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分析基本理论篇1

本文通过深入教务部门和教学单位进行仔细调研，按照毕业论文开展的阶段分析了系统的功能性需求和非功能性需求，然后划分了系统用户的角色并基于这些角色完成了系统的用例分析，分析了系统的核心业务流程，最后得出系统功能的框架设计。

关键词：

功能性需求分析；非功能性需求分析；业务里程分析

1概述

作为大学本科生必须完成的最后一门课程，毕业论文具备了其它课程所没有的典型特征：①由于毕业论文的宗旨是考查学生对本专业核心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在其完成过程中将会综合运用多门课程的知识点并将这些知识点与实际研究对象进行结合。②参与毕业论文过程管理的对象多，不仅包括学生和指导教师，还包括负责毕业论文的系主任、主管教学的分院领导和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的工作人员，管理层次多，职能划分详细。③耗时长。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毕业论文从开始选题到最后的答辩，总共耗时将近半年的时间，期间学生可以采取在校完成或者外出完成的形式进行毕业论文。以上特点决定了毕业论文过程管理的复杂性，不同的高校对该教学任务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以达到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成效的目的。

2系统分析

系统分析主要围绕用例分析、业务流程分析和非功能性需求三个角度来开展。

2.1用例分析用例分析

主要分析系统中各类角色对系统各个模块的操作权限。根据前期调研结果的分析，本系统的用户可以分为系统管理员、教务部门工作人员、教师、专业负责人、分院领导和学生共六种角色。系统用例分析就是分析这六种角色在系统中可以操作的应用场景。

2.1.1系统管理员用例分析

毕业论文管理系统的系统管理员只负责本系统运行相关的支撑数据，即系统管理和基础数据两个模块中的功能。通常，系统管理模块包括部门管理、角色管理、用户管理、菜单管理、权限管理、数据管理、日志管理；基础数据包括专业设置、班级设置、教师管理、学生管理和教室管理。其中，部门管理是管理高校现有的教学单位和与毕业论文管理工作相关的部门；角色管理是管理系统用户的分类信息，以便为系统的权限分配提供基础；菜单管理是管理系统可以操作的模块以及模块的层次结构；权限管理是将菜单的操作权限分配给每类角色，从而确保系统操作和数据浏览的安全性；数据管理是对系统的数据库进行管理，包括数据备份和数据恢复；日志管理是管理系统操作的日志，以便系统出现问题时，可根据系统寻找发生故障的原因；专业设置是按照高校现有的专业结构和隶属关系完成专业信息的管理；班级设置是负责按照专业设置学生所在的班级；教师管理是管理高校教师的基本信息；学生管理是管理在校毕业班学生的基本信息；教室管理是管理目前学校可供使用的教室，为答辩安排提供基础数据。

2.1.2教务部门工作人员用例分析

教务部门工作人员在系统中主要负责三个方面的工作，分别是基础数据中关于时间的设置、答辩安排审核和答辩结果审核。其中，基础数据中的时间设置包括学期的设置、选题时间设置和过程时间设置。选题时间设置主要设置学生选题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过程时间设置包括指导记录时间的设置、中期检查时间的设置和答辩时间的设置。

2.1.3教师用例分析

毕业论文管理系统中具有操作权限的教师主要包括指导教师和交叉评阅教师以及答辩教师。教师在系统中可以操作的用例包括出题、审批开题报告、指导记录、答辩申请审批、交叉评阅和答辩结果登记。其中，出题只有被专业负责人指定为指导教师的教师才具有该权限，交叉评阅也只有被专业负责人指定为交叉评阅的教师才具有操作权限；答辩结果登记通常由答辩小组组长来完成。

2.1.4专业负责人用例分析

专业负责人在系统中主要负责安排工作，包括教师安排和答辩安排。其中，教师安排主要安排指导教师、交叉评阅教师和答辩教师的人选；答辩安排则负责安排答辩教师的分组、参加答辩的学生分组以及教室和具体的答辩时间。

2.1.5分院领导用例分析

分院领导在系统中主要负责两类信息的审核，分别是出题的审核和答辩安排的审核。

2.1.6学生用例分析

学生是毕业论文管理系统的主体，在该系统中可以操作的用例包括选题、开题报告撰写、指导记录、中期检查、答辩申请、答辩安排和答辩结果。

2.2业务流程分析

毕业论文管理系统包含的核心流程包括撰写开题报告和答辩安排两个核心流程。

2.2.1开题报告流程分析

参与开题报告工作的主体包括学生、指导教师、专业负责人和分院领导，其流程如下：首先，学生完成开题报告的撰写，并提交给系统验证，验证通过后保存信息，并转交给指导教师审批，审批通过后转交给专业负责人进行初步审核，审核通过后再转交给分院领导进行最后的审核，并将最后的审核意见反馈给学生。

2.2.2答辩安排流程分析

参与答辩安排的主体包括专业负责人、分院领导和教务部门工作人员，其流程大致如下：首先，专业负责人在答辩安排页面完成答辩安排的信息，然后提交给系统进行验证，如果验证通过再将安排转交给分院领导进行初步审核，审核通过后，转交给教务部门工作人员进行最后审核，审核通过后再将最终的审核结果反馈给专业负责人，并最终显示给学生和教师查看。

2.3非功能性需求分析

与功能性需求分析的侧重点不同，非功能性需求分析更注重的是系统的整体性能要求，是衡量系统整体质量的依据。根据本系统的特点，系统的非功能性需求主要包括稳定性、准确性、安全性、易用性和可移植性。

3系统设计

根据系统的功能需求分析的结果并结合管理信息系统的管理模式，总结出毕业论文过程管理系统的功能框架如图1所示。图1中的系统管理通常负责管理一般系统运行所需的支撑数据。毕业论文管理系统的系统管理由部门管理、角色管理、用户管理、菜单管理、权限管理、数据管理和日志管理共七个模块组成。

4结束语

代码开发仅仅是系统开发生命周期中的系统实现的主要任务，在此之前需经历系统分析和系统设计两个不可逾越的阶段。本文通过分析，得出了高校毕业论文管理系统的需求，并对这些需求进行整理后，完成了系统功能框架的设计，为下一步系统开发搭建系统应用程序架构提供了直接依据。

参考文献：

[1]包慧敏.基于Web的毕业论文管理系统设计[D].南京:南京理工大学,2013.

[2]郑鸿英.毕业论文管理系统的开发与实现[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3]刘珊.本科毕业论文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D].厦门:厦门大学,2014.

[4]陈斌.基于JQuery框架的毕业论文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D].苏州:苏州大学,2012.

[5]孙晓妍.基于UML的面向对象信息系统开发[J].价值工程,2013（10）:189-190.

[6]陈振庆,罗兰花.基于动态描述逻辑的UML状态图形式化方法[J].2011,37(13):55-57.

[7]陈振庆.基于时序描述逻辑的UML顺序图形式化方法[J].计算机工程,2013（3）:36-37.

