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篇1

关键词：国际收支；现状；对策

国际收支是一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与非居民之间的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所产生的全部经济交易的货币记录。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主要由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决定，而经常账户的盈亏取决于一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金融账户则主要决定于金融市场的利率、风险、投资报酬率与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变动。从动态上讲，国际收支活动描述了一种经济现象，反映了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全部对外往来的货币收付活动。就静态而言，国际收支描述了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货币收支的对比结果，把这种结果加以系统地记录，就形成了国际收支平衡表。

我国国际收支模式非常特殊，自20世纪90年代，除个别年份外，呈现出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双顺差规模出现迅速扩大的趋势。正是由于这种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引起的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导致了我国目前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对冲银行体系过多的流动性。近两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失衡日益引起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关注。

一、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的现状

根据国家外汇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货物贸易顺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经常项目实现顺差1608.18亿美元，同比增长134.23%，占我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上升为72%，主要是因为货物贸易顺差大幅上升。根据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5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1342亿美元，增长128%。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629.64亿美元，同比下降43.1%，原因主要是由于对外投资增长较快，“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由顺差转为逆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占2004年中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下降至28%。2005年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逆差分别为49亿美元、40亿美元。在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外汇储备增长2089.4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22.6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增加0.05亿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减少19亿美元。200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8189亿美元。“净误差与遗漏”出现在借方，为168亿美元，相当于国际收支口径下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21%，在国际公认5%的合理范围以内。2005年，我国的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2.42万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7%，占GDP比重进一步上升到109%。国家外汇局在《国际收支报告》中指出，这表明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进一步扩大，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更加紧密，对外经济运行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增强。

2005年，国家继续运用货币、财政等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金融体系改革取得进展，整体稳健性增强。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积极发展外汇市场，放宽汇价管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外汇市场参与主体不断扩大。

2006年，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对外开放迈上新的台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汇率弹性提高。国际收支延续“双顺差”的格局，经常项目实现顺差2498.66亿美元，同比增长55.37%，其中出口11444.99亿美元，进口8946.3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66%和20.45%。我国进出口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使得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形势大好。在进口方面，我国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进口需求稳步增长，使得我国进口持续快速发展。从整体数据来看，运输是导致经常项目中的服务项目出现逆差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210.15亿美元，支出343.69亿美元，逆差133.54亿美元，与2005年运输逆差63.32亿美元相比，同比扩大70.22亿美元。

从2003年到2007年经济保持增长较快、效益较好、运行较稳的基本态势，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的格局。国际收支顺差式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这几年里，“双顺差”似乎已经成为我国国际收支的“惯例”。经常项目顺差1629亿美元，同比增长78%，较上年同期增幅提高了42个百分点。调整、对部分产品加征出口关税等政策执行前抢先出口，货物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货物贸易出口5472亿美元，进口4115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8%和18%；顺差1357亿美元，增长70%。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2%，较上年增长1.3倍，改变了2006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下降的局面。2007年上半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62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对外直接投资较快增长，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80亿美元，增长21%。证券投资逆差4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44亿美元。其中，我国对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出15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97亿美元；我国从境外证券市场融资以及吸收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流入10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3亿美元。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80亿美元，同比增长21%，其中，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78亿美元，增长21%；对外直接投资撤资清算汇回6亿美元，增长142%；净流出74亿美元，增长17%。“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特征使得我国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截至2007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332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663亿美元。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规模，有助于提升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并且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原因

我国连续的、长期的、大幅度的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已明显表现为经济的外部失衡。这既有悖于传统的国际收支结构理论，又是各国国际收支结构实践中罕见的，其之所以能够维持十余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国内特殊的管理体制与鼓励政策，但其本身也潜伏着一定的风险，引发诸多矛盾和问题。这种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观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国际的原因，也有国内自身的原因。

从国际上来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紧密联系，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了寻求更优化的资源配置，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产业和产品向国外的转移。而我国为了适应国际形式的发展，日趋完善基础设施和优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时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国具有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这些都使得我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一个主要目的地，连续数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时由于我国国内金融市场比较不发达，国内企业往往借助境外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从而增加了资本的快速流入。而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也促进出口的增长，1992年以来境外资本流入中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28.9%左右。

从国内来看，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国的持续大额顺差。

（一）储蓄率过高

我国经济增长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储蓄率过高。国内总储蓄率在20世纪90年代平均为GDP的40%，在2004年上升至GDP的47%。尽管投资率在此期间也有所增长，但储蓄快于投资的增长，扩大了经常帐户顺差。当前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无论与本国历史平均相比还是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均处于高位。一般认为中国储蓄率高主要是因为个人储蓄欲望强烈，但更主要的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高，企业高储蓄率带来的投资增长效益较低并可能导致产能过剩。此外，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渠道不畅，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有储蓄。

（二）加工贸易仍占主导地位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和领域，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而加工贸易出口方式与贸易出口数量的增加呈明显正相关的关系。深入分析我国贸易结构可以发现，一般贸易及其他贸易实际上处于逆差状态，持续攀升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无论是通过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最终产品一般销往国外，在我国境内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构成顺差。因此，加工贸易的规模越大，相应的顺差必然也越大。

（三）非对称性的国际收支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鼓励出口和鼓励外资流入的非对称性国际收支政策。我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是多年的“奖出限出”的传统思想和对外资不加选择的“超国民待遇”等经济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资本流出受到管制，流出渠道少，导致资本项目净流入大于净流出格局的形成。外资的大量涌入不仅拉动了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而且加大了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中不断增长的比重。

三、促进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对策

我国目前的“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与其基本国情是极不相称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较为理想的国际收支结构应是：贸易项目逆差，经常项目保持平衡，资本项目下的顺差。而目前的国际收支失衡、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国家提出“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的政策导向，运用各种手段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国过高的储蓄率

货币政策的取向应当是货币供应收紧，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币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实行降低投资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当前货币政策应当适度从紧，包括降低货币供应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应当继续加息并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控制流动性。同时，人民币汇率应该更加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更加富有弹性。这些政策措施都将有助于纠正内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进行进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核心竞争力

经常项目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出口产业结构失衡，出口集中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产品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在国际上以低价量大为特点，企业利润率低并且很容易受到反倾销诉讼。进口缺乏中国真正急需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发达国家产业调整仅仅把我国作为制造业基地，真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的研发都在发达国家国内。因此，我国现在必须调整进出口产业结构，限制高耗能高耗资源型出口；并把环保、安全、社保等因素纳入企业的出口成本；开发产品核心技术创造力，提高企业自主竞争力，实现在平稳出口量的基础上利润最大化。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

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律和政策，给予其适当的优惠政策和信贷支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王子先,张晓静.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国际经验及对策[J].中国金融,2007(10).

2、唐丽丽,赵雪梅.浅论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调节[J].当代经济,2007(7).

3、杨慧.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浅析[J].Industrial&ScienceTribune,2007(6).

