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研究篇1

（根据国家政策随时更新）

中南民族大学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直属的综合性大学，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学士学位授权单位。2013年学校有6个专业招收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热忱欢迎广大学子报考！

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湖北省重点学科）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设立最早、实力最雄厚的传统学科之一。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民族学一级学科为博士学位授权点。现设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民族教育等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积淀最为浓厚的特色学科。1951年，创建民族研究室，民族学家岑家梧先生等参与了全国民族调查，为土家族、黎族等中东南民族识别做出了突出贡献。1983年，民族学家吴泽霖先生创建了国家民委直属重点研究机构——民族研究所，随后又创建了国内高校第一家“民族学博物馆”。近年来，分别组建了“民族学人类学文献资料中心”和“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实验室”。民族学学科发展迅速，涌现了一批在全国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一级学科拥有较高学术平台。民族学现为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一级重点学科和教育部特色专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为精品课程，拥有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现有正高级职称22人，博士生导师14人，85%的研究者有博士学位。2004年学校与中央民族大学联合培养民族学博士研究生，2006年获得民族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积累了丰富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经验。2011年，学校设立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专家指导委员会，全面负责民族学各二级学科博士生的培养工作。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近年来，累计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70余项，发表和出版论著近600篇（部），有50余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励。目前，学校民族学学术团队已有10余人次被推选为相关学术团体的会长和副会长。

二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民族学

民族学二级学科2013年设置“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

“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立足中南，兼顾全国，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长江流域以及中南地区以回族为主的散杂居民族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散杂居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服务。主要着力点有二：一是加大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着重研究影响散杂居民族的突出问题，如散杂居民族关系、省际结合部区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问题。二是关注回族以及伊斯兰教在散杂居民族问题上的突出地位和影响。

多年来，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出版了《湖北回族》、《中南地区回族史》等10多部著作、100余篇论文，并有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承担的国家、省部级等课题有10多项，如“长江流域散杂居区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关系研究”、“中国中东部地区城市民族关系发展态势与应对机制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同时重视研究古今中外民族问题，特别是当代的民族问题，揭示民族发展和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及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策。

“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现实问题。以应用研究为特色，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研究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着力解决当代中国现实的民族问题，探索民族政策的与时俱进，推进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近年来，本学科在国内及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其中“完善少数民族利益表达制度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论文，《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评估报告》、《中国特色民族政策的完善与创新研究》等专著，堪称本研究领域中富有创新意义的最新成果。关于民族地区生态利益补偿理论、民族利益表达制度等问题的研究，对民族政策的完善以及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学科获得国家及省部级课题资助20余项，其中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估与制度创新研究”等，立项经费达到180万元。获得省部级奖多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三等奖8项。2008年，我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被教育部批准为精品课程，标志着这个教学科研团队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准。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和“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及其党和政府的扶持政策，深入研究制度变迁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价及政策创新，该方向涵盖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金融发展、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和扶贫开发等诸多方面。该方向既注重理论创新，亦注重服务现实。

“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这条主线，深入研究人力资源开发及人力资本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方式、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效果评价及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等，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是湖北省重点学科，有近20年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深厚积淀，有一支较有影响力的导师团队，该团队近年来承担了30余项国家、省部级项目，出版著作20余部，在和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20余项。

中国少数民族史

中国少数民族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和“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两个研究方向。

“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民族与中央王朝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在历的互动、交流、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研究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与发展的历史；注重对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通史及族别史、专题史，特别是土家族、苗族、黎族、畲族等民族的历史，研究南方民族特别是中东南少数民族的文化史，包括南方民族的社会风俗史、社会生活史，重点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开发等等。始终关注历和当代南方各民族文化互动关系的考察，形成了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路径。

本学科研究在我校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主持完成了众多重要课题，其研究成果及水平在全国处于地位。近年来主持、省部级课题10多项，如“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地区体验式旅游开发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出版了《瑶族史》、《黎族史》、《土家族文化史》等30多部著作，完成了壮、土家等13个民族简史的修订；在《民族研究》、《光明日报》、《江汉论坛》等期刊发表有重要影响的论文60多篇。这些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2项，国家民委、湖北省二、三等奖16项。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和“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研究方向，以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艺术为重点，将民族学与艺术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研究少数民族艺术的文化内涵，艺术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重点从象征人类学的视野研究少数民族的艺术文化。将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相结合，关注民族艺术遗产的保护，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研究方向，主要是在世界美学语境的观照下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资源进行挖掘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美学思想进行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

本学科具有悠久的研究传统。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民族学家岑家梧即撰写《图腾艺术史》、《中国民俗艺术概说》等论著，在这一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校学者继续开展少数民族艺术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出版了《转型与发展——当代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东方美学》、《土家族民间美术》、《中国南方各民族民间剪纸美学研究》等20余部专著。在《民族研究》、《新华文摘》等和核心期刊发表了150多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近几年，获得“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现代利用与保护研究——以武陵地区土家族为例”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省部级课题10余项，总经费达60多万元。

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和“民族教育管理”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的主要内容、实践创新、发展预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旨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的理论体系和政策系统。

“民族教育管理”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办学方向、管理体制、民族学校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民族教育运行机制、人才培养模式、质量保证体系、教育立法等问题的研究。旨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管理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

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民族学研究篇2

关键词：壮族；大学生；民族认同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的人口在不同国家之间流动的速率加快，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碰撞也越来越多。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各少数民族和主流民族在交往、融合中的认同问题，在这一领域许多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对于中国而言，这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更是隐含了各种数不胜数的问题，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民族认同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壮族人民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呈现出怎样的分化状态，他们的民族认同又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但是，系统地运用多种方法对壮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在我国却还非常少见。

一、民族认同的概念研究

国内罗平和张艳军指出到目前为止，心理学家对民族认同的界定未达成共识。“现有的对民族认同的研究路径有两种取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认同指对某一民族国家的认同，也就是国家认同，狭义的民族认同指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民族对各自民族文化的认同，也就是族群认同。①”

佐斌和秦向荣则将民族认同定义为该民族成员对其民族身份知悉和接纳的态度，民族认同就是民族的自识性，是个体对自己民族身份的确认。具体来说，“民族认同是个体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由此，中华民族认同，就是一种具体的民族认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中华民族中的成员对自己中华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归附，换言之，就是个体知道并认可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以及对中华民族人群的心理依恋和情感偏爱。②”所以其民族认同含义属广泛意义上的概念。

本研究采用民族认同广义概念，即民族认同既包括对本民族的认同，也包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二、研究方法

1.研究被试

本研究的被试为广西民族大学的455名大学生，其中男生196名，女生259名；汉族162名，壮族250名，包括瑶族、侗族、苗族、毛南族、仫佬族等12个少数民族在内的43名。被试籍贯全为广西，家庭所在地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有241名。主要研究对象250名壮族大学生中，有95名男生，155名女生，家庭所在地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有179名。

