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篇1

关键词：学科互涉；教育史；理论创新；知识整合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8-0167-02

教育史是一门以历史研究方法论为基础，以现在的眼光与过去的教育史实发生联系，不断质疑、探究和寻求教育真相的科学。[1]教育史研究理论创新是在原有教育史理论扬弃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突破性的思维活动，产生新的认识，进而提出新的教育史理论的过程。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教育研究者所关注的教育史理论大多都是平面的、单向度的，缺乏对国内外有效资源的利用和整合，缺乏对教育史理论进行综合创新的意识，这就在客观上削弱了教育史理论功能的发挥。然而学科互涉的出现，让教育研究者在面临教育史研究的瓶颈的时候，为其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与契机。

一、学科互涉对教育史研究理论创新的意义

教育工作者在对教育史漫长的理论研究中，始终对教育史到底属于哪门学科，有着不同的争论。一方面说教育史属于历史学科，因为它所探究的是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而教育历史只不过是庞大的历史整体的一个分支；另一方面说它属于教育学科，虽然是研究历史问题，但更多的是用教育的视角去探析教育历史问题。因此，为了确保教育史独立自主的地位，采用学科互涉的方法践行教育史研究，使其在理论创新方面有所突破。

1.加强教育史研究有机整合，提出更有价值的创新观点。在进行教育史研究的过程中，采用学科互涉的方式，能够有效实现对教育历史活动和教育现象的有效整合，甚至能够将原先的定势思维转换一个逻辑路径，实现更具突破的创新。例如，在学者刘海峰潜心二十载来做科举学研究，走的就是跨学科的道路。谈到科举学，人们脑海里总是容易产生一种思维定势：科举是禁锢学子们思想和行为的牢笼和枷锁。“科举”本是一个历史问题，但刘海峰从科举对社会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1996年所出版的《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一书中，弥补了学术界“尚无从教育方面来研究整个科举制度的专著。”正是借助了学科互涉的方式，将人们对古代科举制的历史偏见有了新的认识，对原有科举的发展历程呈现出内部有机的融合。

2.有助于强化问题意识，改变陈旧的研究范式。在教育史研究中，最常见的是以时间为主线的编年体研究，通过记录历史进程中的重大教育事件和杰出教育人物，勾勒教育发展的整体轮廓，展现较完整的教育画卷。这种宏大叙事由于只能看到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无法再现历史发生的具体过程，丧失历史本身的生动性。事实上，真实的历史都应当表现为人和人的活动的历史，无论教育制度的形成抑或教育思想的产生，其本质都是人对社会各种价值观念的筛选和抉择过程，是不同利益的群体相互斗争或妥协的过程。而在采用学科互涉路径的过程中，强化了对教育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一改过去陈旧的研究范式，为教育史研究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二、学科互涉对教育史研究创新作用的发生背景

可见，学科互涉在对教育史研究理论创新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但是这种意义的提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有着一定历史背景的。

1.教育史研究单纯走学科自主所面临的理论创新困境。上世纪80年代在教育领域出现的“百家争鸣”情况，对教育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层出不穷，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原有具备一定封闭自主的教育领域被逐渐分割，导致教育领域无自主性。因此90年代教育学者提出了使教育学科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主张关注教育学科本身，提倡从教育学科自身的发展状况进行理论创新研究，突破学科间相互干涉的“紧箍咒”。但之后因坚持学科自主所带来盲目地“学科防卫”，使教育史研究面临着危机，受到前所未有的冷遇，在教学研究中的地位趋于微弱，被功利主义者普遍视作对现代社会毫无价值的学科之一，使得教育史研究在教育学科领域的影响力持续下降。因此，学科互涉再一次踏入研究者的视野。

2.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造成教育史研究成果的碎片化。不可否认，在进行教育史研究的过程中，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将纷繁复杂的若干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纳入教育史研究，确实使教育史研究更加生动形象，消除分散的学科性研究视角之间的“坑道世界”，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联系，达到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目的。但在其理论创新中更具突破和创新，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如使教育史研究的内在没有有机联系，造成了研究成果的碎片化，问题之间相互割裂开来，导致教育史研究成果的碎片化。

三、在学科互涉视域下的教育史研究理论创新的行走路径

学科互涉是实现知识整合的重要途径，是孕育重大研究理论突破的温床，可以源源不断地为教育史研究理论创新注入新鲜血液。因此，在学科互涉视域下，教育史研究要想真正实现理论创新，应采取以下路径。

