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精神及其现实意义篇1

论文关键词:李长之;感情的批评主义;传统文化;西方古典哲学

李长之这个名字现在已不为许多人所知，即使文学圈内人，不知的恐怕也不在少数。然三、四十年代，他却是声名显赫的学者。司马长风把李列为30年代五大批评家之一，他说:"30年代的中国，有五大文艺批评家，他们是周作人、朱光潜、朱自清、李长之和刘西渭。由于种种原因，沉寂多年的李长之已从历史的尘封中向我们走了过来擦去他表层的灰尘，我们会发现这个名字是如此的鲜亮，甚至有些耀眼。30年代初，李长之在清华园求学时就同季羡林、林庚、吴组湘以文章才气被称为清华“四剑客”。25岁时，写出了《鲁迅批判》，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学者批评家的位置。当时著名的日本学者竹内好对该评论推崇备至，许多观点被介绍到日本。此后，李长之有近百万字的论文以及近乎年出一书的速度发表评论，涉及文史哲各个领域，显示了独特的批评风格。著名的有《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苦雾集》、《梦雨集》、《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国文学史略稿》(1-3卷)等。

20世纪是一个批评的世纪，批评流派，批评方法纷繁众多。单30年代中国文坛就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社会一历史批评、印象主义批评等显示李长之自甘独步的是他标举的“感情的批评主义”。文学批评是对文本的解读。艾布拉姆斯称“文学批评是有关解释、分类、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一种研讨。这种解读、分析首先应是客观公正的。对于一名批评家而言，批评的公正性、客观性是最基本的要求，正如鲁迅所言:“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李长之认为要做到客观公正，面对作品“除了得一个‘是什么’的答案以外，还要追求‘那为什么’的来历”。然后对一个作品的好坏，下以褒贬。在此基础上李长之提出他的感情主义的批评的主张。他说“我倒以为该提出似乎和客观相反，然而实则相成的态度来，就是感情的好恶。我以为，不用感情，一定不能客观。因为不用感情，就不能见得亲切……感情就是智慧，在批评一种文艺时，没有感情，是决不能够充实、详尽，捉住要害。我明目张胆的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批评家应“跳进作者的世界”和“作者的悲欢同其悲欢”。这是一种颇具艺术心理学特征的批评解说。体验标志着批评主体在批评过程中的特殊方式;体验借着主体与对象的交流达到对生命的占有。由此他进而主张“以写出感情的型，作为最高文艺标准”。分析一部作品象层层剥笋，最后“便只剩下令人把握的感情，感情的对象都已经抽掉了。这种没有对象的感情，可归纳入两种根本的形式，便是失望和憧憬，我称这为感情的型。在感情的型上，……它正是不受时代的限制的了，如果文学的表现到了这种境界时，便有了永久性”。他的批评主张在一种远离政治的基调上生发对思想自由的意见。摆脱了文艺社会学的机械束缚，强调批评主体的能动感受，批评过程与体验过程统一，倾向于情理结合，情中见理，理中渗情，向文艺心理学和美学的领域发展。

马蒙泰尔认为:“只有感情才能判断感情，把感人的东西让精神去作判断，无异于让耳朵去判断和弦。PM《鲁迅批判》用审美的眼光，实践着他“感情的批评主义”，眼光锐利，感情热烈。用“感情判断感情”处处显示出一个天才的批评家对一个天才作家作品的灼见卓识及两个感情丰富的心灵的沟通。“阿Q已不是鲁迅所诅咒的人物了，阿反而是鲁迅最关切，最不放心，最为所焦灼。……阿Q还不安分，也有他生活上糊涂的幻想，有人了解，而且垂听，又加以斟酌的么，也没有的，除了鲁迅。批评家用自己的灵魂，情感去体验、感受，用感情的火去温热每一行文字。

与感情的批评主义相联系的是浪漫风格。浪漫的最大特点是情感化、理想化。批评家李长之同时具有诗人的气质，自称是“近于屈原一流的”。他本身就是一个抒情诗人，以诗人的气质去赏析批评，情绪自然是浪漫的。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他写道:“齐人的调倪风流，楚人的多情善感，都丛集于司马迁之身。周、鲁式的古典文化所追求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者，到了司马迁手里，便都让他乐就乐，哀就哀了!……以《诗经》为传统的‘思无邪’的科条是不复存在了，这里乃是《楚辞》的宣言:‘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直然是第二个屈原。抒情性的笔调，饱含着激情与浪漫。思辩与抒情相济相生，批评是本分，抒情是灵魂。在谈到孔子对司马迁的影响时，更是放言直书，气势充沛，洒脱又瑰丽;飞扬而又充满灵气。“总之，由于孔子，司马迁的天才的翅膀被剪裁了，但剪裁得好，仿佛一绝世美人，又披上了一层华丽精美而长短适度的外衣似的;由于孔子，司马迁的趣味更淳化，司马迁的态度更严肃，司马迁的精神内容更充实而且更有着蕴藏了一个伟大的巨人遥遥地引导着一个天才，走向不朽!

当时批评界流行的是政治和阶级分析的批评，离开了大学的特性去评价作家作品。李长之抓住了现实同创作之间的中介，即作家的“精神情感”因素，避免了将文学现象简单地还原为政治经济原因的机械论。“感情的批评主义”抱着一腔对艺术的挚爱从事批评，以超脱的审美的态度看待人生。强调渗入主体意识，心理氛围，这是它不同于社会还原批评家的地方。

李长之文学批评又一突出之处是精细广博体系严整，分析细密。较之极左批评的机械解读要严密、灵活，较之单调、枯燥的“一点二线”刻板阐释要丰富、精细。这种精细广博决定于批评家的文学素养、知识结构、视野和胸襟。李长之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在北大、清华读书时又倾心西方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的批判哲学，克罗齐的美学理论。向东方求善，向西方求真，求美。然后细寻文内奥义，广插文外因缘。《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先为李白写了详细的传记。论述了他的求仙学道生活、道教思想体系、李白的从政、李白的情感生活、李白与杜甫、李白之痛苦等。把诗人的经历、交往及时代文化的影响整体地进行了梳理。爬梳到了李白灵魂的底层。探寻出李白浪漫奔放的形象下面那种“超人的痛苦”。进而分析李白的诗歌的特点，是“清真”、“豪气”一无形式，“所有这一切，只是由于生命力充溢之故，而这生命力，又经过道教的精神洗礼之故。因此，他豪无尘土气……(万物)跑到了他的笔端的也便都有着剔透玲珑的空灵清新之感了!“这种批评有人称之为传记式批评，具有整体意识。对此运用得更突出的是《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全书共九章，从司马迁的家学渊源写起，叙述了司马迁少年时的牧耕，受教于大师孔安国，接触飞将军李广，中年时的壮游(探禹穴、访曲阜、游燕赵等)，以及入仕之后，李陵一案的牵连。同时从思想上追述了他的批评精神，道家立场，孔子的影响，归结为他浪漫的自然主义人格，进而到司马迁风格之美学上的分析，将人格与风格的评析上升到美学的层面。这种细密广博的人格与风格结合的分析，重视人格与风格的互相辉映阐发，穿透对象的“密码”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深处。把创作看成是作家生命的流露，进而理解一个时代，一种文化精神。众多的评论对象，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直到鲁迅，勾勒出了时代与时代的转承关系，显示了中华文学的内在精神。显示李长之广博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他往往把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文化伟人和艺术家放在一起进行比照，互相衬托，给人们以开阔的思路。“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的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对他和以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评价。你得到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这是一个不仅是历史的批评原则，也是美学的批评原则。对比的意图不在决高下，而是肯定各自的特征。进而了解对比双方不可取代的价值及应有的位置。李长之的批评对照式时时可见，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展示着见解的深刻，对照有“同中之异”，也有“异中之同”。

