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法篇1

此次危机，让诸多“欧元怀疑论者”找到了反对和攻击欧元的证据，甚至有人提出欧盟解散欧元消失才是解决问题之道。笔者认为，此次欧债危机，不但不会导致欧盟解散欧元消失，反而会强化欧盟的结构调整并助推欧元的地位。欧债危机是欧洲一体化的催化剂，而不是欧盟解体欧元消失的导火线。

欧债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要分析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与真正影响，有必要首先剖析其形成和发展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欧洲债务危机之所以在欧元诞生10年之后爆发，并迅速形成燎原之势，主要是由以下三方面的原因所决定：

一是要素不可自由流动。蒙代尔1969年提出最优货币区的前提条件是要素自由流动，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背景是如何避免汇率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即在某一货币区内实现单一货币或不同货币的固定汇率。欧元区建立以后，先后有17个成员国陆续加入，但是各国之间并没有完全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当时欧元的成立受政治因素影响很大，经济条件并非十分充分。虽然此后欧元区各国相继对体制进行完善优化，但离理想目标相距甚远。

在此次希腊等危机中，就凸显出要素不可自由流动与维持经济均衡的严重冲突。这些发生严重危机的国家此前普遍实行高赤字政策，同时冒民维持高消费高福利的生活，这样储蓄率普遍低下，高赤字低储蓄的结果必然是贸易逆差，即通过市场融资实现均衡。欧元区内低利率政策维持了这一模式的运转，使不同生产率的国家享受同样的生活方式，希腊意大利等国搭了德法等国的便车。但是这种模式不可持续，低成本的融资环境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而逐渐失去，同时危机也使失业等问题更加严峻，但是由于并不存在欧元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要素市场与金融市场无法实现均衡。这样，一方面是失业补贴等财政开支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是融资成本的不断高企，两者陷入了恶性循环，最终陷入危机。

二是缺乏严肃的财经纪律。1997年6月17日，欧盟成员国首脑会议一致通过了《稳定和增长公约》，为欧元区的准入和维持设置了三条纪律：一是公共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超过3%，二是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不超过60%，三是中期预算应实现平衡，并提出了约束机制，即一国财政赤字若连续3年超过该国GDP的3%，该国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GDP的5%的罚款。此后，欧盟诸国纷纷制定了削减赤字的计划，并最终实现了上述目标，陆续加入了欧元区。然而，从此后的种种迹象看，这种调整并未朝着构建更加稳健的经济发展模式上前进，而是作为加入欧元区的权宜之计。在成功加入欧元区之后，各国迫于民众压力，压低通胀率，继续实施高赤字的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连续突破公约约定，欧盟却拿不出强有力的惩罚措施来应对，导致靠债务维持经济增长的局面迟迟不能有效解决。

三是松散的政治联盟。欧盟虽然在经济一体化上走了很远，在政治一体化上也提出了一些举措，并在制定统一宪法、推行共同外交方面搭建了框架，但实施效果却不尽人意。从目前看，欧盟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这主要源于欧盟内部各国之间的严重不平衡，主导欧盟的是德法等大国，德法在种种事务上相互牵制明争暗斗，其余的西南欧诸国在欧盟的话语权十分有限，特别是后来加入的中东欧国家在欧盟内部更是力量单薄。在这样的权力架构下，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没有统一的权威力量，在重大事务上各国囿于本国利益，往往难以做出有利于全局的决策，特别是欧盟本身复杂的民主决策机制和各国内部各利益团体的压力都使欧盟运作效率降低。这种松散的联盟模式对于推进要素市场一体化、财经政策协调与财经纪律的执行都非常不利。

欧元并未病人膏肓

尽管欧元自诞生之初就面临上述各种问题，但笔者认为，目前欧洲的债务危机并不意味着欧元将走向解体和崩溃，理由有三：

一是债务问题规模可控，即使是危机最严重的希腊，其国债总规模也只有不到4000亿美元，这与欧盟17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相比微乎其微。

此次危机爆发后，三驾马车纷纷提出了支持希腊的条件并将其付诸行动。今年3月，希腊成功启动债务置换计划。85.8%的希腊债券私人持有者表示将参与债务置换计划，接受53.5%的账面损失，以换取国际社会1300亿欧元（约合1726亿美元）的救助贷款。虽然这个条件十分苛刻，但对于欧盟来说，让希腊破产或退出欧元区不是可选的道路，那样的政治后果更甚于经济后果。

二是机制会慢慢修复，欧元不会消失。此次危机让欧元区内的一些矛盾和冲突浮出水面，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盛世景象掩盖了欧元区内迟迟未能解决的一些难题，同时也让未来迟早会面对的困难和问题提前到来。但是，欧债危机本质上是债务危机，而不是什么货币危机。希腊等国的问题不是因为欧元的诞生而引致的，同时欧元区内其他国家经济增长乏力也不是欧元造成的，而是长期以来高工资低储蓄高赤字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没有了欧元，这些问题可能会更严重。欧元的存在，使欧元区诸国成为利益共同体，有助于解决共同的困难，也有助于各国的经济均衡发展。

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法篇2

被拯救还是破产，关键看年初上台的齐普拉斯政府提交的希腊新改革方案，能否与国际债权人的立场靠近。当地时间7月11日，齐普拉斯政府提交的经济改革方案在议会获得通过。这份提案对债权人做出明显让步，承诺通过养老金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增税等行动，换取第三次金融救助以免于破产。至此，希腊债务危机保留了一线解决的希望。一个GDP只有2400亿美元的经济体的债务困局，何以左右了整个欧洲的经济前景和一体化进程？何以成了世界经济的风险源？对中国又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A危机的缘起

