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术学科的认识篇1

【关键词】：学习兴趣；引导；创设空间；激发；想象力；创造力；社会现象；灵感；感悟。

【中图分类号】G633.9

对于中学美术教学来说，多数教师持有“少讲多练”的教学主张，而我认为，中学美术教学中大量课内外的技能技巧训练是固然重要的，但投入足够的时间，去提高学生对美术课的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学习探究美术学科的主观能动性，对学生艺术灵感的产生，技能、技巧的掌握，以及对美术教学质量的提高都能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是发现和挖掘美术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现笔者就对激发中学生对美术课兴趣谈几点体会。

一、从我地区的经济文化特点看，有必要在提高中小学生对美术专业的兴趣上多下功夫

我们市是地处祖国北部边陲，大兴安岭南麓的旗县级小城。在“老、少、边、穷”中，我们市除了“老”字占不上以外，“少、边、穷”是名副其实的。因此我们的政府乃至官员的工作中心基本以经济建设为主，文化教育工作显然次于经济工作。在文化教育工作中，教育管理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也是把文、理科，即所谓的主科教学放在首位，对术科教学的重视显然不够。受这些社会因素的影响，学生家长和学生本身对学生在美术专业方面的发展和提高就更不重视了。我们这里的学校、学生家长和学生本身都认为，学生学好主科是生存的资本，是事业的阶梯，是走向光明前途的引桥。在美术教学中发现，只有一部分对主科的成绩不抱希望的学生才迫不得已学习术科，包括音乐、体育、美术。由此看来，学生学习美术是很被动的。这就使相当一部分有美术天赋的学生，甚至美术天才被所谓的主科教育给埋没了。面对这样的社会现状，我们在中学美术教学过程中，尽早地激发学生对美术课的兴趣，让学生的美术天赋尽早地得到展现和发挥是十分必要的。

二、从学生的美术兴趣与学生的美术技能的相互关系上看提高学生美术兴趣的重要性

我认为，中学美术教学是一个让学生从认识美术开始，经过初步的美术作业训练，提高美术技能，从而对美术产生兴趣和感悟，然后再进一步认识美术，再经过更高层次的训练，尽而产生艺术灵感，使学生的美术技能技巧得以进一步提高的过程。从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学生对美术产生兴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环节，它以学生具备一定的美术知识和技能为基础，但它更是学生对美术产生灵感、实现美术技能技巧提高的前提和保障。如果学生对美术课没有任何兴趣，那么他的美术灵感不可能产生，其技能技巧也不可能有所提高。

马克思关于发展的哲学原理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其他学科的教学活动应和这一原理，美术教学活动更加应和这一原理。在美术教学活动中，努力激发学生对美术教学内容的兴趣，充分发挥学生探究美术知识的主观能动性对其美术技能技巧的提高尤为重要。因为美术教学活动与其他学科不同，比如文科可以死记硬背，理科可以套用公式，对文、理科来说，只要功夫下到，成绩定见分晓。而美术技巧的掌握和技能的提高是功夫和灵感的乘积，也就是说，假如学生对美术素材和技法没有感悟，下再大的功夫去完成作业，也将所获无几，倘若学生一旦对美术活动产生了一次灵感，那么其技能和技巧都将会有一次跨越性的提高，成绩将发生一次质变。而灵感的产生，以兴趣为前提，学生对美术没有兴趣，对美术的灵感就无从产生。教学实践证明，从学生对美术学科的自身认识入手，采取适当的教学手段，投入足够的教学时间，努力激发学生对美术课的兴趣，充分调动学生探究美术学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给学生创造产生灵感的机遇，为学生的技能训练增添动力，对学生掌握美术技巧，提高美术技能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几年来的教学实践表明，激发学生对美术课的兴趣极大地提高了美术课的教学成果

对美术学科的认识篇2

文艺美学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学者提出的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新学科，是中国学者对世界学术的独特贡献。它应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转型之“运”而生，是新时期学术研究突破“左”的思想禁锢和僵化理论模式的重要成果。文艺美学的提出是对庸俗的政治学文艺学“阶级斗争工具论”、庸俗的社会学文艺学“唯意识形态性”、庸俗的认识论文艺学“唯认识性”的反拨，是对文艺理论界长期忽视文艺自身特点，特别是其审美特征的反拨。文艺美学的提出是对文艺理论界长期存在的“本质主义”、“普遍主义”思维模式而忽视文艺自主性、自律性的反拨。文艺美学的提出有其学科发展的自身理路。文艺美学有其自身界限，它须联合相关学科，方能较全面把握文艺的性质和特点。文艺美学是历史的、具体的，处于不断变化中。

严肃的学术研究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生产活动。某个时代某个民族的学者或学术群体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就在于同前人相比，他或他们在学术活动中是否能拿出具有创新意义的有价值的成果，以促进学术的发展，以利于人类的进步。在历史上，中华民族的优秀学人曾做出过独特贡献。那么现代如何?仅就20世纪以来百年左右的人文学科而言，如果说俄国学者贡献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学者贡献了“新批评”，法国学者贡献了“结构主义”以及之后的“解构主义”，德国学者贡献了“接受美学”……，那么，中国学者呢?

