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价值的概念范文1篇1

一、背景及现状

一方面，美国的APPLE公司，利用工业设计将大量的成熟技术集成到设计当中，推出一系列创新产品，取得了举世注目的辉煌成就。另一方面，中国专利的年授权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日本，但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却很低。诚如中科院院士王志珍所说：目前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大约在25％左右，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与发达国家80％的转化率相距甚远。可见，在我国工业设计作为应用创新的主体没有发挥好桥梁的作用，与市场错位、脱节的现象依然非常严重。本文从价值链角度，对工业设计的价值形成和作用关系进行探索研究，旨在提升工业设计的价值。本文所指工业设计是狭义概念上的理解，以产品设计为主体。

二、工业设计价值未能充分发挥的原因

导致工业设计在我国经济建设实践中，没有发挥出应有作用的根源，除了思想上对工业设计的作用和价值存在认识上的欠缺和不对称以外，在操作上也存在着脱节现象。

首先是我国工业设计发展还面临着“认识片面、机制不畅和政府缺位”三大主要问题。不少企业对创新和竞争力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局限，对设计创新的认识停留在低层次阶段，未能进行系统全面的思考，将创新简单地与科技创新相关联，片面追求单项技术指标的优化和突破。经营决策者缺少系统集成创新意识和对产品终极价值的深度思考，没有利用工业设计手段来打通以丰富的高品质商品去满足消费者多层次需求之间的阻隔。

其次是对工业设计概念理解上的错位。在学院的教学中，往往较多地从概念形成和方案表达的层面来理解工业设计。对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基本上以产品的造型设计为主，包含有限的概念设计内容，而工程设计方面的知识严重欠缺，直接导致工业设计师在工程设计方面的整合协调能力跟不上，实践中只能为企业提供有限的解决方案；而企业则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理解工业设计，认为工业设计就是产品创新工作的承担者(或组织者)。工业设计要帮企业解决包括市场环节、使用环节、技术环节、生产工艺环节以及销售环节遇到的各种问题。理解的差异直接造成企业和设计师之间的互认错位，导致实践中的对接不畅。

再有就是实际操作上的脱节。我国的绝大部分企业没有设立专门的设计部门，在具体实施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往往将产品的概念设计、造型设计和工程设计这三者割裂开来。正如乔布斯所说：设计师完成了一个精彩的产品创意，而工程师负责工程设计却说：“这不可能，我们做不出这个，根本没有可能。”方案修改后，制造部门的人又说：“我们造不出来这个。”要求再修改设计方案。结果是“概念、造型和工程”之间形成了一种制约关系，事实造成工业设计的价值不能充分发挥。

三、工业设计价值链的构成要素及分析

为了深度剖析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有必要从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中来整体看待工业设计的定位，从工业设计价值链的角度，来理清其价值链的要素构成、要素的作用以及性质等关系，进一步认识工业设计。

1、工业设计价值链的构成要素

工业设计包含概念设计、造型设计到工程设计三个组成部分。“价值链”理论揭示，企业与企业的竞争，不只是某个环节的竞争，而是整个价值链的竞争，而整个价值链的综合竞争力决定企业的竞争力。工业设计的价值由价值链上各相关要素共同作用而构成，其价值的大小与其在价值链上成功获取要素信息的多少成正比例关系。概念是对一个产品的形态、功能和特性的描述。概念设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产品生命周期的起始，概念设计的质量和成效直接决定了产品的成败。支撑概念设计的主要构成要素是：市场研究、生活文化研究、用户体验研究、使用环境研究和产品的功能规划等内容；产品造型设计就是对产品的形态、材料、结构、色彩、肌理等进行美的加工，利用科学性和艺术性来处理这些造型要素，以其得到完美的产品造型。支撑造型设计的主要构成要素是：功能设计、形态设计、色彩规划、界面设计和方案效果表达等内容；产品工程设计是为产品生产加工而进行的工程技术方面的设计工作。支撑工程设计的主要构成要素是：技术实力、设备与工装、加工工艺、材料应用、生产制造以及品质控制等内容。这些要素就是构成工业设计价值链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它们的研究和价值挖掘是提升工业设计价值的关键所在。

2、工业设计实力的构成基础分析概念设计、造型设计和工程设计是构成工业设计实力的基础，依据它们在设计价值链上所起作用的差异，称其为“隐性软实力”、“显性软实力”和“制造硬实力”。“隐性软实力”主要作用于产品的概念设计方面，主导产品的功能和目标定位。“显性软实力”主要作用于产品的造型设计方面，负责完成产品具体的结构、形态等内容的具体化。“制造硬实力”主要作用于产品的工程设计方面，为产品的最终实现和整体品质提供保障。三者的共同有效作用，是工业设计实力彰显的有力保障。片面强调单一或两种实力的作用，都会导致工业设计整体实力的不充分发挥。

单纯依赖“硬实力”支持的产品是不完善的产品；而仅有“软实力”支撑的产品，虽然有好的概念和好的效果，但缺少“硬实力”的有效支持，往往导致“软实力”不能充分发挥，事实上造成工业设计的价值不能得到完全体现；

只有全面理解工业设计，建立在“隐性软实力”、“显性软实力”和“制造硬实力”三种力量有效支撑基础上，工业设计的价值才可能实现最大化。这就要求对工业设计的理解回归本位，工业设计要能够从市场和用户体验的角度出发来重新定义产品概念，围绕着概念的实现来统领全局，整合“软实力”和“硬实力”资源，以设计来引领技术创新，实现在设计价值链上的有效延伸。

3、工业设计价值链要素的价值属性分析

依据可见和增值方式，价值可以分为显性价值和隐性价值两大类。从工业设计价值分析图(如图3)中可以看出，而各要素所形成价值的属性是不同的。“隐性软实力”和“显性软实力”所对应的要素部分，以感性的形式存在，属于“隐性价值”。而“制造硬实力”所对应的要素部分，以客观的形式存在，是产品价值形成的物质载体，属于“显性价值”。

从企业的角度看，“隐性价值”的形成过程受人为因素的影响非常明显，也很难进行简单的量化处理，操作上不易驾驭，容易被企业所时忽略；而“显性价值”部分直接作用于产品的生产加工环节，其形成过程比较理性，可以清晰地进行成本、价格的量化处理，操作起来立竿见影，往往得到企业的高度重视。

四、促进工业设计价值提升的途径

通过以上分析，遵循价值链脉络，处理好工业设计“软、硬实力”之间的关系，使价值链各要素协同一致，促成“显性价值”和“隐性价值”的有效发挥，是提升工业设计总体价值的关键所在。具体途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确立工业设计在企业经营中的战略地位

APPLE品牌的成功，是因为史蒂夫，乔布斯有着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天才式先验性用户体验的创新思想，能清晰地提出产品的概念；也是因为他非常重视工业设计，并将其摆在企业经营战略的高度来认真对待，用工业设计来统筹产品的创新工作；更是因为他使APPLE的“硬实力”成为了设计“软实力”在产品创新中得到不折不扣体现的有力保障。

我们的企业经营者要向乔布斯学习，将工业设计提升到企业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认真对待，树立设计引领创新的指导思想。要摒弃片面强调“硬实力”，简单依赖设备的投入，规模的扩大以及单项技术指标的突破来建立竞争优势的做法，走出“低成本——低价格——高占有率”幻想独霸市场再利润的误区。从实质上重视设计创新“软实力”，围绕产品整体价值提升和用户体验的优化，主动对“硬实力”资源系统进行整合，促成设计创新目标的实现，为消费者创造长远的价值和优质的服务。走“高品质——高附加值——高利润”良性发展之路。

2、正确认识“显性价值”和“隐性价值”的不同作用

工业设计最终凝结在产品中的价值是由产品用户的切身感受所决定的。从企业的角度看，“显性价值”是显而易见的部分。而消费者正好站在另一面来理解设计的价值，“隐性价值”恰恰是消费者对产品价值感知的主体部分，“显性价值”则反而是藏在背后不易看见的部分。在“隐性价值”上的用力可以取得事半功倍之效；迁就“显性价值”而制约“隐性价值”，实际上就消减了消费者对产品价值的总体认同量，得不偿失。真正理解并重视“隐性价值”的作用，花力气做好价值链上前期要素的研究，让概念设计和造型设计充分发挥优势，是提升工业设计价值的关键。恰当处理“隐性价值”与“显性价值”之间的关系，是工业设计价值获得成功延伸的保障基础。

3、整合设计“软、硬实力”资源实现工业设计价值的提升

创新可以多种多样，基于设计引领的创新，其价值才会落实到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上来。要树立“设计引领创新”的观念，清醒地认识到“软实力”和“硬实力”在价值创造中的不同作用，“软硬兼顾”良性互动，取得消费者的最大认同，才能使设计创新的价值得到更充分地体现。

工业设计师的核心能力体现为，在设计价值链上以设计为主导，创新为主体的综合资源整合(协调)能力——设计引领创新的能力。如果工业设计师只能在价值链的一个点上实现局部突破，或者虽然“软实力”表现充分，设计很精彩，但受制于“硬实力”，使得创新“被瘦身”，那么设计创新的价值也就“被贬值”了。工业设计师自身不能仅仅停留在造型设计的简单状态，要实质性夯实设计创新的“软实力”基础，在充分做好市场调研和用户体验分析工作的基础上，要敢于重新定义产品概念，依此完成产品的造型设计工作，尽量寻求设计“隐性价值”的最大化；设计实施的过程中要懂得尊重“硬实力”的客观作用，学会整合或协调相关资源驾驭并彰显“显性价值”，以设计来引领技术(或工艺)创新，使“硬实力”为“软实力”服务。实现在设计价值链上的有效延伸，成功实现产品价值的高增值。工业设计的价值也就能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和更广泛的认同。

文学价值的概念范文篇2

论文摘要:针对学生在忍想政治课学习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贬难问题，丈章归纳总结了教材内容偏难、教材内容存在汤洞、教材有些内容滞后于理论和实戏。教材对同一棍念在不同含义下使用、概念泛化、知识负迁移、距离影响等几种常见的挺难问题产生的蛛由。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疑难问题，高中思想政治课学习也不例外，这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十分正常的。疑难问题的形成有其缘由，教师只有找到其缘由，才能对症下药，答疑解难，促进学生的发展，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归纳起来，疑难形成无非是教材、学生及教师方面的原因(教师方面的原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一、教材内容偏难

由于高中生仍处于成长阶段，思维尚未完全成熟，抽象、分析、综合、概括、归纳、辩证等能力还相对较弱，而高中思想政治课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其中部分内容偏难、偏深，使学生产生认知障碍并形成疑难点。例如，《经济常识》中关于商品价值量、劳动时间及劳动生产率之间具有如下十种关系:社会劳动生产率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反比;社会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反比;社会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总量无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商品价值量成正比;个别劳动生产率与个别劳动时间成反比;个别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价值量无关;个别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总量成正比;个别劳动时间与商品价值量无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商品价值总量无关;个别劳动时间与商品价值总量成反比。教材中虽没有这样明确表述，但在教学参考书中有此概括，有关练习题及考试题中经常出现。

二、教材内容的错漏

三、教材有些内容滞后于理论及实践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发展的科学，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目前我国正经历着深刻的改革，实践及理论的发展变化相当迅速。由于教材编写及出版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一些新理论成果及社会热点间题无法及时补充进教材，使得教材有些内容与重大理论新成果和社会现实出现冲突并显得陈旧。比如，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有重大的理论贡献及突破，每次宪法的修正，都涉及国家的大政方针的调整。再如《经济常识》中只讲了“通货膨胀”，但近年我国经济领域出现的“通货紧缩”并未讲解。

四、教材对同一概念在不同含义下使用

对概念的内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予以揭示，但若不将此告诉学生，就会使其产生疑惑。如《哲学常识》中在讲“矛盾普遍性”的含义时提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并且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即矛盾无处不有，矛盾无时不有，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在讲到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关系时，举了“白马非马”说等例子，很显然，在此“矛盾的普遍性”是指同类事物的共性。同时，根据概念与语词的关系，同一个语词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这种情况在教材中也很常见。如《哲学常识》中的“价值，与《经济常识》中的“价值”就是同一个语词表达了不同概念。"

五、概念泛化

所谓泛化，就是对相似事物未完成分辨便做出相同的反应。思想政治课概念泛化的产生除了相关概念本身的相似性以及教师在教学上的缺陷等客观原因外，主要还是由学生的心理因素等主观原因造成。由于受差别感受力较差、语言文字水平较低、对概念内涵外延把握不准等因素制约，往往把本来意义不同的相关概念混同起来，人为地化有别为无别。如人民与公民、实践与实际、现象与表象等等。由于受抽象思维能力较低、知识的负向迁移等因素的影响，对高度抽象概括的概念做出具体化的理解，人为地化抽象为具体。如对物质概念，或与物质的具体形态混为一谈，或与自然科学中所讲的物质(实为物质结构)混为一谈。由于受科学分辨能力差及思维定势的消极影响，往往把语词表达相同的政治学科概念与日常生活用语混淆，化政治学科概念为常语。比如，把哲学中的“矛盾“概念理解为有意见，不团结;把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解为有用。等等。

六、知识负迁移

心理学上把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发生影响的现象称作迁移，包括正迁移和负迁移。正迁移是指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起积极作用，如通常所说的“举一反三”、“闻一知十”、“触类旁通”等。负迁移是指阻碍、干扰新知识学习的迁移。学生吸收新知识，形成新的神经联系时，若在认知结构中引进了与原有某些知识要素相关的内容，则很难摆脱原先建立的神经联系，会不时地遇到旧知识的形影，产生新旧知识相互抑制的负向迁移的现象。在思想政治课学习过程中，学生已具备的相关、相近知识对新知识的掌握往往产生“干扰”，尤其是相似概念的互相混淆。如2001年甘肃省高中思想政治课会考第9题:“哲学就是:A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B关于世界观的学说;C人们对世界的观点和看法;D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具体方法和原则”。根据定西考区随机抽样(100份)统计显示，有60%的考生答错，48%的考生选A。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知识的负迁移影响。

文学价值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价值主张；概念解析；层级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4）01-0013-07

一、引言

近年来“价值主张”作为一个术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营销学、战略学和商业模式学等不同学科文献中，成为管理学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概念术语之一[1]。价值主张是企业最重要的一个组织原则[2]，鲜明、独特、清晰的价值主张是战略的基石[3]、是商业模式创新的前提[4]、是产品营销的利器[5]、是服务主导逻辑的基本假设[6]。然而，由于价值主张术语出现于不同学科领域，具有多种应用情境，不同学科的文献对价值主张概念存在多样化的理解。特别是鲜有文献对价值主张概念进行系统梳理和仔细甄别，因而使一些学者认为价值主张是一个模糊的、不明确的概念。不仅如此，近年来随着服务主导逻辑和商业模式等新兴学科的兴起，使价值主张术语有了新的概念内涵，更加剧了学者们对价值主张概念的混乱理解。基于此，笔者认为，在当前阶段梳理众多学者对价值主张的多样化认识，深入探讨并澄清价值主张概念，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对国外经典价值主张文献进行了回顾，将不同学者的价值主张概念按其所阐述的概念内涵进行归类；其次，同归纳出来的不同类型价值主张概念进行横向比较和纵向演进分析，阐明它们彼此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价值主张层级模型”，重构了价值主张概念。

