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论文篇1

【论文关键词】国家安全法法律责任立法论文论文摘要：由于立法经验不足，我国《国家安全法》立法滞后。审视我国《国家安全法》不难发现，《国家安全法》的立法目的、国家安全机关的法律地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及其法律责任等方面均存在疏漏和缺陷，亟需修订完善。1993年2月22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由于立法经验不足，引发了不少法律质量问题，带来了不应有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对《国家安全法》立法规定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为我国国家安全法的修订完善提供参考意见。一、“立法目的”应进一步明确《国家安全法》第1条规定其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第一，这一规定虽然明确了我国国家安全法的立法宗旨和立法根据，但是，并未对“国家安全”这一法律专门用语作出明确的立法解释。这就使得人们对“国家安全”这一目的性概念产生了种种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并导致国家安全执法工作的困惑。“国家安全”作为一个法学基本范畴或一个法律专门术语出现时，对它的理解和解释就不应当是随意或不确定的，否则，就会损害国家法制的严肃性和统一性，也妨碍国家安全法在社会生活中的正确实施。对“国家安全”不作明确的立法界定，就会模糊国家安全工作的范围和权限，为从事这类特殊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不适当滥用或误用职权而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供可能。为了防止出现这种不合法的职权扩张和权力滥用，绝大多数国家通过的专门立法都采用了对“国家安全”这一概念作出专门立法解释的方法。如1992年3月《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法》第1条规定：“国家安全是维护个人、社会和国家重大利益不受内部和外部威胁的状况。”第二，该条将“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作为该法立法的目的是不妥的。从法理上讲，国家安全是一国的宪政制度、法律秩序的正常状态及其所标示的国家主权、国家利益等不受任何侵犯。国家安全的内涵本身就包含一国的社会制度、主权等。这样规定不仅在词义上重复，而且立法上也不经济；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不仅是国家安全立法的目的，而且是宪法、刑法、国防法等立法的目的。因此，建议将该条修改为：第一款“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款“国家安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政制度、法律秩序的正常状态及其所标示的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不受任何势力的侵犯和破坏”。二、国家安全主管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国家安全法》第2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是本法规定的国家安全工作的主管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按照国家规定的职权划分，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维护国家安全。”该规定的缺陷十分明显：既然规定国家安全机关是国家安全工作的主管机关，就不存在与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划分职权；“各司其职”就不存在谁主管谁的问题；维护国家安全不仅是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的职责，军事机关、外交机关等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显然只将公安机关写进该条款而遗漏了军事机关和外交机关等是不妥的。该条第二款规定：“按照国家规定的职权划分”，至今我国没有这方面的明确具体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条也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由国家安全机关办理，并没有规定与公安机关分权。实践中，该条规定的缺陷，导致了国家安全机关与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管辖不明、互相推诿、争抢案件等现象。为避免行使职权的混乱和执法的不协调，笔者建议：第一，删除该条第二款的规定，采用“混合式”加“列举式”的立法方式，明确规定国家安全机关的管辖范围；第二，规定成立国家安全的最高协调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并明确规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组成及组建程序、基本任务、议事程序及职能机构等。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界定《国家安全法》第4条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是指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该条规定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一是总体上，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内涵与外延都不一致。刑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外延比国家安全法规定的要广，不仅指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和其他敌对势力所实施的，还包括外部军事入侵、国内敌对分子和敌对势力制造的动乱、暴乱、民族分裂等。国家安全法的规定则不同，它不仅含有危害国家安全的特质(如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人的任务等)，还包含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如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非法生产、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等)、妨害司法(如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等)、渎职等特质。二是依据国家安全法的规定，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主体均需有“境外背景”，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组织；而刑法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主体必须有境外背景，也没有明确规定组织可以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主体。三是该条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之一是“阴谋颠覆政府”，其不足很明显。“阴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心理动机，而不是行为；“阴谋”一词在我国国家安全工作中也缺乏可操作性，并容易使人产生惩罚思想犯的印象。“政府”一词可以有多种含义，容易产生歧义，既可以指整个国家政权，也可以指行政机关，有时也指司法机关。我国刑法已将“阴谋颠覆政府罪”改为“颠覆国家政权罪”。为了与刑法相一致，笔者建议将《国家安全法》第4条第2款第l项的“阴谋颠覆政府”改为“颠覆国家政权”。四是《国家安全法》第4条第2款第2项的“及其”应当改为“或者其”。该条规定“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人的任务的”属于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国家安全工作实践表明，不仅间谍组织直接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而且往往间谍组织的人也从事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其危害性不亚于间谍组织，并且更具有隐蔽性。因此，应规定接受间谍组织的任务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接受间谍组织人的任务也属于一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需要同时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人”的任务才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五是《国家安全法》第4条第2款第3项规定，“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这一规定把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情报的行为排除在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之外，且与我国刑法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的规定相矛盾。因此，笔者建议把《国家安全法》第4条第2款第3项修改为：“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的”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四、国家安全机关的职权划分通观《国家安全法》第6条至第l2条有关国家安全机关职权的规定，不难发现，国家安全法与其他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着重复、冲突、含糊或缺漏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安全法》第6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在国家安全工作中依法行使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职权。”该条赋予这“四项权力”，是为了明确国家安全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使国家安全机关的职权在国家安全法中的规定保持完整，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已对国家安全机关的地位作了明确规定。《国家安全法》在该条中再作这样的规定既不能体现国家安全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又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重复。既然《国家安全法》的重复规定是为了使国家安全机关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职权保持完整，那么国家安全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也不仅这“四项”。除了《刑事诉讼法》之外，其他法律中有关国家安全机关的职权如使用武器、警械等权力，《国家安全法》为何不作明确具体规定呢?二是有关“相应证件”的规定含糊。我国国家安全法在第7—9条都规定，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时，“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行使查验权、调查权、进入有关场所权和优先权。“相应证件”是指什么证件?“相应证件”不仅指国家安全工作人员的工作证、警官证、身份证，也包括根据不同场合侦查人员出示的不同证件如军官证、记者证、侦查证以及特别通行证等。作为肯定、明确和具体的国家安全法律规范，《国家安全法》必须对涉及权力合法行使的“相应证件”作出明确和具体的规定。三是有关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不明确。国家安全法第10条虽然对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条件和程序作了规定，但缺陷十分明显。首先，该条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界定不科学、不全面；其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纯属虚设，我国的法律、行政法规等法律性文件中从来没有有关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第三，“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是经过国家安全机关批准，或者经过司法机关批准，还是经过被侦查对象的单位领导批准?如果所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都由国家安全机关批准，则可能因缺乏监督而导致滥用；如果所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需经司法机关单位领导批准，无疑不利于开展国家安全工作，泄露国家安全工作秘密。各种技术侦查手段在什么情况下、什么范围内、经过什么样的程序批准才能应用必须有严格和明确的规定，才能使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有所遵循，以防止这一措施的滥用。四是应当赋予国家安全机关留置审查权。国家安全关系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开展国家安全工作必须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同时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不同于一般的刑事犯罪，其背后依托的是国家及政治集团，涉及范围广，查证难度大，时效要求高，对被审查人的留置时间自带到国家安全机关之时起规定不超过24小时是不够的。因此，必须赋予国家安全机关留置审查权。五是应当增设国家安全机关行政罚款权。《国家安全法》中未就国家安全行政罚款权作明确规定是一大缺憾。没有规定国家安全机关的行政罚款权，除了受当时客观条件影响外，主要是错误认为国家安全工作政治性强，对政治性犯罪或违法，不能采用经济性手段(如罚款)；现实生活中罚款滥用现象十分严重，群众反应强烈。笔者认为，首先，国家安全机关除了正确行使国家安全行政管理职权外，对那些因贪利违反国家安全法律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施之以罚款，使其经济上受到损失，警示今后行为，毕竟有其特殊的功效。尽管形式上，国家安全行政罚款可以起到弥补经济损失的作用，但它的主要目的在于惩罚与教育被罚者，防范违法行为的继续发生。那种认为政治性违法或犯罪行为不能用罚款惩罚的观点，既没有理论依据，也与国家安全执法工作的宗旨相悖。其次，我国现行的其他立法大多规定了行政罚款，运用得较为混乱，这是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法律设定行政罚款这种处罚形式不科学的问题，不能把执法过程中存在的混乱，归罪为法律规定本身。第三，外国国家安全法律中都赋予国家安全机关行政罚款权。如日本规定，将工作中掌握的防卫秘密，泄露给他人的处以五万日元以下罚款、；美国规定，在法律的幌子下，参与进行电子侦查，处一万美元以下罚款；其他国家安全法中都赋予国家安全机关行政罚款。第四，从我国国家安全行政处罚的设定来看，国家安全行政处罚的种类只有申诫罚和人身罚，没有财产罚，从最轻的警告到最重的行政拘留跨度很大，中间缺少一座过渡桥梁，在执法中容易出现行政处罚或畸轻或畸重的现象。实践中，尤其对那些因贪利违反《国家安全法》而屡教不改的“情报专业户”、“情报专业村”等，采用申诫罚或者人身罚无济于事。五、危害国家安全的法律责任国家安全法律责任是指国家安全法律关系的主体由于违反了国家安全法律规范，而应当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根据我国国家安全立法的实践，国家安全法律责任主要分为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具体有下列几种情形：第一，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明确规定某种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的某一条款处罚；第三，类推规定某种行为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比照刑法的某一条款处罚，情节较轻的，由国家安全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第四，明确规定某种行为直接依照刑法某一条款处罚或直接予以行政处罚；第五，明确规定某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免予处罚。可见，我国《国家安全法》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在立法上存在以下明显的缺陷：一是《国家安全法》中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与《刑法》的规定不一致，墨守我国《刑法》已取消的“类推制度”。第一，《国家安全法》中原则规定的刑事法则，一般无法在《刑法》中找到相对应的罪行规定，且刑法早在1997年已修改，有关规定不能适用，有法难依；第二，援引性或者比照性规定的刑事罚则，显然不合理、牵强，类推制度早已为现行《刑法》所抛弃；第三，“构成犯罪的”是一个非常含糊的、不易掌握的规定，国家安全机关行使的是行政权而非司法权，当违反国家安全法律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而国家安全机关不认为是犯罪时，则容易导致“以罚代刑”。笔者认为，为惩罚违反国家安全法律的违法犯罪行为，避免以罚代刑的现象，完善国家安全法律责任最有效、最科学也是最可行的方法就是采用“独立性散在型立法方式”，即在国家安全法中直接设定具有独立罪名和法定刑的刑法规范，即国家安全行政刑罚，采用“独立性散在型立法方式”有利于消除现行国家安全法依附性立法方式的弊端。在国家安全法规定具有独立性的刑事法则，不仅可以在立法上使其成为典型的分则性规定，与刑罚典分则相并列，能够使它保持协调一致，并使各自的规定具有明确性、特定性、稳定性，避免只规定某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依照或比照刑罚典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甚至只是笼统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没有直接规定罪名和法定刑的现象；而且在执法上，能够使国家安全机关甄别哪些违法行为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哪些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同时，也能使司法机关直接依据国家安全法中的具体规定定罪量刑，不致因刑事罚则不具体、不明确而造成适用法律上的混乱。二是对法律规定的有关违反国家安全法律的行为，缺少相应的法律责任，由于立法的疏漏，不仅对打击这样的违反国家安全法律行为找不到相应的法律依据，客观上也放纵了有关违反国家安全法律行为发生。三是与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相抵触。《国家安全法》第31条规定：“当事人对行政拘留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国家安全机关申请复议”。国家安全法规定了国家安全行政复议的申请期限为十五日，而我国《行政复议法》第9条规定：行政复议的申请期限为60日，但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60日的除外。为解决国家安全法与刑法、行政复议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相冲突的现象，建议尽快对国家安全法律责任规定予以修改，以保障我国法律体系的和谐统一，保障国家安全法的规定更科学合理并与其他法律相协调，从而保障国家安全法的有效实施