3.研究工具

《本民族认同问卷》，本研究采用了秦向荣等人编制的、经修订的23个项目的本民族认同问卷，此问卷较好的评估了自身民族认同的四个维度，即认知维度、评价维度、情感维度和行为维度。

《中华民族认同问卷》，中南民族大学的任青等人编制的中华民族认同问卷，共20个项目，考虑到题目数量和地区差异，在相关专家的指导下对问卷进行一定的调整，（如删除其中的第16题“我希望的朋友都是华人”等），最终形成22个项目的中华民族认同问卷。问卷共分为认知维度、情感维度、评价维度、行为维度。

三、研究结果

1.描述性统计

表4.1是样本群体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各维度和单个被试在两个问卷上的均分的平均数（M）和标准差（SD）。

表4.1本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各维度描述统计

认知维度情感维度评价维度行为维度总均分

MSDMSDMSDMSDMSD

本民族认同4.390.794.650.714.960.794.300.784.590.61

中华民族认同3.330.433.500.413.580.413.380.373.460.31

从表4.1可以看出，本民族认同问卷是6点计分，被试的得分均高于4；中华民族认同问卷为4点计分，被试的得分均高于3。在两个问卷及其各维度上，被试的平均分得分均高于3，说明从总体上看，被试对本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有着较高的认同。

2.本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差异分析

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考察被试在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上得分的差异，结果见表4.2。

表4.2本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差异分析

注：***p

个体对本民族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存在非常显著差异（p

四、广西壮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现状总体分析

根据本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描述统计显示，广西壮族大学生对本民族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存在显著差异，且本民族认同的程度显著高于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而秦向荣、左斌对湖北武汉市和广西百色市的11～20岁青少年研究，结果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也呈中等程度的正相关，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中华民族认同得分要高于本民族认同得分。笔者认为最可能是被试的学校性质、民族身份等不同所造成的差异。本研究所取被试皆是民族院校大学生，民族文化氛围相对浓厚，且其中含壮族在内的少数民族被试人数偏多，被试长期的居住环境和家庭都较多与本民族相联系，所以反映了广西壮族大学生本民族认同程度会高于中华民族认同。另外，根据表4.1显示，本次研究发现广西大学生在民族认同各维度上皆有高度的认同，且表4.2表明被试在本民族认同的各维度与中华民族认同上的各维度都存在显著正相关，表明对民族地区的爱国主义教育得到良好落实，民族政策得到有效的实施。（作者单位：1.广西民族大学；2.广西师范大学）

注解：

①罗平与张雁军，民族认同的心理学研究述评与展望，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第108-116页

②秦向荣与佐斌，民族认同的心理学实证研究――11～20岁青少年民族认同的结构和状况，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第155页

参考文献：

[1]张乐，浅探壮族文化传承发展的路径[J].文化艺术，2013，1

[2]栗志刚，民族认同论[D]，华中科技大学，2011，26

[3]王亚鹏，少数民族认同研究的现状[J].心理科学进展，2002，102

民族学研究篇3

[关键词]心理学；民族学；民族心理学

心理学（Psychology）是研究人和动物心理现象发生、发展和活动规律的一门科学。民族学（Ethnography）是对人及其文化的科学描述，包括风俗、习惯、相互差异等。其综合研究的学科民族心理学则定义为研究特定条件下某一民族心理活动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规律的社会心理学分支。从三个学科的名词意义上看都有对人的研究，从不同角度来研究人群，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着共通性。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地大物博。各民族团结繁荣，共同发展，在新的形势下发展势头迅猛。新中国建立以后，给各民族的发展带来有利条件。各少数民族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了平等而且在经济上也取得了迅速发展。少数民族社会的巨变，文化的变迁也给少数民族的心理及其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教育水平从总体上看还是不高，因而就会影响到其基本素质的进一步提高。为了进一步加快提高少数民族的素质，开发少数民族潜能，进而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必要结合各个学科对少数民族进行研究，并建立我国自己的民族学研究体系。包括心理学与民族学的综合研究，以及民族心理学的本土化体系的建构。

一、心理学之于民族学

19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为心理学成为独立的科学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德国感官神经生理学的发展，为心理学成为独立的科学起了较为直接的促进作用。1897年冯特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出现，从此，心理学才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了蓬勃发展的历程。随着其不断的进步与创新，研究内容与形式的日益科学化，其研究的领域也不断地拓宽。

20世纪30年代，美国历史学派中分化出心理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博厄斯的学生R.本尼迪克特和M.米德等。他们认为个人的心理活动决定文化和社会状况。先进民族的优良心理素质创造高级文化模式，落后民族的不正常心理素质只能造成落后的文化模式，因而后者必须在前者的帮助下改变自己落后的文化模式。这一学派虽然口头上反对基于外表体质形态不同而产生的种族主义，但实际上主张心理上隐存着民族的优劣差别，也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观点，因而也被称为种族心理学派。运用心理学的科学性来研究民族的特性，其发展历程也是基于冯特晚年研究成果开始。弗洛伊德也同样为民族学的心理学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心理学之于民族学的研究意义如何体现，作者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来具体讨论。

（一）研究内容的共通性

心理是人类思想认识活动这种事物具有的内容，是主宰或统帅思想认识活动的主体。心理学是以心理作为直接对象的人类思想认识活动，是人类通过哲学思想认识活动，从人类的日常活动或行为中发现、界定、彰显和产生出来的，具有从混沌中发现、彰显和产生出心理这个事物能力的本体事物。民族学研究的内容在某些方面和心理学确有紧密联系。

种族和民族关系是一个范畴非常大的领域。研究种族和民族关系的西方心理学家们的注意力大多直接放在态度、定型等概念上，并试图解释这些概念如何被结合进跨文化心理学中，以及如何用来理解和解决在多元文化社会中产生的问题。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种族和民族关系的一种方式是探讨种族和民族行为的归因。归因是指推论人的行为的内部原因。如归结到个人的某些品质或外部原因归因于某些情形或环境的因素。[1]

种族和民族歧视。文化上有差异的人们的确被更大范围的社会鼓励保留他们的差异，以便把他们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这个危险已被许多跨文化心理研究者认识到，确认为澳大利亚社会中个人“生活风格”限制个人“生活机会”的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所使用的歧视概念不仅包括强制性排斥如隔离和边缘化，还包括强制性包容如同化。他们认为，在整合模式的社会中，个体才能自由选择他们对现有文化。[2]

民族文化群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个体成员对群体的依恋感或认同。在单一文化社会中，这种认同既不是成员的显著特征，也不大可能造成什么问题。然而，在多元文化社会里，个体的民族认同标志着他是什么人，即属于哪个民族群体，这种归属感或依恋感有时可能被混淆，或丧失掉。这些方面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具有研究意义。[3]

（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发展，几乎都伴随有研究方法的重要发展，而研究方法论的每次发展又总是使人类对客观规律普遍性的认识更深化一步。科学的发展和体系的形成就是在新旧方法论的更迭和进化中实现的，科学心理学及其研究方法论也同样如此。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按照不同的标准对各种心理学研究方法进行分类。资料搜集方法包括实验法、度量法、调查法、观察法和档案法。除上述之外，在心理学研究中还有其他一些方法，如文献综述法、个案研究、发展研究和模拟法等。

