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现状篇1

一、地方政府债务发展的历史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绩，然而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央财政支出依然紧张，中央一度向地方借债，为此，1994年开始，中央开始执行分税制改革，逐步厘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权回收力度加大，而各地方开始快速进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政府公共投资也急剧膨胀，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开始普遍产生，并且规模越来越大，为了防范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政府债务审计的重要作用开始凸显。

二、地方政府债务审计发展的演化博弈分析

基于政府债务审计的发展现状，构建以地方政府与上级审计机关为博弈方的演化博弈模型，双方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当博弈?p方都采用背叛策略时，各得期望收益为π1，π2；当博弈双方都采用合作策略时，除了得到π1，π2的收益，各自还可得到由合作带来的期望收益增量v；当博弈双方采用的策略不同时，除了得到π1，π2的收益，采用背叛策略的博弈方得到更多的收益增量ri（i=1，2），采用合作策略的博弈方则造成了ri（i=1，2）的损失，同时假设r1

因为地方政府与上级审计机关在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的现状下对背叛策略还是合作策略的偏好是不同的，是两个有差别的有限理性博弈方群体的成员，因此应当运用两人非对称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复制动态和进化稳定策略。假设地方政府采用背叛策略的比例为x，则其采用合作策略的比例为（1-x）；同理假设y为上级审计机关采用背叛策略的比例，则其采用合作策略的比例为（1-y）。由上假设，地方政府采取背叛策略的期望收益为：u1=yπ1+（1-y）（π1+r1），地方政府采取合作策略的期望收益为：u2=y（π1-r1）+（1-y）（π1+v），地方政府的平均期望收益为：u=xu1+（1-x）u2，故地方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dx/dt=x（u1-u）=x（1-x）（u1-u2）=x（1-x）（r1+yv-v）（1）

同理可得上级审计机关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dy/dt=y（1-y）（r2+xv-v）（2）

根据（1）式，令F（x）=dx/dt=0，得地方政府复制动态方程的可能稳定状态为：

x1*=0，x2*=1，y*=1-r1/v

根据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理和演化稳定策略的性质，当F’（x*）1-r1/v时，F’（0）>0，F’（1）

同理，根据（2）式，令G（y）=dy/dt=0得上级审计机关复制动态方程的可能稳定状态为：

y1*=0，y2*=1，x*=1-r2/v

根据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理和演化稳定策略的性质，当G’（y*）1-r2/v时，G’（0）>0，G’（1）

令x0=1-r2/v（r2

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在债务审计博弈中双方要么都选择背叛策略，要么都选择合作策略，究竟趋向哪个演化稳定策略受博弈发生时博弈双方初始状态的影响。如图1所示，博弈双方将随着初始状态（x0，y0）的变化向不同的均衡点收敛，形成不同的演化稳定策略，故可以从初始状态表达式x0=1-r2/v（r2

1.参数v的变化。参数v表示地方政府与上级审计机关都采用合作策略时给双方带来的收益增量v。从相位图可知，其他参数假设不变，当参数v越大时，A点的坐标会向B点靠近，则区域Ⅲ的面积就越大，区域Ⅰ的面积随之就越小，即地方政府与上级审计机关都采用合作策略的可能性增加；反之，当参数v越小时，A点的坐标会向0点靠近，则区域Ⅲ的面积就越小，区域Ⅰ的面积随之就越大，即地方政府与上级审计机关都采用背叛策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2.参数r1，r2的变化。从表1构建的模型可知，在政府债务审计过程中，当地方政府采用背叛策略，而上级审计机关采用合作策略时，地方政府增加收益r1，上级审计机关减少收益r2；当地方政府采用合作策略，而上级审计机关采用背叛策略时，地方政府减少收益r1，上级审计机关增加收益r2。根据相位图，假设其他参数不变，r1，r2的增大会使A点向0点移动，则区域Ⅲ的面积就越小，区域Ⅰ的面积随之就越大，即地方政府与上级审计机关都采用背叛策略的可能性增加；反之，当参数r1，r2越小时，A点的坐标会向B点靠近，则区域Ⅲ的面积就越大，区域Ⅰ的面积随之就越小，即地方政府与上级审计机关都采用合作策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三、结论

双减政策现状篇2

政府监管供应商的重点是对其业务运营过程进行监管，监管机构直接对供应商的经营活动进行持续性监管，了解其业务活动的范围，掌握其执行外包合约情况、财务状况、资金用途、服务质量及发包方满意度等情况，及时纠正供应商的违规行为，确保在适度的监管强度下，不降低外包市场的效率，使供应商合法、合规经营，实现外包市场社会总效用的最大化。政府监管机构通过严格监管外包业务运营，可以防范由供应商引发的战略风险、操作风险、合规风险、信用风险、信誉风险和保密性风险，占《金融服务外包文件》中11类风险总数的54.5%［10］。外包业务运营期间，供应商容易出现道德风险，提供与服务水平协议不等值的服务，使业务运营成为金融服务外包监管的重点和难点。理想状态下，监管机构与供应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在完全理性的条件下进行博弈。但实际上二者的博弈是有限理性的，双方往往难以一开始就能找到最优策略，而是在博弈进行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和调整，通过试错优化初始策略。有限理性意味着监管机构和供应商不会采用完全理性博弈的均衡策略，即均衡策略是不断调整和改进的，而不是一次性选择的结果。这样，双方博弈的过程实际上变成了相互模仿、学习，通过试错寻找较好策略的动态复制过程。而具有真正稳定性和较强预测能力的策略均衡，必须能够通过博弈双方在模仿、学习的调整过程中达到，具有能经受错误偏离的干扰，不会因为博弈双方中某一方的策略改变而改变［11］。因此，监管机构与供应商是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进行均衡策略选择，双方的行为策略具有进化博弈论的显著特征。因此，本文运用进化博弈论的方法，研究政府监管金融服务外包供应商业务运营的有效策略选择。