国家安全论文篇2

关键词：安全理论；集体安全；东北亚安全模式

中图分类号：D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1-0026-01

东北亚地区选择何种安全模式,是事关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一、安全理论与集体安全理论

1.安全理论什么叫“安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处于什么情况下才算作安全，历来颇有争议。多数学者认为只有一国在客观上不存在危险的威胁，主观上不存在对危险的恐惧，该国才是安全的。当然，国际关系中所说的危险，通常指对国际关系主体生存与发展会造成一定伤害的力量或情势。事实上,只要国际社会本质上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这种危险就会一直存在,安全问题也将一直存在。在缺乏一个绝对权威的情况下,国家为了保证安全,除加强自身实力外,很自然地倾向相互组成国家集团,希望藉群体的力量增加维护自身安全的系数。这种安全集团组成的安全模式最常见的是“联盟安全”。联盟容易造成所谓的“安全两难”的问题，即联盟集团之间往往互不信任,一个联盟集团为了增加对抗其他敌对联盟威胁的能力，会不断增加自身军备实力，但这种行为又为敌对的联盟视作对自身的威胁，于是相应地扩充军备，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各方的安全系数都下降。

2.集体安全理论所谓集体安全,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国际体系,在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承认其他国家的安全就是所有国家的安全，他们同意并且愿意对侵略者作出集体反应。集体安全模式的基点在于安全不是个别国家而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的事情,每一个国家都像一个大家庭中的成员一样关注和捍卫其他所有国家成员的安危。简而言之，在集体安全模式下，对一个国家的战争或战争威胁将被视为对所有国家的战争或威胁,它将受到其他所有成员集体地反对和惩罚。集体安全的第一次重大实践就是国际联盟,《国际联盟盟约》第11条明确宣告:“任何战争或战争威胁,不论立即影响任何联盟会员国与否,兹特宣告其为与联盟全体有关之事,联盟应采取其认为明智有效之然后行动,借以确保国际和平。”第16条更具体规定:“联盟会员国如有不顾本盟约而从事战争者,则据此事实即应视为对所有联盟其他会员国有战争行为。”然而国际联盟失败了,它既没有能保护其会员国的安全,也没有能维护世界的和平。二战后,在国际联盟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合国,继承和发展了集体安全的思想。联合国在组织形式、行动方式、权力配置上都将集体安全模式进一步完善起来,但不幸的是,实践证明,集体安全模式在联合国的实践又是一次败多成少的实践。