对表面风格趋同的作家，李长之往往能在肯定其风格近似处的基础上指出他们之间的区别。如鲁迅和老舍作品都显出幽默的特点，李长之同时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同中之异”:“老舍的幽默是理智的成份多些，即幽默往往是出发自一个居高临下的知识分子的知识，他是把事情看松活。鲁迅是彻头彻尾的情感的。‘记忆’和‘憎恶’，见出他的决不放过和决不释然。鲁迅的幽默往往是用现成的观念或名词，在人冷不防的时候忽然冒出来的，使人恢复一种在潜意识里的同感。又如把孔子和屈原作了多方对照。“孔子是古典的，屈原是浪漫的……孔子是理智的、屈原是情感的”。“和孔子的文化息息相通的是浑朴的周代鼎彝，是汉代的玉器，是晋人的书法，是宋人的瓷，单纯而高贵，雅”“和屈原的文化息息相通的，是汉人的漆画，是司马迁的文章，是宋元人的山水画。雄肆而流动，奇这样的对照，气魄阔大，眼界深广，指出了中华文化史上两个伟人互相不可取代的作用。

在看似不同的作家中，李长之往往发现他们的“异中之同”，老舍与曹禺，一个是受欢迎的小说家，一个是受爱戴的剧作家，老舍更了解同情于北京市民的艰难，作品贴近现实，认为“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骆驼祥子》写出了对于这个世界上苦难灵魂的共鸣。曹禺有一种邻于神秘主义的理想主义。《屈原》、《北京人》都很显著。但李同时指出“他们在精神和性格上也有多少相似。”他们都是带有进步性的自由主义者，对不同的人间有着正义感。性格上他们都有点知识分子的忧郁、脆弱、多思，“《日出》里的方达生，《四世同堂》里的瑞宣都是一点影子。”

精细广博体现了他批评的整体性，时时把文化一文艺一教化三者结为一体，将文学与文化时代精神汇通，在文化的整体构架中，揭示文学的真谛。

李长之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又有较好西方现代批评的理论素养。传统的文学批评和西方现代文学批评都会体现在他的分析解读中，使他的感悟有别于李健吾的“灵魂探险”式的印象主义批评。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受儒释道及中华文化重视整体思维的影响。重感悟，相信刹那间的感受，以之为永恒，体式则为评点式，从容安祥，薄言情语，悠悠天韵。西方现代批评，讲究理性，逻辑严密，长于雄辩分析。李长之前期的《鲁迅批评》传统的影子更浓一些。后来显出了二者的结合。论《孔乙己》中“奚落、排斥、哄笑，这终于是愚妄者的面目。”论《离婚》众人围观七大人手中“屁塞”，则用“多么刻画传神!用字是那么简洁，峭拔，所以说我凝炼。”所下判语，精彩简洁又鞭辟入里。没有繁复的推理演绎，靠批评者自己的审美知觉感受、省悟。《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洋洋洒洒，如风行水上，“李陵案始末”一节写到“司马迁的受刑，在他个人当然是一个太大的不幸，然而因此他的文章里仿佛由之加上浓烈的苦酒，那味道却特别叫人容易沉醉了!又像音乐中由之而加上波折，急骤，悠扬的调子。那节奏便特别酣畅淋漓，而沁人心脾了!灵妙与雄辩共存，传统的评点与现代的分析调合。严密的逻辑推理中时时闪现吉光片羽似的妙语精言，神龙见首不见尾隐喻式的感悟。通过形象、类比等直观的语言形式引发读者的直觉性思维把握文本的审美内容。李的文字所到之处无不意气风发，飞扬灵动，如风行水上。那恢宏的气魄和情感的结论，又象奔流到海的江水，行于所当行，止于其不可不止，不带一丝含糊。他曾分析司马迁的散文风格到:“疏宕而从容，不拘于整齐的形式，但却十分有着韵致。……大概只有宋元人的水墨画是和这相近的。这就是所谓奇，所谓逸，而司马迁都是这种风格之中之更精炼，更纯粹，更高贵，更矫健。”这种风格是司马迁的，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

把传统的灵悟妙识同周密逻辑理性相结合，这应是批评走向现代化和科学化的一条大路。90年代文学批评走入穷途，批评的“失语”、“错位”症状明显。批评者普遍的浮躁，使之失去了学理性。批评要走出困境，这种传统与现代调合的方法对我们应是有意义的。

司马迁精神及其现实意义篇2

[关键词]司马迁；先秦仁学；《史记》；孔子

“仁”，是儒家极力倡导的人生道德修养的思想品德和善美境界。从先秦到西汉，仁学思想不断充实和发展，成为了当时社会道德价值标准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司马迁功不可没。他通过对先秦仁学，尤其是孔、孟仁学的继承和改造，形成了自己与先秦仁学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的仁学思想。而他的《史记》，就是在其仁学指导思想下完成的。

一、先秦仁学发展的简要历程

何谓“仁”?《说文》：“仁，亲也，从人从二。”意为人耦相亲，表示人际关系。这种解释通行了很久。然而，近年来，刘翔先生以现存先秦古“仁”字为基础。从探求其构形演化的轨迹人手。认为：目前所能见到“仁”字的最早构形为“身”，讹变为“千”，又省变而为“仁”字。“仁”字造文从心身体。换句话说，就是要时刻想着爱惜人的生命。这种将“仁”字定位于自我的解释，既有古文字的确凿根据。又与后来孔子所论“推己及人”的行仁途径相对接，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由此可见，“仁”是上古时期先民对自身生命的珍重意识在文字上的一种形象反映。

春秋末期的孔子，开始正式将“仁”纳入了自己的学说，并给予系统阐发，建立起了仁学体系。在孔子的有关论述中。仍可以发现“仁”之初义的痕迹，如“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为仁”_。可见，孔子论“仁”，首先也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的。不过。他显然很快从自我中走了出来，从而将“仁”从自我保护的原始观念提升为包含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伦理范畴。在他看来，自爱固其所宜，但“仁”之关键，在于将这种情感推广及人，由对自己生命和欲望的珍惜推及对他人生命、欲望的重视。即所谓“爱人”或“忠恕”。关于孔子的“爱人”，张恒寿先生解释道：“爱人。就是对别人有同情心，有关心他人的真实感情。”从此。“仁”开始具有了表示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明确含义，“仁者爱人”更是成为了孔子仁学的基本精神。惟其如此，孔子退朝归来，当发现马棚着火时，不问马而只问“伤人乎”：在评价他颇有微词的管仲时，孔子念其相齐之时，能够保国安民，免使生灵涂炭，而由衷地赞叹“如其仁，如其仁”。总之，孔子的“仁”，体现了对于生命的爱惜和对于人格的尊重，带有明显的人文关怀的色彩，由此奠定了先秦仁学的基本格调。