在学术的不同领域总有一个共通性：科学具有规律性和客观性，因此才称为科学。因此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在不同学科里进行交叉利用。科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运用到民族学的研究方面，利用科学研究方法的规律性与客观性来证实或者分析民族学各方面研究成果。当然民族学研究的方法的科学性也同样了可以给心理学研究做借鉴之，其影响是相互的。

（三）心理学与民族学发展

心理学对民族问题的研究具有积极作用，这一点可能容易为大多数人所理解。而心理学对民族发展有何种作用，国内还很少有人注意探讨。西方心理学家们通常以社会学关于社会变迁的概念来解释民族发展。他们大多把“民族发展”确定为在整体层次上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指标方面的变迁和在个体层次上在态度、价值观、动机等等方面的变迁。他们认为，构成发展的这些变迁必须指向更有价值的目标。发展这个定义普遍出现在多年来的心理学文献中心理学家们指出，心理学有可能对民族发展的研究和实践作出重要的贡献。如果把发展定义为个体和群体由某种现在的状况向某种更有价值的目标状况运动的过程，那么心理学能够在以下方面有所贡献。[4]

理解现状是发展的出发点，许多心理结构都能对社会和民族发展产生影响，如技能认知的、技术的、社会的等等，对变迁的态度，可能帮助或妨碍变迁的个人特质，维护事物的以往面貌或现状的价值观，以及对各种变迁进行选择的兴趣。当然，政治因素如社会组织和社会资源的分配和经济因素如自然资源的利用必然对描述现在的状况发生作用，但是心理学对于从整体上理解当前形势的特殊贡献是不可替代的。解价值目标状况。在各个文化社会中发展具有不同的含义。在讨论发展问题时不能不注意到它的当地或本土意义，这个方面也是心理学可能对民族发展研究作出的贡献之一。心理学家还可以运用志向、需要、价值和偏好等传统观念来研究发展的目标状况。理解变迁过程。心理学有助于人们理解如何从现状走向未来的价值目标。此外，运用心理学的动机、驱力、应变机制等概念和理论来检验人们的行为动力因素，包括提高人们行为动机、驱力水平和整体效力的可能性，也是心理学对民族发展可能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设计、完成和评价发展项目。心理学家普遍受过人类行为研究方法的严格训练。心理学背景能够极大地帮助发展群体推断特定的发展项目是否能取得预期效果。在这个领域里，跨时间变迁的研究和统计评估等可以做出显著的贡献。[5]

心理学这些显著地深远意义都是对民族学发展提供方法、研究对象、以及思路的正确的向。心理学的发展可以促进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民族学的研究就可以从多角度的结合心理学来进行研究，不仅在保证其学性的前提下，还可以为其研究提供借鉴。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我国的民族心理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改革开放以后，心理的研究才有了真正的发展。现在，中国民族心理的研究对象已扩大到国内56个民族，研究的课题也相当广泛，主要有：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的个性比较研究、各民族儿童及青少年品德形成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6]、民族心理与西部大开发关系、民族心理与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关系的研究等等[7]。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实际上，随着民族心理学的不断发展，其研究的局限性也愈益凸显。[8]

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学科界限，缺乏清晰定位。随着越来越多的民族学者开始涉足民族心理的研究，有学者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目前，这种学科之争开始趋向缓和，现在一个更常见的提法是：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但对学科的性质问题，至今未有定论。其次是缺乏综合研究的人才培养，研究势力单薄。学习发现，我国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文献都是比较分散而且项目单一的，并且数量也是有限。这也是导致该领域的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三、小结

通过文献查阅，不难发现，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共同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只是民族心理学这一学科的内容。两个学科并不是简单地综合就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分开来看，两个学科从其内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再到研究取向，都有一定程度的共通性。同时二者存在的差异也是为什么民族心理学这一学科发展由来的重要原因，不能直接将两个学科并用。因此如何科学的处理好心理学和民族学综合研究，以及如何发展民族心理学都是我们以后研究的重要契合点。

参考文献：

[1][2][3][4][5]李秋红.心理学对民族学研究贡献[J].世界民族，1996（2）：25-27.

[6]张世富.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任务及方法[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1）：57-61.

民族学研究篇4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范式;逻辑起点;核心概念

【作者】王建红,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08博士,北京,100000

【中图分类】F0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1-0146-005

TheThinkingofthe“Cold”and“Hot”PointsinEthnoeconomicResearch

WangJianhong

Abstract:Throughthehistoricalreviewofethnoeconomicsdevelopmentandthe“cold”and“hot”pointsinitsresearch,itisfoundthatthedifficultiesindevelopmentofethnoeconomicsrootinbothexternalandinternalreasons.However,theessentialreasonsarethosethattherearenoresearchmodel,nowidelyaccepteddistinctivelogicalstartingpointandcoreconcepts.Therefore,thebasicapproachofdevelopingethnoeconomicsliesinthefurtherexplorationofitslogicalstartingpointandcoreconcepts,andthentheformofitsownresearchmodel.

Keywords:ethnoeconomics;researchmodel;logicalstartingpoint;coreconcepts

自1979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经济学规划会议把“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列为当时经济科学的第27个分支学科算起,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已逾三十年。从最早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作为一门学科构想的提出到现在,学科建设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较大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早就指出的,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缺陷(王文长,1999)。有人甚至担心地指出,如果不能完成系统的理论架构,不能在宏观上把握现实世界,在微观上又无所作为,那么,这门学科离消逝的时间也就不远了(李忠斌,2004)。回顾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审视民族经济学中的“冷”与“热”,将有助于我们认清民族经济学的发展现状,理清思路。

一、民族经济学发展史中的“冷”与“热”

1979年9月在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召开的庆祝建国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施正一先生正式建议创立“民族经济学”新学科,并在会后组织班子编写了这门学科的第一本教材,即《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从那时开始,民族经济学就开始了其艰难的成长历程。施琳把民族经济学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截止2002年):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0年,是初步探索和快速发展时期;第二个阶段从1991年起至2002年,是向广义发展和理论深化时期(施琳,2002)。也有人把类似的时期,以五年为期划分为四个阶段(王燕祥,1998;古玲,2001)。但我们认为,对于一个历史不长的学科而言,过细的历史阶段划分不但没必要,而且其阶段特征注定是不明显的。因此,承接施琳的阶段划分,我们把2002年至今的民族经济学的历史称为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是,民族经济学开始探索新的研究思路,并且一批新研究思路主导下的民族经济学新著陆续出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龙远蔚著《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李忠斌著《民族经济学发展新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王文长著《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以及刘永佶主编的《民族经济学大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中华民族经济发展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