3.集体安全理论的困境集体安全模式是与理想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正如著名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所言，集体安全作为一种理想是毫无瑕疵的,它确实为在一个国家的共同体中执行法律提供了理想的解决办法。然而,集体安全作为一种安全模式没有获得成功,这不仅是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使然,也是集体安全模式本身的缺陷使然。这一点,汉斯•摩根索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集体安全是建立在三个假设的基础之上:1有压倒优势的力量来威慑或反对任何潜在或现实的侵略者;2所有成员国有共同的安全观念;3成员国必须将它们冲突的政治利益从属于所有的成员国集体防务所界定的共同利益。然而，以往的经验和国际政治的一般性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可能出现这种形势。因此要实现集体安全，实在为时过早，太有“乌托邦”色彩了。

二、东北亚建立集体安全模式的可能性

ピ诙北亚地区建立集体安全机制的倡议也由来以久。然而要在东北亚地区选择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集体安全模式只能是纸上谈兵,集体安全模式在东北亚地区所面临的困境较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大。

ナ紫龋集体安全模式需要成员国之间少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东北亚地区存在众多的结构性矛盾和立场根本对立的问题。东北亚地区的矛盾呈现综合性、复杂性、对立性等特点，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要达成强机制的集体安全模式无疑是不现实的。如日俄北方四岛问题无论如何解决，对于未获所有权的一方都是明显的损失，哪怕各分其二，也是双方都不满意的。还有近年来热点的朝鲜核问题，也成为影响这一地区各国之间关系的棘手问题。

テ浯危共同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软力量”对形成集体安全具有很大的催化作用,但东北亚地区则缺乏这种基础。东北亚地区虽然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如儒家文化在中、韩、朝、日、蒙都占有很大的影响,历史上也曾形成过“中国中心主义”的朝贡体系,但是步入近代后,随着俄罗斯从欧洲扩张到东北亚、日本的“脱亚入欧”式崛起、美国的介入与中国的式微,使得东北亚地区集佛教、儒教、道教、东正教、基督教等于一身,犹如一盘大杂烩,我们虽然不能妄加断言将形成“文明的冲突”,但是要实现文明的融合也实属不易。而从意识形态上看,东北亚地区更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缩影,既有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坚力量,还有处于转轨之中需要重新定位的国家。这多方面的差异性,决定了东北亚在实现集体安全模式上必将面对更多的曲折与困难。

プ詈螅政治军事方面的集体安全的实现需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来推进，东北亚地区目前缺乏这种动力。东北亚的现实是连一个国家的经济共同体都没有形成,遑论建成全区域的经济组织。中、日、韩三国尚未形成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形成只能是更遥远的事情。

三、结论

ビ梢陨戏治隹梢钥闯,东北亚地区还不能形成组织严密的安全机制,只能先建立松散的安全安排。这是切实可行的,也是实现东北亚长久和平的必经之路。具体地讲,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积极创立覆盖全区域的多边安全对话场合;2不拘形式地开展各个层次的非强制性安全对话和合作;3从形成“对话的习惯”入手,逐步地加强多边机制建设，包括信任机制、合作机制、预防性外交机制等;4努力挖掘和倡导东亚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和作用;5加快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或经济共同体,采用“以经促政”的方式推动东北亚的安全合作。

おげ慰嘉南祝

[1]詹姆斯•多尔帝,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

[2]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时殷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

国家安全论文篇3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建设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2-0016-05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我国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起步较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逐渐凸显。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该问题的研究并取得明显进展，现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内涵

对于如何解释和界定意识形态安全，学者们尚未达成一致认识。代表性的见解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一种状态或能力。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有学者更具体地指出，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受来自外部或内部因素的威胁、侵蚀以至同化，并能保持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我们强调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并不是要求全体民众在政治认识上高度一致，在行为方式上整齐划一，而是要求思想上、政治上、价值观念上的个性和分歧从属于共同的社会信仰、政治理想和主导价值。也有学者指出，所谓安全的意识形态，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指的是一个群体或集团所接受的思想体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能够给行为者带来稳妥的物质生活水平、稳定的人身安全以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睦相处及互通有无。

第二，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有层次性。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面也是核心的层面，即意识形态与社会客观规律的契合程度。第二个层面，意识形态对人们生产生活及社会良性互动需求的满足程度。第三个层面，意识形态与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协调程度。第四个层面，意识形态与精神世界其他领域的兼容程度。这四个层面通常是相互关联的。大致可以认为，前两个层面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多是由于意识形态内生的原因导致的，是因为意识形态本身存在根本性问题，而后两个层面则可能是外生的或先在的原因导致的，如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制度所带来的压力等。

第三，从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内容来解释和界定其内涵。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的安全主要是指社会指导思想的安全、社会政治信仰的安全、社会道德秩序的安全、民族精神的安全。陈金龙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包括道德安全、舆论安全、理论安全、政治信仰安全等。也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的安全包括道德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和的安全。

二、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及与其他安全类型的关系

(一)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

学者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关系着国家利益的实现，但在具体理解和表述上又有所差异。如：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民族利益、保证国家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政治和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社会意识形态安全，则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反之，则国家遭祸、社会遭殃、人民遭罪；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四大安全问题”，在“四个安全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亦即理论安全，坚持和创新了正确的理论，经济、社会和周边安全就有了可靠的前提与保证；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战后以来，美国之所以能长期维持霸权地位和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将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渗透于它的国家整体战略和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的具体战略之中。

(二)意识形态安全与其他安全类型的关系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灵魂。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更深层次的安全范畴，其对于政治安全的影响是长期的和潜移默化的，其对于维系政治安全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表现出来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是并列关系。国家安全大致可包括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国防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外交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等。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文化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有学者指出，文化安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是，不论是从广义上还是狭义上来讲，意识形态安全显然都是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作为文化安全核心的意识形态安全状况则是衡量文化安全程度的一个主要尺度。有学者指出，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主要包括政治文化安全、语言和信息安全、国民教育体系安全三个方面。从狭义上讲，政治文化安全也就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也有学者指出，文化安全集中地表现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还有学者指出，国家文化安全是价值观整合的重要尺度。意识形态安全和民族文化的保护是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目标。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又是现代价值观整合的核心。此外，也有一些论者在论及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时，将两者并列表述。有论者指出，我们将长期面对西方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传播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复杂，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舆论安全的关系。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舆论安全被混同于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其他安全类型。由于意识形态安全与舆论安全的关系更为紧密，最容易被混为一谈，实际上它们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首先，安全客体不同。舆论安全的客体是国家舆论，意识形态安全的客体是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舆论安全的任务是要维护国家舆论的传播、引导和自我更新能力，意识形态安全是要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中的主导地位。其次，安全威胁不同。舆论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于舆论传播领域，这一点与其他安全类型迥异。再次，安全目标不同。舆论安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确保国家舆论的基本功能得以正常发挥。这样的安全目标具有鲜明的个性，与意识形态安全等安全类型的目标完全不同。