二、价值主张经典概念回顾

文献梳理表明，由于应用情境的多样性，价值主张具有“产品营销口号”、“感知承诺”、“公司定位陈述”、“互惠承诺”、“企业家远见”等多种不同的概念内涵。本文接下来介绍这些不同的价值主张概念内涵。

（一）作为“产品营销口号”的价值主张

价值主张作为一个术语首先出现在广告公司的企业实践中。在实践中，企业需要通过广告将自身产品特性有效地传达给消费者，这要求企业在广告中确立一个独特的价值主张。Reeves[7]首先提出基于产品本身的USP理论（UniqueSellingPoint），一个USP需要具备利益承诺、独特、强而有力三个要点，即在利益承诺上强调产品的特殊功效和提供给消费者的实际利益，在独特性上强调与竞争对手的差异性，同时要求价值主张是消费者关注的集中点。然而，随着竞争的激烈和企业间产品差异化程度降低，寻找USP日益困难。Ogilvy[8]提出品牌价值主张理论，强调价值主张的品牌心理外壳，他认为消费者购买的不止是产品，还购买承诺的物质和心理的利益，而形象化的品牌就是最大的心理利益。Aaker[9]也认为，产品的价值主张就是对品牌传递给目标顾客的功能性、情感性、自我利益等方面价值的陈述。Trout和Ries[5]则将着眼点放在客户心智模式上，提出品牌定位理论，强调从消费者的角度，研究消费者的所思所想，找到在顾客心智上的一个独特位置，突出品牌“类”的独特性。Anderson等人[10]则认为价值主张就是企业向客户展示顾客价值的方式，提出B2B企业的3种价值主张，罗列全部优点（AllBenefits）、宣传有利差异点（FavorablePointsofDifference）、突出共鸣点（ResonatingFocus）。罗列全部优点是指阐明产品给客户带来的所有益处，回答客户为什么购买产品的问题；宣传有利差异点是指阐明产品相对于次优替代品所具备的有利差异点，回答顾客为什么购买本企业而非竞争对手产品问题；突出共鸣点是指阐明一两个差异点，其改进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为顾客创造最大的价值，回答企业产品中的哪些因素对顾客最有价值。

从上述定义中可以看出，这些学者将价值主张理解为“产品营销口号”，体现为“企业如何感知公司本身所传递的价值”，作为一种营销口号，价值主张确认了公司对潜在顾客的实用意义，力求能够引人注目、传达信息、说服观众。作为营销口号的价值主张是对企业、企业的提供物、提供如何运行等方面的描述，清晰地阐明了企业的产品/服务与竞争者的不同以及企业自身的独一无二之处，提供了顾客购买企业产品或服务的理由，是企业需通过广告向顾客所要传递的企业诉求和能力证明。

（二）作为“感知承诺”的价值主张

随着顾客地位的日益提升，营销学者开始从顾客视角探讨价值问题，试图了解消费者是如何做出决策、如何权衡利益和损失的。一些学者用“顾客价值”来解释产品属性是如何转化为个人或家庭消费者的特定价值或效用，顾客价值=感知利益-感知成本（或感知利益/感知成本），而价值主张被理解为顾客的感知承诺。Gouillart和Kelly[11]认为每一项业务的特征皆是由其价值主张塑造而成的，价值主张指的是企业希望以何种价格提供给顾客何种利益，而利益指的是一种情绪上的最终状态，可以解释成有助于顾客解决其烦恼，使顾客认为生活因此而好转的产品、服务。Lanning[12]指出，价值主张必须精确地定义企业拟向顾客提供的内容，价值主张是与顾客相关的，但却是为了公司内部使用的。价值主张是“相对于竞争对手而言，顾客在与企业互动过程中所获得的体验”。Buttle[13]认为价值主张是企业将提供给顾客一个特定的产生利益的价值，是企业对顾客可以从公司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中所能获得的有形结果的清晰阐述。Carlson与Wilmot[14]认为需要将“竞争”纳入价值主张的概念范畴，价值主张为该项产品与市场上现有商品相较之下能够创造多少顾客价值，价值主张是“顾客价值增加”的论述能力，亦即与现有产品比较起来，一个企业所提供的产品能够相比其它竞争者产品“多”提供哪些价值？而此价值换算成经济价值“钱”之后又是多少？价值主张=N・A・B・C，其中N表示需求（Need）、A表示解决方案（Approach）、B表示效益成本比（Benefitspercosts）、C表示竞争对手（Competition）。

从上述定义中可以看出，这些学者将价值主张的研究与顾客价值研究联系起来，并从探讨产品的价值主张逐步深入到个体顾客的微观领域，他们将价值主张视为“企业从顾客视角出发，顾客所感知的一种价值承诺”，即价值主张就是“顾客如何感知企业所传递的价值，企业从顾客视角出发，对顾客从企业获得的顾客价值的清晰阐述”。感知承诺观点将价值主张研究从产品导向转变为顾客导向，从企业视角转变为顾客视角，使价值主张研究逐步深入到个体顾客的微观层级，拓展了价值主张术语的应用。

（三）作为“公司定位陈述”的价值主张

在营销学者对价值主张的研究日益深入的同时，价值主张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学术语。战略是建立在差异化价值主张基础之上的，战略需要清晰地阐明目标细分顾客以及取悦这些顾客的价值主张[3]。Porter[15]首先在战略领域引入价值主张概念，并将企业的价值主张划分为“总成本领先、差异化战略、聚焦”3种基本类型。Treacy和Wiersema[16]认为价值主张是“公司向顾客做出的关于价格、质量、性质、选择、便利性等方面价值组合的隐性承诺”，并提出了价值信条模型，将价值主张界定为“运营卓越（OperationalExcellence）”、“产品领先（ProductLeadership）”、“亲近顾客（CustomerIntimacy）”3个维度，分别代指一流的运营和执行、强调创新和市场品牌、企业卓越于顾客关注和顾客服务。这个模型非常类似于Porter[15]的三个一般性价值主张，但价值信条模型中的价值主张并不是彼此互斥的，而是不可偏废，在某一价值主张追求卓越的同时，另外两个信条必须保持较好的水平。此后，Kaplan和Norton[3]提出了平衡积分卡理论，沿用了Treacy和Wiersema[16]的价值主张分类。当“价值主张”成为平衡计分卡的核心内容后，价值主张概念获得了进一步的接受。

从上述战略学者对价值主张的描述可以看出，战略学者将价值主张视为不同的公司定位陈述，价值主张是与企业相关的一个概念，它体现了企业战略成功的某个主要方面，是连接企业使命、远景与实际策略行动计划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价值主张作为一个战略学术语是企业的核心认同和价值观，反应了企业高层管理者所关注的为了获得战略成功所必须开展的事情。

（四）作为“互惠承诺”的价值主张

进入2004年后，随着营销学对顾客价值概念探讨的持续深入，营销学者对顾客价值的研究也逐步从产品主导逻辑向服务主导逻辑转变，即从“有形产品（制造品）的交换”向“无形的、特殊技能、知识和流程（做事情）等产品的交换”转变，营销学者对价值主张概念也有了进一步的新认识。Vargo和Lush[6]提出了与传统营销学产品主导逻辑相反的服务主导逻辑，并将价值主张作为服务主导逻辑的一个基本假设。他们认为企业不能创造价值，只能提供价值主张，价值也不是从企业到顾客的线性机制，价值是在使用过程中由所有参与者共同创造，而价值主张设定了对使用价值的期望。Frow和Payne[17]将服务主导逻辑中的价值主张进一步描述为“两个交易双方之间在共同创造价值上的互惠承诺”。Ballantyne等[18]认为，在任何一个市场交易中，都有至少两个评估者，通过互惠价值承诺将彼此的价值观点联系起来，在企业与顾客的沟通中寻求公平交易。互惠是价值主张的主要驱动因素和构成内容，价值主张也因此从“以企业为中心，企业提出价值主张，顾客在使用中评价价值主张”向“以互惠为中心，企业和顾客都可以互换地提出、评价彼此的价值主张”。Ballantyne等[19]进一步将价值主张重新定义为“企业可以作为互惠价值承诺者发起或参与开发价值主张，企业在开发价值主张的过程中可以作为发起者或参与者，但参与者以其自身标准确定价值”。Kowalkowski等[20]在服务主导逻辑、知识管理和实践理论的基础上，认为价值主张是一个互惠知识交换的共同创造实践，并受到资源整合者脚本调节（脚本由理解、规程及约定组成），价值主张的形成既不能被描绘，也不能被理解为企业和顾客间的知识交易，而是依赖于不同的理解、规程和约定的资源整合者集群间的互惠知识交换的共同创造实践。

从上述服务主导逻辑研究学者对价值主张的描述可以看出，在产品主导逻辑中，顾客像资源一样，成为被俘获或作用的对象，传统营销文献所提及的“细分市场、吸引顾客”就是这种逻辑的鲜明体验。在服务主导逻辑中，人们交换是为了获取特定能力的利益或服务，顾客不再是待俘获的资源，而是服务的共同创造者，营销是与顾客相互作用的互动过程。价值主张就是企业和顾客通过多次往复沟通所达成的一种互惠的价值承诺。

（五）作为“企业家远见”的价值主张

随着商业模式作为一个独立交叉学科的兴起，价值主张作为商业模式的首要构成要素日渐为学者们所重视。商业模式研究学者认为价值主张是商业模式的灵魂，也是商业模式创新的源头和出发点[4，21]。一个清晰的顾客价值主张是有效开展创新的前提，价值主张必须被严格定义，并被员工、顾客、股东和投资者所清晰沟通和深刻理解[22]。Magretta[23]指出商业模式中的价值主张作为企业家的一种远见，回答了“谁是你的顾客？顾客看重什么？企业如何赚钱？如何以合理的价格为顾客提供价值？”等商业基本假设。Chesbrough和Rosenbloom[24]认为顾客价值主张是对顾客的问题、企业拟提供的解决方案和价值的一种描述。顾客价值主张描述了一个企业提供物区别于竞争对手的差异化之处，解释了顾客从企业购买的原因。Johnson和Christensen[21]指出价值主张旨在描述企业如何帮助顾客完成重要的任务，它包括目标顾客、要完成的任务（即解决某个重要问题或满足目标顾客的某项重要需求）、提供物（即解决问题或满足需求的一种产品或一项服务）3个要素。Barnes等[25]提出价值主张是相对企业来讲的一个概念，但这个概念是与顾客密切相关的，价值主张并不是向顾客阐明什么，但价值主张必须驱动企业与顾客之间的交流，并清晰阐明企业业务的本质，精确描述企业意图全力使其发生的，在顾客的生活中。价值主张是对组织或个人从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服务中获取的体验的量化价值的清晰表达。价值主张包括能力（企业可以为顾客做些什么？）、影响（企业的提供物是怎样帮助顾客成功的？）、成本（顾客需要为这种特权支付什么样的成本？）3个要素。Doz和Kosonen[26]将价值主张理解为企业家的“远见”，并认为这种远见是不能通过模型推理得出的，也不能通过聚敛趋势分析等予以识别。Teece[4]指出企业家需要洞察顾客，对“消费者根本性需求”、“竞争者是否满足这些需求”等“深层真相”有很好的理解。而价值主张就是需要企业家提炼出关于“顾客的欲望、顾客如何评估、未来行为的本质和可能的成本，以及竞争能力”等方面的根本性真相。

从上述商业模式研究学者对价值主张的描述可以看出，他们将价值主张理解为“企业家的洞察”，价值主张是企业在开展新业务、设计新商业模式时，面对未知的顾客和市场，对潜在顾客需求以及企业如何运作才能满足这种需求所作出的一种假设，这种假设是一种创新性的理念，能够清楚地阐明企业的业务本质。

三、价值主张经典概念解析

从本文对价值主张经典概念的回顾中可以看出，价值主张作为一个术语存在多种应用情境，具有多种概念内涵，这些不同的概念内涵彼此之间既有鲜明的区别，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接下来首先对不同的概念主张概念内涵进行横向比较，在理清不同价值主张概念内涵的区别后，沿着大致时间顺序梳理价值主张的纵向发展脉络，阐述不同价值主张概念内涵的联系。

（一）价值主张概念的横向比较

为了更好地理解不同价值主张概念，本研究从基本内涵、学科领域、研究视角、发起者、接受者、沟通方式、应用层级、关注重点等几个维度，全面比较了以上提出的5个不同类别的价值主张概念（见表1）。

通过对不同类型的价值主张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首先，不同学科对价值主张具有不同的研究视角，甚至是同一学科内部对于价值主张的理解也有所差异。营销学者分别从企业视角、顾客视角、企业与顾客关系视角形成了关于价值主张的“产品营销口号、感知承诺、互惠承诺”三种理解，企业视角就是站在企业的角度提出某种营销口号作为企业产品的价值主张；顾客视角就是站在顾客的角度来明确企业需要提供给顾客哪些价值，将价值主张视为企业做出的为顾客提供的价值承诺；企业与顾客的双向视角是指企业和顾客在双向往复沟通中达成某种互惠承诺，并以此作为彼此的价值主张。战略学则主要站在企业的视角，将价值主张理解为企业战略成功的某个方面，将其作为联结企业使命、愿景与实际策略行动计划之间的桥梁，商业模式学则强调站在企业自身、顾客、竞争对手等多个视角的交叉点看待价值主张，并将价值主张视为企业家对未来顾客需求、企业运作模式、竞争对手反应等方面的假设。

其次，不同类型的价值主张具有多种不同的沟通传递机制。作为“营销口号”的价值主张认为企业是价值主张的提出者，顾客是价值主张的被动接受者，价值主张的信息沟通遵循从企业到顾客的线性沟通机制；作为“价值”的价值主张则认为企业同样是价值主张的提出者，但顾客并不是价值主张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能够主动评价、感知并决定企业提出的价值主张，不仅如此，与作为“营销口号”的价值主张的信息沟通方向相反，作为“感知承诺”的价值主张是从顾客到企业的线性信息沟通机制；作为“公司定位陈述”的价值主张同样认为企业是价值主张的提出者、价值主张的信息传递遵循线性单向机制，但顾客并不是价值主张的接受者，企业内部员工和外部竞争对手才是“公司定位陈述”的接受者；作为“互惠承诺”的价值主张则认为企业和顾客都可以是价值主张的发起者，二者在信息的双向往复沟通中共同确定价值主张；作为“企业家远见”的价值主张则强调具有创新精神和想象力的企业家才是价值主张的发起者，这种价值主张既面向顾客，也面向企业内部，甚至是外部诸多利益相关者。

