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水平提升篇1

关键词：新型城市化；消费；投资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投资、消费与出口是一国有效需求的主要构成，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只有三者齐头并进才能保证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但是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来看，这“三驾马车”似乎有些失去协调，龚刚、林毅夫（2007）指出过去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来自于大规模投资，中国是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而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在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下，我国主要通过出口来弥补国内市场的不足，这造成了我国对外依存度一直高居不下。而今，国际市场风云变幻，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使得国际市场的不稳定系数日益增加，国际市场的疲软也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研。

城市化是提升国内有效需求的主要途径之一。中共十报告提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这强调了城市化对改善需求结构的作用，也体现了我国政府以城市化来促进驱动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发展的决心。在我国城市化对消费的驱动作用上，刘建国（2002）对我国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消费倾向进行了对比分析，其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较城市居民的消费倾向要偏低，我国要扩大内需就需要加快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并特别强调大中城市的发展；郭为（2002）认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幅度流动是我国改变消费结构的主要动力；王翔（2010）指出我国城市化对居民消费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相反的，随着我国城市化率的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是下降的；章晓英（2011）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要拉动农村居民消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是关键，但加速城市化建设既能提高农民的收入又能拉动消费，以城市化促进农村消费应成为扩大内需重要战略；胡若痴（2012）指出，在我国户籍制度的限制下，产生了许多不稳定归属与城市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消费需求层次和消费水平不高，这是制约我国消费水平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已有的研究可知，学者们在城市化对消费的结构以及消费水平的提升的问题上，总体表现为积极的态度。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城市化对我国消费水平的提升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相反，伴随着我国城市化率的提升，我国的居民的消费倾向是下降的。当前，正是我国正处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重要时期，如何通过城市化来提升消费水平，走出城市化无法驱动消费水平发展的困境，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首要解决的任务。

二、我国城市化与国内需求结构现状

投资与消费是构成国内有效需求的主要部分，从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历程来看，我国城市化极大的促进了投资的发展，但对我国的消费水平提升却没有多大作用。

1.城市化进程与我国投资的“崛起”。我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我国农村农业部门的发展远远的滞后于城市工业部分的发展。根据Lewis（1954）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相对落后的农村部门存在着许多的剩余劳动力，只有将这些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才能提高农村部门的生产力水平，实现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变。但是劳动力转移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需求条件，即城市部门必须有足够的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一个是供给条件，即农村劳动力必须有转向城市的动力。改革开放前，中国是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城市并不具备吸收大规模劳动力转移的能力。因为城市部门要想扩大就业就必须增加投资，但是投资最终是要形成产品的，如果国内市场无法消化投资形成的产品即消费不足的话，投资就是不可持续的。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消费也确实是不足的，其原因首先在于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过低，消费能力也低，改革开放前农村人口比重都在80%以上，如此大比例人口的购买力水平过低，直接抑制了国内整体市场需求的提高；其次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也抑制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尤其滞后，在高昂的医疗费用、教育费用下，中国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不敢消费，这也是我国居民存款比例一直高居不下的最直接原因。

改革开放后，国外市场通道的打开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消费不足的问题，图1显示了我国出口额以及出口占国内GDP的比值。由图1可知，改革开放后，我国出口的绝对量与相对量都在不断的上升，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出口额更是有了极速的增长，2006年占到了国内GDP的36%。出口的扩大使得国内无法消化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找到了销路，这极大的刺激了中国企业的生产与扩张，中国的投资也不断增长（图2显示我国的投资增长速度在2001年后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资本必须与劳动力要素相结合才能进行生产活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82年中共中央、务院放开了户籍制度，明确提出了“允许农民进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序幕就此拉开，中国也迈开了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的步伐。此后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民工进城形成规模化的时期，大量农民外出打工形成的潮流人们称之为“民工潮”（浙江日报2005年07月12日）。

以上论述显示，国际市场需求弥补了国内市场消费的不足，刺激了中国企业的生产，而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则为中国企业的大规模投资匹配了充足的劳动力要素。这阶段，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极大的促进了我国投资的发展。

2.城市化进程与我国消费发展的滞后。我国的城市化虽然推进了投资的发展，但对我国消费水平的提升并没起到多大的作用，这表现在：（1）投资与出口，挤占了消费。如前所述，我国的城市化为我国大规模投资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刺激了我国的投资，但投资和消费本身是有替代作用的。根据宏观经济理论，投资和消费之和就等于国民收入，投资增加必然对消费具有挤出消费。在开放的条件下，一国的需求总量还包括国际对国内产品的需求。我国对外出口的依存度较高，其结果必然是我国国内的消费被出口挤占，因此在国内投资与对外出口的双重“挤出”作用下，我国消费水平的也难以提升。（2）工资水平被压制。提升消费的基础是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虽然将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转换”成了城市居民，但这部分新增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却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这主要表现在工资水平长期滞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上，户籍制度开放后，大量的农民工进城，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长期供大于求的居民，扭曲了城市的劳动力的价格水平，使得城市工资水平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极其低下。窦勇、卞靖（2012）指出我国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从1978年至2004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我国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而低下的收入水平自然无法促进消费的增长。（3）城市化的发展并没有显著的促进农村农业的发展，根据Lewis（1954）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的生产力会有较大的提升，因为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将能够实习耕种的规模化，获得规模效应。但是获得规模效应的前提是有足够的资本投入，以充足的资本投入来带动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只有机械化的耕作才能实现农村农业的规模化耕作。但是我国农村获得的投资却十分低下，我国的投资几乎都集中在城市部门，城市人均投资一直是农村人均投资的6倍以上。许多农村几代人使用的都是锄头与耕牛，试问如此技术水平如何能够实现规模化的发展？因此虽然城市化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了，但是对农村本身的生产率的提高却没有起到很明显的作用。农村生产力得不到发展，农民的收入自然无法提升，当前我国依然还有将近一半的农村居民，如此庞大基数的居民收入得不到提升，自然也无法促进消费的发展。