我认为，中国学者贡献了“文艺美学”。

海峡两岸学者共建

文艺美学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学者提出并命名的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新学科，而且两岸学者都付出了努力。

1971年，台湾学者王梦鸥出版了一本篇幅并不很长的书，叫做《文艺美学》①。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部使用“文艺美学”这个术语和名称的论著，仅此，就有开创之功。该书上下两篇共十一章，上篇七章论述西方自古希腊至20世纪文艺美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下篇四章论述文艺美学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在这本书中，虽然作者并没有对“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对象、性质、内容、范畴、方法等等加以阐发，但是，作者显然清醒地意识到、并且十分看重文艺与审美的内在关系。在下篇第一章“美的认识”中，他引述了韦礼克与华仑著《文学论》中的一段话“艺术是服务于特定的审美目的下之符号系统或符号的构成物”之后，说道:“倘依此定义来看，则所谓文学也者，不过是服务于特定的‘审美目的’下之文字系统或文字的构成物而已。它之不同于其他艺术，在于所用的符号不同，但它所以成为艺术品之一，则因同是服务于审美目的。是故，以文学所具之艺术特质言，重要的即在这审美目的。反之，凡不具备这审美目的，或不合于审美目的，纵使有文字系统或构成，终究不能算作艺术的文学。”②重视文学艺术的“审美目的”，认为它是“重要的”“文学所具之艺术特质”，舍此则“不能算作艺术的文学”;并且把文学艺术的审美特质作为重要的观察角度和研究内容。这，正是后来文艺美学的倡导者们所竭力强调的文艺美学作为一个特定学科的重要品格之一。

几年之后，“文艺美学”作为一个新学科，被大陆学者有意识地提了出来，并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学科建设。首先是北京学者胡经之在1980年春中华美学学会上提出，应在大学艺术和文学系科开设文艺美学课程，并在1982年的《文艺美学及其他》一文中对这一学科作了说明:“文艺美学是文艺学和美学相结合的产物”，是“关于文学艺术的美学”，“文艺学和美学的深入发展，促使一门交错于两者之间的新的学科出现了，我们姑且称它为文艺美学”③。此后一些年，许多学者以浓厚的兴趣和勇于探索的精神，或撰文陈说，或开会研讨，对文艺美学作为一个新学科是否能够成立、如何定位，以及它的对象、性质、内容、范畴、方法等等，发表见解，切磋琢磨④。更值得重视的是，多年来，有一批学者对文艺美学情有独钟，长期潜心研究，执着著述，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打着“文艺美学”标志或没有打着“文艺美学”标志实际上却是文艺美学的论著;创办了文艺美学刊物;编辑出版了文艺美学丛书;此外，还出版了一批部门艺术美学和古典文艺美学专著、丛书⑤。许多大学开设文艺美学课程，培养文艺美学研究生⑥。还有的大学成立了专门的文艺美学研究机构⑦。总之，学界同仁共同努力，取得了学科建设的实绩。依我之见，如果从1971年王梦鸥出版《文艺美学》算起至今32年或从1980年胡经之有意识倡导开设“文艺美学”课程算起至今23年，文艺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学科，虽然仍有不同意见，但总体上看已经基本确立，渐成气候。关于文艺美学学科建设情况以及它所以能够成立的标志性工作成绩，我在2001年出版的《艺术的哲学思考》一书中《论人类本体论文艺美学》⑧一节里，曾作过粗略的论述，现再作些补充。

第一，初步认定了文艺美学的学科性质。大多数学者认为，文艺美学是介于文艺学和美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是文艺学和美学相杂交、相结合的产物。它同文艺学以及美学一样，属于人文学科。但它既不等同于文艺学——它具有文艺学的某些品格又不完全是文艺学;也不等同于美学——它具有美学的某些品格又不完全是美学。它可以被称为关于文学艺术的美学，也可以说它是对文学艺术进行美学研究的文艺学，因此，当初胡经之“姑且称它为文艺美学”。这个命名，20多年来已经得到学界大多数同行认可和使用，它概括了这个新学科来自于双亲（文艺学和美学）的特性，相对而言，叫它文艺美学是符合实际的。

第二，与学科性质的认定联系在一起的是学科位置的测定，或者说学科性质的认定同时也意味着学科位置的测定。因为文艺美学介于美学和文艺学之间，既相关于美学，又相关于文艺学，因此可以分别从美学和文艺学两个系统测定它的位置。在美学系统中，纵向看，文艺美学处于一般美学和部门艺术美学之间的中介地位上，有人说:“文艺美学和普通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这种联系和区别，又类似于各部门美学和文艺美学之间的关系。如果说，相对于普通美学而言，文艺美学是特殊;那么相对于各部门美学来说，文艺美学则又是一般。……文艺美学以普通美学的逻辑终点为自己的逻辑起点，而部门美学则又以文艺美学的逻辑终点为自己的逻辑起点。这样，就形成了整个美学科学中的不同层次、不同系统、不同学科。”⑨就是说，一般美学（普通美学）结束的地方正是文艺美学的开始的地方，文艺美学结束的地方正是部门艺术美学的开始的地方。横向看，文艺美学同现实美学（生活美学）、技术美学等等一起，并列共同组成美学的分支学科。在1992年出版的《文艺美学原理》中，我曾画了一个坐标图⑩:

一般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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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美学—文艺美学—技术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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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艺术美学

（文学美学、绘画美学、音乐美学、戏剧美学……）在文艺学系统中，文艺美学是文艺学诸多分支学科中的一支，它与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文艺哲学、文艺伦理学等等处于并列关系，如下图:文艺学