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篇2

关键词：国际收支不平衡；产业分工；内需不足；产业政策

1我国国际收支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我国国际收支的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国际收支不仅在总量方面规模快速增长，而且开始出现了以“双顺差”为特征的结构性转变。从1999年到2006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连续八年“双顺差”，经常项目特别是商品贸易成为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构成部分。

2我国国际收支现状形成的根源

2.1内需不足

内需不足方面主要表现为储蓄过剩，资金闲置以及资金利用率低等现象。截至2006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10663亿美元。相对于如此之多的国家储备，我们国家的城市发展水平和人民消费观念的差别，使得在政府中存在着大量的政府储蓄，微观经济主体中存在着大量的私人储蓄。政府对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投入的不足也使得微观经济主体对未来医疗、教育成本预期的上升，进而减少即期消费，增加了私人储蓄。

由于内需不足，使得国内资金利用率低。为了确保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实际贷款利率明显偏低。而且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之下，可以用来生产高技术、高附加值的资金，大多数被用于生产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这些造成资金的低效率使用。

2.2资源不合理利用

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使得经济持续发展不能持续。一方面，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最近几年内钢铁、电解铝、焦炭等行业投资快速增长，并形成了过大的生产能力，超过国内消费的能力，因此相关产业必须通过出口找出路，这是我国钢铁产品、电解铝、焦炭等“两高一资”类产品出口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近几年外商投资持续增加，以机电产品为主导的国际制造业向中国大量转移，使我国成为部分电子信息类产品的国际制造中心。一些产业生产能力大大超出国内市场需要，这是出口大量增加和贸易顺差等不平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2.3相关政府政策的不足

以发展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政策。在该政策出台初期有效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资金，充分利用了我国的比较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济活力。但是，这种政策使得我国受资源约束，进口产品以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为主，出口以低附加值的消费品和机电产品为主。在国内投资需求减弱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一方面造成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进口增速减缓，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容量有限造成出口大量增加。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地方政府政策。长期以来，各地政府为了追求当地的经济效益，往往把GDP的增长作为评估其政绩的主要指标。各地政府的出口创汇、招商引资成为重要的手段，并最终以“双顺差”反映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其中地方政府在各地的投资活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吸引外企的政府优惠税收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配套政策，优惠的税收政策也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出口退税政策、“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政策等多项税收减免政策，都一定程度上使得大型跨国公司将我国作为其全球的利润中心，以充分享受优惠的所得税政策。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的形成。

2.4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滞后

国内金融市场欠发达、融资渠道单一也是造成目前国际收支状况的原因之一。从金融市场发展来看，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仍不发达，融资渠道以银行体系为主，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和资金融通中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尽管国内积累了大量资金，但由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通，形成了国内资金流动性、外汇储备、境外融资规模“三高”并存的局面。

3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

（1）增加政府职能，扩大内需。在贸易顺差巨大的情况下，增强国内消费是消化长期高速增长的投资形成产能的唯一途径。更重要的是，持续、稳定、合理比重的国内需求是维持GDP长期稳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增加国内需求也是解决“双顺差”不平衡最根本的途径。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以及教育体系，加快对相关公共设施的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带动和发展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吸引微观经济主体参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2）通过政府和媒体抵制资源不合理利用。在政府方面，应当在各地政府当中，积极推广并采用更能反映资源稀缺性和体现经济外部性的绿色GDP来衡量各地政府的绩效。通过政府从更加宏观的方面把握整个地方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媒体方面，可以通过媒体来加大宣传节约资源，反对浪费等观念，从人的价值观上来影响微观经济体的经济行为，引导其更加健康合理地消费。

（3）进一步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征收资源费、排污费，提高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成本。通过征收资源费（税）、排污费（税），将厂商生产的负的外部效应成本化，也就是将社会成本反映在厂商的产品生产成本中。当前我国价格体系尤其是资源类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这使得企业丧失了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或强化管理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

（4）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5）对于金融市场层面的调节，应当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满足境内外机构的资金需求。目前我国企业融资结构仍存在过于单一的问题，企业融资依然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在我国压缩信贷规模的宏观调控背景下，一些国内企业只能转向境外市场融资，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因此，需要继续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推动债券、股票等市场的平衡协调发展，并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完成各市场间的无缝对接。

参考文献

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篇3

[关键词]技术创新复制动态演化稳定均衡

1引言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几乎殃及了全球所有的企业,这使得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我国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民营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环境也在不断恶化。金融危机之前,很多中小企业都根据自身发展状况尝试着制定各种各样的发展战略并据此进行了相应的技术创新性投资,但却并未获得实际的有价值的回报,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更是如此,中小企业面临着“创新疲劳症”的难题,很多中小企业不愿进行技术创新方面的投资。在此困境下,需要政府的扶持,完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加强对研发活动的政策引导等措施,积极推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提高我国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国内已有学者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问题做出了大量的研究,但主要集中于对技术创新宏观层次的研究,且主要局限于从静态的角度进行分析,而技术创新本身是由众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因素构成的系统,它具有类似生物群落的行为特征。本文以演化博弈分析方法为视角,构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政府与企业的博弈策略及其均衡,从而从理论上说明政府政策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以及整个产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方面的投资风险较大,在政府技术创新政策的扶持下,中小企业能否进行技术创新,是政府与中小企业之间博弈的结果,这取决于它们的初始行为与博弈策略。政府的技术创新扶持政策是主导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而中小企业是否响应政府的政策则是技术创新问题的关键。所以,在技术创新的问题上,政府和中小企业是一对策略博弈主体,它们是在互相研究对方的行为策略后做出的最佳反应决策,由于有限理性条件下的短视行为,其策略反应是一种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在现实中,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会提高劳动效率和产品质量、企业的经济效益、传统产业的竞争能力、带动新兴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等,从而使中小企业有技术创新的动力;政府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政策的实施上会增加财政支出,但是技术创新问题和产业升级的解决而使得社会财富增加,这会使政府在未来会获得更好的预期收益。所以中小企业目前面临的“创新疲劳症”虽然存在,但通过良好的激励机制和运行机制,会使中小企业与政府在未来得到更大的收益。

政府与中小企业为博弈的两参与方,它们都是有限理性的,A表示政府,B表示中小企业。博弈过程中,政府的策略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扶持政策的实施与不实施,记A=(实施,不实施)=(A1,A2);中小企业的策略为进行技术创新与不进行技术创新,记B=(创新,不创新)=(B1,B2)。它们的博弈支付矩阵如表1,其中x与1-x表示政府在一次博弈过程中采取策略实施与不实施的概率,y与1-y表示中小企业在一次博弈过程中采取策略创新与不创新的概率,概率也可以解释为博弈中选取该策略的参与人比例。

表1

中小企业B

政府A创新(y)不创新(1-y)

实施(x)(U-t+m1,V+t-c+n1)(U-t,V+t)

不实施(1-x)(U+m2,V-c+n2)(U,V)

该矩阵中各支付的含义:(1)政府不实施技术创新的扶持政策,且中小企业不进行技术创新的情况下,政府与中小企业能够取得一定的收益分别为U、V。(2)政府实施技术创新的扶持政策,且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政府获得的收益为U-t+m1,中小企业获得的收益为V+t-c+n1。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总收益为U+V+m1+n1-c。其中t表示政府实施技术创新扶持政策的成本,c表示中小企业单独进行技术创新的成本,m1、n1表示政府与中小企业分别从技术创新中获得的期望收益。(3)政府实施技术创新的扶持政策,而中小企业在获得政府优惠扶持条件下并没有进行技术创新,政府将受到损失,其收益为U-t,而中小企业因为获得了扶持使它的收益增加到V+t,此时政府与中小企业的总收益为U+V。(4)政府不实施技术创新扶持政策,而中小企业单独进行技术创新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由于没有得到政府的扶持,且创新成本为c,所以收益变为V-c+n2,政府的收益为U+m2,两者的总收益为U+V+m2+n2-c,m2、n2表示政府与中小企业分别从中小企业单独技术创新中获得的期望收益。其中,m1-t>m2,表示在获得扶持政策下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政府获得收益大于未获得扶持政策下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后政府的收益;n1-c>0,在政府实施技术创新扶持政策下,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零;n2-c0。