待至战国中期，孟子在继承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发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孟子将“仁”置于人的内心，首次以明确理论形式将“仁”与人自身的内部世界联系起来，确立了仁德的心性基础。他提出“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即是说“仁”是人先天就有的，一种存在于内心的道德。其次，孟子明确区分了仁与义、礼、智诸德，把义、礼、智从“仁”的范畴中分化出来，打破了孔子之“仁”的大一统局面，从而使“仁”的内涵在与义、礼、智的比较中更为具体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孟子将“仁”在道德实践的运程中。向前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他在继承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的基础上，将“仁”从人际关系发展到政治领域。他不仅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亲百姓思想，还指出“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这种统治者“亲民”、“亲贤”的道德任务。构成了孟子仁政主张的主要内容。

先秦时期尤其是孔、孟的仁学思想，为司马迁的继承和改造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在此基础上，司马迁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仁学思想。

二、司马迁对先秦仁学的扬弃

关于《史记》一书的主要指导思想是儒家还是道家，学术界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儒道两家的思想并非完全对立，不少地方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这就为确定这一问题的答案更增添了一些难度。这不是本文研究重点，不再赘言，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到处都体现了作为儒家核心思想的仁学思想。甚至可以说，《史记》就是一部以仁学为指导思想的历史人物评传。

第一，司马迁梳理了儒学从先秦到西汉的发展历程，肯定了仁学思想的历史地位，以及其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积极作用。司马迁是非常推崇儒家创始人孔子的，他甚至不惜突破纪传体体例的限制，撰写了《孔子世家》。对此，张守节说：“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白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指出孔子在学术思想方面的杰出贡献，是司马迁之所以“尊孔”最主要的原因。《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和《儒林列传》分别记述了自先秦至西汉，儒学先后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第一，孔子创立儒学，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第二。孔子死后，孔门弟子继承孔子学说。为传播孔学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第三，“百家争鸣”时期，孟子和荀子不辱使命，使儒学得以复兴；第四，儒学在汉代由民间学说发展成为官方学术思想。在司马迁梳理儒学发展历程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是以孔子仁学的发展为核心和线索的。如他在交待作《仲尼弟子列传》的原因时写道：“孔子述文，弟子兴业，成为师傅，崇仁厉义。”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孟子“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由此可见，司马迁之所以为仲尼弟子、孟子荀卿和汉代群儒列传，就是因为他们在宣传和发展孔子的仁学思想方面所作的贡献。而他之所以如此重视先秦仁学的发展，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看到了仁学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首先，“王道”是司马迁心中的理想政治，他认为只有推行孟子主张的“施仁政于民”，“王道”才能实现。反之，不施仁政就会失去人民，而失民心者自然失天下。如在《秦始皇本纪》中，他借贾谊之口指出秦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就是“仁义不施”，而汉高帝刘邦则就是通过“承敝易变。使人不倦”最后“得天统矣”。其次，司马迁认为在治理国家方面，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是非常关键的，而汉初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确定了以仁学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者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君子”多了，社会自然就和谐了，而这一切都归功于仁学的约束作用。至于司马迁对仁学的认可程度有多深，仅从他用《诗经》中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评价孔子这件事就可见一斑。

第二，司马迁从道德方面人手，对先秦仁学做了更为细致的诠释。先秦仁学，不管是孔子的“亲亲”、“孝悌”，还是孟子的“亲民”、“亲贤”，体现的都是一种道德层面上的规范和约束。司马迁更是认为，道德规范就是仁学的基本含义和具体形式，如他在《孝文本纪》中明确指出，汉文帝之所以能实现“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关键在于他“专务以德化民”。于是，司马迁从道德方面入手，对“仁”做了三点极富建设性的诠释：其一，他通过解构礼的内涵。将礼的约束力与道德的约束力统一起来，提倡建立以仁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司马迁指出：“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在这里，“礼义”作为仁的延伸，其内涵是指道德自律。所以，司马迁又写道：“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礼是仁的外化形式，仁作为道德自律对稳定社会秩序有着重要作用。其二，他强调仁与治国之间的关系，认为道德完善是天下大治的必要条件。如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中写道：“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从赞扬汉文帝的行为中可以看到，司马迁是把道德修养与治国联系在一起的，是把道德修养视为实行仁政、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由之路的。其三。司马迁倡导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自律，将道德批评延伸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仁而“爱人”。因“爱人”而实行仁政，因实行仁政而实现王道，在这中间，道德完善是仁的本根。如司马迁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指出：“《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余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又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指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明三王之道”作为孔子为拯救社会而开出的济世药方，是历史进步的必然之路。所以，他在《惠景间侯者年表》中写道：“咸表始终，当世仁义成功之著者也。”以上三点诠释表明。司马迁已经将抽象的仁学思想具体化，而最终成为了非常具有实用性的社会道德观念。这对以后仁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促进以德治国政治方针的贯彻实施意义重大。

第三，司马迁评价历代帝王时，把先秦仁学思想中的注重“明德”和倡导仁政思想作为其核心标准。《史记》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著作，其中对历代帝王的评价主要是根据其德才和事功。《五帝本纪》重点记述了尧舜禅让的历史过程。表彰了这些古圣先贤的高尚品德，如赞美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篇末，司马迁用“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彰明德”对他们做了盖棺之论。《夏本纪》中记述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时，说“禹为人敏而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吃苦耐劳，以身作则，办事谨慎，勤勉端重，是百官的典范。到了夏末。“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而“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在《殷本纪》里，司马迁相当细致地记述了殷纣的荒淫无道和西伯昌的“修德行善”，结果是“诸侯叛乱而归往西伯”，最后武王打着代天惩罚的旗号，率领诸侯伐纣。总之“明德”二字反映了司马迁对五帝及三代帝王政治的总体看法，是贯穿于这四篇本纪的中心思想。《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是相互贯通的两篇本纪，前者系统地追溯了秦的历史，后者详细纪录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具体过程和巨大成功，并详细记述了秦朝迅速灭亡的具体过程。司马迁讽刺秦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皇。而羞与之侔”，“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最终肯定会落一个“犹不得存”的下场。司马迁用《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凡六篇，极为详细地记述了汉兴的历史过程，他指出，汉高祖之所以得天下。在于得民心；文、景帝之所以治汉兴，在于修明德：汉武帝时期汉朝之所以达到鼎盛。在于施仁义。如《高祖本纪》记述：“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在《孝文本纪》中，赞扬文帝在位期间“以德化民”，最后用“德至盛也”肯定了汉初历代帝王在仁政方面取得的巨大功绩。由此可见。在司马迁眼中。“施仁政”就是帝王最大的德行，是一位帝王之所以为后世敬仰的根本原因。在这方面，他与孟子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