表1报告了我国投资、消费与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从中可知，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概在30%～45%之间，这同发达国家80%左右的贡献率相去甚远。从表1也可以发现，虽然我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发展到了2010年49.68%的，但我国2010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只有36.8%，可见我国城市化对我国消费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而在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较为有限的情况下，我国只有不断的进行投资扩张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而也陷入了一个接着一个的投资周期中，不断的循环。

三、我国新型城市化的路劲选择

如前所述，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并没有提升我国的消费水平，我国只有转变城市化的发展路径，寻求能够促进消费崛起的新型城市化方向，才能提升我国的消费水平，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我国新型城市化的多元化投资路径。新型的城市化注重消费的发展，但不表示不需要投资，投资依旧会是我国有效需求的主要构成部分。我国的新型城市化的主要内容必然需要围绕农业人口城市化进行，而要将我国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仅仅依靠已有的城市与城镇明显是不足的，我国仍需要依靠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建设新的城市，但又要与我国过去城市化所进行的投资不同，我国过去的城市化投资主要是房地产投资，大规模的房产建设却没有足够的产业发来吸引足够的劳动力就业，从而造成了“死城”与“鬼城”，其中如贵阳、营口，江苏常州、河南鹤壁和湖北十堰等城市的出现空置率高企的空城。新型城市化的投资必须是多元化，以及是有产业、就业支撑的投资，不仅包括交通运输、信息网络、电力、住房供应等基础投资，还包括能够吸收更多就业的服务业的投资，社会保障服务业的投资，环保、燃气等新型投资也有望成为投资重点。

2.我国新型城市化的产业结构升级路径。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我国新型城市化的必经之路。我国产业结构低下，其中工业主要也以低端制造业为主，对劳动力成本的依赖性较强。从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量的农民工为这些低端的制造业提供了廉价且数量充足的劳动力，这促进了这些低端制造也的发展，但是也抑制了我国城市的工资水平。因为这些低端制造业企业在产业链条中处于价值链的最末端，获得的产业链的利益最小，自然无法提供高工资给工人，而工人的工资无法提升，自然消费水平也就受到抑制。这些低端产业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工资成本低是其最主要的竞争优势，因此，这些企业无法承受工资上涨的压力，一旦工资上涨，这些企业很可能就无法生存，因此，为了能够将产业发展下去，又要提升工人的工资水平，就必须将这些低端的制造进行升级，由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同时要大力发展工业服务业，因为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原来的低端制造业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过程中，会降低对就业的吸收能力，这就需要与之相关的服务业的发展来吸收就业。

3.我国新型城市化的规模化发展路径。我国传统的城市化发展选择了以小城镇为主的发展模式，1990年实施的《城市规划法》明确提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对于小城镇的发展，其优点是能够尽快的将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能够离土不离乡的进行工作，但是其发展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如大量的就地产生的小城镇缺乏合理的规划，许多城镇的经济布局不合理，地理位置不佳，造成了运输成本高，市场规模小，资源获得难等问题，效率十分低下，对吸收农村居民就业的能力也较弱。许多农村居民进入城镇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最终还是回到了农村务农。因此，新型的城市化路径必须重视城市规模的发展，要将小城镇的发展规模化，形成城镇集群，往大城市的规模发展。大城市能够更有效的配置资源，优化资源的利用效率，形成规模经济。如大城市能够承担更大规模的信息设施建设，能够集中的建设公路、网络等基础设施，也能使一些服务行业获得规模报酬递增的效应，而这些服务行业在小规模的城镇是无法生存的。只有实行了城市的规模化发展，才能更有效的吸收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就业，从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进而促进消费水平的发展。

4.我国新型城市化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新型城市化的发展不仅是城市的发展也是农村的发展，只有农村的生产力发展了，城市才能够解决粮食问题，农村的劳动力才能更有效的向城市转移。根据舒尔茨的现代农业发展理论，农业的落后主要来源技术水平低下，而技术水平的低下又归因与投资的不足，因此，我国必须加对农村的投资力度，在农村人口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实现农村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耕作。而只有农业实行了现（下转第109页）代化发展，农民的生产率才能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才能增长，农民的消费水平才能得以提升。同时，农村的现代农业发展也必然会促进更多的农民转移到城市，这能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动力。

5.我国新型城市化的民生政策路径。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低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居民“不敢”消费，我国居民储蓄率高居不下，其预防性的货币需求动机十分强烈，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造成的。因此，新型的城市化发展，必须更加的关注民生，政策制定应进一步向民生和公平倾斜，要完善居民的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制度，降低我国居民的预防性货币的需求动机，提升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

参考文献：

1.郭为.农民的消费结构、流动与城市化.上海经济研，2002，（6）.

2.胡若痴.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消费问题探析.管理学刊，2012，（6）.

3.章晓英.城市化水平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1978～2008年数据的协整分析.特区经济，2011，（5）.

4.刘建国.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比较与城市化战略.上海经济研，2002，（10）.

5.朱喜群，赵康.城市化加速时期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基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视角.苏州大学学报，2013，（1）.

6.王翔.以城市化驱动消费的现实悖论——兼论我国经济拉动方式的转型.经济与管理研，2010，（4）.

7.龚刚，林毅夫.过度反应：中国经济“缩长”之解释.经济研究，2007，（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金融危机后的跨国公司全球资源竞争”（项目号：2009JJD630003）。

消费水平提升篇2

一、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

(一)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年)这一比例平均为59.5∶37.5,其中1999年为60.2∶37.1,2000年为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gdp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gdp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gdp总额减少，分母缩小)。尽管1999、2000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

改革开放开始时,人们对以往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审视,这时消费率从1978年的62%上升到1981年的67.5%,达到最近20多年来的最高值,这种上升或许带有一定的“矫正”性质。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也反复出现过投资过热和消费偏冷,但投资率和消费率偏离趋势值的幅度明显小于改革开放以前。90年代中期以后投资率小幅度下降(由1995年的40.8%下降为2001年的38%),而消费率则稳步提高(同期由57.5%%上升为59.8%)。这种小幅度变动与趋势线基本重合,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反复出现的大起大落。