2业务运营政府监管的稳定策略:理论分析

2．1外包业务运营监管模型建立进化博弈的均衡策略称为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StableStrategy，ESS)，由梅纳德•史密斯(MaynardSmith)和普莱斯(Price)于1973年提出，ESS求解时［12］，假定两类行为主体均采用纯策略，令S和R(S和R均为有限集)分别表示两类行为主体的所有纯策略的集合，φt(s)代表所有在t阶段采用纯策略s∈S的行为主体集合，定义状态变量θt(s)表示在t阶段采用纯策略s的行为主体的群体比例向量。在现实操作中，供应商违规的原因和种类较多，政府监管供应商业务运营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不可能在一个博弈模型中对各种情形都加以分析，但最严重和普遍的违规现象是由于供应商的财务状况不佳导致自身倒闭，以及经营质量不好导致其难以为发包方提供等值的服务。因此，综合外包业务运营过程中的风险因素和金融监管的经验，以供应商的财务状况和经营质量作为监控变量，建立博弈模型分析供应商(用A表示)与政府监管机构(用B表示)在业务运营过程中的策略选择，支付矩阵见表1。其中，支付矩阵中前一个函数表示供应商的效用，后一个函数表示金融机构的效用，全部字母都代表大于零的正数。根据前述分析，B对A在业务运营过程中的财务状况(用x1表示)和经营质量(用x2表示)两方面进行监管。R表示A的收益，A在不违规和违规两种情况下的运营成本C1G(x1，x2)和C1B(x1，x2)，以及违规行为被发现时的罚金M(x1，x2)，都是关于两项监管内容x1和x2的函数。供应商违规行为的主要特征是损害金融机构和消费者的利益获得超额利益，A违规时运营成本较小，即C1G(x1，x2)＞C1B(x1，x2)，进一步有R－C1G(x1，x2)＜R－C1B(x1，x2)。B进行监管的成本为C2，C2由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项组成。A不违规时，能够给社会带来正的效用S;如果B选择不监管，A违规会给社会带来负的效用－D。为了反映政府监管强度对供应商的影响，模型中引入了供应商中试图违规的数量比例x，由于政府监管机构在人力、物力以及技术等方面的有限性，对供应商实施监管的概率为y。

2．2业务运营监管的进化博弈分析根据表1所示的支付矩阵和进化博弈的理论分析，可以得到供应商在业务营运过程中选择“违规”和“不违规”策略时的期望效用u1B、u1G和群体的平均效用u1分别。即选择“违规”策略的供应商的期望效用小于整个供应商群体的平均期望效用。那么，选择“违规”策略的供应商由于期望效用较小，会通过试错和学习改为采用“不违规”策略，这样x*=0就能在动态的博弈过程中保持稳定，并且在动态策略调整中能够达到，所以它是一个ESS点。而在x*=1这种稳定点时，只要有一个“违规”的供应商改为采取“不违规”策略，就可以获得高于整个群体的平均期望效用。其他供应商就会通过试错学习，相继采取“不违规”策略。

3监管策略稳定性提升:违规罚金设置

上述分析表明，为了从根本上减少供应商违规的利益驱动，需要减少其违规所得的超额利益，可以结合供应商的财务状况(x1)和经营质量(x2)来研究供应商的成本函数C1(x1，x2)，同时设计出与之相适应的罚金函数M(x1，x2)，在供应商的运营成本和违规罚金之间建立监管制度，从根本上减少其违规的动力;另一方面，政府收取的罚金也可以作为政府监管成本的有效补偿。假设政府根据综合资本充足率、资金使用情况等多项指标设立了供应商外包业务运营过程中财务状况合格的标准为P1，综合各项因素设立业务运营中经营质量的标准为P2。供应商达到设立的标准(xi≥Pi，i=1，2)即为合格，如果未达到(xi＜Pi，i=1，2)且被政府监管机构发现，就会被处以相应的罚金。

3．1供应商的成本函数C1(x1，x2)分析供应商为了满足政府监管机构设立的合格标准P1和P2，会支付相应的运营成本。理想状态下，假设xi＜Pi(i=1，2)时，供应商的成本为0;超过设立的合格标准，即xi＜Pi(i=1，2)后，成本线性单调递增。供应商在财务状况(x1)和经营质量(x2)这两方面超过标准越多，其短期成本必然越大，但是其长期收益更好;另一方面，不达标的成本较低，其短期利益会成为供应商发生风险行为的激励。为减少这样的利益驱动，政府监管机构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控制:第一，设立市场准入制度、供应商信用评级、市场退出等一系列监管手段，形成内容完整、协同作用的监管体系，增加供应商风险行为的成本，改变其期望收益函数，从而影响其策略选择。第二，通过奖励优良供应商，促进供应商群体守法合规、诚信经营;对违规供应商进行重罚，形成警示作用。

3．2供应商的罚金函数M(x1，x2)分析以上分析表明，政府监管机构改变供应商违规的期望收益，应通过罚金来约束供应商的策略选择。为此，在实际监管中可以采用这样的惩罚规则:如果发现供应商在财务状况(x1)和经营质量(x2)中某一方面未达标，就对其进行处罚，并根据其程度增加罚金。对于各监管因素xi(i=1，2)，罚金都是随着不达标的程度大小而加速递增;同时，交叉项f(x1)•g(x2)的存在，使得当不达标的监管内容从一项增加为两项时，罚金会加速增加，使供应商再次违规的激励大大降低。据此可以画出罚金M关于监管内容x1和x2的函数图像(图4)。比较供应商的成本函数和罚金函数可见，当供应商达到甚至优于政府设立的合格标准时，会付出越来越大的经营成本;当其运营状况未达标时，一旦被政府监管机构发现就会被处以罚金。针对财务状况、经营质量两项监管内容，可以分别通过图6、图7表示罚金和成本的关系。比较供应商合规经营的成本与违规的罚金可见，对于超过或不足标准的程度都是同样的Δx的情况，罚金会比成本更高。并且随着Δx的增大，两者的差距会进一步加大(如图5所示)。另外，由于罚金函数里交叉项f(x1)•g(x2)的存在，当供应商违规行为增加时，其罚金比成本增大得更多，将供应商的成本函数C1(x1，x2)和罚金函数M(x1，x2)画在三维图中，该趋势特征表现得非常明显(图6)。综上所述，罚金函数的设立可以显著降低供应商违规的激励与动力。同时，罚金也可以作为政府监管成本补偿的重要来源，让违规供应商承担部分监管成本，降低政府监管的成本，增大政府监管的概率与动力，形成通过监管降低监管成本、“以监管养监管”的经济有效监管方式。

4研究结论与启示

双减政策现状篇3

关键词：碳解锁；技术进步；制度改革；碳税

自从“碳解锁”概念在2002年被西班牙学者Unruh提出后，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十多年以来，随着低碳理念的普及和低碳技术的进步，人类探索低能耗、低排放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的进程也有了一定发展。然而“碳锁定”效应的存在使得低碳社会的发展进程受到巨大阻碍，并呈现世界性的“碳复制”趋势。

因此，在深入了解碳锁定形成机理基础上，寻求国家或者地区碳解锁路径，实现低碳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

国内外学者对碳解锁研究主要集中在碳解锁的内涵及内在机理、解锁路径和解锁政策等方面。文章主体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国内外研究现状，主要阐述碳解锁的内涵及发展历程。并对碳解锁路径――主要是技术进步的解锁路径和制度改革的解锁路径进行综述；第二部分对当前相关文献的研究对象、理论支持和研究方法进行整理总结；第三部分是对当前碳解锁研究的述评和展望。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碳解锁发展历程

