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化学的意义范文

提要：社会科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最早缘于哈耶克传统。在经济学也存在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两种主义。本文对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分别进行了阐述，最后对经济学中的这两种主义进行了对比。本文认为，基于经济学中这两种主义的比较和分析对于现实的中国经济实践很有意义。关键词：经济学建构理性主义进化理性主义一、哈耶克传统和经济学引申哈耶克（1967）最早区分了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的两种理性主义秩序：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rationality）和进化理性主义（ecologicalrationality）①。建构理性主义蔑视和贬低非理性的或者未被理性充分理解的事物，它假定人生而具有智识和道德秉赋，因而人能够根据理性原则对社会作精心规划，并尽可能地抑制乃至铲除一切非理性现象。它还认为，道德、宗教、法律、语言、文字、金钱、市场等一切文化制度都源于发明或设计，都是“精心设计之物”。此外，建构理性主义拒不承认“抽象”是我们的大脑必不可少的工具，它更倾向于特殊和具体，它认为理性能够省掉抽象而完全掌握“具体”和所有的特定细节，并因而实在地掌握“社会过程”。建构理性主义宣称：适用于历史的观念，也适用于未来的纲领；对自己的行为了如指掌的人类应当运用理性所赋予的设计能力，按部就班地创造一种文明。具体来讲，建构理性主义认为：第一，所有有益于人类的制度在过去都是人们在明确意识到它们所具有的可欲结果的情况下发明出来的，因此人们在未来也应当按照这种方式去发明这样的制度；第二，只有当我们能够证明这些制度在任何特定的情形中所产生的特定结果都会比另一种安排所产生的结果更优越的时候，我们才应当对他们表示赞同和尊重；第三，我们完全由能连找这种方式来型构我们的制度，进而使我们的制度在所有可能的结果中切实实现那些我们认为比其他所有结果更为优越的结果；第四，当我们对所有因素做有意识的思考能够使一种与自生自发过程的结果不同的结果变得更为优越的时候，我们的理性就决不应当再去诉求那些自发的或机械的手段。进化理性主义则认为个人理性是十分有限的和不完全的，理性在人类事务中起着相当小的作用，各种实在的制度，如道德、语言、法律等并不是人类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而是以一种累积的方式进化而来的。进化理性主义者主张社会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有机地、缓慢地发展，他们认为独立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作用会比单个人或某一组织有意识地调节社会取得更加恢宏的成就。此外，进化理性主义承认，人的理性并不足以充分把握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细节，因而人类必须依赖“抽象”这一工具，以帮助大脑处理那些我们并不完全知道的事情。进化理性主义包含着以下几条原则：第一，采取完整或集中形式的知识总体是不存在的，知识总是以分散的、不完全的、有时甚至是彼此冲突的信念形式散布于个人之间的。第二，除了理性知识以外，人们的习惯及技术、偏好和态度、规则以及制度，都是对过去经验的调适，它们构成了与理性知识相对应的另一类重要知识。这类知识是累积性的经验产物，它们为理性认识活动的发生提供了特定的框架。第三，理性认识本身处在不断进化的过程中，社会科学理论并不是关于社会发展过程中某种规律的总结或发现，而只是关于客观世界某种自然秩序的主观重构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证伪的过程，不存在永恒的绝对真理。在哈耶克看来，现代社会中的唯社会论、计划制度和全权主义，都是从社会唯理主义或建构理性主义那里派生出来的。但这种建构理性主义却是一种幼稚的理性主义，而且这种观点在社会领域中导致了巨大的危害。因此，哈耶克更偏好于进化理性主义②，而且，正是基于这种进化理性主义，哈耶克建构了它的整个思想和理论体系。有关哈耶克对进化理性主义和建构理性主义的区分和论述，在社会科学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效应。但这种影响效应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因为有关进化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讨论更多地限于社会学、法理学以及国际关系等领域，但在经济学中却很少有专门的文献讨论进化理性主义和建构理性主义问题。③一直以来，在经济学中并不缺乏有关理性的讨论，但这种讨论更多地集中于经济行为个体的“理性”或者“有限理性”或者“非理性”进行，这种争论的结果是深化了对我们对理性的认识，而理性的内涵也逐渐丰富起来。④但本文认为，仅限于考察微观经济个体行为的理性问题，尽管必要，但还显不足；而从人类整体层面的经济行为角度以及制度形成角度考察理性问题，可能对人类的自由和发展更有实际价值（意义），但这需要对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展开专门性的研究工作。二、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在哈耶克看来，曼德维尔（1705）提出的标准化社会经济科学模型（sssm）是典型的一种建构理性主义（构建主义），这种观点起源于笛卡尔、培根和霍布斯等哲学家的思想，并对19世纪的李嘉图、边沁和约翰·穆勒等经济学家形成重要影响。⑤建构理性主义者坚信，一切有意义的社会制度都是而且都应该是基于人的理智进行有意识的演绎过程的结果。基于这种建构主义的sssm，建构理性主义经济学者最终推导出微观主体决策的理性预期模型和宏观经济政府的调控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经济学的整个基石。近年来兴起的实验经济学⑥的研究结果倾向于在非个人的市场交易机制中证实建构主义，但在个人交易（personalexchange）市场机制，尤其是两主体参与的扩展形式的博弈中，即当存在风险合作时，至少存在部分被试通过个体努力能够频繁获益的博弈中，建构主义能否得到证明还很模糊。实验经济学家史密斯（2003）认为，这种实验结论可以推动两方面研究的深入：（1）对博弈理论的建构性扩展，即主体的行为不仅要参考博弈的相互性问题，还须考虑到主体各自的价值判断和不同偏好。（2）对学习机制认识的深化，即sssm模型的可预测性可以通过持续的试错适应过程来达到。针对经济学中的建构主义思想和实验经济学实验结论之间的矛盾，存在一种比较合理的替代性解释：对于重复博弈的社会交易主体来讲，信任、互惠和公平（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的社会化扩展要优于个体理性的深化和机会主义行为的泛滥，而信任、互惠和公平的社会化往往会导致交易主体之间的竞争优化为合作或共谋。实验经济学有关市场机制的实验中，有效地证明了这一点。即如果实验参与者被置身于更逼近于现实市场的实验环境中，在所谓的双重叫价拍卖机制随机地分为买卖双方，并同时叫价（包括要约、递价以及进一步讨价还价）时，通过交易主体个体选择行为的交互性，市场交易主体之间的合作常常会发生。这种实验结果也与最大化团体福利的标准价格竞争模型相一致。但一般来讲，经济建构主义理性具有关键的几个预设假定。第一，经济建构理性主义假设被实验的每个市场交易者都具有关于交易支付、获益以及其他交易者的所有相关信息，而且，信息是完全对称的。第二，经济建构理性主义“要求”每个市场交易者对于讨价还价的过程及其带来的结果具有超强的经济计算能力，而不会由于各种生理或者心理因素的影响产生各种认知偏差，并进一步导致决策判断上的失误。第三，经济建构理性主义的实施尚须考虑到经济环境的变迁或者突变。比如对于那些突发性安排，即使原始的建构理性主义能够得以深化，相关机会成本和经济结构的挑战也需要考虑。哈耶克（1967）提醒我们说，即使人类关于社会经济系统的理论和思考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应用到了有意识的、刻意性的理智，我们仍有必要时刻提醒我们自己：人类的行为和活动过程中充斥和迷漫着下意识、本能和机械化的神经冲动，而它们却阻碍着人们充分有效地利用大脑的最稀缺资源——注意力和推理力。