需要补充的是，司马迁对先秦仁学并不是全盘地接受。如本节开篇所言。他在继承的同时。对其中认为不合理或过时的观点进行了毫不客气地批判和改造。首先，司马迁反对孔子仁学中的尊卑观念。倡导平等思想。如他将有皇帝实权而无皇帝尊号的吕后与高帝同列入本纪，其地位比“至圣”孔子还要高：把“尝与人佣耕”的陈胜列为世家，地位于孔子相当：在《淮南书》中他肯定了商人为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他将匈奴说成是夏后世的苗裔。黄帝是各民族共同的祖先等等。而孔子的观点则是“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他的《春秋》里，既无男女政权尊号平等可言，亦没有士农工商平等观念，更不用说什么民族平等的思想了。其次，司马迁既重视道德仁义，也看重经济利益。他不反对甚至支持世人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认为“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以肯定的态度。从分析人性人手，表明自己“崇富厌贫”的主张无疑是很有说服力的。他还指出，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然而这些内容，与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格格不入的。最后，司马迁还含蓄地指明孔、孟在倡导仁政时不知变通，这是他们没有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重要原因。他认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只有先掌握了政治权利，才能推行仁政。笔者以为，司马迁的这种观点。表明了他对孔、孟没能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惋惜和对董仲舒识时务的认同。

三、司马迁仁学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

司马迁精神及其现实意义篇3

关键词：历史叙事：司马迁：孝景帝：道德评判

人们通常不能直接地接触作为“实在的历史”，而只能透过作为“记载的历史”去间接地触及它。历史从其被记录的那一刻起，就并非是对“发生了什么”的简单再现。英国历史学家f.h.布莱德雷指出：“历史显然包括这两种成分：一方面是在时间中的各种事件；另一方面是在人们心灵中的回忆。”在历史文本中，这两方面是有效地又必然地联结在一起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任何诉诸文本形态的历史，都不可避免地要具有当代性。历史的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如同经验性范围所持之有理的），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按照这种观点，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历史不是一大堆杂乱、无序的材料汇编，而表现为一种思想活动。历史家的职责，并不只是去把杂乱、无序的材料变得有序，把不连贯的故事变得条理清晰起来，他更要做的，是把这类材料放到它们应放的位置，借助于叙事的种种技巧（有时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把它们看作历史知识在时代精神所限定的范围内的一种辅助，并或显或隐地告诉读者，其思虑何在，其理由何在。

所以司马迁在谈到其著史时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由此可见，其创作《史记》是有鲜明的动机和目的的，是一种自觉的意识和独立的精神在史学传统和时代精神下的弘扬。

《史记·孝景本纪》即以冷峻的叙事笔调体现着这种倾向。

一、《史记·孝景本纪>之编年分析

十二本纪中，《孝景本纪》的写法比较特殊。全文仅1600余字，为本纪中篇幅最短者，与其它诸本纪言、事并重且对重大历史事件记载甚详的特点不同，《孝景本纪》采用编年之法，虽如“七国之乱”之类重大的事件，记载亦极为简略。因其全篇充斥着一些关于天象异变、自然灾异的叙述，以致历来不乏有人疑其为伪，同时也有学者对其进行反驳。当今，比较保守而又通行的说法是：今本《孝景本纪>是在司马迁原作的基础上的一个删节本，大体亦保存了原作的风貌和思想倾向。为研究方便，本文以编年的形式对其作以简要摘录：

1、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孝景元年，匈奴入代，与约和亲。

2、二年八月，彗星出东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荧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间。岁星逆行天庭中。

3、三年正月长星出西方。天火燔雒阳东宫大殿城室。吴、楚等七国叛乱，发兵西乡。天子为诛晁错，遣袁盎谕告，不止，遂西围梁。上乃遣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将兵诛之。

4、四年九月，更以（弋）（易)阳为阳陵。

5、五年三月，作阳陵、渭桥。五月，募徙阳陵，予钱二十万。江都大暴风从西方来，坏城十二丈。

6、六年，梁、楚二王皆薨。九月，伐驰道树，殖兰池。

7、七年冬，废栗太子为临江王。十（二）（一）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隶作阳陵者。丁巳，立胶东王为太子，名彻。

8、中元年，地动。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9、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亲。三月，召临江王来。即死中尉府中。九月甲戌，日食。

10、中三年三月，彗星出西北。丞相周亚夫（死）（免]，以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四月，地动。九月戊戌晦，日食。

11、中四年三月，置德阳宫。大蝗。秋，赦徒作阳陵者。

12、中五年秋，地动。

13、中六年三月，雨雹。四月，梁孝王、城阳共王、汝南王皆薨。七月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

14、后元年，五月丙戌，地动，其蚤食时复动。上庸地动二十二日，坏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刘舍免。

15、后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动。为岁不登，禁天下食不造岁。三月，匈奴入餍门。十月，租长陵田。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

16、后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贯天廷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置阳陵。

上文的摘录，并非对一系列事件的简单胪列。笔者在此所要尝试的是，从这些平淡而又客观的叙事中寻绎出某种道理和意义。笔者发现，作者笔下，每次紧随灾异的叙事，便是人间的纷乱。这样的叙写，显然隐含了对天人关系的某种思索。司马迁是曾经向董仲舒问过学的，但今人并不能据此就判定，司马迁接受了董生“天人感应”的学说。相反，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并不是借天象来预示或支配人事的吉凶、灾祥，而是通过对兴衰成败的探讨，来揭示人事的可为，这里面有顺应自然的倾向，也有对天道不公的质问。因此导致的接受情况是，本篇传记的叙事态度，令那些只热心于故事讲述的读者不无失望。

纵观孝景十六年，除却元年、四年、六年无灾恙外，其余十三年，要么地震、水旱、火灾、蝗虫、瘟疫等自然灾害发生，要么兵戈大起，天下咸无安宁。处在这样的“治世”下，是不能不倍感沮丧的。

二、与《汉书·景帝纪》之比较

在后代史家心中，作为与文帝并称的明君，景帝是“文景之治”的主要主持者和参与者。然而，司马迁为景帝所作的传纪却如此简略，所展示的并非海清河晏的太平景象，而是种种灾异带来的阴沉局面。很难想象所谓的“治世”，竟会是如此的滑稽。更难想象，一代明君的德行与事功，竟是如此的庸常。

然而，在班固的《汉书·景帝纪>中，读者又似乎看到了另一景帝的形象。景帝二年十月，下了一个诏书，其内容概表彰其父孝文的功德，当时丞相吕嘉上奏说：“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也。”（《汉书·景帝纪》）又二年（相当于《史记》“后二年”）四月，景帝针对当时天下趋利而逐末，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的现实状况，下诏说：“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省徭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景帝纪》）又三年（后三年）春正月，诏日：“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汉书·景帝纪》）从上述记载中，读者所看到的景帝的作为，主要是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提倡重本抑末，减轻徭役赋税，使老有所安，幼有所长，可谓是一个具有远虑的仁德之君。故司马贞《索隐述赞》中云：“景帝即位，因修静默。勉人于农，率下以德。制度斯创，礼法可则。”并说“惜哉明君，斯功不录！”