碳解锁最早由西班牙学者Unruh（2002）年最早提出，他认为技术与制度相互强化形成“技术――制度综合体”（techno-institutionalcomplex），导致现代工业经济“锁定”在碳基能源系统中，因此产生了持续的市场失灵和政策失灵，阻碍了低碳技术的应用和扩散，尽管这些技术相对于目前主导技术具有环境和经济的双重优势。Unruh提出现代工业发展应打破碳锁定现状，实现“碳解锁”，碳解锁的实质就是实现碳基技术体制的替代或者低碳化转型。在此之后，西方学者最初以发达国家为背景，从制度、协议、技术和政策等方面对碳锁定进行了研究，随后对碳锁定的研究范围逐步扩展到发展中国家，主要以中国、印度等国家为代表，探讨发展中国家实现碳解锁的可能性和碳解锁路径选择。其中主要的代表文献有：Unruh（2002）从理论的角度总结出在制度和技术两个层面实现碳解锁，提出制度在低碳技术产生和扩散过程中的地位至关重要，而政府政策在促进技术系统改变尤为重要，肯定政府在碳解锁过程中的重要地位，Unruh还提出低碳技术最先在“缝隙市场”上获得发展，培育成熟后逐渐在主流市场上扩散开来。

中国学者对碳解锁的研究开始在近几年，主要是从技术进步和制度角度来研究中国碳解i路径的可能性。在技术进步方面，主要指低碳技术和清洁能源的推广与应用使得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呈现一定程度的脱钩状态；在制度方面，主要强调政府在制度中的作用，从政策制定到低碳技术系统形成，均肯定了政府的指导作用。谢来辉（2009）追溯碳锁定概念及本身的内涵，深刻阐述了碳锁定和碳解锁的内涵和形成机理，并提出在发展中国家要更加注重国际上的技术合作，以加强参与和履约方面的激励。此后，学者们开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利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和经济模型对中国碳解锁路径进行探讨，探讨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国GDP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关系以及工业各行业的解锁状态。

（二）基于技术进步的碳解锁路径

目前，技术进步视角下的碳解锁路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欢迎，在近些年也成为碳解锁路径研究中的热点。PhilipJ.Vergragt等（2011）将碳获得和存储（CCS）作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组合重要元素，开发出一套标准来评估科技锁定的程度，并将这些标准运用到化石燃料社会技术体系（FFR），评估CCS的碳锁定强化效应，采用技术创新系统的功能方法（TIS）评估CCS的“缝隙”优势，从而运用CCS和生物能源组合避免碳锁定。Kalkuhl（2009）等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提出对学习采用低碳技术进行补贴，采用歧视性的碳价政策调节成本收益，运用细分市场的方式使低碳技术更加经济合理。

中国学者基于技术进步的碳解锁路径研究中，采用了LMDI、动态递归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方法、DEA等模型测定技术进步对中国二氧化碳量排放的影响。

关于行业的碳解锁路径研究，孙宁（2011）采用LMDI分解分析方法定量探讨了2003～2008年影响制造业30个分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导致的能源强度降低是使得制造业所有分行业碳排放减少的最主要因素，充分印证了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金培振，张亚斌（2014）基于产品质量改进思想构建了考虑能源效率改进与二氧化碳减排的经济增长模型，利用1999～2011年中国工业35个行业面板数据探讨技术进步通过影响经济增长与能源效率进而作用于二氧化碳减排的双刃效应。研究发现，技术进步会使轻、重工业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向低端收敛；重工业的能源效率改进相对经济增长而言对二氧化碳减排的影响更强。周五七（2015）系统评估了1998～2012年中国工业各细分行业的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以及碳排放脱钩弹性，分析了中国工业行业碳解锁的进程、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大多数工业行业的碳排放处于相对脱钩状态，高排放行业的碳排放脱钩指数高于中、低排放行业，且高排放行业和低排放行业的碳排放脱钩弹性的波动幅度较大。提出要增强结构性减排在工业碳解锁中的作用，根据行业特征有针对性地实施节能减排以加强行业碳解锁进程。

关于能源效率的碳解锁路径研究，包江山（2013）基于DEA模型对我国的技术进步水平及能源效率状况进行测评，并应用ARDL模型和C-D生产函数分析了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正向改善作用和回弹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各区的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呈现较大的差异性，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正向变动均会改善能源效率，而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具有较大的回弹效应。刘奕文，胡宗义（2014）借助动态CGE模型-MCHUGE模型仿真分析了三种场景下能源技术变动对我国宏观经济变量、产业资本收益率、产业发展及节能减排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能源技术变动在短期和长期中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要素市场及节能减排都有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

关于技术进步视角的碳解锁路径研究，鲍勤（2011）将动态递归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方法应用于碳关税征收影响的研究，模拟了13种碳关税税率情境下三种不同的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增速对于碳关税作用的影响。研究发现，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存在对于我国减少碳排放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但削弱了碳关税对我国碳减排的积极作用。郭进（2015）基于技术进步视角，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和PLS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分别对我国的碳锁定状况和碳解锁技术路径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对我国碳锁定状况的路径研究系数为0.33，水平较低，其产生的碳解锁效应非常有限，但技术进步有助于优化我国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发展。扩大低碳技术的应用范围，能够使技术进步的间接碳解锁效应得到良好的发挥。汪中华（2016）测算1990～2014年中国碳汇量和碳排放量，用两者的差值作为碳超载量，构建碳超载率与能源消耗、制度约束、技术进步3个变量的ECM模型，进一步探讨中国碳解锁路径。

（三）基于制度变革的碳解锁路径

从制度变革的解锁路径来看，主要是依靠政府政策来促进技术系统的变革，进而使得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形成脱钩状态，最终实现碳解锁。政策制度从根本上影响低碳经济的发展，有效的政策制度将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根基，同时也为引导低碳发展方式建立高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从而树立从深层次上影响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机制。

外学者对从制度变革层面对碳解锁的路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税、补贴、协议等方面。BovenbergandGoulder（1996）为了验证环境激励政策的成本是否会消除，构建了1990～2070年的跨时期CGE模型，将环境税收收入用在减少边际收入税率上。结果表明环境税代替普通税收将产生更积极效果，实证显示中性环境税收将征税的负担转移到了低效率的部门，从而产生提高了双重红利。TottiK■onn■l■、GregoryC.Unruh等（2006）提出前瞻性资源协议，提出政府是作为协调角色促进技术选择多样化；实现技术选择的共同愿景；社会和物理网络的变化。运用这三个目标去分析记录环境自愿协议经验和预见性活动，并将这些工具优点组合成前瞻性政策协议，增强政策文化合作和跨部门、跨学科的利益相关者创造的承诺为避免碳锁定采取行动。Mattauch（2013）认为碳锁定是由技术和政策失灵造成的，避免碳锁定的最有效政策措施是碳税和补偿，通过经济成本利益进行调节，并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促进低碳转型十分关键。