(二)在国际比较中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

对投资率的国际比较表明,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是明显偏高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本文所引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和其他国家2000年的数据，均出自《世界发展报告2001/2002》，其中关于中国的数据与我国统计年鉴的计算结果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误差。但为统一比较口径，凡引用世界银行数据，均不做改动),2000年,我国投资率高达38%,世界平均为23%,低收入国家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27%,上中等收入国家为23%),高收入国家为22%。在世界银行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的国家仅有少数几个,分别为:阿塞拜疆(投资率46%,但贸易逆差率即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达34%),厄立特里亚(投资率39%,贸易逆差率高达82%),莱索托(投资率47%,贸易逆差率也高达82%),尼加拉瓜(投资率38%,贸易逆差率高达41%),土库曼斯坦(投资率46%,贸易逆差率为20%)。这5个国家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主要是由于贸易逆差过大,缩小了gdp这个分母,使得投资率看起来很高,实际上低于我国,因为我国38%的投资率是以贸易顺差为基础的。2000年以贸易顺差为基础而投资率相对较高的国家,主要是分布在我国周边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例如新加坡,投资率为31%;韩国投资率为31%;马来西亚投资率为26%;此外,发达国家日本的投资率也达到26%的较高水平。

对最终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显示,我国目前的消费率则是明显偏低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0%,世界平均水平为77%,低收入国家为80%,下中等收入国家为68%,上中等收入国家为78%,高收入国家为78%。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8个百分点的差距。

二、我国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1997年以来政府投资率上升比较明显,但仍低于一些亚洲国家;非政府投资率近10年来逐年下降,2001年开始回升

在投资构成中,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是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两者在gdp中各自所占比重及其消长,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转换,民间投资的成长状况,以及经济内在的自主增长能力是否增强。目前我国的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部分重大基础工业项目、区域开发、生态保护、国土整治、国防、航天和高新技术开发等领域。一般而言,由于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需要政府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投资。进一步说,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相当落后,地区差距极大,需要政府投资来缓解“瓶颈”制约,对促进工业化进程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也需要对欠发达地区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带动地区协调发展。此外,我国尚处于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抵御外部经济金融危机冲击的力量比较薄弱,适当的政府投资有助于调节社会总供求,防止经济下滑。

对近10年来统计资料的分析表明,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处于逐年上升态势,由1992年的2.3%上升到2001年的3.8%;分段来看,1992～1997年政府投资率维持在2.3～3.1%,1998年以来达到3.4～3.8%。政府投资率的这种上升,反映了上面所提到的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投资的需求;特别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通货紧缩趋势的影响,我国连续数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建设国债扩大政府直接投资,必然会促使政府投资率提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政府投资率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挤出民间投资,因为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西部大开发和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一些重大项目,亦即私人资本和其他民间投资主体通常不愿涉足的领域,实际上对民间投资的成长起到一定的带动效应。

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政府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中政府部门投资占gdp的比重,政府部门投资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核算”一章中的资金流量表;非政府投资率=(资本形成额-政府部门投资额)/gdp。

在国际比较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低于周边的一些亚洲国家,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要高一些。例如,1996年,韩国的政府投资率为5.5%,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为2.6%(1997年),美国为1.7%,加拿大为2.2%(1997年),德国为2.2%,意大利为1.3%,荷兰为2.4%(1995年),英国为0.8%(王召同志根据1999、2002年《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有关数据计算)。中国1996年的政府投资率为2.7%,与巴基斯坦大体相当,显著低于韩国(即使中国2001年政府投资率上升到3.8%,也仍然低于韩国1996年的水平)。与上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府投资率明显高于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略高于荷兰、加拿大和德国。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阶段,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高于发达国家,应当说是正常的。在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亚洲国家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则不能算高,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低的。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与我国接近,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更是大大高于我国,这说明政府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道路。事实上,在政府投资率为既定的前提下,关键在于政府投资的方向是否合理,如果政府投资集中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这样就有利于带动而不是排斥非政府投资的增长,也表明政府合理地行使了经济职能。1992～2001年,我国的非政府投资率呈现出急剧上升———逐渐回落———缓慢回升的轨迹。先是由1992年的35%跃升为次年的40.7%,其后逐年回落为2000年的32.8%,到2001年间回升为34.2%,但仍然低于1992～1997年间的每一年。这种变化轨迹反映的事实是,90年代初期开始的投资过热迅速引致通货膨胀,迫使国家采取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措施,逐渐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在这一过程中,整个投资率和非政府投资率的下降,都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无疑问应当以非政府投资为主,充分发挥各类民间投资的活力,但并不意味着非政府投资比率越高越合理。一些论者经常用90年代中期以前民间投资的高速增长,来对照说明近几年民间投资的乏力。事实上,这种简单类比是存在明显漏洞的。主要是因为,很难用投资过热时期较高的非政府投资比率或增速作为理想的参照系,来判断现在的这一比率是否偏低,否则容易引起新一轮的投资过热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从发展趋势看,考虑到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将逐步减少,今后政府投资率会相应有所回落。另一方面,随着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实,包括各类民间投资主体在内的非政府投资日趋活跃,尤其是非国有经济投资正在加速成长,对全社会投资的贡献越来越大,因此非政府投资率将会继续回升。

三、我国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低于同类发展水平的国家,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程度更为明显