最后，不同类型的价值主张具有不同的关注重点。作为“营销口号”的价值主张重点关注企业如何获取顾客，才能将产品/服务销售出去；作为“感知承诺”的价值主张重点强调如何使顾客满意，以便找到产品/服务中顾客所最为看重的关键顾客价值要素；作为“公司定位陈述”的价值主张重点关注如何超越竞争对手，从公司定位陈述上找到与竞争对手不同的差异点，从而建立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定位竞争优势；作为“互惠承诺”的价值主张则重点关注企业如何与顾客共赢，找到二者之间的共赢点；作为“企业家远见”的价值主张则强调如何创造顾客，发现新的顾客需求。

（二）价值主张概念的纵向演进

在辨识了不同类别价值主张的差异后，本文按不同概念的提出时间顺序进行排序，以便清晰展示价值主张概念的纵向演进脉络，找到不同类别价值主张之间的联系（参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价值主张最先作为一个营销术语应用在传统营销情境中，此后逐步延伸到战略、服务主导逻辑和商业模式等多种情境中。从不同文献出现的时间节点判断，价值主张作为一个术语基本沿着两条路线演进。

一方面，价值主张从中观的产品层级向宏观的企业层级不断演进。一部分学者沿着Trout和Ries[5]提出的产品层级品牌定位理论思路，将其扩展到企业层级领域，Porter[15]、Treacy和Wiersema[16]先后将价值主张引入战略学领域，认为价值主张就是企业所做出的战略层面的一种公司定位的陈述，Kaplan和Norton[3]更是将价值主张作为平衡计分卡的一个重要战略主题，使得价值主张作为一个术语随着平衡记分卡和战略地图理论的推广逐步为战略学者所认同。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商业模式作为一个独立交叉学科的兴起，价值主张逐渐成为商业模式的首要构成因素，由于商业模式创新企业通常都能在看似同质化的顾客需求中发现新的潜在需求，并通过迥异于行业通常做法的新颖的运营方式和盈利模式满足顾客需求，从而实现创造顾客的目的，价值主张也因此被学者们理解为“企业家远见”。

另一方面，价值主张从中观的产品层级向微观的个体顾客逐步延伸。在Reeves[7]提出产品层级的USP理论后，一些学者对价值主张的研究不断延伸到个体顾客的微观层次。20世纪90年代，一些营销学者先后提出顾客感知价值理论，Webster[2]、Gouillart和Kelly[11]、Lanning[12]等学者将价值主张理解为“感知承诺”，价值主张就是企业对顾客价值所做出、顾客所感知的单向承诺。2004年以后，随着服务主导逻辑的提出，学者们对价值主张的研究进一步向顾客个体微观领域倾斜。价值主张作为服务主导逻辑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企业和顾客在往复沟通中所做出的互惠的价值承诺。

（三）价值主张概念的整合分析

在阐明现有文献对价值主张概念的理解误区，并针对不同类别价值主张概念进行横向比较和纵向演进分析后，本文提出了价值主张概念的层级模型（见图2）。

在宏观企业层级，价值主张有“公司定位陈述”和“企业家远见”两种概念内涵。其中“企业家远见”是主要面向未知需求，重点应用于商业模式学科领域，其关注点重在创造需求，而不是如何满足顾客需求。作为企业家远见，商业模式创新中的价值主张是企业家基于个人的想象力、洞察力甚至是个人直觉，将企业自身、顾客和诸多利益相关者纳入到一个平台和网络中，以网络视角和“合作共赢”的理念构筑一个新的价值生态系统，对未来顾客需求和行业基本规则进行大胆假设，是一种极具想象力和创新思维的理念，在形式上体现为企业家“独特看法”及其“极端极致”企业实践的组合。商业模式创新企业通常在独特价值主张的引导下，将企业家的独特看法做到极端极致，进而轻易撕开看似无缝的同质化的顾客需求，从而重新定义行业和市场，实现创造顾客的目的。“公司定位陈述”是价值主张概念在宏观企业层级面向已知需求的概念内涵，主要应用于战略学领域。作为公司定位陈述的价值主张是连接企业使命、远景与实际策略行动计划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反应了企业高层管理者所关注的为了获得战略成功所必须开展的事情。

在中观产品层级，价值主张体现为企业的一种产品营销口号。作为营销口号的价值主张是对企业、企业的提供物、以及企业如何运行等方面的描述，清晰地阐明了企业的产品/服务与竞争者的不同以及企业自身的独一无二之处，提供了顾客购买企业产品或服务的理由，是企业需通过广告向顾客所要传递的企业诉求和能力证明。

在微观个体顾客层级，价值主张有“感知承诺”和“互惠承诺”两种概念内涵。其中感知承诺是企业从顾客视角出发，对顾客从企业获得的价值的一种清晰阐述。感知承诺观点将价值主张研究从产品导向转向顾客导向，力图通过寻找产品和服务中的关键顾客价值要素来实现顾客满意。互惠承诺是从企业和顾客的双重视角出发，将价值主张的提出作为企业和顾客共同作用的结果，价值主张就是企业和顾客通过多次往复沟通所达成的一种互惠的价值承诺，企业通过寻找与顾客的共同利益来实现共赢。

四、结论及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通过对国外有关“价值主张”文献的系统梳理和总结，归纳出5种不同的价值主张定义，分别是作为“产品营销口号”的价值主张、作为“感知承诺”的价值主张、作为“公司定位陈述”的价值主张、作为“互惠承诺”的价值主张以及作为“企业家远见”的价值主张。同时，文章通过对5种类别概念的横向比较和纵向分析，最终得到价值主张的层级模型。笔者认为价值主张概念在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面具有不同的解释内涵，并展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逻辑，一是从中观的产品层级向更为宏观的企业层级不断演进；另一种是从中观的产品层级向微观的个体顾客逐步延伸。两种逻辑所涉及的研究视角、发起者、接受者、沟通方式以及关注重点都有所不同。

基于本研究对“价值主张”的理解，笔者建议，未来的价值主张研究可以围绕以下三大类问题展开：①价值主张生成发起者、触发源的相关研究，深入探讨发起者和触发源的共性特征及差异性；②企业生成价值主张的影响因素研究，归纳总结诸多影响因素在企业形成价值主张过程中的交互作用，明确这些因素的作用机理；③基于破坏式创新的价值主张生成过程的深化研究，总结生成价值主张的不同阶段以及每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建立价值主张形成过程模型。

[参考文献]

[1]Carter，T.&Ejara，D.D..Valueinnovationmanagementanddisco-untedcashflow[J].ManagementDecision，2008，46（1）：58-76.

[2]Webster，F.E..Market-DrivenManagement：HowtoDefine，Develop，andDeliverCustomerValue[M].JohnWiley&Sons，Hoboken，NJ.2002.

[3]Kaplan，R.，&Norton，D..TheBalancedScorecard：TranslatingStra-tegyintoAction[M].NewYork：HarvardBusinessSchoolPress，1996.

[4]Teece，DJ..Businessmodels，businessstrategyandinnovation[J].LongRangePlanning，2010，43（2/3）：172-194.

[5]Ries，Al.，&Trout，J.，Positioning：TheBattleforYourMind[M].NewYork：McGraw-Hill.1981.

[6]Vargo，S.L.，&Lusch，R.F..Evolvingtoanewdominantlogicformarketing[J].JournalofMarketing，2004，68（1）：1-17.

[7]Reeves，R.，RealityinAdvertising[M].Knopf，1961.

[8]Ogilvy，D..OgilvyonAdvertising[M].Toronto：JohnWileyandSons，1983.

文学价值的概念范文篇4

[摘要]：“价值无涉”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对此学术界却存在严重误读。本文从韦伯构建学术公共领域的角度，认为韦伯“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原则具有双重含义，既是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论神话，也论证了价值判断需要“科学”的论证，而经验事实需要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获得意义，这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韦伯阐明了他的“理想类型”是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而不是“客观”反映，这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本文还讨论了韦伯的新闻思想及其实践与学术公共领域的关系，并提出今天重读韦伯的意义在于构建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公共领域。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韦伯是个绕不过的名字。“价值无涉”已经被我们念得耳熟能详，但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在学术界却依然晦暗不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危机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严重分歧，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变得云谲波诡，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去道德”和价值“无立场”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与“无立场”究竟在什么意义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与学术在韦伯的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年，正值韦伯逝世九十周年，韦伯的著作再次在汉语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阅读韦伯，并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已经又一次成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议题。[2]

（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是1904年韦伯接手主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库》的宗旨一是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另一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那么，判断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韦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意识上的。

韦伯反对两种历史观，一是道德进化论，一是历史相对主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韦伯以国民经济学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通过把文化价值总体引入道德领域而在内容上规定道德领域，并由此把国民经济学提高到“伦理”科学的地位，这其实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总体上贴了“道德”的标签，既抹杀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没有对理想的“客观性”有什么贡献。《文库》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观点，正是：国民经济学是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得出的，并且应当由此得出价值判断。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得出实践的处方。《文库》需要拒斥的另一种观点是：价值判断因为立足于某种理想，从而具有主观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两重含义，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目前国内学界就韦伯观点围绕着经济学是否应该有道德的讨论，其实都没有抓住韦伯的关键。

韦伯说，《文库》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放弃另一些价值。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3]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阐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基础，“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4]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5]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一个饱餐了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其命运是必须知道，无论对世界事件研究的结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从中获知世界事件的意义，而是必须能够自己去创造这种意义本身，世界观决不可能是经验知识进步的产物，因此，最强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些其他理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一样，都是神圣的。[6]

因此，可以看出，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的第一个含义，正是要彻底破除所谓“普世价值”的神话，一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决定了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廉价的相对主义和乐观的折中主义，要么在理论上无视其严峻，要末是在实践上回避其结果。这些都与科学的“客观性”没有丝毫关系，“中间道路”丝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学真理。由此可见，作为方法论的“价值无涉”正是为了廓清“科学”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有效”的问题。对“存在”的思维整理，涉及到“客观性”问题，而“有效”与否则与价值所处的文化特性有关，必须在科学的“客观”操作和价值判断之间划出界限。

因此，对这份杂志寻求科学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学作为对经验现实进行思维整理的有效性，韦伯提出两种重要责任：

首先，是要让读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识到用来度量现实，并从中推导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类别的价值混同在一起。只有通过确立的价值标准与其他价值标准，最好是与自己的价值标准相对抗，——任何有意义的评价都只能是从自己的世界观出发的批判，而不是通过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和理想的冲突之间的挪移和权衡来欺骗自己。不同的价值尺度之间需要进行反思性的对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对于别人有意义的评价都只是出自对自己“世界观”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为根据与别人的理想作斗争的结果。

第二，要使得读者、编辑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学研究者开始沉默，而作为“有意欲”的人开始说话，什么地方论证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则求助于感情。必须反对科学讨论和评价性推论之间的混淆，但是“决不反对申明自己的理想”。无信念和科学的“客观性”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近似性。这里“价值无涉”的第二个含义，就体现为作为学术杂志的《文库》所具有的学术共同体的性质，它不是从事反对政治或者社会政策派别的论争场所，也不是招徕赞成或反对政治理想或社会政策派别的场所[7]，而是一个“学术”的公共领域。韦伯如此描述道：

杂志的特性一开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听凭于编者们今后就也应当在于，尖锐的政治对手都可以在杂志中为了科学工作而和平共处。它迄今为止不是“社会主义的”刊物，今后也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刊物。它不会把愿意置身于科学讨论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围之外。它不能是一个“回应”、辩驳、再辩驳的游戏场地，但它也不袒护任何人，无论是它的作者还是他的编者，都应在其栏目中经受可想见的最严厉的客观而又科学的批判。不能忍受这一点的人，或者不愿与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学认识领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参加它。[8]

但是，韦伯也承认，无偏见地与政治上的敌对者同处于一个中立的学术场所，在当时的德国并不容易，对那种“作为党派狂热的局限性和不发达的政治文化的标志，应予以无条件的反对。”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无涉”反对的是学术的泛政治化倾向，因为这必然严重伤害学术的“科学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杂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为《文库》要探讨的问题与最高的、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因而成为它的最稳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为一种受到那些价值观念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影响的文化观的代表。”这些作者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把保护劳动群众的身体健康以及尽可能增加劳动群众对我们文化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享作为目标，但把国家对物质利益领域的干预与现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发展相结合作为手段。”[9]这些人无论对未来的社会秩序持什么样的观点，就当代而言却肯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并不是因为它与更早的社会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为它在实践上已经是不可避免，这是学术面对现实政治的态度。

《文库》主要关心的是社会经济问题。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事件，它的性质并不是自身“客观”地具有的，而是以人们认识的“兴趣”倾向为条件的。“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它对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杂志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普遍文化意义及其历史上的组织形式。

不是“事实”的“实在”联系，而是问题的思想联系，构成了各门科学的工作领域的基础：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个新的问题并由此发现开辟新的重要观点的真理的地方，就会出现一门新的“科学”。[10]

不同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更不同于形形的文化决定论，——韦伯决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他强调的是经济与文化互相制约的关系。韦伯认为：按照经济上的受制约性和影响范围的特殊观点来对社会现象和文化事件进行分析，依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原则。但是，这恰恰需要区别以下两种倾向：人们要么把历史现实中不能从经济动机演绎出来的一切都当作在科学上毫无意义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经济事务的概念扩展到不可知的领域，以致所有以某种方式与外在手段相结合的人类利益都被纳入到那个概念之中。[11]这正是韦伯竭力反对的以经济学价值来主宰社会价值和社会科学判断的方式，这也是韦伯提出“价值无涉”所具有的现实与历史的针对性。

（二）经验事实、文化价值与学术伦理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现实的科学，是要理解我们被置入其中的、包围着我们的现实特性，即它的文化意义：它为什么在历史上是这个样子。而“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的现实的思维认识就建立在这一隐匿的前提条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现实的一个有限部分构成科学理解的对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根本’的。”[12]韦伯明确指出，经验事实只有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实在”的途径。社会科学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规律性，而是建立“个别”与“价值”之间的因果联系。规律所适用的现实是个别的，而个体并不能从规律中演绎出来。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规律，仅仅是认识现实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义的分析和整体性描述，却是崭新的和“独立”的。一个文化现象形成的意义，以及形成这种意义的理由，都无法从任何规律性概念和体系出发去推导、论证或阐明，因为它们是以文化现象与价值理念的关系为前提条件的，文化概念就是价值概念。个体性的现实之所以对我们有意义，是因为它表现出对于我们来说与价值理念的联系因而重要的关系，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它的个体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们认识的。也就是说，价值理念是确认研究对象的前提，却不是结论，因为：