1.打破学科界限，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回归教育史研究本身。对于教育史研究理论创新，教育史学科必须且尤其要打破史学、教育学的界限，从教育学中走出进入历史学，在教育学、历史学之间寻找跨越的桥梁，确立全面的教育史观以促进教育史学的理论更新。教育史虽横跨教育学与历史学两个学科，却不是二者的简单叠加，真正的教育史既从属于社会科学中的教育学，又有人文学科的鲜明特征。要深入研究教育史，就必须把教育学、历史学二者结合起来，对教育史有新认识，找出研究的新视角，发现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

2.贴近现实，树立现实参与意识与多维意识。克罗齐曾经指出：“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教育史学界明确地认识到，对包括教育史在内的教育科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进一步贴近现实，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就教育史学科本身而言，就是要通过总结中外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的教育改革提供历史借鉴。一方面，为带着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来研究几千年人类教育的历史，另一方面，为通过回顾20世纪中外近现代教育发展的历程，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积极树立现实参与意识。[3]

3.观照相同或相似社会形态下教育史问题的比较。如今的很多教育史研究中的比较教育问题，大多数研究着所依据的同一段时间中不同地域之间的教育历史比较，实际上，这样的比较方法毫无意义可言。因为，每个地域间即使是相同的历史阶段，但是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是大相径庭的，其社会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样貌。因此要观照相同或相似社会发展形态下的教育史问题比较。

教育史研究要逐渐走出过去孤立、零散的静态历史研究，充分利用潜在的学术空间和实践空间，拓展学科研究领域，加快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以科学理性的精神提炼教育遗产与经验，在其理论创新方面有所建树。但这些转变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实现教育史研究的振兴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工程，对于教育研究者来说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郭法奇.什么是教育史研究――以外国教育史研究为例[J].教育学报，2005，（3）.

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篇2

关键词：历史教学；研究性学习

一、偏离教材和课堂主渠道

既是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研究性学习，那就必须依托历史学科课程载体，立足于历史教材和课堂，从学科特点出发，去有效地指导学生掌握历史基础知识和技能，去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探究的意识和能力。目前，历史教学中的研究性学习采用“两条腿走路”的方式，把研究性学习的实施和历史课堂教学分离开来。课堂教学灌输知识，“培养能力”，课外时间完成若干问题，“实施研究性学习”；或把正常的课堂教学作为主业，把研究性学习进行课外补充。历史素质教育的主渠道在课堂，历史教学中实施研究性学习的主渠道自然也在课堂，二者不是并行或补充关系，而应是有机地融为一体。实践证明，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研究性学习，若能立足课堂主渠道，从课文出发进行深入挖掘研究，一则有利于学生对课文历史知识的理解，二是有利于从研究中培养了思维能力。当然，实施研究性学习的历史教学，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教学，又有别于研究性学习综合课程的教学。这就要求教师应特别注意既要指导学生掌握好历史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又要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做到既打好学科基础，又培养创新精神。

二、注重优等生，舍弃后进生

目前不少教师认为研究性学习是一种要求很高的学习形式，只有具备扎实的历史基础知识、宽广的知识面、很高的阅读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的学生才能适应，而中等生和后进生能完成基本的学习任务就可以了。这种认识上的偏差，直接导致的结果有二：一是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研究性学习，其范围、对象仅限于少数优秀学生；二是目标直接定位在出“研究成果”上，以发表文章和获奖情况作为评价研究性学习效果的唯一标准。其实，无论是素质教育的客观要求，还是研究性学习的本质特性，都决定了历史教学中的研究性学习决不是也不应该是优等生的专利，历史学科成绩相对落后的学生同样有权利，或许更有必要开展研究性学习。素质教育要求面向全体，尊重个性，发展个性，研究性学习同样要求面向全体，尊重个性，发展个性。尽管学生层次不同，水平各异，但不能因此就使研究性学习成为优等生的专利，而把多数学生拒之门外。如果仅限于少数历史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那么，研究性学习实质上就走向了“精英化”，而大部分学生就只能成为“陪读”，这与研究性学习的教学理念就不相吻合了，与国家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更是背道而驰。