最终消费由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构成,两者在gdp中所占比重是最终消费内部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分析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有助于看清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也有助于分析政府规模是否过大。我国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指出,包括国防、社会保障、教科文卫,以及向住户以免费或低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等方面的开支。适度的政府消费是维护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也是扩大内需、调节景气周期的重要手段。1992～200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61.7%降为59.8%,下降1.9个百分点;政府消费率由13.5%降为13.2%,仅下降0.3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由48.2%降为46.6%,下降1.6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近10年来,政府消费率虽然在90年代中期降低到11.5%左右,但是到2001年已接近恢复到1992年的水平;而居民消费率与1992年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国际比较显示,中国的政府消费率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大大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从一定年份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政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11%,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1%,下中等收入国家为12%,上中等收入国家为13%,高收入国家为16%,世界平均为15%。以各国较长时间的平均数做比较,我国的政府消费率也偏低。美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为16%,西欧和加拿大一般为20%左右,北欧福利国家通常更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消费率也相当高,例如南非在19%左右,以色列接近30%,沙特阿拉伯平均为30%。国外学者对118个国家1960～1985年数据的一项研究表明,以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表示政府最优规模,这些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平均为23%;其中,非洲为20%,北美洲为16%,南美洲为33%,欧洲为18%,而亚洲为25%(引自北师大资源和经济管理研究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年》)。换言之,在这样的政府消费水平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产生最优效果,而又可以避免政府规模过度膨胀。相比之下,我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仅为12%左右,明显低于上述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和地区。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如果政府消费率持续偏低,将难以满足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越来越大的需求。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不仅最终消费率偏低,而且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状况更为突出。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中国城乡居民的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仅占gdp的49%,全球平均为62%,低收入国家为69%,中等收入国家为62%(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6%,上中等收入国家为65%),高收入国家为62%;一些人口大国的这一比重也都高于中国,如美国为67%,日本为61%,印度为68%。与国际上的同口径指标相比,目前我国家庭消费率明显地偏低,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同样经济发展程度的印度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四、我国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分析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影响因素,对于解释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成因和机理,预测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是十分必要的。

(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根本出发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消费水平增速位居世界前列,消费结构已从温饱型农产品消费过渡到小康型工业品消费,部分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迈进。居民消费从注重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转变为同时注重生活质量的提。1978～2000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9.2%和49.1%,总体低于50%,这是小康生活的一个特点。近些年来,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现出加速下降的趋势,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在加快。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在客观上要求最终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使投资和消费保持一个相对协调的比例关系。如果投资率长期偏高而消费率长期偏低,将不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不利于发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

(二)国内较高的储蓄率,支撑着我国投资率在相当长时期保持较高水平;而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制约着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是具有高储蓄传统的国家,1992～1998年,我国总储蓄率(总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稳定保持在40%左右,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低储蓄传统形成鲜明对照(例如美国的总储蓄率为15%,而居民储蓄率仅为5%)。高储蓄是高投资的基础,因此同期我国的投资率平均为40%左右,也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总储蓄主要来源于居民储蓄。在1992～1998年的总储蓄构成中,住户部门平均占53%,非金融企业占32.2%,金融机构占1%,政府部门占13.8%。我国总投资绝大部分是非金融企业完成的。在资本形成总额中,住户部门平均占14.4%,非金融企业平均占比高达77%,金融机构占0.6%,政府部门占7.9%(引自郭浩：《对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财经科学》2001年第4期)。我国总储蓄构成和总投资构成的对比表明,住户部门是最大的资金盈余部门,为企业部门投资提供了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也为全部资本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撑条件。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我国投资率之所以显得偏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具有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特别是较高的居民储蓄。不少亚洲国家也有高储蓄的传统,象韩国、新加坡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2000年的投资率仍然高达31%,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投资率仍然处于26%的较高水平,这不能不说与它们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有很大关系。

在居民收入水平为既定的前提下,储蓄倾向(即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费倾向(即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相对便会越低,并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如果居民储蓄倾向降低,而消费倾向提高,则其投资率会下降到较低水平,而导致相应较高的最终消费率。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逐步下降,并出现消费增幅放缓的趋势。1990～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47下降为0.774,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5下降到0.74;同期,储蓄倾向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23.7%,而居民消费支出年均仅增长12.9%(引自祁京梅：《2003：我国消费渐入快车道》，《经济日报》2003年1月21日)。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支出增长放缓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使储蓄倾向过度提高,对投资和消费的合理变化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居民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的协调变动,对于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合理调整是至关重要的。

(三)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特点,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具有重要制约作用

各国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率会出现上升———下降———稳定的变动轨迹,消费率则相应表现为下降———上升———稳定的趋势。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为主转向工业品为主时,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将会上升,进而导致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居民消费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则会提高,并引起投资率下降和消费率上升。在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完成,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将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我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加速发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较高,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较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为复杂,需要大规模投资;而第三产业的生产过程相对简单,需要投资量较少。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比重高而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时,消费率还要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不大可能迅速上升到较高水平,而可能表现为一个缓慢提高的过程。随着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并基本完成后,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投资率的下降将会比较明显,相应地为消费率的上升留下较大余地。

(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对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合理消长具有积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间里,我国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国家集中配置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为特征,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投资支出和重工业倾斜,而消费支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则得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经济增长方式相应地表现为以投资饥渴、数量扩张、速度推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因而,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也往往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而被迫压缩投资的情况下,消费才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转向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强调让人民得到更多实惠,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向企业和居民个人倾斜;经济增长方式随之逐步转向注重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和科技进步的集约型增长。由于这种转换是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其过程难免会出现一定波折,所以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也难免出现新的不协调。但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看,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总体上处于相对平稳协调的变动态势。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违背客观规律的人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将越来越弱化,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有可能逐步遵循经济内在的要求和发展趋势,沿着相对协调的轨道消长变化。

(五)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从经济运行机制内部促进投资率和消费率合理变动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调节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机制发生积极变化,是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趋于稳定的重要体制原因。从宏观调节机制看,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以间接调节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建立,针对投资和消费波动所采取的宏观调节措施,有可能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从微观运行机制看,一方面,非政府的投资主体在全社会投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由企业和个人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和国家政策导向,自主地进行投资决策,尤其是各类非国有的民间投资日趋活跃,投资领域越来越广泛;另一方面,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的发育成长,必然促使政府投资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越来越集中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而促使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的分工趋向合理。总之,经济体制改革越是深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调节机制越是完善,越有利于投资和消费之间形成比较合理的关系。

五、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趋势预测

预测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可能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一)经济增长进一步向质量效益型转换,社会各阶层将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改进和增强。从投资和消费的角度看,政府行使公共服务职能,主要体现为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而不是政府投资的增加,非公共领域的投资基本由企业和个人进行。这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重要前提。

(二)到2022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最关键的标志将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保持稳定,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上升。我国现在的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gdp)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提升空间很小。产业结构升级将主要表现为:工业内部进一步高加工度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生产要素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加速流动,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根据1952～2001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历史数据进行外推,到2022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基本稳定在2001年的趋势值水平(39∶61),但是如果未来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并明显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则消费率可能会提高,而投资率会相应降低。

