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技伦理的认识篇1

关键词：生命科学；伦理道德；社会责任感；道德冲击

1.生命科学发展对伦理道德观的影响

1.1对生命观的影响

1.1.1改变人类进化过程

达尔文进化论奠定了人类起源的基础理论，他认为，人类是从低级动物经过自然进化成高级动物，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关于人类性别以及个性也是自然选择。但是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生物技术达到一定水平能够进行克隆技术，1996年科学家利用克隆技术克隆了一头羊叫多利，打破了传统伦理道德上的自然生命规则，传统科学中哺乳动物的繁衍需要依靠两性生殖细胞完成，而克隆技术的出现意外着无性繁殖成为未来生命诞生的可能，人类由自然进化走向自主进化，自主进化过程中对人类进行复制成为了世人关注的焦点，其面临的伦理道德使大众难以接受[1]。

1.1.2改变人类健康观

在传统的思想中，人是由躯体和精神共同活动的结合体，这种观点引入到现代健康观念中则是传统医学中提出的形与神。中医健康观讲究养生之道，需形神俱备，而西方健康观受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影响较大，主要强调身体的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健康有着明确的定义，即身体、心理以及社会都处在完全健康的状态。但是生命科学发展研究认为疾病产生的根源在于基因，因此，有关心灵、精神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在基因的作用下显得很渺小，导致人们对于健康的认识走向片面化。

1.2对公平观的影响

普遍人们所理解的公平则是指人与社会、自然、人之间公平享有的生存价值。比如在伦理道德范围内所有人具有同等的自由、机会、自尊以及荣誉等，然而生命科学的发展冲击着这种作为人所拥有的基本公平体系。在目前的生物分子研究过程中发现，人的性格特征以及行为方式等被证明与遗传基因有关，比如基因研究认为具有XYY染色体的男性犯罪几率较高，这种遗传基因决定的行为方式冲击着人类生而平等的观念。当生命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具备相关技术为下一代选择优秀基因时，由于个人的基因信息被公共化，则无可避免挑战人类关系中的公平观，对于基因有缺陷的人来说，由此可能引发社会对于遗传基因的歧视问题。

1.3对家庭观的影响

1.3.1影响人伦关系

家庭是整个庞大社会的基础组成部分，家庭通过婚姻以及血缘关系组成，因此，家庭也是法律与道德的出发点。在家庭中，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有着严格的秩序。根据成员的身份组成进行家庭义务的分配是传统伦理道德观所遵循的原则，也是符合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基础原则。然而生命科学大发展衍生出克隆人，打破了这种世俗人伦关系，甚至在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变得模糊不清。利用无性繁殖复制的人类，从遗传学上看，与一卵多胞胎相似，但是年龄上又存在差距，无法界定是亲子关系还是同胞关系，搅乱了家庭成员中对于关系的定位，造成长幼无序的混乱局面。

1.3.2影响家庭两性关系

传统家庭被赋予了繁衍的社会属性，在家庭中两性关系影响着人口的生理健康。家庭不仅给与人类生存物质保障，还提供亲情和友爱。当生命科学发展到一定地步，不再需要两性关系进行人类繁殖，家庭生育功能随着生命科学发展逐渐淡化，引发对家庭存在的质疑。在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中，父母赋予子女生命，子女是父母情感的结晶，家庭和谐血缘关系功不可没。克隆技术的发展使得两性之间没有亲子血缘关系，家庭成员之间亲情观念淡薄[2]。

2.生命科学家行为的伦理道德责任

2.1生命科学家的科技伦理道德责任

目前，由于人们对于生命科学的认识不够，通常认为生命科学只要不停止就是在进步，其本质上是中性的，与伦理道德不存在任何关系。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对人类造成的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时，人们才逐渐意识到，生命科技与伦理道德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决策、宗教信仰以及伦理道德规范等都会制约着生命科学的发展。生命科学家作为生命科学研究的主体，其伦理道德观影响着生命科技研究的目标定位，同时对生命科技研究的内容及方式也有着影响。生命科技的研究方向，及其成果应用范围无不包含着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伦理道德的因素，因此，生命科学家在进行生命科学研究活动时需要承担起科技带来的伦理道德责任，为生命科学研究承担后果。

2.2生命科学家的社会伦理道德责任

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逐渐面对生命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危害进行反思和讨论，例如生命科学家曾经对重组DNA技术研究可能存在的潜在危害进行论证。近年来基因组计划、克隆技术也引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伦理道德观念的讨论。但是对于生命科学研究中存在潜在危险的生命技术是否加以限制，并没有得出有效的结论。因此，生命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不仅是为人类发展提供更先进的技术层面支持，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生命科学精神给社会公众带来正能量。另外生命科学家对生命技术进行研究，有专业的知识能够预见生命科学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作为人类社会的精英，生命科学家有能力参与重大社会发展决策，以保证生命科学发展实验的安全和可靠[3]。

3.生命科学发展过程中伦理道德的政策约束

生命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对人类的影响极为深远。人类面对生命科技应用过程中存在着伦理道德风险，必须制定合理的生命科技政策进行约束，通过政策引导生命科学研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生命科学研究的复杂性要求生命科技政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生命科学研究与科技政策之间保持良性的平衡以求获得伦理道德的认可。在生命科技政策具体制定过程中，需要综合多方意见，对科技成果有充分的认识和把我，遵循生命科学发展与人文伦理相结合的原则，对应用范畴进行规范。目前，社会上已有许多政策规范了现有的生命科技应用，比如1998年我国颁布实施遗传资源管理暂行条例；2003年加拿大正式提出法律草案，该法案禁止克隆人类的行为，禁止婴儿性别选择等。

4.结束

对科技伦理的认识篇2

关键词:工程伦理学;美国;职业伦理

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工程伦理学,开创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迄今为止,美国工程伦理学在理论框架的完善性和实践应用的有效性两方面均居于工程伦理学科的领先地位。美国工程伦理学系统的理论框架是该学科独立性和成熟性的主要标志,它以增强工程职业的道德自主能力为主要目标,针对工程伦理决策问题,依据西方伦理学基本理论、道德经验和法律体系所公认的伦理原则进行理解和分析,并采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形成了创造性解决问题的策略体系。相应地,美国工程伦理学在实践应用方面也非常有效,主要体现为工程伦理教育体系的完善和工程领域中伦理问题的有效解决。那么,为什么工程伦理学首先产生于美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为什么工程伦理学在美国得以全面发展?美国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哪些方面对工程伦理学科的确立和工程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一步明晰这些问题,对于我国的工程伦理理论体系建构、工程伦理教育体系确立以及制定和推行工程伦理规范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本文试从一种社会学的视角来具体分析美国工程伦理学赖以确立和发展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认识背景。