PatrickArthur（2014）强调路径依赖和收益增加对大型公路运输基础设施的碳锁定作用，要求在未来交通基础设施中巨大改变，增加政府在交通基础设施严厉措施，从而打破交通行业的碳锁定状况。LinusMattauch（2015）采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清洁部门和非清洁部门之间边干学溢出效应的相互作用，从而评估政策避免碳锁定的可行性。研究指出基础设施提高对促进低碳转型是至关重要的。

国内学者在碳解锁的制度选择上，较为主流的政策研究倾向于环境税征收，主要是碳税征收。

关于环境税“双重红利”研究方面，张中祥（1996）利用递推动态模型分析了用二氧化碳税来控制我国二氧化碳排放会造成的各种宏观影响，同时利用能源技术选择模型MARKEL来进行二氧化碳减排技术的选择。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之间存在替代，两者不可兼得。付伯颖（2004）认为，考虑到我国流转税在税制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劳动力的供给弹性较小，征税后会否降低产品或行业国际市场竞争力等不确定方面，虽然环境税“双重红利”在理论上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然而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看，环境税的“双重红利”在我国的适用性却十分有限。

关于碳税对行业碳解锁路径研究方面，秘翠翠（2011）构建了一个七部门的静态CGE模型，分析碳税政策的实施对煤炭、石油、电力、建筑等高污染、高耗能部门，以及对我国宏观经济总体的影响。结果表明，碳税的征收并未对我国总体经济造成太大影响，但对于个别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如煤炭开采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来说，影响比较明显。杨超，王峰（2011）基于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采用动态碳税调整机制构建多目标最优碳税投入产出模型，分析碳税征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碳税征收会使得所有行业成本增加，价格上升。但模型并未考虑部分行业能够通过其他方式消化碳税负担，结论存在误差。于倩（2014）构建了一个包含第一产业、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其他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等六个部门的CGE模型，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上述六个部门的影响，分析了碳税政策的实施对能源产业的影响，着重分析了碳税政策的实施对电力行业的影响。结果表明碳税政策的实施将使得电力行业成本增加，企业为减少不利影响，必定会使自己朝着高科技、清洁燃料、低碳环保的方向发展。因此碳税政策的实施对我国能源产业优化结构调整有着积极推进的作用。

关于碳税税率方面，刘洁（2011）根据中国各省市、自治区能源消费量及相关系数对相关能源产品使用产生的CO2排放量进行了核算，并根据国际实践经验拟定了三种不同情景的碳税税率。利用1999～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的影响。研究表明征收碳税能够提高能源产出效率，减小劳动和资本要素收入之间的差距，同时也会降低社会总产出。秦昌波，王金南（2015）利用GREAT-E模型分析环境税改革后不同税率水平对宏观经济、污染减排、收入水平、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要素需求的影响，发现环境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GDP的下降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而环境税对污染物的减排作用远远大于对经济的抑制作用，较高税率的环境税能够较大幅度的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关于碳税政策的设计方面，段茂盛（2015）梳理了北欧国家碳税政策的设计演变，阐明碳税政策受到财税政策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两方面需求的影响。然而在政策设计过程中往往只能更多体现其中一方面的属性，两种政策属性难以兼容。因此在设计碳税时应首先明确碳税政策所针对的主要问题，避免一方面的需求对碳税政策解决的主要矛盾政策的干扰。另外，由于碳税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为主要目标，应该将碳税设置成独立的税目。碳税征收对工业领域影响巨大，为了避免可能的政治阻力，可以采用自愿减排协议机制来加强政策的有效性。

（四）基于技g制度综合体的碳解锁路径

杨玲萍等（2011）从碳锁定的基本内涵出发，重点分析了中国在发电领域、汽车消费领域及建筑能耗领域的碳锁定状态，基于技术――制度复合体概念分析碳锁定的原因，从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的视角下提出了碳锁定解锁策略。李宏伟（2013）年从碳锁定和碳解锁的概念出发，基于技术体制视角定义碳锁定，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碳锁定形成的机理，从理论角度提出”碳解锁“的基本模式和治理体系。谢海生等（2016）分析碳锁定效应的作用机制，提出从技术制度角度进行解锁，解锁的过程需要全部主体共同参与。

二、研究结论

目前国内外对碳解锁路径的研究逐渐增多，根据以上文献，我们可以发现现阶段对碳解锁路径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一）研究对象方面

大多数碳解锁路径研究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背景，近些年逐渐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在研究中采用定性研究方法较多，主要集中在从碳解锁形成机理上探索碳解锁路径，定量研究相对比较少。

（二）理论支持方面

对碳解锁路径研究主要理论支撑是碳锁定形成原因和脱钩理论，大多学者对碳解锁路径的分析均从碳锁定的形成机制即技术――制度综合体出发，以此从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和技术制度综合体寻求碳解锁路径，基于脱钩理论，对研究对象碳解锁程度进行判定，从而针对不同碳解锁程度提出相应的解锁方法。

（三）研究方法方面

在对碳解锁路径研究中，学者们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在定量分析中，采用了动态递推模型、CGE模型、GREAT-E模型、投入产出模型、ECM模型等对研究对象进行定量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对应的解锁路径。

三、研究评述与展望

结合碳解锁路径的特点和中国环境经济问题的实际，本文认为未来碳解锁路径的研究应该围绕以下几个方向发展：在研究方法上，应该借助国际上先进的技术条件和成熟的建模方法，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环境模型，使得模拟效果与实际现状更加符合。在研究对象上，可以将研究对象更加细化到行业中，对不同行业进行细致的分析和划分，采取合适的计量方法，进一步中国碳解锁路径的研究。在碳解锁路径制度研究方面，采取多种政策制度配合，不是单纯依靠碳税政策，在征收碳税的同时考虑补贴等其他政策，从制度角度对碳解锁路径研究，加强政策对碳解锁程度的定量研究，进一步探讨政策制度对碳解锁的影响程度。由于环境污染具有流动性，加强对区域环境的研究，克服区域间的行政规划，强调区域间碳解锁路径的探究，同时注重建立多区域或者全球的环境经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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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现状篇4

关键词：国际收支；现状；对策

国际收支是一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与非居民之间的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所产生的全部经济交易的货币记录。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主要由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决定，而经常账户的盈亏取决于一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金融账户则主要决定于金融市场的利率、风险、投资报酬率与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变动。从动态上讲，国际收支活动描述了一种经济现象，反映了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全部对外往来的货币收付活动。就静态而言，国际收支描述了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货币收支的对比结果，把这种结果加以系统地记录，就形成了国际收支平衡表。

我国国际收支模式非常特殊，自20世纪90年代，除个别年份外，呈现出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双顺差规模出现迅速扩大的趋势。正是由于这种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引起的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导致了我国目前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对冲银行体系过多的流动性。近两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失衡日益引起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关注。

