批中国的早期农学家群。由于其国家农业研究中心性质，该所聚集了当时许多一流的农业科研人才和管理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农所原有技术人员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华东农科所，专家阵营之强，列于全国农业科研单位之首，当时农学界都说，全国农业科研系统四分之一的第一流高级农业专家，都集中在华东农科所。[5]可以说，中农所是一大批紧密联系农业生产、学风严谨的优秀科研人员的基地。该所人员分布于中国农业科学技术的各学科、各专业领域，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产生了重要影响。该所还十分注重农业人才的训练与培养，先后举办了一系列农业研究会、讨论会、讲习会、训练班等，对在职人员的学术水平和业务能力，进行专业训练，或者吸收新成员，进行新知识、新技术培训，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农业技术人才，这些人大都成为中国农业研究各领域技术骨干。作为一个部级农业科研中心，中农所促进了中国近代实验农学的发展。19世纪末20年代，随着西方科学的勃兴以及西学渐进，中国农业研究受西方影响，应用科学实验方法进行农业研究，实验农学逐渐取代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传统农学,成为农业研究的新趋势。中农所成立后，实验农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宏扬。中农所应用实验方法对作物栽培、土壤肥料、园艺蚕桑、病虫防治、畜牧兽医等方面进行研究，成为实验农学的领军者，为我国农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民国最高的农业科研机关，中农所肩负着推动全国农业科技进步的历史使命，在日常工作中除了兼顾自身的发展之外，还要指导、联络全国农业科研组织的交流和合作，以便能使国内的农业科技水平在整体上有较高的提升。中农所促进了国内各种类型的农业科研机构的合作研究。该所联合各育种单位在全国举办各种大规模试验。在战前联合各试验场进行稻麦棉等育种试验，战争时期在四川、贵州、云南、湖南、广西、陕西、河南等省分设工作站，与各省农业改进机关合作，举办各种育种试验，选育出一大批作物良种。中国在20世纪30、40年代在育种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与中农所的组织领导是分不开的。该所同时也与国内大学的农学院和农业专门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进行农业试验。如与中央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浙江大学农学院、四川大学农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广西大学农学院及中国蚕桑研究所都有不同的合作。它还同全国各地、各级农业机构建立了密切联系，协助指导地方农业机构进行农业研究和推广，例如四川农业改进所、湖南农业改进所、贵州农业改进所、云南农业改进所、广西农事试验场、广西推广繁殖站等单位都得到中农所的密切参与及指导。