心理分析基本理论篇2

这里准备讨论的意向性，首先应当是作为哲学问题的意向性。当意向性作为哲学问题被提出来时，它的日常含义在哲学讨论中就退回到背景里。“意向”此时不再是指“意图”或“倾向”意义上的意向，而是指意识构造或指向对象的活动或能力。

2．意向性对胡塞尔之所以具有哲学意义，乃是因为他在其中看到了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的契机。此后，无论是在他1907年完成的超越论转向之前还是之后，意向性都构成胡塞尔意识分析的核心课题。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曾对此精辟地概括说：“意向性可以在现象学还原之前和之后被描述：在还原之前时，它是一种交遇，在还原之后时，它是一种构成。它始终是前现象学心理学和先验现象学的共同主题”[②]就交遇而言，意向性所体现的自然观点中的心物二元的原则，是自我与他人、内心与外界、主体与客体、心理与物理的关系问题；就构成而言，意向性所体现的是哲学观点中的或超越论的主体性原则，是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显现活动与显现者、构造与被构造的关系。

在此双重方向上的意向性问题，通过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开。意向性成为现象学的不可或缺的起点概念和基本概念。因此，胡塞尔的整个哲学工作，即对意识体验的分析工作，都可以合理地、但不尽全面地被称作“意向分析”。

无论如何，意向性分析的工作主要是从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开始的。具体地说，胡塞尔在布伦塔诺对心理现象三分（表象、判断和情感活动）的基础上，用“客体化行为”和“非客体化行为”的两分来开始自己的意识体验分析。这样，布伦塔诺的“心理现象或者本身是表象，或者以表象为基础”的命题，就被胡塞尔改造为“任何一个意向体验或者是一个客体化行为，或者以这样一个行为为基础”。[③]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这也意味着，意识就是意向体验。意向性标志着所有意识的本己特性。

但若仔细分析起来，“每个意识都是意向的”这个说法有两重涵义：一个涵义在于：意识构造对象；另一个涵义是：意识指向对象。意向性既意味着意识构造客体的能力，也意味着意识指向客体的能力。前者专指客体化的意识行为，后者可以指所有的意识行为，即是说，非客体化的行为虽然不构造对象，但也指向对象。例如，爱是一个非客体化的行为，但它仍然有自己的对象。被爱者作为对象首先是通过表象的客体化行为被构造出来，而后才有可能被爱，即成为爱的行为的所指。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胡塞尔为什么要说：“任何一个意向体验或者是一个客体化行为，或者

以这样一个行为为基础”。非客体化行为（如爱、快乐、悲哀等等）自己不具有构造对象的能力，因此必须倚赖于客体化行为（感知、想象、符号行为等等），更确切地说，倚赖客体化行为构造的对象。即便是像“无名的悲哀”、“末名的喜悦”这样一些现象，在胡塞尔看来也有其确定的对象。

据此，客体化行为是奠基性的，非客体化行为必须建立在客体化行为的基础上。这样一种对客体化行为和非客体化行为的区分与定性，事实上为自古代哲学以来就有的并在近代哲学中得到极度弘扬的一个基本取向提供了依据：将哲学首先视为理论哲学，视为知识论。而情感活动、意愿活动作为非客体化行为只有在表象和判断等知识行为得到分析和探讨之后才有可能获得解释和澄清。这个将理论哲学定位为第一哲学，将实践哲学定位为第二哲学的意图，与笛卡尔、康德、布伦塔诺等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当然，它通过胡塞尔的细致扎实的意向分析而获得了更为严格缜密的依据和更为令人信服的实施。

因而马丁·海德格尔在为胡塞尔《内意识时间现象学讲座》所写的“编者引言”中有理由说，通过胡塞尔的分析，意向性获得了“一种原则性的揭示”。但是，海德格尔同时挑明：“意向性”这个表达即便在胡塞尔之后也仍然“不是一个口令，而是一个中心问题的称号”[④]。这几乎是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立场进行颠覆的一个暗示性预告。

3．正因为胡塞尔的工作为理论哲学的第一性地位奠定了一个意识哲学的基础，因此要想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顺序做革命性的变革，也就需要对这个奠基做出实质性的解构。这个解构首先是在现象学内部进行的，主要是通过马克斯·舍勒和海德格尔的——同样冠名为现象学的——分析工作。

由于舍勒在其哲学思考之初便把“精神”（不是胡塞尔的“意识”）视为一种存在形式，一种内在于行为之中的对某物的指向关系活动，因此，当他在布伦塔诺和胡塞尔那里发现意向性学说时，他立即予以积极的评价与附和。以后的研究者也用“精神的意向性”来标示舍勒所发现的“精神的结构”。

尽管舍勒不会否认意向性分析是现象学哲学的主要工作，并且自己也以现象学的方式进行了大量的意向分析，但这些分析并不像胡塞尔那样被用来给理论哲学的第一性地位做论证，恰恰相反，他用这些分析来论证的是他的价值哲学。

与胡塞尔的结论不同，在舍勒的意向分析中，感受行为不等于非客体化行为，因为它有自己构造出来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借助于客体化的直观行为而被构造出来的各种实在对象和概念对象，而是通过感受行为构造出来的各种不同价值。

因此，在舍勒看来，感受活动所依据的并不是由表象活动提供的对象，而是它本身所特有的对象，或者说，是由它自己原初地构造出来的价值对象。也就是说，感受有其自己的对象，表象也有其自己的对象。他写道：“我们把这个对价值的接受的感受称作意向感受功能的类别。这样，我们就全然不能说，这种功能乃是通过所谓表象、判断等等‘客体化行为’的中介才与对象领域发生联结的。这样的中介惟有状态的感受活动才需要，而意向感受活动却不需要。在意向感受活动的进程中，毋宁说对象本身的世界向我们‘开启’自身，只是恰恰从它的价值方面向我们开启。在意向感受活动中常常缺少形象客体，这正表明，这种感受活动自身原本就是一个‘客体化的行为’，它不需要以任何表象为中介。”[⑤]

由此可见，舍勒意义上的“感受”具有比胡塞尔的“感受”概念宽泛得多的外延。它甚至把表象和判断的活动、即舍勒所说

的“认知的功能”（也是胡塞尔所说的“客体化行为”）也包含在自身之中，例如对真假的判别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感受行为”的对象或意向相关项所决定的。

如果在舍勒这里也谈论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问题，那么这就首先要取决于被感受到的价值的等级秩序。感受价值的意向行为是不感受价值的非意向行为的基础；感受较高价值的意向行为是感受较低价值的意向行为的基础。由于最高的价值是神圣的价值，因而对这个价值的“极乐”感受便构成所有其他价值感受（如包括对“纯粹真理认知”价值的精神感受）的基础。将这个分析结论推演下去，就必然会引出取消理论哲学第一地位的结论。

概而言之，由于胡塞尔和舍勒赋予意向感受和一般感受行为的奠基意义的不同，它在整个现象学意向性分析中也就占有了根本不同的位置。感受行为的位置变更进一步导致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在胡塞尔和舍勒现象学体系中的位置变更。

4．海德格尔对此问题的思考努力属于另一个方向。他在意向性问题上是否受舍勒的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舍勒的影响，这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海德格尔可以被纳入到主张实践哲学是第一哲学的现代哲学家行列中，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他当然也有超出这种理论－实践二分的意图。但从总体上看，这个意图还没有如此被实施，以至于我们可以将他看作是凌驾于理论哲学家和实践哲学家之上的另类思想家。

与舍勒相似，海德格尔也是从一开始就看到了意向性的意义与问题。虽然在1925年的《时间概念历史导引》的讲座中，他已经把意向性看作是现象学的三个决定性发现之一和之首：意向性、范畴直观和先天的原初意义[⑥]，但他似乎并不满足于此。他还想询问它们在本质上是何以可能的。因此，在其随后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中，他已经将意向性问题置而不论，而是用作为此在结构的“烦”(sorge)或“超越”(transzendenz)来取代之。这种取代并不意味着用自己的此在结构分析来排斥胡塞尔的意识结构分析（意向分析），而更多是把前者看作是后者的基础。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他刻意地避免对相关问题做明确的表态。但在私下的讨论中，他对自己的立场表露再清楚不过了：“从其根本上透彻地思考意向性，这就意味着，将意向性建立在此－在的超越性基础之上。”[⑦]“意向性建立在超越性的基础上，并且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成为可能，——人们不能相反地从意向性出发来解释超越性。”[⑧]“从作为此在的基本结构的烦的现象出发可以看到，人们在现象学中用意向性所把握到的那些东西，以及人们在现象学中用意向性来把握这些东西的方式，都是残缺不全的，都还只是一个从外部被看到的现象。”[⑨]