相对于一些成熟的学科,民族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时间不长,并且一直处于成长时期,严格来说并没有明显的“冷”、“热”时期。但是,梳理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其中的一些变化的,这些变化在民族经济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比如,有人认为,在80年代的中期民族经济研究掀起了一个小高潮,这一高潮主要是因为初期的探索引起的兴奋导致的(王文长,1999)。初期的以调查资料整理研究为主要内容的高潮之后是一个理论酝酿期,也是民族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小低潮。之后,伴随着国家对西部开发的重视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小高潮。1999年底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在社科院系统,在高校主要是民族高校系统和民委系统,“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和教学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周兴维,2005)。在既有的理论体系受到质疑时,民族经济学又进入了一个研究思路的反思期,反思过后,便会有学者开始依据新的思路展开新一轮的大量研究。目前的民族经济学应该说尚处于新研究思路的探索过程中,虽然有些新思路探索的成果已经出版,但是尚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只有当某一个新思路得到多数人认同后,广大民族经济学研究者才有可能集聚在同一思路下,迎来民族经济学发展的新高潮。

二、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中的“冷”与“热”

正如上文所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作为新学科被最初提出时,是列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的,但几年后,在另一次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却将这一新学科调整为民族学的分支学科。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在现行研究生教育学科分类中,民族学作为法学类一级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作为民族学的二级学科。如果说,这种学科划分让人费解的话,更让人费解的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竟然没有自己的本科教育。虽然,从1982年起,中央民族大学即开始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硕士生招生和培养工作,并于1994年开始进行博士生的招生与培养工作,但是至今也仍旧没有自己的本科生教育。教育部1998年7月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就根本没有设“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在硕士、博士教育中,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也有自己的困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1997年6月联署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被归属为“法学”门类下“民族学”一级学科之下,最后授予的是“法学学位”。这种安排使得以经济学为学习目标和主要内容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面临着极其尴尬的境地:在就业中,要求法学背景的工作不承认你的法学文凭,要求经济学背景的工作也不承认你的经济学学历。

基于上述原因,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出现了明显的“冷”、“热”不均的现象。冷的是,本科教育中竟没有相应的专业招生,缺少学科发展基础和后劲;热的是,由于现实对少数民族高级经济管理人才的需求,少数民族经济学的硕士生、博士生招生在民族相关专业中出现了较“热”的现象。初步统计,目前开设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博士生教育的大学和机构有5家,而开设相应硕士生教育的多达23家。同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面对西部民族地区紧迫的实际经济问题表现出热切的学习热情时,却要面对就业时的冷遇。

虽然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有着天然的“可民族学,可经济学”的归属问题,但是,在民族经济学发展多年以来,很多专家学者都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乃至民族经济学归为经济学实属应当(沈道权,2004;黄健英,2005;孙秀君,2006),但是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归为民族学的现状目前看来似乎没有丝毫改动的迹象。有人认为,之所以如此与以下两点有关:一是掌握着规制权的官方管理层并不认为有一个“民族经济学”;二是控制着话语权的主流经济学也不承认有一个“民族经济学”(周兴维,2005)。不过,令人高兴的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第四版)中,已把“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经济学分支学科专门设置了类目。表明民族经济学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后,已经作为一门拥有大量著述与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可以建立自身独立图书类目的学科而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将民族经济学从民族学中分离出来,纳入经济学范围之内将是民族经济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

三、民族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冷”与“热”

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看,应用性、对策性研究是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的主流,其研究者和研究成果占多数(龙远蔚,1998)。王文长在总结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时认为,民族经济学研究的路径基本上循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学科基础性研究。二是专题性研究。他进一步指出,与学科基础性研究相比,专题性研究更加活跃和广泛,并且认为,专题性研究基本上构成了民族经济学前20年研究的主导地位,所取得的成果也较基础性研究更为显著(王文长,1999)。邓艾和李辉在统计了1994至2002年国内主要学术期刊发表的民族经济方面的论文情况后发现,在总共6200多篇相关论文中,应用性研究成果占论文总数80%以上,而主要探讨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问题的论文仅有50篇,占论文总数的比例不足1%,而且应用性研究与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之间几乎不存在紧密的理论联系(邓艾,李辉,2005)。这些分析说明,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基础性研究较“冷”,应用性研究较“热”。虽然说“一门学科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龙远蔚,1998)是对的,但基础理论的缺乏不能不说是民族经济学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共同根源,是民族经济学始终遭人诟病的根源。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其直接原因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方面,受我国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需求的刺激,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参与到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中,自然与此有关的应用性研究成果会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民族经济学的初创性和交叉性,使得学科研究队伍具有严重的复杂性。很多研究者都是从经济学、民族学、社会学甚至法学等领域转战而来,很多高校的民族经济学教学、研究机构大多是嫁接在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史学、政治学等“大树”上(周兴维,2005),因此,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来源往往是来自于经济学、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等学科理论的应用,从而忽视了本学科的理论基础的研究;此外,民族经济学创设的初衷――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服务,就决定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更侧重于应用性研究,而且推动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相关专门机构出于工作需要,也经常就少数民族经济的某些方面开展专题研究(龙远蔚,1998)。

但是上述原因都不是问题的根本。民族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占主导不是错误,这是其学科发展的根基,错误在于其研究者不应该在重视应用性研究的同时,忽略掉基础理论的研究。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伴随着民族经济学的创立,一些研究者一直在坚持不懈地研究和探讨民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从早期施正一的《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民族出版社,1987)、《民族经济学导论》(民族出版社,1993)到龙远蔚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王文长的《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以及刘永佶的《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这些论著都提出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结构,都对民族经济学科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正如王文长指出的,民族经济学迄今流传未广,甚或质疑之声不断,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或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还未能找到得当的分析框架和工具(王文长,2008),也即没有完善的学科理论所致。换句话说,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缺乏根本原因在于其基础理论没有找到根本的突破口。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找到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突破口?有人认为当务之急是找出民族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周兴维,2005),或者说,民族经济学也必须以一个基本出发点为依据(庄万禄,陈敏,马秀琴,2005);也有人认为,成熟的学科“是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和主干的,其中要有一个核心概念”(刘永佶,2008)。换个角度看,也就是说,整个民族经济学理论目前最大的不足就是缺少其应有的核心概念,从而不能形成以核心概念为基础的概念体系和概念运动。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找到民族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有助于我们找到民族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对核心概念的研究也有助于探索正确的逻辑起点。只要找到民族经学的正确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民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才会有一个根本的突破。

四、民族经济学体系建构中的“冷”与“热”

正如上一节已经提到的,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会涉及到民族经济学体系的构建,但二者还不完全就是一回事。基础理论的研究可以是就某一理论点的研究,而体系的构建则是对某一学科理论的系统研究。体系的构建对于新生的民族经济学而言是很重要的,正如李忠斌所说:“体系对于学科而言犹如大厦之骨,没有骨架则大厦难立,没有体系则学科不存,……建立起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是民族经济学较长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李忠斌,2004)也许正因为如此,民族经济学从其诞生不久就开始了其体系的构建。前面已经提到,施正一先生在建议创立“民族经济学”不久即组织班子编写了这门学科的第一本体系性教材――《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随后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多是围绕民族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展开的,这就使得民族经济学的体系构建从一开始就主要侧重了体系的完整性。此后的《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民族经济学导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民族经济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等理论著作应该说都构筑了自己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形成了一股完整体系的构建“热”潮。