中农所在各农业科研单位中起着纽带和指导作用，全国的农业研究机构，以中农所为龙头，构成了一个农业科学研究体系，为中国农业改进，提供了技术支撑。科学交流系统的形成是科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在中国农业科学交流方面，中农所也起着重要作用。中农所倡行全国性的农业科技交流，其影响甚为深远。1934年，中农所与中华棉产改进会自1月22日起共同举行棉业讨论会，这次会议促进了各省棉业科技的交流；1934年，中农所召开中国作物改良研究会议。这次会议加深了全国各农业研究机构、各省农业机关的交流，促进了中国作物改良研究事业，可以视作中国作物改良研究迈向新阶段的起点；1936年3月20日至28日，中农所召开第一届全国治虫讲习会，这次会议促进了全国治虫技术的交流。（[2],pp.22-25）同时，中农所技术人员在研究过程中，发表大量研究论文，发表在各类农业学术刊物上，其中很多是当时农业研究某具体领域的开山之作。中农所还延聘国外专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到国外进行农业考察，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为了加强与国际科学界的联系，中农所聘请外籍农业专家来所任职，邀请接待世界著名的农学家来华讲课、考察。如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育种专家洛夫（H.H.Love）在1931-1934年间应邀担任该所总技师。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著名生物统计学家韦适（J.Wishart）应邀担任该所咨议，韦适在华期间，除指导田间实验技术除外，还主讲生物统计学。英籍农村工业专家戴乐仁（Mr.J.B.Taylor）在1934-1935年间应邀担任该所农村工业系顾问，兼任系主任。英籍土壤肥料专家利查逊于1937-1943年间应邀担任该所顾问。美国农业工程专家戴维生（J.B.Davidson）、马考莱（H.F.McColly）于1946年受聘为该所顾问，戴维生且兼任农具系主任技师。英国毛织专家巴克巴克（Prof.A.F.Barker）教授于1935年4月15、16两天，应邀来中农所讲授制手工制呢与机械制呢的比较，及纺织业研究改良的经过。中农所还陪同接待美作物育种专家海斯（H.K.Hayes）、美国水土保持局副局长罗德民（W.C.Loudermilk）、美国农部马铃薯专家戴兹创、农业专家兼政治家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A.Wallace）、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中农所的麻作及甘蔗专家薛礼文（PierreSylvain）等人来华考察。中农所沈宗瀚、张乃风、贾伟良等人参加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同美方人员共同调查中国农业状况。（[2],pp.17-19）中农所技术人员也多次到国外考察，参加学术会议。1937年2月，技正戴弘赴日，考察各种重要化肥设施及一般肥料问题；1939年8月，副所长沈宗瀚，代表我国参加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会议，撰《中国小麦区域之研究及其与育种之关系》论文摘要寄该会，并被推举为该会副会长之一；1943年5月，沈宗瀚副所长，稻作系主任赵连芳，作为我国代表赴美参加战后世界粮食会议，会后分别考察美国小麦、水稻试验工作；1943年10月，技正马保之参加农业科学访印团，赴印考察印度农业；1944年，技正张乃凤赴美考察美国的土壤肥料事业；1947、1948年，柯象寅两次参加世界稻米会议。（[2],pp.20-21）中农所还有数量众多的出版物，如刊物《农报》、《农情报告》，各类研究报告、杂刊、年报、从书等，它们传播农业试验研究成果，介绍国内外农林知识，报告农事消息，解答农事问题，农情报告及农业统计数据，对促进农业知识传播与学术交流有重要意义。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立是科学体制化的又一重要标志，中农所对全国农业机构建设也有重要贡献。中农所成立后，受命主管全国农业推广，指导协助各省、县设立相应的农业试验推广机构，在这个时期，中国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国的传统农业，逐步出现了现代化转型的气象。战时，中农所西迁，为了发展后方农业生产，中农所受经济部令，以人力经费支持后方各省，协助各省农业研究机关调整。在此期间，中农所协助筹设了贵州省农业改进所、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协助参与了广西省农业机构建设、湖南省农业改进所建设，帮助后方各省建立起一批示范性省级农业科学研究机构，这些农业科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完善了当时的农业科学研究体制，为中国现代农业科学研究事业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结语

农学研究生专业方向范文

我国的专业学位，是相对于学术型而言的学位类型，是以某种特定职业为背景，目的是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并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1996年国家颁布的《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规定:“专业学位作为具有职业背景的一种学位，为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专门人才而设置。”200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对专业学位定义为:“专业学位,或称职业学位,是相对于学术性学位而言的学位类型，培养适应社会特定职业或岗位的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与农科相关的领域有农业推广(暂用名)硕士，兽医硕士和林业硕士。这三个农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主要是以农业实际应用为导向，以职业需求为目标，以农科综合素养和应用能力的提高为核心进行人才的培养，是为培养具有良好创新实践能力的农科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而设置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和国家重大战略性举措。新农村建设关键是引导当前的生产要素特别是人才流向农业和农村，但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8%，肥料、水、农药利用率只有30%-35%，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滞后。据2007年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农业推广机构189502个，专业技术人员有935126人，但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人数仅占3.1%，中级职称也仅占18.7%，有研究生学历的仅占0.42%，而同年美国的县级农业推广机构有75%的人员具有硕士学位。[1]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亟需技术能力与经营能力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因此，为了提高农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加强农业生产技术推广，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加快高学历、高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农业推广和管理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