所有这些说法要想表达的都是海德格尔的一个基本意图，这个意图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此在的基本结构分析所开启的那个层次与意向性分析所揭示的那个层次相比，是更为原本的和本真的。

如果胡塞尔说，所有意识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那么海德格尔会批评说：真正的基本情绪是没有对象的。烦作为此在的基本结构是非客体化的、非意向的。畏(angst)作为基本情绪也是无意向对象的，否则它就不是畏，而是怕(furcht)了，如此等等。以此方式，海德格尔“暗示了一个对现象学的提问方式的原则性批判是从哪里起步的。”[⑩]

5．对上面这些可以称作“现象学意向性分析历史导引”的概述，我们可以再作一个扼要的总结：布伦塔诺和胡塞尔通过意向分析所确立的是表象和判断在心理活动或意识活动中的首要地位；舍勒则通过意向分析而得出价值感受活动在精神生活中是第一性的结论，海德格尔认为意识的意向性结构不是最根本的，而是应当建立在此在的基本结构之上。所有这些分析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出发点和立场的分歧所导致。

无论如何，意向性概念及其分析在现象学中发端和展开的历史，清楚而典型地折射出西方哲学在二十世纪的变化史，它是一个从以知识论为主的理论哲学向以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为主的实践哲学过渡的历史。这个过渡或隐或显地贯穿在所有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中。但在现象学哲学中，它是以一种细致的意识分析的方式昭示于世人的。

心理分析基本理论篇3

一、胡塞尔现象学心理学的中介地位

胡塞尔一直对心理学非常关注，明确反对和批判自然主义的心理学。胡塞尔的相关心理学思想可以称为胡塞尔的哲学心理学，而胡塞尔现象学心理学是胡塞尔哲学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思辨和反思的形式阐述并论证了心理学概念及基础的现象学取向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它“讨论的不是组成以现象学为基础的心理学是什么，而是讨论心理学概念基础的现象学澄清需要什么。也就是说，这种工作可以看作是对哲学心理学或心灵哲学的现象学贡献。它既不是先验哲学，也不是经验心理学，更不是经验心理学程序的讨论”。

胡塞尔把现象学心理学最早称作“理性心理学”、“本质心理学”）也称作心理学的现象学，认为现象学心理学是关于“心理（pyct^)的先在的、本质的、直觉的、纯粹描述和意向性的科学。“从根本上说，胡塞尔用这个术语（指现象学心理学一引者注）替代过去常被称作'理性心理学’的一种哲学分支。“它是以作为心灵特有本质直观的内在性直观为根据的。”胡塞尔的现象学心理学从根本上说是一门本质现象学，它所完成的并不是科学心理学的工作而是基础性的哲学工作，试图解决心理学的哲学基础，目的是想为真正的科学心理学铺平道路。在胡塞尔理论体系中，现象学心理学服务于两个方面，履行两种职能。现象学心理学处在介于经验心理学和先验现象学之间的中间位置，它试图弥合经验心理学和先验现象学之间的间隙，充当“心理和逻辑的张力系统”中的重要“平衡器”。“他（指胡塞尔—引者注）越来越感到需要一种能填补哲学和当时最好的心理学之间空隙的现象学心理学，这种现象学心理学又是探讨现象学还原和超验现象学的特殊方法。”

一方面，由于现象学与心理学尽管对“意识”的研究方式不同，但都把“意识”作为各自的研究起点，胡塞尔希望现象学心理学能够作为一个中介，充当通往先验现象学的重要导引，实现先验现象学的任务。“对这门距自然思维较近的心理学的现象学的解释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引子。我们可以从这个初级阶段进一步上升，达到对哲学现象学的理解。美国现象学家施皮格伯格明确指出，胡塞尔借助两条道路通向先验现象学，一条道路是通过“生活世界”达到先验现象学，另一条道路则是通过批判地评价经验心理学达到先验现象学，而这个任务主要是由现象学心理学来承担和完成。

另一方面，胡塞尔的现象学心理学想充当经验心理学成为真正心理学或者说科学心理学的先决条件和基础。胡塞尔坚持认为现象学心理学能够提供一些基本的和有价值的启示，可以给经验心理学的研究指明意义和方向。心理学必须重视意识的绝对独特性和心理学研究上的首要性。而传统经验心理学恰恰缺乏一种建立在对心理本质的直觉澄清基础上的概念系统。胡塞尔相信，现象学心理学能通过本质还原和反思分析提供给心理学家关于鲜活的意识经验的基本性质，揭示意识流的心理本质。“很明显，通过现象学心理学还原，现象学心理学能够摆脱所有经验的和心理物理的元素，关注本质而不是事实，它从本质的角度寻找心理生活不变的方面。当然，自然主义取向的现代心理学家对这种意识分析是怀疑和拒斥的。

二、胡塞尔现象学心理学对经验心理学的分析

胡塞尔称冯特为“最糟糕的心理学家之一”，强烈反对冯特实验内省法对意识内容的机械式、元素主义的分解，认为这种把心理经验“肢解”为一堆无意义的心理元素的做法，是典型的“心理化学”式思维，是“自然主义”在心理学中的突出体现。胡塞尔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对实证心理学的看法，对当时主流心理学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批判，并且勾勒了一种积极的科学方式，希望能提供更有力的对人的心理经验的说明。

胡塞尔认为主流心理学没有冷静地考虑心理经验的意义所在，也不可能认真考虑心理经验的意义内在地对研究方法提出的特别要求，因此这种心理学对“心理”本身的特性极易“视而不见”也就必然陷入错误的“意识自然化”。所谓意识自然化就是把意识等同于物理存在，并服从物理自然的法则。意识自然化既有相应的哲学思想作为理论背景，更有具体、可操作的自然科学技术作为手段。意识自然化表面上看是方法论的错误，而实际根源在于对心理现象的错误理解。心理物理学使得实验心理学家无法认识到对意识的直接、纯粹分析的重要性，而只是把意识转变为可以实验控制的物理事件的相关物，并寻找它们之间的数学关系，进而提供一种理论说明。结果心理学家的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实验方法的设计及其缺陷的克服，无暇（意）关注意识现象本身的特征和规律。

在胡塞尔看来，实验形式的经验心理学无法或者说忽略察觉和澄清意识的根本性质，没有清楚考虑到自己研究的前提概念已经影响、歪曲了对意识的分析。在现象学意义上讲，这些心理学是朴素的。心理学由于缺乏对根本的意识活动的全面理角解因而使自身对如何描述已经渗透于一堆概念之中的心理经验显得十分盲目。换句话说，心理学家没有明确注意到根本的、纯粹的意识活动的本质未被准确把握，而心理学研究必须建立在对一些重要的尚未被认清的前概念的研究基础之上。心理学家可能会使用一些概念去描述被试的心理经验，但是心理学家首先应该澄清的是人的普遍的意识活动的本质。“只有对这些概念进行本质分析才能把幼稚的心理学体验（体验心理学)变成一门科学。”因此，胡塞尔认为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方法替代自然主义者对意识的实验研究法，通过严格的科学方式来研究意识现象而不犯自然化意识的错误。“胡塞尔所要求的是这样一种研究，它不顾心理学的东西在真实机体的结构中的地位，而首先和主要的是全神贯注于本来自行呈现的心理现象。”