希腊债务危机并非骤然爆发。过去的6年，希腊债务危机都是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的伴生物，其间经历了发作―平息―再发作的反复过程。2009年10月，当时的希腊新政府宣布，前任政府的统计数据有误，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随后，国际三大评级公司相继下调希腊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爆发。

希腊债务危机揭开了欧洲债务问题的盖子，正处在金融危机恐慌中的市场突然发现，除希腊外，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都有严重的债务问题，这五国被称为“PIIGS”五国。经过7个月观察，欧洲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出结论，希腊债务危机无法靠希腊自己解决。2010年5月，欧元区启动希腊救助机制，和IMF共同为希腊提供3年1100亿欧元贷款，这是对希腊进行的第一轮经济援助。欧盟同时决定，联手IMF设立资金规模达7500亿欧元的欧洲稳定机制。

为得到援助，希腊宣布实施大规模财政紧缩计划。然而，第一轮援助和希腊的财政紧缩，未能改善希腊的经济情况。而且，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水平下降导致希腊出现政府更迭和社会动荡，债务危机就此成为政治性危机，危机进一步升级。到2012年3月，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等欧洲一体化支持者的推动下，欧元区财长会议正式批准1300亿欧元的第二轮救助方案。此后，希腊危机似乎一度缓解。2013年，希腊财政略有盈余，2014年重返国际资本市场，股市也一度飙升。

然而，进入今年以来，希腊债务危机再次显现。希腊激进党1月在大选中胜出，主张结束紧缩措施、对严苛的救助协议进行重新谈判，在赢得国内民众多数支持的同时，也导致新政府与国际债权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希腊违约和全民公投，将各种矛盾同时推到前台。

表面看，希腊债务危机是2009年统计数据造假点燃的，实际上却有更深层的原因。希腊2001年加入欧元区后，受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约束，即预算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负债率不能高于GDP的60%。而希腊与这两个标准相差甚远。为此，希腊求助著名投行高盛。高盛为希腊设计了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法，帮希腊政府隐藏了一笔高达上百亿美元的欠债。由于这笔债务需要10到15年归还，因此只具有长期风险。事实上，不止希腊，这种“金融创新”被广泛用于欧洲国家。就此来看，以希腊为爆发源的欧洲债务危机，和以美国为爆发源的金融危机，具有同源性，都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性弊端。

B辐射到他国

希腊债务危机发生在一个中等经济体，按道理没有美国金融危机那样的辐射性，但欧洲一体化体系提供了希腊债务危机扩大的条件。更严重的是，希腊债务危机不仅会引发财政危机、货币危机，还可能引发跨区域的政治危机。

首先，希腊是欧元区成员，一旦债务危机走向退欧，将意味着欧元信用贬值。希腊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对美元及非美十几种主要货币大幅贬值。据国际投行评估，如果希腊危机走向最不好的结果，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有可能降至0.95比1。欧元失去信用不仅意味着退出与美元争夺国际货币“铸币税”特权的较量，还可能导致欧元资产被大量转移和抛售，从而让整个欧元区陷入困境。已经援助给希腊的2400亿欧元也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无法偿还。

其次，欧债危机并非只发生在希腊，意大利等欧洲中心国家，同样面临债务问题。假如希腊退欧，就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既可以暂时“赖账”，又可以保住国内的支持率。一旦债务问题严重的国家群起效仿，欧元区就可能走向坍塌。而欧元区的坍塌，意味着二战后启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终止。

第三，历史证明，每一次深度经济危机都会导致社会思潮反转。二战后的多数时期，欧洲基本延续的是一条中性道路，而希腊的经济和政治动荡，使激进政治力量抬头。这种由中间偏向激进的潮流，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蔓延到其他深受经济低迷困扰的国家。一旦形成这样的趋势，欧洲政治风向就可能发生转变。

第四，动摇国际金融市场和欧盟的原则底线。按照欧盟的规定，成员国负债率不得超过年GDP的60%，这一底线希腊早已突破。按照IMF的规定，成员违约则立即停止发放贷款，并于两年内评估是否将其逐出IMF，希腊也突破了这一底线。尽管希腊是对IMF违约的第一个发达经济体，但在欧盟内部，违反欧盟规定已是大面积现象，多数发达成员的债务水平已突破GDP60%。这既挑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交易规则，也挑战了欧盟法律体系。如果希腊退欧，只能表明，IMF和欧盟没有纠错能力。

正因为对希腊债务危机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有充分评估，所以国际债权人仍不遗余力地推动与希腊的谈判。其目的不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为了挽救希腊经济，而是为了控制希腊债务危机的负面效应。

C能否过难关

希腊债务危机中的相关各方不时有惊人言行出现，让希腊危机在6月30日之后显示出失控的趋势。但实际上，许多言行都是用来博弈的筹码。齐普拉斯政府应该清楚，除有条件满足国际债权人的要求、获取新的援助资金外，希腊别无选择。这一点，国际债权人同样清楚。各方博弈的标的，从一开始就不是希腊该不该退欧，而是希腊最新的改革方案。

对于齐普拉斯政府来说，无论激烈言词还是发起公投，目的都是尽可能让债权人降低援助条件，同意希腊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推动养老改革，选择合适的领域增税以增加还款能力。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使债权人同意减免30%的债务，按照希腊已获得的援助，这涉及大约700亿欧元。对国际债权人来说，迫使希腊通过改革延长劳动时间，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保证欧元汇率稳定，避免危机扩散，是核心目的，这一点默克尔表达得十分清楚。在希腊的具体改革细节上，并非没有弹性，这也为双方在12日达成妥协提供了基础。

在齐普拉斯政府基本按照债权人的意愿提出新改革方案后，焦点已有所转移。鉴于此前齐普拉斯政府对改革一直“述而不作”，因此欧盟的领导人们可能更在意希腊能否实施改革，而未必会将重点放在改革方案细节的调整上。事实上，法国总统奥朗德7月10日已表示，希腊政府提交的旨在解决债务问题的新协议草案是“严肃可信的”，这显示出欧洲主要国家将希腊留在欧元区的决心。