同样是写景帝，为什么《史记》和《汉书》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为什么司马迁要掩其所长，不愿把其“闪光”的一面再现出来？为什么同样写灾异，在文帝本纪中，司马迁屡在叙述灾异后，旋即交代文帝的应对措施，而在景帝本纪中，后于与灾异叙述的，却是世间的纷争与祸乱？难道景帝对天下的灾难，这样无能为力，无动于衷？为什么有可以表现景帝“明君”形象的史料，司马迁却置之不用？他为什么要采取如此的叙事态度？

历史的叙事及其所要表达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史料的使用和架构。而“叙事不仅仅是一种可以用来也可以不用来再现发展过程方面的真实事件的中性推理形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包含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甚至特殊政治意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选择。史料作为历史叙事的话语素材，在其以特定的方式展现（或缺场）中，总是或隐或显地表现出一种道德的评判。

笔者并非要为景帝鸣屈，而是要探讨司马迁如此安排、思考和写作的意图何在。还是从本篇传纪的“赞”开始讨论。“太史公日：‘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纵）而西乡（向），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史记·孝景本纪>）在司马迁看来，文帝施仁德，天下已大治大安，不复有异姓诸侯威胁汉室，照理，孝景在这种大好的形势下，理应把天下治理得更好，使天下更加安定。可是由于朝廷削弱诸侯，举措失当，致使吴林‘‘七国之乱”发生。司马迁表面上指责晁错，但实际上认为，动乱背后的责任，是应由景帝来承担的。

还有，在司马迁看来，景帝对大臣亦过于苛刻，缺少文帝的宽厚、仁德之举。身为两汉开国功臣周勃之子的周亚夫，颇善治军，屡立战功，在平定“七国之乱”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这样一位有功于社稷的重臣，却“终以穷困”，饿死狱中。从周亚夫的本传中，读者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其遭遇甚为不平，对汉景帝的刻薄寡恩隐含不满。

文帝身体力行，提倡薄葬，其遗诏说：“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史记·孝文本纪》）对此，司马迁予以热情洋溢的称赞，并在其传纪中不惜笔墨地全录其文，以彰其德。而景帝又是怎样做的呢？景帝五年三月，始作阳陵，同年“五月，募徙阳陵，予钱二十万。”又“七年，春，免徒隶作阳陵”，“中四年，秋，赦徒作阳陵者。”至“后三年，甲子，孝景皇帝崩。置阳陵”。r置”应为“葬”）（《史记·孝景本纪》）景帝五年就早早地为自己预作陵墓，并多次大规模地扩建，实属劳民伤财之举。在《史记》看似平淡、客观的叙事中，隐含着作者的道德评判。

三、同一历史不同主观倾向性之原因分析

同一帝王的传纪，在先后两位杰出的史家笔下有如此大的分歧，这和两位史学家的爱憎，与其所处的时代精神和为史之动机是密切相关的。司马迁所经历的时代，乃是在大一统的文饰下，皇权专制政治大踏步前进的时期。汉武帝“阳儒阴法”，酷吏统治、专制皇权的毒害已经慢慢侵入这个社会的各个环节，而春秋时的那种王道精神、人本主张也被这大一统的专制皇权政治所掩埋。司马迁满怀深情地去肯定文帝，是因为他在这位大汉天子的身上看到了仁爱和宽厚，看到了他所仰慕的一种逐渐逝去的古代君王的遗风。而景帝，他所给予的评价便是“刻薄”，及其由这种刻薄的性格所带来的行为上的寡恩。

司马迁精神及其现实意义篇4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称谓特色悲剧审美倾向

在诸多关于司马迁与《史记》所启示我们研究探讨的问题当中，“《史记》的悲剧美与司马迁审美倾向”问题似乎一直热议不断，但多数均从部分个案人物分析或者整体的文艺理论角度出发。本文拟以《史记》记载的悲剧人物之称谓类型情况为考察点，试图通过穷尽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方法来考察和思考司马迁的悲剧审美倾向以及相关问题。在考察分析之前，本文有3个问题需要说明：

1.关于《史记》人物穷尽考察分析的选取范围问题

《史记》主要记叙的人物，主要集于列传、世家、本纪三个部分当中，又由于世家和本纪对人物身份有特定要求，使得司马迁难以作出过多的主观倾向取舍，把世家与本纪作为穷尽分析的对象无疑有失科学，因此本文考察的对象主要就集中于“列传”中的主要人物。而在七十列传中，诸如：《东越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货殖列传》、《龟策列传》，也因内容重点记述不在人物，所以也不在本文考察之列，实际选取是62篇。

2.本文对于《史记》历史人物是否悲剧人物的界定问题

恩格斯于1859年5月18日在《致裴・拉萨尔》的信中说：悲剧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1]P346“英国美学家斯马特说‘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怯懦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平时的自己。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2]P270-271本文依据上述两段引语作为《史记》中的主要人物是否悲剧人物的界定标准。

3.本文拟以《史记》中悲剧人物为考察对象的原因

根据上述1、2界定，通过穷尽式统计分析，得出《史记》62列传的所涉及的117个主要人物中，悲剧人物有92人，比率高达78.63%。作为正史，史家对人物的称谓，一般是客观地称呼传主，但考察“列传”中司马迁对主要人物的称谓情况，尤其是对待比率高达78.63%的悲剧人物，司马迁似乎并未完全遵守这一规则，原因何在，这正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

一.本文对《史记》62列传中的主要人物的称谓类型进行穷尽式统计分析，然后又将其中92个悲剧人物主要称谓类型进行如下分类：（之所以强调统计的是其“主要称谓”类型，是因为司马迁就每个人物同时给予了不同称谓，比如管仲，司马迁在文章中称呼为“管仲”，出现18次，同时又给予了“夷吾”这一称谓，出现1次。以下分类统计则是针对每个人物不同称谓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那一类进行。）

1.直呼其姓名（“姓M氏+名”）。此类人物有廉颇、颜回、吴起、范睢、蔡泽、白起、苏秦、张仪、甘茂、田儋、伏生、乐毅、宁成、蒙恬、虞卿、周昌、袁盎、彭越、陈馀、吕不韦、卢绾、邓通、主父偃、张耳、季布、优孟、优旃、王翦、董仲舒、鲁连（鲁仲连）、邹阳、田叔、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李离、石奢，共计39人。

2.直呼其姓字（“姓M氏+字”）或者字。此类人物有荀卿、屈原、（伍）子胥、庄（郑当时）、子路（仲由），共计5人。

3.直呼其名。此类人物有（韩）非、安国（韩长孺）、（李）广、（黥）布、信（淮阴侯韩信）、（司马）穰苴、（晁）错、（冯）唐、（李）斯、张汤、（辕）固（生）、（申屠）嘉、（赵）禹、（淳于）意、（郭）解、（郅）都、（王）温舒、（魏）豹、（韩）信（韩王信）、（卫）绾、（直）不疑、（张）释之、（蔺）相如、（栾）布、（淳于）髡、（司马）相如、（汲）黯，共计27人。