3演化博弈分析

根据以上的假定和支付矩阵,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演化博弈模型求解,从演化博弈的动态复制系统展开,探讨演化稳定策略的渐进稳定性,并绘制出相应的系统相图。

政府A采取纯策略A1与A2的平均支付分别为:

E(A1)=y(U-a+m1)+(1-y)(U-a)

E(A2)=y(U+m2)+(1-y)U

政府的平均期望支付为:E(A)=xE(A1)+(1-x)E(A2)

中小企业B采取纯策略B1与B2的平均支付分别为:

E(B1)=x(V+t-c+n1)+(1-x)(V-c+n2)

E(B2)=x(V+t)+(1-x)V

中小企业的平均期望支付为:E(B)=yE(B1)+(1-y)E(B2)

复制动态方程实质上是描述某一特定策略在一个种群中被采用的比例或频率的动态微分方程,其动态变化速度可以用以下动态微分方程表示:。其中x为一个种群弈方采用策略s的比例;Us为该博弈方采用策略s的期望收益;为该博弈方采用其策略的平均收益;dx/dt为该博弈方采用策略的比例随时间的变化率。

据此,政府A对x的复制动态调整方程为:

dx/dt=x(E(A1)-E(A)=x(1-x)[(m1-t-m2+t)y-t]

=x(1-x)[(m1-m2)y-t]

中小企业B对y的复制动态调整方程为:

dy/dt=y(E(B1)-E(B)=y(1-y)[(n1-c-n2+c)x-(c-n2)]

=y(1-y)[(n1-n2)x-(c-n2)]

通过上述的微分方程组,我们可以得到系统的均衡点,分别为:(0,0)、(1,0)、(0,1)、(1,1)、((c-n2)/(n1-n2),a/(m1-m2))。

该系统的雅可比矩阵为:

根据局部稳定分析法对五个均衡点进行局部稳定性分析,如表2。

表2

均衡点J的行列式符号J的迹符号局部稳定性

x=0,y=0t(c-n2)+-t-(c-n2)-ESS

x=1,y=0t(n1-c)+t+(n1-c)+不稳定

x=0,y=1(-t+m1-m2)(c-n2)+(-t+m1-m2)+(c-n2)+不稳定

x=1,y=1(-t+m1-m2)(n1-c)+-(-t+m1-m2)-(n1-c)-ESS

x=(c-n2)/(n1-n2)y=a/(m1-m2)(-t+m1-m2)(n1-c)t(c-n2)/(m1-m2)(n1-n2)+0鞍点

由表2可知,在5个局部均衡点中仅有2个均衡点是局部稳定的,也就是本文要求解的演化稳定策略(ESS),分别对应着(实施,创新)、(不实施,不创新)。该系统还存在着2个不稳定的均衡点和1个鞍点。该系统的相图如图1,描述了政府-中小企业双方博弈的动态演化过程。

图1系统动态复制相图

从系统的相图可以看出,0(0,0)、B(1,1)是双方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A(0,1)、C(1,0)为不稳定的均衡策略,但是最终将会收敛到哪一个策略,由系统的初始状态来确定。两个不稳定点A和C以及鞍点D构成的折线,它是双方动态演化博弈调整形成不同状态的临界线,折线的OADC区域演化博弈将收敛于O点,即政府不实施技术创新的扶持政策,未来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中小企业不进行技术创新的投资;折线的ABCD区域演化博弈将收敛于B点,即政府实施技术创新的扶持政策,中小企业接受政府的扶持资助,进行技术创新的投资。

4模型的参数分析

4.1参数t

参数t表示政府实施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扶持政策的成本,即财政支出,如为了鼓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政府将给予企业一定的资金补贴、完善技术创新的融资渠道等。当t增加时,中小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政策扶持,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小企业因为技术创新而带来的风险,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增强。从图1中可以看出,随着t的增大,鞍点D的坐标会往O点移动,那么区域ABCD的面积增加而区域OBCD的面积减小,这说明双方的策略向演化稳定策略(1,1)动态调整,即最终选择是政府实施技术创新的扶持政策,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策略。

4.2参数c

参数c表示中小企业单独进行技术创新所投入的成本,也可以理解为中小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因为在政府不实施技术创新扶持政策的情况下,加上后危机时代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风险成本是中小企业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随着c的增加,鞍点D的坐标会往B点移动,那么区域ABCD的面积减小而区域OBCD的面积增加,这说明双方的策略向演化稳定策略(0,0)动态调整。在中小企业面临的创新成本巨大时,企业不会轻易进行技术创新的投资,固守原态,维持原来的生产运营,而此时政府也不会实施技术创新的扶持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博弈的状态有可能想(1,1)调整,但这种情况的代价是巨大的。

4.3参数m1、n1

参数m1、n1表示在政府实施技术创新扶持政策、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情况下,政府与中小企业获得的期望收益,整个社会财富会随之增加。随着m1、n1的增加,鞍点D的坐标会往O点移动,那么区域ABCD的面积增加而区域OBCD的面积减小,这说明双方的策略向演化稳定策略(1,1)动态调整。可知,无论是政府还是中小企业,从技术创新中获得的收益越大,政府和中小企业选择实施和创新策略的可能性就越大,最终政府和中小企业达到双赢的局面。

4.4参数m2、n2

参数m2、n2表示在政府不实施技术创新扶持政策、中小企业单独进行技术创新的情况下,政府与中小企业获得的期望收益。随着m2、n2的增加,(n1-n2)与(m1-m2)会减小,鞍点D的坐标会往B点移动,那么区域ABCD的面积减小而区域OBCD的面积增加,这说明双方的策略向演化稳定策略(0,0)动态调整。可以得出,中小企业不会单独进行技术创新的投资,除非有政府的扶持政策,在此情况下,政府与企业会走向对双方都不利的局面,对社会来说,是整个社会福利的损失。

5结论

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战略是其摆脱金融危机影响的关键因素,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政府-企业双方的行为策略是一个不断的学习、选择、检验和调整的过程。本文运用演化博弈方法,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演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并得到了如下结论:(1)在政府实施技术创新的扶持政策而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情况下,博弈双方之间会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最终会达到政府和中小企业的双赢局面;(2)在政府不实施技术创新扶持政策而中小企业不进行技术创新的策略下,博弈的结果会更加恶化,社会的福利得不到增加,中小企业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非常艰难;(3)在初始状态的演化博弈均衡不具有稳定性时,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及中小企业的策略行为将成为技术创新的原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博弈的最终均衡结果也将会促使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可以概括为,技术创新战略是一个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演化的过程,在不断地试错过程中,最优的演化稳定策略才能得以构建,从而促进政府与中小企业的良好互动,提高政府与中小企业的效益,增加社会福利。

参考文献:

[1]FriedmanD.Evolutionarygameineconomics[J].Econometrica,1997,59(3):637-666.