当然，即使7月12日的欧盟领导人会议皆大欢喜，希腊债务危机的反复发作和解决的高成本，也一次次凸显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存在制度性问题。从欧盟到欧元区的制度设计，都过于偏重一体化进程带来的经济和安全红利，而对出现危机时如何应对缺乏考量。因此，虽然希腊这次有可能渡过难关，并获得第三轮援助，但根据前两轮经济援助的情况看，最乐观的情况是保证两年内不发生大的危机。双方达成的妥协未能触及危机发生的根源，因此，希腊债务危机今后仍有再次发作的可能。

D对中国影响

到目前为止，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蝴蝶效应”基本是在欧洲内部显现，但并不是说与中国毫无关联。

一方面，虽然规模不大，但中国在希腊有一定投资，其中最大的投资是比雷埃夫斯港两个码头的运营权。如果希腊危机深度爆发，中国企业可能面临投资损失和被违约的双重风险。此外，通过IMF渠道，中国也参与对希腊的经济援助，希腊违约将导致中国援助资金面临无法收回的风险。

另一方面，如果希腊危机蔓延，导致欧元信用流失，中国可能面临更大的外部环境恶化的风险。欧盟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至关重要。在中国投资边际效应递减、产业结构调整尚未完成、消费增长缓慢的现实情境中，保持出口稳定仍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希腊危机如果扩大导致欧元不稳定，欧盟的市场需求势必出现下降，从而让中国面临出口市场萎缩和汇率风险的双重挑战。

除了经济影响，希腊债务危机对中国还不无警示意义。其一，对于债务问题可能引发的系统性危机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中国也局部存在较为严重的地方债务问题。不同的是，希腊是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对外欠债，中国则是对内欠债，而且国家信用足以保证债务问题不致失控。尽管如此，希腊危机也提醒我们，金融体系建立健全严密的风控体系、对地方债务及时跟踪监管是涉及宏观经济健康发展的大问题。

其二，希腊债务危机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必须把风险控制放到突出位置。“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亚投行等战略的推进，除了强调互利共赢的前景，也需要在风险控制方面作出缜密设计。

同时也要看到，希腊债务危机固然给中国带来了直接或间接的负面影响，但客观上也改善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环境。出于对中国资本的需要，近来英国等国放宽中国资本的准入条件，积极与中国开展货币互换，加入亚投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体系建设，等等，表明中国与欧洲的战略合作关系正在升级。

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法篇3

关键词：欧债危机行政管理启示

1.欧债危机的历史背景及产生原因

首先，从根源上来讲，欧债危机的爆发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多种矛盾长期积累的后果。欧债危机本质上讲是财政危机。美债危机是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投资低迷，消费者信心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联邦政府为了提振市场信心而实施的提高债务上限，大开印钞机，从而突破债务上限，带来全球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经济增长预期大幅波动。这个危机的基本形成过程是“市场政府”的传导机制。与美债危机不同的是，欧债危机的危机源是债务，国家的信用出现危机，从而波及银行等市场主体，包括全球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经济增长预期，经济风险传播到市场主体，这个危机的基本形成过程是“政府市场”的传导机制。再次，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观念不同。这似乎显示了在风险面前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两种观念力量的不同，西方的“泰坦尼克精神”不再出现。

其次，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坚持将解决本国问题置于制定货币政策的中心环节。从表面上看，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但其实不然，在国际经济形势波动剧烈时期，国内的货币政策往往容易被国外的政策动向所左右。最典型的就是2008年年底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过多考虑国外经济危机的程度和对本国经济的冲击，致使过于庞大的刺激计划至今后遗症难消。不仅如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还应该尽量减少行政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干预，尽快实现利率的市场化，使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应能够得到正常和充分的发挥。

最后，解决思路不一样。短期内，美债可以通过简单的方式解决，即提高债务上限、开动印钞机。由于不能像美联储那样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欧洲央行无法采取开动印钞机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央行只能通过不断地采取举新债还旧债的机制减少一些成员国的流动性风险，而核心国家也因央行持续的财政支付转移而蒙受损失。首先，应高度重视政府债务问题，必须未雨绸缪，将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目前，中国的债务规模相对来说并不太大，国债余额总量约为10万亿元左右，占GDP的比重不足25%，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60%的安全标准。

2.欧债危机的现状分析

首先，美债发生在一个国家之内，欧债发生在一个区域经济联合体内。作为联邦财政体制的国家，美国不仅有统一的金融联盟，还有稳定的政治基础，以及统一的财政联盟。而欧元区缺乏赖以依存的财政联盟，更勿论统一的政治基础，这就注定了决策成本较高但决策效率可能较低，不利于在危机中采取合作的拯救行动。

其次，从形成原因和传导机制看，二者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从危机形成的内在逻辑看，无论是美债还是欧债，基本都有一个基本规律，即“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的演变过程，但二者又有细微差别。美债危机的根本原因既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因素，也有美国长期财政赤字的因素；而长期的高福利制度和财政软约束是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欧债危机本质上是财政危机。美债危机是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投资低迷，消费者信心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联邦政府为了提振市场信心而实施的提高债务上限，大开印钞机，从而突破债务上限，带来全球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经济增长预期大幅波动。这个危机的基本形成过程是“市场政府”的传导机制。与美债危机不同，欧债危机的危机源是债务，国家的信用出现危机，从而波及银行等市场主体，包括全球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经济增长预期，经济风险传播到市场主体，这个危机的基本形成过程是“政府市场”的传导机制。