主流的实证心理学通过观察和实验可以积累许多关于心理一物生)理之间的相关材料，能够总结关于这些材料事实的普遍规律，但是心理学只要不摆脱认识论上“素朴”的倾向，也就是心理学如果不预先清楚地把握它所观察和实验的东西，那么不管心理学已经积累了多少东西，它们仍然达不到所谓科学心理学的水平。尽管实验方法可以发现心理事实之间的相关联系，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单单实验不能完成对意识生活本身的分析。主流的实证心理学缺乏对意识的纯粹分析，只注重坚持通过观察和实验来阐明某些间接的心理学相关事实，而把那些在内在直觉中直接显现自身的、关于意识资料的纯粹分析和描述完全摈弃。

实证心理学家很少考虑到，如果忽略或放弃对意识活动的本质分析，那么即使能够获得间接的心理学相关事实，也已经剥夺了它们真正的心理学意义。换句话说，虽然实证心理学能够阐明有价值的心理物理学事实和规则，但是如果它不是建立在一种关于意识活动的本质分析的系统的、科学的基础之上，并且这种关于意识活动的本质分析的系统化如果不是通过“内在”的直觉反思来完成，那么实证心理学就很难对这些间接的心理学事实有更深刻的理解和精确的科学评价。尽管实证心理学一直努力在方法论上“尽善尽美”，但它无疑缺乏澄清心理活动本真属性的先在基础。在现象学看来，这种心理学还不是真正的心理学或者说还不是科学心理学。

胡塞尔认为，主流心理学家虽然也承认心理学知识来源于人的心理经验，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对于那些素朴的、原始的心理经验资料的描述以及同时对这些描述的内在分析离不开绝对确证自明的心理学概念，这也是主流心理学的一大弱点。也就是说，只有在绝对确证自明的心理学概念作为前提的条件之下，对心理经验的描述及其对描述的分析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心理学概念的自明性确证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来源于被试者或心理学家自身的简单经验，而只能来自于严格逻辑上的先验确证。由于主流心理学强调的重心是“严密”的实验设计、“严格”的实验方法和“严谨”的统计分析，因而对于确证自明的心理学概念所蕴涵的心理学研究价值没有清楚的认识和重视，也无法看到它们对于心理学方法论的至关重要性。在这点上，胡塞尔认为主流心理学是“不科学的”。也恰恰在此，对心理的现象学的本质分析有了“应有之义”。基于此，胡塞尔相信“只有凭借对意识的内在的本质分析，我们才能发现心理学的科学手段。没有这个预备性的先天分析，经验心理学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徘徊”

三、胡塞尔现象学心理学对经验心理学的先导作用

胡塞尔的现象学心理学就是要致力于给“经验心理学”提供必要的本质洞察，纠正经验心理学的缺陷，以确保经验心理学的研究意义和方向，实现真正的心理学。它主要完成的是基础性的哲学工作，其意义在于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心理学做好充分的铺垫。“这门心理学提出变革的要求，它要求成为原则性的方法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一门科学上严格的经验心理学才能成立。”胡塞尔坚持认为需要全面改革现代心理学，其一贯立场是传统的实验心理学只有建立在现象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主流心理学通过模仿物理科学力求取得科学地位，但是这种心理学并没有获得一个适合它对象的概念基础和方法论。

胡塞尔并非想用自己的理论体系取代传统心理学，也没有全盘否定和彻底反对心理学。而是在肯定心理学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的同时，否定和反对特定类型的心理学，即“自然主义的”和“客观主义的”心理学。“胡塞尔特别反对用自然科学取向研究生活问题，……反对人类精神的客观观点。”胡塞尔认为，这些心理学错误地模仿物理科学，曲解了心理现象的本质特征。胡塞尔现象学心理学想给心理学提供一个基础，把心理学提升为科学。

“心理学对意识的本质不能进行试验，但是哲学却可以，并且能为经验心理学提供一种基础，使得心理学成为科学的。”现象学目的之一是澄清现象的“本质”（essence)胡塞尔认为这种澄清是任何客观探求达到实证水平的基本步骤。同时，现象学体现为一种独特的研究取向，致力于如实、充分、丰富地描述意识状态，这种描述是不带先入为主的观念的、纯粹的描述。心理学对意识活动的本质的前提理解必须首先通过现象学的分析得到严格的澄清，它先于任何一种经验心理学的工作。这也正是现象学对经验的（实验的）心理学提供帮助的重要之处。

胡塞尔认为，现代心理学的根本错误是没有在心理学研究中建立和贯彻现象学方法的必要性：“现代心理学的根本错误阻碍了它自己成为真正的、完全的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真正根本的、系统的现象学因为摆脱了自然主义的偏见，致力于极端复杂、易混淆的意识问题，能提供给我们对心理一种真实的理解。“现象学的方法是一条通向科学的理性理论的真正道路，也是一条通向充分的心理学的真正道路。”只有这样，聚集起来的大量心理学经验事实和有意义的法则才会有真正的价值。胡塞尔一贯坚持，获得真正的心理学知识最终必须依赖于对心理的本质洞察，而这种洞察无法通过物理的或实验的方法来实现，只有利用现象学分析即现象学心理学的本质还原来揭示心理的本质，也只有“现象学分析才能让经验心理学走出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无结果的纠缠”。

对胡塞尔来说，不管实证心理学的测量有多么精密，实验技术有多么创新，如果首先不能清楚地把握被测量的和相关的是什么，那么所有的努力都毫无意义。仅仅事实的描述不能产生科学的心理学知识，即使这种描述与直接所给予的现象相和谐一致。统计资料的排列不能认为构成了一种真正的科学心理学。“事实只能构成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不能形成科学研究的全部。”(P23)

对心理现象的清楚把握离不开第一手的现象学分析。所谓现象学分析就是以现象学还原的态度描述心理现象，通过自由想象变化便）寻找现象的本质，同时重视意识的意向性这一事实。以现象学还原的态度描述心理现象，就是要使得对心理现象的描述与它们在直接经验中被给予的那样，拒绝任何试图将心理现象与非心理实体不管是行为的、生理的或物理的实体）相联系的做法。现象学心理学作为一种对心理现象的先在的、本质的研究，与传统的经验心理学不同，现象学心理学不关注纯粹的心理事实之类的东西，而仅仅关注心理现象的“本质”，实现的方式依赖于本质的方法即本质还原。

现象学心理学还原也即所谓的“本质还原”对现象学心理学来说是根本的和不可缺少的。

心理分析基本理论篇4

虽然早在中世纪哲学中就有对“意向”(intentio)问题的最初讨论，例如托马斯·阿奎纳就把用它来定义有意图的精神行为，但真正将它作为哲学术语加以运用的首先是深喑中世纪哲学的弗兰茨·布伦塔诺。他将“意向的”、“意向的内存在”这样一些概念引入到哲学和心理学中，并赋予它以一种特殊的哲学或心理学蕴涵。“意向的”一词，在他那里并从他开始而代表着心理现象的一个基本特征：所有心理现象都“在自身中意向地含有一个对象”。他认为可以通过对意向性或意向内存在(inexistenz)的指明来区分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意向性”是心理现象所独有的一个基本特征。以后他的学生埃德蒙德·胡塞尔曾对此评价说：“在描述心理学的类别划分中，没有什么比布伦塔诺在‘心理现象’的标题下所做的、并且被他用来进行著名的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之划分的分类更为奇特，并且在哲学上更有意义的分类了。”[①]

2．意向性对胡塞尔之所以具有哲学意义，乃是因为他在其中看到了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的契机。此后，无论是在他1907年完成的超越论转向之前还是之后，意向性都构成胡塞尔意识分析的核心课题。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曾对此精辟地概括说：“意向性可以在现象学还原之前和之后被描述：在还原之前时，它是一种交遇，在还原之后时，它是一种构成。它始终是前现象学心理学和先验现象学的共同主题”[②]就交遇而言，意向性所体现的自然观点中的心物二元的原则，是自我与他人、内心与外界、主体与客体、心理与物理的关系问题；就构成而言，意向性所体现的是哲学观点中的或超越论的主体性原则，是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显现活动与显现者、构造与被构造的关系。