三、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意识形态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适应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而必然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在经济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传统意识形态的地位及其话语方式都难免被弱化；另一方面，在当代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围中，缺乏有力的意识形态守护的国家，其独立自主和本国特色就无从谈起。从现实看，当代中国思想界很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抓住前一方面淡化意识形态，要么抓住后一方面重新意识形态化。然而事实上，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某些弱化是必然的、合理的，但有些方面则不仅不应弱化、反而应当强化。如何把握当代意识形态弱化与强化的态势，避免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重大失误，这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大课题。

(一)国外因素的挑战

李慎明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在社会意识形态上，以个别大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首先攻击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他们的最低纲领是打倒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最高纲领是摧毁爱国主义思想，也就是用所谓“全人类价值观”取代爱国主义。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历史逻辑表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从来没有停止过，目标始终如一，那就是同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变化的只是具体的政策和策略。

当前，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呈现“多管齐下”的态势。

有学者指出，西方国家一是从政治上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利用经济交往进行“和平演变”，三是利用学术交流和文化产品进行“文化侵略”。关于文化交流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陈金龙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当代中国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中西文化的交流。文化交流容易导致文化崇洋心理、文化冲突和文化同质化，进而造成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疏离、冲击和意识形态主动权的丧失，其消极影响不可小视。

有学者指出，他们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这些话题大肆炒作，对我国进行造谣攻击；他们的惯用手法是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最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对我国进行丑化、妖魔化。

有学者指出，西方敌对势力凭借其在当代世界中的经济、政治主导地位，通过精神、道德诉求，向我国推销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妄图消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利用我国在“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重叠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突发事件，插手我国国内问题，利用所谓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与国内敌对分子一起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

有学者指出，境外宗教渗透势力已经把触角伸向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特别是文化界、学术、教育、出版等领域；渗透范围由沿海、边疆向内地扩展，由城市向农村蔓延，渗透态势愈演愈烈，渗透的范围更加广泛，形式更加隐蔽，手段更加多样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

(二)国内因素的挑战

有学者指出，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新问题、新情况尤其是非物质利益矛盾的挑战。这种挑战集中表现为：一元化指导思想与思想多元化矛盾的挑战，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实用主义价值观矛盾的挑战，党风不正引发的党群、干群矛盾的挑战，荣辱观不同导致荣与耻矛盾的挑战，互联网兴起引发诸多矛盾的挑战等。

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西方社会思潮及等各种思潮冲击的严峻考验，面临着国外敌对势力“文化入侵”和“意识形态分化”战略的挑战，面临着社会转型期国民信仰危机的挑战，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维护和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挑战。有观点认为，在当代中国，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安全比党的干部腐败所构成的意识形态安全更为严重了，因为它构成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信仰在人们心目中的倾覆。

李慎明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空想沦”、“失败论”和马克思主义就是“违反人性”的“左祸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正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已经不存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同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学派”，“没有谁指导谁的问题”，必须废除马克思主义这一“国家意识形态”的“废除论”等仍有很大市场。也有学者指出，全球化语境下，影响并冲击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有新自由主义论、中国、意识形态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等西方错误思潮和理论。《人民论坛》杂志社的最新网络问卷调查显示，对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道德相对主义、新左派、、功利主义和伪科学等思潮，网友关注度较高。

有学者指出，目前，我们对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培育是不够的。主流文化作品往往“门可罗雀”，而广有受众的大众文化产品则可能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消解”。如何使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成为文化领导部门的一大难题。近年来情况虽有改观，但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有学者指出，大众消费文化在丰富着人们精神生活的同时，也导致了政治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失落。徐海波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大众文化在文化价值上的贫乏和对精神价值的消解等，不仅加深了人的异化，也威胁着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在内容方面形成了意识形态安全危机。大众文化还导致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入。还有学者指出，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实利因素和消费文化影响意识形态的比重愈来愈大，客观上驱逐了主流意识形态，使之与人们日常生活渐行渐远。更为严重的是，当今的技术崇拜加剧了这种状况。

有学者指出，市场本身的缺陷造成了经济与道德、整体与个体价值的冲突，使得一些资产阶级思想滋生蔓延。尤其是部分产业工人的政治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信仰趋于弱化，这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的挑战。

有学者指出，当前，在一些人的思想意识上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第二，对社会主义信心不足。第三，思想理论学习兴趣不高。第四，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和功利化倾向。

(三)主流意识形态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

韩源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境况是：其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其二，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仍然是一个远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其三，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存在盲点。意识形态的创新主要集中在与执政者政策相关的领域。其四，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亟待转变。也有学者指出，当前思想宣传工作同社会开放程度的加大对其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相比，总体上依然呈现滞后性和被动性，表现出一系列的不适应：其一，意识形态工作的某些理念和功能没有完全适应“执政党”角色的转化。其二，思想宣传的内容与群众的现实需求不适应。其三，思想宣传工作的形象乃至话语系统与现实生活的变化不适应。其四，思想宣传的计划体制与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竞争体制不适应。其五，思想宣传的舆论引导与大众认同的不适应。

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路径

有学者提出了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基本思路：第一，加强意识形态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结合，实现主体意识形态的内在化。第二，增强意识形态安全意识，正确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第三，主动参与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提高与多元意识形态长期相处共存的能力。第四，在国际交往中既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又要充分警惕西方的西化、分化。第五，在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主动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第六，发挥中国文化的辐射，让世界了解中国，扩大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有学者指出，确保并维护社会意识形态安全，要不断提高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整合能力，善于科学处理三个关系：一是多样化的社会与一元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二是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关系。三是社会和谐与思想斗争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二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打牢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三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四要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构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强领导核心。五要增强国际传播能力，营造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文化环境。

有学者指出，建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机制应该以提升软实力为着力点，在战略机制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增强国家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在对话机制上，倡导多元宽容精神，以培育国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在文化机制上，立足于民族文化自觉，以提升国家意识形态的亲和力。也有学者指出，通过追求文化认同，依托文化本体，扩大文化宣传，加强文化建设，进而提升文化软实力，是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路径。还有学者提出了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思路和措施：一是加大投入，积极扶持文化软实力建设。二是强化“文化走出去”战略，争取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三是建立健全批判和反对“文化侵袭”的长效机制，开展积极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四是提高现代传媒体系的质量和水平，抢占意识形态斗争的制高点。五是在多样思想文化并存中，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

有学者指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选择是：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因”向公民精神的“动力因”渗透；重构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转换，袁三标在《求实》2008年第8期上撰文指出，面对挑战，我们必须转换思维视角，重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开拓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要素资源，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相融合，使之切入发展实际，表征新的时代精神。也有学者指出，作为当代弱势话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疑问要顺势应变，但其变革既不能完全脱离西方主导的“流行话语”，又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特话语。否则，其结果都是自我解体。因此，话语转换的实质，就不是“宽容”和认同普世价值，也不仅是“与国际接轨”、建构对话的平台，而是适应意识形态冲突新形势，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我们今天讲意识形态的变革和话语转换，其实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回答新形势下中国的实践新课题，是在确定的前提下讨论新话题、说新话。

有学者立足网络信息化潮流的新实际，提出了我国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安全策略：第一，更新观念，确立网络无疆界意识、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和网络危机意识。第二，构建全国统一开放的意识形态安全宣传网络。第三，加强对信息网络的监控和管理。第四，大力发展自主的网络安全高科技。第五，培养一支既懂意识形态工作艺术又具备网络素质的新型政工队伍。

参考文献：

[1]莫岳云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J]湖湘论坛，2010，(4).