下意识、本能和机械化的神经冲动发生于大脑的生理运作也遵从经济化原理，没有一个人的大脑能够承受在自我意识的持续控制和谨慎计划下事无巨细地计算分析每天所有的问题，并予以强烈的关注。另外，脱离了语言工具的支持，就没有人能够完整正确地表述自己的观点、相法和决策，但语言本身是具有天然的局限性的。这就正如一个购物者到超市购物，如果他完全依据建构主义理性的话，他将不得不对成千上万的商品进行仔细的观察和评估，并将之与自己的偏好和预算进行详细的对照和计算，那么这种经济行为付出的机会成本将非常高昂，所花费的时间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此刻，此人的大脑也会因此严重地耗损甚至崩溃。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发现证明，在遇到不熟悉或者突发性事件时，人的大脑将首先求诸于有关决策背景，而这种背景将激发人体与之相关经历的大脑记忆，这些记忆会诱致大脑对不熟悉或突发性事件产生直觉式、启发性的认知以及构架式、经验性的判断。这个思维过程中，大脑已经自然脱离了个体有意识的、精确性的思维控制，而更多地求诸于下意识甚至无意识的经验和直觉。现代心理学和现代生理学的研究进一步证明，甚至人们对直觉和经验的获取也并不是通过刻意的、专门的记忆或者学习达到的。比如就语言而言，我们的对发音、单词、语法以及句法的掌握，并不需要特殊的、直接的培养和教育，只要我们能够充分暴露于家庭的交流和社会的交互过程中，连续地置身于语言对话的氛围中，大脑会“脱机式”地、自发地掌握语言的关键并予以运用，而不断的语言运用又会不断强化我们对语言的学习程度。三、经济学中的进化理性主义与建构理性主义截然相反，进化理性主义认为社会经济系统发生于文化和生物的不断进化，无论人们的行动原则、标准、传统还是道德规范的形成，都遵从自然的、内生的进化过程。进化理性主义者利用理智--理性的解构--重构方法来审视更多基于经验和常识而为的个体行为。他们分析认为，利用建构理性主义工具来指导决策、来理解人类文化的发生过程、来发掘那些产生于人们的交互性而不是某些人刻意设计的文化和生物遗产中的规则、标准和制度里镶嵌着的、可能的智慧，都具有极大的约束性，甚至幼稚性。对于各种社会规则、标准和制度，即使人们能够发现和理解它们，但人们总是倾向于不自然地、无意识地遵循。这就是进化理性主义哲学家所认为的真实的理性主义的社会经济秩序。18世纪的进化理性主义先驱西蒙和休谟首先对人类理智的有限性、人类理解力的有效边界以及笛卡尔式的建构主义理性夸张进行了重新审视和指正。休谟认为，理性仅仅是一种对自然发生着的制度的理智认识现象，而不是理智的结果，如道德规则。亚当·斯密（1776）在经济学中首先提倡了进化理性主义观点，他认为经济秩序仅可见于嵌套于现有的经济规则和经济习俗中的智慧形式中，而这些经济规则和经济习俗自然地发源于以前人们的社会经济交往和优化选择行为，也就是一种交易形式的优化劣汰过程。亚当·斯密的这种进化理性主义观点与人类中心主义者的观点相左，后者认为如果某种观察到的社会机制可以发生作用，那么这种机制一定是前人基于特定的目的予以有意识的理性设计而成。进化理性主义对经济学的渗透尤以演化经济学为标志。演化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立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哲学基础，运用生物学模拟方法，分析社会经济系统的演进与进化，以论证市场经济的可改良型。其中心论点是：社会经济中的规则制度非人为设计，它本质上是一个自发的动态进化与演进体系。而制度变迁或制度演进模式的差异主要是由惯例、文化传统、选择环境、历史初期条件等一系列自发性因素所决定。演进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包括纳尔逊、温特等人，但坚持进化理性主义的经济学家还包括就制度经济学派的开创人凡勃仑、经济自由主义领袖哈耶克、现代比较制度学派的代表青木昌彦等人。⑦近年来，实验经济学中关于持续双重拍卖（cda）市场机制的无数实验有效地证明了进化理性主义的合理性。在有关拍卖理论的经济实验里，实验参与者们最终的选择总是倾向于违背个体自我的起始意愿——自私心理和机会主义理念，而逐步适应性地走向合作利用那些能够提升团体福利的经济交易形式。而且，这一实验结果并不随着实验环境和交易机制的改变而变化，即无论是封闭的出价机制（sealedbid）、公开的报价机制（postedoffer），还是在其他类型的持续双重拍卖机制，都可以凸现实验参与者的进化理性主义。这一分析结果，已经超越经典博弈理论基于预期效用模型对博弈主体行为的有限解释，因为即使考虑了不完全信息条件，个体决策者的自发性思维计算也不得不协调地遵从相关的制度安排——社会化计算和交互性考虑，以获取更高的交易性收益。深入探究和认识潜在的真实的大脑的运行过程，对于强化我们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很有裨益，也有利于我们摆脱建构理性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固有的局限性。这方面，经济学家西蒙（1976）基于经济行为人自身信息的非完全性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较早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假定。他认为个体决策者只有有限理性，只能进行次优选择--追求较满意的目标。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希勒和姆里纳赛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家，则基于现代心理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的启示，分别对传统经济学“经济人”的无限理性、无限控制力和无限自私自利等三个假定进行了批判和修正。他们认为，人的情绪、性格和感觉等主观心理因素会对行为人的决策构成显著的影响效应，而经典经济学中的预期效用理论、贝叶斯学习和理性预期是无法对个体行为人的真实决策过程进行有效描述的。这点，正如卡尼曼和特维斯基（1986）所言：“由于大量的心理实验分析结论和理性公理中的一致性、次序性和传递性原则相违背，而且这种违背带有系统性、显著性和根本性，因此，客观上需要新的经济理论对行为人的决策做出更合理的解释和更稳固的支持。”⑧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济个体的有限理还会基于一定的心理感染和信息传染机制，导致经济群体的认知出现系统性偏差，并进一步引起“羊群行为”甚至集体无意识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将受到根本性挑战，甚至对进化理性主义也构成潜在性威胁。四、经济学两种主义之比较和意义总体来讲，遵循建构理性主义的经济学不对经济主体（包括家庭、厂商和政府）的理性进行限制，认为通过经济主体的理性计算，可以获得关于有效配置资源从而型构社会经济制度所需的全部信息，因而社会经济制度是设计的产物。而进化理性主义则明确指出理性的限度，认为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主体之间存在互动，即秩序形成过程是非确定性的，是经济主体的理性所不及的。社会经济秩序是各种经济主体参与的结果，而不是某些专门的经济主体，如政府设计的结果。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不注重经济个体的差异，并把复杂分解为简单。这一点正如迈因策尔（1999）所言，“人的行为如同遵从一定运动数学定律的机械系统中的元素一样，是规则的，可预见的。如果起始条件和环境都是已知的、可测量的，那么就可以确信，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个体行为就如同气体中的分子那样，其行为是确定论。”在这样的假定下，无差异的经济主体之间相互独立的、相互分离的经济行为，并不存在由于他们之间多维的、非线性的互动而影响和改变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米塞斯（2001）认为，新古典理论对于各类经济主体的经济选择行为的分析和讨论，都以既定的制度规则为前提，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在新古典理论中是作为一个场所、一种机制而出现的。在市场这种即定的设置下，各种经济主体进行交易，其交易行为的选择与市场的演化之间并不存在相互性，因此，经济学中的制度演进被分离，经济主体的行为也日以机械和呆板。经济学中的进化理性主义者则认为简单的、无差异的经济主体假定并不现实。