重要的东西自身当然不与任何规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规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是不与它自身相同。因为一个现实的成分对我们来说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当然恰恰不在于它与极其众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关系。把现实与赋予其重要性的价值理念联系起来，以及根据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观点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现实成分，与根据规律对现实进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对它进行整理相比，是一个异质的、不同类的观点。思维整理现实的两种方式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关系。在个别的情况下，它们能够相互一致，但是，如果这种偶尔的一致掩盖了它们原则上的分歧的话，就会导致极具灾难性的后果。[13]

这些对于经济学来说，并不例外，事实上韦伯更多地正是针对它而来的。正因此，韦伯对于“规律”崇拜，特别是对经济学的“市场”规律崇拜所具有的灾难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别值得今天的中国学界汲取的。我们也可以从中明确地看到，韦伯的立场是欧洲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诫的正是对“普世价值”的警惕。对于韦伯这至关重要的核心观点，我们理解得并不充分，而这却正是韦伯强调“价值无涉”的主要出发点。

韦伯特别针对货币交换经济指出：对交换的普遍本质和市场交往的“技术”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回答交换如何历史地获得它今日的基本意义，历史事实需要在文化意义里得到澄清，正是货币经济的文化意义，——因为它，我们才会对交往技术感兴趣。“只有在无限多样的现象中仅有一个有限的部分是有意义的这一前提条件下，认识个体性的现象的思想才在逻辑上是有意义的。”[14]对具体的现实进行详尽无遗的因果推演不仅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在涉及“个体性”的地方，“因果问题并不是一个规律的问题，而是具体的因果联系的问题，不是什么公式把现象当作样本加以归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归属的问题。……一个‘历史个体’——的因果说明得到考虑，对因果规律的认识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韦伯再三强调，规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们对在因果上归属个体性现象的贡献就越少，从而间接地对理解文化事件的意义也就越小。就历史现象来说，最普遍的规律由于是内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没有价值的。一个类概念的有效性越广泛，就越使得我们离开现实的丰富性，因为它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现象，就必须是尽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认识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并没有价值。因此，把经验还原为“普遍”或者“客观”，对于社会科学工作并没有意义。这并不是说“规律”不存在，而是因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并不等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仅仅是我们的思维为了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种辅助手段。文化只是个别，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价值理念决定的，而任何“规律”都无法揭示这些价值理念的不同。“‘文化’是从世界进程无意义的无限性产生的一个从人的观点出发用意义和重要性来思考的有限断面”[15]。以下韦伯的这一段话特别值得关注：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或者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是我们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和意志。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把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

对世界表明态度并赋予其意义的能力与意志，这其实正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韦伯对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着重的正是他们为文化和宗教共同体建构意义的“天职”。[16]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是韦伯世界中知识分子的学术伦理与先知的宗教伦理的叠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韦伯强调学者的“个人”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什么观点是从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谓让事实自己说话，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义的是作为“个人”的学者“灵魂之镜”，只有这样的镜子才能折射出现实与文化的价值和涵义：

在随时随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物的个别特殊方面所做的这种选择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学工作那种作为时有所闻的主张——一项科学工作的“个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价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价值的，就必须表现出“个性”——之基础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没有研究者的价值理念，就不会有选择材料的原则，就不会有对个体性现实的有意义认识，就像如果没有研究者对某些文化内容之意义的信念，认识个体性的现实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绝对没有意义的一样，他的个人观念的倾向，他的灵魂之镜中的价值反射，规定着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学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对象与之联系起来的那些价值，却能够规定整个时代的“观点”，即是决定性的：不仅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而言，而且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韦伯这里清理的正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确立学术伦理价值的基础，知识分子的内在志向即对学术为世界建构意义的确认和信念，这是推动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个诸神的时代里，社会科学不是寻求普遍而终极的规律或目的，而是认识、确立和创建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才是学术和知识分子确立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石。因为对人类文明寻求价值意义的确信，内在于文明自身，也内在于任何时代的知识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它们正是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天命”是一种伦理的诫命，是外在使命和内在志向的结合。

（三）“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里，韦伯是以对“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为批评对象，展开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讨论。

国民经济学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讨论国民“财富”增长的“技术”性现象，但是它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技术的，因为它被纳入到18世纪自然法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的巨大统一体中。自然科学的方法：用根据规律性联系对经验事实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具有数学形式的概念体系，达到对现实的一种纯“客观”的，摆脱一切价值的，同时也是绝对理性的，也就是摆脱一切个体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论认识。在这样的科学思维的模式中，除了发现事物的“规律”外，科学工作的其他意义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规律”性才是科学本质性的东西，“个体性”的事件只有作为“典型”，即作为规律的解说才有意义，而这些事件本身则并不是“科学的”兴趣。因此，在历史领域，抽象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历史方法处于对立之中。抽象的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经济组织、自由竞争和严格的理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理想画卷。“这一理想画卷把历史生活的某些联系和事件统一成为设想出来的联系得天衣无缝的体系。在内容上，构思具有一个通过思想上提高现实的某些要素而获得自在乌托邦的性质。它与生活的经验给定事实的关系仅仅在于，在那种构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类联系，从而也就依赖于‘市场’的事件，在现实中被发现或者被猜测为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利用一个理想典型（idealtypus）实际地说明和解释这种联系的特性。”[18]

但是“理想典型”（国内更多翻译为“理想类型”，下文采用这种译法）的概念是为了归属判断，它不是假设，也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是历史给定的现代交换经济社会组织的“理念”。韦伯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与作为发生学概念上西方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理念，这两者是根据“完全相同的逻辑原则展开的”。而“城市经济”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存在的经济原则的“平均值”，而是单方面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把散乱的个别的现象综合成一个自身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的确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理想画卷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而对于历史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即在任何具体场合都要确认现实离那个理想画卷有多近或者多远，某个城市的关系的经济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是哪个被说成是‘城市经济的’”。[19]因此，理想类型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韦伯强烈地反对把理想类型的概念图像当成是历史现实的“真正”内容，当成“本质”。理想类型绝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罗克拉斯特之床，历史不应该在此被削足适履，也不应该被当成是历史中起作用的“实在”力量，——韦伯强调特别需要警惕后一种危险。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来说，西方的以中世纪“城市经济”为模式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和解决中国的城乡问题呢？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问和反思。

韦伯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没有建立概念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联系，就简单套用西方的诸如“市场”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来横扫一切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正是这样的做法违背了“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方法，违背了现实的“客观性”原则。这对于我们今天形形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应该是当头棒喝。韦伯明确地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教理学”，它特别假定纯粹经济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经济取向的影响，因此它只能是一种“理想类型”，而绝不是历史的“自然”发展，更不能成为“应当”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种在此意义上“无国家”、“无道德”、“个人主义的”纯粹理论，作为方法上的辅助手段是并且总是必不可少的，而极端的自由贸易学派则把它理解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现实的一种详尽无遗的写照，并进一步据此把它理解为一种“应当”，理解为一个在价值领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为一个可以用来经验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类型”的功能，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的，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类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规定概念来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归纳、衡量与对比，是以确立概念的“界限”为前提的，这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训练：

它是一种理想画卷，但并不是历史现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现实，它也根本不适宜于把现实作为样本归入其中的图式，而是指具有纯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义。为了廓清现实的经验内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们借助这一概念对现实作出衡量。把它与现实作出对比。这样的概念是思想的产物，我们借助它们，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我们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过训练的想象力对它们作出判断，认为它们是适合的。[21]

但是混淆总是很容易产生，历史相对主义者总是让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念”生成为理想意义上的“理念”需求，让其变成价值判断。因此，科学自我监控的基本义务和避免受骗的唯一手段，就是严格区分这两种方式。以比较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与从理想出发对现实做出评价性判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这正是韦伯强调作为方法论的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即不能用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为理想类型“是某种对评价性的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它与其他任何一种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说，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想类型其实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这才是“价值无涉”最核心的意义，否则，就会有沦为自然主义或道德主义“目的论”的极大危险。

韦伯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理想类型”在形成过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个体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识到的，它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现象的特性”[23]，是文化个体性的表达，因此“理想类型”绝不是普遍“规律”的体现，而是有着明确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批判的对象正是用“理想类型”来代替价值评判，这样一种会在现实中带来极大危险的思想混乱，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经济学。

针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社会科学的目的必须是将现实还原为“规律”，韦伯的批评正是针对其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相互混淆的危险。韦伯告诫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想类型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是两件必须有效区分开来的事情，构思在这里仅仅是有计划地将一个历史事件有效地归属于根据我们认识的现状而可能的原因范围中的现实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这里，韦伯对马克思，——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对手作了这样的评价：所有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具有“理想类型”的特征，“凡是使用过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现实与这些理想典型进行比较，它们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启迪意义；同样，一旦把它们设想为经验有效的，或者甚至设想为实在的（事实上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的‘作用力’、‘趋势’等等，它们就具有危险性。”[25]这一评价值得重视，也值得今天作为一个重要视角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韦伯充分肯定“理想类型”的逻辑作用，但是他强调所有“理想类型”的构思都具有暂时性，“文化科学工作的结果就是不断改造我们力图把握现实所用的那些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尝试在思想上整理现实，由于科学视野的扩展和更移而废除已经获得的思想图像，以及在如此改变了的基础上形成新概念之间的不断变换。”[26]这是因为，概念的形成取决于问题的提出，而问题的提出是随着文化自身的内容发生变化的，概念与被概念化的东西之间包含着一种综合的暂时性。因此，概念的价值正在于它们揭示了作为其基础的观念意义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标。“理想类型”之意义正在于它的暂时性，和无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务于建立价值联系的目的，因此决不能混同于具体的实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为对“客观”现实的观念的“反映”，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现代认识论，这里的概念与历史工作之间的关系被头足倒置了。而社会科学的伟大进步正是与实际的文化问题的变更密切相关的，并采取了对概念的形成进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韦伯宣布，《文库》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这种批判与进一步的综合服务：

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都是并且仅仅是按照范畴整理给定的现实，而这些范畴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即表现我们认识的先决条件的，受到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的那些真理的价值的前提条件的制约。[27]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正在于此，即它来自于对经验现实的逻辑综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确的使用边界，因此不能据此作为“本质”或者“规律”证明特定的经验事实，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断现实的价值特权，因为价值尺度只能来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会科学的任务并不是不断去追逐新的观点和概念，而是相反，对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为之服务的终极目的。“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实与已知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

在韦伯看来，价值意义是“理想类型”获得逻辑意义的前提，否认作为特定的文化产物的价值真理性，就没有社会科学，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与判断去取代科学。一旦社会科学把它的方法论原则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觉地根据最终的价值观念来检查和反思个别材料的认识价值，不能意识到认识价值是植根于具体的实际的文化作为最终价值，道路就会迷失，这时，就需要从文化的价值意义上进行范式突破。这时，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观点的意义变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黄昏中。重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学就武装起来，改变自己的立足点和概念体系，从思想的高度俯视事情之流。[28]

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科学的内在逻辑，而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韦伯这句似乎骇世惊俗的话：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因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德国的文化价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学术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够落实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它既是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来源，也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最后的旨归。只有在这里，在责任伦理高于信念伦理的情况下，两种伦理才可以寻求互相支持的契合点，我们也需要从今天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确立和理解韦伯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来读一点读韦伯自己的论述：

我们最终必须竭尽全力反对的是一种并不少见的观念，它认为通过权衡各种彼此对立的价值判断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学“客观性”的大道。“中间路线”不仅恰好与“最极端”的价值判断一样，不能以经验学科的方法得到科学的证明，而且，在价值判断的范围内，它正是在“规范的”意义上最晦暧不清。它不属于讲坛，——而是属于政治纲领，官僚机构和议会。科学，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能为政治活动家和对立的党派提供无可估量的帮助。它告诉他们，（1），对于这个世纪问题，某些不同的“最终”立场是可以考虑的；——（2）在你就这些立场作出抉择时，存在着这样那样你必须考虑的事实。[29]

韦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责任的“政治”行为应该建立在学术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即有价值的政治行为必然充分估计三个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带后果；3，由此制约的在其实践结果中众多可能的评价相互之间的竞争，这正是经验科学以自己的手段能够揭示的东西。[30]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行为才可以与现实中党派利益纷争的政治活动划清界限。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绝非折中的中间路线，因为妥协和折中并不是以价值的澄明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对各种“伪”客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伪“政治”性，即建立在党派利益纷争基础上的“政治”）：

认为从要求经验地讨论“价值无涉”的立场出发，价值判断的讨论就是无结果和毫无意义的观点，是与我们完全不相干的，因为关于价值判断意义的认识恰是所有这类讨论的前提。这种讨论的先决条件是理解各种原则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径庭的最终价值判断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着“原谅一切”，单是对他人观点本身的理解也不导致同意它们。另一方面，这至少可以使人同样容易并且通常极其可能认识到妨碍人们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但是，这种认识恰恰是真理性的认识，而“价值判断讨论”正好有助于这中认识。[31]

至此，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无涉”的思想已经清楚了。这里试从以上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上做一个分梳和归纳：

首先，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是社会科学的历史观，它反对把历史纳入任何道德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目的论体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属于也反对任何“宏大叙事”。其方法论上的体现是划清“理想类型”的有效性边界，不能把“理想类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逻辑思维的产物上升为价值判断。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作为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都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归纳和总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的，因此不能把“个别”上升为“普遍”的规律，并成为“应当”如此的历史力量。因此，韦伯反对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引申出对实践的评价，因为这意味着把“变迁”视为目的论的，并成为对现实政策毫无反思的美化：

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看出，为什么经验科学的代言人应当感到有必要支持这种做法，使自己成为某个时候的“发展趋势”的喝彩者，使对这些“发展趋势”的“适应”从一个终极的、只能由具体的人在具体场合解决的、因而也只能取决于具体的人的良知的评价问题变成一个据说由一门“科学”的权威庇护的原则。[32]

第二，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建构学术公共领域的原则，即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平等准入的地位与权利，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接受最严格的反思与批判。知识共同体不能以某种预设的绝对价值作为规范，或者以“普世价值”来压抑和取消歧见，这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能够生产“有效”知识的前提。但是，作为个体的学者，却正是以自己的立场，以及以此立场出发的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的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33]这个意义上，韦伯的“价值无涉”决不是取消价值立场，而是相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必须接受自己以及对手的反思和挑战，方有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第三，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歧见严重的观点之间，“价值无涉”要求的是对他者观点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经验的方式，从概念的逻辑意义上，去考察他人的行为和动机，以发现真正的不同的立场，这是一切有意义的学术辩论的前提。这样的以建立理解为前提的“价值无涉”的工具性，是学术对话和论辩的基础。它可以使人从逻辑和事实的角度认识到妨碍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

人们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这种认识是一种真理认识，而且“价值讨论”也就是为它服务的。与此相反，人们以这种方法肯定不能获得——因为它在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东西，是某种规范的伦理学，或者就是某种“律令”的约束力。[34]