[2]袁三标.从软实力看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3]王水雄.论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安全[J].江海学刊，2007，(1).

国家安全论文篇4

论文摘要：从最初寻求生存的领土安全，到扩大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扩张战略，再到确保其独特欧亚大国的安全战略，地缘政治因素已经渗透到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领域中。地缘政治理论有助于我们了解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发展脉络，对于我国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国家安全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地缘政治因素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

地缘政治因素来源于地缘政治理论，它强调地理环境对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认为国家的政治、军事活动受制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地缘政治因素是国家制定政治、军事、外交政策的主要依据。国家安全战略是国家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缘政治因素是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的理论依据。地缘政治强调地理环境因素对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意义。由此可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也离不开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该国的政治制度、精神特征以及对外政策。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一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达尔文主义为国家间竞争提供了理论基础。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创立了政治地理学，他把人类国家和世界当作有机体来研究，认为国家在政治上的力量取决于该国领土的大小，国家之间不断进行着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因此，他认为国界也应是经常变动的，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必须确立生存圈。地缘政治理论确立后，经过马汉的“海权理论”、金麦德的“陆权理论”、皮克曼的“边缘地区理论”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近代资本主义扩张和争夺世界领导权的理论依据。

历史上俄罗斯国家安全就与其独特的地缘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地理位置成为俄罗斯民族保障国家安全的独特力量和手段。从最初寻求生存的领土安全，到扩大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扩张战略，再到确保其独特欧亚大国的安全战略，地缘政治因素已经渗透到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

在探讨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在影响因素时，如下因素必不可少：历史上俄罗斯民族的大规模迁徙浪潮开辟了俄罗斯国家扩张的道路，经济利益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恒久不变的因素。大俄罗斯主义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坚定不移的信仰，沙皇制度是俄罗斯国家不断扩张的重要因素，而更为恒久的则是地缘战略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因为地缘战略因素不仅赋予了俄罗斯国家对外扩张的内在需求，同时也为俄罗斯提供了对外扩张的客观条件［1］。

二、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一）地理扩张时期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从地缘角度看，自基辅罗斯到伊凡三世统一俄罗斯的整个历史时期，由于俄罗斯位居欧亚大陆腹地，周围没有利于防御的天然屏障，易受攻击。从公元11世纪到14世纪，南方的波罗维茨人、东方的蒙古人、西方的立陶宛人和波兰人都曾袭扰过古罗斯，加之内部的混乱和彼此征战，不安全思想一直影响着俄罗斯，并积淀到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和思想中。因此，进行领土扩张和控制周边地区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思想的核心内容。

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俄罗斯的不安全感被人为地加重了。1713年彼得大帝下令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他征服的第一块波罗的海海岸上的城市彼得堡，把俄罗斯置于一个不能保证安全，甚至不能保证不受屈辱的位置，极大地刺激了俄罗斯民族对外扩张的野心。论文范文qiqi8.cn

在俄罗斯主义思想体系中，基于地缘考虑进行的地理扩张被认为是防御的，是自卫性的，随之而来的是与西方意识形态对抗，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国家通过地理扩张来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的理由。

辽阔的东欧大平原几乎没有任何天然屏障，所以不断对外扩张领土往往被看做是确保俄国自身安全所必需的行动。从彼得一世到叶卡捷琳娜二世，一直到尼古拉二世，沙皇俄国的地缘战略目标主要是：通过联盟来掌控边缘地带，以向南部、西部扩张寻求暖洋出海口为手段，实现对整个欧亚大陆的控制。十月革命后，苏联地缘战略空间一度收缩，面对严峻的形势，苏联被迫提出了“空间换时间”战略。经过二战后的短暂恢复，苏联很快确定了把美国势力逐出欧亚大陆，在实现对欧亚大陆掌控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全球争夺的地缘战略。

在总结俄罗斯历史时，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者阿尔巴托夫指出：“俄—苏帝国在许多方面不同于19世纪的欧洲帝国。欧洲帝国是典型的经济帝国，而俄—苏帝国是军事政治帝国。俄罗斯大国地位是建立在不可分割的四大支柱上，国家控制用于保障巨大军事威力的集中经济，旨在控制这种经济和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依托的严格等级极权政体和救世主思想，建立帝国及无止境的领土和政治扩张，对抗以及为对抗体制找理由。”［2］

（二）冷战后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终结，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逐步下降。苏联解体使得俄罗斯陷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之中，俄罗斯处于两难境地，这使得地缘战略思想在俄罗斯再度复兴。俄罗斯国家周边环境严重恶化，失去西线和南线战略屏障，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了现实的挑战。同时俄罗斯国内经济、政治、军事处于转轨时期，各国内部及国家之间因领土、民族、宗教等问题引发的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对俄造成潜在的或现实的外部威胁，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俄罗斯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同时北约积极东扩，将东欧地区逐步纳入北约战略防御空间。这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威胁使得俄罗斯地缘战略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影响逐步加强。

转贴于

从横跨欧亚大陆的独特地理位置出发，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形成了很多具有欧亚主义倾向的地缘政治思想流派。这些地缘政治思想体现了欧亚主义关于俄罗斯文明独特性和地缘政治正面临挑战的典型特征，主张俄周边国家和国内民族及种族的融合、边界稳定、对西方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对俄国家安全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俄罗斯的潜在势力，尤其是雄踞欧亚大陆的特殊地缘政治优势，使得俄把构建一个有利于自身长远利益的周边地缘政治结构作为一个特定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加以追求和完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环境大大恶化，这不可避免地促使地缘政治安全思想在俄罗斯再度复兴。在地缘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独联体国家在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俄罗斯把在地缘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历史传统与俄有着密不可分联系的独联体视为稳定周边、抗衡北约东扩、重新树立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依托，把推动独联体范围内的全面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作为俄对外政策的优先任务，把建立稳定的独立国家联合组织、使其在经济和政治上实现一体化，并且有能力在国际社会中占据应有的地位作为俄对独联体国家安全政策的战略目标。俄把自己与近邻国家之间的边界称为“内部边界”，其特点是不设防，并在海关、居民出入境等方面执行较宽松的制度，而把近邻国家与近邻以外的国家间边界称为“外部边界”，由俄罗斯与近邻国家共同防御。“外部边界”实际上就是俄罗斯的战略边界，因此，实施集体防御是确保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战略选择［3］。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面临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冷战后新的历史时期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是，对内复兴俄罗斯，巩固俄罗斯的国家制度，维护现有的地缘政治疆界和领土的完整，保证公民和社会的安全与发展，对外创造有利于俄罗斯国内发展的外部条件，确立俄罗斯在多极化世界中的主要力量中心之一的地位。