最后，解决思路不一样。短期内，美债可以通过简单的方式解决，即提高债务上限、开动印钞机。由于不能像美联储那样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欧洲央行无法采取开动印钞机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央行只能通过不断地举借新债来偿还旧债的机制减少一些成员国的流动性风险，而核心国家也因央行持续的财政支付转移而蒙受损失。希腊和意大利总理相继辞职，欧元区不断上演政客“辞职救国”。壮士断腕的英雄义举令人钦佩，却也显示出诸多无聊。欧元区是否会出现政权更迭救市的多米诺骨牌，还要拭目以待。

3.欧债危机对中国行政管理的启示

近期，中国应防范外部风险对国内经济带来的冲击，尤其是系统性风险。在短期内，应采取积极心态应对欧债危机，宏观调控应坚持“保增长、促稳定”的基调。中长期，应科学合理地处理公债发行和外汇储备问题。

3.1近期积极参与制定欧债危机的应对策略，宏观调控应稳步有序

欧债危机警醒我们，独善其身的危机应对思路绝对不可取，应该争取主动，积极参与制定多边救助机制，更应该在危机中处乱不惊。因此，首先必须正视和妥善处理以下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关于是否应大幅进入欧洲市场的问题。目前最为紧迫的是，必须思考变欧债之“危”为“机”，积极参与多边谈判，掌握制定规则的主动权。如果预期欧债危机得到解决，我国可以制定抄底战略，甚至大举进入欧洲市场，进行大规模并购；如果预期出现欧洲“失去的十年”，对外经济战略结构调整的重点应该放在新兴经济体上；如果出现全球范围内的系统性风险，外汇资产缩水不可避免，应做好其他的替代应对方案。二是关于中国近期宏观调控走向的问题。按照欧债危机的基本走势，中国应该坚持宏观调控的基本走向不变。过多收缩会造成硬着陆，应该通过逐步微调实现整体经济平稳回落，这也是顺应经济周期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自然回落，是稳增长的必然要求。因此，财政政策应做到更加稳健有效，货币政策应渐近宽松，并且不断增强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再次，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注意避免走福利国家的老路。目前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提前到来的老龄化浪潮，再加上各项劳动法律法规的完备，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有了迅速的提高。与此相适应，财政收入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快速增加，据统计，早在2006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就首次超过10%，而且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从世界范围看，保障水平和标准大多只能涨不能跌，否则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所以社会保障的改革应秉承循序渐进的策略，注重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努力消除保障水平和标准的不公平现象。

3.2重点发行国家公债，防范地方债务风险

首先，应高度重视政府债务问题，必须未雨绸缪，将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

其次，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坚持将解决本国问题置于制定货币政策的中心环节。从表面上看，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但其实不然，在国际经济形势波动剧烈时期，国内的货币政策往往容易被国外的政策动向所左右。

最典型的就是2008年年底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过多考虑国外经济危机的程度和对本国经济的冲击，致使过于庞大的刺激计划至今后遗症难消。不仅如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还应该尽量减少行政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干预，尽快实现利率的市场化，使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应能够得到正常和充分的发挥。

再次，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注意避免走福利国家的老路。目前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提前到来的老龄化浪潮，再加上各项劳动法律法规的完备，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有了迅速的提高。与此相适应，财政收入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快速增加，据统计，早在2006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就首次超过10%，而且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从世界范围看，保障水平和标准大多只能涨不能跌，否则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所以社会保障的改革应秉承循序渐进的策略，注重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努力消除保障水平和标准的不公平现象。

3.3合理盘活外汇储备，藏汇于民

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掘推动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经济发展是解决包括债务危机在内的各种经济问题的最佳良方。欧洲各国以及美日等国目前的债务危机，究其根源还在于增长乏力甚至停滞不前。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寻找未来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点是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犹如悬在中国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巨额外汇储备一直备受各界关注。首先面临的是欧元贬值的风险；从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人民币国家化趋势来看，这一方案无疑是可供选择的。而从更长的时期看，我们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中长期问题。

第一，减少外汇储备和实现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欧债仍然在发酵，美国经济也没有出现根本好转。但是，要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除了购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债券外，我们的选择余地很小。由于对海外投资环境的不适应，我国投资商的海外生存能力差，我国外汇储备不断攀升的根本原因是长期的出口驱动型经济，这种经济结构亟待调整。如果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然是以投资和出口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外汇储备的增加则不可逆。

第二，关于合理处理存量和增量的问题。一般的观点认为应该调整增量，从而带动存量调整。很显然，以增量带动存量调整的阻力、风险和成本较小，是一种权益之计。如果进行整体调整战略，外汇资产保值增值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令人很难作出决策。

第三，关于合理优化外汇资产结构的问题。外国国债在我国政府的海外资产中占有很大比重，现阶段主要是购买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国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比较小。

参考文献：

1.王姚瑶：从奥地利学派视角解读经济危机[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年02期

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法篇4

关键词：地方政府债务；解决途径；金融利率；国企；城镇化

根据国家审计署2013年6月10日公布的审计报告，截止2012年年底，受审计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为38475.81亿元，同2010年比增长12.94%。报告还称，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主要有地方债务规模增长过快、土地出让收入增幅下降导致偿债压力加大以及地方政府通过信托、融资租赁等方式变相融资现象突出。

