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的起源篇1

关键词：《现代汉语词典》；新增词汇；来源

2012年7月，《现汉》（第6版）在北京首发。同第5版相比，第6版最大的特色是增收新词语和其他词语3000多条，增补新义400多项。词汇是语言现象也是社会现象的反映，作为社会变化的放大镜和显微镜，在体现语言动态变化的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动向。陈原先生指出：“社会上出现的东西，不论是新制度、新体制、新措施、新思潮、新物质、新概念、新工具以及新动作，都一定会在语言中表现出来。”[1]对于第6版新增词语来源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系统地解读《现汉》的规范性、开放性和时代性，也为学者们了解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新特点，进一步预推汉语词汇发展的大体趋势提供参考。

一.吸收方言词

方言词，即只流行于某个地区，还处在汉民族共同语边缘地带的词语。此次主要调查了在新版《现汉》中标注为的新词汇。《现汉》之所以收录来源于方言的新词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由于某些地方的经济发展较快，以经济带动文化，促使大量的新词语的产生，而现代汉语词汇中还缺乏相关的表达方式，因此收入那些方言词，起着补充共同语的作用。再者，凭着一些地区的强大影响力和传播力，加上媒介的传播而使得这些方言词具有广泛性，同时因具有地方性色彩可以大大丰富表达效果，因此吸收部分方言词。

当前语言学界对现代汉语方言划分仍有歧义，我们采用大多数人意见将其分为七大区，即北方方言区，吴方言区，湘方言区，赣方言区，客家方言区，粤方言区，闽方言区。由于我们的民族共同语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因此《现汉》吸收方言新词主要也是以北方方言为主，以其他方言区为辅。新吸收的北方方言词使用的频率高多数以口语词为主，多有调侃或暗讽之意。

二.吸收外来词和港澳台词汇

由于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吸纳和引进新的事物，在语言使用上也产生了借鉴与融合，在此主要分外来词和港澳台词汇来探讨。

新版《现汉》所收的外来词汇据统计主要来源于英语和日语，重要原因是英语的全球化，使其使用数量大和范围广，因此容易被吸收，日语主要是依据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中国贸易交往的密切度，因此也有了主要影响力。那我们对于这些吸收的外来词主要采用的是音译、意译、半音半译的方式，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大趋势，

这些年来大陆和港澳台的往来越加密切，相互之间交流也越加融合，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词汇方面也有所体现。“近几年，随着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词汇中的互相影响已越来越大。”[3]新版《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入了不少来自于港澳台的词汇，体现了那边的经济文化政治面貌。

比如

“拜票”候选人在选举前到处拜访，请求选民把票投给自己。

“谢票”台湾地区指选举活动结束后，对投支持票的民众表示感谢。

“捷运”台湾地区指城市铁路。

“宅男”指整天待在家里很少出门的男子，多沉迷于上网或玩电子游戏等室内活动。

基于大陆和港澳台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认识条件，因此这类来源于港澳台的词很容易被吸收借鉴。

三.启用旧词语

词汇的发展是一个新词不断产生，旧词逐渐消亡的过程。然而词汇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会有旧词“复活”的现象，就好比现今流行的复古装，由于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随着时代变迁的转变，对于这些旧的东西会有一个新的流行趋势，对于词汇也如此，往往一些新词来自于旧词语的启用，因此新版《现汉》吸收了不少这类词汇。

这些收录新词多来源于书面语，有一些是来源于典故，有一些是来源于古代的日常学习生活剪影，比如：

“敬业乐群”：专心于学业或工作，乐于与同事、朋友一起切磋、交流。

“刎颈之交”：指同生死共患难得朋友。

“风雨如晦”：指风雨交加，白天如同黑夜一样昏暗，后形容局势动荡。

“对薄公堂”：在官府公堂上受审问，后来指在法庭上对质或上法庭打官司。

“爬梳剔抉”：整理选择，剔抉指剔除挑选。

这些旧词语的重新启用，一是满足了时下人们求雅的心理，这些书面词语的使用不仅利于社会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而且体现了使用者的气度，因此有广泛的使用人群，二是这些词语有了之前所没有的语言环境，比如在一些困难的事情下号召大家共克时艰，在做一些事情未果之类的，因而得到了大家认可有了新的使用的环境。三是为了民族文化的传承，这些旧词语有一些是记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传统，即使有这些已不再有广泛的使用价值，但是这些词语的记载利于我们文化的传播和青少年的学习传承。

