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儿童范文篇1

值此“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现场结对救助贫困妇女儿童，是一件实事、好事，意义重大。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少年儿童表示节日的祝贺！向参与救助活动的各界爱心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民生工作，大力实施惠民工程，切实加强公共服务建设，民生事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发挥部门优势，认真履行职责，扎扎实实为妇女儿童办实事、解难题，进一步优化了妇女儿童生存发展环境。市妇联充分发挥牵头协调职能，先后组织开展了“春蕾计划”、“牵手姐妹”温暖行动、“牵手留守儿童”亲情行动、“关爱母亲，共建和谐”行动、“关爱农村妇女送健康”活动等形式多样的帮扶活动，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募集捐款130多万元，免费为农村妇女健康查体5万余人次，为贫困妇女提供信息、资金、技术等服务近万次，受益妇女儿童达20多万人，有效改善了贫困妇女儿童的生存发展状况。

近期，市妇联等单位联合开展了“牵手贫困妇女儿童关爱行动”，这是发动社会力量服务妇女儿童、促进社会和谐的又一有力举措，也是让贫困妇女儿童得实惠、长受惠的一项惠民工程。活动发起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女企业家、巾帼文明岗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也纷纷踊跃参与。目前，全市共收到捐款10万多元，结对救助贫困妇女77名、儿童258名.其中，市计生局捐款2万元、结对救助妇女儿童60名，市农村信用联社结对救助32名贫困儿童，爱心个人周尚升、李跃文分别捐款5000元。

刚才，部分爱心单位和个人，现场与贫困妇女儿童结成了帮扶对子，资助双方代表分别作了发言。他们的发言很朴实，很感人，让我们很受教育，很受鼓舞。相信在他们的示范带动下，会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参与活动，让更多的贫困妇女儿童受益。下面，就下步活动的开展，讲三点意见。

一、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参与牵手贫困妇女儿童关爱行动的责任感和自觉性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呈现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但也有部分家庭由于疾病、事故等原因致贫返困，致使部分妇女儿童面临生活困境，应该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目前，广大妇女在生产生活中担任着重要角色，在构建和谐社会、传承社会文明、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广大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的根本保障。关注贫困妇女儿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为此，我们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牵手贫困妇女儿童关爱行动”的重要意义，把关爱行动作为关注民生、服务民生、改善民生的基础工程，作为推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进一步增强参与的责任感和自觉性，不断将牵手贫困妇女儿童关爱行动推向深入，全力推动我市妇女儿童事业蓬勃发展。

二、齐抓共管，形成全社会牵手关爱贫困妇女儿童的整体合力

“牵手贫困妇女儿童关爱行动”自4月份实施以来，得到了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要进一步扩大救助成果，让更多的贫困妇女儿童在更多层面受益，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常抓不懈。各镇（街道）要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从医疗卫生、求学就业、公共文化、社会保障等方面，向贫困妇女儿童提供帮助，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她们身边；市直各部门各单位要切实履行职责，积极参与救助贫困妇女儿童行动，真心实意地为贫困妇女儿童提供有效的帮助和服务。广大干部职工要深入贫困妇女儿童家庭，从项目、技术、资金、信息等方面，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各类创业女能人要发挥自身优势，主动与贫困妇女结成帮扶对子，带动她们早日脱贫致富；社会各界要以今天参与救助的爱心单位和个人为榜样，积极参与关爱行动，力所能及地为贫困妇女儿童奉献爱心；新闻媒体要加大对活动的宣传报道力度，大力宣传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好典型、好做法，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关爱妇女儿童、奉献真情爱心的良好氛围。