一、西方文化思想的传承

1.专家治国思想的延续

专家治国论(technocracy),来自于希腊文techne(技术)和kratos(权力),这一概念表示要建立技术专家的政治,其特点是不以某一阶级的“私利”作为基础,而是以科学技术作为基础来管理社会,技术专家成为管理者［1］。专家治国思想在柏拉图时代就已经产生,柏拉图认为,哲学家是最具理性和智慧的人,应该成为统治者,武士勇敢应成为管理者,而劳动者则处于最低的生产者的地位。这种专家治国思想在此后的西方思想传承中逐渐明晰,并不断完善。英国哲学家f.培根在他的《新大西岛》中阐述了技术活动兴旺发达、技术专家治国治民的思想。圣西门则明确提出“专家治国论”思想。他认为,过去的社会是军事社会,其中主要的人物是牧师、武士和封建主;而将来的社会则是一个工业社会,它是以有条理、有系统的方式把技术知识应用于社会事务,所以治理新社会的将是生产者－工程师和企业家这些时代的新秀们［2］。

工程领域专家治国思想的先驱是前苏联工程师、技术哲学的奠基人之一恩格迈尔,他的专家治国思想与北美的专家治国运动相呼应,并在实践中为该运动搜罗人才。该运动的宗旨是:应该根据技术原理改造和管理商业企业和社会。但是在美国的商业和工程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立［3］。因此,工程界要追求自身的独立,寻求政治上的地位,并明确表示工程理想。只是由于种种原因,美国的专家治国运动以一股明确的政治势力出现的计划落空了。但是作为一种普遍的启示,专家治国思想将继续对全世界的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并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用管理能力和效率来取代或左或右的意识形态。在专家治国思想中孕育的工程理想也在随后出现的对工程伦理问题的关注中延续下去。比如,曼泰尔(mantell)在其工程伦理著作《工程中的伦理与专业主义》(1964)中明确提出用工程方法解决广义的社会问题,包括伦理问题。曼泰尔认为,将调整了的工程方法应用于解决个体伦理问题将有助于扩大工程职业的应用领域,使其能对更广义社会问题的解决施加更大的影响［4］。这种思想在美国工程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确立后的著作中,没有体现得这么明显,但是,一直以来美国工程伦理学对专业主义与伦理之间关系的强调就是对这种思想的隐含性继承。

2.职业伦理传统的发展

何谓职业?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之所以成为职业,主要在于它是建立在严格的伦理规范之上,恰如希波克拉底誓言之于医学职业一般。因为唯有专业人员认同并接受专业伦理规范,他们才会自我约束和正当地行使社会赋予他们的自治的权利,并履行为公众利益服务的义务。最早的职业伦理规范除了医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之外,还有对建筑师责任的规定,它最早出现于汉穆拉比法典中:如果一位建造者为他人盖了一个房子但是没做好,那房子塌了并导致房主死亡,那么建造者应该被处死［5］。总之,一些古老的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职业都有着固定的行规,这些行规规定了职业所要担负的责任,有些比较简单,有些相对复杂。现代职业也承袭了传统职业的一些要求,一些新兴职业,如律师、工程师等也与之类比,公开颁布一些职业上的具体行为准则。

现代西方职业观念的确立,更主要是来自近代宗教对职业观念的发展。16世纪路德的宗教改革,使人们对职业观念的认识发生了一些改变。同天主教的态度相比,宗教改革本身的后果是,有组织地从事一项职业的世俗劳动越来越受到道德重视和教会许可。而发端于加尔文教的英国清教徒为职业观提供了最融贯系统的宗教依据。在他们看来,职业是上帝向人颁发的命令,要他为神圣荣耀而劳动。他们认为正规的职业乃是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一种职业是否有用,也就是能否博得上帝的青睐,主要的衡量尺度是道德标准,换句话说,必须根据它为社会所提供的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不过,另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标准乃是私人获利的程度。因为,当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和必须的。”［6］宗教“入世苦行”为世俗职业的发展提供了文化背景,即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因此,在西方社会,对伦理的重视成为职业的一种内在要求。

3.现代西方文化价值的渗透

每一种人类文化形态都具有标志其某些种类的社会活动的一组文化价值、一组道德偏好,现代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深深扎根于美国社会。这些价值不是官方的,甚至也不是经过正式整理的,它们只是作为许多试图发现这些价值的学者与精神领袖的一致意见而提供出来。这些价值对于现代西方社会中的科学与其他基本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同样它们也是工程伦理学得以确立和发展的价值基础。借用美国科学社会学家伯纳德•巴伯对影响科学发展的现代西方五种核心文化价值的总结,可以说明它们对于美国工程伦理学的意义所在。

首先,是合理性价值。所谓合理性价值,是指对于遍及社会之广阔领域的科学实践给予道德上、情感上、“建制化的”支持。这种支持在于它为试图把所有的人类存在现象都变成更一致、更有序和更概括化的理解形式的尝试提供关键性途径。这种合理性价值更多地构成了美国社会的基础。第二,“功利主义”也是现代世界重要的文化价值。功利主义价值是指现代人的主要兴趣在于这个世界和这个自然界的事物。这种对于世俗活动的兴趣已经几乎变成完全自主性的。第三,是普遍主义价值,它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寻找生活中的职业,以实现他们的价值。第四,是个人主义文化价值,在这里,个人主义文化价值指的是受个人良心而不是受有组织的权威的驱使这一道德偏好。这种自由主义信念认为,为所有以自己的良心行事的行为寻找契机是我们的责任。第五,“进步”与社会改善主义价值,它认为,积极的合理性能够并且应该改善人在这个世界中的许多境况。与此相伴随的是相信并赞同这个世界的“进步”,它是以一种积累的方式在进化［7］73。

这五种促进科学发展的关键文化价值不是唯一产生于西方,也不是只作用于美国社会。同时,即使在同一个社会中,这五种文化价值之间有时也会产生冲突,比如,普遍主义价值与功利主义价值之间、合理性价值与社会改善主义价值之间以及个人主义文化价值与普遍主义价值之间都会存在一些不协调之处。但是,这五种文化价值在美国社会中的比较合理的组合,对于工程伦理思想的传承和工程伦理学科的确立提供了比较坚实的文化基础。当然,仅靠这五种文化价值并不会实质性地确立工程伦理学科,它还需要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条件的积极支持。

二、技术社会背景的支持

美国是世界上技术与工程发展比较先进和完善的发达国家之一。因此,美国社会也是最早应对技术与工程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国家之一。这些问题最初表现为工程专业人员与客户、工程公司与消费者之间的冲突;随着技术工程能力的增强和工程应用范围的扩大,工程在造福社会的同时,频繁的工程事故更是带来很多困扰。工程灾难一度成为美国工程伦理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在对这些冲突、事故和灾难的切身体验和深入反思的基础上,美国社会群体的工程伦理意识不断增强。各种社会组织和工程团体积极投身于工程伦理的相关研究和实践,并在大学工程教育中引入伦理方面的内容,以确保工程伦理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和对工程主要参与者的伦理意识的培养与技能方面的训练。