二、国外农科专业学位教育的经验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不同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法国专业学位教育的重要的特点是拥有本科层次的专业学位教育——职业学士教育，在研究生教育阶段,“LMD新学制”颁布前实施“高等专业学习文凭”教育，之后逐渐向“职业硕士”（MasterProfessional）教育过渡。日本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最明显的特点在于将专业学位（“专门职学位”）看作与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并列的研究生教育的第三种学位。美国是世界上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成为美国研究生教育的主体。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直接借鉴美国，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因此，本文将有针对性地选择几个国家的高等农业教育情况进行横向比较。

（一）以职业为方向的分层发展路径

国外学位制度中，职业学位归属的学位体系不一，有的是归属于研究生教育层面，有的是硕士学位层次虽然没有专门划出职业性学位，但有科学硕士与带专业名称的硕士学位之分，可以把后者视为职业性工作服务的学位。加拿大农业教育可分为三类：一是注重系统理论知识学习和研究的学历教育；二是注重职业技能培养和训练的职业教育(CareerEducation)；三是直接面对农场工人、农民的绿色证书培训(GreenCertificateFarmTrainingProgram)。第一种类型是代表国家农业科技教育水平的学历教育，后两种类型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2]法国综合性大学不实施农业教育，高等农业教育主要存在于独立建制的单科性高等专科学校。[3]德国高等农业教育是综合性大学和专科大学的二元模式。在综合性大学中，高等农业教育以农科学院、农学院或相关系科形式存在，主要培养农业科研人才。德国涉农专科大学(也称高等专科学院)主要进行农业应用技术教育。[4]

（二）以培养目标为核心的课程设置

美国农科专业学位硕士生类型不一，各个大学的农科专业学位硕士生课程体系也不一样。主要为学生以后的职业生涯作准备，各学校没有统一的标准，甚至有些专业差别较大。课程选择的灵活性较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学习内容。耶鲁大学林业硕士培养目标是“训练从事林地经营和管理的人员”。加州大学林业硕士培养目标在于“促使学生在资源的含义和环境计划范围内熟悉林业专业管理的本质”。[5]俄勒冈州立大学将农科专业学位描述为:“农业硕士”是“一种职业性终结性学位，他们必须接受3个或更多的与农业有关领域的广泛训练”；“农业管理硕士”是“向动物生产及其服务产业合适的从业人员提供在管理水平上的综合和严格的训练”。

（三）以培养目标为导向的多途径培养模式

美国不同的学校对农科类专业学位硕士生有不同的毕业考核要求。美国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的农业推广园艺硕士生两年全日制学习，不做论文；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农业推广教育硕士分为论文（A类）硕士、学术报告（B类）硕士和课程（C类）硕士三种类型；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是非论文硕士研究生，其课程体系与科罗拉多大学的农业推广教育硕士研究生基本相类似，它要求全日制学习学生学习阶段修完学分后，还需要完成一个教案，并通过硕士生口试考试方能获得文凭。[6]