在此双重方向上的意向性问题，通过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开。意向性成为现象学的不可或缺的起点概念和基本概念。因此，胡塞尔的整个哲学工作，即对意识体验的分析工作，都可以合理地、但不尽全面地被称作“意向分析”。

无论如何，意向性分析的工作主要是从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开始的。具体地说，胡塞尔在布伦塔诺对心理现象三分（表象、判断和情感活动）的基础上，用“客体化行为”和“非客体化行为”的两分来开始自己的意识体验分析。这样，布伦塔诺的“心理现象或者本身是表象，或者以表象为基础”的命题，就被胡塞尔改造为“任何一个意向体验或者是一个客体化行为，或者以这样一个行为为基础”。[③]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这也意味着，意识就是意向体验。意向性标志着所有意识的本己特性。

但若仔细分析起来，“每个意识都是意向的”这个说法有两重涵义：一个涵义在于：意识构造对象；另一个涵义是：意识指向对象。意向性既意味着意识构造客体的能力，也意味着意识指向客体的能力。前者专指客体化的意识行为，后者可以指所有的意识行为，即是说，非客体化的行为虽然不构造对象，但也指向对象。例如，爱是一个非客体化的行为，但它仍然有自己的对象。被爱者作为对象首先是通过表象的客体化行为被构造出来，而后才有可能被爱，即成为爱的行为的所指。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胡塞尔为什么要说：“任何一个意向体验或者是一个客体化行为，或者以这样一个行为为基础”。非客体化行为（如爱、快乐、悲哀等等）自己不具有构造对象的能力，因此必须倚赖于客体化行为（感知、想象、符号行为等等），更确切地说，倚赖客体化行为构造的对象。即便是像“无名的悲哀”、“末名的喜悦”这样一些现象，在胡塞尔看来也有其确定的对象。

据此，客体化行为是奠基性的，非客体化行为必须建立在客体化行为的基础上。这样一种对客体化行为和非客体化行为的区分与定性，事实上为自古代哲学以来就有的并在近代哲学中得到极度弘扬的一个基本取向提供了依据：将哲学首先视为理论哲学，视为知识论。而情感活动、意愿活动作为非客体化行为只有在表象和判断等知识行为得到分析和探讨之后才有可能获得解释和澄清。这个将理论哲学定位为第一哲学，将实践哲学定位为第二哲学的意图，与笛卡尔、康德、布伦塔诺等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当然，它通过胡塞尔的细致扎实的意向分析而获得了更为严格缜密的依据和更为令人信服的实施。

因而马丁·海德格尔在为胡塞尔《内意识时间现象学讲座》所写的“编者引言”中有理由说，通过胡塞尔的分析，意向性获得了“一种原则性的揭示”。但是，海德格尔同时挑明：“意向性”这个表达即便在胡塞尔之后也仍然“不是一个口令，而是一个中心问题的称号”[④]。这几乎是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立场进行颠覆的一个暗示性预告。

3．正因为胡塞尔的工作为理论哲学的第一性地位奠定了一个意识哲学的基础，因此要想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顺序做革命性的变革，也就需要对这个奠基做出实质性的解构。这个解构首先是在现象学内部进行的，主要是通过马克斯·舍勒和海德格尔的——同样冠名为现象学的——分析工作。

由于舍勒在其哲学思考之初便把“精神”（不是胡塞尔的“意识”）视为一种存在形式，一种内在于行为之中的对某物的指向关系活动，因此，当他在布伦塔诺和胡塞尔那里发现意向性学说时，他立即予以积极的评价与附和。以后的研究者也用“精神的意向性”来标示舍勒所发现的“精神的结构”。

尽管舍勒不会否认意向性分析是现象学哲学的主要工作，并且自己也以现象学的方式进行了大量的意向分析，但这些分析并不像胡塞尔那样被用来给理论哲学的第一性地位做论证，恰恰相反，他用这些分析来论证的是他的价值哲学。

与胡塞尔的结论不同，在舍勒的意向分析中，感受行为不等于非客体化行为，因为它有自己构造出来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借助于客体化的直观行为而被构造出来的各种实在对象和概念对象，而是通过感受行为构造出来的各种不同价值。

因此，在舍勒看来，感受活动所依据的并不是由表象活动提供的对象，而是它本身所特有的对象，或者说，是由它自己原初地构造出来的价值对象。也就是说，感受有其自己的对象，表象也有其自己的对象。他写道：“我们把这个对价值的接受的感受称作意向感受功能的类别。这样，我们就全然不能说，这种功能乃是通过所谓表象、判断等等‘客体化行为’的中介才与对象领域发生联结的。这样的中介惟有状态的感受活动才需要，而意向感受活动却不需要。在意向感受活动的进程中，毋宁说对象本身的世界向我们‘开启’自身，只是恰恰从它的价值方面向我们开启。在意向感受活动中常常缺少形象客体，这正表明，这种感受活动自身原本就是一个‘客体化的行为’，它不需要以任何表象为中介。”[⑤]

由此可见，舍勒意义上的“感受”具有比胡塞尔的“感受”概念宽泛得多的外延。它甚至把表象和判断的活动、即舍勒所说的“认知的功能”（也是胡塞尔所说的“客体化行为”）也包含在自身之中，例如对真假的判别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感受行为”的对象或意向相关项所决定的。

如果在舍勒这里也谈论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问题，那么这就首先要取决于被感受到的价值的等级秩序。感受价值的意向行为是不感受价值的非意向行为的基础；感受较高价值的意向行为是感受较低价值的意向行为的基础。由于最高的价值是神圣的价值，因而对这个价值的“极乐”感受便构成所有其他价值感受（如包括对“纯粹真理认知”价值的精神感受）的基础。将这个分析结论推演下去，就必然会引出取消理论哲学第一地位的结论。

概而言之，由于胡塞尔和舍勒赋予意向感受和一般感受行为的奠基意义的不同，它在整个现象学意向性分析中也就占有了根本不同的位置。感受行为的位置变更进一步导致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在胡塞尔和舍勒现象学体系中的位置变更。

4．海德格尔对此问题的思考努力属于另一个方向。他在意向性问题上是否受舍勒的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舍勒的影响，这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海德格尔可以被纳入到主张实践哲学是第一哲学的现代哲学家行列中，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他当然也有超出这种理论－实践二分的意图。但从总体上看，这个意图还没有如此被实施，以至于我们可以将他看作是凌驾于理论哲学家和实践哲学家之上的另类思想家。

与舍勒相似，海德格尔也是从一开始就看到了意向性的意义与问题。虽然在1925年的《时间概念历史导引》的讲座中，他已经把意向性看作是现象学的三个决定性发现之一和之首：意向性、范畴直观和先天的原初意义[⑥]，但他似乎并不满足于此。他还想询问它们在本质上是何以可能的。因此，在其随后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中，他已经将意向性问题置而不论，而是用作为此在结构的“烦”(sorge)或“超越”(transzendenz)来取代之。这种取代并不意味着用自己的此在结构分析来排斥胡塞尔的意识结构分析（意向分析），而更多是把前者看作是后者的基础。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他刻意地避免对相关问题做明确的表态。但在私下的讨论中，他对自己的立场表露再清楚不过了：“从其根本上透彻地思考意向性，这就意味着，将意向性建立在此－在的超越性基础之上。”[⑦]“意向性建立在超越性的基础上，并且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成为可能，——人们不能相反地从意向性出发来解释超越性。”[⑧]“从作为此在的基本结构的烦的现象出发可以看到，人们在现象学中用意向性所把握到的那些东西，以及人们在现象学中用意向性来把握这些东西的方式，都是残缺不全的，都还只是一个从外部被看到的现象。”[⑨]