[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3]傅家骥.技术创新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4]孙庆文.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演化博弈均衡的稳定性分析[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3,(7):11-16.

[5]程贵孙,郭朝辉.集群中企业协作与竞争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2006,28(3):335-338.

[6]韩子睿.长三角产业技术创新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统计与决策,2009,(20):

71-73.

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篇4

关键词：“营改增”；地方财政赤字；城投债；地方债；财政分权

作者：苏航，魏修建，张美莎(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西安710061)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政策有利于减轻第三产业企业税收负担，加快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与转型升级。营业税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一直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在“营改增”政策实施初期改革红利尚未完全释放与地方财政支出持续增长的背景下，“营改增”导致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和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扩大，地方政府更偏好通过扩大城投债发行规模的方式为地方政府融资。在此背景下，通过研究“营改增”政策对城投债发行规模的影响，对稳步推进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充分释放“营改增”政策红利与规范城投债发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营改增”政策对地方的影响：一是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营改增”涉及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使地方财政主体收入结构发生变化，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需要尽快做出调整[1][2]。二是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企业收入是税收收入的根本来源，增值税更符合税收中性原则，能有效解决货物与劳务重复征税问题，政府通过延伸增值税抵扣链条促进专业化分工与产业融合，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最终增加地方财政收入[3]；但其“渐进式”的改革方式破坏了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弱化了产业升级对税收收入与城市发展的效果，进一步增加了地方财政赤字[4]。三是对地方财政赤字规模的影响。分税制改革造成地方政府财权上移与事权下移的状况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债务膨胀，而“营改增”政策在短期内因减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加剧了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5][6]。由于我国地方政府缺乏独立征税权且增加地方税费的阻力较大[7]，在缺乏终身问责制度，造成举债权与偿还责任分离的现状下，“营改增”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偏好[8]。

现有关于“营改增”政策对地方政府财政与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鲜有文献研究“营改增”政策对城投债发行规模的影响。鉴于此，本文选取我国东部和中部全部试点城市以及西部地区省会城市(除拉萨市外)2009～2016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营改增”政策是否对城投债发行规模产生影响，并进一步识别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在“营改增”政策条件下影响城投债发行规模的中介效应。本文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解释城投债发行规模在国家管控下不减反增的原因，并为如何在“营改增”背景下规范城投债发行提供改进建议。

本文可能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边际贡献：首先运用双重差分刻画“营改增”政策影响城投债规的机制，并验证了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在该机制中的中介效应，丰富了“营改增”政策效果研究。其次，通过分析中国当前财税体制改革对地方政府财政的影响，丰富了地方财政赤字影响城投债发行规模的研究，进一步解释了城投债发行规模持续增加的趋势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的原因。最后，对发行城投债的起因与形成机制的实证分析，为规范城投债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为企业减税降费，促进产业分工与产业链延伸，加速产业整合与转型升级是实施“营改增”政策的初衷。但该政策造成地方政府失去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之一的营业税，且“营改增”无法在短时间内释放改革红利，加之地方财政支出刚性增加的特征造成地方财政赤字规模持续增加，即使中央与地方平分增值税税收收入，也无法弥补地方政府因失去营业税带来的收入缺口；因此，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与城投债为基础设施融资的便利性使其发行规模进一步扩大。

“营改增”政策对地方财政收入造成以下影响：首先，“营改增”使地方政府失去独享收入的税种，税收归属的变化削弱了地方政府税收监管的能力与积极性，造成地方财政收入减少[9][10]。其次，“营改增”政策使地方政府无法通过税收减免进行地方政府间的招商引资竞争，一定程度上削弱地方政府参与当地经济活动积极性[11][12]。因此，“营改增”政策使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减收压力。

“营改增”的实施同时也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支出规模：由于企业业务跨地区、跨行业与“营改增”政策分地区分行业试点造成增值税抵扣链条的不完整，使政策实施初期出现很多企业税负不减反增的现象，因相关政策规定使地方政府需要补偿企业此类税收增加所带来的损失，从而进一步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13]。其次，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与职能要求政府提供相应的公共品，尤其自2009年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导致地方政府支出持续上升[14]；由于官员的晋升激励和政府间的竞争效应，地方政府存在强烈的投资冲动进一步增加地方政府支出[15][16]。“营改增”政策没有改变因分税制改革造成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现状，因此，“营改增”使地方政府面临较为沉重的支出压力。

“营改增”的实施进一步加剧了地方财政赤字，地方政府理论上可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应对地方财政赤字扩张，但“节流”行为因直接触及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目标而无法实施，故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城投债弥补地方财政赤字的依赖性进一步加强。“营改增”设计的初衷是解决第三产业重复征税的问题，促进产业分工与产业链整合[17][18]，根据产业更替理论，在工业化发展程度较高的阶段，服务业的发展能够快速推动城市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新一轮的城镇化在城市规模扩张、进一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19]、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需求增加的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也随之增长，城投债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功能使其规模进一步扩大[20]。

综上所述，“营改增”政策与城投债发行规模之间存在以下关系：“营改增”短期内减少地方财政收入并增加地方财政支出，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在地方政府缺乏独立征税权的前提下，激励地方政府通过扩大城投债发行规模弥补地方财政赤字；同时，实施“营改增”对第三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城市是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聚集地，进而引发新一轮城镇化效应的同时刺激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增加城投债发行规模。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营改增”的实施扩大了城投债发行规模；

假设2：“营改增”政策通过扩大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增加城投债发行规模。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构建

本文借鉴范子英、彭飞等人的研究，首先借助双重差分的方法考察“营改增”政策对城投债发行规模的影响[21]；同时参照陈钊、王旸等人采用的中介效应模型[17]，检验地方财政赤字在以上过程中的中介传导作用。

1.双重差分估计方法。双重差分法在政策效果评估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本文研究思路为依据试验期间是否受“营改增”政策影响将全体样本分为实验组与控制组，实施“营改增”的城市为实验组，反之则为控制组。以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估计最大程度上克服内生性问题，即可得到“营改增”政策对城投债发行规模带来的净影响。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width=286，height=15，dpi=110

(1)

式(1)中，Citybondit表示城投债发行规模，β即为核心的差分估计量，刻画了“营改增”政策对城投债发行规模变动的影响程度，若系数β为负，则表明“营改增”政策使城投债发行规模减少，反之则表明“营改增”政策使城投债规模增加。TreateditT为处理变量，“营改增”政策实施的起始年份通过上标T表示，TreateditT=1表示城市i在T年实施“营改增”政策，反之则为0。PerioditT为试验期虚拟变量，若“营改增”政策已在当地发生，则PerioditT=1，反之PerioditT=0。由于我国“营改增”政策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试点实施，故本文选用连续时间双重差分估计法，设置试验组虚拟变量与试验试点虚拟变量相乘的交互项纳并纳入回归模型，通过该系数正负和显著性判断“营改增”政策对城投债发行规模方向和程度的影响。