4.称其封号（“封号+姓名”M“姓名+封号”）或者官职名、谥号。此类人物有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吴王（刘濞）、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厉王（淮南王刘长）、穰侯（魏冉）、太史公、伯夷、叔齐，共计13人。

5.称“姓M氏+公M君M子M生”或者直称“公子”。此类人物有申（培）公、商君（商鞅）、孟子、孙子（孙武）、贾生（贾谊）、郦生（郦食其）、公子（信陵君魏无忌），共计7人。

6.依据历史M世人称谓习惯。此类人物只有扁鹊（秦越人）1人。

二.《史记》列传中悲剧人物不同称谓类型所反映的审美倾向

1.第一种称谓类型

第一种称谓类型“直称姓名”属于一般称谓。中国古代对人的称谓“直称姓名”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①自称姓名或名。②用于介绍或作传。③称所厌恶、轻视的人。显然，司马迁直称姓名属于第二种情况：用于介绍或作传。《史记》作为一部正史，司马迁这样做，是符合正史对史家在人物称谓上的要求的，客观地来称呼传主。既然是客观的来称呼传主，对于笔下直呼其名的不同人物，在审美倾向上，司马迁持有的均是一种不透露丝毫个人情感的中立态度。

2.第二种称谓类型

第二种称谓类型属于敬称。自周代开始，人不但有“名”，而且还得有“字”。“字”，是在“名”之后新增的称呼。《xY・士冠Y》：“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唐人孔颖达为《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作注时说，“生若无名，不可分别，故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也。冠字者，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古代尊卑等级森严，在称谓上也有所反映，“字”的产生，显然是出于避讳，便于他人称谓，出于对平辈或尊辈礼貌和尊敬、亲近的伦理需要。司马迁则借助称“字”反映尊敬态度的效果，将其内心强烈的悲剧审美意识寄予在这一组悲剧人物称谓类型上，通过敬称达到对他们保持志向、情操不移、与苦难命运抗争，甚至不惜舍弃生命的精神的肯定和称颂。

3.第三种称谓类型

第三种称谓类型最能反映作者强烈的悲剧审美意识倾向。《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名一般是父母长辈所取，供长辈呼唤，同辈人之间一般不用，所以在中国古代长期的称谓习俗中，除了长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尊者对地位比自己低的都可以称呼名，自我介绍和自称也都是用名以外，平辈之间、后辈对前辈“直呼其名”往往被视为不敬之无礼行为，除非是熟习的朋友，则可以不拘Y法Q名。这里司马迁以“直呼其名”的方式，丝毫没有一丝不敬之意，相反由于作者强烈的悲剧审美意识倾向，称谓笔下众多未曾谋面的历史悲剧人物，是基于认同并赞赏他们在逆境中仍能保持不屈不挠，积极的人生态度而言，并以此激励自己，因此司马迁能够跨越时间的距离而将其视为相熟的朋友，“直呼其名”，亲切之情溢于言表。

4.第四种称谓类型

第四种类型也属于表示尊敬的称谓方式。因为依据古人称谓习惯，对人称字已是表示尊敬，有人认为这样还不够，于是就称官爵或者封号;至于谥号，是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死后，依其生前事迹给予的称号，往往选用一些含有褒贬色彩的字，并赋予它特有的固定的含义。在这里，司马迁以此种称谓方式对待这些悲剧人物，仍然源于其悲剧审美意识倾向，尽管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常规性的悲剧人物，他们也有未竟之事，司马迁把他们不成功的原因主要归结于他们自身的原因，但司马迁在哀叹他们的同时主要赋予了他们于后世的一种警示的作用，表现在称谓上仍不失一种尊敬;至于司马迁自称“太史公”，联系其悲惨遭遇，想必在於他个人对“太史公”@个官职的重视与生命的意义。

5.第五种称谓类型

第五种类型属于钦敬、喜爱的称谓方式。以“公”、“君”、’“子”、“生”、“公子”称呼所尊敬喜爱的人是常见的古人称谓习俗，司马迁以此方式称呼笔下所选悲剧人物，与其悲剧审美意识倾向密不可分。在司马迁看来，承天之大任者，大多结局为抱负难以实现，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认同的一个普遍现象，并且主要由于外在原因决定了他们志向难酬，感同身受，在称谓中冠以“生”字，则显得亲切;至于直呼“公子”，战国四公子传并列，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三人均称其封号，唯有信陵君，司马迁大书“魏公子列传”，传中“魏公子”出现4次、“无忌”出现3次，其余从头到尾呼之“公子”多达143次，司马迁内心对其强烈的尊崇之情不言而喻。

6.第六种称谓类型

第六种称谓类型属于敬称。司马迁笔下之“扁鹊”实为春秋战国时代名医秦越人，由于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所以人们就用传说中的上古轩辕时代的名医扁鹊的名字来称呼他，以示尊敬。然而一代神医秦越人结局却非常悲惨，司马迁为之作传，其悲剧审美意识倾向决定他沿袭这一称谓方式，不仅显示了司马迁对秦越人的尊敬，而神医“扁鹊”尽然死于被自私挤压而产生褊狭和邪恶的丑恶人心，由此，司马迁对志向难酬的外在原因的无限感慨之情得以尽释。

三.由《史记》列传悲剧人物不同称谓类型的审美倾向比列所带来的思考

1.“直称姓名”称谓类型比率

《史记》62列传中92个悲剧人物中，采取此种称谓方式的共计39人，所占比列只有42.39%，说明司马迁比较客观、冷静地称呼悲剧人物称谓比例较小。

2.非“直称姓名”称谓类型比率

之所以作一个“非‘直称姓名’称谓类型比率”的数据统计，源于上述（三）部分内容的分析，除开“‘直称姓名’称谓类型”，其余称谓类型所反映出的司马迁的审美倾向是一样的，即《史记》62列传之92个悲剧人物中，53人的称谓审美倾向一致，所以“非‘直称姓名’称谓类型比率”为57.61%。

我国古人的称谓现象比现在复杂得多，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同一个人可以有不同称谓，但不管怎样，正史对史家在人物称谓上的要求，一般是客观地来称呼传主：直称姓名。正如本文开篇所言，关于司马迁与《史记》的悲剧审美问题，在此之前已经有很多研究成果，但主要是从整体的文艺理论角度或者部分个案人物分析上出发，而本文该部分从人物称谓入手，通过穷尽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方法，57.61%的“非‘直称姓名’称谓类型比率，足以证明了正如无数前人所言，司马迁在《史记》中强烈地表现了他的悲剧审美意识，因而在选取了大量历史人物作传时，其悲剧审美意识从人物称谓特色上也获得体现。

四.《史记》历史人物悲剧精神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司马迁在《史记》中强烈地悲剧审美意识，从悲剧人物称谓类型数据比率得以充分反映。正是这种无法遏制的强烈的悲剧审美倾向，使得他情不自禁地将其倾注到笔下所选取了大量历史人物身上，而《史记》中历史人物表现出来的悲剧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有勇气直面现实所遭遇的一切挫折和磨难，与其在苦难中沉溺，不如微笑坦然面对并积极有效地解决问题，抑或在苦难中的凤凰涅，更能深刻彰显生命个体在人生旅途中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科斯.马克思恩科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司马迁精神及其现实意义篇5