这才是为什么“价值无涉”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体现。

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韦伯研究中，我们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韦伯极力批评和反对的方法强加给韦伯自己了，对“理想类型”盲目而混乱的运用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注释]

[1]关于此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回归：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在此的讨论，与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都有重大不同。另，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愿。

[2]限于篇幅，此处发表的文稿属于笔者《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一，“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待发。

[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中译本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译者韩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参照这两个译本，具体见注释。

[4]同上，第4页。

[5]同上，第6页。

[6]同上，第6页。

[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

[8]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9]同上，第10页。

[10]同上，第14-15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8页。

[13]同上，第21-22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4页。

[16]此部分的详述见本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一部分，即一，“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待发表。

[1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

[18]同上，第31-32页。

[19]同上，第32页。

[2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1]同上，第34页。

[22]同上，第28-29页。

[23]同上，第40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42页。

[26]同上，第43页。

[27]同上，第47页。

[28]同上，第49页。

[29]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3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1]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32]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4]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35]见hannohardt：socialtheoriesofthepress:earlygerman&americanperspectives，pp174-182,london：sagepublications,1979.感谢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和耶鲁大学博士生王颖曜同学提供线索和材料。该书在2002年再版，补充了卡尔•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章节。

[36]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

[37]同上，第182页。但是在玛丽安妮的《马克思•韦伯传》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会对该项目和社会学学会的影响和干扰。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页。

[38]同上，第488页。

[39]同上，第494页。

[40]同上，第496页。

[41]同上，第507-508页。

[42]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

[43]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见《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77-81页。

文学价值的概念范文1篇5

关键词:绘画性设计传达表达

在以动画、游戏为代表的当代流行商业艺术领域,有许多成功的优秀作品不但获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还得到众多的观众和玩家的认可,实现了巨大的商业价值,由此领域的艺术设计和商业开发的需要而诞生的“概念设计”已经成为不可取代的核心性的开发创作流程。客观地说,在上述几个领域,无论是在艺术创作开发和生产流程,还是在商业艺术开发和商业价值推广现实层面,概念设计都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性创意环节。那么,什么是概念设计呢?简而言之,“概念设计”就是动画、游戏和电影等创作、开发所必需的艺术形象与艺术效果设计工作的统称,其主要内容就是通过角色、场景、道具、生物、机械等形象设计和效果气氛的设想与绘制,将抽象的文字概念和策划转变为直观的艺术造型和艺术效果的绘画性设计。

我想借助分析下列去年全球游戏设计大赛的作品,来阐明何谓“绘画性设计”,帮助大家进一步了解概念设计的内涵。

如上图所示,在这个图例里列出了此概念设计作品从“文字概念”“概念草图”“概念设计图”的主要设计过程。左边的文字是“文字概念”和设计依据,中间则主要展示了依据概念所展开的设想草图,右边的是在众多的设想中选择和组合完成的概念设计图。

通过分析这个简单但典型的图例我们可以看出:

首先,这是依据文字策划和设想而进行的设计和创作,但是文字概念既单薄又抽象,只是整个项目的开始,距离最终的产品相差甚远,我们必须创造组合出直观具体的形象个体来传达文字概念中的意味,把抽象、干瘪的概念充实,令其形象生动起来,推动整个项目的深入。这个从无到有、从抽象到具象的想象,以及传达的创造性形象思维过程贯穿整个概念设计流程,而形象思维和想象就是整个概念设计的核心,我们姑且称之为设计。

其次,就像一颗种子成长以后会长出许多的枝叶一样,文字概念也可以衍生出许许多多的形象设想,这些设想的产生、演绎、选择与归纳的过程就是设计的过程。但是,抽象的思维必须要依赖某种形象的方式来加以记录和传达,而记录和传达形象最有效直接的方式莫过于绘画。所以,在设计的思维过程中始终离不开绘画的支持和参与。一方面,设计的思维必须通过绘画来加以记录和传达,另一方面,绘制过程能够刺激设计师新的设计思维的产生。除此之外,绘画的练习过程所学习体会到的视觉审美经验,会促使设计师自觉地对众多的想法进行选择和融合,进而归纳出完整的形象,完成设计的工作。

通过上面的分析,大家对概念设计和绘画性设计已经有了一定的初步了解。如果把文字概念、设计思维和绘画技巧看作概念设计的三个要素的话,我们可以用内涵、核心和支撑来简单概括三者的关系,它们都为最终的产品而服务。

“设计”与“绘画”。概念设计中的绘画以其特殊性而有别于其他的绘画形式,我们将概念设计的绘画与和它最为接近的商业插画来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两者的创作目的和最终的价值体现不同,当一幅优秀的插画作品完成以后,艺术效果、艺术构思和艺术技巧等一切的艺术与价值都集中在这幅画作上面,一旦画作被破坏或者焚毁,所有的艺术效果和价值也都烟消云散。而一套优秀的概念设计,如果在制作完成以后被销毁也没有关系,其设计价值早就转移到了最终的产品上面,而且也可以很容易地由产品把遗失的设计恢复回来。由此,可以看出概念设计中绘画的最大特征――最终产品的需要决定概念设计,在概念设计价值优劣判断上站主导地位的是设计思维,而概念设计中的绘画具有绘画的技巧和外表,但不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它从属于设计传达的需要。

“传达”与“表达”。当代的绘画创作和研究离不开本体的绘画语言研究,不同的材料媒介和各式各样的表现手法形成了多样的当代绘画风格,对于同样的主题绘画可以使用不同的风格来加以表现,有时绘画语言风格甚至盖过了要表达的内容。所以“表达”是当代绘画语言的重要特征。在概念设计中,关键是“传达”而不是“表达”,一瞥之下也许会觉得没什么区别,实则差别很大。因为设计的终极目的是服务于最终的产品,设计作品必须很清楚地传达其构想,概念设计只是通向最终产品的一系列流程中的一个环节,概念设计中的绘画作为传达创意思维的媒介,必须保证其他流程环节的人都能准确理解其中的创意。正因如此,多元化的风格和技巧在概念设计里并非必要,不恰当的技巧使用有时反而还会使人产生误解,很多优秀的设计师的作品如果以绘画的技巧和绘画语言的研究来看很平庸,但是其独特的设计创意和非凡的想象力却能够产生优秀的动画、游戏和电影。

“创意”“效率”与“技巧”。在插画和其他绘画的创作中,画家可以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创作一件绘画作品,如天才的米开朗基罗穷尽大半生的时间创作西斯庭的天顶壁画,而一旦完成,就成为人类文化中独一无二的瑰宝。但是,效率和速度对于概念设计至关重要,没有时间限制的商业设计项目基本是不存在的,优秀的概念设计师突出的能力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限制内提供尽量多的有价值的设计构想。所以在概念设计中,大家很难看到使用油画等制作周期较长的媒介,优秀的概念设计师都有很好的速写功底,精通快速的绘画表现技巧,而当绘画的技巧能够轻松满足传达设计创意需要的时候,这些都已经不是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设计创意始终是概念设计中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作者_乔斌

文学价值的概念范文篇6

关键词:概念整合认知解读价值观

1、概念整合理论及其认知模式

概念整合理论是在心理空间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认知语言学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将概念整合看作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普遍的认知方式,并结合了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

概念整合的认知模式包括两个输入空间:一个是说话人所构建的心理空间,另一个是写作所构建的心理空间。两个输入空间共享一个框架结构,即两个思想家的不同观点、表达方式、表达语言等。然后把1、2两个心理空间的元素在第三个输入空间即类属空间里对接,最后把相互对应的元素有选择地输入到第四个空间——整合空间合成,具体合成大体要通过三种方式运作:配置、匹配和发展。配置是把每个输入空间的信息元素投射到整合空间中去。包括来自输入空间的各信息元素的“融合”。匹配是将输入空间的信息元素与长期记忆中的信息模式、背景和知识相互配合。输入空间的结构一经与长期记忆中的信息模式建立联系就会产生新的概念,使话语(文章)得到解释。

2、概念整合理论对英汉语言现象的解释及广泛运用

语言学家胡文仲指出:“价值观是文化中最深层的一部分,它支配着人们的信念、态度和行动。它是文化中相对稳定的部分…价值观与交际是支配和反映的关系。”因此,研究语言不能脱离价值观。通过概念整合对英汉词语的比较,可以我出两种语言在表达方式上的共性与差异所在,从而进一步挖掘出英汉民族价值观的共同性与民族性。

概念整合理论具有强大的阐释力。通过四个空间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认知运作,能充分解释各种语言现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价值观念是文化中的一部分。文化不同导致价值观念的不同,对语言的影响也随之不同。因此通过概念整合理论对英汉二种不同的语言现象的解释,从而可以更明确地反映出英汉民族价值观的异同之处。下面我们以英汉死亡委婉语这一语言现象为例,通过概念整合理论对人们理解英汉死亡委婉语的解释过程,从而反映出英汉民族价值观的异同点。

3、中西方相同的价值观念对词语的理解

对于英语死亡委婉语“paassedaway”以及汉语死亡委婉语“去了”有着相同的意义,请看例句,“这个老人昨晚去了。”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立刻就会明白其意“这个老人昨晚已经死了”。通过概念整合网络,可以解释人们理解这句话的认知过程。输入空间1中,是有关“人死”的认知域,其中包括了“人,出生,长大,死亡,不可能复活”等元素。输入空间2,是“旅行”的认知域。其中包括了“人、启程、路程、目的地、不再回来”等元素。类属空间中的结构决定了两个输入空间之间的相互映射以及向合成空间选择性投射的可能性,其内容包括了“开始、过程、目的地、结果”等元素。在合成空间中。通过“组合”的认知过程得到一些新型的对应关系,这些新型的对应关系是两个输入空间里所没有的。“人死”和“旅行”的认知域触发我们的认知机制,激活已储存的相关背景知识,这帮助完成了概念整合的“完善”环节。在新组合和激活的相关背景知识投射到合成空间后,合成空间按照自己的层创逻辑进行运作从而产生新的意义解读,完成概念整合的最后一步:扩展。因此,“人死亡”结果同样在“人启程”的结果之间起作用。

4、中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念对词语的理解

4.1例如:天崩vs.hittherocks(撞暗礁)

(1)天崩

同样,在此有二个不同的输入空间:输入空间1(一个帝王死了)和输入空间2(天塌了,天崩了)。输入空间1包含的元素有:“帝王”、“至高无尚的权利”、“死亡”、“统治国家的灾难”等。输入空间2包括“天”、“主宰万物的权利”、“崩塌”、“人类的灾难”等元素。类属空间包含了施为者(帝王,天)、主体特征(皇权、主宰万物的权利)、行为(死亡、崩塌)、行为的后果(统治国家的灾难,人类的灾难),等实体。这些由两个输入空间共享的元素决定了两输入空间的跨空间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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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合成空间的元素:帝王死亡的后果=天崩的后果。其中新型的对应关系包括:“帝王”和“天”相对应,“至高无尚的权利”和“主宰万物的权利”相对应,“死亡”和“崩塌”相对应,“统治国家的灾难”和“人类的灾难”相对应。这就完成了概念整合的第一步:组合。元素“帝王”和“天”触发我们的认知机制,激活相关背景知识,帮助完成概念整合的“完善”环节。在新组合和激活的相关背景知识投射到合成空间后。合成空间按照自己的逻辑推理进行运作从而产生新的意义解读,完成扩展最后一步:“天崩意指帝王死亡”。这种意义的解读就在合成空间里产生了。该委婉语暗指帝王的死亡犹如国家的灾难。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即封建等级制度下重身份的价值观。中国人历史上一直很重视人们的社会等级身份。儒家的“礼”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价值秩序,其核心是严格的等级制,早在周代,便把人分为“十等”。《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供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2)hittherocks(撞暗礁)

在四个心理空间中,类属空间中的结构是“施为者、行动、后果”。输入空间1是有关人的认知域,其中包括的元索有“人、难以预料的灾难、死亡”,输入空间2是有关航海的认知域,其中包括“船、撞暗礁、沉入海底”。类属空间中的抽象结构决定了输入空间1和输入空间2中的元素一一对应,比如:“人”对应“船”,“难以预料的灾难”对应“撞暗礁”,“死亡”对应“沉入海底”。这就完成了整合过程的第一步:组合。关于“船撞暗礁”以及“的背景知识,连同新组合,共同投射到合成空间。完成了整合的第二步:完善。在扩展中构建了新的意义:船撞暗礁后消失=人遇到灾难后死亡。

西方人的价值观强调人人平等,公民享有最高权威,平等的商业社会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因此英语“死亡”委婉语中有许多源自各种职业的术语,这些词语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现了英语国家的行业文化。比如,本例句中源自航海用语的一些“死亡”用语,如hittherock,launchintoeternity,undersailingorders,slipone’sropes/cable等。源自通讯领域的“死亡”代用语,如becutoff,ringoff/out等。来自金融和会计界的“死亡”代用语有paythedebtofnature,payone’slastdebt,closeup/setone’saccounts,cancelone’saccounts等。戏剧界和电影界也产生了不少“死亡”代用语,如blackout,switchoutthelights,dropthecurtain,bowoff/out,fadeout,fold(up)thefinalcurtain,thecurtaincall等。

(3)价值观在交际中的地位

文学价值的概念范文篇7

一、文献回顾

不同的学者从各种角度对公共价值的内涵进行了阐释。我国学者胡敏中认为，公共价值是指同一客体或同类客体同时能满足不同主体甚至公众需要所产生的效用和意义[2]。汪辉勇指出，公共价值的含义包括客体的公共效用，主体的本质或尺度的公共表达及规范的公益导向三个方面[3]。Alford和O’Flynn认为公共价值是一种伞概念”——它将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不同的元素和现象集合在一起JohnAlfordandJanineo’Flynn者《PublicValue：AStocktakeofaConcept》PaperpresentedattheTwelfthAnnualConferenceoftheInternationalResearchSocietyforPublicManagement.Availableonline：http：//Public/uploads/literature/alford—and—O—flynn————Public—value—stocktake———irspm—2008.pdf.。Benington认为公共价值超越了市场经济的范畴，是一个集合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概念，应该包含如下内容：经济价值、社会和文化价值、政治价值和生态价值[4]。

虽然以上学者从各种角度对公共价值进行了界定，但目前这一概念仍然模糊不清。概念的模糊性一方面使得一些学者对这一概念产生了质疑，认为公共价值仅仅只是公共部门获取更多政府补贴的噱头[5]；另一方面，由于公共价值的无形性、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难以用传统方式来衡量其投入产出，因而公共价值的测度尤其困难。目前有一些研究者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公共价值产出及其度量上。我国学者王冰、董晓松、樊胜岳、彭向刚等人对政府绩效、生态建设、政府采购等进行了基于公共价值的实证研究[6-9]。国外学者Sherman对美国俄亥俄州奇利科西镇镇长进行了以公共价值为导向的绩效评估[10]；Moore设计了用公共价值记分卡来衡量非盈利组织的绩效[11]。这些学者研究的关键在于将公共价值视为一种衡量工具，以此来评价公共组织及公共管理者是否能够有效地将已知的公众偏好转化为体现公共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是对公共价值研究的有益尝试。