该模型结论的稳健性依赖于以下3个条件：(1)实验组样本选择的外生性。若实施“营改增”的地区并非随机产生而是由多种因素决定，则不能做出城投债发行规模的变化完全由“营改增”引起的结论。(2)政策本身引起实验组的内生性反应。若某些实验组地方政府提前做出“营改增”政策会在当地实施的预期，并针对此预期做出增加城投债发行规模的行为，则“营改增”政策影响城投债发行规模的识别结果中包含了预期效应的内生性问题。(3)共同趋势前提条件。双重差分法估计结果稳健性的核心因素为：只有实验组样本与控制组样本的城投债发行规模在“营改增”政策前后具有相同的趋势，才能够剔除识别结果中其他因素的影响。依据以上3个条件对模型进行处理并说明：

作为“营改增”政策试点的省或直辖市一定程度上不能满足随机性的假定，可通过以下3点使实验组样本更加符合随机性的要求：(1)在模型中加入符合经济常识且与本文分析主题相关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2)使用面板数据克服因遗漏变量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3)通过纳入时间和地区虚拟变量的方式控制研究样本存在的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剔除面板数据结构下可能存在的地区异质性和时间变动的影响，保证该模型符合自然实验条件，从而满足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式(1)基础上建立如下模型：

width=391，height=15，dpi=110

(2)

为避免变量过多产生多重共线性，本文选择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关键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本文借鉴相关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为：土地财政收入(LP)、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速(RGDP)与道路面积(Road)[13][22][23]；为最大程度消除异方差影响，所有变量除经济增长速度(RGDP)之外全部取其自然对数，控制变量系数为γ，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分别为λ和δ。

(1)判定实验组个体产生预期的内生性。某些地方政府可能产生本辖区将实施“营改增”的预期，并通过增加城投债发行规模的方式应对“营改增”实施所带来的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进而影响双重差分模型政策识别的准确性。通过考察该辖区在“营改增”前1年(T-1)前后城投债发行规模是否发生显著变化可检验地方政府是否对“营改增”形成了明确的预期，即在式(2)的基础上，设定：

width=419，height=15，dpi=110

(3)

若式(3)中系数β2不显著且(2)式中系数β1显著，说明地方政府未形成本辖区实施“营改增”政策的预期；若系数β2显著，则说明地方政府形成本辖区将会实施“营改增”政策的预期并增加城投债规模。此类情况则需通过(4)式检验城投债发行规模在“营改增”前2年(T-2)前后是否发生显著变化：

width=419，height=15，dpi=110

(4)

式(3)和(4)中，虚拟变量TreateditT-1、PerioditT-1、TreateditT-2、TreateditT-2分别表示重新定义T-1或T-2年为实施“营改增”的年份。

(2)平行趋势假定验证。借鉴Hilary等人的做法，通过反事实法验证控制组与实验组样本是否符合共同趋势假定，即假设在未实施“营改增”年份实施改革，并对其进行回归分析[24]。

2.中介效应模型分析。若自变量通过另一变量对因变量产生影响，则称这一变量为中介变量。为验证地方财政赤字是否在“营改增”政策影响城投债发行规模的机制中存在中介传导作用，本文借鉴Baron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25]，设定如下模型：

lnCitybondit=α+φ1BTVit+γXit+λt+δi+εit

(5)

lnDFit=α+φ2BTVit+γXit+λt+δi+εit

(6)

lnCitybondit=α+φ3BTVit+φ4lnDFit+γXit+λt+δi+εit

(7)

式(5)～(7)中：BTVit表示实施“营改增”的虚拟变量，其余变量与系数所代表的含义与前文相同。中介效应检验顺序如下：第一步，检验式(5)系数φ1是否显著，若显著则认为存在中介效应。第二步，检验式(6)中系数φ2与式(7)中回归系数φ4是否显著；若均显著，则说明地方政府赤字在“营改增”政策造成城投债规模扩大的机制中产生部分影响。第三步检验式(7)中系数φ3是否显著，若不显著，则为完全中介效应，即“营改增”政策影响城投债发行规模的机制中全部通过地方财政赤字实现，反之则说明直接效应显著。第四步，若φ1φ2和φ3的符号相同则为部分中介效应，φ1φ2/(φ1φ2+φ3)为中介效应在总效应的比例。

(二)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1.样本选择。由于双重差分模型需要区分试验期和非试验期，本文选取2009～2016年作为研究时间区间，包括试验期与非实验对比期，为降低样本差异过大以及保证数据的完整性，选取东部及中部所有城市，仅将西部地区省会城市(除拉萨市)纳入分析；由于“营改增”在2012年下半年进行大规模试点，考虑从“营改增”从实施到实现其预期效果存在时滞，故将改革年份设定为2013年。

2.变量设计与描述性统计。“营改增”(BTV)：若该变量赋值为1则表示当年该城市实施“营改增”，反之设置为0；土地出让收入(LP，单位：亿元)，为排除土地出让收入对城投债发行规模的影响，故将该变量纳入模型能够进一步准确识别“营改增”政策对城投债发行规模的影响；财政赤字(DF，单位：亿元)：即当地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差额；外商直接投资(FDI，单位：百万美元)：以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表示；经济增长指标(RGDP，单位：%)该指标能够反映本辖区经济增长压力，因为该城市生产总值相较于去年增加的相对值是评判该市当年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准；道路面积(Road，单位：平方公里)用公路面积来表示城市基础设施的规模。“营改增”政策的设计初衷就是通过废除营业税减轻第三产业的税收负担并加快第三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然而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当城市基础设施需求增加时会进一步增加城投债发行规模。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1。

表1变量统计描述

width=688，height=171，dpi=110

注：(1)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和Wind数据库。(2)除“营改增”变量和经济增长之外，其余变量在所有分析过程中均取自然对数。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营改增”对城投债规模影响

首先根据式(2)分析“营改增”政策对城投债发行规模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2。

表2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结果

width=688，height=341，dpi=110

注：(1)括号内数字为T统计量；(2)***、**、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表2中第(1)、(3)、(5)列的双重差分估计量TreateditT·PerioditT分别在1%、1%和5%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均为正且从第(2)、(4)、(6)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加入控制变量后双重差分估计量系数的符号与显著性均未发生改变，说明“营改增”政策显著增加了城投债发行规模。对不同区域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东部地区双重差分估计量回归系数显著大于中西部地区，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后，第(4)和(6)列的回归结果也进一步增强上述结论的稳健性。可能存在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东部地区第三产业较为发达，营业税主要的征税对象为第三产业，“营改增”政策实施后地方政府失去大量税收收入，激励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城投债进行融资；另一方面，在“营改增”政策之前两税并行造成服务业的税收负担大于制造业，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地服务业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26]，“营改增”政策实施之后，服务业税收负担大幅下降，服务业与制造业同时获得快速发展的政策利好，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流向生产率较高的产业，劳动要素进一步向城市流动，产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新需求，地方融资平台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职能得到充分发挥，使城投债规模进一步扩大，第(4)列的控制变量城市道路面积(Road)回归系数支持了这一解释。