三、选题难度高，操作中随意性突出

不少学校和教师热衷于让学生从历史学科学术领域和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中选择课题，学术化、高难度倾向十分明显。如有的教师选择《国有企业的利与弊》、《禁毒在中国》、《西部开发与生态保护》、《义和团运动的功过》等研究性学习课题，就是十分典型。这样的课题又大又难，无论从资料，要求的知识水平和研究能力等来看，均不是高中生所能完成的。然而，我们在进行历史研究性学习时，操作中的随意性突出，缺乏周密的计划和明确的目标，随心所欲。课题的选择，不是教师指导学生自主发现和选择，而是教师包办代替，列出一个或几个课题要求学生实施研究，这样就没有顾及学生的个性特点和水同层次。如此下去，研究性学习不仅不能发展学生的个性，反而将窒息学生的个性。

四、片面追求结果，使研究走向异端

历史教学中研究性学习的结果评价的标准，在我们历史教师眼中无非有两种：一是以教师、学生发章的数量和获奖情况来衡量研究的结果。其实历史教学中研究性学习，不论是作为一种教学理念，还是作为一种具体方式，都不能着眼于直接的“研究成果”，而是重在通过全新学习方式的运用，使学生在探究中激发学习兴趣，培养问题意识，提高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片面追求“研究成果”势必使历史教学中的研究性学习走向异端。二是重视知识获得功能，忽视研究性学习推动学习方式变革的功能，出现灌输式教学方法和研究方法的现象。这种脱离实际的探究活动，仅仅将学习方法和研究技能抽取出来进行“指导”的做法，实际上仍是知识的传授，只不过是关于方法的知识。

面对当前历史研究性学习的种种误区，我们如何深入开展研究性学习呢？

（一）立足课堂，精心提炼课题开展研究性学习

选择课题是历史研究性学习的首要环节，也是研究性学习起步阶段的难点之一，我们应该特别注意选择那些既有研究价值，又具备研究条件，切合学生实际水平的课题。实际上，历史教

材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值得研究的课题。就目前大多数学生的实际情况而言，特别是起步阶段，从课文和课堂教学中选择和提炼课题，一则贴近学生实际，有利于学生实施研究；二则把研究性学习融入课堂，与历史课堂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因此，我认为我们在提炼课题时可以从这三个方面考虑：一是把课后练习转化为课题；二是对课文中的历史人物进行研究；三是由研究的课题引出新的课题。例如：从《洋务运动》一文中，我们可以从原因、过程和失败原因推出以下几个课题：1、评“中体西用”；2、如何理解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先导？3、如何理解“只布新而不除旧”？这样选择课题，切合学生实际水平，又与历史教材和课堂教学融为一体，何乐而不为？

（二）面向全体学生，加强指导提高学生研究水平

研究性学习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化差异，强调全体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但并不是说不要老师的指导，相反对老师的指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师不仅要指导学生确立研究课题，还要提高学生有效地搜集相关信息、分类处理信息、提炼观点和学生磋商成果反映形式。老师的指导应该贯穿学生研究性学习的全过程，老师应积极参与学生的研究性学习活动。把握学生研究性学习的方向，及时发现并指导他们解决学习中遇到难题。在研究性学习活动中，老师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帮助学生提高理论水平、梳理研究思路、指引研究方向、推荐研究方法、避免误区。老师的指导应点到为止，切忌越俎代庖，要留给学生充分思考和想象的空间。老师指导学生发扬“团结精神”，培养学生的意识品质和社会责任感，促进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发展。

（三）重视体验，发展学生个性

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篇3

关键词：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史学观

一.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成书

1.《中国历史研究法》创作的时代背景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的著名代表作，同样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独具代表性的作品。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跟从康有为学习，倡导维新变法，是领导人之一。变法失败后，潜居国外，在日本创立《新民丛报》等。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等职。后又与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袁。再后弃政治，治学术，在清华大学任教且著述不辍，临终前还为辛弃疾做年谱。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杰出的史学家，他不仅致力于具体的历史研究，而且很早就重视史学理论的探讨，写出了大批史学理论著作。他在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1926年至1927年在清华研究院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都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经典著作。梁启超对于中国的近代历史发展有着深厚的民族感，他积极参与救亡图存，不断向前发展，努力践行其方向，写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救亡图存，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性问题。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梁启超在知识和学术上的的重要积淀，更是他不断为中国的发展积极努力地探索，具有深远的意义。