一、司马迁生平及写作背景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关于司马迁的生平有两种说法。一是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说他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相信这一说；二是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说他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历史研究》1955年第六期)赞成此说。这是一个疑问，有争论，还值得研究。程金造《关于司马迁生卒年月四考》(“文史哲”丛刊第三辑《司马迁与史记》)赞成前说，考证破细。一般人多同意前说。卒年不可考。

司马迁早年从董仲舒学《春秋》，从孔安国学《尚书》，又曾周游南北，到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试得高第，作了郎中。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0年)，大行封禅典礼，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司马谈是史官，本该从行；但是病得很重。留在洛阳不能去。司马迁却跟去了。回来见父亲，父亲已经快死了。拉着他的手呜咽着道：“我们先人从虞、夏以来，世代作史官；周末弃职他去。从此我家便衰微了。我虽然恢复了世传的职务，可是不成；你看这回封禅大典，我竟不能从行，真是命该如此!再说孔子因为眼见王道缺，礼乐衰，才整理文献，论《诗》、《书》，作《春秋》，他的功绩是不朽的。孔子到现在又四百多年了，各国只管争战，史籍都散失了，这得搜求整理；汉朝一统天下，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也得记载表彰。我作了太史令，却没能尽职。无所论著，真是惶恐万分。你若能继承先业，再作太史令，成就我的未竟之志，扬名于后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着我的话罢。”司马迁听了父亲这番遗命，低头流泪答道：“儿子虽然不肖，定当将你老人家所搜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来，不敢有所遗失。”司马谈便在这年死了：司马迁这年三十六岁。父亲的遗命指示了他一条伟大的路。

父亲死的第三年，司马迁果然作了太史令。他有机会看到许多史籍和别的藏书，便开始作整理的工夫。那时史料都集中在太史令手里，特别是汉代各地方行政报告，他那里都有。他一面整理史料，一面却忙着改历的工作；直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太初历完成，才动手著他的书。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兵败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下狱受腐刑。腐刑又称富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他灰心失望已极，只能发愤努力，在狱中专心致志写他的书，希图留个后世名。过了两年，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他出了狱，不久却又作了宦者作的官，中书令，重被宠信。但他还继续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全书才得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他死后，这部书部分的流传；到宣帝时，他的外孙杨恽才将全书献上朝廷去，并传写公行于世。汉人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太史公记》、《太史记》。魏、晋间才简称为《史记》，《史记》便成了定名。这部书流传时颇有缺佚，经后人补续不少；只有元帝、成帝间褚少孙补的有主名，其余都不容易考了。

二、《史记》的史料来源

《史记》的史料十分丰富，其来源综合起来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来源是书籍。凡汉代以前古书，司马迁无所不采。经书、国语、国策、楚汉春秋、诸子、骚赋等都是他写史的重要材料来源。他在《史记》的许多篇章里都作了明确的说明。如《六国年表》中说“太史公读《秦纪》至犬戎败幽王”；《五帝本纪》中说“予观《春秋》、《国语》”等等。这些都表明司马迁是广泛搜集并充分利用了当时所能得到的书籍资料来从事著述的。

第二个来源是档案。司马氏世为史官，司马谈曾任太史公，后来司马迁又继任此职，因此，汉初档案如诏令、记功册等都能见到，并且用作写史的资料。这一点，也可以在《史记》中得到证明。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说“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儒林列传》中说“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等等都是。

第三个来源是见闻。秦汉史事，对于司马迁来说是近代史。当时记载有缺，因此多赖见闻。如《赵世家》赞中说“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这是得于所闻的。《游侠列传》中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这是得于所见的。《田叔列传》中说田叔的少子“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这是得于交游的。这些从见闻和交游中得来的资料，不仅增加了史料来源，而且增强了《史记》内容的真实性。

第四个来源是游历。司马迁为了著《史记》，曾经登涉名山大川，访求史迹。如《河渠书》中说。余登庐山”；《淮阴侯列传》中说“吾如淮阴”；《蒙恬列传》中说“吾适北边……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等等。这些反映了他足迹所至几乎遍及全国，也说明了他周游各地与写作《史记》的密切关系。

《史记》的史料来源很丰富，然而就各个历史时期来说，史料的多少又很不平均。春秋以前间有缺略；春秋战国至秦比较详细：汉建立后一百年左右的历史。则详尽记载，篇幅最多。也就是说，时代越近材料越多。对于上古史事，司马迁当时已有文献不足之叹。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中称：“观子长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自秦汉已下，条贯有伦，则焕炳可观，有足称者。”这个评价是对的，但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司马迁据以写史的资料前少后多所致，我们自然不能苛求于他。

三、对《史记》和司马迁的评价

《史记》体例有五：十二本纪，记帝王政迹，是编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记世代为主。八书，记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记侯国世代存亡。七十列传，类记各方面人物。史家称为“纪传体”，因为“纪传”是最重要的部分。古史不是断片的杂记，便是顺案年月的纂录；自出机杼，创立规模，以驾驭去取各种史料的，从《史记》起始。司马迁的确能够贯穿经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言。他明白“整齐”的必要，并知道怎样去“整齐”：这实在是创作，是以述为作。他这样将自有文化以来三千年问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治之”，却反映着秦汉大一统的局势。《春秋左氏传》虽也可算通史，但是规模完具的通史，还得推《史记》为第一部书。班固根据他父亲班彪的意见，说司马迁“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直”是“简省”的意思；简省而能明确，便见本领。《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列传占了全书的过半数；司马迁的史官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他最长于描写；靠了他的笔，古代许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还活现在纸上。

《史记》的编纂方法在当时具有独树一帜的首创精神。司马迁创造性地以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种不同的体例来记载复杂的历史事实。这种方法，便于考见各类人物的活动情况以及各类典章制度的沿革源流，开创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的编纂方法，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所修“正史”的典范。

《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通史，据《太史公自序》中说全书共有五十二万六千五百自，是古代第一部大书。也是当时系统研究古史唯一的史书。它把古代历史作了一次总结，这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光辉灿烂的著作，是纪传体史书的鼻祖，也是传记文学的典范。鲁迅先生曾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是窃比孔子的。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司马迁是秦火以后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他们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一样。《史记自序》里记着司马迁和上大夫壶遂讨论作史的一番话。司马迁引述他的父亲称扬孔子整理六经的丰功伟业，而特别着重《春秋)的著作。他们父子都是相信孔子作《春秋》的。他又引董仲舒所述孔子的话：“我有种种觉民救世的理想，凭空发议论，恐怕人不理会；不如借历史上现成的事实来表现，可以深切著明些。”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非、善恶、贤不肖，存亡继绝，补弊起废，作后世君臣龟鉴。