其次，通过双重差分法对(3)式进行回归以检验实验组个体是否对该辖区实施“营改增”政策形成明确预期。如表3检验结果表明，平行趋势假定核心估计量TreateditT-1·PerioditT-1的回归系数在第(1)、(2)、(5)、(6)列中为负，在第(3)、(4)列中为正，且均不显著；在加入控制变量下显著性与符号未发生明显改变，说明处于实验组的地方政府没有形成该辖区将要实施“营改增”政策的预期，地方政府因对“营改增”政策产生预期增加城投债发行规模引发内生性问题得以排除。两组城投债年平均发行额度数据说明，实验组与非实验组的城投债年平均发行规模大致保持相同的变化趋势；实施“营改增”政策后试点地区城投债发行量相较于非试点城市存在增长的趋势。根据上文模型设定，分别假设“营改增”改革发生在2011年和2012年进行双重差分估计，表4为平行趋势假定验证的估计结果。

表3政策预期效用检验结果

width=688，height=341，dpi=110

由表4中两个核心双重差分估计量Treatedit2012·Periodit2012与Treatedit2011·Periodit2011的系数均不显著可得：无论是以2011年还是2012年作为模型的“营改增”起始时间，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的城投债年平均发行规模的差异均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排除其他政策因素或随机性因素导致城投债年平均发行规模的变化，本文双重差分模型符合共同趋势假设的前提条件。

表4共同趋势检验结果

width=688，height=214，dpi=110

(二)地方财政赤字的中介机制

由于中介效应模型全部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为有效剔除面板数据可能存在的地区异质性以及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需要控制地区固定效应与时间效应。首先，检验式(5)“营改增”(BVTit)对城投债发行规模(Citybondit)影响的总效应φ1是否显著，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全部样本与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φ1均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营改增”政策对城投债发行规模影响的结果是稳健的，即实施“营改增”政策对城投债发行规模具有正向影响，且存在区域差异。城市道路面积与土地财政的估计系数基本符合研究假设，只有土地出让收入得到保障，地方融资平台才能够以土地作为抵押资产发行城投债，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

其次，检验式(6)中“营改增”政策(BVTit)对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影响的系数φ2是否显著，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营改增”政策对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均在5%水平上保持显著，从地区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回归系数0.11显著大于0.0654，表明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受到“营改增”的影响显著大于其他地区。此回归结果与现实相符，东部地区税基显著大于中西部地区，“营改增”政策对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冲击最大，“营改增”政策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财政赤字。

表5“营改增”对城投债影响估计结果

width=328，height=341，dpi=110

表6“营改增”对财政赤字影响估计结果

width=328，height=341，dpi=110

同时检验式(7)财政赤字(DFit)对城投债发行规模(Citybondit)回归系数φ4是否显著，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第(1)、(3)、(5)列的回归系数φ4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财政赤字引发城投债发行规模扩大，且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系数0.17显著小于中西部0.2336，说明中西部地区缓解地方财政赤字更依赖发行城投债。其原因在于，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东部地区，实施“营改增”之前存在的集聚效应使得东部地区的人才、资本等生产要素禀赋优于中西部地区，“营改增”实施之后，凭借良好的经济基础快速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地方政府可以利用生产要素的溢出效应和产业升级等高质量的生产方式缓解地方财政赤字，而中西部地区倾向于增加城投债规模解决地方政府财政赤字问题。综合表7结果可知，回归系数φ1和φ2均显著，因此中介效应显著，假设2能够被证实，即地方财政赤字在“营改增”对影响城投债发行规模的机制中存在显著中介效应。

最后检验该中介效应为完全中介效或部分中介效应。从表7回归结果看，各列反映“营改增”政策对城投债发行规模影响的直接效应系数φ3均显著，因此要判断比较φ1φ2和φ3的符号，从表6和表7的结果可知φ1φ2和φ3的回归系数符号均为正，所以地方财政赤字具有中介效应，分样本的估计结果同样支持该结论。由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φ1φ2/(φ1φ2+φ3)可知，全部样本区域为6.1%，东部地区为5.8%，中西部地区为9.3%。

从区域差异的视角进行分析，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6.1%，显著大于东部地区的5.8%，将以上结果与表6与表7的综合结果进行分析。表6结果显示，“营改增”对东部地区地方财政赤字规模扩张的效果大于中部地区；表7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缓解财政压力更依赖扩大城投债发行规模；进一步分析可知：“营改增”对地方财政赤字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主要源于实施“营改增”之前的各地经济水平差异，而地方财政赤字对城投债规模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则主要是源于地方财政赤字扩张后地方政府寻求扩大城投债发行规模的主观努力水平和客观现实条件，后者更能体现出“营改增”通过影响财政赤字影响城投债发行规模的程度，因此，中西部地区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大于东部地区。

表7“营改增”、地方财政赤字对城投债规模影响估计结果

width=688，height=414，dpi=110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篇5

【关键词】单独二孩遇冷原因对策

单独二孩，指政府制定的旨在鼓励符合条件的夫妻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只要夫妻双方一人为独生子女，即可生育两个孩子。但是如果夫妻第一胎已经生育了两个及以上子女（如双胞胎或多胞胎），就不符合政策。

20世纪70年代，我国迅速增加的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极度失衡，政府开始实行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婚姻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实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成为我国在基本国策之一，至今已经30多年，政策深入人心，却也成为人口发展“危险信号”。据统计，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减少345万人；预计2023年以后，年均减少约800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中国的人口问题非常严峻。“单独二孩”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酝酿初期就受到了各方的热切期待和全面关注，人口专家和社会学家们希望能够借此改善中国的人口环境，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2013年12月2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单独二孩”政策开始试点运行。

政策落地实施前，符合生育条件的夫妻大约有1100多万对，但是从政策实施起截至2014年底，全国各地提出申请的总数不到100万对，这还包括其中不符合条件的人数，如此算下来，真正从政策中获利的夫妻实在是大大地少于预期。为何数据显示的结果与预期相差甚远？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不力？

一、基于成都市新都区的调研

大热的政策尴尬“遇冷”，引起了笔者的高度关注，专门成立了调研小组，课题小组选定成都市新都区为实地考察点，展开了一系列的调研。

在四川成都，“单独二孩”政策的实行时间为2014年3月27日，而据小组调研的新都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局的工作人员介绍，新都区符合“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夫妻的大约有9000对，但是截至2014年底，仅有859对夫妻提出申请，申请率不到38.6%。在调研中，许多夫妻认为“单独二孩”准生证明申请和办理程序复杂，有的则直接表示：“懒得生，太麻烦。”

课题小组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不同人群进行了调查，在接受调研采访的100对夫妻中，25岁到35岁阶段的占64对，其中表示愿意生育的有18对，表示考虑的有26对，不愿意的有20对（见图一）。35岁以上的有36对，其中表示有生育意愿的8对，表示考虑的有10对，明确表示不愿意的有18对（见图二）。

虽然这是小范围的调查，但因我们的调查对象涉及各个年龄段、各个阶层，代表性强，所以仍具很大参考价值。表中的数据向我们显示了“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多数符合条件的夫妻不愿意生，曾经为国家和社会所期待的政策在实践中“遇冷”。