1.政府与企业的基金支持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和人文基金(neh)较早地开始支持大学开展工程伦理教育及其相关研究。美国学者r.baum承担了由nsf和neh资助的“哲学与工程伦理”1978—1980年间的国家项目,开始奠定了工程伦理学作为涉及哲学、工程学、社会科学、法律和管理科学的“跨学科性学科”地位的基础。1990年,美国学者r.霍兰德和n.斯迪奈克对1976—1987年间nsf资助的与工程伦理相关的研究课题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课题具体研究领域有［8］:①科学与工程的道德方面;②科学家与工程师的社会化问题;③科学与技术新发展的伦理学意义;④社会如何影响科学与工程的实施;⑤与技术的社会应用有关的问题。1992年nsf曾资助过两项工程伦理研究［9］－“将伦理案例研究引入大学工程必修课程中”和“讲授工程伦理:案例研究方法”。政府基金对工程伦理学研究的支持从制度上肯定了工程伦理学研究的意义,对推动工程伦理教学与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带动了其他社会力量对工程伦理研究的重视和给予更多的投入。

大企业或企业联盟通常垄断某种行业,或者与某些行业的关系密切,企业、行业或职业在具体的工程实践中有时难以划分清楚。因此,工程伦理问题很早就被美国各种工程企业和行业所关注。例如,作为一种行业协会的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在其建立之初,就意识到了设立行业伦理规范的重要性,并且该协会非常重视对工程伦理相关问题的基础研究。它设立基金,表彰在工程伦理实践和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创办《ieee技术与社会》等刊物,并资助出版了大量相关的学术著作。美国化学委员会(原为化学品制造商协会)［10］设立“超级基金”来支持对由于化学工业污染所造成的工程伦理问题的处理和研究。此类来自大企业和行业组织的基金支持更强调对解决问题的具体策略的研究,但是为了使具体策略更加强有力,也要求对工程伦理一般性问题的深入研究,比如将工程伦理置于技术与社会的更为普遍和广泛的背景来考察等。

2.工程协会的自觉发展

在美国,各种专业工程协会负责制定相应的伦理规范,它们代表了工程师对指导其专业活动的标准的共同看法。尽管这些专业伦理规范有时并没有给出处理具体伦理问题的明确答案,但它们毕竟提供了指导原则。此外,为了使伦理规范更适合于工程实践,工程协会还要就工程伦理规范和原则进行有组织的专门研究,而制定和采用伦理规范已经成为工程协会章程的一个必要条件和重要标志。因此几乎所有美国工程协会或学会在其章程中都包含了伦理规范的要求。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会(abet)一直要求:凡欲通过认证的工程教育计划,都必须包括伦理教育的内容。从1996年开始,美国注册工程师们的“工程基础”考试也包括工程伦理科目的内容。这使最初的工程协会的伦理规范只适用于其成员的目的得以扩展。

3.大学工程伦理教育体系的完善

美国工程伦理方面的专家学者以不同学科背景共同参与到工程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当中,他们包括:工程背景的教授、哲学和人文学科背景的教授、社会科学背景的教授等。较早介入工程伦理研究的人文学者包括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应用哲学伦理学的框架来研究工程实践中的具体伦理问题,应用历史方法来考察工程知识、工程职业的历史,以及它们与工程伦理思想的起源与发展的关系。这些工程师—人文学者团队共同参与美国国家工程伦理计划,合作著书立说,讲授团队教学课程并为工程师和人文学者听众作演讲。

目前看来,美国几乎所有工科院校的哲学(伦理学)教授都是工程伦理学或相关课程的教学和研究者,因此其研究成果数量可观。在美国,工程伦理学著作出版数量之多、更新频率之快,是其他国家工程伦理研究学者们无法与之比肩的。这些出版物既是研究专著,同时也是工程伦理学课程教材,一些著名的美国工程伦理学专著和教材在世界范围内通用,并经多次重印和再版。目前那些著名的工程伦理学教材已有日文、韩文和中文等多种译本。这些教材,以不同的视角和侧重,以案例为核心,展现了美国工程伦理学关注的问题、分析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策略等。此外,对工程伦理研究与教学方法的重视,也是美国工程伦理学得以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美国工科院校的伦理学教授们普遍认为,在伦理教育中,采用课堂讲授的形式提出伦理问题是有必要的,但这对于学生们获得解决伦理问题的经验还很不够。他们认为,将工程设计经验与伦理经验相结合是比较可取的教学方法。伦理问题与设计问题的相似之处在于,它虽然没有唯一正确解,但有些解显然更合理。因此,在教学中应当针对具体的工程设计案例,运用问题求解技术和方法,帮助学生识别和处理伦理问题,并着力提高他们的道德认识能力。

三、公众对科技认识水平的提高

对一个社会总体科技认识水平高低的评价,主要来自对公众两方面素质的考察:①对于科学技术的概念、原理与方法的认知和应用能力;②对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全面反思能力。前者主要通过科学普及和专业的科学教育来实现,后者主要是人文学科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常识中通常将前者称为科学技术的继承者,后者被称为科学技术的批判者。在科学技术教育分科比较严重的社会和发展阶段,对二者之间区分的强调通常会导致两种文化的割裂(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西方社会这种割裂被比较早地认识到,他们发现这种割裂所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那么如何弥补这种割裂呢?

在西方社会中首先由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士来承担这项任务,其中科学家作为最初的主导力量,他们主要以行动来抵制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后来,更多的科技实践者和科技政策制定者参与到沟通两种文化的进程中,并且越来越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开始以建设性的视角,以一种更加理论化的形式对科学技术进行多方面的考察,现在将此类研究通称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或科学技术论(sts)。这一研究群体中包括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管理学家等等,目前科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合作,成为sts研究与教育的中间力量。sts研究揭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深层关系,试图从社会视角探讨科学技术的本质;同时sts研究在职业伦理和技术评估实践中也被广泛应用。随着工程和技术社会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对技术和工程的社会研究被更广泛的研究者们所重视。这些共同努力的成果之一就是奠定了美国工程伦理学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促进了整个文化和社会领域(公众)对于科学技术专业人员社会责任意识的重视。伴随美国工程伦理学发展的认识基础体现在sts的三个主要研究阶段。

1.sts经典研究: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揭示

美国社会学家r.k.默顿,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反对科学的倾向(如一些人文学者的反科学思想和纳粹德国的反科学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科学与社会”研究以及知识社会学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其1938年出版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为标志,开创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其间虽有中断,但是默顿对于科学社会学问题一直投以极大热情,他的学生b.巴伯1952年出版了《科学与社会秩序》一书,在默顿科学社会学思想和框架基础上,将科学社会学系统化,为其成为一个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科学社会学按照默顿开创的问题集合和框架体系得以稳步发展,这一学派通常被称为科学社会学的默顿学派,它成为美国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主流。默顿强调对科学的精神特质和社会规范的研究,他提出,现代科学的精神特质包括: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态度［11］。科学的社会规范主要是指社会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为科学发展所提供的外部条件和氛围。默顿学派对于科学奖励系统和科学共同体内在约束机制的研究,为包括工程伦理学在内的职业伦理学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2.sts应用研究:职业伦理与技术评估