实际交易中的经济主体有着不同的偏好、赋予不同的资源并有着不同的效用函数（经济最大化抑或其他效用最大化）。布坎南（1991）说，“经济，如果恰当地理解的话，即没有目的、功能，也没有意图。经济是被一个结构、一组规则和制度规定的，这些规则和制度约束着人们在一个类似于游戏的互动的相互连接链中的选择。”多元的经济主体实施差别化的、动态的经济行为，实际上已经参与到了经济系统从而经济秩序的选择中，而经济系统和经济秩序的选择和再选择，又会影响到并决定着经济主体的下一步经济行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发生和发展。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对经济主体与经济秩序之间的互动性作了进一步解释。符号互动理论强调社会经济生活的相对开放性、社会经济结构的不稳定性以及主观解释的重要性，将宏观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经济中的个体行为沟通起来，将社会经济结构看作是许多个人理解与行动的结果，将社会经济过程视为是主观意义赋予客体并做出反应的过程，他力图通过对互动过程的分析来理解人来行为，从而了解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影响个体，个体又如何作用于社会经济，以及这个相互决定的过程如何发生。坚持演化理性主义的符号互动论奠基人米德（1934）就认为社会不是“存在”的，而是随着互动中的人们的行动不断被创造和再创造出来的，是“发生”于互动中的个体之间的事件之流。总体来讲，在文化和生物进化过程中，秩序形成的关键在于存在一种产生多元化制度、规则的机制和一种对这些多元化制度、规则予以适应性选择的机制。但建构理性主义的优势在于它仅仅可以促进多样化制度、规则的产生，而对于理解和应用多样化的制度规则并且予以优化选择，却能力有限。而这一点，恰恰是进化理性主义的比较优势。遵从经济学中的两种不同的理性主义——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会导致我们对现实的经济实践产生不同的认识，这对中国这样的转型期社会尤其显得有意义。经济转型前的中国无疑是遵循建构理性主义的，政府对经济资源的计划主义配置、对社会财富的整体性持有以及对经济主体的普遍化控制都体现了建构主义理性（政府）对自我经济发展预测和社会制度设计能力的自信，而建构理性主义的政府也因此成为社会经济系统的中心决策主体。而基于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实践至少在某种程度可以证明建构理性主义的不足和缺陷。不过，这种建构理性主义危害所诱发的政府起初被迫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仍然是由政府首先驱动和规划安排的，也就是说政府还是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尊崇建构理性主义。但处于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中的中国经济转型期间，建构理性主义在经济社会思维中的中心地位却开始渐进地让位于进化理性主义。这是因为“转型期”的社会经济行为具有“过渡性”特征。人们的行为模式还普遍缺乏“稳定性”，协调各种行为交互作用的许多制度不是尚在建立就是完全缺失。同时传统价值体系早已瓦解，新的价值体系却因文化转型的过于迅速而难以确立（汪丁丁，2003）。这种转型期经济行为主体特有的价值多元化趋势和交互不稳定性特点恰恰符合进化理性主义的条件，也就是说多元化的经济主体行为的动态博弈本身就构成着社会和市场的逐步演化，而这种演化正在或者已经超越建构理性主义政府的预期视野和把握能力，政府的行为至少将被迫向市场看齐并因此得到规范（这一点，建构理性主义政府可能不愿意看到，甚至开始就没有想到）。比如仅从经济法的构建和完善来看，其实施已经不完全不依赖于政府的推动了，而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尊重和各种经济主体博弈行为的分析将成为这种经济法律制度是否有效推行和发挥作用的关键。因为，从经济法的法理本身来讲，要想切实达到某项经济法规建构和实施的目标——有效规范平等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能否对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的进化过程准确把握才是关键。对于这一点，建构理性主义立法者能力是有限的，而像进化理性主义者学习才是正途。社会经济系统的进化过程极其复杂，对现实中国未来市场和政府间的交互效应问题还有待我们深入研究，这是不争的事实。仅从这一点来讲，进化理性主义可能比建构主义理性更可取。参考文献：1.vonhayek.studiesinphilosophy,politicsandeconomics.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7,pp.82~95.2.samuelso,w.,andr.zeckhauser,status-quobiasindecision-making,journalofriskanduncertainty1,1988,7-59.3.vernonl.smith.constructivistandecologicalrationalityineconomics.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2003.pp.456-508.4.kahneman,d.,anda.tversky.ontherealityofcognitiveillusions:areplytogigerenzer’scritique,psychologicalreview,103,1996,pp.582-581.5.[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6.[美]赫伯特•••a•••西蒙，《西蒙选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7.[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版。8.[美]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9.[美]彼德·纽曼，默里·米尔盖特；[英]约翰·伊特韦尔编.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10.邓正来，《哈耶克理论评注》，《开放时代》2001年第7期。11.汪丁丁，《经济学视角下的行为与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10期。①邓正来（2001）认为，哈耶克在其理论建构过程中所达致的一系列重要命题，乃是在哈耶克关于“知与无知的知识观”的转换的逻辑脉络中和有关进化论的理性主义与建构论的唯理主义框架中展开的，而且也是在其间得以实现的。哈耶克在“分立的个人知识”经“知道如何”（knowhow）的默会知识再到“无知”概念的转换过程中，达致了从“知”意义上的主观知识观向“无知”意义上的“超验”知识观的转化——这可以典型地表述为从“观念依赖”到“观念决定”再转向“必然无知”或“理性不及”的发展过程；哈耶克在批判建构理性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他所主张的明确限定理性范围和理性存于文化进化过程之中的进化论理性主义。②哈耶克（1967）在有关“理性主义的种类”、“建构主义的谬误”等文中着重对建构主义进行了批判。哈耶克认为，“……，这种幼稚的理性主义的最佳称谓乃是唯理建构主义（rationalconstructivist）。自此以后，正是这种观点在社会领域中导致了无从估量的危害，而不论它在技术领域中取得了何等伟大的成就。”“人不仅是一种追求目的（purpose-seeking）的动物，而且是一种遵循规则（rule-following）的动物。”而在“自由自序原理”、“关于行为规则系统之进化问题的若干评注——个人行为规则与社会的行动秩序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自生自发秩序与第三范畴——认知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等文中，哈耶克则侧重阐述了它的进化理性主义观点。