对美术学科的认识篇3

中国的“文学美学”是20世纪中国学者具有世界学术意义的创新之一。认识文艺美学的中国原创性，要从关于这门学科的学科定位入手。不理解文艺美学为何物，当然就不会认识文艺美学的中国原创意义。的确，关于“文艺美学”是否成立，作为一门美学学科是否合法存在的问题，从这一门学科刚刚形成开始，就有不少争论。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文艺美学是一门“假学科”。2000年，教育部批准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为教育部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而在这个研究基地需要挂上由教育部颁发的机构铭牌时，却发生了一个问题。在当前文化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中国的一个部级研究基地，应当面向世界，其机构的铭牌上理所应当印制这个机构的中英文名称。英文名称的写法，显然应当使用国际流行的英文说法。然而目前在国际学术界没有“文艺美学”的学科称谓，在英文写作里没有“文艺美学”这个对应的词或词组，而文艺美学却是在中国学术界流行了几近20年的、令不少学人反复使用的学科名称。我个人也十分关心“文艺美学”如何翻译为英文的问题。因为翻译不仅是词语的语种变形，而且是对术语意义的阐释，是公开向外界传达交流的信息。在外国人并不知晓“文艺美学”、缺乏正常交流的语境里，如何把“文艺美学”译为英文呢？最后的结果是把“文艺美学”翻译为literarytheoryandaesthetics。literarytheory在中文里现在普遍称为“文艺学”，而aesthetics则通译为“美学”。经过这样的翻译，无疑是告诉英语学术界，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并且持续流行的“文艺美学”，就是西方学术界的“文艺学和美学”。翻译者显然有对“文艺美学”的思考和诠释，似乎还有在文艺美学的建设中，把文艺学和美学结合为一门交叉学科、综合学科的理论预设。然而，这样的翻译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在西方学术界目前的观念里，文艺学和美学虽然有密切联系，但是依然是两门独立的学科，英语学人很容易认为中国的“文艺美学”等于既研究文艺学，又研究美学，即既是文艺学，又是美学。显然，在英语学术界没有现成的对应词语翻译的情况下，这样的翻译误读是不得已之举，我们目前并没有资格去责怪翻译者。它还说明，我们对文艺美学的学科性质还缺乏深入的理解和稳定的解说。这种情况在中国目前通行的学科中是罕见的，属于另类。其实，另类的出现和存在往往是对常规、常态的偏离和突破。合理的另类就是创新。细想一下，中国现代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学术学科的设立和命名，即我们所认为的学科常规、常态，基本上都是对西方近代学术体系的引进。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特定岁月，西方强势文化改写了中国的学术文化的历史，中国在各种原因的推动下，系统地引进了西方学术文化的体系性结构。“美学”一语，就是王国维从亚洲最早引进西方文化的日本的相关“汉字”译法直接搬过来的。在这一时期引进的还有哲学、伦理学、文学理论等等学科命名。至于文艺学则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按照苏联对文学理论的称谓而流行的。由于哲学、伦理学、美学、文艺学等等是从国外学科名称翻译而来的，那么现在的中国人要把我们的哲学、伦理学、美学和文艺学的学科名目介绍给外国人，只要运用翻译成中文所依据的外文词语就行了。在文艺美学的名称翻译上遇到的难题，恰好说明文艺美学这一学科在中国现在的西方学术学科体系中，是一种不可融入近代西方学术文化体系的另类。还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是，在文艺美学的英文译法literarytheoryandaesthetics中，连接文艺学(literarytheory)和美学(aesthetics)的是一个并列连接词“与”、“和”(and)。这样的翻译方式似乎把文艺美学当作两个学科的共同属有领域，从学科分类逻辑顺序来看，不大能够讲通。然而，如果从文艺美学既有文艺学的学科特性，又有美学的学科特性而言，这样的翻译方式又有一定的意义（注：本文认为把“文艺美学”翻译为literarytheoryandaesthetics的意义在于显现出一种“间性”意识。我个人以为翻译为AestheticofLiteratureandArt，也许更为妥当。）。这使我想起了俄国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文本间性理论。其实，我们可以按照巴赫金的理论把文艺美学理解为文艺学与美学的对话性的理论构成，是一种涉足于文艺学和美学之间的间性理论。人们非常重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文本间性理论，但是主要从文本分析的角度予以重视。其实，巴赫金理论的新颖之处在于突破了西方长期以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性规范，提倡在逻各斯规范的分类体系中，寻找各个不同类属的事物、话语、文本之间的对话联系、间性联系。他在对话理论和文本间性理论中，实际上也提出了对于在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引导下形成的近代学术学科分类框架进行解构和重组的设想。这方面的思想，还没有受到重视和关注。近代西方学术学科在分类上，采取的是本体论的划分方式。一个独立的学科有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独特性甚至惟一性，就是这门学科存在的基础。这种顺应近代工业化日趋细密的分工而形成的观念，自然有其长处，但是它却摒弃了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天然联系这个事物存在的根本基础。万事万物之间存在着整体的关联，但是人们在研究具体事物时又不太可能把此一事物与世间的每一个别事物之间的联系一一考察，这正如我们在读书时，不可能把有史以来的每一部书都读完。这并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巴赫金充分考虑到学科设立的两难境遇。他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思想，就是每一个学科都处在“边界”上。他说：“某一文化领域（如认识、道德、伦理、艺术等领域）作为一个整体所构成的问题，可以理解为是这一领域的边界问题。”“……只有在不同视角的边缘上才产生对这一视角……的迫切需要，这一视角才能为自己找到可靠的根据和理由……”“然而，不应把文化领域看成是既有边界又有内域疆土的某种空间整体。