1997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的颁布标志着俄罗斯欧亚大国安全战略的最终确立。鉴于亚太地区在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借此发展和稳定远东，确立俄在亚太地区的地位，维护亚太地区战略平衡。

身处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使得俄罗斯拥有成功运用东西方平衡、突出俄罗斯地缘上欧亚中心位置的优势的可能性，但在借助自身实力的同时，集体安全和地区稳定也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内容。冷战结束后，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取代世界战争成为国际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俄罗斯主张在扩大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未来的集体安全体系，以全面的集体安全为核心构筑地区和国际安全机制。

三、地缘政治因素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启示

地缘政治因素既是理论因素又是现实因素，它本身具有双重属性。杰弗里·帕克在《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未来》中认为地缘政治因素是从空间或地理的视角所作的国际关系研究。地缘政治的本质就是政治行为体通过对地理环境的控制和利用来实现以权力、利益、安全为核心的特定权利，并借助地理环境展开相互竞争与协作的过程及其形成的空间关系。

国家的地理位置制约着其政治行为，或者说，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对外政策的方向。在地理状态上，中国的海陆邻国众多，其历史一直为地理因素所支配，因此中国在对外战略中运作的精力应放在亚太及周边地区。地缘政治的存在有着明显的边际效应，近邻国家比相距较远的国家对本国的影响力会大得多。因此，对周边国家和本地区的关注是地缘政治的必然要求和自然机理，从战略全局来看，亚太及周边地区潜在的危机可能成为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

亚太地区是中国对外战略必须首先予以考虑的区域大环境。立足亚太是指作为亚太国家的一员，中国的国家利益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中国的对外战略决策和实践主要领域范围也是亚太地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应以亚太地区为核心，应通过对外战略活动促进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把自身的安全与亚太地区的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

亚太和周边地区的稳定是中国作为亚太大国所必然拥有的地缘政治战略。在客观层面，中国面临的亚太和周边态势的基本情况是，潜伏着诸多不安定因素且缺乏相应的安全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亚太和周边的动荡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国内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立足亚太和稳定周边的对外战略的优先考虑，就是进一步在亚太地区积极筹谋各种双边或多边安全机制，推动亚太地区整体局势的稳定。

随着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作用的上升，地缘经济考虑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凸显出来。地缘经济是指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从地理位置出发的联合、经济对立、设置壁垒等。冷战结束后，各国都把发展经济置于首要地位，从而提高了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并以此改善国家间政治和安全关系。在亚太及中国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兴局面使各种层级的地缘及国际活动异常活跃。中国在亚太与周边地区开展的互惠性双边或多边地缘经济活动将会极大地推动和提升中国的对外战略能力。

参考文献

［1］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M］.上海：三联书店，1978：16.

国家安全论文篇5

关键词：外国文学；国家安全；教学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的、领土、政治制度、人民生命财产等处于不受威胁的状态。其中，国家文化安全是其构成之一，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问题是保持民族自身文化的特性并延续好这种特性。外国文学课程中的作品承载着太多外国文化的信息，对于帮助当代大学生正确认识外来文化与本国文化有特有的价值。此外，云南地处边疆，是中外文化交汇之处，重视文化安全对于国家安全保障也意义重大。基于国家战略与云南自身所处的实际地缘经济、政治的考量，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注入文化安全的信息与意识就成为了我们关注的思考点。

国家安全战略大致有霸权扩展型、谋求崛起型、专守防卫型与对外依附型四类。作为和平崛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谋求汲取外来文化滋养，实现内在自我更新的同时，也在积极谋求走出去的路径。在此形势下，文化安全成为了人们普遍关注的课题。文化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观的组成部分，与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等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果从国家层面而言，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是探讨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脉络。但如果从云南地方文化的视角考量此问题，就不得不引入另一个文化元素，就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所以在外国文学课程中处理文化安全话题时，地方少数民族文化就是一个不能避开的话题，正因如此，我们在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除了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还要注意对少数民族文化意识的保护，即在学生开阔视野认识世界的同时，使其热爱自身的文化，增加对本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的热爱。为此，我们在外国文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突出了讨论式教学和参与式教学，让学生在积极发挥教体地位作用的过程中，增强国家文化安全意识，为将来吸取外来文化精华，发展本民族文化打下比较牢固的思想基础。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重视学生对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的收集和整理，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在讲到古希腊神话这一章节时，教师专门设置了一个课外讨论题，即收集一个或几个您小时候在家乡听到的传说或者神话故事，可以是少数民族的，收集到后进行分析，对故事中体现的地方文化进行评价。由于所在学校为地方高校，云南省的学生占多数，少数民族学生也不少，所以收集到的云南少数民族故事不少。课外收集结束后，教师组织学生课堂讨论1～2节课，进行课堂发言，要求学生将自己的核心观点表述出来，供全班思考商讨。此外，教师还借此讲解中西神话故事的区别，进一步让学生体会中西文化的区别。这样的讨论基本达到了使学生既理解、热爱本国本民族文化，同时又了解外来文化的目的。外国文学是以外国文化为主的，但只要我们开动脑筋，也可以将学生引入到中华文化的殿堂，做到中西文学与文化的汇通学习。从学科来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这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即将比较文学的相关理念加到外国文学。重点是比较诗学的概念，让学生既学会用西方的接受美学、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评析课本中的作品，又学会尝试用诸如“味”“气”等中国学术话语解读西方文学作品，这样可以将学生的学术视野和学术思考置于中西文化汇通的层面。

其次，组织学生进行辩论赛，提高思辨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例如，教师在讲解到18世纪歌德时，歌德提出过“世界文学”的概念。联系此，教师组织了学生进行了一次课堂辩论赛，辩论赛的辩题是“世界多元文化要强调同”和“世界多元文化要强调异”。经过激烈辩论和教师提示，学生会意识到超越阶级的普世价值观是难于形成的，但不同文化之间可以有很多地方的相似，达成共识是有可能的。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尽管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发展道路各异、阶级属性各异，但国家富强是大多数国家共同追求的目标。经济停滞、倒退，人民生活贫困是任何负责任的政府所不愿看到的。这样的活动，既灌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培养了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且能够培养学生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学会平等对话的意识，也促进学生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自己民族的文化，树立了发展自身文化的意识。