近年来，围绕地方债务危机话题的议论不断，由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涉及的金额巨大、涉及地方政府数目众多以及对未来的城镇化建设、房地产行业发展有重要影响，地方债务危机是否需要解决、如何解决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地方政府危机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对2008年4万亿刺激政策的错误理解以及不当的银行信贷政策[1]。债务危机的表面现象为地方政府绕开法律法规，利用城司向银行等部门或者个人进行大量借款，将其用于城市基本建设项目，如：公路、高架桥梁等，最后却无力偿还贷款及利息。无力还款的原因是，这些政府投资项目投资数额大，虽然可以为当地创造不错的政绩、GDP和就业，但是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年收益普遍偏低，甚至低于贷款年利息，债务偿还往往只能通过再融资来解决，长期下来，负债越来越高[2]。我国政府领导班子普遍实行任期制，当届的领导为保政绩一般不会选择去解决问题。随着问题的不断加重，近年来，各级政府以及很多学术界人士开始想尽其他办法降低负债，如：建立财政预警机制、加强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削减预算等。但是成效却不明显。因为这些举措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结构和偏好。在收入方面地方政府还是依赖于土地财政，在支出方面还是倾向于投资大型公共房地产类项目。如此形成的一个不良的经济发展模式，长期下来不仅引发了高房价、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也使得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产生较为严重的畸形，并对我国从制造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产生了巨大的阻碍[3]。对此，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去垄断化金融利率改革。即打破目前垄断的金融体系，在有法律和风险保障机制的前提下放宽民营银行设立的限制，使得金融利率向市场化发展，目的是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地方政府债务体系，使得债权人身份由国有银行向民间个人或者机构进行转变。由于各级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十分巨大，据部分非政府机构统计，目前我国所有地方债务总额达30万亿，这意味着地方债务危机无法通过国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债务的方法来解决。因为我国社会存款总额为100万亿，其中包括20万亿左右的外汇占款，即使再有10万亿的增量也会有通货膨胀加剧、汇率失控的危险。而引导民间资本浸入地方债务体系是一种利用存量资金缓解债务问题的办法，可以有效避免国有银行发生系统性风险[4]。目前国家已经逐步放宽对民营银行的限制，下一步就是要提供政策来引导民营资金进入地方债务的资金链，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转嫁。

其次是去垄断化国企改革。中央和地方国资委管理下的大型国企，由于受到政策照顾，享受到各项优质的人才、材料、技术等资源，普遍具有不错的盈利能力，资产价格往往较高。以中石化和中石油为例，截止2013年一季度，两者的总资产分别为1.29万亿和2.34万亿，股东权益分别为5880亿和1.23万亿，并且国务院国资委控股分别达73.38%和86.35%。据统计资料表明，央企资产总额已达30万亿。而各地级政府控制下的国企资产同样也是具有很高的账面价值，陕西、山西、山东等多省的省属国企资产过万亿，上海、北京、江苏更是超过了两万亿。因此，从绝对值来看，政府控制的国企资产足以偿还地方负债。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实体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根据汇丰银行公布的PMI指数来看，自3月起已经出现了连续四个月的下划，各行业的平均资本报酬率持续下降，制造业持续萎靡。若在政策上能打破垄断的限制，释放国企改革红利，将中央及地方国企资产出售给民间资本，不仅能大大缓解地方债务危机，而且能为实体经济的复苏、经济结构和产业的转型带来动力。

再次是加速城镇化进程。城镇化被定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然而包括领导层在内的很多人认为城镇化就是房地产化。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城镇化实质上是以解决过去十年发展中遗留的问题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为目的的经济发展过程。笔者认为城镇化有三个经济方面的作用：第一，维持房地产价格。第二，改变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第三，发展中国现代化农业。首先，城镇化发展会促使大量农村户籍的人口迁至城镇，刺激消费，直接拉动房产以及其他消费品的需求，这会促使房产价格保持稳定和增长[5]。而房产税的税基是房产标的的价格，高房价带来的是地方高财政收入。因此城镇化的发展是实现稳定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举措。其次，城镇化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将会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其中，在发展初期，必定有大量的政策红利释放，来达到吸引投资的目的，这致使城镇化项目将取代以往的房地产建设项目，成为地方政府新的财政支出重点。最后，区别于城镇化和房地产化的重要不同点就是城镇化发展的实体经济支撑是以土地农业经济为主、房地产建设为辅。我国要想解决债务危机，必须从制度上、行政上放权，释放改革红利。从我国国务院每年的一号文件内容来看，自2005年起至2013年的几年间，文件均是以农业的改革发展作为重点内容，这足以说明，农业将取代房地产，成为发展我国经济的新引擎行业。

参考文献：

[1]刘颖.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与地方债务[J].经济研究参考，2010.4

[2]石立根.地方政府城市建设投融资现状、问题及对策[J].地方财政研究，2009.2

[3]厉以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几个问题[R].昭通：第三届中国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2010-12-15.

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法篇5

希腊实已“破产”

希腊国家的债务问题自金融危机以来不时地跳入人们的眼前,并且其日益严重化程度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资料表明,2008年希腊财政赤子还仅是GDP的7.7%,但2009年这一数字却飚升至12.7%。与庞大财政赤子相伴随的是魔影般的对外负债。数据显示,2008年希腊债务余额为GDP的99%,而至2009年,该数据上升至113.4%。目前希腊债务的绝对额为2800亿欧元,但其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400亿欧元,结果已经非常清晰地表明,希腊实际已经破产。

由于目前希腊政府欠下的债务多属于私营部门,因此该国依然可以通过借新债以还旧债的方式来获得外部资金。根据希腊政府的财政预算方案,2010年,该国将发行530亿欧元国债筹资,相对于2009年600亿欧元而言,尽管这一融资规模有所降低,但仍然直接推大了债务雪球。据希腊财政部预估,到2010年年底,希腊的债务余额将上升至GDP的120.8%,即2949亿欧元,希腊将成为今年欧元区债务负担最重的经济体。

国际社会一般将一国负债占GDP比例的60%视作“警戒线”,而根据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规定,成员国财政赤子不能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公共债务不能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0%。显然,无论从哪个指标衡量,希腊债务问题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可怕地是,越滚越大的债务包袱已经直接影响和干扰着希腊百姓的衣食住行。根据Eurobarometer的调查,90%的希腊人认为经济债务影响到了自身生活,89%的希腊人认为事态将继续恶化。而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希腊选民在2009年10月揭竿而起,一举了负债累累的旧政府。