文化领域没有内域的疆土，因为它整个儿都分布在边界上，边界纵横交错，遍于各处，穿过文化的每一要素。文化具有的系统的整体性，渗透到文化生活的每一原子之中，就像阳光反映在每一滴文化生活的水珠上一样。每一起文化行为都是在边界上显示充实的生命，因为这才体现文化行为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离开了边界，它便丧失了生存的土壤，就要变得空洞傲慢，就要退化乃至死亡。”“在这一含义上我们方可说，每一文化现象，每一单独的文化行为，都有着具体的联系；可以说它连着整体却是自立的，或者说它是自立的，却是连着整体的。”[1](P323)巴赫金在这里提出的思想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孤立学科分类观念的挑战和颠覆。虽然“文本间性”（intertexttuality，或译为“互文性”）这一说法由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正式提出，但是法国学术界一致认为克里斯蒂娃是借用了巴赫金的思想。托多洛夫说：“为了充分说明意思，我在这里更喜欢使用互文性这个词，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介绍巴赫金的文章中使用了这个词。”[2](P258)统观巴赫金的著作，特别是从上述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巴赫金不只是认为文本之间存在着“间性”，而且一切事物、一切人、一切学科、一切文本都处于对话关系的“间性”之中。学科有自身的分工，但是每一学科所关注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封闭的，这些研究对象所处的位置不是一个有疆界与其他学科判然有别的空间实体，恰恰相反，这些研究对象始终处在各门已经形成的学科的“边界”之上。因为“认识行为所接触的现实，是已经用前科学思维的概念加工过的现实”[3](P324)，一门学科的认识对象，实际上是各门学科都要触及的现实，学科的划分把整体的现实割裂为几个部分。学科之间的距离和间隔，是单独学科审视现实的盲点，其中的间隔就是学科“间性”存在的根据。学科“间性”的存在，必然会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中出现“间性”学科。如果说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学术学科的形成主要是受社会分工，特别是工业化以来日趋细密的社会分工的影响而形成分类形态的学科分化，那么随着人们对分工的分割性认识的深化，往往在分工所形成的间隔、甚至在鸿沟上树立起连接间隔、填平鸿沟的“间性”学科。其实，美学在西方的出现正是一门“间性”学科的出现。虽然鲍姆加登早在1735年就使用了aesthetica这个词命名于研究“感性认识的完善”的学科，但是正如英国学者鲍桑葵所说，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才使美学“把问题纳入一个焦点”[4](P232)，使这门学科走向成熟。《判断力批判》所奠定的美学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就在于美学是连接认识论和伦理学的桥梁，美是真与善的“间性”。康德指出在传统哲学里，“按照哲学分别为理论的和实践的，纯粹哲学分别为自然的和道德的形而上学，它们将构成理论建设的全部工作。”“在理论的阐述里，对于判断力是没有留有特殊的部门的。”[3](P7)然而，判断力却是在认识中，“介于悟性与理性之间的中间体”，“在必要的场合能够临时靠拢两方的任何一方”[3](P4)。从康德关于“美的分析”的理论来看，他对“纯粹美”现象的“无功利”、“无利害”性质的分析，揭示了美学这一门独立学科之所以要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自身的疆域。没有无功利的美感，便没有审美的主客体关系，也就没有美学研究的特定对象。然而，审美的判断力又同时与对真理探求的悟性和实践的理性连接在一起，判断力不可能脱离悟性和理发而单独存在。这就是说，在单独的认识论哲学，或者单独的伦理学中研究真理和道德问题时，其研究对象本身就联系着审美活动、审美现象，但是由于学科的规定性，学科特定任务的限制性，认识论哲学和伦理学不可能在那时候去讨论美学问题。于是认识论哲学和伦理学在面对整体对象时就留下了一个间隔的空白。这一个领域就是康德认为的美学的研究领域。这显然是此前认识论哲学和伦理学留下的一个“间性”空白。一个新的学科就在此处树立起来了。可以说美学是认识论哲学和伦理学之间的“间性”学科。这种“间性”在康德美学中也有明确的揭示。他在“美的分析”里，把“无利害性”作为纯粹美学的基本性质，但同时又指出在世间存在的具体审美现象往往是“依存美”，是同认识论所寻求的真理和伦理学讨论的善的功利有一定联系的。因此康德在西方美学史上第一次把崇高范畴作为美范畴的延伸，从而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的命题[3](P201)。当然，对于康德在“间性”中确立美学位置的认识，首先还是巴赫金。巴赫金在有关康德的讲座中指出，“康德把空间视为事物而总处在空间表象的边缘上；这一精彩的审美视角说明康德所指的始终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视野空间”，而不是几何学空间，“所以‘美学’这一名称意外地找到了根据。”[5](P530)文化的空间不是几何学的空间。在文化的空间中，一个学科无非是一个在整体文化语境中，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对象的一个视点，一个认知和阐释的立足点。因此现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不可能把文化空间布满，不可能覆盖得严严实实，学科之间在空间位置上存在着许多间隔、空白。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和需求的增长，一些新兴学科必然会在“间性”中出现和成长。特别是全球文化空间不是一个平面，而是一个立体。它是不同时代文化、不同民族文化、不同生活样式、文化形式的交织与交流、对话与对抗的网状空间。在当前这个文化空间中的创新性发现，就是对于一个新的交流语境的发现，就是对于在已成格局中学科之间能够重新进入的“间性”的发现。我认为，中国的文艺美学的创新性就在于它从对西方美学和文艺学的引进中，在以中国原有的诗文评、画论、乐论的艺术批评传统的对话中，在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流、对话空间中，发现了一种“间性”，提出了一种中国学人进行美学研究的新思路、新规范、新视角。共2页:1共2页:2