三、认真履责，确保牵手贫困妇女儿童关爱行动取得实效

市妇联等单位要认真履行起组织者的责任，广泛宣传发动，认真组织实施，不断巩固扩大活动成果；各级妇联组织要强化责任，积极做好贫困妇女儿童的调查摸底、跟踪管理及关心救助工作，让更多的贫困妇女儿童共享富裕生活；广大受助妇女要自立自强、艰苦创业，勇于面对困难挫折，以永不服输的勇气和干劲努力改变生活，走出困境，回报社会；广大受助儿童，要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自强不息，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报答社会各界的关爱；广大爱心单位和个人要自觉担负起救助者的责任，继续从经济上、精神上帮助受助妇女儿童，使他们在关爱中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感受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贫困儿童范文篇2

作者：丁芮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贫困是仅次于愚昧的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1917年，据警察方面的登记和分类，有96850人，也就是总人口的11.95%，被列为“贫困”和“赤贫”。其中有31416人被划分到贫困阶层，另外的65434人被划分为赤贫阶层。对于贫民来说，没有生存技能和生活来源，很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游民,这对于政府来说，是令人担忧的治安隐患。为维护北京城市的社会秩序，保障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怎样解决贫困人口问题显然成为当时政府迫切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解决贫困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中慈善救助是最直接、效果最明显的方法。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北京的慈善救济事业很差，它几乎全部是由个人或者民间组织主持进行的”。但辛亥革命以后，“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他与公民的新型关系，而致力于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实施救济，建立救济组织机构”。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的慈善事业几乎全部由政府接管，大部分由警察主持”，因为从1914年开始，京师警察厅负责人口调查，在调查时警察能比较准确地掌握每个家庭的贫富状况，并将每个家庭按照收入的多寡注明了贫富等级。因此可以认为，“警察机构与百姓的关系最密切，因而也最能了解哪些人需要救济或值得救济”。对于有完全劳动能力和部分劳动能力者，“养而不教，终非良策”，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教以工艺，便他学成一技”，使其能自谋生计，这样“既可免无业游民流为盗贼，复可使懒惰恶习化为勤勉，且于地方清洁亦不无裨益”。所以，对于政府来说以教为主的救助才是根本之计，正因如此，相比较纯粹收容式的救助，政府已经逐渐重视这种以教为主的救助方式。作为维持京师治安的官方机构，京师警察厅的职责已不仅仅局限于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基本职能，其还负责了一些最重要的常设性救助机构，其中贫儿半日学校就是警察厅立足于贫困民众的长远生活,自己筹办的纯粹以教育为目的的贫民救助机构。因为贫困家庭众多，在北京的学龄儿童中，有三四成男孩没有机会上学，为救济失学儿童，“教育本区住户之失学青年以补国家教育之不足”，增强贫困儿童的就业能力，京师警察厅在1915年通报北京20个警区，为贫困男孩建立了贫儿半日学校（1919年1月，京师警察厅奉内务部指令把贫儿半日学校销去‘贫儿’两字，改为半日学校）。贫儿半日学校只招收男孩，不招收女童。贫儿半日学校由京师警察厅自行创办，没有政府拨款，其经费主要来源于警察厅所收浮摊的捐款，其余不敷之数采取各种方式多方筹集8。京师警察厅在最初通报各警区建立贫儿半日学校时，各区警察署基本上都是约集绅商共同创建，其最主要目的就是向绅商募集半日学校经费。事实上，各区半日学校的设立和运作经费也确实多系绅商捐助9。京师警察厅对慷慨捐助的绅商往往会登报表扬10，如1919年7月，大昌公司总经理黄楚九捐助贫民半日学校现洋五百元，外右五区警察署在《晨报》上刊文表扬黄楚九热心教育的义举。

