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读《菊与刀》有感

高二（24）班 余焕
指导老师：谌润群
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黩武又极度爱美；极度尚礼又极度傲慢；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极度恭顺又极度不驯;极度忠诚又极度反叛；极度保守又极度创新。这是作者在全书第一页对日本这个民族所做的评价。在形容一个民族时，很少会用到两个极端的形容。这手持菊与刀的日本民族则是这多样矛盾的共生体。
但一个民族的形成，文化的发展一定有它的必然性，合理性。。菊与刀”最直观地表现了日本民族的双重性，菊花是日本皇室的标志，刀则象征着武士道精神。全书在人类学的范畴内以各按本分、恩与报恩、义理、名誉和人情各个方面对日本逐层解构。作者鲁斯•本尼迪克特。比较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用夹叙夹议的方式描绘出这个民族的众生相。
日本在许久之前都已登上世界的舞台，但成功吸睛，毫无疑问是在二战时期。从战争彻底的体现了日本民族的秉性。对日本民族来说，各就其位是根深蒂固的本分。各按本分是日本人最基本的行动模式，换言之即日本人喜欢在一个既定的等级模式下生存，这颇似于中国古代的“在其位谋其政”。
在日本，义理显得非常的重要。对某个主人来说，恰如其分的一次鞠躬，放在另一个和鞠躬者地位，关系略有不同的主人身上，这可能是一种侮辱。每个日本人从童年起就学会在不同的场合行不同的礼。当婴儿还在襁褓之中时，母亲就会把他的头往下按，教他鞠躬，婴儿学会的第一门课就如何向父兄表示敬意。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形式，它意味着行礼者认可对方，有权干涉自己的私人事务。而受礼者对行礼者肩负着相应的责任。一名男性迈入中年，自己的儿子已成年，但只要他的父亲没有隐退，他就不能未经父亲允许随意做什么事。即便子女已经三四十岁了，父母仍然可以包办或拆散他们的婚姻。在日本，任何人都不会随意的去打破自己当前固有的地位。就像古时的士农工商，阶层之间横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世界仿佛一个家庭，日本认为自己在此处于父兄的地位，领导世界。所以在二战中并没有对世界有太多的愧意。
而恩与报恩则是日本文化的另一个独有特征。与中国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不同，日本人强调的是等价交换和睚眦必报，报恩和报仇同样被视为君子的行为。对日本人来说“恩”是债，要还。报答父母的叫孝，报答天皇的叫忠。日本人对于天皇的崇拜是无上的。但在明治时期以前的天皇并无实权，天皇只是一个形象模糊的傀儡，但那些曾在日本居住过的人知道，没有什么比公然攻击天皇或辱骂天皇更能惹怒日本人，并激发他们的斗志。天皇像神一般。只要天皇下令，哪怕手上只剩一根竹竿，也会奋战到底，同样，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人也会立刻收手。1945年8月 “忠”要求每个日本人战斗到最后，但当天皇通过广播投降时，日本人表现出来的是对外来者的欢迎与合作。在古时候，一名家臣为领主效忠，领主侮辱了他，他杀了领主，出于对自己的义，然后自杀，又出于忠。简言之，恩与报恩也是义理的一部分。
义理作为日本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为模糊和难于解释的界定。所谓日本文化的矛盾性其实也在于一种范围界定的模糊。忠、孝、义理、恩情……每一种品德之后都是一个难以超脱的怪圈，它们高尚的各自为阵、矛盾重重，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义不两全。多数人会在忠，孝，义理之间不断纠结，直至作出痛苦的抉择。然而无论怎样，鱼和熊掌，他们总会辜负其一。这大概便是日本人往往痛苦的根源，此时，死亡可能成为了他们唯一的解脱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