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典sts研究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其研究的核心是科学的社会结构问题。他们通过科学奖励系统,揭示科学的社会运行机制;利用人际关系测量技术,对科学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交流、合作以及其他社会互动的情况进行调查,从而深入细致地刻画了科学的社会结构,同时,他们还把这方面的研究与科学增长联系起来。总之,在这一阶段,sts研究的主流是把科学视为一种社会亚系统,分析它的内部结构及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7］312。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也强化了sts的应用研究,即职业伦理与技术评估实践方面的研究。

职业伦理研究在已有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稳步发展,技术评估作为一种对技术理解和控制的新概念被提出。技术评估(ta),是对一种技术过程、物质、项目或方法所产生影响的多学科评价。其目的在于揭示和预测一些农业、生物、化学、电子产业或医药技术的后果和风险,从而为制定与之相关的公共政策提供一种合理的基础。技术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该项技术的社会、伦理和环境影响的评价［12］。职业伦理观念、商业的社会责任运动与美国政府对技术评估实践的重视,共同强化了工程职业控制技术应用的社会责任。

3.sts理论研究:社会建构论及其他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科学社会学中的爱丁堡学派异军突起。该学派宣称,他们抛弃经典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他们主要分析各种社会因素对科学思想或概念之形成和演变的影响。他们主要采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深入到科学研究的重地(实验室),通过观察科学家来了解科学家制造知识的过程。这种对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试图提出一种关于科学知识社会生产的普遍解释,这种研究思路,被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或科学技术论(sts)。科学技术论的目标是“提供有关科学的一种社会科学的解释”,它所“专注研究的是自然科学各学科所生产的、被认为是被证明了的知识的社会过程”［13］。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集中研究有成就或典型的历史和现实中的科学案例,其研究成果增强了公众对于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理解。

这种研究思路,被认为是对默顿科学社会学研究传统的反叛,他们揭示了在科学神圣外衣保护下,科学知识生产中的一些不为公众所知的内幕。对这些内幕的揭示似乎是削弱了人们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信任,但是,这种社会建构思想也强化了外部社会因素控制科学的观念。将科学的局内人与局外人联系起来,使局外人了解科学和参与科学研究评价成为可能。在这里,对于外部社会因素的理解范围更广了,它超出了单纯的科学技术共同体,还包括更大范围的与科学技术利益相关的社会群体。社会群体控制科学技术的能力和范围在扩大,因此,传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职业群体的精神特质和伦理规范要受到更为一般性的审查。传统工程伦理学研究的目标设定、问题指向和理论方法都要进行一些根本性的改变。这对于美国工程伦理学自身的改进和应用范围的扩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四、结语

工程伦理学产生于美国,有其深厚的文化思想渊源、社会背景支持和认识基础保障。这些外部因素的协调与共生,促使美国工程伦理学在目标设定、问题选择、理论建构和方法体系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在目标设定上,将工程师和工程协会视为工程伦理的主体,以培养工程职业和从业人员处理工程中复杂道德问题的能力为工程伦理的主要目标。因此,它所关注的工程伦理问题主要是工程职业的伦理建设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等。它对此类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已有的西方伦理价值规范、法律和宗教经验以及专业标准的规定。此外,美国工程伦理学以问题为核心,全面吸收sts研究成果,采用适合于问题解决的多种研究方法,包括伦理的、工程的和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来解决工程伦理问题。

历史文化与社会和认识背景的差异是导致观念差异的基础,历史无法重写,但是带有不同历史印迹的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是现代社会的主流话语和实践行为,我们共同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类似问题,使我们不得不彼此借鉴对方已有的理论与方法。从伦理维度来探讨和解决一些棘手的工程问题也是现代社会多种文化碰撞和交流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参与到与此相关的研究和实践过程,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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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技伦理的认识篇3

关键词：科学；伦理；关系

新世纪，知识经济的朝阳正冉冉升起，人们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注可谓前所未有。互联网、克隆羊、人类基因图谱等，都提出了科技与伦理相互关系的一些尖锐的新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深入的思考。

1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

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

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Www.133229.COm

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2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1）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影响。

在人类文明史上，科学技术的进步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人类伦理道德的进步。科学技术是推动包括道德进步在内的文明发展的伟大动力，必须以科学的“真”，促进道德的“善”，以实现真、善、美的统一。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大了伦理道德领域。在任何时代，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成果的应用必然导致人类实践领域的拓展。科技进步对伦理道德领域的扩展，其具体方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从中世纪欧洲的宗教统治科学到文艺复兴，正是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才使得中世纪的宗教道德受到严重冲击，从而促进了人类道德的不断发展，促进了新的伦理观念的形成。另外，科学技术活动对个人优秀道德品质的形成，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科学家萨顿所说“：科学是人类精神的最佳清洁剂，它摒弃一切宗教，唯取最高的信仰。”

古希腊哲学家认为智慧和知识是构成道德行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提出知识就是道德。德国现代物理学家包生尔认为，科学知识是构成人类道德的重要方面。他认为一个时代对知识的评价可以用作衡量时代精神的标准。由此可见，科学与道德有着较深层次的内在联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不断走向文明、走向道德，从原始人到现代人，在伦理道德上不知进步了多少，难怪近代伦理学家们对那种知识使人类退化的观点提出了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知识有利于陶冶人的品性，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使人生活幸福。

科技发展和科技成果的应用推动了伦理道德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道德主体的全面发展和道德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其对道德建设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促使道德主体提高科学文化素质，道德主体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是道德建设的基础和前提。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从客观上对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科技现代化的条件下，劳动者不再以体力和经验为基础，而是以智力和知识为基础，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对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促进作用。②科技的现代化有助于提高道德主体的民主意识。民主意识是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道德素质高低的标志之一。有关研究表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与科学文化水平存在函数关系，人的科学文化水平越高，民主意识越强。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劳动者通常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此外，随着系统科学等新兴科学的兴起，系统思维等现代思维方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人们的智力水平得到提高，自然也增强了其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③促进道德主体个性全面发展。一方面，科技的现代化对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科技成果的应用也提高了道德主体的认识水平和思维能力，促进了其科学世界观的形成，并为其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2）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影响。

科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也是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社会行为，承担着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科技一旦不被正确地使用，必将产生恶劣的影响。科技发展必须重视伦理规范，以弘扬科技的正面效益，扼制其负面影响，更好地为人类造福。从这一点来说，科技发展必须遵守一定的伦理规范，一切不符合伦理道德的科技活动必将遭到人们的异议、反对，被送上道德法庭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有些科技活动特别是现代高新技术活动，存在着可能的或潜在的风险，也需要伦理规范，以预防不良后果或灾难的发生。如克隆人问题、基因工程、基因组遗传信息的应用和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基因诊断与基因治疗问题、转基因食品与转基因农作物问题、遗传资源和多样性保护问题，以及基因武器问题等等，不一而足。它们涉及到人类个体安全和国家安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等重大问题，不可小视。试想，如果克隆人的科技活动允许自由进行的话，许多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可能会接踵而至：人伦关系混乱，性别比例失调，希特勒优生理论沉渣泛起，所以应该禁止。又如基因工程技术可以打破种属之间的遗传屏障，很容易在试管中进行各种遗传重组，制造出可能的“怪物”，直接威胁人类生命安全或破坏生态平衡，所以此类工作不仅需要伦理规范，还要制订一些专门的规章制度，以规范其行为，使其负面影响减小至最低程度。基因武器是近来报刊上经常谈论的话题。根据不同种族基因组多样性特点，采用基因工程技术手段，有可能设计、研制出针对某一种族的基因武器，从而对某一种族和国家的安全造成潜在的和巨大的威胁。对此，应达成国际性的伦理宣言和协议，反对和禁止此类科技活动。