然而,从人类理论研究发展的历史来看,现已存在的各学科的理论在没有做出清晰的分野的之前,人们一直注重的是对具体问题的理论研究,并不是因为考虑到为创建一门学科而研究,因此往往在一开始并不注重所谓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只是当关于某一领域的主要理论问题得到了系统解决的时候,就会出现对此领域研究成果的总结性的综合研究,这时就往往产生出一门系统的理论著作,从而标志某一学科理论体系的诞生。经济学从最早的重商主义、重农学派等的分散研究,最终到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即是如此。据此我们认为,民族经济学虽然从其现实状况来说,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是不争的事实(黄健英,2005),但这并不能说是建立在了成熟的学科理论体系上的,因为,正如前一节所述,民族经济学的很多基础理论在研究上没有突破,离其作为成熟的理论体系“瓜熟蒂落”的时机还很远。但是,现在很多理论体系的构建者似乎在热衷于理论框架的构建之时,却“冷”落了促使体系成熟的基本理论的研究。

以各种版本的民族经济学的教材为主要代表,现有的民族经济学理论体系绝不是“瓜熟蒂落”的结果,他们所采取的体系构建方法主要就是演绎法。这里的演绎法并不是指在理论上的演绎。这里的演绎法主要是指,我们为了构建民族经济学的体系而从其它学科和一般学科通用的理论体系中,抽出其理论框架,设定诸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意义、各影响要素、各要素的特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等,依次设定章节目,将研究内容拓展开来,构成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就民族经济学来看,具体而言,往往是把已经存在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体系直接,或拼接之后稍作修改再套用过来构建自己的体系。而具体的理论内容往往就是经济学和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嫁接。如此一来的结果是,一些学术界的人们认为民族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存在着大面积的交叉,没有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实质是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学或者是仅仅加上了“民族”字眼的经济学,“给人的印象就是经济学理论加民族地区数据资料”(李忠斌,2004),从而对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地位持某种程度的否定态度。

当然,对于民族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我们应该采取一个正确的态度,“过多的苛求并不是爱护的态度”(王文长,1999),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基础理论和体系不完善是民族经济学面临的现实问题,但并不是说学科创立和发展的历史短,就应该如此”(黄健英,2005)。解决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中的问题的根本思路和上一节的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是要加强对民族经济学的正确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的研究。可喜的是,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了这种思路下的研究成果,龙远蔚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和王文长的《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都注意了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注意了对逻辑起点的探讨,只是对其核心概念的关注和研究有待加强。

结语

通过对民族经济学发展的简略回顾和其中的诸多“冷”、“热”分析,我们已经可以基本勾画出目前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困境了。纵观这些分析,简单来说,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困境的成因,既有发展历史短和外部的客观条件的制约,更有内部的研究者主观方面的不足。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者,我们在无力改变客观事实的情况下,应该主动“自我否定自我退出……冷静、客观地面对‘民族经济学’遭遇的尴尬”(周兴维,2005),加强对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加强对其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的探索。有了自己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民族经济学也就能够比较容易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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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施正一.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民族学研究篇5

【关键词】民族心理学；跨文化；研究等值；确定

【作者】李静，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兰州，730020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7)03-0024-006

ACross-CulturalStudyofNationalPsychologyandtheDefinitionofItsEquivalence

LiJing

Abstract：Across-culturalstudyisoneoftheimportantcharacteristicsinthestudyofnationalpsychology.Theproblemsuchastudyshouldsolveistoresearchthedefinitionofitsequivalenceinthecomparativestudy.Ifwewanttomakeaneffectiveandrationalstudyofnationalpsychologyandacross-culturalstudybetweennationalbodies，wemustfirstofalldefinethebasisonwhichtomakethestudiesaswellasthecomparisons.Namely，weshoulddefinetheequivalencewhichwecanmakeacomparativestudyoforacross-culturalstudyofonthebasisofmethodologybybuildingaplatformofresearchingtheequivalencesofdifferentnationssothatwecanmakethestudyofnationalpsychologythere.Fromapointofviewofthecross-culturalstudy，thispaperistointroducethedefinitionsoffunctionalequivalence，conceptionalequivalence，languageequivalenceandmetricequivalenceinthestudyofnationalpsychologysoastoleadscholarstopayattentiontotheresearchonthedefinitionofequivalenceinthecross-culturalstudy.

Keywords：nationalpsychology；cross-culture；researchonequivalence；define

跨文化研究亦称为比较研究，应该就是民族心理学研究的特殊方法论。民族心理学的学科特点要求研究者必须对民族心理现象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一、民族心理学跨文化研究观

几乎在所有的科学研究中，都不同程度地使用着比较的方法。在民族学的研究领域，比较方法的运用尤为广泛。“这与民族学的学术传统及其研究对象有着密切的关系。民族学自产生之初就是以异己社会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这是民族学研究的一个传统。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逐步扩大，但这一学术传统仍基本保留至今。民族学者在观察异己社会文化时有意无意地与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相比较。研究者面对异己社会文化是多种多样的，而对这些多种多样的异己社会文化的认识，理所当然地要使用比较方法”。①

以民族共同体心理及其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心理学当然须使用民族学研究的经典方法与传统方法。我们知道，作为一个独立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共同体发展历史、社会生活环境、文化背景、以及生物学的差异等。这样，我们在研究民族心理现象及其规律时，在对民族共同体及其相互之间表现在心理方面的相同或相异点进行研究时，跨文化的比较就具有了方法论上的特殊意义了。

跨文化比较研究不是指某一种具体的方法，而是一种研究途径，或专门的研究原则，因此，在运用跨文化比较来分析、研究民族心理时，就可以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采用多种具体的方法和技术对自己所关注的或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研究。

跨文化研究方法论要求研究者在运用各种方法或技术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时，要把被研究者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并对此进行比较研究。人类的行为除去受本能方面因素的制约外，更重要的是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

对于民族心理学研究而言，无论西方还是亚洲的日本、我国台湾等地，研究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大部分要先研究异民族、异文化。民族学是一门比较的学科，民族心理学更是比较的学科。民族学家不只研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同样，民族心理学家也是如此，他们关心的是不同民族共同体心理研究是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文化究竟在民族共同体心理发展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民族文化所折射的不同民族的心理模式如何塑造了不同民族的人格和行为模式等，这是民族心理学家的研究目的。

正如L.A.怀特所说，“世界上不同民族的人类行为，只能根据他们自己的文化来解释。”②必须“用比较的眼光来看生活方式，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最远的范围，以区分哪些东西来源于人类本性，哪些东西来源于特定的人类群体和特定的时间空间。”③

因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的跨文化比较观就要求研究者，必须承认文化的相对性，亦即当我们研究一种陌生的民族及其文化现象时，应当从该民族族体内部以及文化内部的逻辑上去理解它、解释它，而不仅仅从观察者或研究者本身的文化逻辑去衡量它，不能用受到研究者自身文化背景的制约去建构各民族的行为人格与经验的理论与概念。