论文出处(作者):

对美术学科的认识篇4

关键词：教育；意识；教育技术

一、教育的本质

裴斯泰洛奇提倡自然的教育，他认为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完美无缺之人[1]。斯宾塞的教育观是“为完满生活做准备”[2]。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即交往，“我只有在与别人的交往中才能存在着。”[3]这些理解都有道理，但并未完全解答教育的本质。国内亦有诸多理解。比如教育的“生产说”“培养说”“个体社会化说”“交往说”“自我建构说”“生命说”“指导学习说”“自由说”“存在方式说”“文化传承说”“教育就是教育说”等[4]。这些理解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角度出发对教育进行阐释，仅仅描述了教育的某个侧面，并未揭示教育的本质。要揭示教育的本质，首先要看到教育是一种人类实践活动。人类实践活动多种多样，比如科研、工业、商业等等。教育仅是其中一种而已。只是若无教育这种实践活动，人类自身再生产将被停止掉，社会本身就丧失了生产与发展的动力与目标，最后会导致人类衰落和社会倒退。要揭示教育的本质，还要看到其关涉人之生成。人需要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生成。教育实践的根本特征在于其要为个体的自我建构和成长提供相应的外部文化环境。这个外部文化环境能够使得个体能够朝着特定方向成长与发展。这就是教育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的区别。此种教育实践是独立于社会生活的教育实践，有着教育自身所独具的方式，比如学校教育、职业教育等。需要追问的是，个体的自我建构和成长究竟指什么？人具有主体性，这决定了其自我建构和成长都是自主的和自由的。马斯洛和马克思的观点都表明，个体的自我建构和成长的核心是意识目标的实现。意识实现其目标之后，结果反馈于意识自身，会使得意识处于一种新的状态和水平。这就是意识生长，它是教育学最根本之原理。促进人的意识的生长才是教育的本质所在。为意识生长提供相应的外部文化环境是教育之根本特征。“教育的本质是促进人的意识的生长”这一判断或命题能够从已有学者的观点中得到印证。杜威说，教育即生长。其观点是对的，但没说透，因为教育是意识的生长。雅思贝尔斯说，教育即交往。其实教育不仅是客观的人际交往，更深层的是人的意识的相互作用。“个体社会化说”“培养说”“自我建构说”“文化传承说”等等对于教育的理解都能够从某一侧面或角度印证笔者关于教育的本质的判断。既然教育的本质是促进人的意识的生长，那么需要追问的是，人的意识的生长之内涵是什么？