不过,惠誉国际和标准普尔等国际评级机构并没有因为希腊政权的更新而对希腊网开一面。在去年年初将希腊评级调低至“A-”的基础上,标准普尔不久前再将希腊长期信贷评级从“A-”下调至“BBB+”,惠誉国际信评也随后跟进,将希腊债务评级调降至BBB+,同时穆迪投资者服务机构也将希腊的债务评级由此前的A2降至A1,并维持负面前景评价。特别需要强调地是,金融危机之后,欧洲央行将贷款抵押品门槛从正常的A-下调至BBB-,这样,即便是希腊评级被下调至目前水平,希腊银行仍然可以用希腊政府的债券作为抵押品参与欧洲央行的流动性供给计划。但是,倘若随着经济进一步复苏,欧洲央行重新调回抵押品门槛至A-,或者希腊评级再遭下调的话,希腊银行的融资能力势必受到严重的打击。

新组成的希腊政府无疑深刻体尝到了债务危机的沉重压力。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在出席2010年第一场国际性会议达沃斯论坛时表示:“希腊经济需要深切治疗。的确,这是自从1974年恢复民主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危机中沦为“债奴”

自2001年正式加入欧元区之后,希腊经济借助于大欧盟的力量一路凯旋,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前的5年时间中,希腊经济保持了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然而,金融危机不仅使希腊的外向型主导产业遭受残酷冲击,而且也使其靠举债而谋取息差的财政方式步履唯艰。

在欧盟经济体中,希腊属于经济欠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特别是工业制造业较落后,因此希腊主要以海运、旅游和侨汇等三大外需型产业作为自己获取外汇收入的支柱产业,而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恰恰是这些产业。

作为世界前15个旅游目的地国之一,希腊的旅游业占到了GDP的18%的,不过,希腊的游客主要是欧美尤其是以美国人为主,因此,在欧美民众因金融危机失去工作或者收入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希腊旅游所受到的影响就不难想象。根据希腊葡萄园联盟会提供的数据显示,与2008年相比,2009年到希腊旅游的美国游客减少了24.2%,同时欧盟成员国进入希腊的游客也同期锐减了19.3%,相应的旅游收入分别减少16.2%和14%。无独有偶,运力占世界总量20%和欧盟总量50%的希腊航运业也跌入萧条。数据显示,金融危机期间,希腊有400多艘散货船因银行收紧信贷而“封存”,占希腊海运总船只的10%,相应地,希腊航运业2009年的年收入下降了27.6%,航运业对经济的年贡献率由原来的7%下降到只有1.2%。支柱产业的萎缩直接导致了希腊财政收入的锐减。

严峻的挑战还在于,在财政收入根本无法支撑金融危机期间刺激经济的开支所需时,希腊政府不得不大量对外举债,从而导致其本有的债务窟窿越撕越大。观察发现,希腊债务危机的恶化其实与其短期债务的增加直接相关。由于短息远低于长息,希腊在救市过程中所发行的短期债券持续增加。数据显示,在希腊2009年新发行的债券之中,5年期以下的债券占71%,3年期以下的占27%,1年期以下的债券比重占12.3%。因此,希腊在未来1至5年的还债压力异常沉重。

值得反思是,即使是金融危机爆发前,希腊政府也将举借外债作为其增加外汇收入的重要渠道。加入欧元区后,希腊以低至1%的利率从欧洲央行借钱,再用来买入利率高达5%的政府债券赚取差价。这种财政运作方式在经济繁荣时期也许有效,但一旦遭遇经济萧条则难以为继。一方面,流动性紧缩导致资金供给不足和拆借率的上升,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导致政府债券收益率的下降和债务息差的缩小。数据显示,仅举借外债而购买政府债券这一项就使希腊产生了高达5%的财政赤字。

谁来拯救“雅典娜”?

作为一个从属于欧元区的新兴市场国家,希腊没有自己独立的货币,自然不能通过货币贬值的途径来稀释自己的债务压力;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国家,希腊也没有如同美国那样发行世界货币的强大权力,当然就不能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来减轻自己的债务包袱。因此,希腊的债务危机只有通过非货币化的方式才能解决。

难能可贵地是希腊政府对解决债务危机充满了信心。日前,希腊政府公布了未来3年的财政预算计划,承诺将通过削减公共支出、改革税收体系等措施将2010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从现在的12.7%至少削减到9.1%,而到2012年底以前,财政赤子占GDP的比重降低到2.8%。不过,这一方案要经过欧盟委员会长达5个月的全面评估之后才能最后厘定。

以经济增长成效逐渐冲抵债务负担可能是最有效也是最务实的途径。据渣打银行计算,以希腊过去5平均GDP增长7%、以及表面上利息开支维持于近5.5%估算,负债占GDP比率或可缓步下降,而倘若基本盈余能够达到GDP的1.5%,负债占GDP的下跌速度更会加快1倍。但是,希腊未来的经济发展状况似乎并不支持这一分析。据希腊财政部预测,2010年希腊国内经济增长约为0.2%,2011年也仅是1.5%。以这样的经济增长力量显然无法卸掉沉重的债务包袱。

控制国民所得,亦即削减公共部门薪资和养老金是外界为希腊开出的还债良方。不错,目前希腊的失业率高达10%,且高失业率将持续至2011年,从而为政府削减福利支出增添了砝码,同时欧盟成员国中的爱尔兰和拉脱维亚之前也是靠大幅减少公共部门的薪资和福利而得以削减财政赤子的。但需要注意地是,与爱尔兰和拉脱维亚完全不同,希腊拥有强大的工会组织,并且拥有一连串民众骚乱的历史,一旦希腊试行严苛的支出削减,势必引发严重的社会骚乱。而这也是希腊新政府至今不敢在削减公共福利开支方面作出明确承诺的关键。