一、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的现状

根据国家外汇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货物贸易顺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经常项目实现顺差1608.18亿美元，同比增长134.23%，占我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上升为72%，主要是因为货物贸易顺差大幅上升。根据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5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1342亿美元，增长128%。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629.64亿美元，同比下降43.1%，原因主要是由于对外投资增长较快，“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由顺差转为逆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占2004年中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下降至28%。2005年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逆差分别为49亿美元、40亿美元。在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外汇储备增长2089.4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22.6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增加0.05亿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减少19亿美元。200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8189亿美元。“净误差与遗漏”出现在借方，为168亿美元，相当于国际收支口径下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21%，在国际公认5%的合理范围以内。2005年，我国的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2.42万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7%，占gdp比重进一步上升到109%。国家外汇局在《国际收支报告》中指出，这表明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进一步扩大，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更加紧密，对外经济运行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增强。

2005年，国家继续运用货币、财政等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金融体系改革取得进展，整体稳健性增强。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积极发展外汇市场，放宽汇价管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外汇市场参与主体不断扩大。

2006年，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对外开放迈上新的台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汇率弹性提高。国际收支延续“双顺差”的格局，经常项目实现顺差2498.66亿美元，同比增长55.37%，其中出口11444.99亿美元，进口8946.3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66%和20.45%。我国进出口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使得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形势大好。在进口方面，我国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进口需求稳步增长，使得我国进口持续快速发展。从整体数据来看，运输是导致经常项目中的服务项目出现逆差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210.15亿美元，支出343.69亿美元，逆差133.54亿美元，与2005年运输逆差63.32亿美元相比，同比扩大70.22亿美元。

从2003年到2007年经济保持增长较快、效益较好、运行较稳的基本态势，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的格局。国际收支顺差式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这几年里，“双顺差”似乎已经成为我国国际收支的“惯例”。经常项目顺差1629亿美元，同比增长78%，较上年同期增幅提高了42个百分点。调整、对部分产品加征出口关税等政策执行前抢先出口，货物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货物贸易出口5472亿美元，进口4115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8%和18%；顺差1357亿美元，增长70%。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2%，较上年增长1.3倍，改变了2006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下降的局面。2007年上半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62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对外直接投资较快增长，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80亿美元，增长21%。证券投资逆差4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44亿美元。其中，我国对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出15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97亿美元；我国从境外证券市场融资以及吸收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流入10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3亿美元。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80亿美元，同比增长21%，其中，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78亿美元，增长21%；对外直接投资撤资清算汇回6亿美元，增长142%；净流出74亿美元，增长17%。“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特征使得我国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截至2007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332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663亿美元。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规模，有助于提升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并且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原因

我国连续的、长期的、大幅度的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已明显表现为经济的外部失衡。这既有悖于传统的国际收支结构理论，又是各国国际收支结构实践中罕见的，其之所以能够维持十余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国内特殊的管理体制与鼓励政策，但其本身也潜伏着一定的风险，引发诸多矛盾和问题。这种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观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国际的原因，也有国内自身的原因。

从国际上来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紧密联系，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了寻求更优化的资源配置，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产业和产品向国外的转移。而我国为了适应国际形式的发展，日趋完善基础设施和优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时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国具有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这些都使得我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一个主要目的地，连续数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时由于我国国内金融市场比较不发达，国内企业往往借助境外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从而增加了资本的快速流入。而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也促进出口的增长，1992年以来境外资本流入中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28.9%左右。

从国内来看，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国的持续大额顺差。

（一）储蓄率过高

我国经济增长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储蓄率过高。国内总储蓄率在20世纪90年代平均为gdp的40%，在2004年上升至gdp的47%。尽管投资率在此期间也有所增长，但储蓄快于投资的增长，扩大了经常帐户顺差。当前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无论与本国历史平均相比还是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均处于高位。一般认为中国储蓄率高主要是因为个人储蓄欲望强烈，但更主要的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高，企业高储蓄率带来的投资增长效益较低并可能导致产能过剩。此外，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渠道不畅，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有储蓄。

（二）加工贸易仍占主导地位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和领域，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而加工贸易出口方式与贸易出口数量的增加呈明显正相关的关系。深入分析我国贸易结构可以发现，一般贸易及其他贸易实际上处于逆差状态，持续攀升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无论是通过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最终产品一般销往国外，在我国境内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构成顺差。因此，加工贸易的规模越大，相应的顺差必然也越大。

（三）非对称性的国际收支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鼓励出口和鼓励外资流入的非对称性国际收支政策。我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是多年的“奖出限出”的传统思想和对外资不加选择的“超国民待遇”等经济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资本流出受到管制，流出渠道少，导致资本项目净流入大于净流出格局的形成。外资的大量涌入不仅拉动了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而且加大了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中不断增长的比重。

三、促进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对策

我国目前的“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与其基本国情是极不相称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较为理想的国际收支结构应是：贸易项目逆差，经常项目保持平衡，资本项目下的顺差。而目前的国际收支失衡、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国家提出“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的政策导向，运用各种手段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国过高的储蓄率

货币政策的取向应当是货币供应收紧，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币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实行降低投资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当前货币政策应当适度从紧，包括降低货币供应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应当继续加息并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控制流动性。同时，人民币汇率应该更加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更加富有弹性。这些政策措施都将有助于纠正内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进行进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核心竞争力

经常项目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出口产业结构失衡，出口集中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产品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在国际上以低价量大为特点，企业利润率低并且很容易受到反倾销诉讼。进口缺乏中国真正急需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发达国家产业调整仅仅把我国作为制造业基地，真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的研发都在发达国家国内。因此，我国现在必须调整进出口产业结构，限制高耗能高耗资源型出口；并把环保、安全、社保等因素纳入企业的出口成本；开发产品核心技术创造力，提高企业自主竞争力，实现在平稳出口量的基础上利润最大化。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

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律和政策，给予其适当的优惠政策和信贷支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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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丽丽,赵雪梅.浅论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调节[j].当代经济,2007(7).

双减政策现状篇5

［关键词］山东抗日根据地刘少奇双减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山东抗日根据地受到敌人的反复“扫荡”和分割“蚕食”，加之当时中共山东分局与八路军第115师领导对某些问题认识不一致，因而在政权建设、群众运动等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中共中央委托时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在返回延安途经山东时考察予以解决。1942年3月下旬，刘少奇一行抵达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滨海区，至7月下旬离开，共4个月余。这期间，他深入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帮助山东分局总结工作，吸取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明确了斗争的方针任务，使山东抗日根据地发生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变化。尤其是他关心群众疾苦，善于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推动减租减息运动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为山东根据地建设和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双减”工作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开展情况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在农村土地问题上的总政策，早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中，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力量共同对敌，决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实行减租减息。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又把它列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减轻地主剥削，调动农民抗日的积极性。［1］这是抗战时期党在农村的一项战略任务和策略方针。

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在总结各地减租减息经验的基础上又出台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明确规定了基本政策原则：第一，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切实保证农民的承佃权。第二，实行减租后又须交租交息，并保护地主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第三，富农的一部分封建剥削，租息照减，同时在适当改善雇工生活条件下，保护和鼓励其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并具体规定：地租照抗战前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以一分半计息，这就是通常说的“二五减租，分半计息”的政策内容。［2］