三、对我国农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思考

（一）政策上，科学定位分类发展，准确定向职业类型

从以上几个国家高等农业教育以及人才培养的发展模式来看，各国都是通过对大学的分层指导发展，明确各层各类大学的培养目标，实现培养模式从“单一”向“多样”的转变。我国农科类院校理应是培养农科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主力，但普遍都是以发展学术型研究生为主，师资力量、学科建设、课程体系还未能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靠拢。尽管一些高校在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方案中都有关于培养目标的规定，但因缺乏分类指导发展思想的引导，更多地只是停留于文字表述，在培养过程中难以完全得到体现。职业学位与职业资格衔接是发达国家职业学位教育与我国专业学位教育相区别的关键性因素。在美国，取得法律博士学位是获得律师资格的重要前提；日本的教育硕士学位则是专为教师设置的职业学位。与之相比，在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网站中关于39种硕士专业学位概览表中，农科类的专业学位农业推广硕士、兽医硕士的对应的职业类型一栏为空。我国农科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未与职业资格认证建立联系，农科专业学位的名称与培养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培养目标的不清晰性及职业定位的不明确性使得农科类专业学位教育难以完全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势必影响其健康有序的发展。因此，我国应根据职业的实际需要和发展趋势，制定切实可行的、专业学位教育与职业任职资格衔接的有效政策。目前唯一的部级学位准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该条例中并没有明确划分学术型学位和专业型学位。因此，有必要将专业学位列入国家学位条例，明确其与学术学位同为高等研究生教育，从而规范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升办学质量及水平。国家应在宏观层面给予分类发展的指导思想，在政策上保障各类院校有效的分层发展，制定有利于专业学位发展的政策、法规，科学定位人才培养层次，分层次、分类别建设，分层次、分类别的投入，明确培养目标。各地方院校立足于自身的特色学科，并结合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展原则，培养更多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二）制度上，规范学科目录，细化培养目标

我国应加快制定专门针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从规范上明确农科类专业学科目录，在制度上充分体现学术型学位与专业学位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1．规范称呼，以正其名

从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和培养领域可知，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基本涵盖了现代农业发展所需的高层次人才培养。设置方案中提到农业推广硕士与相应学科的农学硕士学位处于同一层次，但其专业学科目录的体系还有待完善；“农业推广”这一名称所覆盖的范围也过窄，“推广”一词更像某个领域的名称，不能较好地表达农科专业学位的含义。此外，我国农业推广硕士不仅仅从事农业技术推广，还有公共事业管理、经济管理等。因此，农业推广（暂用名）硕士专业学位从1999年设置至今已发展了十余年，国家应该制订正式、规范的专业名称，以正其名，以便更利于学科的长远发展。

2．细化培养目标

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现有的15个培养领域中，有的培养领域存在内涵过于宽泛等问题。例如，农业机械化领域、农业信息化领域从概念上理解更倾向于一种知识、技术的推广及普及，而《农业信息化领域农业推广硕士培养方案》的表述为：农业推广硕士（农业信息化领域）专业学位主要为农业管理、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农业推广、涉农企业等部门中与农业信息化相关的各种岗位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又如，同为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领域中的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更易理解为某一课题的研究范畴；《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指导性培养方案》也未对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培养目标进行更为具体地表述。

（三）内容上，因需因地设置课程，探索多样化的培养路径

1.培养路径多样化

根据国外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经验，并结合我国农科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特色，我国的农科类专业学位硕士可以专业领域为单位，根据学生的兴趣、工作需要而设计四种培养路径，即：课程路径、研究（实习）报告路径、论文路径、档案袋路径。学习者可自主选择合适自己的培养路径，但无论是何种路径，扎实的课程学习是前提。针对不同的培养路径，不同的课程要求，院校合理设置课程，形成同中有异、针对性强的课程模块。课程路径适合有一定工作经验、职业背景的学习者，满足其对相关领域新知识、新工艺、新技术的需要，扩充其知识面，以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此培养路径只需完成相应的模块课程，不需进行答辩。研究（实习）报告路径适合跨领域学习的学习者。这类学习者没有接受过相关领域课程的学习，在完成相应的模块课程学习的同时，需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研究（实习）报告，最后进行研究（实习）报告的论证，可参照答辩的形式。论文路径适合既无相关领域工作经验，也未学习过相关领域课程的学习者。这类学习者在完成相应的模块课程学习后，需进行毕业论文（设计）的写作，并进行毕业论文（设计）答辩。档案袋路径是指学习者的毕业档案中包含着其在学习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适合有相关领域工作经验并已取得一定成果的学习者。这类学习者结合自身的工作经历、知识结构，在完成相应的模块课程学习过程中，取得一定的成果后方可毕业。