二、“单独二孩”政策实施“遇冷”的原因分析

上世纪70年代，由于我国人口的迅速增加，加之经济发展速度慢及基础配套设施等不完善的原因，政府决定实行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至今已经实施33年，使我国人口增速急剧变缓。进入二十一世纪，计划生育政策作出了一系列的调整，特别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符合特殊情况的例如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以提出申请，经计划生育管理部门批准以后，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但是必须符合生育间隔期等较为严苛的条件。然而，政策的微调没能带来生育率的提高。长期的低生育率导致人口比例严重失调，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人口大量减少。据2010年人口普查有关数据，80后总数是2.28亿，90后是1.74亿，00后是1.26亿。90后比80后少30.68%，00后比90后少19.39%。这样的数据无疑是让人惊讶的，这样的人口缺口最终会导致什么，想必国人都明白。那么为何单独二孩这一鼓励生育的政策出台后响应者人数不如预期呢？结合调研情况，笔者分析如下：

（一）“单独二孩”申请程序复杂

从调研中得知，符合“单独二孩”条件再生育申请的审批主要由本人（只能是女方）向乡镇（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若要办理“单独二孩”的准生证，需要提交女方父母结婚证、女方父母身份证、女方父母户口本、一胎子女的户口本、一胎子女的准生证、一胎子女的出生证明、夫妻双方身份证、夫妻双方户口本等20多种证明。最不可思议的是，有关部门要求夫妻双方单位提供头婚一胎未收养领养证明。再婚或离异，甚至需要前任配偶开具这些证明。诸“证”具备，只是第一步，这才刚具备填写二胎申请表的资格呢。怪不得许多夫妻在采访中表示，要想生个孩子，你和你的证准备好了吗？

申请时需要在计生部门的网站上提前进行预约，预约后需要等回复。乡镇（街道办事处）审查后上报，县（区、市）审批核准发证。期间大约需要30天的时间，还不包括休息休假日。程序复杂、花费时间长，给前来办理手续的夫妻带来极大的不便，也间接地打击了符合申请条件的夫妻的生育热情。

对于符合申请条件的夫妻，需要在女方户籍所在地提出申请，而这恰恰限制了夫妻的生育条件。许多打工在外的夫妻，申请地点和工作地点冲突，申请极为不便。在100对接受调研的夫妻当中，有14对夫妻是在新都区工作但是户籍不在新都的务工者，他们表示，为了生孩子，需要回到老家，给自己现在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决定等过几年再生，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大，他们也极有可能选择放弃这一机会。

（二）生育成本高，民众生育热情受阻

当今的中国社会，养育孩子成本高昂。课题小组调研采访过程中，西南石油大学的一位老师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一个孩子从出生到3岁，奶粉钱最少要2万，然后从幼儿园到大学，只读最普通的学校，光算学费大约为10万，加上平时孩子的资料费、生活费等等一系列费用，把一个孩子培养到大学毕业，没有40-50万是不够的。算上孩子平时的医疗费用、娱乐花费等等，可以想象需要多大一笔钱，而如此巨大的费用，对于多数农民阶层、工薪阶层的夫妻来说，无疑是横亘眼前的巨大问题。对于许多符合条件的年轻80、90后夫妻，他们之中存在很多的“啃老族”、“月光族”，对于他们来说，养活自己都是个大问题，更不用说养育两个孩子。

对于城市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在内的部分中产阶层群体来说，他们现在的经济实力和抚育能力是整个社会最强的，对育儿质量和生活品质尤为关注，他们为孩子考虑得也更加长远，但是如今年龄大多已经50岁以上，到了一个“特别想生却不能生”的阶段。

（三）“只生一个”的观念影响深远

对于父母来说，自从国家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3年以来，“只生一个好”的观念也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根深蒂固。在城市中，许多人追求生活品质，不愿意生育。而在广大的农村，父母不再把孩子当做家中免费的劳动力，多年前大生特生的现象越来越少。

父母让孩子接受教育，一个就足够养老防老，这使多年前农村家庭多为3个及以上孩子的现象变得少之又少。这就又成为“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的一大原因。

三、解决“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的对策

在实地调研过程中，调研小组了解到多方面关于“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的原因，根据这些原因，笔者提出以下解决方法：

（一）放开申请地点限制

目前申请只能在女方户籍所在地进行，而很多不在户籍所在地的就不能提出申请，这对于许多工作在外的夫妻来说是很大的阻碍。

笔者建议把唯一的申请地点放开到双方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所地，只要在一个地方就行。而且全国的户籍管理系统是联网的，也就不会存在在一地生育了二孩又在另外的地方再生育的钻政策空子的现象。只要夫妻双方愿意生孩子，就可以拿到指标。如果当事人夫妻向不同的地区的管理部门提出相同的申请，那么以第一个受理申请的地区为准，排除其他地方的受理管辖。这种做法便于计生部门对“单独二孩”申请的管理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杜绝推诿、扯皮现象的发生。

（二）简化申请和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期限

针对办理申请审批手续复杂、花费时间长的问题，新都区拟将以前整个过程中只有提出申请在网上预约，改变为提交材料也在网上进行，然后计生部门的工作人员直接在网上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在网络上进行通知，为了避免申请人未注意到消息的情况，还会专门电话联系申请人，告知其是否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这体现了政府职能部门践行“高效便民、权责统一”的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充分利用现代的信息技术，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当然缩短审批期限，也是极有必要的。

（三）政府优化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针对“二孩”生下来容易养起来难的现象，应当优化社会福利政策。对于生育“单独二孩”的夫妻给予每月一定量的补助，以帮助其能够顺利的抚育孩子。而在孩子的教育花费问题上，政府更应该提高公共教育水平，降低教育成本。另外，许多符合条件的女性年纪偏大，生育比较危险。政府可以出台政策开通孕妇专用绿色通道，减免这些妇女到医院进行定时身体检查的费用，指导孕妇进行科学的身体保养和孕期保健。

（四）加大政策的推广和宣传力度

目前，“单独二孩”政策在各个省市的推广力度还不够，有的信息闭塞的地方对于政策的了解相当缺乏，政府应当加大力度，运用不同的宣传方式，使“单独二孩”政策能够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使他们了解并接受这一政策。

新都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局结合地区实际并借鉴了其他地区的做法，广泛开展了宣传活动。一是发动大面积的广告宣传，在公交车、广告牌、路口大屏幕上植入“二孩政策”的宣传标语。二是成立一支专门的宣传队伍，深入社区和农村进行实地演讲和宣传，发放宣传手册，“一对一”解答当地群众的疑惑。通过这样的大力宣传，新都区2015年上半年收到了1833份申请，是2014年度全年申请数的两倍有余。这说明，新都区的宣传工作经验值得借鉴，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单独二孩”政策的提出适应了我国新形势下对人口政策的新要求。为了使“单独二孩”政策适应社会的发展，我国应当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更加高效便民的计划生育管理机制，优化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这样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将得以实现，为“中国梦”的实现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参考文献：

[1]易富贤.大国空巢--人口危机：是什么导致全球生育率下降？.2007.

[2]周洁.“单独二孩”政策带来了什么[J].人民公安，2014.

[3]苗玉刚.论“单独二孩”之立法思考[J].法制与社会，2014.