二、意识生长的内涵

阿伦特将精神生活分为“思维、意志、判断”。思维指一种心智活动。其反面是“无思”。可将思维理解为思考。意志代表着人的一种精神能力，在这种能力中“意愿”与“不意愿”同时发生，象征着人的自由。判断指的是意识的反思能力。笔者认为，思维、意志、判断构成了意识的三种功能，或曰意识功能的三个维度。按照阿伦特的理解，思维、意志、判断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图来表示。从图中能够看出思维、意志、判断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意识指向外部世界。它可被划分为客观世界、伦理世界、审美世界。此划分对应着哲学所谈及的人类所追求的真、善、美。如此，我们就得到了意识内容的三个维度。将客观世界作为意识的内容，可以得到三种意识活动，即科学思维、科学意志、科学判断。科学思维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从静态来理解的，科学思维指的是科学认识活动过程中的思维。科学思维的目标是指向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客体及其关系[5]。第二层含义是从动态来理解的。科学思维是指对客观世界的思考和认识。此种思考和认识的过程显然是一种意识活动。从意向性来说，科学意志体现着意识对科学的追求。我们能从许多科学家身上看到科学意志。比如诺贝尔为了研制炸药而冒着生命危险做了上百次实验，艾迪生为了发明电灯而不懈探索地做了上千次实验，居里夫人为了研究放射性物质而身患癌症。科学判断是对科学的反思。科学反思，就是对科学发生发展的历程、科学活动所带来的成就与危害、科学研究自身的逻辑等进行思考。科学反思与科学思维不同。如果客观世界是A，那么科学思维是思考A；如果科学思维是B，那么科学反思是思考B及B的结果。科学反思决定着科学意志的走向。将伦理世界作为意识的内容，可以得到三种意识活动，即伦理思维、伦理意志、伦理判断。伦理思维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从静态来理解。这是指伦理思维方式。简言之，它是对伦理现象进行分析时所采用的思考方式。它需要一定的伦理学知识做支撑。第二层含义是从动态来理解的。伦理思维是指一种心智活动，此种心智活动表现为对伦理世界进行思考。伦理意志是对伦理的欲求。它体现着伦理精神。关于伦理意志，胡塞尔提出了意志真理。这指将伦理意志作为表征生命的整体意志。意志真理追求的是可能最好的生活，它是最高善的实现方式[6]。伦理判断是对伦理的反思。伦理反思不仅仅是对伦理思维及其结果，也对伦理意志及其结果进行反思。可以说，一切跟伦理相关的，都能够成为伦理反思的对象。甚至伦理反思本身及其结果也是伦理反思的对象。从这个角度说，判断是意识三种功能中最高位的，可以称之为意识元能力。伦理反思作为一种意识活动，其学术结果是元伦理学。将审美世界作为意识的内容，可以得到三种意识活动，即审美思维、审美意志、审美判断。审美思维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从静态来理解。这指审美思维方式。简言之，它是对美进行考察时所采用的思考方式。第二层含义是从动态来理解的，审美思维指的是审美这样一种意识活动，或曰对美或艺术的思考。审美意志表现为追求审美精神。或者说，审美意志是对审美的欲求。它是意识对审美的倾向性。对艺术家而言，它是其“灵魂”。人们的审美意志不同，表现为对美之追求各异。审美判断也称鉴赏力判断。我们将其理解为审美反思。它不仅仅是对审美思维及其结果，也对审美意志及其结果进行反思。可以说，一切跟审美相关的，都能够成为审美反思的对象，甚至审美反思本身及其结果也能成为伦理反思的对象。以上九种意识活动整体表征着意识的内涵。理解了意识的内涵，就能来讨论意识生长之内涵。从意识功能与意识内容的3x3模型出发，可以将意识生长的内涵理解为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意识生长是指意识的三种功能在能力向度上的增长，即思维、意志和判断能力的增长。第二层含义，意识生长是指意识的三种内容(客观世界、伦理世界、审美世界)的不断丰富。通过九种意识活动的开展，意识的三种功能即思维、意志和判断以及意识的三种内容客观世界、伦理世界、审美世界就会不断地生长。意识生长的条件是，需要为意识的三种功能提供合适的意识内容，这个意识内容就是客观世界、伦理世界、审美世界中存在的能够被意识所加工的原材料。何谓合适的意识内容？这个问题可从心理学出发来解答。维果茨基的“邻近发展区”概念可以用来判定哪些意识内容是“合适”的。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也能够为意识内容的选择提供理论支撑。认知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可以被用来做选择“合适”的意识材料的依据。厘清意识生长的内涵有助于深化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教育的本质在于促进人的意识的生长。从意识生长的内涵来看，这意味着教育的本质就是在于促进人的意识在思维、意志、判断三个层面作用于客观世界、伦理世界、审美世界的能力之生长。此种对教育本质的理解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论的意识本质观。人的意识的生长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需要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生长。既然如此，教育实践就应为个体的意识的生长提供相应的外部文化环境。这样一个外部文化环境能够使得个体的意识能够朝着特定方向生长。人的意识是生成的，具有主体性，这决定了教育不能直接干预人的意识的生长，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影响人的意识的生长。这种间接的影响方式表现在教育为学习者提供合适的外部文化环境。意识生长所需要的外部文化环境该如何被提供？这是教育实践的核心问题，与教育技术学息息相关。

对美术学科的认识篇5

【关键词】美国科技发展；科学；技术；哲学

长久以来技术被视为应用科学的观点影响颇深。但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技术先于科学；从哲学的视角来看，技术是人类在世的方式。如就生存论的维度来看，技术比科学更具有本质的意蕴。对于科学与技术关系的讨论因而显得很有意义。美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有目共睹，其发展历程为人类认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因此，本文对其发展历程进行了重新解读。

一、南北战争之前：科学被认知在于其技术维度

美国起初是西欧的外地的前哨，它是一个与欧洲民族文化有着历史联系的国家。美国的科学也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科学先驱者们，“在培根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的影响和英国皇家学会的帮助下”[1]，在发展科学、了解北美新大陆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发展殖民地的工农业生产方面进行了工作。

独立战争之前的美国，以纯粹增长知识为目的的科学研究的人很少，人们热衷于技术革新和实用知识的积累；独立战争之后，由于长期的积累和欧洲科学的带动，美国科学的发展加快。在美国科学发展的早期，科学家的工作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追求实用的环境中，利用他们的研究来说明科学知识的应用价值，以争取慈善家、公众和政府的资助；二是为促进科学专业化，确立独立的职业地位，把科学研究与实用研究及工匠传统的创新工作区分开，把他们的工作和业余科学爱好者的工作区分开。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之下，科学通过对实用技术的推动展示其自身的价值。如富兰克林创立的美国哲学会，它是殖民地上的第一个重要的科学组织，其宗旨是“促进新世界中‘有用知识’的兴趣与传播”。[2]

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有了一批较为专业的科学家，他们科学专业化的意识增强，开始强调对纯科学知识的追求，并把自己的工作称为“科学”或“理论科学”，以与“实用科学”相区分。这种信念恰是“应用科学”技术观的基础。

二、从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纯科学地位的确立与科学的独立性增强

在此期间，一方面，战争对技术提出了诉求，科学对技术发展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在欧洲文化的影响下，科学不再依赖技术，而是依靠自身的魅力展示其独立性，特别是德国科学文化的输入使得科学在美国茁壮发展。这表现为：