所有这些说法要想表达的都是海德格尔的一个基本意图，这个意图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此在的基本结构分析所开启的那个层次与意向性分析所揭示的那个层次相比，是更为原本的和本真的。

如果胡塞尔说，所有意识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那么海德格尔会批评说：真正的基本情绪是没有对象的。烦作为此在的基本结构是非客体化的、非意向的。畏(angst)作为基本情绪也是无意向对象的，否则它就不是畏，而是怕(furcht)了，如此等等。以此方式，海德格尔“暗示了一个对现象学的提问方式的原则性批判是从哪里起步的。”[⑩]

5．对上面这些可以称作“现象学意向性分析历史导引”的概述，我们可以再作一个扼要的总结：布伦塔诺和胡塞尔通过意向分析所确立的是表象和判断在心理活动或意识活动中的首要地位；舍勒则通过意向分析而得出价值感受活动在精神生活中是第一性的结论，海德格尔认为意识的意向性结构不是最根本的，而是应当建立在此在的基本结构之上。所有这些分析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出发点和立场的分歧所导致。

无论如何，意向性概念及其分析在现象学中发端和展开的历史，清楚而典型地折射出西方哲学在二十世纪的变化史，它是一个从以知识论为主的理论哲学向以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为主的实践哲学过渡的历史。这个过渡或隐或显地贯穿在所有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中。但在现象学哲学中，它是以一种细致的意识分析的方式昭示于世人的。

在结束本文之前或许有必要指出一点：这种现象学意识分析的方式已经可以在两千年前的印度佛学中发现。撇开时代精神的差异不论，小乘－大乘佛学通过意识分析（更确切地说：关于心识的讨论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不是与舍勒、海德格尔的相关主张，而是与布伦塔诺、胡塞尔的分析结果更为相近。具体地说，小乘有部与大乘唯识宗都把六识或八识的识体称为“心王”(citta)，即心的主体或主作用；这里的“识”，是了别的意思，主要是对外境而言。而与心王同时和相应发生的精神活动，在小乘有四十种，在大乘有五十一种，如感受、烦恼等，都不是心本身，而是心王之所有，是心的别作用，因此称作“心所”(caitta)。这个“心王－心所”的分类与奠基层次确定，与胡塞尔“客体化－非客体化行为”的分类和奠基层次确定，基本上只有术语上的差异。

但我们并不想依据历史思考的案例来得出一个对现象学内部各种不同分析结论的价值判断和取舍，而只是想——借用海德格尔的口吻来说——暗示一个对意向性问题的原则思考还可以从哪里起步。

--------------------------------------------------------------------------------

[①]胡塞尔：《逻辑研究》ii/1，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a344/b1364。

[②]胡塞尔：“〈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法译本译者导言”，载于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页476。

[③]胡塞尔：《逻辑研究》ii/1，同上书，a458/b1494。

[④]e.husserl,husserlianabd.x:zurphaenomenologiedesinnerenzeitbewusstseins(1893-1917),denhaag,matinusnijhof,1966,p.xxv。

[⑤]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倪梁康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上册，页264－265。

[⑥]m.heidegger,prolegomenazurgeschichtedeszeitbegriffs(1925),gesamtausgabebd.20,frankfurt/main,vittorioklostermann,1979，p.34.

[⑦]m.heidegger,vierseminare,frankfurt/main,vittorioklostermann,1977,p.122。

[⑧]m.heidegger,diegrundproblemederphaenomenologie(1927),gesamtausgabebd.24,frankfurt/main,vittorioklostermann,1975,p.230。

心理分析基本理论篇5

一、个人理财概念的界定

国内外关于个人理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财需求和理财供给两方面,并以此为基础从理财市场、理财产品、理财行业、理财规制等不同视角研究个人理财。

国内外对个人理财概念的界定基本上都认为是对客户一生不同阶段所提供的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而主要的争议则更多的体现在具体的业务范围上。国内的研究一般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5年颁布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为标准,该办法对个人理财业务的定义如下:个人理财业务是指商业银行为个人客户提供的财务分析,投资顾问等专业化访问,已经商业银行以特定目标客户或客户群为对象,推介销售投资产品,理财计划,并代客户进行投资操作或资产管理的业务活动。

二、X效率理论分析个人理财业务

X效率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已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该理论是作为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后者以家庭和企业为研究对象,视企业为“黑箱”。并假设企业是根据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进行生产的,企业的目的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而企业内部不存在低效率,仅承认市场出现的低效率。但由于该假设条件与现实不符,莱宾斯坦、弗朗茨等学者在半微微经济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心理学,博弈论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X效率理论。该理论认为低效率现象不仅存在于企业内部,表现在生产领域中,而且也存在于家庭内部,表现在消费领域中。

X效率理论是以X效率概念为核心的经济理论体系,它通过对最基本的经济单位、个人及其行为的分析,对企业、家庭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行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考察个人行为的过程中,莱宾斯坦提出了选择理性理论,“全权委托理论”偏好原理和个人努力均衡,这三者构成了X效率理论的三大理论支柱。

下面我们从以下几个角度说明把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看作一个整体,并对其做X效率分析具备理论支持。

(一)X效率理论的研究对象

该理论是以个人为基本研究单位的经济理论,莱宾斯坦的观点是:基本的决策和行为单位是个人,而不是由个人组成的家庭或企业;把针对个人的行为假设简单地套用于家庭和企业的作法是不合适的;要正确地理解和说明作为“分子”的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就必须先分析作为“原于”的个人的行为;X效率理论的任务,就是通过对作为基本决策单他的个人的行为的考察,分析和研究由个人组成的更大的经济单位如企业、家庭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动。

由于X效率理论是微微经济学理论,因此只要是由个人所组成的一个整体都可以根据X效率理论先研究个人行为,再研究这个整体。因此,无论是把银行作为一个整体,还是把银行个人理财业务作为一个整体来做X效率研究,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理论上都是可行的。

(二)X效率理论的基本假设条件

第一,只有个人才有思想感情和行动,因此,恰当的研究单位应该是个人,而不是由个人组成的企业和家庭。

第二,由于个人具有双重个性,因此,个人行为既包括理性因素,也包括非理性因素。

第三,作为人的雇员和作为委托人的企业主,在目标和利益上并不总是一致的。

第四,个人并不只是对环境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反应,相反,个人的行为常常具有受习惯影响的惯性特征。

第五,劳动合同是不完全的,雇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选择努力水平的自由。

用X效率去分析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并不违背该理论的假设条件,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得到了理论支持。

(三)X效率理论的研究方法

X效率理论认为经济理论的解释力是第一位的,而预测力是第二位的。与之相应的,X效率的研究方法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个人主义方法论。所谓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是指:最恰当或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自对个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莱宾斯坦认为是个人而不是家庭或企业是基本的决策和行为单位,家庭和企业的目标及行为只有通过对个人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博弈论方法。在博弈过程中,如果双方都选择了最大化策略,就会导致囚徒困境结果,这能说明企业或家庭内部X低效率的形成,因此,X效率理论在考察企业或家庭的人际关系时充分运用了博弈论方法。