一般而言，凡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所作的比较研究，都可以称为跨文化研究。④“在早期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的研究中，有时会将全世界的材料放在一起比较，这就是泛文化比较(cross-culturecomparison)，这种比较方法现在很少用了。”⑤但是目前人类学家和跨文化心理学家所做的跨文化研究，也尽可能地采取较多的文化样本，以便做有意义的统计处理。研究者在进行跨文化研究时，都选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或行为特征作为研究的变量，以分析变量间的相关性。

台湾学者李亦园先生对跨文化比较方法也有一定的研究，他对跨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作了论述：“(跨)文化比较研究法的基本前提是利用全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为样本，以资料做比较研究，以便验证对人类行为的假设。这一前提并非仅仅是由于人类学家着眼于全人类不管是原始或文明的文化之偏好，而是有其理论上的重要意义”⑥李亦园以心理人类学家怀廷(J.W.M.Whiting)常用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重要意义，同时也反映了比较研究的意义和层次，尤其是对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上图反映了比较研究的意义和不同层次。早期的这种比较是美国心理学家西尔斯(RobertSears)对美国Kansas城婴儿哺乳期喂奶问题的研究。有的婴儿成长之后心理困扰很高，他研究的是美国白人，研究期间是一年之内，这两个因素要特别注意。喂母奶，假如是2～3个月，情绪困扰比一、两个星期都要高，喂到12个月，他的情绪不安比2～3个月时还要高。这图表上边的实线部分是白种人喂奶在12个月的结果。喂奶越久，情绪困扰就越高，这个研究是长久观察得出来的，是肯定的。但是，这个理论被人类学家拿来和全世界很多不同民族做比较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图中后面虚线是民族数，前面的实线是婴儿的个例。用82个民族做比较，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有的民族把喂奶时间延长到2～3年。

在西方民族，喂奶时间长到12个月是很少的，可是我们中国的北方很多地方有到5岁还吃祖母的干奶的，所以，不同民族延长喂乳时间是不一样的。把很多民族引进之后，结果完全不一样。有些民族喂奶到18个月，困扰因素依然很高，但也有喂奶喂到6个月时，那条曲线就很快地落下来。因此，用民族比较时，结论反而是喂奶时间越长，情绪困扰越小。这样一个研究说明，从一个民族得到的材料和很多民族加在一起得到的材料，对解释人类行为很不一样。⑦

这是比较研究中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我们全中国有56个民族，如果同仁们做这种调查将是很有益的。这种喂奶期的调查在我们56个民族中到底有多大差异，至今还不清楚。大概这种“小儿科”不登大雅之堂的材料大半是人们不搜集的，但在研究心理人格这派的人来看就很重要，因为他们认为早期育婴的情形与未来的人格形成过程有很大的关系，甚至跟神的观念也有很大的关系。⑧

通过上述研究，李亦园认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不但可以免去单一文化狭窄范围的局限，同时又可以使研究者发现更多更广泛的人类行为的幅度(range)。由此可见，跨文化比较在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树立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的比较观应该是从事民族心理学研究者的基本态度。

二、民族心理学跨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

跨文化研究对于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而言，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有助于民族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

跨文化研究有助于在中国各民族中对已有的西方心理学理论、民族心理学理论及民族学理论进行检验，在我国文化背景中进行修正和拓展，从而为民族心理学、民族学及心理学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做出成绩。

如瑞士著名儿童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曾认为，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研究是生物因素决定的，还是文化差异决定的，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则需要广泛的跨文化研究；同时，关于皮亚杰提出的儿童发展阶段的划分，究竟有没有普遍性、其中文化因素的影响究竟有多大等这些问题均需要在本土进行验证性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些学者就这些问题在一些少数民族儿童中做了许多跨文化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这些研究对于完善皮亚杰理论具有一定意义，同时也促进了我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

同时这些验证性研究也提出了有创建的理论，丰富并发展了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的理论。

在我国一些民族特殊地理文化环境中的儿童，他们的性心理发展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关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作为普遍性而提出的相同阶段呢?特别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发展了“恋母情结”呢?

另外，在我国一些民族中表现出成年期的攻击，如有人曾说，西北地区生活的民族大多强悍、豪放、率真，同时又表现出攻击。这在西北少数民族发展历史中可略见一般，许多民族都是在连年的争战中发展变迁的。⑨而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则大多表现出的是温和、安逸，没有明显的攻击。

曾有一位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壮族大学生在谈到目前的民族关系及一些国家与民族中的恐怖主义表现时对笔者说：“我感觉我们南方的少数民族就不好斗，生活也较为平和、自然；而来到北方生活一段时间后，我感觉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就表现出情绪外露、好斗，从民族发展的历史中我们也有了解，这是为什么?”

像诸如此类的在一些民族中表现出的较为外显的攻击，而在另外一些民族中则表现不明显；儿童期的教养方式与民族成员的人格类型等这样一些民族心理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跨文化的研究。除了验证性研究外，还应该有更多的开创性、特色性研究。

(二)跨文化比较有助于增加研究变量的范围

在民族心理学研究中，依据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可以扩充与增加研究变量的范围，使之大大超过在任何一个单一民族研究中所得到的变量。这样的研究就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也会减少偏颇。可以认为，跨文化的研究有利于对民族心理进行多元研究，扩充研究视野与思路。

例如，如果我们要研究环境差异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假设仅在汉族中进行研究，大多数研究会仅得出教育条件的差异这一变量。可是，在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中，环境的差异是巨大且丰富的。这样，研究者可以发现更多的差异变量，如生活习俗、教养方式、社会发展水平、教育条件、自然环境等等。

通过这些变量的确定，我们就可以从中了解更多的影响儿童发展的因果关系或相关因素。

对于妇女社会化程度的研究，如只在汉族中研究，我们就只能得出地区、家庭、生活条件等这些带有普遍性的差异变量。如果将此研究放置于我国众多的民族，尤其是放置于我们所处的西北少数民族中进行研究，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变量就会大大增加，会涉及到民族生活环境、、文化传统及民风民俗等特异性变量。

可以说，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为心理学、民族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自然场所和丰富的环境变量，而这些变量在实验室中是无法得到的。这些变量又是民族心理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变量。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等值的确定

要有效而合理地进行民族心理学研究、进行民族族体间的跨文化研究，就必须首先确定这种研究与比较赖以开展的基础，亦即在方法论上对可以进行对比研究或跨文化研究的等值予以确定，搭建一个研究不同民族的等值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开展民族心理的研究，而这也正是我们在进行民族学与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容易忽视的问题。根据美国跨文化人类学家马尔塞拉等人的研究，我们认为他们提出的四个研究等值的确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于我们进行民族心理学以及其他跨文化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在《跨文化心理学》一书中，马尔塞拉等人提出了四个研究等值，⑩值得借鉴。