(三)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将保持较长时间,但伴随人口老龄化趋势,储蓄率可能逐步下降,并导致投资率降低。据有关预测(李善同、侯永志、翟凡：《未来5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预测》，载于王梦奎、陆百甫、卢中原等著《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2000～2010年,由于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养老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国民储蓄率保持高水平,投资率可能保持在35～40%;以后由于适龄劳动力增长放慢,老龄人口增加,养老负担加重,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将逐步降低,到2022年可能降低到35%以下。

(四)与目前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以及各国普遍情况相比,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最终消费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尤为突出,这种差距表明我国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可能余地。例如,到2022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可能由2000年的48%逐步提高到60%左右,即介于2000年的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6%)和世界平均水平(62%)之间;我国的政府消费率可能保持在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12%的平均水平;相应地我国投资率则可能降低为30%左右,这仍然高于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25%的平均水平,但是同其中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31%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对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趋势的影响,预计到2022年,投资率可能下降为30～35%,其中政府投资率可能为1～2%,非政府投资率可能为30%以上;最终消费率可能上升为70%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可能为60%左右,政府消费率可能为10%左右。

六、政策建议

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涉及投资政策、消费政策、政府职能转换和微观运行机制诸多方面,关键是应当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主要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和手段,促使投资和消费按内在发展趋势协调变动。

(一)遵循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性规律,引导投资方向和优化投资结构。国家应当按照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升级的需要,运用规划、政策和信息等手段,引导产业发展和投资方向;各类投资主体应当以市场导向为主要依据,关注政策导向,优化投资资源的配置。要在结构优化的前提下保持适当的投资率,避免单纯的投资规模扩张。

(二)政府所承担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要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换。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投资要基本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尽可能削减政府投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而且,公共服务职能由政府投资所实施的部分也应当尽量减少,而转向主要由政府最终消费来体现。

(三)扩大非国有企业和个人等国内民间投资的准入领域,为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创造平等竞争条件。应当加快促进各类投资主体平等竞争的制度建设,包括财产保护、税收、政府规制、市场准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制度。政府对全社会投资波动的调节,应当主要运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

消费水平提升篇3

论文摘要：产业结构的变动与消费升级密切相关，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受到消费结构变动的制约。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已经并将继续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本文分析了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关系，并提出了促进我国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是经济学中的两个基本范畴，也是国民经济总体构成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产业结构是指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三大产业或具体产业间的关系和比例。消费结构是指各类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以及相互间的质和量的关系，它直接反映了消费水平、消费特色和消费发展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消费的变动规律。产业结构的变动与消费升级密切相关，消费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产业的发展必须适应消费需求变动的趋势，并且要善于发现潜在需求，才能发展壮大。

一、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变迁

1、消费结构的变动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关系

(1)市场消费需求是新兴产业形成的基础，是产业升级的直接动因。市场消费需求是社会生产的前提，是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最重要因素。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需求水平和结构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潜在的新需求将逐步形成和扩大并对新供给形成强大拉力。在需求拉力的作用下，生产新产品的企业将逐渐出现并发展起来，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新企业的群体就可能发展成为新兴产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结构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人们用于衣、食、住、行的支出结构将会发生变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需求层次将会逐步升级，新的产业也大体上沿着这一路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的轻型化阶段、重工业化阶段和高加工化阶段分别和人类不同层次的需求相适应。

(2)消费结构变动决定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也决定了经济增长的空间。在一个国家进人温饱阶段之前，农业和轻工业的需求弹性最大。在非农产业中，以纺织、食品、造纸及家具等为主的轻工业在强大的需求拉动下发展最快，这就是工业化的前期阶段。随着收人水平的上升，人们的购买力开始转向耐用消费品，特别是以汽车为代表的高档耐用消费品。同时随着居民收人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物质产品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以后，就开始转向对服务业的需求，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弹性开始迅速提高并在市场的拉动下快速发展。随着收人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精神需求不断扩大，他们对物质产品之外的精神文化产品的追求，促进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大力发展。

2、消费结构演变带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演变与消费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消费升级，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消费结构的演变带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1)第一次消费结构升级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初。此时，粮食消费下降、轻工产品消费上升。这一转变对我国轻工、纺织产品的生产产生了强烈的拉动，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并带动了第一轮经济增长。

(2)第二次消费结构升级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在这一阶段的前期，“老三件，’(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和“新三件”(冰箱、彩电、洗衣机)分别是温饱和小康时期的标志性消费品，作为一种时尚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并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后期阶段的消费特点是:家用电器消费快速增加，耐用消费品向高档化方向发展，大屏幕高清晰度彩电、大容量冰箱、空调器、微波炉、影碟机、摄像机成为城镇居民的消费热点，普及率进一步提高。这一转变对电子、钢铁、机械制造业等行业产生了强大的驱动力，带动了第二轮经济增长。

(3)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消费结构升级转型正驱动着相关产业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增长最快的是教育、娱乐、文化、交通、通讯、医疗保健、住宅、旅游等方面的消费，尤其是与IT产业、汽车产业以及房地产业相联系的消费增长最为迅速。

二、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及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1、国内外信息需求膨胀并成为消费主流，成为推动信息产业发展的动力

伴随着GDP的增长，人们的消费必然会向非物质的方向转移，物质经济将逐步让位于信息经济、体验经济。随着社会高度信息化，网上购物、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消费形式正风靡全球，数字产业的发展正是适应了社会消费方向转移的结果。在发达国家，人们在文化娱乐、通信服务的支出早已超过用于服装的支出。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信息消费在家庭消费支出中的比例也得到迅速提高。此时，人们需要更精致地生活，需要更多高质量的文化娱乐享受，数字内容的信息服务也将成为广大消费者越来越切实的需要。此时信息需求产生的巨大市场拉力，必将拉动信息产业尤其是数字内容服务业的高速发展。