再次，注重教学知识的更新，积极促进学生了解外来文化，服务地方发展中心工作，主动融入云南发展。根据中央的要求，云南省的发展定位是建设民族团结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与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昆明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中的不少学生今后可能会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所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有意让学生体验一些东南亚国家的风土人情，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以为将来的中文对外传播打下基础。在亚非文学讲授过程中，教师讲解当代泰国华文文学作家的小小说，并选取适合大学生理解的作品让学生排演成话剧在课堂进行表演。由于缺乏必要的表演技能的培训，学生的话剧表演还比较青涩，但为帮助学生理解泰国当代年轻人的想法提供了契机。鉴于建设成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定位，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大胆增加亚非文学比例，并且挑选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推荐学生学习。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增加了菲律宾民间文学专题、缅甸民间故事专题、柬埔寨民间故事专题、马来西亚民间故事专题、印度当代小说、泰华文学当代小小说专题、新加坡华文文学当代小小说专题等。缅甸民间故事《三个龙蛋的故事》生动演绎了中缅两国人民的亲情关系，缅甸人民从内心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深厚“胞波”情。我们国家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间安全的好办法就是共同发展，增进彼此间的政治互信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很重要。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也要体现出自身文化的自信与远见。所以，用正确的态度对待周边邻国要从年轻人做起，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央对云南发展提出的重要要求，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也有着内在的关联，它们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以菲律宾民间文学为例，菲律宾少数民族史诗就来源于当地所特有的梯田种植。当地人在进行稻谷的耕作过程中传唱着特有的史诗。史诗没有靠文字记录，而是仅仅靠口头相传，具有了很浓重的“活态”化的特点，这种史诗既有着浓厚历史底蕴，又有着厚重的原生态的泥土气息。正因为这样，史诗还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使学生了解这些，对于提高学生的生态保护意识和自身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都是有益的。在进行外国文学课程建设的同时，可以围绕国家文化安全这一中心议题设置相关的课程。例如，笔者讲授的两门公选课“实用创新思维”和“中外文学名著赏析及其文化透视”，就有助于学生掌握文化创新的思路以及英国、法国、美国与德国等国的文化、历史。特别是在“中外文学名著赏析及其文化透视”这门课中笔者专门介绍了有关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的知识，深受学生好评。

最后，外国文学教学要适应网络技术、大数据时代的特点，更新传统文本细读的观念，教师要注重课程网站的建设，帮助学生从传统的纸质媒介的学习转变到网络媒介的学习。传统的纸质文本阅读就是单调的，但大数据时代的文本阅读是并置阅读，即在阅读一个文本时读者可以看到相关的各种观点的文章，并置阅读扩大了读者的视野和思考的空间。对学生的并置阅读，要注意这样几点：第一，要求学生学会从各种链接中进行信息的归纳整理，廓清基本观点种类、思路；第二，要学生对各种观点进行辨析，学会思考，结合原著和有关文学理论进行赏析、批评；第三，使学生得出自己的认识，运用学术语言和自有的语言阐述个人观点。师生之间的交流也可以在课后运用聊天工具进行在线交流，教师及时解答学生疑问。网络时代面临的问题是，大学生面对的信息增加，信息质量良莠不齐，教师在运用网络工具进行教学交流时，文化安全的意识在虚拟空间中也显现出来。教师在新媒体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民族文化意识的培养、为人做事道理的提醒，并且要警惕网络有害文化的侵蚀。

外国文学教学不是静态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理应注入适合时代要求的精神品质，无论是专业学生还是普通的大学生，提高人文素质都不可或缺。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在专业课教学中教师要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鼓励学生今后既做好本国文化、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工作，也要积极融入地方和国家战略，做好本国文化、本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工作，维护好本国的文化安全。诚然，外国文学课程只能提供部分国家文化安全的载体，很难提供全面的文化安全的信息，但透过这门课至少传达给学生一点文化安全的意识信息也值得的。意识的培养靠单向的灌输还是不够的，不经意间的提示可能会给学生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依此可以着力提高广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

参考文献：

[1]徐亮.现代美学导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2]史阳.菲律宾民间文学[M].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

[3]姜永仁.缅甸民间故事[M].沈阳：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

国家安全论文篇6

关键词：综合安全观；概括；重要意义；途径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6(C)-0045-03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崩溃论”、“中国”、“中国责任论”等论调随之不绝于耳。胡主席着眼当今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明确提出了“牢固树立综合安全的观念”的科学命题，这是在新的历史高度对国家安全规律的新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的新发展，适应时展对国家安全战略的新要求。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安全面临着不定因素的挑战，军队政治工作者必须主动跟进，引导官兵牢固确立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综合安全观。

一、综合安全观的概括

综合安全观，是指用全局的、联系的、系统的思维，来思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以及科技、生态、粮食、能源等一系列安全问题，通过科学统筹，运用多种手段，发挥整体合力，实现国家的总体安全。①它是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新概括，顺应了时展的呼唤。

（一）综合安全观提出的时代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逐步形成了高度依存的世界体系，相对开放的世界大环境使单个国家的安全日益带有国际乃至全球安全的色彩。也正是因为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使得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生态、能源等方面安全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与传统的军事安全一样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以今年已发生的国际和国内事情为例，3月11日，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核安全恐慌；3月19日，以法、英为首的西方多国部队开始空袭利比亚，逼迫总统卡扎菲与反政府军停火，利比亚内乱逐步升级；国内外市场接连曝光如瘦肉精事件、毒黄瓜事件、塑化剂事件等食品安全问题；越南等周边国家时不时侵扰我国领土、领海、领空的安全。

当前，国际社会处在复杂的变动之中，我国社会也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同时并存，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在一起。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潜在威胁非常严峻。不但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给国家领土安全、完整带来的传统安全威胁，也存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及重大自然灾害等给国家发展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仅有强敌对我军事上的直接威胁，也有对我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的潜在威胁；不仅我国海洋、太空、电磁等方面的战略权益受到威胁，社会安全稳定也面临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的现实威胁……当前影响我国安全和发展的因素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我们树立综合安全观。

（二）综合安全观的主要构成

综合安全观是一个内涵丰富、多层次的、开放的安全观念体系。

1、从地域范围来看，安全分为全球安全、地区安全和国家安全。全球安全是指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共同面临的生存发展威胁，例如粮食产储量能否够全人类食用，能源储存量是否满足各国发展的需要，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已影响人类安全，等等。地区安全是指不同洲际的国家之间面临的安全威胁，例如，目前北非不少国家陷入了执政派与反对派之间的纷战中。国家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内部的政局是否稳定、社会是否安宁、经济是否发展、外敌是否入侵等。

2、从威胁源来看，安全分为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从威胁的地源分布来看，安全威胁既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周边地区、全球范围。我国安全不仅有来自周边国家的挑衅，也有国内的安全隐患，例如印度、日本等周边国家与我国的领土争议一直没有解决，而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颠覆政权的图谋一直没有停止，旱涝、地震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从威胁的实体来看，它既可能来自于国家，也可能来自于国家集团、跨国组织、一国内部的恐怖组织等。今年，利比亚战乱不断升级，政府除了有来自国内反对派的攻击，还受到北约（国家集团）的袭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自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对石油的争夺不断引发局部战争。像2003年美国联合英法两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因为萨达姆政权将石油销售改用欧元计价，直接冲击了美元对石油的硬通货的地位。这次利比亚政府主要是在石油资源支配权和定价权上与西方多国产生了矛盾，所以才遭此重创。