心理学方法。个人行为是要受到心理因素支配的,可以运用心理学方法分析个人选择理性的程度及惯性区域的形成。

无论是莱宾斯坦用X效率理论研究家庭、企业和宏观国民经济,还是我们用X效率研究银行或银行的某一业务,在整体的研究思路上都借用了这些研究方法。

三、相关研究的综述

目前国内外针对银行业的X效率研究大部分都是把银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效率分析,对银行某一单个业务进行效率分析的文献极少,较具代表性的是FrancisX.Favre,PatrickT.Hack和LarryW.Hunter(2001)的《黑箱揭秘:是什么影响银行的效率》中专门对银行业零售业务做了X效率分析,并分析了影响效率的因素;AthanassopoulosD.A,SotiriouC.A和StavrosA.Zenios(1999)的《对银行分支机构效率差异的国内外比较》一文中把银行分支机构作为效率的研究对象,通过比较英国、德国和塞浦路斯的银行分支的效率,为分支机构效率的改进提供一些引导。在国内,王晓芳,曹志鹏和张欣(2008)运用DEA模型对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直属分行做了效率分析,并认为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经济效率较低,产出增长还主要依靠营业费用和人力等投入品的外延式增长,其效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而且风险因素对银行经济效率有明显影响;顾乾屏,姜彦福和孙晓昆(2008)运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SE-DEA)模型通过对2005年中国30个省、30个省会城市、260多个地级市及该区域某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效率的分析来评价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相对效率,进而构建了一种两维(区域层次和管理目标)效率评价系统。

四、结论

心理分析基本理论篇6

关键词：经济学；经济学范式；马克思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耦合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7－0016－05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以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进行权衡取舍的学说，资源稀缺性和人的欲望无限性的基本矛盾决定了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使人们不得不作出权衡取舍，以有限的资源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欲望。当代经济学学派纷繁多样、错综复杂，但是，真正形成体系的是马克思经济学和由西方新古典主义以及凯恩斯主义组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两大流派，它们互相对峙，相互竞争。两大经济理论体系究竟是具有相通之处，进而存在着相互融合、互相补充的可能，还是完全对立、无法耦合的两大逻辑体系，迄今为止，并未有确定的结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究竟谁是科学的理论，我们暂不轻易地下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对经济学问题进行系统回答的经济学思想体系，无论哪种经济学，它都只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对正确地解释了世界，并赋予经济实践活动以相对真理性的理论指导。

一、范式与经济学范式

托马斯・库恩(ThomasSamuelKuhn)和伊姆里・拉卡托斯(ImreLakatos)认为科学的全部是方法、研究课题和范式fParadigm)。范式一词首先由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第一版)一书中用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库恩后来在斛学革命的结构》第二版中对范式作了相对通约的定义，指出范式是观察世界和实践科学的方法，是特定学科的一般研究人员所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技术手段等的综合体。范式一词包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观，即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论，即一套概念体系及分析方法。

库恩的范式概念被引进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表现在边际主义的发展中。PeterUrbaeh指出：“经济学作为一种范式，最重要的恐怕要数边际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主观效用价值论以及随之而来的边际分析方法”。后来，经济学家从这个一般方法中选出一部分用以构造其独立的范式，形成了主流经济学范式。主观效用论和边际分析方法迅速成为经济学者们共同的分析工具，也由此推动了新古典主义主流地位的形成。宏观经济学内部也有相对立的范式：既有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市场出清假设，即古典宏观经济学，也有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范式。

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则擅长对规模宏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演变规律以及经济系统的历史性、整体性和社会性进行分析，遵循“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生产价格论”的基本逻辑结构，以科学抽象法、辩证法、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法作为其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然而，范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范式作为一门学科知识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在经济学科范围内易被一批理论家和实践者所共同接受，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工具，进而促进经济理论的系统化、科学化；另一方面，范式会使得各经济理论体系下的研究者产生“惰性”。经济学理论作为一个总体的逻辑系统，需要接受经济问题和经济实践的检验。在既定范式的支配下，只要现有范式的逻辑体系和方法论能够在一定经济分析工具的帮助下合理地解释经济现象，这种范式就会得到认可和维护。即使经济分析的逻辑结论和现实经验并不相符，经济学家也不会怀疑范式本身是否出现了危机，通常是通过修正自身对范式的认识和理解，将反常的经济现象勉强纳入到既定范式所蕴含的逻辑空间中，进而去维护旧范式，从而阻碍科学的进步。因此，在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和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构建中国经济学之时，要特别小心地寻找和建立自己的经济学范式，使其走向科学，并将其纳入到时代的背景之下。应充分认识到，经济学的范式不是一经形成就一成不变，而是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有其历史的、动态的发展逻辑。

二、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异同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在逻辑前提、研究方法、核心概念和逻辑体系等基本要素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一)马克思经济学范式

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主要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研究的重点是社会的生产关系，目的在于揭示一定生产方式条件下的特殊经济规律。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框架的生命力根植于各概念、范畴之间较强的逻辑关系，对资本主义在19世纪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带来的生产关系变化作出了最科学的概括。可见，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是从总体上去把握社会经济关系，整个体系的概念、范畴、环节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并从抽象到具体，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的方法论，这样不仅可以正确地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此来指导现实。

方法论往往是经济理论体系稳定范式形成的先导和标志。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并奠定其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反对庸俗方法论的过程中，把以往的经验归纳法与抽象演绎法的结合推向了高峰，以辨证逻辑和规范分析作为主要分析工具。此外，也采用了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的方法、数学的方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体现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本质特征，它在方法论上打破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把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的神话，指出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道路。

由于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追随者”和“维护者”曲解了经典作家的原意，过分注重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而忽略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交换关系的研究，导致其理论分析的范式脱离了现实的经济过程和经济实践。马克思经济学当然不是单纯研究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后人把提高经济效率、合理利用资源、加速经济发展都看成是人与人的关系。这种过分强调事物的本质，导致了后人和理论应用者对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应用的僵化。作为一个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其分析范式应强调经济学的“致用性”，而不是将自身导向经济哲学的虚幻高度。西方主流经济学最为人诟病的是其并不注重将历史和制度因素作为理论分析的重要变量，而马克思经济学者也绝不应该将一个半世纪前形成的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当作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理论范式，如果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已经解释不了的经验事实硬要勉强地将纳入到其分析范式所蕴含的逻辑空间内进行分析，那么，只会使其丧失范式转换

的空间和生命力。因此，维护和巩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真正科学的态度是辩证地继承和发展，而非一味盲目地维护。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

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由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为基础的新古典主义(从马歇尔和瓦尔拉斯开始)和对马歇尔过程分析进行了发展的凯恩斯主义组成，当代主要以萨缪尔森等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为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围绕假定前提、硬核、防护带、方法论原则等固定的思维和认知模式，强调事物的开放性、无序性、不确定性、非线性等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自马歇尔以来形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硬核主要有三个部分：理性选择、稳定性偏好和均衡状态。防护带也分为三个部分：经济主体面临的市场环境是充分竞争；经济主体面临的世界是无摩擦的世界；经济主体拥有的信息是完全信息。

西方主流经济学注重经济运行机制等一类较低理论层次的分析，注重运用富有特点的新颖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并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其研究目标是实用化和总量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经形成，再没有进行过整体理论范式的转变，而是致力于在新古典主义以来所形成的主流范式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数理化手段对主流范式进行维护和巩固。RobertKuttnet(1987)指出：“就方法而言，标准经济学高度抽象，倚重……数学和演绎，并不孜孜计较体制”。如果单纯进行理论分析，在一个相对封闭、静态的经济体系中，这种分析方法有助于对复杂的经济现实进行抽象地把握，也有助于顺利构建经济理论体系。在假定前提的基础上进行演绎逻辑推理，进而得到结论，仅仅从理论体系本身而言，这种分析没有问题，这实际上也是经济学范式不同于其他理论的独特之处。这种发端于李嘉图的抽象演绎方法是独创性的，它指出了通向现代经济分析的道路，并产生了最终可能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