3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

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人与科技手段的关系，两者的关系中，人是目的，科学技术是手段，科学技术是为人服务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人有能力支配科技手段从自然中不断获得自由，与此同时，他也需要尊重工具系统的规律和性能，服从工具操作要求。任何时候都没有绝对的自由，人从自然中获得自由是基于对必然性的认识和遵循。那么人对科技工具的服从，也是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工具系统是以人工装置的方式体现了自然规律。工具技术对人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和压抑，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单方面地发展科学技术，并不能使人一定得到幸福和满足。要缓解和减轻科技手段对人的控制和压抑程度，必须需要伦理道德的关怀。伦理道德表征的是人的主体精神世界。作为人的一种自我意识，人文精神力求发现那些使人成为人或规定人之为人的东西，要穷根究底地追溯人何以作为人存在、人何以会具有那些属人的东西。作为一种主体尺度，伦理道德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历史积淀和集中表现，它是人作为主体的一切活动的内在根据。它内蕴的是一种以人为本位、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维护人的地位和权利、实现人的目的和理想的人本意识，体征了人类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求，是人的精神的核心和灵魂。科学技术是中性的，所以科学技术是否运用得当，是否合理，这是科学技术本身所无法解决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伦理道德和价值观问题。所以，为保证科学技术的合理、正当运用，应该用伦理道德来协调其发展，使其发挥对科技的导向与规范作用，让科技发展真正服务于人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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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曹惠芳.科技行为的伦理思考［j］.沧桑，2010，（1）.

对科技伦理的认识篇4

颅相学的产生有着深远的文化心理基础，认为头颅形状和精神气质密切相关的想法，在很多早期文化中都有反映。1809年，德国医生弗朗兹•约瑟夫•加尔(FranzJosephGall)在其纲领性著作《神经系统尤其是大脑的解剖和生理学，以及根据人和动物的头颅的形状，测定其智力和道德品性之学说》中，阐明了自己的理解:精神特征，即官能，与大脑器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加尔自称自己的学说是建立在对几百个体的调查证据之上。由于当时没有大脑测量技术，加尔将大脑的可测量差别转移到颅骨上面。这样就可以根据一个人的颅骨的形状去推测该人的心理特点。这一转移使得他的理论极富操作性。不久之后，颅相学开始向外传播并吸引许多知识分子注意。英国律师康布(GeorgeCombe)成为英语世界里颅相学的主要倡导者。他书写的介绍颅相学的书，竟然售出20多万本，作为一本“科学”理论书籍，这个销量是惊人的。各种颅相学组织遍布欧美大陆。很多著名的政界人物、哲学家和艺术家都对颅相学倍加推崇。但就在颅相学如日中天的时候，各种反驳也汹涌而来。科学家先是发现心理官能数目始终含糊不清;后来通过对鸽子和鸡的解剖实验表明，大脑具有整体性。最终，1843年法国医学家马戎第(FranoisMa-gendie)指出:“颅相学，是当前的一个伪科学(pseudo-science);……但其结果仅仅是臆想的、经不住任何检验的断言。”［4］从此颅相学在业界被冠为“伪科学”的恶名。不过后来在布鲁卡等人的努力下，脑功能定位的思想再次被认可，一直到今天神经科学仍然延续这一思想，加尔再次成为著名的思想前驱，虽然他的所有知识细节都是错误的。但这项不成熟的科学一旦同某些社会思潮相结合，便立刻成为罪恶的帮凶。20世纪初，一些聪明的人，将颅相学、犯罪学和进化论结合起来，用来验证预设的人种和社会偏见。纳粹当局曾用其来论证种族主义，提出了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的人体分类标准，这些标准建立在对头骨的“科学的”量化测量的基础上。1930年，比利时殖民当局用“颅相学”方法对卢旺达的居民进行“科学测量”，断定图西族对胡图族的优越性。颅相学再次充当政治歧视的工具，为种族歧视在20世纪的血腥暴力推波助澜。颅相学的历史充满着曲折与惊异，正如波普尔所说:“科学史也像人类思想史一样，只不过是一些靠不住的梦幻史、顽固不化史、错误史。”［5］但这样的科学梦幻一旦与社会势力结合，就可能成为可怕的帮凶。因此，关注神经科学技术的并不能只是科技人员，社会学者和伦理学家理应成为这些技术社会应用的审查者，以维护社会和人们不受伤害。

二、神经伦理学的兴起

(一)神经科学技术的挑战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己的精神状态日益关注。又由于精神类药物的普及化，似乎一夜之间便冒出成千上万的精神疾病患者，寻求精神治疗成为一种时尚。比如，1987年上市的百忧解，1994年已成为世界第二位最畅销药物。丰富的利润又反过来刺激神经类科技的迅猛发展。当前，神经科技的迅猛发展与人们对这些科技成果的追捧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状态。这也引起当局的注意，从1989年美国率先提出“脑的十年”(DecadeoftheBrain)计划开始，发达国家纷纷颁布政策推动神经科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发展。新发展起来的神经科学技术包括一个领域广泛的学科系统，从基础的神经生理学，到工具性的神经成像技术、神经工程学，再到实践性的神经药物学、神经外科学，等等。不过，功能性研究比治疗性研究更有前景，尤其是关于个性、社会行为和关于大脑决策的神经生物学根据的研究。神经科学新的研究成果为人类带来了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困惑与思考。神经科学研究的对象涉及心灵的神经基础，一个人的身份，自主的经验和自我的意义都以精神状态的共同体为基础。“一方面我们尚未清楚地说明自我、人性究竟是什么;另一方面‘意识的技术’正在塑造着新的自我和人性。很难说清楚我们获得的还是失去的才是真正的自我，也不知道神经技术对人类自身的进化来说，是终结还是飞跃?神经科学让我们的意识成为一条不规则流动的河，面对自身的时候我们更加纠结。”［6］与生命科学一样，新的神经科学，尤其是当代神经技术的高速发展给伦理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反过来，社会稳定的价值观和伦理规范也给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带来了困惑。这样的讨论本身是技术以外的，为了解决这种双向的挑战，在理论和实践上说明这些问题的实质和意义，我们需要参考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模式。