山东抗日根据地早在1940年11月11日即由省临时参议会公布了《山东省减租减息暂行条例》，但由于抗日斗争残酷激烈，党的领导对战时改善农民生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直到1942年春，除少数地区外，山东根据地的减祖减息尚未开展起来，有的地方减租户数不足百分之五，有的地方地主明减暗不减［3］。致使广大农民除饱受战争浩劫之外，仍受着地主高租、重利的盘剥，生活贫困衣食无着［4］。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挫伤了农民抗日的积极性。

二、刘少奇经过调查研究找到山东抗日根据地问题的症结所在

1942年3月下旬，刘少奇一行由华中进入山东后，边行军边沿途考察，一到驻地就访贫问苦，询问群众的生活状况，减租减息进行得情况。当他得知农民生活很苦，对减租减息有强烈要求，但群众尚未充分发动，减租减息也没有普遍进行时，心急如焚。

3月底，刘少奇到达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115师部驻地临沐县朱樊村后，立即组织随行人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对参与调查的同志说，“减租减息是我们目前的根本政策，你们要多找干部和老乡谈谈，要从各方面了解各种人的意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刘少奇认为，山东在反“扫荡”斗争中之所以处于被动，根本问题在于群众运动没能发展起来，“双减”工作不够深入扎实，甚至部分同志还存在着错误的阶级意识。他严肃指出：“群众工作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搞好减租减息工作是群众工作的突破口，党政军干部要一齐抓。”［5］

刘少奇分别找到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分局副书记、省总工会主任黎玉，师政委，代师长陈光，政治部主任箫华等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汇报并征求意见。他还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接待来访的党政军干部和农民代表，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还把分局党政军的有关材料和分局的机关刊物《斗争》全部收集来，认真查阅并系统研究。在进行了多种方式、多种层次的大量调查研究后，刘少奇认为减租减息运动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的根本原因，是党的领导干部对减租减息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没有把群众组织起来，没有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切身问题。由于根据地没有树立基本的群众优势，致使党的基层组织、政权建设及群众组织都不巩固。因此，他认为群众工作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最薄弱的环节。这样，就抓住了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6］

在分局主要领导统一认识的基础上，4月25日召开了有部分县委书记参加的扩大的干部会议，朱瑞在会上作《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全面总结抗战以来山东分局的工作，提出今后抗日斗争的总方针和各项具体任务。报告检讨了山东党组织对群众工作领导上的缺点错误，表示要彻底纠正克服脱离群众、轻视群众、忽视群众运动的观念。并尖锐提出，在党内必须清楚认识到轻视群众及群众工作，就不配做共产党员，就是不可救药的分子。分局决定自5月起，在山东各根据地内以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动员与组织群众，改造扩大农救会，发展群众自卫武装，开展民主运动，保卫根据地及群众利益为今后的中心任务。［7］

刘少奇在干部会上专门作了《群众问题的报告》，在充分肯定山东抗日斗争成绩的同时，也严肃批评了忽视群众工作的问题。他指出，减租减息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最薄弱的一环，山东分局没有把群众运动摆在适当位置上。山东根据地日渐缩小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发动群众，没有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刘少奇还着重论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攸关革命成败的大问题。他言简意赅地说：“群众是共产党的母亲，党是群众的儿子。”我们党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与劳动群众结合起来。［8］他还深刻论述了减租减息的重大意义，说要把其他工作做好，首先要依靠成千上万的群众，而要把他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必须搞好减租减息。因而减租减息是我们党在抗战时期的一项基本政策，要坚决贯彻执行。与会干部普遍认为这次会议标志着山东地区工作的一个转折点。刘少奇以自己的模范行动，给山东干部树立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榜样，因而受到广大干部的敬重、信赖和拥护。

三、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双减”工作在刘少奇的指导下顺利开展

根据刘少奇的批评和建议，中共山东分局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在全省各抗日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

首先，分局作出决定，把减租减息作为首要任务，并颁布了政策规定，保证运动健康发展。5月4日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提出为了更广泛地动员与组织基本群众，纠正过去的错误，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分局特郑重决定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运动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首要任务。并确定自麦收至年底，山东根据地党政军民的一切工作，均须围绕并切实贯彻执行这项中心任务，同时还规定了运动开展的方法、步骤、方针、政策和具体要求。此后，山东战工会陆续颁布了《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等法规文件，对有关政策作了具体规定，要点是：减租，凡公私租佃土地均实行二五减租，承租人于减租后，应纳租额，须按约交清，减租后，救国公粮由主佃双方负担。土地税由土地所有人负担等。减息，凡抗战前成立之借贷关系，应以清理旧债为原则，厉行分半减息。改善雇工待遇：一般成年男工，除由雇主供给食宿及习惯上的一般待遇外，其年工资最低标准，按各地生活状况以能再供一个人之最低生活必须费用为标准，具体数目由双方协定。女工、童工工资一般不低于成年男工标准工资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这些规定，对保证运动健康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其次，领导带头，深入实际，以点带面，推动全局。刘少奇对如何深入开展减租减息提出了一系列正确方式方法，他建议分局减租减息首先要搞“点”，等中心突破以后，再在“面”上开展。分局研究确定以滨海地区的莒南、临沐县为“双减”运动实施的中心县。为了搞好“点”上的工作，从党政军机关抽调二百余人，组成大型工作团进入试点区，创造经验，推动全局。其中，分局书记朱瑞到莒南县蹲点，指导运动的开展。战工会主任黎玉则到鲁中区沂南县横河村蹲点。各抗日根据地都先后传达有关的指示精神，领导带头试点，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为了总结“点”上的经验，推动“面”上的工作，6月底，分局和滨海地委在临沐县东盘村召开干部会议，分别介绍了临沐县“双减”试点的经验和莒南县“拔地”的做法，为了防止运动出现偏差，刘少奇一再强调既要掌握方针政策，又不容许挫伤群众的斗志，不容许向群众泼冷水。他还与分局领导研究，决定采取个别指导、典型引路的办法，把运动开展得好的、中等的、差的典型县份的县委、区委、村支部书记和农会主席请来，询问政策执行情况并交流经验，以推动全局工作深入广泛的进行。

再次，加强党的领导，依靠农救会，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运动中，刘少奇十分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依靠群众组织的问题。他教育蹲点的干部，要在党的领导下把农救会壮大起来、巩固起来，让农民真正把农救会当成自己的组织。为了充分发挥农救会的作用，运动一开始，农救会便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广大农救会会员响应党的号召，趁秋收时机抓紧进行“双减”运动。各地农救会都先后召开农救会代表会议，农救会会员骨干会议，宣传“双减”意义，公布党的政策，动员群众参加运动。刘少奇深切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农民，为了提高群众的觉悟，他带领干部深入临沐县东盘村、黑林子、夏庄一带了解情况。他教育干部：群众运动是群众自己的事情，切不可包办代替或存有恩赐观点，更不能乞求地主让步。如果地主敢于抗拒，就要发动群众开展斗争。