1.功能等值的确定

功能等值是属于人类学的一个概念，它是研究并理解由跨文化研究者贝里所论述的非位与本位区别的基础。功能等值的设定可以追溯到戈德施米特，他要在文化层次比较风俗的功能而不是比较风俗本身。例如，一种泛文化的风俗是某种宗教仪式，但是，如果不加思索地认为，宗教仪式是某种根据，以此才对群体和个人进行比较，那么就会得出片面而无效的结论。

例如，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一种文化中，宗教仪式是作为神祗崇拜的集中表现和最高形式起作用的，而在另一种文化中，类似的仪式可能只是作为诸如结婚、或社会地位改变的例行庆祝仪式而起作用。可以想见，一种文化中的宗教仪式可以具有宇宙论或占星术一样的功能，而在另一种文化中，这种仪式则会被一两个旁观者理所当然地解释为“宗教”。正如普齐沃尔斯基和托恩生动地描述的那样，“对于特定的观察来说，打嗝就是打嗝，裙带关系就是裙带关系。但是在一个推理的结构中，打嗝就成了‘’或‘赞美’，裙带关系就成了‘腐败’或‘责任’。”

功能等值的确定可以说是进行跨文化、进行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基础，是研究中所不可忽视的。

2.概念等值的确定

功能的等值通常是以宏观的、全文化的层次来看的，概念的等值强调意义的有无，即个体所接触的具体的刺激，如测验的项目、某些词汇、社会心理学实验的性质等等。弗里达和加霍达以及其他人怀疑，没有人能提出一种真正的文化公平测验(这种测验的项目必须使每个人要么完全熟悉要么完全生疏)。当我们考虑到，在跨文化研究中所运用的一切刺激因素，测验其他因变量，以及大部分“被熟练运用的”自变量时，大概会对这种悲观主义情绪抱有同感。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人们称一些研究为“比较社会心理学”，并广泛应用于很合意的各种文化中。

这些研究很相似，通常都遵循以下四个步骤：

第一、怎样才能概括出诸如专制主义或归属需要这样的社会心理学概念；

第二、通过建立人工实验室实验之后，模仿全部重要细节；

第三、在文化框架和人类学现实(例如“中国文化”是专制主义，“墨西哥文化”是归属文化)的背景下分析实验结果；

第四、作出结论，并且据此确定实验结果所指出的方向，从而抛弃那些无价值的假设。

在很多这类的研究中，人们很少能从当时表现出来的全部文化观点出发，注意到实验中概念的等值问题。第一个提出概念等值观念的西尔斯(1961)坚信，如果没有附加的背景材料的帮助，很难在既定的框架中解释观察到的行为。

关于概念等值问题，可用假设的问卷项目为例加以简单说明。

假设我们想询问一个人是否吸烟，以此来确定他的态度或人格面貌。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根据统计，肯定的回答表明，这个人受到较少教育并且很可能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在许多国家(例如在墨西哥)，也许由于花销太大，吸烟在穷人当中并不普遍。然而，由于吸烟可以作为一个人属于上流社会并具有特权的象征，所以在上流社会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吸烟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所以，在这个例子中，吸烟的概念就不是等值的，在它能够作为可比材料以前，必须做某种改变。

3.语言等值的确定

语言等值是概念等值的一个变形，主要包括实验期间采用的调查表，访问、测验和训练中作比较用的口头和书面语言形式，在所有等值类型中，语言等值问题自始至终应该为人们所重视。

下面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要达到翻译的等值，就必须解决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共和党的财政政策构成了可信赖的大商业的支柱”这句话在美国完全可能被理解为一种或多或少的事实陈述。然而，在其他地方，为了进行比较把它翻译过来，就会导致非常不等值的陈述。首先，“共和党的”，“财政政策”，“商业”和“支柱”这几个概念是在文化上独特而又同型的。为了在别处较为等值地使用它，对应的翻译会导致这样的陈述：“政府确定的稳健而节俭的财政政策是可尊敬的稳定的公司的基础，”然而，不应该假定，一个人的文化感受能使材料成为等值的，并据此直观地常识性地去翻译语言上等值的词，短语和句子，只有通过诸如反译这样的程序才有理由确信已经建立了等值。

尤其是在进行跨文化研究、民族心理学研究中，会涉及到各种不同的语言，有时即使同一种语言在不同文化中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可见语言的等值是一个重要问题。在研究中应使用反问、反译等方法对自己的理解进行核验，以确定语言等值的确立。

4.公制等值的确定

在民族心理学中，涉及不同民族跨文化研究的很大一部分是以使用测验以及其它产生数字资料的相对标准化的程序为基础的。这些资料通常是一些得分，通过使用等距量表，把某人放到一个假设的连续变量(例如智力)中去测量。这样，来自A文化的儿童在Z测验上可能达到X水平，而来自B文化的儿童在同一测验上可能达到Y水平。如果不能证明这些分数水平在公制上是等值的，那么任何资料中获得的比较结果都可能不准确，都会得出一系列不可比较的分数。

正如普尔丁嘉指出的，与上述例子相关，对A文化和B文化的分数差别有三种可能的解释：

第一、这些差别是真实的和绝对的，大致反映了品质(如智力)的遗传差异。

第二、定性的测验测出了假定品质的不同方面。

第三、定量的测验测出了某种假定品质的不同方面。

普尔丁嘉进一步指出，要使测验结果能够用于比较，测验必须满足三条要求：

第一、它在功能上必须是等值的，即它测量“不同人群中同样的行为特征”。功能等值的一个条件就是，对于所比较的人来说，一组变量之间相互关联的矩阵应当表现为同等价值。普尔丁嘉举出杰思里奇建立的程序，认为它就是具备了这个条件的标准测验。

第二、它必须分数等值，意思是它必须在不同人群中定量和定性地测相同的结构。换言之，这些分数(例如测量分数)应当是在其他社会在同样的水平上测量同样的事物。

第三、某些测验是由可以用作独立测量的项目组成的，应该对这些项目作出可行性的分析。当每一项目满足了分数等值的要求时，就能建立起项目的等值。在民族心理学研究中为了真正体现出可比性就必须建立起等距离量表，以证明所得数据及所使用数据在分数水平的公制上是等值的。

注释：

①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②周晓虹著，《现代社会心理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③R.M.基辛著，《文化社会个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④杨国枢著，《社会及行为的科学研究法》，2001年版，第279页。

⑤⑦⑧李亦园著，“关于人类学的方法论”，《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页，第205页，第205页。

⑥李亦园，“文化比较方法探究”，《思与言杂志》(台湾)，第13卷，第五期，第277～289页。

⑨参见杨建新著，《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⑩A.J.马尔塞拉、R.G.撒普、T.J.西勃罗夫斯基主编，远海德林译，《跨文化心理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

参考文献：

时蓉华、刘毅编著，《中国民族心理学概论》，甘肃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美]贝利著，许真译，《现代社会研究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周晓虹著，《现代社会心理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A.J.马尔塞拉、R.G.撒普、T.J.西勃罗夫斯基主编，远海德林译，《跨文化心理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R.M.基辛著，《文化社会个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民族学研究篇6