他在《报任安书》里说他的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自序》里说：“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王迹所兴”，始终盛衰，便是“古今之变”，也便是“天人之际”。“天人之际”只是天道对于人事的影响：这和所谓“始终盛衰”都是阴阳家言。阴阳家倡“五德终始说”，一位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互相克胜，终始运行，循环不息。当运者盛，王迹所兴：运去则衰。西汉此说大行，与“今文经学”合而为一。司马迁是请教过董仲舒的，董就是今文派的大师；他也许受了董的影响。“五德终始说”原是一种历史哲学：实际的教训只是让人君顺时修德。

《史记》虽然窃比《春秋》，却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书法，只据事实录，使善恶自见。书中也有议论，那不过是著者牢骚之辞，与大体是无关的。原来司马迁自遭李陵之祸，更加努力著书。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废名裂，要发抒意中的郁结，只有这一条通路。他在《报任安书》和《史记自序》里引了文王以下到韩非诸贤圣，都是发愤才著书的。他自己也是个发愤著书的人。天道的无常。世变的无常，引起了他的慨叹；他悲天悯人，发为牢骚抑扬之辞。这增加了他的书的情韵。后世论文的人推尊《史记》，一个原因便在这里。

班彪论前史得失。却说他“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论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以为“大敝伤道”；班固也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其实推崇道家的是司马谈：司马迁时，儒学已成独尊之势，他也成了一个推崇的人了。至于《游侠》、《货殖》两传，确有他的身世之感。那时候有钱可以赎罪，他遭了李陵之祸，刑重家贫，不能自赎，所以才有“羞贫穷”的话；他在穷窘之中，交游竟没有一个抱不平来救他的，所以才有称扬游侠的话。这和《伯夷传》里天道无常的疑问，都只是偶一借题发挥，无关全书大旨。东汉王允死看“发愤”著书一语，加上咬文嚼字的成见，便说《史记》是“佞臣”的“谤书”，那不但误解了《史记》，也太小看了司马迁了。

《史记》的宝贵价值，首先体现于在当时的文化基点上，能够真实地、完整地描绘出社会历史地各个层面。

司马迁在记述政治史的同时，对于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等，也在《史记》中进行了生动的记录。与帝王将相等政治活动家同样。读书的人，做买卖的人，算命的人-尽管在当时社会上地位不高，他们的事迹也受到司马迁的重视。在司马迁笔下，游侠的侠义精神得到赞美，酷吏的残暴行径有所揭露，悲剧英雄项羽和秦始皇、汉高祖一同列入本纪，农民领袖陈胜和诸侯一同列入世家。司马迁在颂扬汉武帝的功绩的同时，也曾经揭露他迷信鬼神，妄想长生，多欲好战，耗费民力的行为，在《史记・汲黯列传》中，还责备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司马迁精神及其现实意义篇6

关键词司马相如卓文君中日文化差异《十训抄》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1先行研究及论文问题的提起

1.1先行研究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约公元前3000年）时代，下至汉武帝（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在中国流传了两千多年。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出自《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此文是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的传记。作者采用“以文传人”的写法，简练地记述了司马相如一生游粱、娶卓文君、通西南夷等几件事，并全文收录了与此有关的文和赋。“连篇累牍，不厌其繁”，文字之多，远超司马迁自己的记述，足见作者“特爱其文赋”，“心折长卿之至”。后来该故事又被收入到班固的《汉书》，《西京杂记》中又增添了“茂陵女”和“白头吟”的情节。由于这个故事产生的时间很早，且主人公形象又具有典型性，因此在后世一直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就连日本的古书《十训抄》中也有收入。

《十训抄》共3卷，编者不详，成书于1252年，是日本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集。该书针对青少年，以“教训”为主题，将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传说故事按“朋友”、“思虑”、“忍耐”等列为10项，佛教色彩浓厚。①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被收入在该书的第五项——“朋友”中。

1.2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对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记载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司马迁采用的是积极肯定的态度进行记述。尽管后世对该故事有不同的解读，但基本上也无外乎两种：一种认为，相如和文君的爱情折射出女子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另一种则认为，所谓的“凤求凰”实际上是劫财劫色的骗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实际上是体现了后人对爱情故事主人公或褒誉或贬斥不同态度和评价，也反映出读者背后的文化心态。

与《史记》不同，日本古书《十训抄》中引入该故事却引用了惟乔亲王的诗句来评述：“相如昔挑文君得，莫使簾中子细听”，②以此教育读者夫妻关系平等的道理，相互尊重、相互扶持的夫妻关系对于维护家庭的稳定与和谐的重要性。

本文拟以《史记》和《十训抄》为例，从中日文化差异的角度对比中日两国对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爱情故事的不同解读，并分析导致不同解读的原因。

2《史记》中的解读及其原因

2.1故事的解读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取材于司马相如《自叙》，司马迁采用“以文传人”的写法，简练地记述了相如一生游粱、娶文君、通西南夷等几件事，而将与此有关的文和赋却全文收录。相如、文君的故事不但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也是整个《史记》中文学性最强的部分。从史书的记载可以看出故事梗概是：卓王孙慕相如名声，将他与县令请到家中做客，相如弹琴（以琴声文君），卓文君偷听偷看，“心悦而好之”，便与相如私奔至成都。

司马迁著史的目的，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琴挑”、“夜奔”乃儿女情事，非关社稷。但司马迁却以极大的文学兴趣来叙述这一故事，并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使用倒叙、插叙、曲笔等手法，把“托喻凤凰”、“曲传心声”、“以琴为媒”等韵事，写得引人入胜。并在其描述之中流露出对此故事所持的欣赏与肯定的态度。

2.2原因分析

中国文学的基本功能和观念是载道、治世、教化、讽喻，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指出：“在以儒学占据主要统治地位的传统思想中，由于从一开始就具有宗教性因素与政治性因素的交融合一，使‘修身’与‘治平’、‘正心诚意’与‘齐家治国’、‘内圣’与‘外王’呈现出两极化的歧义关系。”③而以“内圣外王”思想、忧患意识和积极进取精神为重要内容的儒家文化精神作用在文学上，使得中国文学表现出鲜明而强烈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为司马迁著《史记》的目的，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学注重社会功利性的特点。

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司马相如事迹有三：一是他仕于武帝前的经历，二是通西南夷，三是其文赋创作于作品。仕前经历才主要写相如与文君的婚姻，生动地描画了相如落拓不羁的才子性格。但这并不是司马迁为相如立传的主要原因，相如的辞赋创作才是立传的基点所在，这一点不仅《太史公自序》中有明确的说明，从传中所载相如作品之多，所占篇幅之大，以及文中议论都可表明司马迁的着眼所在。实际上司马迁是借传主之文来反映自己的思想，相如文赋的思想都是司马迁赞成的，对相如及其文赋的评价，皆寓于相如的文章之中。他肯定《子虚赋》、《上林赋》倡言节俭的主旨，高度评价相如作品的讽谏作用与《诗经》无异，反映了作者重视作品教化作用的文学观念。正所谓“驱相如之文以为己文，而不露其痕迹”。④由此可见，用文学改造社会、启蒙民众是中国作家的自觉意识，从而使文学与政治保持着较为紧密的关系。这也就成为《史记》中对司马相如持褒赏态度的主要原因。

3《十训抄》中的解读及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