四.新造词

所谓新造词是指利用原有的语言材料，按照原有的构词方式构成的，采用新的形式，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词。科技的进步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同时也带来不少问题，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有所影响，这些情况均能体现在新造词上。比如一些新造词来自于科技所产生的新生事物，新观念、比如：

清洁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不产生或很少造成污染的嫩远，如风能、水能、太阳能等。

网络商店：网上商店。

轻轨：城市公共交通所使用的铁路，列车由电力机车牵引，在地面下和地面上沿轻型轨道行驶。

减碳：减少温室气体“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排放量。

通勤：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

这些新造词有一些也源于网络，主要是网络这个媒介，使用范围广，接受度高，传播范围大，传播速度快，满足大众的需求。这些新造词是新词汇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被新版《现汉》收录。

五.缩略语

缩略语是现代汉语中常见的一种简洁的语言表达形式，它是从相对固定的复杂的词或短语中抽取其代表成分，重新组合形成的新的简短的词或短语来表达原来词或短语的意义。通过表述我们可知，缩略语的使用是符合现代人们追求高效快捷这一心理的，因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使用。新版《现汉》收录这类缩略语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外文缩略语主要出现在《现汉》附录部分，此处不作探讨，一类是是中文缩略语，是本次探讨的范围。通过收集材料分析可知，新版《现汉》收录的缩略语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简称，主要是通过在较长的词组中提取两个核心语素重新组合而成，多数以双音节为主。例如：

医保―医疗保险、计生―计划生育、同传―同声传译、体彩―体育、支委―支部委员、特菜―特种蔬菜、提任―提拔任用等等。另一种是合称，就是由词组中提取2-4个语素重新组合而成。例如：理工―理科和工科、文理―文科和理科、物料―物品和材料等等。

新版《现汉》收录这些词汇不仅表明了缩略语愈加流行的趋势，而且起到了明确规范缩略语的作用。

综上所见，新版《现汉》收录的新词语来源广泛，种类繁多，为促进民族共同语起到了规范和先导的作用，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便利。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陈原：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P211。

汉语言文学的起源篇2

关键词：字本位；对外汉语教学；“符号之符号”说

中图分类号：H1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0-0206-01

一、“字本位”的起源

“字本位”这个概念最早见于郭绍虞写于1938年的《中国语词的弹性作用》一文,以“字本位的书面语”与“词本位的口头语”相对。《文心雕龙》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在长期的汉语英语对比研究后，于1975年明确指出：汉语是不计“词”的，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248页）。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1980年也指出：“词”在欧洲语言里是现成的，语言学家的任务是从词分析语素；汉语恰好相反，现成的是“字”；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因为本来就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语文常谈》45页）。1994年，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徐通锵先生在《世界汉语教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和《“字”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两篇著名论文，指出：英语等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明确提出了汉语的“字本位”理论。（转引自《汉字文化》07年第4期）“词”是印欧系语言的一种基本结构单位,汉语的“词”是从西方语言学中输入的一种语言结构单位,其内涵与“字”有重要的区别。（引自徐通锵《“字本位”和语言研究》）因此，汉语的字本位与国外学术界所争论的字本位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罢。我们还是应当立足汉语的实际来客观地看待这个学术性问题。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字本位