2、新型文化消费日益成为消费时尚，推动了创意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随着居民收人的增加，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会逐渐下降，而用于文化教育娱乐方面的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重会逐步上升。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当人均GDP在1000-5000美元时，拉动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制造、加工和传统服务业;当人均GDP在5000-10000美元时，拉动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科技创新，在于创意产业、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产业的发展。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我国文化消费也呈增长趋势，居民消费结构中用于文化教育消费的部分越来越大，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兴起的重要内在动因。

3、健康消费水平的急剧上升，推动了生物医药、保健产业的发展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模式和健康观念发生改变，医疗保健消费增长迅速，健康需求日益多样化、高级化，生物医药的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大。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药品的消费水平还很低，人均药品消费不足10美元，而中等发达国家每年人均消费药品达40-50美元，欧洲为160美元，美国和日本都超过200美元。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防范疾病的观念转向重在预防、保健，重在对亚健康状态的及时调整，医疗模式也由单纯的疾病治疗转为预防、保健以及治疗与康复相结合的模式，药品消费市场发展空间很大。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分析，21世纪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医疗用品市场。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涌现出一批高收人群体，他们对更优质医药产品的需求将会启动医药领域的高端产品市场，扩大医药市场消费层次，为医药领域高新技术产品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

4、以汽车、住房、耐用品为主的热点消费需求不断提升，增强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活力

汽车产业的产业链长，辐射面广，能带动钢铁、机械、电子、橡胶、玻璃、石化、建筑、服务及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能对经济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次，汽车是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该产业可以对高科技行业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再次，汽车产业也为相关产品的发展提供潜在市场，为相关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住房消费热不仅能带动房地产市场的兴旺，还会推动建材、装饰装演用品、家具、家电等商品的销售，促进与这些商品相关的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各种家庭耐用品的持续消费将为相关产品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对高科技产品的需求也会促使企业进一步提高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以保证产品的质量，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产业升级。我国居民的兰次消费升级都对产业结构的发展和升级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拓展了产业发展空间，也扩大了投资空间。未来我国消费结构的演变升级将进一步活跃，把握消费结构升级的契机，不仅有利于形成新的国内市场空间和经济发展空间，也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

三、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1、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政策选择

(1)要提高城乡居民的收人水平。第一，要调整收人分配结构，缩小城乡收人分配差距，提高城乡居民的收人水平尤其是农民的收人水平二提高广大农民的收人水平，要建立和完善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大力推进工业化，从根本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条件;大力减轻农民负担，进一步实行农村税费改革;而在城镇中应注重提高广大了田枚人者的收人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人者的比重。此外，还要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在东部率先发展的同时，要加快西部的开发和中部地区的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使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地区间的收人与消费差距，为消费结构的升级创造条件。

(2)要积极调整消费政策，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同时，为了适应鼓励消费，促进消费升级的客观需要，要逐步清理、废除各种限制消费的政策。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对鼓励消费的政策的实施认真落到实处。

(3)由于实现消费结构的升级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需要大力开展消费教育，提高消费者的素质，倡导科学、合理、文明的消费观。通过消费教育，消费者可以掌握更多的消费知识和消费技能并能对新型消费品和服务的知识进行及时的了解和高效应用，从而使消费者的生活质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推进消费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

消费水平提升篇4

一、构建纵横交叉的申投诉受理网，解决投诉难，实现维权渠道便民化

地域偏远、居住分散、维权意识淡薄、维权知识匮乏是制约农村维权工作的主要瓶颈，事小、事杂、投诉渠道狭窄、额外的维权成本(时间、路程、通讯等)是影响农民自觉维权的客观因素。在启动12315维权联络站进农村的过程中，该局认识到，推动农村维权工作的深入开展，必须树立“农民利益无小事”的认识，关键在于农村维权渠道的畅通，多角度降低农民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实现维权“零距离”。

一是加大投入抓基础。几年来，该局以“建设一个站点、方便一方群众”为指导思想，大力实施维权联络站“村村通”工程，坚持立足自身，挤出有限办公经费，先后投入资金*万元，用于维权联络站的创建、统一制作制度牌、印发宣传登记资料，建立了市、分局、工商所、基层维权联络站四位一体的纵向到底的12315统一指挥调度体系，为农民维权提供便利的硬件条件。

二是树立典型重示范。按照“抓试点、树品牌、强示范”的工作方针，选取基层维权联络站建设较好的街镇，通过现场会交流、典型示范的形式，比差距、学经验。如××工商所在*年就在辖区*个行政村实现全部建站，是全市建站最快、覆盖面广的街镇，该局及时将其工作经验和做法在全区推广，促进了该区横向到边的维权网络布局的形成。

三是完善制度促规范。在全面铺开的基础上，将已建的*个农村消费维权联络站的规范和完善工作纳入目标管理，责任到所、分解到人，采取逐户上门督导等方式，帮助维权联络站建立完整的工作、责任和考评制度，要求其普遍建立“三栏”，即政策法规宣传栏、消费警示栏、维权公示栏，为老百姓的依法维权提供直观的宣传平台;落实“四制”，即目标责任制、市场巡查制、考核评价制和绩效奖惩制，做到年初下目标、月度搞检查、按季作考评、年终兑奖惩，实现维权工作在实践中巩固、在培训中提高、在服务上求优、在规范中达标、在考评中上档;做到“五有”，即机构设置有标识、人员配置有班子、办公场所有桌子、工作制度有牌子、维权实绩有册子。

二、构建宣教结合的培训网，解决普法难，实现维权教育常态化。

农村维权工作重基础建设更重预防。12315维权联络站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既取决于维权人员的政治素质、政策水平、业务能力是否与维权实际相适应，更取决于农村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能力和意识。

一是启动农村消费教育学校模式，做好“专题性宣传”。*年以来，该局率先在全市启动农村消费教育学校模式，即借助农村消费教育学校这一平台，联合相关职能部门，采取下街镇、进村组开办教育学校的形式，发挥食安委、农业等消协理事单位专业优势，开展《消法》等法律、法规、消费者投诉渠道及程序的宣传，传授辨假识假知识，帮助消费者识破“消费陷阱”。到目前，累计开办消费教育学校7所，培训农民4600人次，××区农村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能力得到明显加强。