【关键词】大学生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趋势述评

大学生是国家和社会的精英群体，是实现民族复兴与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民族传统文化则作为民族精神的重要传承载体，对于一个民族抵抗异质文化冲击和影响，保持民族独立自强具有重大作用。因此，对大学生进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的现实努力，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学术界对大学生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研究日益关注，近些年学术成果不断涌现，笔者做了粗略统计，以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为研究专题的学术论文有近百篇，其中还包括数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另有专著若干。基于该领域学术史的梳理，笔者认为学术界目前对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研究集中探讨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民族传统文化内涵和本质的研究。民族传统文化是本民族优秀民族精神的传承。司晓宏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包含的精神有如下几种：一是“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二是“刚健”、“辉光”的独立人格精神；三是“厚德载物”的尚德精神；四是“奉公以坳，律身以俭”的勤俭精神；五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佟贵银认为：“和谐文化为儒释道所尊崇、为各民族所认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精髓。”郭大烈认为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有：一、不畏反帝反封的爱国主义精神；二、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的优秀品质；三、和睦共处友爱互助的优秀品德；四、不断发展的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相关的文章较多，总的来说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分析比较透彻，从深层次角度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神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

二是对当前高校大学生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分析。这些学术文章在肯定目前党和政府高层普遍重视大学生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亦指出当前教育的不足。桂署钦、覃萍认为大学生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受到了各高校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教育机制不够健全；教育管理不够规范、完善；教育师资比较紧缺；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部分大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教育重视不够。覃萍、林宁撰文指出当前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两个误区：“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甚至不要”和“重知识积累与技巧的培养而轻精神和理念的培养”的误区。罗英侠指出当前高校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缺陷：社会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相关的教育模式存在误区，学生在学习上过于追求实用等。

除了理论研究之外，学术界日益倾向于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来分析当前高校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现状。比较典型有谭小宝引用《华夏时报》数据来说明当前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对传统文化了解的大学生有60%，能完整背出古诗词或正确回答出作者的大学生有45%，认为传统文化有用的大学生有20%，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大学生占总数的30%；而有97%的同学认为学习英语是绝对有用的。在对传统节日的重视程度调查中，75%以上的大学生认为诸如中秋、端午等节日的重要，但是也认为圣诞、情人等西方节日的同等重要性。

三是对当前在高校开展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和作用进行深入探讨。桂署钦将高校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概括为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强化民族文化认同与传承民族文明，有利于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谢继忠认为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可以起到至少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培养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二是培养大学生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三是培养大学生高尚的道德品质。可以看到，从总的研究成果而言，对大学生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学界是肯定的，从最早高校的功能责任意识到现在的积极建设民族传统文化意义，学界主流态度是热切关注的。

四是对加强大学生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方法与途径研究。高琼、刘茹对改变我国高校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弱化现状提出了可行性对策：一是全面提高教师的素质和水平；二是在高校的“两课”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教育；三是增加相关选修课，进行通识教育；四是增加有关传统文化的讲座，五是拓展教育学习平台等。毫无疑问，上述这些途径是值得、可取的，很多具有可操作性。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关注的实现途径已由技术手段逐步上升到制度层面，桂署钦就从领导机制、管理机制、教师教育培训机制、经费投入保障机制、考评机制、激励机制、大学生社会实践机制七个方面论述构建高校民族传统文化教育长效机制的重要举措，这些思考和探索更是我们应当注重的努力方向。

五是关注民族文化传统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作用研究。当前撰文专题论述两者关系和作用的文章不是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寿菊、张莼波撰文重点分析了当前大学生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培养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探索研究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培养大学生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积极作用和有效途径；唐东升则从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论的角度论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积极促进作用。上述文章均从实际运作手段到理论架构角度对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系和作用作了专题探讨，值得研究。

专著方面成果数量较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军、董艳主编的《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一书，该书系统地阐述了民族文化传承的教育人类学意义、民族文化传承对人的智力因素发展的影响、民族文化传承中知识和技能的获得等。笔者观察，大部分专著着重论述民族传统文化，而对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专题研究成果数量较少，这也许是今后我们应该深入研究的重点。

纵观近些年来大学生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状况，笔者总结出该项研究的总体趋势如下：一是由理论研究逐步转向实证研究。以往的研究成果注重从文化定义、内涵、类型出发分析民族传统文化，运用各类文化模式进行解读，或者仅仅是限于其意义、现状、对策的泛泛而谈，研究不深入，而目前有关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开始逐步深入学校、社区运用调研、统计等多种手段开展实证研究，注重用材料说话；二是由宏观研究转向微观解析。一门学科成熟的发展标志并不在于建立了多少宏观理论，而是实实在在的运用有关理论对微观领域做个案研究。在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研究领域，更应注意的是对个案做应用研究，分析研究对象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和预期对策。三是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以往的研究往往采用线式的理论结构、举例说明、演绎论证等传统手段，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研究从简单的定性分析开始向科学研究的定量分析转型，采用比较研究法、数理统计法等多类型研究方法开展科学研究，从而为学术界提供理论依据和领导层提供决策依据。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该项研究亦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一是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研究。目前该项研究尽管不乏实证研究，但依然倾向于理论探讨。对于如何将民族传统文化真正渗透到校园，让民族传统文化意识成为大学生的主动意识，自觉抵制西方文化的侵蚀这个重大命题的解决之道及实效性尚未完全弄清楚；二是该项研究的学术成果应进一步系统化。该项研究的学术成果以论文为主，缺乏有分量的专著，这应该是此领域今后该加强的。三是注重提倡在该领域实现跨学科研究，当前高校大学生普遍是九零后学生，是改革开放后的新生第二代，其成长环境和成长过程与改革开放后的八零后第一代又有着不同，在对其进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上，简单的灌输强制教育是不行的。应注重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多学科在该领域实行交叉研究，以期取得最好的教育效果。我深信，只要我们继续认真学习发掘，民族传统文化之光必然在新时代的大学校园里光辉闪耀！

【参考文献】

［1］司晓宏.论教育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任务与内容[J].教育科学，1993（2）：2-5.

［2］佟贵银.和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精髓[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3（2）：29.

［3］郭大烈.论民族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J].云南社会科学，1986（2）：76-77.

［4］桂署钦，覃萍.高校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机制的构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6）：65.

［5］覃萍，林宁.谈大学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误区与对策[J].教育与职业，2006（35）：61.

［6］罗英侠.关于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思考[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23.

［7］谭小宝.对当今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思考[J].当代教育论坛，2008（8）：41.

［8］桂署钦.当代大学生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8）：37-38.

［9］谢继忠.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探索与实践[J].文教资料，2008（7）：18-21.

［10］高琼，刘茹.我国高校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及对策分析[J].创新，2008（5）：71-74.

［11］桂署钦.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高校民族传统文化教育[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3）：66.

［12］李寿菊，张莼波.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J].现代体育教育，2007（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