这种舆论的宣传既扩大贫儿半日学校的影响又提高了各绅商的名望，同时还可以向社会募集更多的办学经费。由于京师警察厅的号召和舆论宣传，社会各界对贫儿半日学校的发展比较关注。当时最为著名的新世界游艺场就曾多次向贫儿半日学校捐票价款，仅1918年7月，就把阴历六月初一至初三日的所有票价尽作半日学校经费11。贫儿半日学校是由各区警察署具体办理，所以各警察署也要积极想办法为其筹款，整理的方式就是演义务戏，把票款捐作学校经费，有时一场义务戏就可得上千元12，这能很大程度上补助贫儿半日学校的经费。当时，各警察署为筹办本区贫儿半日学校经费，常请社会知名演员演义务戏以扩大影响，增加票款收入。不少社会知名人士也热心慈善，积极配合警察署的捐款活动。如1919年10月29日，著名演员梅兰芳就应内左一区警察署长邓宇安的邀请为区内贫儿半日学校筹款演义务戏《嫦娥奔月》，这次义务演出不仅戏票悉数卖出还引得外交次长及中国银行总裁等不少社会知名人士到场观看，取得了很好的实绩和宣传效果。在京师警察厅的努力和各绅商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捐助下，半日学校学生成绩“颇有可观”，为了回报社会各界的慈善行为，各学校在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会邀请捐助人员到校参观，举办成绩展览，并由巡官率领学生在场演习各种技艺14。通过成绩展览这种社会互动方式展示了贫儿半日学校的成就，扩大了半日学校的影响，同时也为继续劝募捐款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京师警察厅及各警察署积极筹款，但随着入学贫困儿童的增加，贫儿半日学校经费还是常常入不敷出，鉴于这种情况，一些官方机构如京都市政公所也对其进行经费补助，从1918年开始，市政公所每年补助贫儿半日学校京钞3000元15。在依靠捐款和外力补助的同时，各区警察署也联合辖区内半日学校自筹经费，如外右五区贫儿半日学校在1918年春组织了学生乐队，遇有社会机关及其他团体，以及绅商私宅等集会与婚丧等事，前去奏乐，并酌量收取费用，既补助了学校经费，也顾及到了贫困儿童的生计。贫儿半日学校最初设立时，因捐助经费有限，无力聘请教职各员，所有各课教员，多在巡官、巡长中挑选有一定学术者充任，虽然这些巡官、巡长很优秀，但不是专业的教师，不能达到教学的要求。后经警察厅改革，对学校全体教师进行考核，重新组织师资力量，聘用那些经由竞争考核的教员。