留给希腊国家自身缓解债务危机的“救命稻草”就只能是对外继续发行公债。幸运地是,当今年第一批数额为80亿欧元的希腊债券(5年期)公开销售时,竟获得了250亿欧元的超额认购,其中,外资认购的比重约占八成。看到信用评级被下调以来的首次成功发售,希腊政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下一步发行至少50亿欧元(10年期)的债券计划。

但是,单单依靠希腊自身的力量而最终解决那么沉重的债务危机似乎不可能,为此引出来的话题是,欧盟是否向希腊大规模注资而进行紧急抢救?从目前来看,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盟中坚分子尽管都在反对欧盟对希腊进行援助,但其主要目的是通过自己的表态进而增加希腊自身解决问题的压力。对于欧盟而言,任何一个国家发生问题都将波及其它成员国,尤其在使用统一货币的背景下,这种影响将更为深远。因此,未来欧盟向希腊伸出援助之手已是大势所趋。不过,为了对希腊不负责任的负债行为进行警戒,欧盟可能同时对希腊实施相应的制裁措施。

除了欧盟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也宣称准备以任何必要方式帮助希腊。不过,目前很多欧洲国家政府并不主张希腊接受IMF的帮助。一方面,希腊接受IMF的援助就不得不接受预算核查,或者被迫增加税收,这容易干预希腊的和欧盟的威信,另一方面,IMF等国际援助极有可能降低欧元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从而稀释欧洲市场的吸引力。权衡利害,欧盟在对待希腊债务危机问题上几乎用一个声音说话:欧洲问题欧洲自己解决。

“多牌”效应扩散

在一个封闭的经济环境中,一国债务问题并不能形成扩散效应,但是,当债务发生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基本生态中时,其所产生的影响可能辐射到包括负债国在内的许多层级和方面。

对于希腊而言,债务危机已经无情地抬高了他的融资成本,并进而可能削弱其未来的融资能力。数据显示,目前希腊10年期国债相对欧洲基准利率、德国国债利率的溢价已达3.7%,为欧元区创立以来的最大值。如果希腊债务问题在短时间内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其国债的收益率还会提高,希腊政府未来的还债成本还会加大。

投资者看淡欧元未来走势并由此导致该地区物价上行的压力是希腊债务危机十分典型的传递效应。出于对希腊债务可能恶化的担忧,极容易引发人们对欧元区经济复苏前景的忧虑,进而导致避险资金回流美元等安全边际高的产品之上。数据显示,目前欧元兑美元汇率已经下跌至每欧元1.394美元左右,为近半年来的最低水平。受此影响,1月份16个欧元区国家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较上年同期增长1.0%。欧盟在感受到货币压力的同时更强烈感受到了物价上行的负担。

在欧元下贬和美元升值的同时,希腊债务还引起了投资者对于CDS(信用违约掉期)的疯狂抢购,进而连带全球股市纷纷下挫。来自彭博资讯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希腊CDS成本创下370个基点的纪录高位,54个国家的CDS市场规模比去年10月份大幅增加了14%。与此同时,由于资金的撤离,全球股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地下跌,其中道琼斯指数今年1月份累计下跌3.46%,日经225指数累计下跌3.3%,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下跌4.1%,德国DAX指数累计下跌5.8%,法国CAC40指数累计跌幅也达到5%,中国A股累计下跌8.87%。而雅典股指在跌破2000点关口后至今仍然看不到任何上翘的痕迹。

对于欧元区生存的考验可以说希腊债务危机最为严峻的大考。据南非标准银行研究报告预测,由于希腊缺乏独立的货币权利,如果最终其债务危机得不到满意的解决,不排除其可能被迫退出欧元区。不仅如此,希腊的财政危机将扩散到欧元区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作为希腊最大债权人的德国必然受到其牵连。资料显示,目前德国持有2000亿欧元的希腊债务,虽然德国还持有大量的财政盈余,但是一旦希腊财政恶化而无力偿债,德国将受到严重波及。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真的会被负债累累的希腊拖至谷底,首先决定离开的一定是德国等债权国。果如此,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结局可能会在如今的欧元区重演。

危险的“希腊现象”

扫描全球,希腊显然不是政府债务危机的孤立样本。穆迪日前警告说,未来数年内全球17个享受3A评级的国家均将面临财政危机。

在金融危机中耗资巨大的美国自然不能逃过财政生态恶化的结果。据白宫的最新财年报告,始于去年10月1日的2010财年,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将高达1.6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到了10.6%。这一结果不仅超出美国国会的预期,而且创出了历史最高水平。与此相对应,为弥补财政赤子,美国发行了大量国债,致使2009年的债务总额扩张到GDP的87.4%,并且2010年会上升至97.5%。因此,按照穆迪的观点,如果美国政府债务继续维持当前的上行趋势并最终变得不可逆转,美国将于2013年失去3A评级。

至今仍在为摆脱通货紧缩而不得已采取激进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日本无疑将接受更为残酷的债务考验。资料显示,2009年日本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10.5%,而且随着后续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出,财赤规模有可能抵至11%。与财政赤子相对应,日本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将从2009年的218%扩张到2010年的227%。

欧盟阵营中希腊的“难兄难弟”不在少数。从总体上看,整个欧盟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债务状况正呈恶化趋势。据欧盟委员会估计,欧盟各国总体财政赤字今年将达到GDP的7.5%,公共债务将达到GDP的79.2%,并且欧委会最近预测,整个欧元区中,赤字占GDP的比例在2011年还将继续大幅增长。而在欧盟成员国中,最有可能步希腊后尘的就是被人们戏称为“欧猪四国”(PIGS)的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目前,标准普尔已将西班牙信用的评级由之前的“稳定”下调到“悲观”,同时穆迪发出警告称,葡萄牙与希腊一样在欧洲各国中面临的风险最大,不排除经济“慢性死亡”的可能性。