例如哈耶克认为，“……，从上述种种观念中，渐渐发展出一整套社会理论；这种社会理论表明，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条理井然的，然而这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这种理论表明，某种比单个人所思的结果要宏大得多的成就，可以从众人日常的且平凡的努力中生发出来。这个论点，从某些方面来讲，构成了对各种各样的设计理论的挑战，而且这一挑战来得要比后来提出的生物进化论更具威力。这种社会理论第一次明确指出，一种显见明确的秩序并非人的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因而也没有必要将其归之于一种更高级的、超自然的智能的设计；这种理论进一步指出，这种秩序的出现，实际上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即它乃是适应性进化的结果。”③笔者检索和查阅了近期国内外相关社会科学的主要网站、报刊和专业性期刊，结果发现在许多社会科学领域都充斥着关于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的讨论，而单单在经济学文献中却很少发现有关内容的专门讨论，国内经济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④理性概念的内涵是不断变化的。这里不讨论理性概念的由来，单单考察现代经济学理解中的理性概念。现代经济学中的理性含义包括：第一，主观的理性意识和客观的理性能力（西蒙，1955）。理性意识是指受人的目的所驱动的一切主观心理活动，它不仅指人们所具有的、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主观愿望，而且意味着人们应保持有目的的感觉、知觉和表象等感性认识活动及敏捷的认知视野。客观理性能力是指人们认识事物和规律的逻辑思维方面的能力，如理解、计算、判断能力等等。西蒙的“有限理性”行为主要指的是客观能力方面所受的限制。第二，行为理性（rationalityofaction）和知识理性（rationalityofknowledge）（阿罗，1966）。行为理性是指可以根据偏好对不同的选择方案进行排序，并且所排次序在任何时候都独立于机会集合。知识理性是指最大限度地利用可以获得的知识来形成判断（贝叶斯理性）。知识理性有两层含义，一是交易者最大限度地利用可获得的知识形成自己的信念；强调序贯决策中人们的信念更新能力，通常指“贝叶斯理性”；二是决策者努力获知关于其他个体特征的知识，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高阶知识（信念）方面的能力，又被称为“交互理性”（interactiverationality）。微观理性预期理论和博弈论加深了人们对这方面的理解。第三，个体理性（individualrationality）、集体理性（collectiverationality）以及交互理性（interactiverationality）。个体理性指决策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意识和能力等，集体理性则以追求由个体组成的特定群体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交互理性即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时与其他个体之间的互动，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取决于其他人的行为。第四，实质理性和过程理性。latsis（1972）讨论企业理论的两种竞争性研究思路，他称其中一个为“形势决定主义”，另一个为“经济行为主义”这两种思路的基本对立点是后者需要一种理性选择的心理学理论作为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而前者并非如此。西蒙（1973）认为，形势决定主义和经济行为主义尽管都假定行为在特定意义上是理性的，但是对于这两种思路而言，“理性”一词的含义大相径庭。为此，西蒙将理性界定为实质理性和过程理性之分。其中，当行为在给定条件和约束所施加的限制内适于达成给定目标时，行为是实质上理性的。根据这一定义，行为的理性只在一方面取决于行为者，或者说他的目标；给定这些目标，理就完全由行为发生时所处的环境特征决定，而与行为者的心理过程无关。行为的过程理性，是指它是适当的深思熟虑的结果，这种过程的理性取决于产生它的心理过程，即过程理性近似于心理学讨论中的、与行为人“认知过程”或者“智力过程”相关的行为理性，而传统的心理认知过程则主要集中于三类心理学分析：学习、问题求解和概念获取。学习分析关心的是从一种疑难形势中抽取和存储信息的方式，以便于此后对类似问题的求解。问题解决分析（狭义上）将注意力特别集中在反复试验过程和知觉在达成问题解中所扮演的互补角色。概念获取研究关系的是从一系列形势中抽取规律并进行一般化处理，从而用于预测后续形势的方法。⑤根据哈耶克的理解，这种建构理性主义思潮在19世纪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在于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而历史的考察功利主义不难发现，功利主义对经济学的渗透集中体现在了经济效用主义者李嘉图和约翰•穆勒以及边沁主义者边沁的经济思想和研究方法上，而这些古典经济大师却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整个经济学理论的变迁。⑥传统经济学的一般认识是，“经济学家……无法进行类似于化学家或生物学家所进行的那种受控条件下的实验，因为经济学分析很难控制其他重要因素。与天文学家或气象学家一样，经济学家通常必须满足于观察”（samuelson&zeckhauser，1988）。但按照新颖的实验经济学观点，经济学研究也并不一定只能运用抽象和浓缩的理论模型或数量统计方法来进行演绎，现代的经济研究正越来越需要、而且越来越依赖于从可控实验中获取数据，而不是基于传统的现场观察来获取数据。这里的实验经济学是指运用实验方法和技术来研究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它通过在可控制实验环境下对经济现象或经济行为的分析和考察，以此来检验和完善传统的经济理论，并为政策决策提供相应的指导依据。实验经济学大师弗农·史密斯也为此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位获得者是行为经济学加丹尼尔·卡尼曼）。⑦出于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定义和认识不同，并不是所有的制度经济学家都认同或遵从进化理性主义。而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学、激进政治经济学以及转轨经济学相关代表人物对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的理解和认知也不尽相同，还有待我们深入地考察。⑧基于西方心理学对现代经济学渗透力度的强化，出现相关心理学和经济学的交叉性学科是不足为奇的，这些交叉性学科对于我们分析和理解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具有很大的影响（哈耶克也曾提及这个问题并有所阐述）。但颇具争议的是有关这门交叉性学科的名称却是多样的，一说为心理经济学，一说为行为经济学，一说为行为金融学。心理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存在三者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存在着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来源于西方心理学对经济学的流派性影响效应。基于本文的研究认为，起源于欧洲的心理经济学更多地受到了传统欧洲式的构造主义心理学流派的影响，而在美国复兴的行为经济学，则更多地受到了根植于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流派的影响；相反行为金融理论则更多地受到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影响。考虑到这种差别，基于研究的便利，史密斯（2003）认为可以用经济心理学（economicpsychology）来泛指心理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甚至行为博弈理论（behavioralgametheory），而不论心理学对它们的一般性影响还是流派性影响。