世界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一百年前创立他的理论时，就注意到了中国汉字汉语的特殊性，他指出：世界上有两种文字系统，一种是表意系统，每个词各有单独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与该词本身的声音无关，每个书面符号都代表一个完整的词，因而，也就代表那个词所表达的观念，表意文字系统的经典范例，就是汉字；另一种是表音系统。“我的讨论将仅限于表音系统，特别是今天还在使用的源起于希腊字母的这种系统。”（转引自《汉字文化》07年第3期）

从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上来说，主张字本位还是词汇为中心应视情况而定,印欧语系的文字系统为表音体系而汉藏语系文字系统属表意体系,因此,在确定采用何种教学法为中心时应当首先考虑学生学习汉语的需要。如果仅就汉语的听说等日常交流（即口语）为前提，因汉字符号本身形体与读音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排除在学习内容之外，同时也就撇开了汉字的表意功能，学习过程类似儿童习得母语，词汇教学为中心无疑是操作性强，易实施，并且接受起来较快的一种方式；然而，若以汉语的熟练掌握与运用（口语及书面语）为教学目标，那么，字本位的思想确应是贯穿始终的中心思想，毕竟汉语中无论是语音间隔（此处指音节）所表示的、书写行文中最小的独立个体无疑都指向这个最基本的单位――字。因此，由字向外辐射所得到的，是最全面、最完备、最适应于汉语语言体系的对外汉语教学策略，更适合于长期学习研究、并有兴趣深入挖掘汉语语言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的二语学习者。综上，采取字还是词汇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中心，应当全面的考量教学对象的程度、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及学习汉语所要达成的目的和效果等多方面的因素。

三、文字是“符号之符号”说

所谓“文字是符号的符号”之说，应当是仅就于表音文字而言罢，中国古字起源于图画，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提出造字法“一曰指示；二曰象形；三曰会意；四曰形声；五月转注；六月假借”，由此不难看出，汉字并非简单的表音或是记音的符号，而是确确实实的表达意义，用于沟通交流的工具，若说语言是人类思维的体现，那么汉字同样是思维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起初应是如同绘画和音乐一般的独立形式，而绝非表音文字之类，除却了约定俗成以外便一无是处的符号。

四、结语

关于字本位教学，我们关注的是更适用于对外汉语的教授，更利于留学生的学习，更利于汉文化的传播，更利于汉语言的全球化普及，让更多热爱汉语，热爱中国文化的学习者能够有效且得法地掌握汉语这门语言。

参考文献：

[1]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间题[M].商务印书馆，1979.

[2]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商务印书馆，1999.