农学研究生专业方向范文篇3

关键词：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农户人力资本；非农性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S-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9-0026-2

实际上自从新农村战略实施以来，关于新农村建设各方面的讨论和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和探讨的热点问题。无论研究者们站的角度如何不同，但在塑造新型农民或形成农村人力资本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上却取得了共识。首先，关于什么是新型农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就方向性的指出：“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这是新农村建设中培育新型农民的指导性意见。显而易见，该指导意见中的新型农民在某种意义上有人力资本的形态和建设要求。学者们也一致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建设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更是十几亿中国农民共同的梦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实现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实现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在这一系列的转变中，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是实现所有转变的经济和物质基础，而最根本的是通过农业的根本转变，实现传统农民由数量型简单劳动力向现代人力资本形态转变。这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使命。

1农户人力资本形成问题的基本观点

在此共识下，学者们从几个不同方面探讨了新农村建设中农户人力资本的相关问题。梳理学者们从人力资本视角来研究新农村问题的相关文献，基本的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从新农村建设中农户人力资本培育的重要性方面，研究者共同强调完成人力资本提升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并分别从我国农户人力资本的现状、农户人力资本培育与农户收入增长、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等角度论证这一问题。研究表明，我国农户人力资本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农户的文化程度较低。根据2008年农民发展报告的研究，农业从业人员的学历情况基本如下：文盲、小学程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人员的比例分别如下：9.5%、41.1%、45.1%、4.1%及0.2%。高中和初中学历人员占到了农业人员的大部分。技术素质低下。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农户仅占9.1%，受过农业科技培训的人员不足5%。由此可见，绝大多数农民基本上还属于体力型和经验型农民，离现代农业的要求相距甚远。（张雅丽，瞿艳萍，2007）。这方面的研究能充分表明，加强我国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和意义。

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方面进行：第一，把农户人力资本的投资放在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二元经济视野中进行考量，强调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资金反哺与资金和要素反哺并重，并指出反哺的重点在于农村的人力资本培育（郭家虎，崔文娟，2006）；第二，从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来看，强调国家在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中的基础作用，这一观点基本上得到了所有该方面研究者的认同。第三，强调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内容和相关重点，包括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扩大和完善职业教育（李强，薛兴利，2007）；除过加强教育和职业投资外，还应该重视劳动力迁移和健康投资（侯永平，张霖，2007）；李海绒（2007）强调了国家财政投资的主体作用及完善农民的职业培训体系等。

从加强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的制度建设方面，李永宁（2008）认为，我国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的生产制度即政府在农户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设计和运作制度上存在职能偏差和缺位、农村教育和培训制度偏离农村发展的方向；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欠缺和农村非正式制度上存在缺陷，导致农户人力资本生产缺少制度保障和支持。因此要进行制度以上方面的创新；王勇（2008）认为，应该积极推进人力资本形成的在教育制度、户籍制度、培训制度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制度开发。

还有学者进一步研究了农户人力资本的评价体系建设方面的问题，指出应该从人力资源的配置状况，农村人力资源保障程度、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方式三方面构建农村人力资源的评价体系。（熊会兵，肖文韬，毛德智，2008）

值得一提的是，极个别的学者开始初步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型农业经济组织在农户人力资本形成中的重大作用（林岩，2008）。这些作用包括：一培养农民的合作意识和互助精神；二帮助农民从分散的小农生产经营中的相对孤立和封闭状态下解脱出来，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市场化程度，成为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社会资源；三对农民进行直接的教育培训，是提高农民素质增力资本的最有效最方便的载体。这一研究给农户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更深入的研究值得进一步进行。

以上学者的研究以人力资本理论为背景，运用了多种分析工具和方法对中国农村人力资本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推动了中国社会对农村人力资本问题的关注，提供了关于农村人力资本研究的多个角度和视野，为进一步的研究从理论上、方法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相关研究的缺陷