有机化学的意义范文篇2

论文摘要:文章以20世纪的西方批判理论为主要考察对象进行具体的分析，分析了生活世界理论派、人本主义批判理论派和后现代主义派各自的文化批判理论在发现文化危机，认真反思各派在面临现代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是如何发现危机的潜在，并怎样提出问题和找到解决方案中的。

文化批判是在特定时代的主导性文化进人一种非常规期和变革期时，知识精英们以自觉的理性反思来揭示和把握主导性文化危机的失范，而这种理性反思就被称为文化批判，文化批判代表着特定时期人类精神的一种觉醒，是对当时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审视和反省，不同时代的文化批判所信奉的价值取向和所坚持的基本观点是不同的，或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有时甚至会出现观点完全相悖的不同的文化批判精神，但它们都各自代表着人类文化在重大的转折期不同学派所做出的不同的价值选择。

虽然在具体的价值取向上存有差异性，但是文化批判理论的内在框架是基本一致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特定的价值视角对现实的文化危机的原因、本质、问题和后果做出一定的判断，另一方面是针对这些问题做出一些大胆的可行性的建议，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根据各自的基本的价值取向不同，20世纪西方的文化批判理论可分为三个派别，一是生活世界理论派，以胡塞尔、维特根斯坦为代表，他们主要是从前现代的视角出发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主义进行批判;二是人本主义批判理论派，以存在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他们是从捍卫现代性和人的主体性的角度批判技术理性主义文化模式的异化;三是后现代主义派，他们主要是从否定现代性的后现代视角对技术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进行根本性的、激进的否定和批判。要对这三个派别的文化批判理论进行深人的透析，主要是从发现问题和寻找解决出路这两个方面来展开。

一、生活世界理论派的文化批判

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殊途同归，两个人从不同的路径出发批判现性主义，向日常生活世界回归，开辟了一条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的前现代视角。他们都意识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膨胀，导致了抽象的科学世界和实证主义思潮对人的统治，从而导致了现实的生活世界被遗忘。另外，前科学的、前逻辑的生活世界是一个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自然的日常生活语言是重要的语言形式，它是显示生活形式的代表。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提出欧洲的科学正陷人深刻的危机之中，他所谓的科学危机是指由于科学的社会作用而引起的文化危机，而不是指物理或数学等具体科学本身的危机，从根本上讲，这是一场哲学危机，是一场人自身的危机。他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实证主义的流行，人们逐渐沉醉于实证科学的表面繁荣，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都处于实证科学的统治之下，结果是被人们理想化和神化的科学世界不再关注人生问题，把人的问题排斥在科学世界之外，导致了片面的理性和客观性对人的统治，偏离了理隆主义传统。胡塞尔说:“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人面对命运枚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做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可以看出，科学危机的实质是科学同人的存在分离开来，使科学失去了本身的意义，而人们由于迷信于实证科学也失去了其意义和价值世界。

胡塞尔认为导致这样一场深刻的科学和人的存在的危机的根源便在于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分裂，科学世界在自己的建构过程中，偷偷地取代并遗忘了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却是之于科学世界具有优先性的，在生活世界中，人能够参与到世界之中，能在其中获得目的、价值、和意义，能和世界保持统一性。而科学世界只是从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它把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抽取出来并加以形式化和片面化，结果把人从统一的世界图景中排除出去，形成了一个没有人生存于其中的、没有目的、意义和价值的科学世界。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是自然科学的被遗忘了的意义基础。因此，要摆脱这场危机，科学就不能把人的问题排除在外，而必须要自觉地回归到生活世界中，以重建一个人与世界相互统一的、有价值和目的的世界。

维特根斯坦为给陷人危机的人类“寻找家园”，则从另一途径批判现性主义，向日常语言和生活形式回归，“他对生活形式的回归实际上就是在寻找被实证主义所遗忘的人的世界和生活的世界。前期持逻辑原子主义的维特根斯坦坚持“拒斥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传统，把哲学归结为一种分析活动，一种“语言的批判”，认为人类的认识取决于语言，人对超出语言范围的东西，是无法获取认识的，“人对不能言说的东西，应该保持沉默”，但人们有用于认识的语言，只不过这种语言是科学语言也就是一种人工语言，哲学的任务在于分析人工语言。

但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自己承认，早期的逻辑原子主义体系中存在“严重的错误”即试图用人工语言取代日常语言。他后期开始放弃对科学语言或人工语言的追求，相反提倡回到多样的日常语言中，以日常语言的分析代替人工语言的逻辑分析。他为了解决语言和实在的意义的来源问题，提出了“生活形式”这一重要概念，他认为语言的真正意义就呈现于丰富多彩的生活形式中，使用一种语言就是采用一种生活形式，也就是说语言的意义归根到底就来源于生活形式。他所谓的“生活形式”是指人的现实生活。可见，维特根斯坦通过回归生活形式，把语言从抽象的逻辑王国中拉回到日常的生活世界中，只有通过这一方式才能摆脱严重的危机。他在《数学基础评论》中明确指出:“时代的疾病要用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来治愈，哲学问题的疾病则要以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来治愈，而不是用某个人发现的药物来治愈”。

可以看出，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都通过回归现实生活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以期克服危机，二者的价值取向基本一致，构成了完整的生活世界论为中心的文化批判理论。