因贫儿半日学校招收学生程度不一，入校后经过统一考试，按照程度高低，使聘请教员分班授课，“以免程度参差不一，而有过与不过之弊”。贫儿半日学校的课程设计类似于初等小学，学科包括国文、修身、习字、作文、尺牍、珠算、体操等，而尤趋重国文、习字、珠算等科，“以期毕业后，而得实用，免致所学非所用”。在注重教学的同时，京师警察厅也注重发展儿童的天性，组织一些参观游玩活动，如1918年6月，内城右四区贫儿半日学校带领全校学生前往西直门外中央农事试验场游览，并往西郊旅行，“以便活泼贫儿心性”。虽然经费拮据，但学生学习所用书籍纸笔等项，各警察署和贫儿半日学校也“免力撙节筹办”，不让贫困入学儿童有“自行花费之事，以符本旨”19。京师警察厅创设贫儿半日学校，原本为救助无力上学的贫困儿童，但这些学童毕业后，年龄尚幼小，自己还没有谋生的能力，为此，京师警察厅总监又四处募捐，在内外城筹设工厂4处，专门收半日学校毕业的学童，传授其相当技艺，使其可以自谋生计。贫儿半日学校学生家庭都很贫苦，对于那些毕业后想要继续学习者，“自谋升学本属无力”，但就此中止非常可惜，外右五区警察署为毕业学生深造考虑，约集绅商捐款筹设高等小学，使半日学校毕业学生升入，继续学业。由此可见，京师警察厅不仅重视贫困儿童的初等教育，还关注这些贫困儿童毕业后的长远生计问题。警察厅创办贫儿半日学校本旨不为不善，但实际情况却不尽如此，在办理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一些弊端，如一些警区半日学校因经费短缺，时常会出现为节省教员薪饷，把程度不同的学生统归一班集中授课的情况19，有时还有令学生自备书籍纸笔及令学生在冬天售卖烟卷货物等情况，甚至还有不称职教员责打学生，致使贫儿纷纷退学的情况23。虽有上述不良情况，但贫儿半日学校自从创办以后，各区警察署长对贫儿教育，极为注重，半日学校得到很快的发展，各区根据贫儿增多的情况陆续进行了增设。到1918年贫儿半日学校设立三载之时，北京的20个警察署贫儿半日学校总数已达到53所15，在校就读的男童达4000余名，以致有报刊评论其“一切成绩，颇为优美”。贫儿半日学校成绩显著，得到了贫民家庭的欢迎，发展迅速，入学人数显著增加，到1919年年初，贫儿半日学校已增至56所，入学人数共计达到了5860名26。贫儿半日学校为大量的贫困儿童提供了基础教育，增强了其生存的能力，一些知名的人士幼时也曾参加过贫儿半日学校的学习，如北京市戏曲学校奠基人沈玉斌在6岁时就进入陶然亭贫儿半日学校学习。京师警察厅设立的贫儿半日学校在北洋时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不错的成绩。1928年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后，京师警察厅相应改为北平市公安局，贫儿半日学校遂被改组为民众学校，以政治训练主任兼任校长，各区署所设各校均改称为分校，至1932年共有分校40处，计有学生4522人27。相比较北洋政府时期贫儿半日学校的鼎盛时期，改组后的学校和在校贫儿学生数量均无明显发展。1936年，民众学校又移交社会局管理。京师贫民众多，如若对其救助，需设立多个救助机构。对于失去劳动能力的贫民来说，只养不教是可以根本解决其生活问题，但对于大部分有完全或部分劳动能力的贫民来说，有养无教却不是根本救助之计。北洋时期，北京官立、公立各厂院收养贫民大都为济贫而设，“固有养无教者盖居其半”。那些有养无教的救助机构在救济贫民时，没有努力去培养他们自谋生计的本领，仅仅是提供给衣食住用，这对于很多有劳动能力的人来说，也许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他们的惰性。对于那些呆在救助机构能够自强自立的贫民来说，只要给他们进行基础的技能训练和培训，他们便能离开救助机构自力更生。从长远来看，这有助于减少需要救助的贫民数量，同时也可以把救助机构里的位置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贫民。实际上，因为经费的限制，政府不可能对所有需要救助的贫民施以救助，这就需要把救助方式从有养无教转变为以教为主、教养结合。京师警察厅自办的贫儿半日学校对贫困儿童进行教育救助，立足长远，不同于传统的社会救助机构，也有别于同时期的其他救助机构，是救助方式转变过程中教育救助的典型代表。

贫困儿童范文篇3

关键词贫困学前儿童游戏缺失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610文献标识码：ADOI：10.16400/ki.kjdkz.2016.04.069

AbstractPlayinggameisanimportantwaytopromotethephysicalandmentaldevelopmentofpreschoolchildren.Preschoolchildreninpovertyisfacingseriousproblemoflackingofgames.Thispaperwillfromthreeaspectsincludingfamily，kindergartenandsocietyspecificanalysisthereasonofthisphenomenaanddiscussonthecopingstrategies.

Keywordspoorpreschoolchildren；gameloss；influencingfactors

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是一种内源性、自发自愿的社会活动。学前儿童游戏虽无明确外在目标，却在发挥趣味性的同时，对其身心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功能性作用，早年游戏缺失不仅会对学前儿童产生即时伤害，还会对儿童未来身心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相较于一般学前儿童，贫困学前儿童的游戏权益往往得不到应有保障。

1贫困学前儿童游戏缺失现状

研究表明，贫困的测量常以个体收入或消费水平低于满足基本需求所必需的最低水平为基础。①那些父母或主要抚养者收入水平低于贫困线，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职业声望不高的学前儿童，往往体验着游戏活动的缺失。