最后，刘少奇还非常重视舆论工具的宣传鼓动作用。他多次找山东分局宣传部和《大众日报》的负责同志谈话，使之密切配合群众运动。《大众日报》发表了《如何打开减租减息的大门》《向地主士绅进一言》《再进一言》《三进一言》的社论和文章，宣传政策并教育群众，推动运动深入发展。

在刘少奇的具体指导帮助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双减”运动进行扎实有效，对巩固根据地，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双减”工作的开展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影响

政治上，“双减”运动促进了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壮大了群众组织，巩固了抗日根据地。据1943年底统计，仅滨海区新建农救会就有10万会员［9］。经过这场运动，根据地农村普遍树立了农民大众的优势，增强了农救会的威望和影响，提高了农民的觉悟，激发了农民抗日斗争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农民深切体会到共产党确实是他们的大救星，从而密切了党群关系，加强了农村党的建设。运动也使干部懂得了要时刻关心群众疾苦，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对农民的广泛发动和对开明士绅的积极争取使党和政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了民族统一战线，为反对顽固派的妥协投降，反抗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奠定了基础。

经济上，减租减息改善了人民生活，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经过“双减”，减轻了地主对农民、雇工的剥削。据1942年底滨海地区的莒南、临沐、赣榆、沐水四县统计，减租的佃户1990户，减租土地31274亩，减租额为10.9万斤粮食。全省减租有1.8万余户，减租土地39.3万亩，减粮620万斤［10］。减租的同时，对雇工实行增资，山东根据地的多数地区由货币地租变成了实物地租，男工一般为每年四五百斤粮，童工、女工也按规定增了资。减租减息后，各根据地又实行了“定租”――一般五年不变；“查减”――检查“双减”政策贯彻落实情况，保证政策兑现；“借粮”一一青黄不接时地主向农民借贷粮食的应急之举；“拔地”一一地主拿出一部分土地给农民耕种，按规定交租等等措施，保障了贫苦农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山东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军事上，“双减”运动后，根据地形成了参军参战热潮，扩大了抗日武装。同时，各根据地普遍建立自卫团和民兵。据1943年初统计，滨海自卫团有11万人，农民武装积极配合主力军作战，放哨，坚壁清野，缉私打匪，反扫荡反蚕食，发挥了重要作用。鲁中有2.5万民兵参加反扫荡［11］。鲁南、清河、胶东等地的民兵队伍不仅数量迅速扩大，还创造了游击战的一系列新战法，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正如黎玉所说，在刘少奇的具体指导帮助下，山东抗日根据地整个工作大为改观，对扭转山东工作的被动局面，起了决定性作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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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现状篇6

关键词：克林顿与小布什；政府；财政政策：比较

一，引言

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应对短期经济波动和调整经济周期的重要手段，在经济发展某些阶段上也是扩大公共投资、提高经济长期增长率的重要方式。财政政策如果运用得当，能够起到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作用，反之则会阻碍经济发展。一些发达国家在财政政策的运用方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这些财政政策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特别是克林顿与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二、克林顿与小布什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比较

1概述

评价一届政府推出的财政政策的优劣与成败，首先应看它是否实现了预期宏观经济目标和取得了实际成效。美国财政政策独立于货币政策，但历届政府在多年的实践中创造了二者协调配合的成功模式，尤以克林顿时代为典型。在变化了的经济条件下，小布什入主白宫后在财政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上有所改变，实施了大幅度减税计划。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时代开始，美国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就使其经常项目和财政收入出现大量赤字，虽然经过克林顿总统期间的紧缩财政政策使双赤字问题一度有所缓解，但小布什政府的经济扩张政策又使美国经济步入“双赤字”轨道。1992年－2009年财政年度美国联邦部分财政指标状况参见《B-78TABLE－Federalreceipts，outlays，surplusordeficit，anddebt，fiscalyears，1992-2009.》

2克林顿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产生的结果

1993年1月20日克林顿入主白宫时，面对着他的是经济回升乏力、失业率不断上升、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债务猛烈增长的形势。但在其第一任期内，美国经济即出现了战后最佳态势，经济持续高增长低通胀，财政赤字大幅削减。而在其第二任期内，到1998年，财政赤字消失并出现盈余，失业率和通胀率为战后最低水平。这一巨大变化其中关键的因素是克林顿政府的财政政策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从B-78TABLE可以看出，自克林顿推出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以来，联邦财政赤字由1992年的2903亿美元降到1997年的219亿美元，是1974年以来赤字的最低水平。1997年5月克林顿与国会达成5年实现财政预算平衡的协议。1997年8月5日克林顿签署了《财政预算平衡法案》和《减税法案》，预计到2002年实现财政预算盈余(从B-78TABLE可以看出，实际上1998年就实现了财政预算盈余)，从根本上消除多年来困扰美国经济的财政赤字。

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平均增长率约为4％，通胀率和失业率分别为1.7％和4.2％，是战后最低水平。从B-78TABLE可以看出，1992年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达2903亿美元，1997年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降为219亿美元，1998年联邦政府实现财政盈余达693亿美元，而在2000年财政年度里，联邦政府的财政盈余达2362亿美元，大大高于1998年693亿美元的水平。就此而言，克林顿的财政政策是卓有成效的。

从B-78TABLE可以看出，克林顿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是：1992至1997年财政赤字大幅度下降并实现预算平衡，1998至2001年连续四年保持财政盈余。财政赤字减小，盈余增加，债务减轻，利率下降，投资扩大，美国经济连续十年持续高速增长。这便是克林顿政府财政政策自身发展的逻辑及其产生的经济成果。

3小布什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产生的结果

小布什接任总统伊始，美国经济持续增长连创新纪录但又面临急剧减速危险的十字路口。如何保证美国经济持续繁荣，对于小布什而言，最重要的是防止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小布什总统的财政政策的一个中心环节就是推行减税，他的第一套减税计划是在2001年6月推出的，规定10年内共减税1.6万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布什政府强调美国社会各阶层、各集团减税的同时，联邦政府的各项开支也在迅速增加。布什就任总统以来，防务开支增加了27％。此外，非军事的支出也增加了21％。事实进展的结果是，美国经济的疲软，各项军事行动、政府减税和更多的财政开支，使美国的联邦预算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表2.1可以看出，小布什政府执政之初，2000年联邦的预算盈余为2362亿美元，约占GDP的2.4％，2001年联邦的预算盈余为1282亿美元，约占GDP的1.3％，在发达国家的财政预算中处于前列。到了2002年末，预算已转为赤字，约占GDP的1.5％。2003年末，预算赤字约占GDP的3.5％，而2004年美国的财政赤字约占GDP的3.6％。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小布什政府对财政政策也做出了适度紧缩改府支出的调整，这表明小布什政府已经在缩减政府支出方面有所行动。