二、人本主义文化批判理论

在20世纪的文化批判理论中，还有一个影响巨大的派别就是以存在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派，这个派别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影响，他们深刻地剖析了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中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而导致的理性主义的文化危机，特别是深刻地批判了人受制于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等异化的文化力量统治的生存状态。另外，他们还认为，要改变理性主义文化模式下人的异化状态，就要真正唤醒人内在的批判的意识和超越性，从而通过价值和理性的结合，重建合理的理性观，其宗旨就是要真正确立人的主体性和自由自觉的生活方式.。

作为代表人物之一的海德格尔虽然也曾对生活世界进行过深入的剖析，但是，他并非像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白那样把日常生活世界当作自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源泉，以拯救处于危机之中的现代科学、哲学和人，而是要通过对人的在世，通过对人的日常共在进行剖析，揭示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的深刻和全面的异化。在海德格尔的视野中，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全新异化的领域，是一种非本真的存在状态，主要表现为，首先，日常主体把本己的此在完全消解在他人的存在方式中，此在与他在共在，以他人的眼光看待自己，被置于与他人相同的地位，甚至可以被任何他人所替换，失去了自己的本真存在，造成了常人状态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支配所引起的人的平均化的结果。“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甚至常人怎样从大众中抽身，我们也就怎样抽身;常人催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这个常人不是任何确定的人，而一切人(却不是作为总和)都是这个常人，就是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其次，日常共在的主体在逃避自由的同时，也在推卸责任。再次，日常共在的主体间的交往同样具有异化的性质。总而言之，海德格尔从文化批判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人在其中失去主体性，全面异化的日常共在的世界。

另一位代表人物也是存在主义大师揭示了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的文化危机萨特也同样深刻地他的存在哲学的出发点是上帝不存在。萨特认为，人被抛人一个没有神的世界中，没有上帝预先规定人的本质，人不同于其他的物，人是存在先于本质的，人是通过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而取得自己的本质的，从而也就造就了自己的世界。从这一点看，人是绝对自由的，自由本身是不可以选择和逃避的，人是被判定了的自由，但人在无法逃避自由的同时也无法逃避责任。正是由于人在自由选择时要对自己，对他人和对世界负责，从而带来了个人的烦恼、孤寂和绝望等情绪，这些生存状态也是不可避免的。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用了大量篇幅揭露现存社会中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但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人的这一不可更改的宿命上，他倡议人们要与困境作自由抗争，要在绝望中寻求希望，他弘扬一种与绝望的危机境遇抗争的人的主体性。他曾明确指出，人虽处于绝望中，但又时刻怀有希望，希望的生成才是人的存在的现实展开。

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出发，吸收了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的诸多思想，对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危机做出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以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文化批判。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20世纪发挥了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发达工业文明条件下，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对自然的征服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导致人从异己的力量中解放出来和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相反，人陷人了更大更深的异化之中，几乎人的一切创造物都在特定的条件下成为了统治人的异己力量，从而形成了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和文化模式。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文化层面批判了现代社会各种有影响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如官僚体制、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理性、文化，日常生活等，而其中科学技术失控发展所导致的技术合理性对人的统治以及人的片面性(单向度的人);同技术统治联姻又不断强化的官僚政治(独裁国家);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操纵意识);以批量生产和标准化为特征的非创造性的”大众文化”;现代人的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的深层异化等都成为最主要的批判主题。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文化批判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以及人的幸福和人类的解放为自己依据的最高尺度，这完全反映出来人本主义文化批判的本质所在。

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

后现代主义派别掀起了当代最激进的文化批判思潮，他们也以构成现代工业文明主导精神的理性主义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但他们认为，在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所面临的各种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并不是工业文化精神遭受破坏的产物，而是以人之主体性和技术理性至上的现代文化精神的产物。因此，后现代主义者们企图从根本上不但要颠筱工业文.化的本质精神，消解一切绝对的、给定的、中心的东西，而且也消解人之主体性，达到自我消解的境界。

后现代主义者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他的解构哲学基点是要消解一切固定的结构，拆解一切既定的东西，这是一种与解构主义对立的一种新的哲学。他认为，传统文化精神的本质特征便在于固守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期待寻找一种确定的意义这样一种逻辑中心主义。从这样的思维方式出发，传统文化精神假定世界有一个中心，存在一种深层的终极价值和确定的真理去认识和探寻。德里达认为解构哲学的任务就在于从根本上否定逻辑中心主义，打破那种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消解中心，放弃对终极真理和价值的追求，拒斥“在场的形而上学”，并且在解构他者的同时，要达到一种自我解构。

另一位代表人物利奥塔，从分析知识分子和知识状态的角度揭示现代文化的危机和后现代文化生成的基秒。他提出，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正在经历着一场价值的危机，他们的地位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表现为从萨特式的对运动的“介人型”，转变为能够高谈自由解放的“中间型”，是处于介人和非介入之间的，接着转人了从现实退回书斋的“非介人型”。利奥塔认为，知识分子地位和存在价值的危机直接反映了知识状况的改变和危机。他指出，知识状况的最大改变就是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之间的冲突。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科学知识只是一种可以操作的电脑语言。而科技大规模地将知识变成了电脑语言，变为可以操作运用的资料，而不能电脑化的人文知识却可能被淘汰、被遗忘。这种商品化和电脑化的知识状况导致了传统人文科学所坚持的传统价值失去了效用，随着人文知识的地位的动摇，科学知识只能走向一种平面化。

有机化学的意义范文

但我们总是把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一种是“意识形态”(Ideologie)，一种是“意识形式”(Bewuβtseinsformen)，二者在来源、内涵、性质等方面存有本质区别，一味在二者之间进行“心脏搭桥手术”，不仅难免郢书燕说以讹传讹，而且会过度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极易造成乱贴“阶级”标签的粗暴学风。西方学者把意识形态作为考察社会的一个视角，在他们眼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与其说是两种制度的对峙，不如说是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也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与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范畴。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形成与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大陆)的出现及其政治意识的觉醒，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都是培育“意识形态”研究的适宜气候与土壤。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识形态”一词的滥用，不过同时又强化了它的语义威力。