南北战争处在古代战争和现代战争的交接点上，大炮、烈性火药、电报、气球、火车、装甲车、铁甲舰都在这场战争中使用。北方在工业与科学上的优势对取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南北战争解放了美国的生产力并促进了美国科技的发展。美国通过立法决定由政府拨地在各州建立州立大学，促进有关农业和机械工程技术的高等教育，并决定成立农业部及其相关机构。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美国大批从德国留学归来的科技人员开始倡导“纯科学信念”，提倡为追求科学知识而自由探索的信念。他们大力呼吁发展美国的纯科学事业，变革的浪潮迅速席卷了全美高等教育界，这些改革直接促进了美国纯科学的发展，也促成了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变化，最终使得科学家们的科学研究成了社会普遍承认的“学者”职业。机构方面的变革也更进一步支持了把大学作为纯科学家的工作中心的观点，以及纯科学就是出于促进对大自然的理解所获知识的增长的纯洁动机的观念。[3]

到了十九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在一些重要工业领域，技术进步越来越明显地依靠科学进步。因为科学的应用价值通过发明家和工程师的工作来体现，科学家们也不用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他们的目的是使科学专业化，使科学研究活动本身脱离实用目的的束缚与控制。因而他们培育了一种强势话语，即纯科学是一切技术发明与革新的唯一而可靠的源泉，并坚决主张把纯科学研究与科学应用分离开来。正是在“纯科学被视为技术发明与革新的唯一而可靠的源泉，技术是科学的直接应用”这种观念的促使下，形成了把技术解释为应用科学的观点。

三、从一战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基于大科学来看技术

这一时期，科学彰显着无上荣耀和威望，而技术的发展则被笼罩在“大科学”之下。

两次世界大战对人们关于科学的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科学家们为美国赢得战争胜利作了巨大贡献，极大地提高了科学的声望。一战后，美国的生产、工业研究和政府研究都有巨大的发展，基金会和私人研究所也有巨大增长。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建立了科学研究发展局，负责协调和组织全国的军事研究。它通过拨款并与有关单位签订合同，把大学、工业企业以及其他机构中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协同工作，美国科学研究的几条战线开始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两次大战使美国政府取得了领导并协调全国科学技术力量为国家需要服务的经验，使得美国政府取代工业资本家，成为美国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者，美国科学进入了“大科学”时代。[4]

“大科学”的特征可以从美国的工业研究中窥探一二。早在一战期间，德国切断了对美国的战略物资供应，美国开始关注本国工业研究的能力，很多原来在纯学术机构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大学生涌入工业研究领域，以帮助工业研制战备物资。

为争取社会声望和独立的职业地位，工业研究者在工业中大力倡导纯科学研究，抹杀“工业研究”与“纯科学”界限，以增加纯科学家对工业研究的认同。他们用“基础科学”这个概念代替“纯科学”从而使一部分工业研究获得了与“纯科学”同等的“基础”地位，成功地将限制在学术机构的纯科学扩展为包括工业研究的“纯”科学。“纯科学”与“应用科学”变成了“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这样的表述。另一方面，通过证明工业研究是一种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都与“纯科学”没有区别的原创研究，工业研究者们改变了人们对“应用研究”的看法，使人们认识到“纯科学”理论并不能直接应用、直接产生技术革新，在这二者之间还存在过渡阶段。科学对技术的“应用”这一观点被工业研究者悄然地修改着。[5]

工程研究也大致经历了上述同样的过程。工程研究者们首先要为他们作为“学者”的地位努力辩护，之后工程研究作为一种原创性研究才获得普遍承认。

四、七十年代之后：技术与科学的交融与会聚

在美国科技发展获得世界瞩目的同时，肇始于19世纪后期德国的技术哲学，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勃兴，并与80年代末趋于成熟。近几十年，美国技术哲学研究发展迅速，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技术哲学家及其优秀的学术专著。关于技术的哲学思想的产生，一方面显示了技术的强劲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对科技的发展产生影响，产生了新的科学技术观。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于1985年提出了“2061”计划，该计划所包含的观点被认为是，现今科学界关于科学、数学和技术素养的观点所能达到的最接近正确的表述。[6]在关于科学与技术关系的问题上，它认为“技术依靠科学又促进科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不仅仅是使用知识的积累，了解事物如何发展的原理对技术的发展同样重要。科学常常可以为我们提出新的事物特性，导致新技术的出现。另一面，技术不仅为科学提供工具，推动各个方面的科学研究，而且还可以激励理论研究和提供方向。最后，技术变得越复杂，与科学的联系就越紧密，以至于不可能将技术和科学截然分开。

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深度交汇，从技术自身发展的维度来看，表现为“会聚技术”，即NBIC。该技术由美国于2001年首次提出，分别指纳米科技、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该技术凸显了统一在纳米尺度上的科学技术整体发展观：如果认知科学家能够想到它，纳米科学家就能够制造它，生物科学家就能够使用它，信息科学家就能够监控它。[7]

technicalscience（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技术化科学）等词的兴起也反映了科学与技术的内在紧密关联，凸显了科学与技术关系的复杂性与某种同质。在实践中，技术科学早先被用来指代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处于基础科学与工程技术之间的中介层次。技术哲学则赋予了它另一层的含义，科学必然是技术科学，当代科学是物质化的、技术化的；同时大部分当代技术也是技术化的科学，技术必须应用精确的自然科学。这也带来了“基于异质性的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强调技术与科学在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中整合为同一过程；另一方面坚持物质论立场——‘科学与技术通过物质性的行动与力量的相互转换而运作起来，科学表象是物质性操控的结果’”。[8]科学和技术都已是哲学的研究对象，类似哲学观的形成正是对这一交融和汇聚的认知和反思。

五、小结

当今人们对美国的科学政策和科技发展有着强烈的兴趣，然而不了解美国科学发展的历史根源就不可能全面地说明美国科学的政策和发展。时至今日，我们更需要看到的是不仅这段历史很重要，对其解读的方式也很重要。这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晰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之路。

通过对美国科技发展历程的梳理，可以发现科学与技术有着自身发展的逻辑，美国因其与欧洲的文化渊源和特殊的历史境况产生了“大科学”，然而随着技术哲学的研究可以发现，在技术与科学相互依赖和促进的当下，技术自身的逻辑终将显现，未来将是技术与科学交融与汇聚的舞台。

参考文献：

[1][4]范岱年.美国科学技术发展历程的鸟瞰[J].自然辩证法通，1980，（05）：39，43-45.