3、从内容来看，安全分为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等。政治安全居于综合安全的首位，主要是确保国家政权的稳固和国家不受侵犯。经济安全是主要的安全问题，因为能源日益紧张、金融危机持续不断等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矛盾升级，可以说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安全。军事安全是传统安全，一直占据着国家安全的主导地位，主要是指领土完整、不受外来军事侵犯。文化安全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长期的文化攻势下可能瓦解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改变一个民族的发展前途。环境污染给人类安全带来的巨大灾难，让世界人民意识到如何消除或减缓人类生存遇到的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等环境安全威胁，已成为全球共同的安全责任。

二、综合安全观融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安全稳定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牢固树立综合安全观念”这一思想是党中央对我国国家安全问题认识的新突破，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引导官兵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加强军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求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②军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护卫者，他们的思想政治素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前途。当前国际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严峻，情况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思想渗透策反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因受金钱诱惑有少数军人走上了窃密卖密的违法犯罪道路；国内社会结构深刻变动、阶层分化明显、自然灾害频频出现，给军人的思想稳定带来了不利因素。如何教育军人抵御西方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袭，坚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是当前军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重要难题。没有理论上的成熟，就不会有信念上的坚定。在深入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强化综合安全观教育，解答军人关心的社会热点和国际动态等现实问题，注重培养他们的世界眼光和全球思维，理性看待和思考社会危机、国内发展和国际局势，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抵制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激发出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创造热情和活力，在行动上自觉捍卫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二）完善军队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武装力量，军队的安全稳定与国家的安全环境密切相关。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军人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他们政治理想信念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对军队建设目标和军事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需要有新思想的引领。“走进时代，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并给予深刻理论透视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人民大众最期待的马克思主义。”③综合安全观是党中央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上提出的新思想，是对军队安全稳定工作的新指向。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认真研究和探索在军队文化建设中把综合安全观教育融入的方式、手段和途径，加强对军人的和平观和发展观教育，正确认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与自然发展、国内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把军队的安全威胁置身于国际国内大环境下综合考量，培养出能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复合型军事人才，做好军队的安全稳定工作，提高军队战斗力。

（三）提高军人综合素质的思想保证

军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如何，关系到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国的完整与否，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其中，思想道德素质对军人综合素质的提高起到核心和统领作用。当前，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国内社会矛盾凸现，少部分官兵在对科学社会主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国内外大是大非问题的认识上，表现出政治理想认知模糊、情感疏离和意志薄弱。如果不加以引导，这些军人一旦对原有的政治理想信念产生了怀疑，那么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就会出现偏差，行为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轨道。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立足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疏导官兵的思想困惑，引导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明辨是非，培养他们树立综合安全观念，加强个人思想政治素养的提高，保持乐观、昂扬的精神状态，做好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准备。

三、综合安全观融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

军队在加强综合安全观教育时，要有针对性地实施学习内容，运用形式多样的方式方法开展教育，注重综合安全观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一）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贯穿于军队思政学习中，增强针对性

军队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承担着对军人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艰巨任务，是对军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所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及时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综合安全观引入军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实现综合安全观进营区、进教材，使教育入耳入脑、深入人心。把综合安全观融入政治理想信念教育之中，融入到思想道德建设之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现实生活实际和军人的思想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官兵的主体作用，尊重个性差异，用生动典型的事例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努力创设平等交流的氛围，强化价值引导，增强吸引力、说服力和亲和力，引导官兵立足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深化对有效履行我军新的历史使命的理解：军队既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又要维护国家发展利益；既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又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既要维护好国内安全，也要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从而积极适应职能任务的发展变化，有针对性地做好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准备，确保在各种复杂形势和环境下都能有效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④。

（二）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融入军队文化建设中，注重参与性

军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军人良好道德品质的重要载体。军营文化的教育引导功能、价值导向功能、人格塑造功能等，决定了它在满足军人文化需求、引领价值观的形成、培养道德品质等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在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包容文化的多样性前提下，应充分利用报纸、辩论赛、广播、版画等传媒手段，开展综合安全观的教育，让广大官兵置身于良好的舆论氛围中，使综合安全观为他们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并内化为自身的自觉行动和行为准则。以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50年来罕见干旱到随后的强降水吞噬村庄为例，分析环境安全的严峻性。一方面，将有特色、具有震撼力的图片资料剪接成系列宣传展板群，图文并茂的主题展板传递出环境恶化问题已经影响到人类生存的信息，提高官兵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对环保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以辩论赛等形式组织官兵共同探讨环境安全问题，分析其成因，追踪其后果，充分认识到环境安全问题可能会引发经济的不安全，导致社会矛盾冲突升级，严重的话会导致国家政权不稳。综合安全观念通过一系列军队文化活动的开展，深入到官兵心中，内化成自觉行为。

（三）将综合安全观教育渗透到社会实践中，提高实效性

综合安全观念教育应突出实效性。社会实践活动对促进军人了解国情、认识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在深入社会实践中，才能深化官兵对综合安全观的认识，促进知、情、意、行的相互转化，成长为能应对多样化军事任务要求的国际复合型军事人才。以综合安全观教育为切入点，建立行之有效的实践教育、体验教育、养成教育机制，引导军人正确理解树立综合安全观的重要性。例如，以利比亚战事为例，客观而理性地向官兵们分析法国、美国为什么以不同的姿态干涉利比亚内政？利比亚是原油出口大国，其主要出口走向是欧洲，美国仅占5%。在这次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法国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国内大选的考虑，充当了急先锋，力图继续保持法国在非洲的传统“影响力”。而美国由于阿富汉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深险泥塘，加之国内经济复苏乏力、民怨众多，致使奥巴马政府不敢积极投入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但是从美国的中东和北非战略利益考虑，它又不得不参与其中，因为在美国的推动下，当前的北非和阿拉伯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而在这场变革中，利比亚却力图保持不变，让美国大为光火。最后告知官兵们，安全问题是复杂的、多变的，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矛盾错综复杂。我们要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综合安全观，努力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国内安全和促进世界和平。通过对各种社会事态的层层剖析，探寻综合安全威胁的成因，让军人明确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和新的历史使命，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统一起来，加强个人综合素质的锻造，为维护国家和人民安全而奋斗，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

作者单位：曹华陕西西安第四军医大学

邹敏河北保定66393部队后勤部战勤处

姚正荣重庆警备区政治部干部处

作者简介：曹华（1974―），女，湖南长沙人，法学博士，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邹敏（1972―），男，湖南醴陵人，处长，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研究；姚正荣（1974―），男，湖南望城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研究。

参考文献：

[1]刘从良.多元化威胁要求中国军人树立新国家安全观[N].报,2008-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