二是发挥联络站联系基层优势，做好“普及性宣传”。利用维权联络站扎根农村的地理优势，通过制作宣传牌、横幅、发放宣传材料和维权手册的形式，开展送法到农村活动，向辖区内的群众和管理对象宣传工商法规，提高农村消费者的维权法律意识，将商品选购使用保管常识和维权途径系统地予以明示，提高消费者的维权常识。并通过宣传牌公示典型维权案例，使群众从案件中获取经验教训，预防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三是以提高维权工作人员能力为重点，做好“针对性宣传”。针对农村联络站维权工作人员业务不专、职责不明、运转不灵的问题，制定专门培训计划，分批次、按地域每季度组织一次基层维权站工作人员的业务技能培训，定向培训联络站工作人员;以实行包干指导为主要途径，采取相关科室分片包所，各工商所对辖区内联络站的业务指导定岗到人的办法，每月上门联系至少一次，每季召开一次讲评会议通报工作情况，并针对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促进维权站维权能力的全面提高。

三、构建内外一体的协作网，解决启动难，实现维权格局社会化。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保障不足、经费限制是制约农村维权联络站运行的客观现实。营造协作维权格局，既需要工商部门充分履行维权职能，也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具体来说，就是要找准支撑点、选好切入点、把握关键点。

一是主动汇报，争取政府支持，找准政府主导的支撑点。12315维权联络站的建设和运行，离不开政府的领导和协调，早在20xx年，该局就通过向政府领导报告、争取政府支持的形式，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了该局起草的《××区推进12315行政执法体系建设》的工作方案，明确了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职责，促进了“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工商牵头”维权格局的形成。在政府重视和支持下，维权站的建设和人员配备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全区*个维权联络站，基本上都是利用现成的村委会办公楼建站，联络站站长基本上都是由村支书或村干部担任。行政干部参与维权，不仅有利于发挥其掌握村情民意的信息优势，节约建站成本，也极大地提高了调解效率。

二是广泛发动，引导企业参与，选好企业参与的切入点。拓宽企业参与维权的渠道，关键在于发挥企业自身的优势。*年*月，该局与移动公司联手建立通信平台，由分局将各联络站的办公地址、工作人员的住址、使用的手机号提交给移动公司，由移动公司编印出全区消费维权网站通讯录，并对其使用的手机设置统一的彩铃提示和给予适当的通话优惠，有效降低了维权联络站的运行成本;同时，与移动公司合作，对因消费维权使用话费量较大的联络站工作人员，由移动公司给予适当的充补和按比例赠送话费，进一步激发了维权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三是积极作为，深入履职，把握正向激励的关键点。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经局长办公会反复讨论后重新制发《深入加强农村12315维权联络站建设》工作方案，并在全市12315总结表彰大会后，进一步扩大表彰面，对全区30家村级联络站和50名先进维权工作者进行表彰奖励，以先进典型引路促启动;采取干部包村驻站的人力投入和奖励个案的办公经费投入，即每成功接处一起申投诉给予20元的以奖代补经费，以物质奖励促启动;加大示范站创建，在全区范围内创建101个示范联络站，并通过现场观摩、开表彰会的形式引导维权联络站主动深入履职，以精神鼓励促启动。

四、构建上下联动的信息网，解决调处难，实现执法效能最大化。

12315维权联络站的建设和运行，既是加强12315行政执法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工商部门履行职能的“民心工程”，还是工商部门立足自身发展的“维权品牌”。科学地谋划工商事业，必须把维权联络站的建设和运行纳入整个12315行政执法体系中，发挥12315行政执法体系的“相对集中受理、分工协作办理、应急指挥调度、信息汇总分析、进行消费提示”功能，做到对市场违法违规行为获取信息快、分析研究快、判断决策快、行动出击快、查办处置快，以维权促执法，以执法保障维权效果的最大化。

一是加强上下信息协作，解决维权积案，促进社会和谐。建立分局与联络站之间的信息共享制度，对因各种原因长期未解决的维权积案，由工商部门将受理的基本信息就近分转到当事人所在地的联络站，综合运用联络站的人脉优势和工商部门的行政调解优势，共同参与调解，确保投诉无积压。

消费水平提升篇5

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没有收入的支撑，不可能有消费的增长。和GDP的增长速度比较，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要低许多。数据显示，1979年―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长6.9％；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为7%，而同期，我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达9.6%。我们是应该采取措施，增加居民所得占GDP的比重。特别是要采取措施，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

问题是，我们不能因此将提升消费的期待全部寄托于收入的提升。因为，在中国，除了收入因素，还有许多因素影响消费的提升。

首先，“买涨不买落”的消费心理制约消费提升。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生活总体上已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跨越，居民消费行为已从数量的满足阶段提升到追求质量的提高阶段。但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无效供给过剩。在消费品供大于求状况下，企业之间竞争激烈，价格稳中有降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趋势使消费者产生了新的降价预期，“买涨不买落”的消费心理使得部分购买行为推迟，造成即期消费不足。

其次，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制约消费提升。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福利性消费体制逐步被市场化消费体制所取代，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开始了大幅度调整，以前主要由政府或企业以实物形式供给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消费所需费用，转而由居民个人承担，而住房、医疗、教育等费用上涨速度之快超过多数家庭收入增长速度，居民的支出结构因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住房市场化，用去了许多人半生的积蓄。而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到位则促使人们在考虑收入支出时，很为谨慎，预防性的心态成了储蓄存款的最大诱因。

再次，公共服务的缺失制约了消费提升。教育、医疗应该是公共产品，但由于“市场化”过度，本来应该由政府提供的服务成了居民的负担。2001起开始的高校连续多年扩大招生，目的是为了扩大教育消费，但由于高校学费上涨过快，挤占了很多家庭的正常消费。

第四，信贷消费的水平制约了消费提升。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信贷消费在居民的日常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目前的消费信贷规模占信贷余额的比重已达10%左右。不过同发达国家比较，还有很大的距离。如果我国居民信贷消费的比重能在目前的基础上有提高，那么居民的购买力就会有大的提高。问题是，由于信用缺失等方面的原因，消费信贷的扩张面临很大的挑战。