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未随时代变化而进行整体的理论范式变迁，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范式的“硬核”、“防护带”均受到了理论与现实的冲击。对物与物关系的分析代替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非历史地说明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人们怎样最有利地生产与使用资源和物品，把生产关系排除在研究方法之外，并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抽象为单纯制造产品的劳动过程，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既定的前提基点来研究经济现象，企图以所谓纯科学的方式(实际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去研究经济现象，而避开诸如价值判断、思维规范等主观因素，使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看不到社会关系的实质，使其成为了一门“现象经济学”。

三、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耦合

经济学范式发生了危机，一方面说明过去的经济理论对现实世界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大批理论家和实践者对世界的本质认识又前进了一步，又向真理接近了一步。当范式发生危机时，也正是理论创新的好时机。经济学范式的具体内容除了隐含在背后的世界观、价值观外，通常还包括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假定前提、逻辑结构以及研究方法等。具体来说，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耦合也就是这些要素的耦合。

(一)背景

1.理论背景

理论的积累推动着经济学范式不断向前演进。经济理论最初源于人类实践，人类运用演绎思维能力，通过归纳形成了经验性理论。在假设演绎模型的基础上，通过间接验证原理来进行理论检验，避免归纳逻辑可能存在的缺陷，从而产生了逻辑性理论。当在实践中进行解释和预言时，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原有理论的假设前提和概念基础上加入新的假设和概念，以符合检验现实的需要，因而得到了解释性理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理论基础，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亚当・密斯、李嘉图等范式的理论基础。供求论、费用论、要素论(三要素论、四要素论)、效用论等，则是古典和新古典学派范式的基础，甚至也是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知识经济表明了知识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知识创造价值，因而把“知识劳动价值论”作为新范式的理论基础，是顺理成章之事。知识劳动价值论要作为两大理论范式融合的理论基础，需要其合理而有效地吸收劳动价值论、费用论、供求论和效用论的科学成分。此外，多学科交叉与多视角审视为经济学范式提供了演进空间，经济学数学化就是在经济学和数学两门学科本身获得极大发展以及相关理论积累取得了质的飞跃的基础上发生的。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渗入，更为经济学范式演进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惟有如此，经济学范式才可能在经济学理论积累的推动中不断向前演进。

2.实践背景

实践的发展是经济学范式演进的根本决定因素，经济学范式的转换也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紧密联系。经济学理论不可能超越历史凭空设计出问题和对象，现实经济发展的历史性与必然性蕴含着经济学范式演进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客观经济过程的发展变化，使经济学拥有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逻辑，具体表现为经济学范式及范式的转换。从国际范围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相互并存。社会主义一方面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等新经济的挑战，经济的全球化、信息化已经成为时代特征，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趋势；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其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时代背景的变迁和实践对理论的要求，必将加快经济学范式的转换。

(二)内容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理论体系，，其基本前提、基本方法和基本内容都有较大差异，要完全融合为一体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在若干范畴、概念、方法上的交叉和吸纳。拒绝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是错误的，但试图全盘照搬西方经济学原理并应用于中国的实际，也是注定行不通的。

1.假定前提的耦合

“人”是所有社会科学的核心。“人”是多种社会属性的复合，经济属性是其一，所以，经济学认定“经济人”是其范式的核心。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即经济活动中的人都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西方经济学继承了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形成了在这一假设下证明“看不见的手”原理正确性的基本分析范式。此后，这一分析前提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传统的经济学分析要么回避对人的性质的分析，要么把人假设为利他主义者或“道德人”。“这种分析假设，既不符合客观实际，同时也阻碍了我们对问题的深入分析”。

在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融合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学分析中的人既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假设的“经济人”，也不完全是我们传统经济

学分析中的“利他主义者”或“道德人”。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具体到经济活动中，就是人的经济行为从本质上要受到当时的生产关系的制约。在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下，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分工和交易基础上的竞争成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此时，如果市场经济中的个体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是利他而非利己，那么经济个体可能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该经济个体选择了“经济人”行为，这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人所处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那么这种假定就是不合理。例如，在原始社会的经济形态条件下，由于并未出现分工和交易，合作而非竞争是当时经济活动的主要特征，此时，如果把人定性为“经济人”并不合逻辑。私有制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定社会经济制度，在此条件下形成的“经济人”也只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可能概括人的全部本质。

承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是具有自利性质的人，对于统一现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假设，调整经济学分析范式，深化在人具有自利性前提条件下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否则，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耦合将缺乏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础，当然，更谈不上经济学范式的突破与发展。

2.核心概念和逻辑体系的耦合与创新

概念体系的创新过程是对传统的概念体系的扬弃过程，它可赋予传统概念以新的含义，也可直接创造出新的概念，使经济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如剩余价值概念促成了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形成、交易费用概念促成了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的形成等。在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两个理论体系中，存在着有一系列对立的核心概念。这些核心概念之间的分歧是成为两大范式耦合与创新的障碍。

(1)价值与价格。价值概念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有着独特的含义，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其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一般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价值”一词代表“使用价值”或“效用”，而“价格”成为实现一般均衡的惟一力量。是以价值为基础，还是以价格为基础，这已经成为区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畴的一个重要标志。价值和价格作为理论基础能否统一，是否有共同存在的平台，这将成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耦合和发展的基石。樊纲曾尝试建立一种新的交换价值理论，使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对阻碍这两大范式耦合的概念进行了尝试性的统一。

(2)阶级与个体主义。阶级是马克思经济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却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极力排斥，他们极力推崇个人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其实，马克思经济学强调的“阶级”是一个社会存在，有其历史规定性。对个人行为的理解，应该放入“阶级”的背景中予以考虑。个人行为的性质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的深刻性与群体有关，二者是辨证的关系，并非根本对立。西方经济学家D・诺斯在借鉴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发展了新的国家理论，并在经济史分析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国部分马克思经济学者借鉴个体主义分析了经济现象，结果也有异曲同工之意。因此，排除对阶级和个体主义的偏见，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耦合提供新的核心概念。

在对两大范式的核心概念进行比较和耦合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经济学范式还需要相对规范而统一的逻辑体系。就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而言，规范而统一的逻辑体系包括从界定经济环境到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以及进行评估比较，从提供研究平台到建立参照系、给出度量标尺以及提供分析工具等。㈣两大范式耦合和发展后的新经济学范式的分析框架应具有较高的规范性和较强的逻辑一致性。惟有如此，一个逻辑体系科学严密、研究方法先进的现代经济学范式才能得到支持与发展。

3.研究方法的耦合

研究方法的耦合与创新是经济学范式转变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在研究方法上，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最具对立性的是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强调实证研究，通过理论研究为政府和经济主体提供可选择的政策建议，即“致用性”是第一位的，实证分析成为其主要分析方法，其范式通常具有在不作出价值判断时分析经济行为与运行过程的一般规律的特点。与之相对，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比较强调规范分析法，以共产主义信仰为坚定不移的价值判断标准和逻辑前提，形成了考察经济行为后果的规范分析范式。

作为对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理论反映，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绝不仅仅包括生产关系或生产力一个方面，而应该是两个方面的统一。这就决定了经过耦合后的现代经济学需要研究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两个层次上的各种经济关系。对经济制度的研究，涉及到制度变迁和生产关系的演变，所以，对经济制度本质关系的分析，应以规范分析为主，这样才能体现经济学的革命性和发展性。对经济运行机制及其所蕴含的经济关系的分析，则只有通过实证分析，才有可能找到解决经济矛盾的办法，才能对现实经济活动作出相对合理的理论解释和政策指导，才能体现出经济学的“致用性”。在两大理论范式没有真正实现耦合之前，一方面需要提高实证分析在马克思经济学分析方法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需要提高规范分析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中的地位，使两者在研究方法上慢慢实现趋同和耦合，进而为新经济学范式的建立作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