目前对公共价值研究最为深入的是BeckJorgensen和BarryBozeman的《PublicValues：AnInventory》，他们采用文献分析法，对有关公共管理的所有重要文献进行归纳总结，并对公共价值相关概念进行全面的梳理，列出了公共价值清单[13]。本文正是在公共价值清单的理论基础上，深度挖掘中央与地方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蕴含的公共价值，并对结果进行对比，试图证明公共价值的多元化、差异性及阶梯性。

二、研究方法与结果分析

（一）研究方法与对象

文本挖掘法（text-mining）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从海量文本数据中抽取隐含的、以前未知的、潜在有用的信息的方法。它是一个通过分析文本数据进而发现文本知识的过程。

本文选取2000-2013年国务院和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挖掘公共价值类词频来对报告进行分析。政府工作报告是各级政府对其过去和未来战略的全面总结，具体体现了公共政策的结果与导向，因此我们推测其中必然包含着各种公共价值。虽然这种价值追求未必会成为现实，但价值转型却是政策转型的前提。政府工作报告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文本，其中任何一个关键词的变化，都体现了政府关注点和价值导向的改变。广东省在全国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目前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8，并超越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是我国人口最多，经济规模最大，经济综合竞争力最强、文化最开放的省份。因此广东省极具样本价值。国务院与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体例基本一致，都包括上一年工作总结、形势分析、来年工作安排等内容，具有极强的可比性。

（二）研究步骤

1.关键词提取。根据Benington将公共价值分为经济价值、社会和文化价值、政治价值和生态价值几个维度，以及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五位一体发展战略，参考BeckJorgensen和BarryBozeman的公共价值清单，采用ROST分词软件和人工选取的方式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关键词进行提取，剔除如提高”增强”完善”等无意义词，再将提取出来的词分成五类，具有综合性质的词另外归为一类，如表1。

（文章或许不完整，如果需要相关服务，可以联系我们网站客服）

三、结论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及不同的地区，公共价值具有多元化、差异性及阶梯性的特征。首先，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情况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所重视的公共价值有差异，公共价值呈现多元化状态，若要求所有地区按照同一价值取向制定公共政策，则极有可能遭到消极应对；其次，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时，对于经济价值的重视程度最高，当经济及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价值开始让渡于生态、政治及社会等其他价值。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当能够明确表达和体现公共价值的这些特征。本文的研究基于政府工作报告，虽然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体现政府的公共价值，但仍具有一定局限性：除了公共价值外，报告文本受到如行文风格、领导要求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会从不同程度影响词频的计量，进而影响结果的科学性。在后续研究中，应进一步探索衡量公共政策中公共价值的方法。

参考文献：

[1]MooreM.CreatingPublicValue：StrategicManagementinGovernment[M].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5：17-28.

[2]胡敏中.论公共价值[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99.

[3]汪辉勇.公共价值含义[J].广东社会科学，2008（5）：56.

[4]BenlingtonJ.FromPrivateChoicetoPublicValue[M].London：PMPA，2005：5.

[5]何艳玲.公共价值管理——一个新的公共行政学范式[J].政治学研究，2009（6）：68.

[6]王冰，樊梅.基于公共价值的政府绩效实证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3）：52.

[7]董晓松.公共部门创造市场化公共价值的实证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09（10）：1-8.

[8]樊胜岳.基于公共价值的生态建设政策绩效评价研究[J].行政论坛，2013（4）：34-39.

[9]彭向刚.基于公共价值的我国政府采购绩效管理创新[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85-91.

文学价值的概念范文篇8

摘要：人力资源管理是组织管理的关键。但是，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得到普遍认可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概念。分析人力资源管理在组织管理中的作用，分析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和目的，得出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概念是“支持”。在此基础上，用国外两种支持理论进行了证明，并探讨了“支持”的内涵，进而分析了支持理论的基本元素和基础框架，设计了基于支持理论的人力资源支持管理模型。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核心概念支持支持理论

一、引言

世界著名的市场营销学权威菲利普·科特勒认为，一门学科应该有一个核心概念（CoreConcept）。如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稀缺”，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权力”，人类学的核心概念是“文化”，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是“群体”，市场营销学的核心概念是“交换”。论语的核心概念是“仁”。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概念是什么？

二、学科概念体系与核心概念的标准

概念是构造理论的基本要素。不同学科有不同的概念体系。概念体系由多层次的概念组成。概念分为核心概念和普通概念。核心概念处于知识领域的中心位置，而普通概念是附着于核心概念而存在的、为核心概念服务的。

核心概念是位于学科中心的概念性知识，包括了重要概念、原理、理论等的基本理解和解释，这些内容能够展现学科图景，是学科结构的主干部分。美国著名教育学家赫德列出选择核心概念的标准如下：⑴展现了当代科学的主要观点和思维结构；⑵足以能够组织和解释大量的现象和数据；⑶包含了大量的逻辑内容，有足够的空间用于解释、概括、推论等；⑷在教学中可以用上各类情境下的例子，并可使用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情况和环境；⑸可以提供许多机会，用以发展与本学科特色相关的认知技能和逻辑思维过程；⑹可以用于组建更高阶的概念，而且可望与其他学科的概念结构建立联系；⑺表达了科学在人类智力成果中所占有的地位。

三、人力资源管理核心概念的确定

1.基于人力资源管理常用的概念分析其核心概念

目前人力资源管理有三种模块之分：六大模块、八大模块、十大模块。十大模块包括八大模块的内容，八大模块包括六大模块的内容。每个模块包含的主要概念见表1。基于核心概念的标准进行分析，表1中没有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概念。

2.基于人力资源管理在组织中的作用分析其核心概念

（1）从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看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提出价值链理论。波特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支持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图1）。企业的活动可分为增值活动和支持活动两类，增值活动包括来料储运、生产作业、成品储运、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而支持活动则包括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等。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

迈克尔·波特认为，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支持”。

（2）从卓越绩效管理模式中看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

卓越绩效管理模式是80年代后期美国创建的一种世界级企业成功的管理模式，其核心是强化组织的顾客满意意识和创新活动，追求卓越的经营绩效。该模式已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2004年8月30日，中国国家质监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了GB/T19580《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国家标准和GB/Z19579《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南》标准化指导技术文件，并于2005年1月1日起在全国实施。

在卓越绩效管理模式中，将“组织的过程分为价值创造过程和支持过程。”（图2）人力资源管理在卓越绩效管理模式中所起的作用依然是“支持”。

从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中的作用看，人力资源的核心概念应该是“支持”。

3.基于人力资源管理的常用概念分析其核心概念

人力资源管理有三个常用的概念。

常用概念一：“人力资源管理是根据企业发展战略的要求，有计划地对人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通过对企业中员工的招聘、培训、使用、考核、激励、调整等一系列过程，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发挥员工的潜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确保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其直观框架见图3。

常用概念二：“人力资源管理，就是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方法，对与一定物力相结合的人力进行合理的培训、组织和调配，使人力、物力经常保持最佳比例，同时对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进行恰当的诱导、控制和协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尽其才，事得其人，人事相宜，以实现组织目标。”其直观框架见图4。

图3、图4虽有差异，但基本含义是一致的，即人力资源管理是通过“支持”员工的发展“支持”组织目标的实现。

常用概念三：“人力资源管理，是指运用科学方法，协调人与事的关系，处理人与人的矛盾，充分发挥人的潜能，使人尽其才，事得其人，人事相宜，以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该概念可以简化为：“通过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充分发挥人的潜能，以实现组织的而目标。”简化概念中的关键是“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使组织协调运行的人与人的关系是“支持”。

4.基于人力资源管理的目的分析其核心概念

人力资源管理的目的：一是帮助组织实现目标，即“支持”组织目标的实现；二是有效利用劳动者的技能，即“支持”员工充分发挥技能；三是为组织提供训练有素和动机良好的员工，即提升员工素质，“支持”组织发展；四是使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自我实现最大化，即“支持”员工的职业发展；五是与所有的员工交流人力资源管理的政策，即让员工了解相关政策，“支持”员工开展工作；六是提倡符合伦理规范和社会责任的行为，即“支持”员工的职业发展；七是管理对个人、团队、企业及公众都有利的变革，即消除障碍，“支持”个人和组织更好地发展。

上述七个方面都隐含着“支持”。综合上述的分析，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概念是“支持”。

四、人力资源管理核心概念的证明

组织与员工的关系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相互支持”关系是组织持续发展的基础与保证。

1.支持关系理论的证明

伦西斯·利克特（RensisLikert，1903-1981），美国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支持关系理论的创始人。所谓支持关系理论是指领导者要考虑下属员工的处境、想法和希望，支持员工努力实现其目标，让职工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重要性。领导者对职工的这种支持能激发起职工对领导者采取合作和信任的态度，支持领导者的工作（图5）。

文学价值的概念范文篇9

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价值(增值)运动(会计反映对象)，而会计基本假设会计目标和会计处理对象则共同构成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本文主要研究会计理论的各种逻辑起点的误区和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通过对会计理论科学性的界定、规范会计理论、实证会计理论科学性比较，从而得出有关会计理论研究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的双逻辑起点论相关一些结论。

【关键词】

会计理论研究；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逻辑

一、会计理论研究各种逻辑起点理论的误区

在会计理论研究的体系中，对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成为了会计中重要的研究问题。会计基本假设论、会计目标论以及会计环境论这三种观点都是当代会计的热点话题，因此本文在研究会计理论研究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的逻辑起点的时候，将对这三个观点进行重要分析。由于会计理论研究的各种逻辑成立，各种不同的研究方式已经相对成立，所以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结论还不够成熟，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因为在会计理论研究逻辑起点的时候存在一些误区和盲点，所以人们对会计理论研究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的双逻辑还存在着一定的混淆，不清楚两者之间的同异。对于逻辑起点的阐述，也有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会计目标就是对于会计参与者和会计使用者的一种基本假设，这种基本假设成立在会计目标的客观环境因素中，而会计环境也可突出企业的一些特征，可作为企业会计信息的基本假设条件。因为会计基本假设要高于会计目标概念，而会计环境又远远高于会计基本假设，所以会计基本假设和会计环境都不能作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二、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会计对象作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的一个方面，它充分的反映了在一个企业中的价值运动以及价值创造。会计对象作为企业会计的发动机，它的出现为会计理论研究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作出了有力的根据。而会计目标、会计对象和会计基本假设这三个因素构成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价值的增值运动对会计理论的研究有着相对的引领作用，通过对价值增值运动的分析来对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有个初步的认识，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让会计基本假设、会计对象和会计环境相互联系到一起，从而推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价值增值运动之所以能成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主要有如下原因：时间的节约决定了价值的增值变化，时间一旦节约，那么所相应的劳动时间就会减少，那么在减少的这部分劳动时间又可以尽可多得的给企业带来价值，而且人们在对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这一块时，由于对会计理论了解的一些局限性，所以在增值的同时不能保值。

三、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

会计基本理论和会计应用理论都是属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那么基于这个之间的会计基本理论和会计应用理论相当于桥头和桥尾，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就如桥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会计基本假设再也不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的逻辑起点，会计基本假设已被会计目标取而代之，所以会计目标才是财务盖帘框架研究的逻辑起点。我们知道，会计要素作为会计理由的研究的重点，它是以会计的基本假设而存在法人，而会计目标并非如此，会计目标是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从而发现其价值增值的一种决策性的手段，所以会计基本假设被会计目标所取代，从而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的逻辑起点，但会计基本假设并非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它在特定的会计环境中也有一定相对作用。

四、会计理论科学性的界定

在人们的意识中，好像只有物理、化学、地理这些东西才能以科学的名义去定义，其实不然，会计理论也可以作为一种科学让人们去研究它的科学性。那么，我们该用怎样的标准来界定会计理论的科学性呢？如何去衡量一个事物是否具有科学性，首先我们可以发现它是否具有价值性和研究性，如果两者都有的话，我们可以初步的认定这个事物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而这种科学性也是包含一种预测和解释的，那么在预测和解释的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说服力，那么如何具有说服力呢？我们就必须提出检验和证实，检验它的科学性，证实它的真实有效性，这都是属于科学性。相反，如果不能检验、不能证实，那么它就不属于科学性，而会计理论在进行检验和证实之后，它是真实有效的，并非伪证，所以会计理论是属于科学性的。而在会计中的检验，可以表现为：从报表的数据中就可以得出，而会计中提出的一些相互关系，都可以从中检验得出是否真实，如果在检验的同时仅用价值和无说服力的依据去判断，那么这种就无法达成检验的目的，那么科学性就不可靠。

五、规范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科学性的比较

科学理论的形成离不开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有有了相对的研究方法，才能形成相对成立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研究成果，又和研究方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性取决于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所以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成果展示的基石。而如今，在特定的会计环境下，会计因素已经成为了一种客观的认定，而会计因素又离不开会计对象，会计对象是会计因素的具体化，两者相辅相成。实质上，会计报表所设置的因素，或者设置什么因素，再或者对因素有什么要求和因素的变化，这些都是要依靠会计因素来完成。在这个基础上，才会考虑对会计目标进行相应的设置，从而来满足会计信息需求者的要求，达到预期的会计目标。在我国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中，我们可以看出，里面对会计假设是重点突出的对象，对会计假设有着较高的评价，而对会计目标的概念描述确却是很模糊不清的，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会计目标没有根据我国的会计环境来进行实证研究。《在企业会计准则》中，会计对象这个因素也是里面重点强调的，由此可见，会计对象对会计理论研究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六、结论

会计基本假设、会计对象以及会计目标这三个因素逐渐得到了人们的重视，这三个因素作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他们的关系密不可分，谁都不可离开谁。虽然会计基本假设以及会计目标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但是并不代表它就毫无价值性，在对会计理论研究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的逻辑起点时，会计基本假设、会计对象以及会计目标还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并不代表会计理论的全部，而且它也并不一定适用所有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所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作者：张文旭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逻辑起点研究述评魏萍，程德兴-《财会通讯:学术版》

[2]中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综述曹菡-《商情》

[3]会计理论研究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的双逻辑起点论杜兴强-《四川会计》

文学价值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新人教版核心概念教学衔接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633.91文献标志码B

2012年秋季，人教社新版初中生物教材，全国各地陆续投入使用。教材作为使学生达到课程标准规定的要求并促进学生发展的知识载体，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主要工具。在新教材改革的背景下，教师如何做好初高中生物教学的衔接，直接关系到学生在知识、思维方式等方面的顺利过渡，关系到高中阶段教学的顺利进行，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本研究在分析新人教版初中生物教材特点基础上，提出以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指导核心概念教学衔接，以期为教师在初高中阶段的教学衔接提供一定的教学方法建议。