“意识形态”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复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撒姆纳曾经归纳、总结了10种意识形态定义，伊格尔顿归纳、总结了6种意识形态定义，其中都充满了对立、矛盾和歧异。“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等简单概念不同，它是一个动态复合概念，表达的是一个动态复合过程，既包括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深层互动关系，又包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包括主体的认知，又包括价值的评判；既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也是一个信仰的过程；既具有理论的性质，又具有实践的品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用其他内涵清晰、外延明确的概念取而代之，因为意识形态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标记性术语”，而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实体性术语”。这个事实本身表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缺少了它，对学术研究来说，或者课题的性质有变，或者课题的范围受限。在这种情况下，对“意识形态”的概念构成、诸种定义、历史背景、哲学框架进行考察，对“意识形态”各种意义、各种用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省思，对“意识形态”进行“知识考古”，无疑有益于澄清围绕“意识形态”问题引发的各种混乱。意识形态是由“意识形态家”创造出来的，而“意识形态家”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不仅拥有“知识”，而且能在“知识”的基础上创造、传播、发展、阐释某个特定的价值体系——他掌握的是一个知识系统，但这个知识系统包含着人类的欲望、幻想、想象、情感、认知、理解、评价等诸种心理因素。他们或者维持现状，或者批判现实；或者着重建设“古典世界的影象”，或者倾尽全力建构新世界的蓝图。意识形态的分类有许多种，有人分为描述意义、贬义、褒义上的意识形态，有人分为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有人分为具体意识形态和整体意识形态，有人分为认识论意义、社会学意义、心理学意义、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无论哪种分类方法，它们都只能把握问题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向度。

概念的界定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而定义事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体性定义，它着重认定事物静态的本质；一种是功能性定义，它着重描述事物动态的功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实体”：18世纪末以前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宗教信仰(巫术、宗教、神话、传说)为载体，19世纪初之后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学术思想(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为载体。即是说，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某种并不特定的事物(“体”)呈现出来的功能(“用”)，能够发挥意识形态这种“用”的“体”在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在古代是巫术、宗教、神话、传说，在现代则是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任何思想、观念、意识、理论、学说、见解……都既可以是纯粹的学理，也可以是地道的意识形态，只要它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概而言之，它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第二，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第三，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意识形态，也只有意识形态才能发挥这样的功能：认识世界的面目，阐明现状的意义，指引前进的方向，提供解决危机的方案，强化民众的团结，进行必要的社会动员。它既能综合性地满足人类认知、情感、想象、理解等方面的精神需要，又能高效率地控制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态度与行动，并为人类生活提供适当和适度的行为模式。意识形态具有“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的社会功能；同样，举凡一切观念、信念、教条、理论、哲学、世界观、价值、意见、神话、乌托邦，只要具有了这样的功能，均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

2、历史的探源意识形态理论得以产生的基本动机是去除意识上的蒙蔽——“去蔽”，并确立科学的观念意识。虽然如此，但只是到了近代，人类才真真切切感到了意识形态的存在。从历史发展看，“意识形态”概念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特拉西阶段、马克思阶段、曼海姆阶段、列宁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阶段。特拉西的重要性在于他创造了“意识形态”一词并将其置于认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认识论的基础上置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曼海姆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置于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列宁的重要性在于他清除了意识形态的贬义色彩(意识形态成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的盛大典礼，成了每个阶级用以武装自己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从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是特拉西在18世纪末的首创，他用“意识形态”一词命名一个新学科——观念学。马克思采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分析19世纪德国哲学，使“意识形态”概念史发生了革命性转折，因为马克思内在地否定了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揭示真理方面的“无能为力”或“倒行逆施”。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或“错误观念”，它源于社会角色的阶级立场：不同的人由于在经济生产中所处的位置和利益关切点不同，故而形成不同的“观念”——既包括真实观念又包括虚假观念，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现实关系的结果，是“利令智昏”的真实写照。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的，还有两位欧洲早期的社会学家——默斯卡和帕莱托，他们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途径与马克思并不相同，却得出了和马克思极其相近的结论，并因此被人称为马克思的复仇女神。

曼海姆在两种意识形式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没落阶级的思想偏见——“意识形态”；一种是新兴阶级的思想观念——“乌托邦”；同时他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具体意识形态，一种是整体意识形态。具体意识形态是个别人的观念和表象，目的在于掩饰个人的私利；整体意识形态是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目的在于塑造特定的世界观，确定理论思维的总体构架和主体的认知态度。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整体意识形态，因为只有它才能揭示出一个时代或一定团体的思维结构、一个社会的主体的认识态度是怎样形成的。曼海姆之后，盖格尔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以“理论”的形式掩饰着的原始情感、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这样，意识形态的精神分析便渐渐浮出水面，而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对意识形态理论的透视，使我们发现了另一片生机勃勃的新天地。

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成为曼海姆之后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在弗洛伊德那里，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不表现在它是某个特定阶级出于利益的考虑而对现实所作的扭曲，而是来自个体与团体无意识间的“自欺”，是人类为了抚慰心灵的伤痛而制造的“狗皮膏药”。威廉·莱希在《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心理》中精彩分析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结构与功能等问题，对精神压抑、意识形态、社会现实三者相互关系进行了透彻分析。弗洛姆认为意识形态是“纯粹的幻想”，“意识形态批判”的使命就在于揭露掩藏在各种幻想下面的真实状态。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颇具特色。资本主义的长盛不衰，迫使卢卡契、科尔施、葛兰西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实，以便解开当代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崩而不溃”、“灭而不亡”的秘密。他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几经波折大难不死，原因很简单：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还没有觉醒，因此他们无法肩负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只有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才能使无产阶级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才能在革命斗争中获得胜利。但随着20至30年代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的巩固，卢卡契和科尔施直接激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努力宣告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再次明白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朴素道理，只好退而求其次地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批判。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阿尔都塞、伊格尔顿和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人们需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能为人类体验世界确立某种模式，没有这种模式人类就失去了认识世界和体验世界的可能性。阿尔都塞还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这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密切相关。伊格尔顿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以“意识形态”一词对西方种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刻剖析。最具有典范意义的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认为只有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剔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神秘因素，才能复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马尔库塞认为，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发达不仅没有使意识形态走向终结，反而使它以一种新颖独特的方式得以强化，并以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一言一行。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恨之入骨，但在如何消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也是苦无良策。在这方面，哈贝马斯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判”著称于世，因此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之处在于，他志在社会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歧异之处在于，他虽然注重理论的实践性，但无力因而也无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试图建立一种超越性观念，以消除他所谓的“被制度扭曲了的交际”。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转贴于

3、思潮的透视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在形式上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但在内容和功能上又不乏交叉重合之处：经历了启蒙主义的精神洗礼之后，任何意识形态都可能以一定的学术思想为根基，任何学术思想都不能排除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可能性。由学理到思想，由思想到价值，由价值到信仰，由信仰到行动……便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功用的步骤和过程。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这与中国近现代特殊的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近代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时代孕育危机哲学，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都以“危机哲学”为核心和基石。中国危机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现实危机，亡种、亡国、亡教是中国人面临的灭顶之虞；二是文化危机，情境上难以界定，精神上流离失所，乃其典型表现。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代，解决危机是全体中国人的当务之急。这就不难理解，情境的界定以及方案的制订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是多么急迫；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现代中国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在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都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只有为解决中国危机“献计献策”，才有生存的可能性；一切无关乎解决中国危机的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将被弃之如敝屣。