还特别值得注意地是,即便是那些“家底”相对殷实的欧盟成员国似乎也将难逃财务状况恶化的劫难。有资料显示,2010年英国的预算赤字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将超过12%,德国将超过6%,法国将超过7%。据此,摩根士丹利认为英国今年就可能爆发财政危机,而穆迪在日前的一份报告中称,法国、德国等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其信用将会遭遇被降级的危险。

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法篇6

十大不利因素

1、2012年第一季度或上半年有大量债务要还本付息。如果希腊、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不能获得足够的资金，债务危机的形势无疑会进一步恶化。

2、无法通过贬值来扩大出口。2011年阿根廷债务危机爆发后，由于比索被大幅度贬值，阿根廷的出口显著增加，为走出危机创造了条件。而希腊等国无法使欧元贬值，因为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是统一的。

3、银行业已受到债务危机的影响。欧洲银行管理局认为，欧洲央行需要筹资1150亿欧元，以弥补其持有的“国家”国债带来的损失。

4、财政紧缩计划遏制了经济复苏的动力。摆脱危机的良策在于加快经济发展，但希腊等国为获得外部援助而不得不实施财政紧缩，而财政紧缩是不利于刺激经济增长的。

5、欧盟的决策机制不利于采取果断而快速的行动。应对债务危机需要果断而有力的政策行为，但在欧盟的制度安排中，有些政策行为需要得到每一个成员国的同意，为此而进行的磋商和博弈极为艰难。

6、英国持一种不合作立场。2011年12月9日凌晨，欧洲国家领导人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宣布，除英国以外的所有欧盟成员国同意缔结政府间条约，以强化财政纪律，并采取其他措施，应对愈演愈烈的欧洲债务危机。英国的态度令人失望。萨科齐称卡梅伦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小调皮”（anobstinatekid）。且不论萨科齐的指责是否合理，英国的不合作态度显然不利于欧盟强化各成员国之间的团结。

7、危机国家的民众不愿意勒紧裤腰带。在实施财政紧缩的过程中，希腊等国的政府大幅度削减福利，从而使民众与政府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对立。毫无疑问，在国民经济陷入危机时刻，政策共识和政治团结的缺失，对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构成了巨大的危害。

8、国际评级公司经常扮演“乌鸦嘴”角色。事实表明，每当国际评级公司一些有关某国信用等级下调的不利消息后，这个国家的形势就变得更为不利，新发行的国债的成本就上升。

9、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洲债务危机的解决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欧盟与美国的经济关系极为密切，因此，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必然会影响欧盟经济的复苏。

10、国际金融市场信心疲软。欧洲债务危机的久拖不决以及上述不利因素的存在，对提升市场信心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市场信心的疲软与债务危机的久拖不决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十大有利因素

虽然上述十个不利因素使欧洲债务危机的前景变得黯淡，但以下有利因素是有助于解决危机的。

1、整个欧盟或整个欧元区的GDP增长率仍然是正数。希腊等国的经济仍然是负增长，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却能使经济保持正增长，尽管增长率不高。应该指出的是，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欧盟大国能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

2、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的扩容已成定局。经过多方面的磋商和博弈，EFSF将通过杠杆化或其他方式进行扩容，预计能达到1万亿欧元。这一特殊的“防火墙”能避免危机进一步恶化。

3、强化经济治理的宏伟计划已基本成型。欧洲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经济治理弱化。在欧元区内财政政策缺乏统一化的背景下，经济治理弱化的危害性尤为突出。2010年9月，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通过了一揽子强化经济治理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能够促使欧盟各成员国强化经济治理，为在今后避免债务危机再次发生奠定基础。

4、五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新上台的领导人不是等闲之辈。他们矢志改革，拥有广泛的政治基础，并拥有应对债务危机所需的技术才能和政治勇气。

5、欧洲央行（ECB）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根据欧盟的法律规定，ECB不能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但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进行干预。迄今为止，ECB已购买了大量国债，为稳定金融市场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尽管这一行为受到德国的质疑，但ECB表示，它将继续发挥这一作用。

6、欧盟国家领导人已表达了强大的政治决心，即利用应对债务危机的契机，进一步推动一体化。在这一过程中，所谓“默克齐”（象征德国总理与法国总统萨科齐之间的团结）的诞生将在解决债务危机和引领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毫无疑问，如果德国与法国之间不能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应对危机的能力将大大减弱。

7、爱尔兰经济已走上增长之路。2009年和2010年，爱尔兰经济均为负增长（分别为-7%和-0.4%）。2011年，在制药业、IT和食品行业出口贸易的带动下，爱尔兰经济实现了1.1%的增长。这是难能可贵的。一些国际媒体认为，爱尔兰业已率先走出危机，并有望再次成为“凯尔特虎”（CelticTiger）。爱尔兰经济的复苏将发挥良好的示范效应。

8、政局稳定得到保障。虽然一些国家近期出现了政府更迭，但这些更迭是在民主框架内完成的，并没有对政局稳定造成任何危害。这一稳定为有关国家对付债务危机创造了必要的政治环境。

9、私人部门已开始参与危机的解决，同意对希腊的债务进行“减记”（Haircut）。私人部门的这一让步有助于减轻希腊的债务负担，因而是有助于减缓债务危机的严重性的。

10、包括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中国等金砖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已经并将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除自救以外，外部援助是必不可少的。国际社会的援助不仅能强化欧盟应对债务危机的能力，而且还能提升市场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