1新人教版初中生物教材特点

2012新版教材与旧版教材相比，在“总体框架体系”“编写思路及理念”上基本不变，但在内容（包括知识内容的安排和表述、科学探究活动的安排和设计）、呈现方式（重要概念呈现方式、版式、插图）都有了明显的变化。以上所有变化最突出的特点是都围绕着“有利于落实重要概念”而变。

知识内容上，为了强调重要概念的教学，教材的知识内容编排、详略程度及练习题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比如：为了突出八年级下册“生物的生殖、发育与遗传”单元核心概念，将七年级上册的“基因、DNA、染色体内容”移至八年级下册；每个单元引言指向了本单元重要概念、部分章节标题本身就是重要概念的陈述；每节内容开头通过“想一想、议一议”“通过本节学习你将知道”以问题形式列出本节重要的概念；课后习题则增加了辨析概念题型；单元小结则引导学生对重要概念进行总结和梳理。

科学探究活动上，删除了几个可性性不高或价值不高的探究活动（植被对空气温度的影响、根的什么部位生长最快、晚育的意义、采集和测算空气中的尘埃粒子、废电池对生物的影响），提高了探究活动材料选择的开放性，突显了科学方法的指导，增加了实验与演示实验；增加了反映时展的阅读内容。通过这些精选的事实材料及探究活动支撑概念建构，使学生在科学探究活动及其它趣味材料中切身理解、领悟核心概念，化抽象为具体，加深学生对核心概念的理解与应用。

呈现方式上，概念以陈述性方式表述更加明确，方便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去理解记忆，同时学生也更容易用自己理解的核心概念去解释生活中的生物学现象；版式设计突出不同功能板块的区分（如主副栏编排，学习的主干内容放主栏，相对次要的内容以“小资料”、“试一试”“？”的形式放在副栏），将核心概念以加粗形式放在主干内容上；插图选择上，更突出原创性，提高图片的精美度，吸引学生对生物学学习的兴趣，也非常有利于学生对核心概念的建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12新人教版初中生物教材变革的核心是：更有利于落实核心概念教学。

2从核心概念教学衔接探讨初高中教学衔接的重要性

生命科学是研究生命现象及其活动规律的一门自然科学，是通过一系列核心概念来分析、判断、综合、推理并揭示生命基本规律的学科。2012新人教版初中生物教材的重大变革的核心是为了落实及强调重要概念的教学，而早在2003年实验版《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中也指出：教材知识性内容的选取应当以基本概念为重点、教师需重视高中阶段核心概念教学，倡导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深入理解生物学的核心概念、在命题评价学生学习时需强调生物学概念的理解和应用。由此可见，核心概念的教学在初高中阶段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初高中阶段，教材呈现的是相同的生物学现象与事实，这为初高中生物教学衔接提供了相同的背景及实施可行性。但这些相同的生物学现象与事实背后蕴含的同一生物学核心概念在初高中却有不同的教学要求及表述方式。有研究者分析了高一学生生物学习现状后提出，他们学习生物学时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则是对生物学的概念不清晰，而高中生物教学是对初中生物教学的延续和发展，做好初高中生物核心概念教学衔接，对于学生在高中阶段更好地“重拾”生物学科学习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3核心概念教学的方式

一般来讲，初高中生物学科核心概念教学面临双重任务，即概念的形成和概念的发展。概念形成是概念教学的第一步，重在对概念的建立和本质属性的理解，即概念内涵的理解，同时还需对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全部范围进行拓展，即概念的外延，二者也是三维教学目标中对知识目标层次的要求。透析概念内涵就是要明确概念的本质属性，明确概念外延就是要清楚概念的适用范围，这也是最终掌握和应用概念的前提。

概念发展则是在概念形成基础之上的提升，注重概念在更高层次的应用，并探究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在构建概念体系中达成对概念的有效迁移。在概念建构之后，教师既要设法有效揭示概念内涵外延，强化学生对概念的理解，同时也要促进学生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的提升，这也是三维教学目标中对能力目标层次的要求。

除知识、能力之外，有研究者指出：从中学生物学教学来看，能够使学生终身受益的，不是具体的生物学专业知识，而是影响他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生物学观念，也即三维教学目标中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同时，当前国内外生物教育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十分重视学生生物科学素养的培养，生物科学素养是指公民参加社会生活、经济活动、生产实践和个人决策所需的生物科学知识、探究能力以及相关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因此，各国的生物教学也不约而同的把对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放在了重要位置。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落实对其他教育目标的实现也起到促进作用。心理学研究表明，认知不仅需要学生有大脑的参与，还要有情感的投入，只有投入饱满的积极情感，大脑才能有效地发生知觉、记忆、思维等心理活动，才能更好地达成知识及能力目标的要求。由此可见，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育是统领在知识、能力目标之上。那么，作为生物教学的重中之重――核心概念的教学更应体现和重视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但由于初高中学生心理发展的程度不同，对事物认知能力不同，对相同的核心概念，其情感态度价值观在初高中阶段会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在情感态度价值观下指导初高中核心概念教学的衔接，是适应国际生物教育趋势，是站在生物学科教育终极目标下进行的指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以“细胞”为例进行核心概念教学衔接分析

初中阶段将“细胞”的核心概念表述为：细胞是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高中阶段表述为：除病毒以外，细胞是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生命活动离不开细胞；细胞作为最基本的生命系统，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在初高中课程标准中并没有特别针对某个具体概念提出，参照姚本荔硕士学位论文编制的“教材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内容的统计”，分析初高中生物教材后，将初高中阶段“细胞”情感态度价值观要求制定如下――初中阶段：喜欢学习生物学，初步形成生物体是一个高度统一的有机整体的观点；高中阶段：站在系统层面，认同细胞是基本的生命系统，认同物质世界高度统一。在初中阶段，教师更注重引起学生对生物学学习的兴趣，高中阶段更强调以系统的观点看待问题，初高中阶段都需要学生认同物质世界的统一，但程度不同。因此，可将不同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要求及相同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但不同程度的要求作为切入点，贯彻“走近细胞”章节（高中生物必修1第1章）进行初高中教学衔接，包括章节导入、两个课时之间的衔接、章节总结及升华。

总之，生物初高中衔接的方式很多，比如说教材的衔接、教学策略的衔接、课后活动及作业的衔接等，有效进行生物初高中的衔接，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具体学情，从各个方面下功夫，比如创造性地使用教材，为学生创造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改善学生的学习方式等，在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下，以达到提高教师教学质量和促进学生学习、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马小花，张迎春.初、高中生物教材衔接的问题与对策[J].教育教学论文，2011（09）：173-174.

[2]赵占良.强化概念教学，提高教材适用性――人教版义务教育生物学教材（2012年版）简析[J].课程・教材・教法，2012，32（08）：40-45.

文学价值的概念范文篇11

论文摘要：在经济理论领域内，“价值”是使用得最广泛，同时也是最复杂的一个经济范畴之一。在各种价值理论或观点背后，如何理解“价值”是关键所在。其实，“价值”最初是同交换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交换中人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物品换取他种物品的数量是多少，亦即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当然交换比例应在逻辑上先于交换行为而确定的。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关于交换比例的确定的量的分析之前，还必须回答交换成立的基础这一更加重要的质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开始进入经济思想家的眼界并不容易，能否意识到并同意这个问题是造成价值理论分歧的根本原因之一。据此，考察经济史上各种价值或价格理论，并对“价值”概念进行了几种界定。

自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以来，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理论已有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了。虽然经济学科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比算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但三百多年间亦已汇聚了足够精彩的思想财富，且不说对经济问题的探讨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而经济理论中的价值理论就更是如此，各家各派的观点交相辉映。下面就“价值”概念的使用谈几点看法。要指出的是，这里我不想只是简单地罗列一些同“价值”相关的概念，如“使用价值”(或“效用”)、“交换价值”、“相对价值”等，而是准备从另外一个层面上对“价值”概念的使用进行一个常识性的区分。

一、第一种意义的“价值”概念

“价值”最起初是同交换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交换中人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物品换取他种物品的数量是多少—亦即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当然交换比例应在逻辑上先于交换行为而确定的，这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是必然要指出来的。

在关于交换比例这个问题上有着“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先是写道:“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物品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在明确将价值区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后，斯密进一步写道:“每种东西的实际价格，每一种东西对于希望取得它的人的实际成本，就是获取它时所费的辛劳。”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在那资本积累和土地占有出现以前的早期原始的社会状态里，获得各种物品所必须的劳动量的比例，似乎是可以为这些物品互相交换提供尺度的唯一条件。例如在一个渔猎民族中，如果捕杀一只海狸所费的劳动通常二倍于捕杀一只野鹿所费的劳动，那么一只海狸自然就会交换两只野鹿，也就是值两只野鹿。通常费二日劳动的产品，其所值会二倍于通常费二日劳动的产品，通常费二小时劳动的产品，其所值会二倍于通常费一小时劳动的产品，这是自然的道理。”

尽管人们对于斯密的上述这些观点并不陌生，但这里要指出的两点是:第一，这里“交换价值”的概念指的是一种能力—一物具有的交换他种物品的能力，它表示一个定性的意义而不表示定量的意义，它既不是表示一物本身换回他种物品能力的大小，更不是表示可以间接地表现自身换回他种物品能力的大小的所换回的他种物品的数量。第二，斯密采用了“实际价格”、“实际成本”表明他思想上存在认识模糊的地方，这一方面留给了后人发挥的空间，但同时却也成了日后价值问题混乱的一个历史“渊源”。

斯密之后，自始至终坚持以劳动量来考察和解释物品换回他种物品的数量的李嘉图认为:“效用对于交换价值说来虽然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却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可以看出，李嘉图的“交换价值”概念可以表示二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一物具有的换回他种物品的能力;第二，一物换回他种物品的能力的大小(当然一物换回他种物品能力的大小已暗含一物具有换回他种物品的能力)。其实，同那个时代其他经济学家一样，李嘉图的“交换价值”概念常常还有第三个方面的含义—即表示可以间接地表现一物自身换回他种物品能力的大小的所换回的他种物品的数量。当在第屯种意义上使用“交换价值”概念讨论下面这样一个问题时会遇到“麻烦”，于是，李嘉图又区分了“相对价值”和“绝对价值”。“如果一匹毛呢的价值现在等于两匹亚麻布，十年后一匹毛呢的一般价值等于四匹亚麻布，我们就可以断言，要不是织造毛呢所需的劳动已经增加，就是织造亚麻布所需的劳动已经减少，否则就是两种原因都发生了作用。”也就是说，当一匹毛呢由十年前能交换两匹亚麻布变为现在四匹时，坚持以劳动量来考察和解释物品换回他种物品的数量的李嘉图自然不会由“毛呢的交换价值上升了一倍”而得出“生产一匹毛呢所需的劳动量现在比十年前上升了一倍”的结论，他当然意识到:“要不是织造毛呢所需的劳动已经增加，就是织造亚麻布所需的劳动已经减少，否则就是两种原因都发生了作用。”但是，假设一匹毛呢由10年前能交换两匹亚麻布变为现在4匹的原因完全是织造亚麻布所需的劳动减少一倍造成的，当在第三种意义上使用“交换价值”概念时却自然会得出“毛呢的交换价值上升了一倍”的结论。这使得李嘉图意识到仅仅依据比较换回物品的数量大小并不是确定交换比例的最终原因，实际上确定交换比例的根本原因完全可以只是各种物品凝结的劳动量，于是他又把一物换回的一定数量的他种物品称为相对价值，而把各种物品凝结的劳动量称为绝对价值。李嘉图的“绝对价值”概念把价值问题导向了一个更深的层次，不过他似乎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是继续将价值与有着上述三个方面含义的交换价值交互使用。

其实，直到马克思才对价值、交换价值和价格三者的内在联系有着清晰的说明和区分。而其他早期的经济学家都是在对价值或交换价值没有明确的认识下沿袭使用着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如约翰·穆勒就写道:“价值一词在没有附加语的情况下使用时，在政治经济学上，通常是指交换价值;或者按照亚当·斯密及其后继者的说法，指可交换的价值，这一用语，无论引用多少权威的话来辩护，也决不是好英语。德·昂西先生以交换价值来取代，这是极好的。”穆勒就是这样将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同义词理解的，不可思议的是就他对价值的这点理解，他竟写下这样的文字:“幸运的是，在价值法则中已没有什么要留给现在的著述家或任何未来的著述家去澄清;有关这个问题的理论是完满的。”

不过，穆勒还是有过一些正确见解的，比如，关于交换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他写道:“交换价值必须与价格区别开来。……用价格一词来表示货币而言的物品的价值，即某一物品可以换得的货币数量。因此，今后如说某一物品的价格，我们是指它用货币表示的价值……”另外，穆勒还写道:“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将一种物品与其生产费用成比例的价值，称为这一物品的自然价值(或自然价格)。他们的这个名词指的是这样一点:价值在它的周围摆动，并且总是趋向于回到这一点;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是指中心价值，物品的市场价值总是朝向这一价值;与自然价值的任何背离都只是暂时的不规则，在其出现的时刻，也就使矫正这种背离的力量发生了作用。”

如果说博学多才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尚且没能在价值理论上有着较深见地的话，除了马克思以外，其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更不可能为价值理论提供什么正确的思路和方法了。相反，萨伊的“生产要素论”更是将价值理论导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最后，我们对“第一种意义的‘价值’概念”作些说明和总结:上面几段主要考察了斯密以来至19世纪末除马克思外著名经济思想家对“价值”间题的各种见解，现将他们对价值的共同见解归纳如下:第一，都起源并为着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并且交换比例应在逻辑上先于交换行为而确定。第二，认为价值与交换价值可以替代使用，并且一般来说交换价值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物具有的换回他种物品的能力;一物换回他种物品的能力的大小(当然一物换回他种物品能力的大小已暗含一物具有换回他种物品的能力);间接地表现一物自身换回他种物品能力的大小的所换回的他种物品的数量。同时，由于价值被当做交换价值的同义词，同时对于价值源泉的见解不同，如李嘉图认为是劳动，穆勒则倾向于生产费用、萨伊则坚持是效用等，使得价值一词除了具有交换价值那三个方面的含义外，有时还被持不同价值见解的经济学家用来特指自家所认为的那种价值源泉，如劳动、生产费用或效用等。第三，都从物物交换探讨起，都注意到了交换价值应与价格区分开来。第四，都认为价值理论在政治经济学处于基础地位、处于极其重要的特殊地位。

二、第二种意义的“价值”概念

第二种意义的“价值”概念主要是指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之所以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作单独考察，是因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有显著特点并享有独特的理论地位。

马克思以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坚实的方法论基础，确定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后，着手研究生产方式发展的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

