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读后感篇1

《水浒传》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中国名著，与它相媲美的还有《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号称“中国四大名著”。

《水浒传》它真实地描写了宋代农民起义，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它以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

《水浒传》写英雄们走上反抗的道路，各有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情况，但是在逼上梁山这一点上，许多人是共同的。如阮氏三雄的造反是由于生活不下去，他们不满官府的剥削，积极参加劫取“生辰纲”的行动，从而上了梁山。解珍，解宝是由于受地主的掠夺和迫害起而反抗的。鲁智深是个军官，他嫉恶如仇，好打不平，因此造成和官府的矛盾，结果被逼上山落草。武松出身城市贫民，为打抱不平和报杀兄之仇，屡遭陷害，终于造反，勇猛地向统治阶级进行冲击。他是从血的教训中觉醒过来的。

水浒一百零八将，人物形象中令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智多星吴用”和“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智多星吴用”几次献策：吴用为晁盖献计，智取生辰纲，用药酒麻倒了青面兽杨志，夺了北京大名府梁中书送给蔡太师庆贺生辰的十万贯金银珠宝；宋江在浔阳楼念反诗被捉，和戴宗一起被押赴刑场，快行斩时，吴用用计劫了法场，救了宋江，戴宗；宋江二打祝家庄失败；第三次攻打祝家庄时，吴用利用双掌连环计攻克祝家庄。宋江闹华州时，吴用又出计借用宿太尉金铃吊挂，救出了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一生屡出奇谋，屡建战功。受招安被封为武胜军承宣使。宋江，李逵被害后，吴用与花荣一同在宋江坟前上吊自杀，与宋江葬在一起。真不愧为“智多星”呀！“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是一位非常直率，暴烈如火，却侠骨柔情，杀却恶人为的是救穷苦人于水火的真汉子，英雄人物。他往往在人们面前表现出一副粗鲁，野蛮。可他到了冲锋陷阵的时候可毫不含糊，挥着62斤重的禅杖上阵杀敌。

读了这本书我了解了中国古代的历史，水浒英雄们的反抗精神和封建社会腐败的一面。这的确是一本非常耐人寻味的一本书。

水浒传读后感篇2

《水浒传》这本书讲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好汉从聚义梁山，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故事。读完全书，给我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两个字：忠，义。

义，可以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

一个人，可以不相信神，却不可以不相信”神圣”。当前，我们作为祖国的教育者，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的后代培养成为新一代人才，以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更富强昌盛的国家。因此，这也是我们民族大义的所在。让我们相信这一份”神圣”，用自己的双手去维护这一份”神圣”。

水浒传读后感篇3

暑假里，我读完了中国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这本书既悲壮豪迈，又发人省醒。

这本书描写了宋江等一百零八将从被逼上水泊梁山再到起义军发展全盛，然后被招安，接着又为官府南征北战，最终却被奸臣童贯、蔡京等人所害的故事。

这部小说令我荡气回肠，这些梁山好汉个个勇猛无比，可最终却被奸臣所害。我想，这些奸臣着实可恨，他们只知道讨好宋徽宗，还要陷害梁山好汉。但这些奸臣却没有得到报应，我只能说，那个时代的皇帝太昏庸了！

这类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就拿明朝中叶的大忠臣于谦来说。于谦任官时，明朝皇帝明英宗给蒙古的一支——瓦勒族擒了去。于谦十分英勇，率领军队和瓦勒浴血奋战了很久。总算把瓦勒赶走，将明英宗救出。谁知明英宗回来后，因为于谦在其间又立了个明代宗，再加上宦官的挑拨，明英宗竟杀了于谦。

通过这些事，我觉得在古代尤其是奸臣当道、君主昏庸的年代，那些大忠臣往往都会被陷害而亡。从战国的商鞅到宋代的岳飞，再到明代的于谦，无一不是被奸臣害死的！

水浒传读后感篇4

读了《水浒传》后，最大的感受就是书中的英雄们的豪情壮义，仗义疏财。

先说智取生辰纲的七条好汉。智取生辰纲，是梁山好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发端。这一段好汉壮举，轰动了水浒世界里的江湖。但是晁盖一伙，做下这桩弥天大案，背后的真实动机又是什么？是为了劫富济贫？还是说为了准备“农民革命”？显然都不是。黄泥冈上，这一伙好汉劫得了十万贯金珠，而后大概经过坐地分赃，晁盖、吴用等回了晁家庄园，三阮则“得了钱财，自回石碣村去了。”随后并没听说他们有济贫的打算，也没见他们准备扯旗造反（或曰起义），如果不是东窗事发，保不准他们真的就此安心做了富家翁，一世快活。因此，这桩大案，打劫的固然是不义之财，但其实质，说穿了，就是一次黑道行动。

再看鸳鸯楼上那幕血案，武松连刃十数人后，一片血泊之中，从容地将桌上银酒器踏扁，揣入怀里带走；而即使粗心卤莽至极的角色如李逵，沂岭之上杀了假李逵后，也没忘进房中搜看，“搜得些散碎银两并几件钗环”，都拿了——李逵虽极端厌烦女色，但也知这些沾满了脂粉气的钗环可以换钱换酒，照拿不误。而后，还去李鬼身边，搜回了那锭被骗去的小银子，在这种事儿上，黑旋风也足够细心。

水浒传读后感篇5

《水浒传》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中国名着，与它相媲美的还有《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号称“中国四大名着”。

《水浒传》它真实地描写了宋代农民起义，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它以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水浒》的主题曲粗犷豪放，是如鲁智深的关西大汉“吼”出来的一般。我执着的认为这首歌是专属于鲁智深的。正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遇到恶人为非作歹，他决不会袖手旁观。救金翠英，请保留此标记教头，救史大郎……他似乎一直是作为一个大侠，毫无顾忌地像人伸出援手，无论是萍水相逢的路人，还是一见如故的好友。这等的英雄气概、侠肝义胆，怎能让人不自愧弗如？正如金圣叹之赞：鲁达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

水浒一百零八将，人物形象中令我记忆最深刻的是“花和尚鲁智深”。“花和尚鲁智深”是一位非常直率，暴烈如火，却侠骨柔情，杀却恶人为的是救穷苦人于水火的真汉子，英雄人物。透过那双眼，我们可以看到鲁智深凶顽粗野的外表下，是一个善良真诚的灵魂。旁人都只道他凶残成性，唯有五台山的智真长老有一双识人之慧眼，看出了他的慧根：“此人上应天星，心地刚正。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久后却得清静，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他嗜酒吃肉杀人越货，但仍与佛有缘，只因他心存赤诚的真善。谁然他往往在人们面前表现出一副粗鲁，野蛮，可他到了冲锋陷阵的时候可毫不含糊，挥着62斤重的禅杖上阵杀敌。

鲁智深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好汉，他一生中最看重的就是“侠义”二字，根本不屑那些凡俗之人苦追的东西。

水浒传读后感篇6

《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名垂青史”。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他反复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火烧草料场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其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这个看法尚有争论。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矛盾。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