一方面，传统的经学、史学、理学逐渐式微，这不仅因为它们无法应付西学的挑战，而且因为它们对处于危机中的中国局势束手无策，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完全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我们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学术思想无一能够逃脱被意识形态化的命运——我们并没有接收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博大精深的学理，没有顾及孕育、产生它们的具体文化环境，只是一味在“经世致用”的驱策下对其予以“生吞活剥”。我们特别注重每一种学术思想的社会含义及其解决具体问题的可能性，对其学理漠不关心。这种华而不实、逐流而不探源的学风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学术传统，今天我们在面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时，依然还在接受这种“传统”的“赐福”。

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在中国所能发挥的功能还是相当有限的。科学主义或许可以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发挥一定功能，但在“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却是无能为力的。它具有的只是一定的阐释职能，却无力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它可以解释自然现实，甚至可以隐喻性地分析社会政治问题(讨论民族救亡大业)，解释人的生理现实和精神现象，但究竟如何进行民族救亡，它既无切实可行的方案，也无实现这方案的纲领步骤，“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更是无从谈起。作为科学主义之一种，进化论之所以成为一种持续发生影响的思想主流，就是因为它同时具有几项功能：第一，解释当时中国的险恶情形及其成因。第二，提出应付三千年未见之变局的策略和方法。第三，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提供理论根据。但它最终为马克思主义所取代，其原因显然不外乎：第一，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危机的成因。第二，它提出的改变中国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策略失之于粗疏无当。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弥补它的缺陷，它能告诉我们如何组成政党，如何进行阶级斗争，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如何打倒帝国主义，一招一式十分清晰。第三，作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的理论依据，它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它的中心议题是以变应变，变到最后的结局将是如何?我们不知其详。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理论依据是十分完备的，它对人类社会的分期，对共产主义的构想，都使人信服，而且又有俄国革命成功的先例，于是替代进化论已经成为时代之必然。第四，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及中国人寻找自身的意义，而进化论却做不到。在进化论那里，人只是受难者和牺牲者；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是革命者，人的价值与光辉全都体现在解放全人类然后解放自己的革命实践之中，因而能够引发强烈的革命激情。第五，进化论一方面强调物竞天择是进化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又强调人力可恃，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这使中国人困惑；进化论中不可避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使得一向钟情于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感到矛盾：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又不可爱。他们一方面在接受西方的学说，另一方面又时刻受到西方的威胁。中国接受进化论的历史就一直是这样矛盾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克服了这样的矛盾，在许多外力条件的作用下，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也在情理之中。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绝非偶然。它多方面地满足了中国的现实需要，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土壤之中。只要它还能多方面地满足中国的现实需要，还能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之中，它就会永远保持自己的生命力。

4、理论的批判不仅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而且一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意识形态史——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所谓“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就是指某些人在特定的社会形势之下，在某种特定利益的驱使之下，让文学发挥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我们文学理论所强调的文学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其实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功用，因为强调文学的“认识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的作用，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指引方向”、“社会认同”、“社会动员”、“情感沟通”的作用。我们有这样的批评传统，孔子所谓的“兴观群怨”，就把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极其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出来。从理论上讲，文学能不能发挥意识形态的功用取决于许多因素。要而言之，这首先取决于文学自身是否具有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潜质，其次取决于社会需要的内容与性质，一个危机重重、动荡不安的社会不需要“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抒怀，一个平安富足、安乐祥和的社会也不需要“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式的悲壮。现在看来，无论就文学的性质而论，还是就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现实而言，文学的意识形态化都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一个沉痛的事实，也是一个无奈的感慨。

化约和确立假想敌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作用的一个重要步骤。化约就是简化，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具有极强的简化、诠释功能。中国近代启蒙主义者失望于现实的政治专制，因而迁怒于政治专制的文化心理基础，把这个文化心理基础化约为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化约为传统儒家文化，把儒家文化化约为宋明理学，把宋明理学化约为几个腐儒乡愿式的标语口号(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简化的典型表现。孔子的地位在现代史上的变化可以表明假想敌的确立对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性。维新初期孔子名声还很不错，后来谭嗣同认为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是“秦政”，为之服务是“荀学”，可它们“罔不托之于孔”，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荀学”，把“荀学”当成封建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的根源。真正使孔子“斯文扫地”的是康有为。维新失败之后，变法维新的意识形态——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的合法性已经渐渐消失；袁世凯复辟打出了孔子的旗号，想以此为专制复辟寻求合法性，康有为甚至要“定孔教为国教”，这不仅使孔子之学进一步走入困境，而且迅速激发起知识分子批判儒学的政治与道德热情。“打倒孔家店!”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和象征。

革命既是一个消解意识形态的过程，也是一个制造意识形态的过程。革命的对象之所以成了革命的对象，首先是因为它居于统治地位，是主流思想或主流意识形态。清末文学界的三大革命表明，随着中国形势的日益恶化，以“学”为核心的实用主义标准深入学者之心。一切古典的情趣，一切个人的爱好，一切心性的陶冶，因为无关乎时代变革之大局，渐渐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而日益受到攻击，人们视之为“声色之累”，害怕的是“玩物丧志”。从形式上看，文学革命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语言革命”和“文体革命”。在“语言革命”方面，启蒙主义者把文言文看成是封建统治阶级推行愚民政策的工具，把白话文看作启迪天下民智的工具；把文言文看成旧文化的写照，把白话文看成新文化的代表。正是在这个符号化的过程中，学术问题被意识形态化了。在“文体革命”方面，小说、杂文社会地位的上升与八股文社会地位的下降相映成趣。八股文本来只是一种特别的文体，虽然免不了内容空泛、形式死板的缺点，但作为一种文体，自然也有其存在的权利。虽然对八股文的蔑视和批判与八股文的生死相始终，但只是到了“五四”时期，它才被赋予了强烈的“文化意味”——八股文不再是一种文体，也不再是统治阶级取士的一种方式，而是一种文化传统、一种文风，一种奴性的、说体面话的、无定见的生活方式。那是一个让人气恼而又不知该向谁撒气的时代，是一个深受黑暗社会之苦而又不敢直言专制之害的时代，愤怒的知识分子们不知该迁怒于谁，便向着中国传统文化开了火，把中国传统文化当成了一切罪恶和黑暗的渊薮，进而又把文言文、八股文当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和全盘人，并向其发难。“五四”新文学观念的高度意识形态化不仅集中表现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中，而且更集中地表现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