(二)神经伦理学的研究意义

神经伦理学是面对神经科学高速发展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而做出的紧急应答，具有紧迫性、实效性。这种紧迫性首先表现在对当代神经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社会挑战的应答上。一方面，神经科学不断提供着社会效果没有经过详细评估的产品，隐藏着不可预测的风险;另一方面，多元的价值观和保守的伦理要求给高速发展的神经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设置了障碍，神经科学必须在满足社会心理需要的方向上才能获得长足发展。这需要神经伦理学分析神经产品的风险和效益，分析社会的伦理倾向和心理需要，在此基础上建立有效合理的规范，来扫清疑虑，为神经科学的开路。神经伦理学无疑将改变许多学科认识、处理问题的手段。在实践层面加强对特殊医学的伦理学问题(神经学、精神病学和神经外科学)和提高对病人关怀相关领域研究的伦理学问题的关注与融合，这不仅是为了应对来自医学日益突出的挑战，也是体现全社会精神水平和人文关怀的手段。神经伦理学不但拓宽了哲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增加了哲学研究的现实性和社会效益，而且最关键的是，深化甚至澄清了许多悬而未解的重要问题。一方面神经伦理学在神经科学的基础上对自由意志的重新讨论，将为法律惩恶扬善原则提出重新诠释;另一方面神经伦理学对精神“正常”标准勘定的思考，将为刑罚标准的设定提供参考依据，保持法律的公正、公平。还有神经伦理学对测谎仪伦理地位的判断，将影响其作为法庭证据的资格和条件。当前的神经科学已经通过技术手段(神经产品)来提高个人的认知水平，从而在教育、培训等认知培养方面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传统的价值观显然已经不适应这些新情况，神经伦理学必须深刻地分析这种价值观的嬗变，应对挑战，建立价值规范体系，保持有序的社会环境，为社会政策和管理决策提供参考意见和决策依据，有助于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方针政策来指导相关工作。神经伦理学对宗教现象做出更加现实性、更科学的解释，有助于说明的认识论基础、宗教道德的根源等问题，对宗教传播和宗教的社会影响力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另外，神经伦理学不仅加强了人文学者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神经科学社会影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也加强了科学家关注甚至研究神经科学社会影响的义务和责任，这种从观念上确立神经科学社会影响的重要性不仅有利于推动神经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有利于推动神经科学的自然科学研究，促进神经科学的自然科学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交叉与融合。总之，对神经科学的伦理问题的研究，从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背景和活动空间。这种拓展的活动空间不但包括不得不调整的法律、社会政策和社会文化，而且还包括相关的自然科学(如神经科学、医学、生物学等)的发展方向和规模。正是从这个角度说，神经科学的伦理问题是一个具有重大社会意义、有着广阔前景、正处在蓬勃发展中的研究领域。

三、神经伦理学的进展

对神经伦理学的关注一直伴随着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只不过一开始仅仅通过个人的直觉来反思，通过个人的呼吁来释放影响力。神经伦理学的建制化发展与神经科学技术近代的腾飞密切相连。2004年，美国总统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就神经科学的众多伦理问题，在美国国会进行了报告和辩论，并在2004年9月报告《对来自神经科学方面的证据对刑法的影响的概要》(AnOverviewoftheImpactofNeuroscienceEvi-denceinCriminalLaw)。这标志着神经伦理学争论已经进入政策和法律领域，意味着神经伦理学开始展示实质性的社会影响。

(一)基本研究内容

国外学术界通常把神经伦理学问题分为两个层面:其一，“伦理学的神经科学”(neuroscienceofeth-ics)，是指神经科学对伦理学的潜在意义，其目标是考察伦理行为的神经基础，即把神经科学的知识和伦理学以及相关思想结合在一起，以期对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做更好的理解。这部分被认为是“真正新颖的并且也许是最成熟的进步”。这方面目前比较活跃的有三个主要议题:(1)人性。神经伦理学不像传统伦理学那样把基础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上，而是从人性的生物学图景出发对伦理学进行研究，认为人性中的善与恶有其神经生物学基础。(2)道德判断。神经伦理学利用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或相关的方法，通过对脑损伤病人、精神病患者和正常个体进行研究，指出道德判断有其神经基础。(3)自由意志。认知科学的发展使我们能够对自由意志进行科学的研究。为了开始更新我们关于自由意志的思想，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争论从令人费解的因果真空的形而上学转向自我控制的神经生物学。其二，指在神经科学的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伦理学问题，即“神经科学的伦理学”(ethicsofneuroscience)，是传统生物伦理学在神经科学中的应用，像临床试验设计伦理规范、干细胞或克隆技术使用的指导方针、对神经疾病诊断结果的隐私权等都属于这个范畴。前者比较接近于科学，后者才是真正的伦理研究，也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神经科学的伦理学的当前研究，基本上沿着旧金山会议制定的脑科学—相关政策—社会影响这种从科学自身不断向科学外部扩展的逻辑线索，也就是神经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和应用中的伦理、法律及社会问题(ELSI———ethical，legalandsocialissues)，重点探究神经科学研究的伦理规范，神经科学应用的ELSI以及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公共政策。对应的内容分别是:关于自我、主体和责任的神经科学，社会政策，临床实践。其中主要问题有:(1)在神经科学的框架下来解释或理解伦理学的理论，比如“自我”的本质及其神经表征是什么?自由意志、责任、道德推理等的神经生物学根据是什么?(2)神经类产品的伦理规范。这方面最突出的有三个议题:测谎仪和脑成像的伦理规范问题;认知增强是否允许及伦理规范问题;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脑产品和脑服务市场的伦理问题。(3)培养和促进公众理解神经科学也是神经伦理学学者的基本任务，因此也应考虑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有研究表明，媒体对有关神经科学的报道，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歪曲，再加上科幻小说的影响和神经产品市场的营销，公众对神经科学的了解与现实有一定的错位，有时这种误解还十分严重，从而影响了神经科学家的社会形象和政策制定。

(二)基本原则

有待解决的神经伦理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但原则主义者喜欢提出一些固定的而且具有核心特征的原则，为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方向和指针。生命伦理学通行的基本原则是:不伤害/有利原则、尊重/自主原则和公正原则。其中不伤害/有利原则，指向科学技术成果应用的目的:为人类或技术对象提供更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同时它也是一个否定性的规则，对于那些意图伤害人们的手段是普遍禁止的。尊重/自主原则指向拥有技术的人和技术操作对象之间的关系，即技术专家处于知识等阶的优势地位上，应当尊重那些知识不完整的人的决定和人格。公正原则指向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的方向，各人群和种族都有平等获得或利用生命科技成果的权利，禁止一切不合理的歧视性做法。以上三原则可称为经典三原则，因比彻姆和查尔德瑞斯(Beauchamp＆Childress)在《生物医学伦理学原则》一书中的总结而闻名于世。它们最大的作用是为生命伦理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个框架或基本思路，从而可以更方便地评价行为的合理性，并规定主体的权利。神经科学技术是生命科技的一个部分，经典三原则几乎可以毫不修改地应用到神经伦理学的讨论中，给予神经科技的社会应用以同样重要的指导。但要注意的是，这些原则更多的是方向性原则，并没有给出具体情况下如何行事的具体主张。所以这些原则在理论上是一致赞许的，可执行性却遭遇很大的争论。学术界在相关讨论中也不断地进行反思和质疑，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补充性原则以适应于某些特殊情况。基于当前世界的多元化特征，作为寻求统一道德基础的启蒙运动目标已经难以为继，理性人在多个层面追逐利益时产生严重的无法愈合的冲突。经典三原则并没有明确提出针对这种形势的主张。因此恩格尔哈特提出了挽救道德权威的原则———允许原则。在此基础上道德世界被划分为道德共同体和道德异乡人的二重世界;面对道德异乡人必须放弃行善原则，而以允许原则为交往的指针;这一指针指导人们构造一个充满俗世权威的道德乌托邦。恩格尔哈特提供了一个结构化伦理原则的方案，用来处理多元化道德观的冲突，是伦理原则上的一大创新，但是因为消解了实质性的道德内容，使道德观面临着虚无主义的危险。在涉及增强技术的时候，通常提出区分原则。即将认知治疗的情形与认知增强的情形分开。神经科学技术的应用中，如果一种干涉是针对某种认知子系统的缺陷，或者是矫正(correcting)一种特殊的病理，则被称为治疗(therapeutic);相反，如果不是为了修复某些损伤或矫正功能障碍的目的而改善一个认知子系统，那就是增强。对认知能力的增强性的外部干涉，主要就是针对这些核心机能的某一部分。伦理争议往往产生于增强类干涉，因为它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提高部分特定人群的意识状态或智力水平，造成大量社会规范的失衡。因此，对增强类应用总是态度审慎，并设置许多必要性限制。