汉语言文学的起源篇3

关键词：新媒体；汉语言文学；发展困境

一、当前网络环境给汉语言发展带来的困境

第一，网络流行语给汉语言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新媒体给汉语言带来的冲击和条件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新媒体的发展使得网络流行语大行其道，达到了网络群众交流和沟通的目的，丰富了人们的交流形式和效果，丰富的网络语音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现代汉语的发展和词汇量的增加，给我国现阶段的语言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丰富的网络语言对现代汉语的发展和词汇量的增加具有积极的作用，使得现阶段的语言发展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革。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网络流行语展现的是年轻人的个性和独特性，在表达方式上独具一格。相较于传统的语言来说，网络流行语在表现形式上更加符合网友们的内心感受和内心情绪，更容易引起广大受众的理解和关注，极大地丰富了语言文学的内涵和发展趋势。近年来流行的咆哮体和校内体恰恰体现了网络流行语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第二，信息受众和地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新媒体时代，网络语言的使用使得信息的受众和地位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使得网络平台和传统的信息交流平台扮演的角色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在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之中，学生作为受众一直接受的是大众媒体传递的信息，这是一种单方面的信息传输，受众难以和传播媒体之间进行平等的、充分的沟通和交流，受众想要发声既没有渠道也没有权利，新媒体的使用彻底地颠覆了这一点。另外，网络流行语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的语言习惯和书写习惯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当今时代人们已经习惯了电子书写的方式进行交流，对传统纸质媒介的依赖感和尊重感度大大减弱，当前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就是提笔忘字，“稀饭”这个网络流行语表达的是喜欢、喜爱的含义，它流行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电脑上打字错误造成的。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在人们对电子媒介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前提下受到极大的阻碍，当人们不能从纸质媒介中感受汉语言文字和文学的内涵时，汉字独特的魅力也就难以展现。另外，当前媒体表达的把关人尚处于缺位状态，网络传播自媒体化倾向日益明显，每一个在网络上的人都渴望自由地表达，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网络传播内容谣言化趋势日益明显，微博和微信等传播媒介在信息传播时通常顾名思义、断章取义，导致信息传递不真实、不完整、不严肃，这就会给受众带来消极的负面影响，网络上的垃圾信息和碎片化的信息会让受众的思维方式也变得碎片化，导致人们在思考问题时缺乏逻辑和深度，这是不利于汉语言文学思维方式的延续和发展的。新媒体的受众群体大多是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他们已经成为或者即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碎片化的思维方式直接阻碍了汉语言文学人才的培养。第三，汉语言文学教学和现实生活脱节。在汉语言文学教学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情况下其教学形式是一种平面式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决定了汉语言专业基础教学必然是理论知识为主。这就和语言学教学的本质相背离了，因为语言来自于生活，还要回归到生活中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的就是人们在历史长河中总结生活词汇的过程，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很容易忽视新一代学生对汉语言独特的感知和把握方式。

二、在网络平台中传播汉语言文学知识的特征

第一，网络教学资源具有高效性和便利性的特点。新媒体环境之下，网络资源已经成为汉语言文学教学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互联网的连接之下，各种教学资源都可以即时高效共享，这就可以为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提供一大助力。我们可以借助网络找到一切所需的资源，学生可以通过云盘、录像、光盘等多种形式进行专业知识的学习，形成自己独特的汉语言知识结构体系，深刻地体会到自主学习的重要意义。第二，网络教学资源具有高度的可塑性。高校教师可以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来合理地编排网络上的教学资源，多样化的网络教学资源可以被教师以多元化的结构和顺序呈现出来，从这个层面来讲，网络资源本身就是汉语言教学资源的一部分。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数据库。比如说在加强汉语言文学口语知识的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将诸多名家口语的集锦放在学生都可以触碰得到的地方，也就是在网络平台中教师需要对所需的资料进行重新整合，从而变成学生和教师自己的数据库。教师可以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课堂上进行练习解读。第三，网络教学资源和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高度的互动性。在新媒体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交往、沟通互动都变得微妙起来，这种微妙的变化也给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汉语言文学的发展需要依靠网络资源已经成为板上钉钉的事情，教师要意识到这一趋势，学会通过网络进行教学任务安排，节省课堂教学时间，提升课堂教学效率，为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带来决定性的变革力量。

三、解决新媒体下汉语言发展问题的对策

第一，规范汉语言文学教学，引导学生客观地看待网络流行语。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推动着汉语言文学的变革和进步。教师要引导学生正确地看待网络流行语，也要客观地看地其给汉语言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网络流行语给一些词汇赋予新的含义，创新了汉语发展的新趋势，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网络流行语的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良莠不齐、高低不一，有些网络流行语的发展符合汉语的发展规律，有一些则不然。网络流行语的受众集中在学生群体中，他们的专业知识水平不足，对信息的辨别和分析能力较差，缺乏科学的和客观的认识，导致了网上流行的语言没有正确的语法规范作为指引，和汉语语言的规律南辕北辙，教师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对学生语言规范的引导，既要让学生享受到网络流行语在交流中带来的快乐和便利，又要加强对网络流行语的正确性认识，这样才能逐步引导网络流行语走上规范和正确的道路。第二，利用网络平台，提升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知识的主观能动性。从目前阶段来看，汉语言专业要取得长足的发展和深化的研究就必然需要依靠网络平台，将汉语言教学引向现代化的道路和趋势，而汉语言教学模式的变化恰好说明了这一点，所以目前汉语言文学教学的重要任务就是在多媒体网络技术的协助之下帮助学生奠定良好的汉语言学习基础和发展基础，使得汉语言专业的学生能够在完善地构建知识体系和结构。庞大的信息储备和数据资源是多媒体教学手段广泛地应用在汉语言教学中的主要原因，如果教师能够把握用这部分资源，那么就可以更好地挖掘学生的潜能，引导学生发挥主动性和个性，让汉语言文学教学教学效果更加明显。汉语言文学教师必须熟练地掌握和使用互联网以及校内局域网络，能够为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创建崭新的教学平台，使得学生能够沐浴在良好的教学氛围之中。