尽管以上研究为农户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了初步的分析框架，但结合当前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的实际，尚有如下几个基本问题尚待研究者厘清。

第一，以上研究存在概念使用模糊、内涵不清并由此而导致研究对象模糊。梳理100份和该研究相关的研究文献，研究者分别使用了农村人力资本、新型农民等相关概念。其中89份使用了农村人力在资本、11份使用了新型农民。笔者认为，中国当前还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状态下，农业生产领域内的劳动力必然面临着非农领域的职业选择即流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和留在农业领域内就业两种选择。很显然，两类劳动力职业区别明显，因此对其的投资、培训等具体内容是不同的。很显然，农村人力资本，农村是一个地域性概念，相对于城镇而言的，是以居住地划分而形成的。这一地域性概念会混淆和抹杀两类人力资本的职业和专业特性，从而带来投资、培训等定位的不明确。同样新型农民是一个与新农村相对应的概念，它的内涵更为宽泛，除了包含与人力资本相重合的部分经济意义上的内涵之外，更多的是涵盖了政治、社会文化概念。因此作为专门研究人力资本这一经济学意义明显的概念时使用新型农民这一概念是不合适的。

第二，由概念模糊导致的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培训的导向不明、培训投资的针对性缺乏。以上研究指出，国家是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但关键问题是，国家是投资于农业农户人力资本还是非农性人力资本，两者如何来平衡和操作。这涉及到国家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导向、投资额度的分配、培训的操作等一系列问题。人力资本和非农业性人力资本的问题同样适应于教育培训当中。因为农业性技能的特性，即一些技能并不是可以通过教育领悟到的。由此可见，农户人力资本的形成有其自身的特性，而对这一环节的研究目前尚属空白。

第三，对农户专业化人力资本形成及途径的研究尚属空白。拥有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是人力资本的显著特征。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而农户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形成才是农村经济增长的源泉。从以上研究内容来看，就如何形成专业化的农户人力资本，研究者尚未提及。

第四，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研究视角过于狭窄。拘泥于现有人力资本理论的框架。重视国家的主体作用，重视基础教育、学校教育对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作用；忽视了对蓬勃发展的现实的关注，忽视了除过国家之外的其他经济组织对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作用。蓬勃兴起的各种农业经济组织为农户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舞台。在龙头企业各种农业合作社带动下，农户在不断增收基础上，科学种养能力大大提高，科技素养不断提升，市场意识逐步增强，逐步由靠天吃饭的传统农民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现代农民转变，人力资本的形态初步显现。

很显然，加强对这些经济组织在农户人力资本形成方面作用和相关机制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现有的研究就这一问题尚未起步。

第五，关于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的制度方面的研究也有如下缺陷。就制度本身而言，它的内涵决定对其的研究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从宏观来看，在国家政府层面，制度包含政策、法律、基本制度、行政规章、法令等。从微观来看，组织中的结构及形态、组织规章、制度、条例及规范等。现有的研究多是局限于政府层面宏观制度的研究，而在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的微观环境和制度的研究上也属于空白。

3农户人力资本研究的方向与研究建议

第一，非农性人力资本和农业性人力资本应该区别研究。区别研究两类人力资本的基本特征、需要等相关要求，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组织人力资本培训和进行人力资本评价等行为的基础。

第二，必须重视和加强农户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形成的研究，并把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形成与一般人力资本的形成相区别。并在此基础上，分别研究一般人力资本和专业化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的组织载体、功能、作用及其具体运作；

第三，农户专业化人力在资本形成应该重点研究新型经济组织的投资和培训行为，以及如何为农业新型经济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并构建农业新型经济组织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良好运行机制。

第四，重视研究和区分国家和相关农业经济组织在人力资本行程中的不同功能，探索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的完善链条和途径，形成投资、培训、职业认证一体化的培训体系和制度，合理分工政府、经济组织和农户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功能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