应该说，上述情况给扩张消费带来的影响甚至要大于收入增长慢带来的影响。因为，上述情况严重弱化消费者的预期，弱化消费者的信心。因此，在提升收入的同时，我们也要致力于增强居民个人的消费安全感，提高居民的消费信心。

消费水平提升篇6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发达地区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在60%以上，宁波市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40%，增长潜力巨大。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宁波市的消费水平有了较大的增长，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消费结构是一定时期市民消费状况的重要标志，通过了解消费结构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掌握消费需求的热点和发展方向，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进一步改善消费结构，引导消费者合理扩大消费需求，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相协调，推动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消费结构类型分析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情况分析。按照收入及支出情况，根据《宁波统计年鉴》，2010年人均收入增长率为10.6%，随着宁波市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支出整体不断增加。2006年人均消费支出13147.19元，2010年增长到18845元，比2006年增长5697.81元，2006~2010年年均消费支出增长率为8.7%，各项消费支出也呈增长态势。期间，家用设备及用品和杂项商品及服务的年均增幅较小；食品、衣服、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年均消费性支出增长率都在10%左右；居住和交通通讯的年均消费支出增长率较大，分别为10.6%和11%。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人均消费整体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及服务、居住和杂项支出所占比重总体都呈上升趋势。交通通讯和居住支出所占比重上升幅度较大，其余各项支出所占比重上升幅度较小。医疗保健和娱乐教育文化及服务支出所占比重总体都呈上升趋势，表明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更加注重家人的身心健康、精神消费和自身文化素质提高及子女的培养。交通通讯和居住支出所占比重上升幅度较大，说明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交通和通讯工具、居住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

各项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结构分析。食品、衣服消费支出比重2007、2008年大些，比重平稳下降。这表明，食品、衣服消费支出在绝对数不断上升的同时，相对比重平稳下降，经济社会正以生存型消费阶段逐步向发展和享受型消费阶段过渡。

交通通讯及居住方面的支出持续增长，支出比重日益增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电子通讯、汽车已成为近年来新的消费热点。从趋势上看，这方面的消费需求将会持续旺盛。住房价格的上涨，使人们用于居住方面的支出也呈现出较大幅度的增长。

支出额和相对支出比重上升的同时，远期消费也随之增长。在医疗保健方面，由于医疗政策的不断调整，支出比重稳定。文教娱乐业也近年来增长较快。家庭设备用品的支出总量上保持平稳，比重上呈现下降趋势。

恩格尔系数分析。恩格尔系数是一个国际上通用的反映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质量的指标，即食品支出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根据五年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可以看出恩格尔系数从2006年的35.12逐年下降到2010年的34.74，反映了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与实际是相符合的。

边际消费倾向分析。从边际消费倾向分析看，宁波市各年份总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中2007年偏低，平均为0.574，说明居民将新增收入的近60%用于消费，并且主要用于交通、居住和娱乐教育文化方面。2006年到2010年先升后降，边际消费倾向随时间呈现出先降后升再下降的波浪式趋势，即期消费受到抑制。

需求收入弹性分析。需求的收入弹性对于企业在考虑产品未来的市场大小时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消费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很高，收入增加时销售量可能迅速增加，但经济衰退时会有显著的下降。在可支配收入增加的情况下，收入的提高，会刺激商品及服务的消费，各类消费品仍然存在增长空间。其中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和居住这几项消费需求收入弹性大些，意味着居民对这几类商品需求的支出会高于收入的增长幅度，用于这几类的消费性支出将会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食品、衣服、家庭设备的需求收入弹性较小消费结构稳定。

3.消费结构调整的建议

宁波市是个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为保持经济健康稳定增长的目标，扩大内需、调整消费结构势在必行。“十二五”期间，将面临更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以及较强的竞争能力，经济仍将处于维持快速发展阶段，人均可支配收入还会不断提高，进一步加大对各种服务性消费的需求，进一步完善相关消费政策，进行有效的组织协调：

千方百计改变居民的消费观念，引导合理消费。居民受地理末端影响及传统的消费观念作用，量入为出，时尚拉动少，超前消费意识不强，这与我市经济总量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很不协调，从而使总的边际消费倾向偏低，边际储蓄倾向偏高。政府需要在稳定可支配收入的预期、保持收入增长措施的相对稳定，稳定物价做出努力减少未来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

追求时尚，拉动消费，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杂项商品与服务比重偏低、娱乐教育文化及旅游休闲服务业一直落后于其他副省级城市，恩格尔系数虽然不断降低，服务性消费依然不足，消费热点时有出现但未能形成持续型、波浪型的热点，消费结构仍处于升级蓄能期。这在宁波近二十年来吃过不少苦头，也失去多次的超越其他副省级城市的大好机会，政府充分利用现有的体育文化娱乐设施，有计划引进高端时尚体育文化娱乐节目，加大营销力度，使得市民在政府引导下，形成良好的消费倾向，培育成新的消费热点，解决服务性消费依然不足的矛盾。而不能仅仅盯着房地产、汽车消费项目。

结合住房、医疗保健结构现状，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各项支出趋向合理，其中住房问题是目前影响消费结构调整的最主要因素，高房价是制约消费结构调整的第一座大山，需要政府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规范房地产经营活动，完善信息统计和制度，引导理性投资和消费。在增加中产收入阶层群体比重同时，重点解决中产阶层消费规模效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关注较低收入者的消费支出构成情况。

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坚持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结合我市智慧城市建设，对重点行业和主要商品实施规范管理和跟踪监控，特别是要加大对食品及日用品的流通管理，让消费者放心消费，努力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倡导科学、合理、文明的消费观，加强培训教育。

我市优化消费结构应着力提升即期消费与中低收入者消费，充分发挥政府作用，不断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与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深化就业、教育、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有效提升居民消费信心，进一步发展服务业，努力提升服务业消费，积极培育消费热点，做好消费结构升级准备，不断构建良好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的可持续发展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1]张蕊,田澎.中国城镇居民10年消费结构变化实证研究[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2005.27

[2]刘黎清,肖佳印.浙江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分析[J].经济纵横，2005.02

[3]宁波市统计局.宁波统计年鉴(2006-20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