2.《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主要内容与简介

梁启超于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有21万余言，共六章。第一章详细论述了史的定义、意义和范围；第二章回顾、评价了中国的旧史学；第三章分析如何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第四、五章专谈史料学；第六章则阐述史实上下左右的联系。《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在《总论》部分论及修史的目的、史家四长，概说五种专史；在《分论》部分则详细论述了各种专史的体例、特点和撰修方法。梁启超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之生命极短，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梁启超从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连续性，是进化论的革命论者，他从历史的方面深入研究这种连续性的活动如何构成了历史，尤其是研究对象，这种空间上含“孤立性”，时间上含“偶然性”的活动，“皆非史的范围”。虽然梁启超的结论并不完全正确，但他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连续过程，比起用静止的观点看历史的旧史学家们要高明得多。

梁启超强调对因果关系的探讨，认为研究出的某一历史活动的那个“总成绩”就是“果”，这个“果”必然是另一活动的“因”。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夫成绩者，今所现之果也，然必有昔之成绩以为因；而今之成绩又自为因，以孕产将来之果；因果相续，如环无端，必寻出因果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也。”梁启超看到了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一因多果，一果数因，除了纵向的因果关系，还有横向的因果关系，同一时代的某一活动和其他活动有因果关系，这一地区的活动和别的地区的活动也有因果关系。这也表明了他对史家就要必须成为德、学、识、才皆佳的“通人”这一观点。

3.《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书的意义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对于近代历史的发展具有着开拓意义。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化发展中不断成长与进步的重要文献，其研究方法、内容及史学观无不产生重要的积极地影响。这部作品自成书以来，积极地践行其观点，不断借鉴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而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理念。

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史学观

1.经世致用的史学观

历史学研究的真正的目的，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经世致用的史学观，目的在于更好地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为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服务。经世致用的史学观，是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注重将历史的诸多事实认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转换，将其作用于发展过程中。经世致用的史学观，将中国历史观念上的诸多精华和优秀特质，不断发展为重要的特性。中国近代必须力求突破，穷则思变，必须要变化，必须要不断成长，必须要不断发展，改变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这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变传统被动为主动的史学观

传统的历史观是被动的，史学家只是注重对历史的记载，这是一方面，另外也有一些不可避免地站在史学家对立的角度，因此，必须变传统的被动为主动，积极主动地思考，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只有转变传统被动为主动，这样的史学观才会有意义。变传统被动为主动，需要其不断发展，需要在不断践行中，积极主动地去努力践行，尤其是近代中国发展落后的国情。传统的国家体制已经成为社会进步发展的严重桎梏。鉴于中国的历史，需要从中获取经验和教训，促进中国积极地成长与发展。

回顾中国近展历程，的君主立宪制在中国的践行遭到失败；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建立起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同样宣告失败，但是这些失败反过来看却是许许多多有志之士为中国发展而做的积极地探索，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不得不承认，努力探索后的失败也是一种错误的尝试，十月革命的爆发，让中国的具体实践与中国的发展再一次相结合，找寻出适合中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从史学观来说已经超越了从被动到主动学习，是中国史学观发展的重要实践，针对现实问题提出最为有益和最为积极的方面。

3.注重史家修养的史学观

史学家的修养，注重的是史学家的德、才、学、识。其中德，代表必须要有德行，因为德是史学家重要的方面，唯有德，才会站在客观的立场或角度，评价历史事实与人物，才不会出现所谓的偏颇。有德行的史学家，才不会被动地受各种思维观念的影响。才，即才华，这里所指的才华，不仅仅局限在只是对历史文字的简单加工上，更是对于历史文字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脚步。对于才学，尤其是要有才气，这样才会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有正确的认识。学，学识，要有洞见力，具备丰富的知识和阅历的积淀，只有这样，其创作才可以圆融，才可以不断发展，才可以不断成为其重要的方面，对于史学家而言，还有一重要意义，就是自身要处于不断学习中，更要对于其当前中国变化，对于历史的发展，以及脉络，轨迹有着重要的影响以及意义。识，即知识，广博的知识积淀，只有注重知识的积淀，在用的时候，才会迅速地发展，并且产生积极地意义。识见，包括对知识的问题，只有站在自身的角度上，才会积极有效地明确解决，对于问题的不断发展，才会产生出积极客观的认识。只有其阅历上的不断增长，史学家的人文素养才会不断增强，才会在发展中独具历史眼光，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审视国内外形势，对于发展提出客观、真实的见解，对于发展产生出积极地意义。