从B-78TABLE可以看出，2004年财政预算赤字达到占GDP3.6％的高峰，以后逐年下降，2005年末，美国政府预算赤字约占GDP的2.6％，2006年约占GDP的1.9％，2007年约占GDP的1.2％，美国经济又恢复增长态势。由于美国房屋次贷危机的影响，估计2008年美国政府预算赤字达将到GDP的2.9％。预计2012年将恢复收支平衡，甚至有些盈余。从B078TABLE还可以看出，近几年来美国的债务占GDP的比率是：2004年约为64％，2005年约为64.60％，2006年约为65％，2007年约为65.5％，估计2008年达到68％的高峰，预计2009年可下降到39％。尽管遭遇住房市场疲软、信贷市场紧缩以及能源价格高涨等不利因素，但得益于经济的灵活性、开放性以及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政策的实施，2007年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仍达到2.5％，为连续第六年实现扩张。

据小布什总统2008年2月13日向国会提交的年度经济报告预计，2008年美国经济将增长3.4％，2009年将增长3.3％，均高于2007年3.1％的增长率。2007年，美国的平均失业率为5.1％，预计2008年失业率将降至5％，2009年仍将保持在这一水平。美国消费价格指数2007年上升了3.4％，为5年来的最大升幅，预计2008年和2009年美国消费价格指数的增幅将不会超

过2.4％。从B-78TABLE可以看出，小布什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是美国联邦财政由2001年1282亿美元的财政盈余到2002年转为1578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到2004年财政赤字达4127亿美元，创历史最高记录，美国经济进入减缓状态。小布什政府适时调整了财政政策，采取了紧缩政府开支等措施，2005年至2007年连续四年保持财政赤字减少，债务减轻，美国经济又恢复增长状态。由于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影响，2008年2月美国官方估计联邦财政赤字估计可达到4100亿美元，2008年10月美国官方估计将可达到4550亿美元，联邦财政赤字将创下新的历史最高记录。小布什政府财政政策产生的预算赤字的消极经济后果已经逐渐显示出来。

总的来说，小布什时期，美国经济呈现波浪型发展态势，平均增长率低于3.5％。利率上升，投资减少，一些抵押贷款证券二级市场的萎缩以及大型金融中介机构可能的资产减记，都是经济扩张面临的新的下行风险，目前，美国经济又跌入减缓期甚至进入衰退期。这便是小布什政府财政政策自身发展的逻辑及其产生的经济结果。

4克林顿与小布什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比较

克林顿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与小布什政府的一个最大不同点在于，克林顿推行平衡财政的政策，主张财政收入同财政支出大体平衡并出现盈余。而小布什却实行赤字财政政策，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从而导致财政赤字不断攀升。尽管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取向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强调了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1992年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信奉的“政府干预主义”重新上台，实施被称为“克林顿经济学”的经济政策，推出了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最重要的是一揽子经济复兴计划，核心是既要削减财政赤字，又要增加公私投资。这使美国经济步入稳定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8年任期内，美国经济在低失业、低通货膨胀和低利率的条件下，实现了长达10年的持续扩张，年均增长率约4％，突破了此前20多年美国经济增长2.0％-2.5％的速度极限。在克林顿产业政策促进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信息产业成为美国最大的新经济增长源。信息技术及高新产业的高速发展带动了整个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克林顿重振美国经济的经济战略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2000年，小布什竞选总统成功，此时美国经济正处于发展降速期：股市下挫、国内投资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贸易赤字高企。其上任后美国又遭遇“9・11”恐怖袭击，经济不断下滑，迫使小布什政府对内外政策进行大调整。在经济政策上，小布什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大规模减税和扩大政府财政支出，以及宽松性的货币政策。为阻止经济陷入衰退，2001-2002年美联储先后12次降息。这些因素使美国金融市场得到较快发展，股民和消费者信心十足，导致投资增加，个人消费开支膨胀，股市价格上扬，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自2004年6月以来，为抑制经济过快增长，美联储连续提息17次，这是美联储为实现经济“软着陆”和经济的长期增长奠定的基础。受“双高”赤字的影响，美元在2002-2004年连续三年贬值，幅度近50％，不但减轻了债务负担，还有利于美国扩大出口。小布什执政的6年，使美国经济走出了衰退，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失业率呈现出下降趋势。2004年以来，美国GDP增长持续在3％以上。尽管受次贷危机影响，2007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仍预计为2.9％，美国经济处于较为稳健的增长时期。

总之，财政政策作为一国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工具，其运用的成功与否并不是通过财政盈余或者赤字的状况衡量的，财政改策的实施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才是衡量其成功与失败的标准。尽管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取向有所不同，具体政策的选用和实际产生的效果也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强调了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目的都是为美国政府制定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服务，以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和经济“霸主”地位。

三、对我国持续改进财政政策的借鉴

1概述

制订财政政策应立足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既面临着加快发展与深化改革的双重任务，也面临着短期经济增长基础缺乏自主性和长期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的双重压力。创造性地借鉴和汲取克林顿与小布什时期美国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对持续改进我国的财政政策的现实指导意义。

2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财政风险预警体系

要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财政预警体系。一要合理设置政府债务控制指标，我国财政收入能力低，而且我国国责债是短短几年形成的，增速过快。因此我国财政的抗风险能力应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赤字率和债务率控制指标也应比发达国家控制指标更为严格。二要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全面清理各级政府的债务规模，实行年度报告制度，建立政府债务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同时要规范政府债务管理制度，由各级财政部门统一负责内外债的管理。三要推进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改变财政对银行单一的注资方式，防范金融风险转化为财政风险。四要保持合理的债务规模和期限结构，将债务负担率控制在合理界限内，有效防范财政债务风险。

3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多种手段的综合效能

财政政策的作用重在结构调整，试图通过财政资金进行大规模投资来调节经济总量是任何国家财政力所不能及的。为此要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在维持现行赤字规模不变的前提下，适当调减建设国债投资规模，逐步实现中央预算内经常性投资与国债投资并轨。积极调整和完善税制，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在刺激内需、激励供给和调整结构方面的作用。完善财政补贴和财政贴息政策，加强对社会投资的引导。进一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政府公共服务水平。

4建立财政中长期规划管理机制

我国虽然在2003年试编了财政发展五年滚动计划，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也第一次试编了财政发展三年滚动计划(2004年－2006年)，但远未形成有约束力的制度。编制滚动计划应与部门预算改革、国库收付改革和实施政府采购一样，成为并重的财政管理重大改革，这是实现政府宏观调控、公平收入分配、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今后编制财政发展滚动计划，要理清财政政策目标和发展趋势，明确分析财政中长期收支变化趋势，增强财政支出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并充分反映财政债务风险状况，及时采取措施防范和化解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