参考文献：

[1]黄践.论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J].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3):60-64.

[2]吴玉成.对目前党校汉语言教学培训中存在问题分析[J].考试周刊,2014(53):30-49.

[3]罗义华.对汉语言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问题的探讨[J].祖国,2014(6):1-5.

[4]吴玲玲,丰鹏,欧婷婷.从颜色看中西文化差异[J].世纪桥,2011(5):50-70.

汉语言文学的起源篇4

【关键词】翻译语言tendto对应平行语料库

引言

对翻译语言特征的系统描写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这些方面的研究发现，译语语言通常会“偏离”（decenter）目的语而更靠向源语。之所以出现偏离，是因为译语语言受到源语文本的干预，其中的一些语言形式明显偏离了目的语语言的一般模式。如Blum-Kulka（1986）发现译语语言中衔接手段会受源语文本影响。译语文本在产生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源语语言对目的语施加的影响，这样的译文语言通常被称为翻译腔。但也有人认为，翻译语言是两种语言之间的“中间地带”。这种处于中间阶段的语言在翻译理论中被称为“语际语”，既包含着源语的分析特征，也有目的语语篇的合成特征。然而，对于翻译语言的研究要突破直觉和感性认识，就需要充分的语料支持。因此，语料库语言学与描述翻译学的结合恰恰起到了推动作用。

Baker（1993）预见，语料库能收录大量源语文本及译语文本，辅以新的语料库研究方法，翻译学者能揭示译语文本的内在规律。Tymoczko（1998）也表示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能使翻译学者查询并获得大量数据。这些数据能帮助翻译学者更全面客观地描写和分析翻译语言。随着众多英汉/汉英平行语料库的创建和应用，涌现出一批针对汉语翻译语言的研究。其中，汉语翻译语言中词汇-句法特征受到广泛的关注。秦洪武、王克非（2004）利用“北外通用汉英平行语料库”，发现“so…that”的主要对应形式是零对应，而非“如此……以致”等“前后对应”结构，且汉语原文中没有与“so…that”对应的固定结构；胡开宝（2009）基于莎士比亚戏剧翻译语料库，分析了“把”字句在《哈姆雷特》两个译本中的分布和应用，以及英语语句译为“把”字句的规律和特点，得出其动因分别为认知、句法和语用；胡显耀、曾佳（2010）基于“当代汉语翻译小说语料库”，“兰开斯特现代汉语语料库”及其汉语原创小说子库，分析了现代汉语翻译小说中“被”字句的使用频率及其对应结构，并指出汉语翻译语言中“被”字句体现出“传统化”的特征，即趋从和夸大汉语自身传统的趋势；许文胜、张柏然（2006）利用学英汉名著翻译语料库，对英汉因果关系连词的使用进行了对比分析；类似的研究还涉及“and”的汉语翻译、人称代词及连接词的翻译等。这些研究的对象具体且围观，有利于发现汉语翻译语言中非常规的应用。