贫困学前儿童的游戏缺失突出表现为游戏时间的减少以及父母的低参与度。一项针对河南某公立幼儿园与某乡镇民办幼儿园的调查表明，在贫困学前儿童集中就读的乡镇民办幼儿园中，仅小班学前儿童游戏缺失率就比城市公办幼儿园高出10个百分点。②另一项对贫困学前儿童的调查表明，27.1%的贫困学前儿童母亲陪孩子游戏时间不足1小时，近30%的贫困学前儿童父亲每天与学前儿童游戏时间尚未超过0.5小时。③

游戏还常被视为一种服务于学前儿童学习活动的辅助手段存在于幼儿园教学活动中。那些由教师预先编制好的游戏活动常作为传授知识技能的手段向学前儿童的自主性游戏活动中渗透，游戏活动的工具性、功利性增强使其逐渐丧失了本体价值。此外，贫困学前儿童的游戏活动越来越倾向于单独的室内活动，游戏的群体化水平也随之降低。

2贫困学前儿童游戏缺失的影响因素

2.1家庭层面

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儿童成长的乐园和安全基地。家庭收入决定了一个家庭的物质基础，基本物质条件不达标的贫困学前儿童，其生理、心理发展均受阻。具体来说，贫困对学前儿童游戏活动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父母缺乏能力为子女提供一定的物质保证和社会文化资源两方面。

首先，富裕家庭的父母收入水平较高，有能力为学前儿童提供丰富的玩具、书籍。相比之下，贫困学前儿童父母首先要解决的却是基本生存问题，当衣食住行缺乏保障，学前儿童的游戏活动便不在优先考虑之列，贫困学前儿童体验着物质资源匮乏所造成的游戏活动缺失。其次，贫困学前儿童父母的社会资源占有量相对较少，匮乏的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贫困学前儿童父母组织各类社交活动，导致贫困学前儿童较少参与带有群体性质的游戏活动，合作游戏的减少与独自游戏的增多致使其游戏活动出现群体性弱化现象。

此外，父母的认知误区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贫困学前儿童游戏活动的发展。一味追求玩具的高价格与多功能，忽略了自己本身就是儿童游戏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这使贫困学前儿童父母，更少参与到学前儿童游戏中去，造成了贫困学前儿童对游戏活动的极端被动，亲子游戏的缺失使其游戏活动进一步受限。

2.2幼儿园层面

幼儿园是学前儿童频繁活动的场所，受经济劣势影响，贫困学前儿童入园准备水平较之一般学前儿童来说普遍偏低，在刚入园时，其各类技能与其他学前儿童相比，相距甚远。面对低入园准备的学前儿童，幼儿园只能竭尽所能地弥补其各种劣势，贫困学前儿童大量游戏时间被剥夺。

同时，游戏的娱乐功能也遭到了弱化。有学者指出，我国幼儿教育的实践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超前化、小学化、学科化的狭隘功利主义的倾向和弊端。④可以预见，这一弊端在贫困学前儿童身上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鉴于贫困学前儿童的低入园准备水平，幼儿园中的游戏活动已逐渐成为教学的一种手段，教师通过组织带有教育目标的游戏活动，巩固课上所学，旨在提升学前儿童的智力水平，为升入小学打下一定的文化课基础。这一举措不但使游戏活动的功利性增强，还违背了游戏的自身价值。

2.3社会层面

社会普遍认为“勤有功，戏无益”，“业精于勤荒于嬉”，这些传统观念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依旧盛行，尤其在贫困群体中，望子成龙的期盼与知识改变命运的思想根深蒂固，对学前儿童发展的错误认识和对儿童学习成绩的追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贫困学前儿童的游戏活动。

在生存环境方面，不同经济地位的学前儿童往往生活在不同水平的社区里，这就意味着学前儿童遭遇暴力和危险的可能性大不相同。贫困学前儿童所在社区基础设施老旧，公共户外场所欠缺，加之社区周边安全性能较低，学前儿童一旦离开父母的监管保护，游戏的安全性便难以保障。户外游戏不得不被室内活动所替代，上网、看电视成了学前儿童娱乐的主要方式，群体的合作游戏被个体的独立游戏所逐渐取代，游戏的群体性弱化。