四、结语

对科技伦理的认识篇5

工程伦理是工程技术人员及利益相关者在从事工程活动中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以及个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则和规范要求。与一般的职业道德相比，工程伦理具有团体自律性、伦理专业性、行为规范性以及伦理实践性等特点。

工程伦理教育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国际高等工程教育的客观要求。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运动的推进，日益增多的工程项目对生态、资源的承载力和社会公共安全带来了严重危机。一大批工程新领域，如生物工程、基因工程、信息工程、网络工程等也带来了全新的道德责任问题[1]。因此，工程伦理教育已成为国际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重要内容。如美国工程和技术鉴定委员会（ABET）制定的工程认证标准2000提出，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必须接受“在全球和社会的背景下理解工程方案的影响所必需的宽广的教育”，具备“对职业与伦理责任的理解”以及“对当代问题的知识”。[2]

工程伦理教育是应用技术大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促进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通识教育有机结合的有益探索。当前，应用技术大学工程伦理教育仍然较为薄弱。在思想认识上，部分高校存在着重科技轻人文、重实务轻综合素质等倾向；在教学内容上，工程伦理教育从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课程体系不够完善，更缺乏适应高校学科领域或服务行业领域的特色课程；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多采用传统的灌输说教方式，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脱节；在教师队伍方面，主要是哲学、伦理学领域的教师，授课教师既缺工程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知识背景，又缺乏工程设计、施工和管理的实践经验。

二、工程伦理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一）工程伦理教育的目标

现代工程活动的综合性、系统性、复杂性和协同性对工程技术人才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工程伦理教育旨在培养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且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较强的工程伦理素质的应用技术人才。在知识方面，具有丰富的工程伦理认知，形成敏锐的工程伦理意识；在能力方面，能够准确把握工程伦理情境，掌握价值判断、道德选择技能，妥善解决两难的伦理困境；在素质方面，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通过道德自律，自觉将专业伦理价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工程伦理教育的内容

1.工程哲学的基本原理

工程哲學是工程伦理教育的理论基础。工程活动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客观反映，核心理念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人类幸福指数、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近现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明应用，工程活动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广泛而深刻，科技至上论、技术中立论等社会思潮一度主宰人类社会。现代工程技术人员在工程活动中时常面临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以及生态价值等多重伦理价值的道德判断与选择的伦理考验。因此，工程技术人员及利益相关者如何看待工程活动中的多维伦理关系、在解决道德困境中应秉持什么样的伦理价值观和原则要求，成为工程伦理学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2.工程伦理问题

敏锐识别工程伦理问题是工程技术人员伦理素质的基本要求。姜卉认为，工程伦理问题存在三个维度，分别是工程伦理的价值谱系、工程管理全生命周期以及具体工程领域的伦理问题。[3]首先，在工程活动中，工程技术人员的“义务发生对象”类别多样，包括工程人员个人、专业、同事、雇主、客户、承包商、公众、自然环境等，因此，不同类型社会关系所存在的工程伦理问题也各不相同。例如，就工程人员与自身专业的关系而言，存在对职业的忠诚问题、是否胜任等问题；就工程人员与雇主的关系而言，存在兼职问题、虚报及谎报问题等。其次，工程活动包括规划、设计、实施、验收等多个阶段，每个阶段皆存在不同的伦理问题。例如，在规划和设计阶段，应综合评估工程项目对各义务发生对象的影响，以价值排序原则选择最佳方案；在实施阶段，应严格遵循工作程序和操作规程要求，以保证工程品质。最后，具体工程领域（建筑工程、软件工程、化学工程等）也存在不同各自不同的伦理问题。

3.工程伦理规范

工程伦理规范是工程伦理教育的核心。认同、接受、履行工程专业的伦理规范是成为专业工程师的必要条件[4]。工程伦理规范从抽象到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原则、守则和施行细则。一般而言，公众健康、安全与福祉是各国工程专业团体公认的伦理原则。同时，各国或地区还订有各具特色的伦理守则和施行细则。我国台湾地区“中国工程师学会”1996年制订的《中国工程师信条》包括4个层次，如，工程师对社会的责任、工程师对专业的责任、工程师对业雇主的责任、工程师对同僚的责任；每个层次分别包含2个伦理守则，如，工程师对专业的责任包括“敬业守分”和“创新精进”；每个伦理守则又分别包含6个施行细则。[5]

4.工程伦理的道德判断和价值选择能力

工程伦理的道德判断和价值选择能力是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在工程活动中，工程技术人员虽然有现成的伦理规范可以遵循，但工程伦理规范的有效运用还需要工程人员准确理解伦理情境，正确认识与多重“义务发生对象”所产生的伦理问题和价值冲突，采取一定的原则、步骤和方法进行伦理推理，进而解决工程伦理困境。学者们提出了多种伦理模型，如卡罗尔伦理屏风模型[6]、弗里切的伦理决策支持模型[7]、AASCB综合伦理决策模型[8]。国外工程伦理已经研究开发出解决伦理两难问题的一系列方法，如美国工程伦理教育家哈里（Harris）等人建议的划界法（line-drawing）和创造性的中间方法（creativemiddleway）、德国著名技术哲学家伦克（H.Lenk）提出的解决各种责任之间冲突的优先次序原则等。[9]此外，1990年芝加哥工程伦理教育会议又提出了七步法道德决策模式[10]。

三、工程伦理教育的实施途径

（一）作为核心课程的工程伦理教育

在美国，大学学术地位排行前九名的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等都开设了相关的专业伦理课程。[11]我国大多数理工类高校尚未独立开设工程伦理核心课程，以致工程伦理教育形式化和边缘化，功能难以有效发挥。[12]因此，发挥学校学科特色，面向具体工程专业领域，开发建设融工程学科和伦理学科于一体的跨学科校本课程，是应用技术大学加强工程伦理教育的基本要求。