一、检索项及语料库的选择

1.检索项的选择。本文选择“tendto+动词”结构及其对应的汉语译文为检索项。通常，我们认为“tendto”对应的汉语译文是“倾向于”，这一方面是受到了“tendto/towards+名词（sth.）”结构“趋向，倾向，趋于”定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也因为中国学习者常将“tendto”与“intendto”混淆。然而，该结构的翻译并不为人关注。本文通过检索并比较“tendto+动词”结构及其在汉语中对应的形式，试图找出该结构在汉语译文中常用的处理方式。

2.英汉平行语料库的选择。本文使用的语料库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及兰卡斯特大学搭建的基于网络的第四代语料库分析工具CQPweb中的Babel英汉平行语料子库。

CQPweb的查询页面具备词表生成、索引分析、词语搭配计算、主题词分析等当前主流单机版语料库工具的几乎所有功能。这使得研究人员能如浏览网页一般轻松使用语料库（ibid.）。Babel英汉平行语料子库共收录327篇英文文章及其汉语翻译，其中115篇收录自《英语世界》（WorldofEnglish），212篇收录自《时代周刊》（Time），共有语料54.4万字/词。

二、检索过程

本文利用Babel英汉平行语料子库自带的检索功能，使用“tend*>>5>>to>>5>>+_V*”作为检索项，即搜索“tend”一词的所有形态（tendency，tends，tended，tending），其后5个单词范围内出现“to”，并在之后5个单词范围内出现动词，得到英语原文中的“tendto”结构及其汉语译文的平行对应索引。检索项中设置的5个单词跨距，是为了避免遗漏“tendnotto”及“tendto，insomecases”等形式。随后，在检索到的语料中将不符合“tendto+动词”结构的平行语料索引删除，将剩余的索引进行分类。

三、“tendto+动词”结构对应的汉语译文形式

经过检索，符合本文要求的索引结果频次共有23对，在本文所用的语料库中的频率为93.99次每百万字/词。“tendto+动词”结构内的不定式动词与汉语译文句子的谓语动词对应，而“tendto”的对应方式可以分为五类，分别是：频率副词、概率副词、“倾向于”、能愿动词、零对应。其分布如下表：

1.频率副词。“tendto+动词”结构对应到汉语译文中的频率副词包括“常常”、“总是”、“个个”、“一般都”，等。这些频率副词修饰谓语，说明动作发生的客观频率高。如：

（1）Thereareafewmisspellingsthatchildrentendtomake，butthecourtesyandtheemotionsarevivid.

[6]Toury，G.（2012）.DescriptiveTranslationStudiesandbeyond：Revisededition（Vol.100）.JohnBenjaminsPublishing.

[7]Tymoczko，M.（1998）.Computerizedcorporaandthefutureoftranslationstudies.Meta，43（4），págs.652-660.

[8]范文卿.基于语料库的近义词辨析及其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5a（9）.

[9]范文卿.语料库视角下的近义词tend和intend辨析[J].扬州职业大学学报，2015b，19（3）：33-36.

[10]胡开宝.基于语料库的莎剧《哈姆雷特》汉译文本中“把”字句应用及其动因研究[J].外语学刊2009（1）：111-115.

[11]胡显耀，曾佳.翻译小说“被”字句的频率、结构及语义韵研究[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0（3）：73-79.

[12]李雯雯.基于双语平行语料库的英汉翻译语言分析[J].才智，2014（26）.

[13]吕孟巧.基于平行语料库的汉语译文语言分析――以“and”的汉语翻译为例[D].Doctoraldissertation，广西大学，2013.

[14][英]韦迈尔.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7版：英语版[M].商务印书馆，2009.

[15]秦洪武，李婵，王玉.基于语料库的汉语翻译语言研究十年回顾[J].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37（1），64-71.

[16]秦洪武，王克非.基于语料库的翻译语言分析――以“so…that”的汉语对应结构为例[J].现代外语，2004，27（1），40-48.

[17]石定栩，孙嘉铭.频率副词与概率副词――从“常常”与“往往”说起[J].世界汉语教学，2016（3）.

[18]许家金，吴良平.基于网络的第四代语料库分析工具CQPweb及应用实例[J].外语电化教学，2014（5）：10-15.