3贫困学前儿童游戏缺失的应对策略

由于贫困学前儿童游戏缺失成因的复杂性，且诸多影响因素间相互作用，过分简单化的解决办法并不能有效缓解贫困学前儿童游戏缺失现状。比如，一味鼓励居住在贫困社区的学前儿童进行大量户外活动却不改善其生存环境，这种做法显然不够合理。因此，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共同作用，缺一不可。

家庭层面，需在纠正贫困学前儿童父母错误认知的基础上，强调亲子游戏的重要作用，鼓励贫困学前儿童父母积极参与到游戏中去，促进亲子游戏活动的发展。首先，作为父母需要明白，不论收入处于哪种水平，都有义务花大量时间陪伴学前儿童进行各式游戏活动，有义务充分参与，促进学前儿童游戏活动的发展，提升学前儿童的身心健康水平。其次，父母应意识到，学前儿童的健康发展包括生理、心理两个方面，对智力及学业准备水平的一味追求，不但不利于学前儿童的身体健康，还会对其心理造成较大压力，不利于健康人格的塑造。因此，父母可在闲暇时间，利用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玩具，如布偶、球类、跳绳、积木等组织一些简单的游戏活动，在捉迷藏、丢手绢、下跳棋等简单的游戏活动中增强学前儿童体质，激发学前儿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同时促进亲子沟通与交流。

幼儿园方面，广大教育工作者应切实意识到为培养优秀的下一代，支持学前儿童社会情感学习和健康发展的需求应优于提升其学习成绩的需要。这就意味着，教育工作者们应从课程安排与制度规定等方面为贫困学前儿童制造大量的游戏机会，让他们充分享受游戏和休息时间，从而使身体、认知、社会等潜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让学前儿童从内心认可幼儿园生活，并乐在其中。具体来说，幼儿园可适度减少不必要的课程设置，增设大量团体游戏，并利用专题讲座、家长讲坛等形式，向家长讲解亲子游戏对学前儿童发展的重要意义，介绍亲子游戏内容，分享丰富的游戏资源。此外，幼儿园还应加大运动场馆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学前儿童提供安全便捷的游戏场所。

社会层面，一方面需从社区入手，加强资金投入，完善贫困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努力打造适合学前儿童游戏的安全社区环境。同时为贫困家庭提供必要的医疗保健服务，招募志愿者为贫困学前儿童提供相应的启蒙教育，以提升贫困学前儿童的入园准备水平，并为贫困学前儿童的父母提供接受再教育、再就业的机会等。

另一方面，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借助社会力量确保贫困学前儿童享有游戏权。具体来说，政府应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财政拨款，并在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时，向贫困学前儿童、贫困学前儿童家庭倾斜，进一步完善奖惩制度。发动社会团体、机构以及企业等社会力量，引导非政府组织参与和执行政府扶贫开发项目，建立各组织与政府间有效沟通渠道，形成全社会都来关注贫困学前儿童发展的良好氛围，使贫困学前儿童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促进贫困学前儿童游戏及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⑤

总之，所有学前儿童均享有游戏权，都应通过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塑造健康体格，发展认知功能、社会功能，完善人格品质。全社会包括家庭、幼儿园、社会在内都应竭尽全力为学前儿童营造一个积极健康的游戏环境，促使学前儿童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幼儿园骨干教师专业成长路径与培养模式研究”（编号：JC13CB08）的研究成果；2015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身份转换儿童’的社会排斥研究”（编号：L15BSH005）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⑤张卫，李董平，谢志杰.低社会经济地位与学前儿童发展[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6）：104-118.

②郭静静.河南省平顶山市学前教育中游戏缺失的调查研究[J].基础教育研究，2013（23）：5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