[4]杨云彦，向华丽，黄瑞芹.“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效应分析――以湖北省为例[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

[5]张勇，尹秀芳，徐玮.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城镇居民的生育意愿调查[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

双减政策实施的原因篇6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法；双轨制；统一；税收优惠措施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最突出的特点是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分别适用不同的企业所得税法，即是一种“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我国的内资企业适用的是国务院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而外资企业适用的却是全国人大1991年通过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种“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的核心是给予外资企业以诸多税收优惠。如职工工资和福利费、交际应酬费、公益救济性捐赠、坏帐损失等方面的扣除标准，内外资企业不一，造成在总收入相同的情况下，外资企业因扣除较多而税基缩小，税负减轻的现象。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外资企业实际所得税负担率约为8%，内资企业实际所得税负担率约为28%，二者之间差别高达20%.[1]

这种“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为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随着我国加入wto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的改革，也成了大势所趋。我们认为，应当统一我国企业所得税法。

一、统一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之正当性分析

（一）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应该统一

1.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影响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公平竞争。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前提，只有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才能最终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实现效率的最大化。目前，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虽然名义上所得税科率都保持在33%（其中外资企业含地方所得税3%），但是税法对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税收优惠待遇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甚于内资企业，造成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远远重于外资企业，经济运行成本加大，在经济竞争中很难与外资企业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内外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愈演愈烈。诸多内资企业严重亏损，国内许多产业被外资企业占据优势甚至垄断地位，应该说是与这种税收优惠有联系的。

2.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和税收中性原则。国民待遇，是wto的一项基本要求，是指缔约国一方在缔约国另一方享有与其本国国民同等的待遇。因此，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意味着，不同缔约国的企业在税收和法律方面要享有无差别待遇。税法作为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其最原始的功能是保障税款的征收入库，从而依法完成预算收入。与此同时，它还通过增减各纳税主体的税收，调控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税率的高低，纳税环节的多寡，税前扣除的多少，税收优惠的程度，均可以作为刺激投资主体增减投资的信号。然而税法不可能也不应该替代或超越价值规律去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它只能顺应市场要求，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因此，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一向主张税收中性原则，即税法在保障聚集财富，满足公共开支的同时，应尽量不干预或少干预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决策过程，不影响资源按市场机制的要求合理配置。[2]按照这个原则，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对市场的干预是扩张性的和不合适的。对外国投资者应既不歧视也不特别优待。

3.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层次过多，优惠方法单一，对国家产业政策体现不够。现行涉外企业所得税法，是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开放地区的先后顺序，针对不同的情况分别制定的，难免导致税收优惠措施相互之间的冲突和效用抵消，不利于正确引导外商的投资方向，也人为地造成了外商投资在全国各地的不平衡。特别是由于税收优惠的权限一度被滥用，致使一些地方政府从本地利益出发，单独制定了许多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措施，在国内形成了税收恶性竞争的混乱局面。而且这种现行企业所得税法中，对外资企业的特别优惠是以直接降低税率或减免税额为表现形式的，它对纳税人的创业和经营过程重视不够。这种做法对于普通的生产制造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但这种单一的税收优惠方法对一些从事高新技术的企业并不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同时，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偏重于地区性的优惠，而对国家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特别是对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重视不够，税收优惠的产业引导力度不够。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及在特区设立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不分产业性质都可以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而实际上特区的不少企业只是普通的制造或服务企业，真正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产业的比较少，弱化了涉外税收政策的产业结构调节效果，导致一些外商将更多的资金投入技术含量低的行业。

（二）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能够统一

一种较为普遍的担心是：虽然理论上所得税法应该统一，但若实际执行后，外商会大量减少和撤回对我国的投资，进而引起经济大幅震荡，因而企业所得税法目前还不能统一。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能够实现统一。

就一般而言，税轻利厚，税重利薄，税负是影响投资者利率的极为重要的因素。然而，尽管税收优惠在吸引外资方面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也应该指出，优惠的税收在许多情况下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因为，税负的轻重并不是投资者投资决策中的唯一因素。

一般而言，外国投资者看好一国的投资是出于综合性的多层面考虑。一个典型的例证是韩国的成功经验。有资料显示：韩国的外资企业企业所得税税率约为54%，高于我国33%的名义税率，是中国经济特区15%税率的3.6倍，但韩国仍然成功引进大量外资。[3]可见，关键因素不是税负轻重，而是看一国投资市场是否对外国投资者具有吸引力。

中国市场对外资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绝大部分外资不会因为统一企业所得税法后造成的税负加重而大量撤出中国。中国市场对外资具有巨大吸引力，这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证明：政局稳定。与绝大多数发展水平相当于甚至超过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政府稳定局势的能力是被肯定的，这就解除了外商对投资安全性的担忧。政策合理而稳定。改革开放已成为我国国策，我国政府实行了对引进外资有利的一系列政策，并且从长期来看，这些政策是相当稳定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变得更加合理。此外，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涉外投资法律体系，并在不断加以完善；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建设，我国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能够培养出大批合格的劳动力和管理科技人才。市场潜力巨大。从1992年起，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度增长，无论是日用消费品还是耐用消费品的市场都在不断扩大，中国在外国投资者眼中已不再是仅仅可以观望的潜在的未来市场，而是一个现实的不断扩大的市场———这是对境外投资者最具有吸引力的一个因素。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统一企业所得税法，不会引起外资的大量回撤，也不会引起经济大幅震荡，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能够统一。

二、统一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应澄清的一个基本问题

统一企业所得税法，即要求以统一的法律规定统一而平等的纳税主体，以统一的法律规定统一的税率，但有一个看似矛盾却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问题需要澄清：统一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并不否认要对外资企业施行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功能已从单纯的保障国家财政收入转变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正因如此，许多国家都在统一税制的基础上，实施特定的差异性税收政策。税收差异性政策具有因地、因事、因时制宜的特点，有利于协调税收制度的规范性、一般性同额外负担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特殊性之间的矛盾。税收差异性政策，不仅是对统一税制的补充，而且是税收调控经济的重要形式。除此之外，我国尚属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情也要求我们要通过特定税收差异性政策的实施，来吸引资金，发展经济。因此，统一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并不否认要对外资企业施行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

但这种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同原来“双轨制”企业所得税法下给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措施是根本不同的。其最大区别在于，统一企业所得税法后对外资企业施行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是一种选择性优惠，而不是原来的普遍性优惠。在如何对外资进行选择性优惠的确定问题上，我们认为，应坚持以下原则：

1.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促进资源的最优配置原则

在正确、科学的产业政策确定后，税收优惠措施的合理运用可以起到引导作用，促进一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目前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重点在于加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优先发展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和重要原材料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与此相适应，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应选择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予以税收减免等优惠。

2.体现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原则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收优惠体系倾向于东南沿海地区，客观上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差距，形成了沿海和内地不同的经济格局。目前完全取消这种地区性优惠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与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相适应，我国对外资企业地区性税收优惠倾斜的重点应放在待开发的边远贫困地区，区分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优惠措施，协调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实现经济的合理布局。

3.体现鼓励科技开发，促进环境保护原则

在确定对外资企业施行税收优惠政策时应从发展的角度去考虑，将发展技术创新和环境保护作为国家实施税收优惠的方向之一，对从事科研开发、技术改造以及采用高新技术，生产高附加值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同时应规定一定的优惠措施，促进外资企业利用节能设施，治理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引导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如可以给环保型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对环保设备实行加速折旧等，以税收优惠的形式鼓励企业保护环境。

参考文献：

[1]张艺雄。税收国民待遇原则的现实选择和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j].财政与税务，19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