汉语言文学的起源篇5

关键词：文字起源社会语言词典规范言语活动语言理论

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采用辩证思维方法，以鲜明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创建了解构主义哲学。他在《书写与差异》一文中讲道：“在传统的语言学中，哲学的统治导致了对文字的贬斥和排除……传统的语言学是一套哲学化的话语……无论它是否意识到，也无论它是否愿意。”（P47）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从远古走来，全社会进入了血液沸腾性情躁动的英雄时代，文化大繁荣也被作为一个社会话题提出来了。但无论立足于是传承抑或创新，文明绝不应该仅限于捣鼓一些离奇怪诞的词语。当代中国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是解决一些早该明了却素未清晰的文化课题。本人在大学任教几十年，深感无论是谦逊问道的学子还是受人崇拜景仰的学究，对一些基本的文化常识还不甚了了。致使很多谬误在人们当中以讹传讹习以假乱真，最近有专家还苦心孤诣计算出了中华文明的“复兴指数”。长此以往难免为五千年文明留下污垢。评判人类文明只有两项客观指标，那就是人工建筑以及文字应用。关于人工建筑，2012年9月12日，署名汲东野等人在《法制日报》撰文指出，中国5年共垮塌37座桥梁云云，标题赫然醒目。从文化学角度判研此事，就远远不仅是桥梁圮毁而是人类文明的37处坍塌。不过本文无意讨论那种经国济民的大政方针，只是意欲阐发文字的性质作用及其社会意义，以图能对恢宏磅礴的古老文明拾遗纠偏，从而让伟大的东方文明免遭掩质埋光之虞，仅此而已。

汉字是全人类从古至今唯一一种数千年一直沿续使用的语言符号系统。世界上林林总总的各类汉语教材或有关汉语的论著，无论出自何时何地，概莫能外地要论及汉字的起源、性质及其构形原理等基本问题，研究汉语而不谈汉字，将被学术界视为幼稚或被社会认为存在残缺。这就使得有关汉字研究的各种学术场合始终充满迷人的炫目光芒。不过既然讨论研究的是同一对象，按理不论采用何种理论方法，研究结果都该殊途同归。然而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汉字研究的成果并不令人乐观。对汉字的起源、性质、构形原理研究迄今没有形成比较成熟一致的说法。早些时候，用于记录汉语的汉字曾被某些欧美语言学家妄称为象形文字甚至把它说成是图画文字。然而语言学原理告诉我们，文字跟图画的根本界线不在于构形简单或复杂。在文字中一幅复杂的图画甚至雕刻，仅止于表示一个简单明确的音节；而在图画中却可能以一笔简略的笔划表示一起复杂的事件。汉字在世界上数以千计的民族文字当中毫无参照物和可比性，它既不是记录简单的语言音节，也不是表现复杂的生活事件。

汉语言文学的起源篇6

这种年轻性决定了许多(尽管不是全部)语法成分起源上的明晰性(例如,法语中相对来讲出现较晚的由动词avoir’‘有”构成的起源上很明晰的简单将来时形式),以及许多语法标志在使用上的任选性,(我们顺便指出,尽管许多人认为任选性证明相应标志的非语法性,但我们认为,任选的只是那些表达派生的,而非基本意义的语法标志。省略掉任何一个有实质意义的成分都会导致意义的改变。而可以省略掉的语法标志所表达的意义总可以通过其他手段,甚至通过上下文表达出来。)后者是以语言中存在着确定的标志及其确定的功能,以及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将那些词的原有的涵义赋予功能标志这样一个事实出发的。尽管标志的起源有时影响到其使用,但并无直接的联系。换言之,起源归起源,而功能归功能。对汉语及其他孤立语“无语法”的看法也从对汉民族语文传统的反思中得到了支持,这种传统无独立的语法学说,不能用词、词干、词根、词缀、语法成分、语法范畴等概念。我们认为尽管不能完全否认汉民族语文学传统中存在“语法性”因素(详见下述),但上述大多数概念在汉民族语文学传统中的确是缺乏的。