翻开《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将商品作为论述的第一个范畴，简短精炼而寓意深刻地论述了使用价值后，指出使用价值是商品学的研究内容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谈使用价值只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担负物;接下来马克思论述交换价值并引出价值概念，“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为引出价值，马克思举例了一个等式:1夸特小麦=a英担铁，指出在1夸特小麦和a英担铁中，存有某种等量的共同物且这种共同物既不是小麦也不是铁的某第三物，这个共同物“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而是“相等的人类劳动，抽象的人类劳动”。可见，“价值”实指交换双方“某种等量的共同物”，由此决定了交换得以成立且公平。

马克思还以简单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货币形式解开了“货币之谜”。指出货币不过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一个商品在货币商品上面的价值表现就是商品的货币形态或它的价格。马克思举出了历史上充当过一般等价物的各种商品，论述了货币最后由贵金属金和银充当的必然性，考察了货币单位的演变，阐述了货币的各种职能，货币与商品流通的辨证关系，并揭开了商品拜物教之谜。“谁都知道—即使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商品具有同它们使用价值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成鲜明对照的、共同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这样，货币的谜就会随着消失”。

由于我们考察的对象是“价值”的概念，所以，在这里不打算将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介绍个遍，而主要介绍关于价值、交换价值、货币和价格这几个范畴的内涵及联系的一些论述。下面就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特点作些概括:

第一，严格遵循“第一种意义的‘价值’概念”起源及要解决的问题并且有所发展，明确地区分了价值、交换价值和价格这砚个范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紧紧围绕着“交换比例如何确定”这一问题展开论述，遵循前人在价值问题研究上的思想足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终于集各大家于一身，将劳动价值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二，沿袭古希腊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方法，回答交换进行的基础。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伦理学》中曾对商品的价值形式发表了极具天才的见解，尽管他并未使用“价值”一词。亚里士多德指出，5张床一1间屋和5张床二若干货币没有本质的不同。从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见解中，其实企图揭示的是两种不同商品能互相交换的基础。尽管商品的交换是非常普遍、十分平常的经济现象，然而，作为经济学必须从理论上对其进行回答，这是一门学问的基本任务。这里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若我们认可亚里士多德对两种不同商品互相交换用“划等号”(5张床二1间屋)来表述的话，我们就必须寻找等号两边相同的东西，而这种相同的东西具有可通约性。“没有等同性，就不可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可能等同。”

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在价值问题的见解非常赞赏，甚至称他的这些见解为“天才”的见解。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他进一步地探讨并回答了交换进行的基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将马克思导向了价值理论的更深层次，马克思认识到价值首先必须是交换等式的等价物，一种等同且可通约的东西，其实这是任何一个价值理论首先必须通过的一个试金石。进一步地，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并且提出了劳动二重性，通过抽象劳动这一范畴说明了劳动如何通过上述那一个试金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而配第、斯密和李嘉图等声称的以劳动衡量一物价值的主张由于没能指出价值的实体是劳动，而只是主张用劳动作为价值衡量的尺度，这严格地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

第砚，马克思指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本质，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而价格是交换价值的特殊形式，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要慢行于价值。同时，指出并阐明了“价值规律”这一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规律;正是在价值的步步指引下，科学地将剩余(价值)的研究转向生产领域，从而最终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为人类社会进人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另外，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在对其他经济范畴如利息、资本等的界定和对生产过程的分析上都有着很强的说服力。

三、第三种意义的“价值”概念

我们知道，价值理论向来被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处于极其重要的特殊地位。但我们也注意到，现代主流经济学首要探讨的是均衡价格，对整个新古典经济学体系来讲，需要的且仅仅需要的就是均衡价格。均衡是新古典经济学一个极其关键的概念，新古典经济学最后通过一般均衡理论论证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及最优性，借助数学的严谨性试图证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是美好的、合理的，且能够在人类历史上永恒存在。

均衡价格论依赖一些严格的假设，将效用论和供求论结合起来，通过供需曲线的交点得出一“均衡价格”。也许在以下两个方面同“第一种意义的‘价值’概念”存在联系:第一，它也是对确定交换比例的一个解决;第二，它类似于斯密所说的“自然价格”或马克思的“价值规律”里价格波动的中心。但即便在上述两点上同价值理论概念有所联系，但不论是从其概念名称上，还是从其分析、论证方法上，都同前两种意义的“价值”概念有着明显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均衡价格不能是严格意义上的“价值”概念。

但是，一方面由于均衡价格论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起着类似于“第一种意义的‘价值’概念”对政治经济学体系同样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均衡价格论将“价值”和“价格”看出可以互相替代使用的词语，所以，有时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声称他们也有“价值理论”，在他们看来，均衡价格论就是他们的价值论，同时价值就是价格，甚至说价格是比价值更一般的范畴。所以，在此将以新古典经济学均衡价格论为典型代表的将“价格”认为是“价值”的这样一种特殊的“价值”概念界定为“第三种意义的‘价值’概念”。

四、结论

文学价值的概念范文篇12

关键词：文化文化营销文化渗透式营销

文化是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管理学、哲学等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虽然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和认识没有统一，但管理和市场营销理论受文化的影响已成为共识（Hofstede，1993；Tseetal，1988）。近年来，文化对消费和市场营销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Soares，Farhangmehr&Shoham，2007）。本文系统梳理市场营销中对文化的研究，得出了市场营销中对文化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的结论，提出了“文化渗透式”营销的概念，并提出市场营销中对文化研究的一些建议。

20世纪50-70年代对文化的早期研究阶段

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市场营销学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Kotler，1989，1994）。20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很少注意到文化环境因素与营销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是市场营销理论的起步时期，对文化的研究也处于启蒙阶段。1955年Levy首先从消费者的角度研究了产品的价值，他认为顾客在选择产品时，不仅考虑产品本身带来的实际利益，产品的心理利益也很重要，顾客最终的选择结果是实际利益与心理利益之和，而心理利益由品牌形象（BrandImage）提供（Levy，1955）。Levy的品牌形象理论是市场营销学对文化进行研究的“启蒙”，20世纪50年代的另外一位对文化研究的启蒙学者是Smith在1956年提出了市场细分（MarketSegmentation）和消费群体这些具有文化意味的概念，并指出市场细分的标准就是消费者价值观念、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

进入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市场营销中的文化因素（culturalelements），并明确的将文化因素引入到市场营销研究当中。1967年，Howard和Sheth提出了消费行为理论，系统地分析了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文化因素被列为影响消费行为的最重要因素（排在社会因素、个人因素和心理因素之前），之后众多与文化有关的因素和概念引入到市场营销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当中。1969年Levy和Kotler提出了“扩大的市场营销”的概念，认为市场营销不仅仅适用于产品和服务，也适用于组织、政府等，而且与意识形态有关，这里的意识形态属于文化的范畴。

20世纪70年代，Kotler和Zalman开创了社会营销的理论。他们较多地将文化与营销问题联系起来，进而认为市场营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他们认为文化（包括文化、亚文化和社会阶层）是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最基本因素之一。Ries和Trout在1972年提出的定位理论中开启了人们对广告文化和品牌形象的深入研究。Hall（1970）开始将文化的分析引入到跨文化营销中。

此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市场营销中对价值观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1963年，William.Lacer从心理学中把价值观的概念引入市场营销中，提出了生活方式（VALS―valueandLifestyle）的概念，到1973年Rokeach将价值观念分成两大类：关于行为方式的价值观，为“手段价值观”（meansvalues）或“工具价值观”（instrumentalvalues），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开始成为市场营销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和研究基础。

在这一阶段，文化作为“文化因素（culturalelements）”已经进入市场营销研究者的视野，但由于文化概念的内涵丰富，学者们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将文化进行操作化的定义，因此这一阶段市场营销和战略管理的学者们要么将文化作为环境因素的一个方面来考虑，要么就使用“价值观”代替文化的概念来研究不同文化群体的消费行为和营销问题。他们的研究更没有触及到文化对消费者行为影响的机理，这一缺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得以弥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营销中对文化的研究

市场营销中对文化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丰富起来。原因是Hofstede（1980）发表了在文化研究领域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成果，他历时两年通过对IBM公司全球员工的调查，得出了“文化”构念的五个维度，并将其应用到跨文化营销当中。对文化的这一操作性的构念使营销学术界摆脱了对“文化”这个宽泛概念无从下手的尴尬局面，后人在他的文化构念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跨文化消费者行为、跨文化营销问题的研究，使得跨文化营销问题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最热门的市场营销研究领域之一。

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全球营销或者跨文化营销的时代，全球化的浪潮更加促使了人们对文化营销和跨文化营销问题的重视，Levitt提出了“消费多元化”（thepluralizationofconsumption）的概念（Levitt，1988）。按照他的观点，全世界是包括有多种偏好异质消费者的一个大市场。20世纪90年代后，在全球化与科技革命的共同作用下，文化问题在市场营销的各个领域全方位地体现出来，对跨文化营销的研究在顶级的营销期刊上随处可见。Nakata（2003）统计发现，1990-1995年间，在国际营销顶级杂志上25%的国际营销是关于文化研究的，然而1995-2000年间这一比例上升到44%。对文化的研究，也从认为“文化是静态的”演变到“文化是动态和不断演变的”，营销策略必须跟随文化的演变而改变（Yaprak，2008）。

从研究内容上看，这一时期对文化的研究不仅包括文化对新产品的采用、广告诉求的确定、价格感知、消费者卷入和消费购买决策风格的影响（e.g.，Nakata，Sivakumar，1996；Aaker&Maheswaran，1997；Aaker&Williams，1998）。还对价值观的概念进行深入的剖析，将其区分为文化价值观、个人价值观和消费价值观的层面，以及这些价值观对消费者行为的作用机制上。

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品牌理论研究日益受到重视（Aaker，1991；Keller，1991；Smith和Park，1992；卢泰宏，吴水龙等，2009）。品牌科学中对文化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卢泰宏等认为品牌研究经历了五个阶段：品牌、品牌战略、品牌资产、品牌管理和品牌关系（卢泰宏，吴水龙，朱辉煌，何云，2009），每个阶段文化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营销理论的热点是全球营销以及品牌理论的发展。这一阶段的学者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营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更加值得称道的是他们研究了文化影响消费者行为、市场营销策略、品牌选择的作用机理，因此比前一阶段的研究有较大的提升。但这一阶段对文化研究的前提假设仍然是：文化是消费者稳定的一个行为上的倾向，并没有考虑到文化本身是一个演变和动态的特性，更没有对此提出操作性的营销建议。直到21世纪，诸多国际品牌跨文化营销的成功实践加速了这一理论的演进过程。

21世纪的“文化渗透式营销”阶段

进入21世纪，随着营销理论界对文化进行了持续和深入的研究，文化这一概念从纯粹作为营销的外生变量和研究的客体，变成了企业可以运用的营销手段，文化渗透式营销（或者叫文化式营销）的理念呼之欲出。文化渗透式营销是将文化作为一种营销战略，通过对某种商品或服务附加某种特定的文化意涵，再通过宣传与这种文化意涵相一致的诸如“时尚”、“流行”、“现代”、“品位”的概念来达到营销商品的目的，而这些概念和文化意涵均来源于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价值观。这里的文化渗透，不仅仅包括宏观层面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的渗透，还包括微观层面对消费者个体和消费者细分群体之间以及群体内部的相互渗透。此时的营销学者显然已经不再满足于测量消费者的固有价值观念，他们尝试通过营销上的努力改变消费者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消费观，甚至通过改变消费者所在地的文化来进行文化渗透，从而达到营销商品的目的。Hong（2001，2003，2009）提出了“文化的动态构成模型”（TheDynamicConstructiveModelofculture），将文化视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所共享的知识体系，其关注焦点在于文化是动态的，一些特定的文化知识会在特定的刺激下被激活，从而指导人们在脑海中构成特殊意义（Hong，2009）。这一理论为“文化渗透式营销”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后续研究中将会起到重要作用。依照Hong“动态文化”的逻辑，部落营销、文化营销、标志性品牌（iconicbrand）等概念相继出现，文化渗透式营销得到快速发展。

Marshall.Sahlins首先把人类学上的图腾崇拜概念来分析消费，他认为被生产的物体是现代社会中的图腾，而消费者群体就相当于传统社会中的部落。在市场营销中，后现代的部落不同于原始部落，它的特点是不稳定、短暂、小规模和情感的，并且不为任何现代社会已确立的参照标准所固定。他们是通过共享的情感和热情而聚集在一起的，而且也只以通过符号和仪式来表明其成员承诺的形式而存在（王长征，2006）。部落消费是为了建立与社会或社区的联系，建构社会的认同，从而在参与消费或者集体事件的过程中进行互动。它以集体参与、互动、情感分享为特征，目的是为了在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里找到一个社会性存在的感觉。在营销实务界动感地带和哈雷摩托成为部落营销的典范。

北京大学王建国教授认为文化营销就是激发产品的文化属性，构筑亲和力，把企业营销缔造为文化沟通，通过消费者及社会的文化共振将各种利益关系群体紧密维系在一起（王建国，1999）。他认为文化营销是把商品作为文化载体，通过市场交换进入消费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消费对物质和精神个性追求的各种文化要素。

Holt（2002，2003，2004）首次将标志（icons）的概念引入到品牌的研究当中，提出了标志性品牌（iconicbrand）（有译偶像品牌）的概念，他认为标志性品牌就是具有一定文化标志性的商业品牌（Holt，2003，2004），提出了文化式品牌的塑造方法。McCracken和Grant（1986）系统研究了文化是如何传递到商品上，再从商品传递到消费的过程。McCracken和Grant的文化传递过程理论和Hong提出“文化的动态构成模型”给“文化渗透式”营销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研究启示和展望

本文分三个阶段对文化在市场营销中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文化在市场营销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营销的中心是消费者，从消费者的层面来看，第一阶段市场营销研究对消费者的前提假设是“理性人”。在第二个阶段对文化的研究中，无论是跨文化营销还是品牌营销，都是基于与顾客保持良好关系来提高企业绩效，因此，这一阶段对消费者的前提假设可以概括为“情感人”。而在21世纪的第三阶段，市场营销中对消费者的假设是“文化人”。即消费者是具有特定文化偏好、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人，而且消费者的文化偏好、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都可以通过营销的努力来改变，企业不仅要顺应消费者文化的转变，更要抓住和引导消费者文化的转变，从而获得最大的效益。

从目前的研究可以看出，虽然Hong、Holt、Sahlins等文化的动态演变、文化式品牌塑造、部落营销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仅仅以Hong的理论作为研究基础还显得单薄，需要进一步夯实研究基础。总体来说，对“文化渗透式”营销的研究还极为缺乏，从个体对文化的接受方面来说，文化渗透与消费者认知系统的对接问题还未深入研究。文化渗透式营销的成功必须与消费者的认知系统进行对接，目前的互动导向理论强调与顾客互动来进行文化渗透，但互动的途径、互动的理论依据等仍然有待探索。此外，文化渗透式营销在营销战略和策略的层面应该如何操作的问题还亟待研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