[2]卡罗尔·卡尔金斯主编.程毓征等译.美国科学技术史话[M].北京：人民出本社社，1984：190.

[3][5]陈红兵，于丹，陈玉林.技术作为“应用科学”之观念的历史溯源以美国为例[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4）：236，237.

[6]美国科学促进协会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译.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1：22.

[7]四大技术会聚世界将会怎样——NBIC会聚技术将实现21世纪科学技术新的复兴[J].世界科学，2004，（05）：8.

[8]段伟文.对技术化科学的哲学思考[J].《哲学研究》，2007年第3期，第77页.

对美术学科的认识篇6

二

延异性的文艺美学研究形态与前者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既对文学艺术的创美规律、审美特性予以关注,同时也注重从文艺美学作为文艺学的一个理论学科出发来揭示文艺美学与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他们注重吸收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和内容来丰富文艺美学的研究内涵,由此向文艺学的其它分支学科延伸和关联,来展现文艺的多层价值。所以在延异性的文艺美学研究中,文艺美学的学科内涵得到了扩充和延伸。周来祥在文艺美学的研究过程中,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文艺美学的学科界定上,周来祥先生特别提出了心理学在文艺美学的学科研究中的奠基作用,并注意处理好文艺美学与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之间的平衡关系,通过兼顾三者的关系,来突破文艺美学仅关注文艺审美层面的单一指向,注重多个层面的开掘与延异。周来祥写道:“我对文学艺术的美学思考就突破了对文艺作品的对象性观照,而是把文学艺术放在科学理性认识与感性伦理、生存实践之间作关系性的系统研究,是二者的关系规定了艺术之为艺术的独特本质,而不仅是文学本身规定自己的本质属性。”所以在周先生那里,他对文艺美学作了以下的界定,“文艺美学是以心理情感为中介,结合哲学认识与社会学、伦理学、生存实践论的一种高度综合的研究。”周来祥虽然注意到了情感在文艺中的优先作用,并把其看作为文艺的一个独特特征从美学的角度加以研究,但是在周来祥这里,延异的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在周来祥看来,文艺美学以美学的逻辑终点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但是这种以美学逻辑终点为其逻辑起点的研究,仍然要落实于心理学和认识论上,以此为根基实现文艺美学研究领域的延伸和发展,或者说是多种功能的统一,周来祥写道:“文艺美学应是哲学认识论、艺术社会学和审美心理学的统一,而这种统一的焦点的基础似乎应该侧重在认识论和心理学上。它以心理学为中介,将哲学认识论与艺术社会学,内在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去研究文艺的审美特性和美学规律。它需要引进心理学的科学成果来研究文艺问题,但是这种研究并不是孤立起来的文艺心理学,而是糅合在一起的。它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既作社会学、生存实践的分析,又要作认识论、心理学的分析。当我们说艺术以情感为中介时,实质是心理学的分析;当我们说艺术包含了哲学的真理时,就加进了哲学认识论的分析;当我们说艺术包含着生存的意义,伦理的善时,我们就加进了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存在论、实践论的分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文艺美学研究照顾到了文艺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独特内涵,同时还充分利用这种独特性,通过视角、方法、对象和内容的延异来进行文艺美学的关联性研究。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一大批的理论学人对此表示赞同,例如谭好哲提出的“文艺美学是一门交叉性综合性的学科”,但又充分吸收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的学科优势来丰富文艺美学的学科内涵。曾繁仁认为“文艺美学是吸收美学、文艺学、艺术学三门学科的营养,是以以上三门学科交叉融合渗透的产物,同时又富有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就是探讨“美与艺术所蕴涵的深厚的人文精神”。冯宪光从巴赫金的文本间性概念出发提出“文艺美学是一门间性学科”的论断,这种“间性学科”就是打破逻格斯对学科的紧密划界,“注重不同类属的事物、话语、文本之间的对话联系、间性联系”。在学科定位和划界问题上,这些理论学人都注意到了文艺在美学的视野中其文化内涵可以得到多元生发和展开。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延异性的文艺美学研究,既有自身的学科领地、研究方法和目的,同时这一文艺美学研究形态,又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具有灵活性、变通性和延异性的特征。既从深度上努力开掘自身的学科特性,又从广度上全面照顾美学、艺术学、文艺心理学和文艺社会学对文艺美学的影响和启发。

延异性文艺美学注重运用多种方法来开掘文艺的多层价值,给予了拓展性文艺美学研究以启发,即充分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文艺美学。但是与前者不同的是,拓展派文艺美学研究在注重吸收多种方法的同时,也使得文艺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得到了大大扩展,进一步丰富了文艺美学的研究内涵。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