应该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汉语(这里指的是文言及其变体)顾及到业己形成的语文学传统这一种状况决定的。但关键并不只是在于形成了汉民族语文学传统的汉语的这种情况。古汉语可以没形态,但是有句法。(众所周知,可以存在没有形态的语言,但不存在没有句法的语言。)在汉民族语文学传统中句法学说同样是完全缺乏的。到本世纪当汉民族语文学传统发生变化时,才出现了句法,并对汉语句法进行了许多论述。根据以上所述,我们确认,汉民族语文学传统的形成并不完全取决于汉语的特点,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即对古文的注疏。这是由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决定的。在这种传统下,博古及通晓古文被认为是最高价值之一。众所周知,中国一直被这样一种观念所左右,即古时的国家体制是治国典范,所有的诗书和哲学道德论述实际上都是为其而做。权力统治机关为此而实行一种专门的考试制度(考的是经典的确切涵义,根据经典所出题目的解题与作文能力),给通过考试的人以官职。因此,热衷于仕途的人须受到良好的语文教育,语文和权力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结果形成了不仅是语文“统治”,而且是语文学本身的权力。因此,汉民族语文学传统注重的不是语言的结构而是文本的注疏。尽管在这种传统下,还是形成了对所有语言单位的“虚”、“实”之分。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对语言的语法观点。据19世纪英国汉学家3江K日HC证实,古汉语语法文学就使用了“活的”与“死的”概念(或“动的”和“不动的”单位),相当于“实词”的单位,并且出现了对实词单位细分的萌芽。

动的(“活的”)单位相当于动词,而不动的(“死的”)相当于名词。运用反切注音,发展出了(非常精密的)汉语传统音韵学,并且编着了韵典和音表,帮助巩固古文知识和通过考试。大量的各种类型的词典(工具书)编纂导致了词典学和词汇学的发展。早在古代汉民族语文学传统形成之际,就研制出了对文本中出现的各种单位进行描写和定性的手段与方法,这是分析文本单位(实际上就是文本中的词)的特有方式,类似于我们当论词汇学中的释义分析。古代词典(尔雅、方言、说文等)解释词的单位时使用了相应的词和表达方式,这些词也可以称之为“操作词”,例如“犹”,用于对比同义或近义词,“草犹皮也”(毛诗注);“谓”,将抽象的概念通过具体事物来解释;“之为言”(或“之言”),用于解释同音词,“德之为言得”(朱熹注)等。总之,不能不看到注释手段与释义分析手段的相似。我们认为上述材料证明了汉民族语文传统中在多大程度上区分了单位的声音与意义,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区分了单位,而将构成文本的词理解为具有两方面的属性,这从实质上看是语言和语言学观点的萌芽。在古汉民族语文传统中就存在着对多音节词的概念,将双音节的简单词称为“联绵字”。

这些词被收进《联绵字典》,计36卷,运用反切注音,并对多义词的每一个意义都分别注释。这一切都证明不仅有关于词的,而且还有关于它的可能的多义性的概念。“联绵字”中的“字”不能理解成单音节的、或象形的“字”,而是类似于词的一种单位,有时可以用来表示词。古代的辞典就已因编纂的目的和任务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并意味着语言学概念的萌芽。例如“尔雅”、“方言”等。在词典“说文”中许慎对象形字及其书写规则进行了区分,甚至给出了许多意义较窄的词与意义较宽的词构成的同义词。实际上,词的这种分类法类似于现代语言学中在主要的词义一致的场的框架内进行的研究。因为在“说文”中意义较宽的词用于解释意义较窄的词。上述可见,所有这些词典都是一定的“语法”分析和对收人到词典中的单位进行评价的结果。如果没有类似的对单位及其系统关系的预先分析,不可能有任何辞典学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