大量引入真实案例或模拟案例，建立起完备的工程伦理案例库，是丰富充实工程伦理教学资源的重中之重。一是挖掘整理我国的现实案例，努力开发针对本地、本专业背景的主题和案例[13]；二是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已有的案例资源，并结合我国历史和现实国情进行选择性吸收。在教学过程中将工程伦理理论教学与案例讨论、工程伦理行为选择的辩论相结合，发挥反面案例的警示作用和正面案例的引导激励作用，强化对学生工程伦理的内化与工程伦理精神养成教育。此外，角色扮演、小组设计、计算机模拟、多媒体和网络教学也是工程伦理教育的常用教学方法。

（二）作为教育理念的工程伦理教育

工程伦理教育是高等工程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应用技术大学应紧密跟踪当代工程实践的发展趋势，以“大工程观”打破专业界限，注重科学与人文的学科交叉，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将工程伦理理念与内容有机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各主要环节当中，提高学生将伦理思想运用于工程实践的能力。一是整合工程伦理与专业技术课程，结合不同专业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渗透工程伦理教育，如在建筑、机械、电气等工程类专业加强质量意识、安全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培养，在信息类专业开展信息工程伦理和网络工程伦理教育等；二是整合工程伦理与非技术课程，将工程伦理教育纳入人文社会科学等非技术性的课程中，如，将工程伦理与科学技术和社会（STS）整合在一起[14]；三是将工程伦理教育与学生实践实习以及教师科研工作紧密结合，如通过课程设计、专业实习、毕业设计等主要教学环节强化工程伦理意识和道德选择能力培养，组织学生结合专业特点到企事业单位开展工程伦理方面的社会调查和研究；四是广泛开展以工程伦理教育为主题的多样化的校园文化活动，如举办工程协会等各类社团、开展学术沙龙和专题讲座等，积极发挥“隐性课程”的熏陶教育功能。

（三）作为独立学科的工程伦理教育

工程伦理学是一门适应现代工程建设的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的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对从事工程伦理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的知识结构和科研方向有特殊的要求。应用技术大学应积极加强工程伦理学学科建设，为提高工程伦理教育水平夯实学科基础。学科建设的重点是跨学科教学科研共同体的组建。一是整合校内外不同学科资源，积极打造工程伦理学协同创新平台，明确研究主题与研究任务，催生一批高水平的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并转化为工程伦理教育教学资源；二是整合教育界和工业界人力资源，积极打造工程伦理教育跨学科教学团队，加强对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进行跨学科领域知识、技能的培训工作，鼓励教师参加工程实践活动，聘请工程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到学校开设工程伦理课程等。

（四）作为环境营造的工程伦理教育

仅仅依靠提高工程技术人员个人道德觉悟和伦理选择能力是无法改变当前工程界伦理现状的，应用技术大学必须积极争取政府、企业等社会各界的合作支持，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工程伦理教育环境，切实提高工程伦理教育的效果。一是拓展工程伦理教育的对象和范围，将教育对象由在校学生扩展为全社会工程从业人员，将教育范围由学校教育延伸至终身教育体系；二是改善工程伦理教育的制度环境，国家应完善注册工程师制度、加强专业伦理审查，各工程社团应制订伦理章程、加强专业自律，政产学研紧密合作共同推进工程伦理教育；三是培育工程文化环境，传承我国历史上优秀的工程文化因子，并积极与国际工程文化对接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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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技伦理的认识篇6

关键词：科技；伦理

1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

2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四种观点：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等同论。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反之，愚昧无知或盲目迷信是与道德无缘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斥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不能带来道德进步，反而导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只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甚至主张停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3)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无关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谟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科学的王国与正义的王国是不交叉的。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

(4)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善恶并进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无关的，而是善恶并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既能促进伦理道德进步，也能导致道德退步。我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思想却非完全直线发展，是苦乐并进、善恶兼行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既认定人类由新发现得到的利益将会比害处多，但又有些忧心忡忡。后来，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也同样表示了这种忧虑。这表现出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关注和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当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①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因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间环节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关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复杂的。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为缓解上述的科学技术与伦理冲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1)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伦理责任。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多是受政府、企业集团和组织资助的，也就是说，科技工作者成为社会职业角色，科学已不再纯粹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它成了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等需要的一种工具，更直接地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赞助者(政府和企业)服务。科技工作者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政治和军事控制。无论从研究手段还是从研究目的来看，科学家的行为时刻处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之下，受制于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和标准。科技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这就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客观公正地提交科研成果，更应该对某项即将诞生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充分评估，向公众说明其科技成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公众应当享有广泛的知情权。

虽然由于科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家难于对其科研成果的负面效应有完全的预见性，但科学家应尽可能考虑到其成果的应用可能造成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科学家还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的原则，以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2)更新观念，包括科学发展观，文化观等。

传统科技发展观既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割裂了科技与社会、自然紧密的互动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科技发展观的狭隘性，要么相对孤立地只是从科学系统内部“为科学而科学”要么只注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而“为经济而科技”，从而纵容了科技负效应的日益膨胀，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科技发展观。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在此基础上探索真理。科学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活动，在其活动过程中正确处理理性与情感，功利与审美的关系。②对高科技的应用进行人本主义的规约。这样既可以克服科技双刃剑的特征，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负效应的作用，又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科技对人性的挤压。

新文化观就是把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结合的大文化观。也就是说要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注入人文关怀，即以人为本。在科技理论中，同样蕴含着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道德的、信仰的因素，科技成果无法超越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前提。为此，要探究有利于科技健康发展的社会总体精神，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文化观。这种新文化观体现了科技中的人性、人道、人生等的人文指向和尺度蕴含，表达了人的情感世界，它为高科技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指导。

(3)建立完善法律机制。

保持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要进行两项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约束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道德则是非强制性的规范，也是一种立法，以人类特有的内驱力的激励，达到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二者缺一不可。

法律侧重在于惩恶，而道德侧重于劝善，防患于未然。从事科技活动的专家，违规或失范的行为大多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要靠本人的自省自律和公众舆论的谴责去克服、防止和净化。但我们看到，由于道德规范的非强制性，它只能解决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当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时，其规范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了。如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因技术必然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但是，也必然有人以基因技术为恶：如根据基因组工程学，达到治病的目的，也可以利用此技术使人致病，更有甚者，有些国家正准备或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如果使用这种武器必然产生可怕的后果。像这类问题仅靠道德是解决不了的。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时，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严，通过立法禁止。

总之，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制都是规范和调节科技活动的手段和机制，法制是通过法律制度，以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则通过道德教育和舆论教育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使人们遵守合乎道德的准则。显然，科技法制的强制性约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强制性规范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它对科技工作者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参考文献

[1]雷毅.科学也要关注伦理问题[N].科技日报，2000-12-15.

[2]詹颂生.科技时代的反思[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3]刘大椿.在真与恶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