4.注重通史的史学观

注重通史的史学观，研究历史，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准确的把握其发展，必须站在通史的角度上，不断对于历史中的各门学科，对于其发展，不断做出积极地建议，只有注重通史，其发展才会在历史的基础上，不断积极地践行，注重通史，在这些发展中，注重通史，其历史发展的脉络与轨迹，才会不断地朝前发展。通史是对各朝各代历史的发展，是其不断地成长发展过程中，不断积极地践行。只有注重历史，只有在前进的脉络中，将历史的线条与脉络具有连贯性，这样才会在发展中不断注重通史，不断成长为最具发展的空间。注重通史的史学观，是最具其发展空间的轨迹。注重将各学科不断融合与发展，注重各学科在不断前进途中，主张明晰历史的脉络，在其不断发展中，独具特色的发展，这样才会在史学方面，取得积极地进步。

5.注重西学的史学观

明代以后就存在“西学东用”的历史思潮，西方的文化、数学、算数等积极地向前发展，明代以后的发展中，最独具特色的理念是注重西学的史学观。注重在不断发展中，将最具特色的西学理念，无论是文化，还是宗教、还是其政治经济文化，都将全面和综合的运用。中国在近代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选择路线，在洋务派的改进中秉持“西学为体，中体西用”，但这只是片面的学习西方军事方面的技术，因此注定失败；康梁变法，主张改变中国的体制，在中国试行君主立宪制，但是这场变法遭到了慈禧的打压，失败告终，说明简单的通过改革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辛亥革命”，中国结束了封建统治的时代，但是仍旧未改变中国双半社会的性质，只有改变双半社会的性质，中国的不断发展中，实践中不断对于存在的问题得以解决，虽然结果失败，但却是伟大的尝试，这才证明很多道路是不适合的，从而找寻中国最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价值与意义

1.是当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为之后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范本。当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历史研究法》也是梁启超学术思想和学术理念的一部重要典籍与巨著，对于中国的发展，可以说为了中国的发展，必须付出最为高的代价，为研究其发展找寻最佳的时机、开辟道路。

2.提供了新的历史研究方法

提供新的历史研究方法，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站在全新的角度上，不断地注重研究，注重在新的历史领域，不断具有开拓性，将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用在最新的发展中，这也提供了新的历史发展观，其中将“经世致用”的历史观，对于近代中国的发展意义巨大，只有站在合理的角度上，才会不断发展成为最独具特色的理念与发展模式，为中国实践发展做贡献。

3.是近代历史学方面的开拓

中国近代历史方面的转型与开拓，对于中国近现代化发展而言意义重大。而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学方面的发展而言，又是独具特色的。近现代历史观，研究方法，换句话说，也深受中国现代化方面的影响，作为中国的发展中，必须不断努力，成为最独具特色的理论方法，这样对其发展也必然受到全新的影响。近代历史学方面的开拓，只有站在最新的角度，才会对中国的不断发展与实践，产生最积极的意义。

中国近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中国历史研究法》具有开拓意义，为中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新的发展理念，新的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此同时，梁启超以其思想上的建树、历史学方面的才华，为当时中国的发展提供最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王守正.学史断想――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札记[J].廊坊师专学报，1994（1）.

[2]姚玳玫.学术期的困惑――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6）

[3]苏红彦.浅谈史料与治史――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J].前沿，2003（12）.

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篇4

关键词：西方音乐史；文化现象；创新意义

中图分类号：J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7-0095-01

西方音乐史是人类重要文化现象，学习西方音乐史属于对历史音乐学的研究。音乐史学是对音乐历史进行研究考察与反思，是融入历史音乐学之中的一种具有专门视界与独立论域的学问。作为一个学科历史音乐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范围应该是，从中世纪至当代的西方音乐艺术各阶段的发展和演变。对音乐史学的研究实际上是人们对于音乐传统变化着的态度，也反映了各个时代学者们对音乐史学的观念。对西方音乐史学的探究过程，也是在西方音乐文化传统的语境中审视，与再思索音乐史学观念及演变过程。探索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把握西方音乐艺术历程的内容和特征，启发对西方音乐历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当代走向进行反思，进一步从学科角度思考音乐史学与历史音乐学的紧密关联。如果说历史音乐学研究是从历史的视角，对西方艺术音乐发展的各个时代进行专题探究，那么音乐史学的研究则是对音乐历史演变中的规律、特性，以及各个时代中与音乐史进程相关的各种学术性思考进行审视。

我认为在学习西方音乐史过程中，必须清楚地了解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变化，研究人类过去发生的各种音乐现象，对历史音乐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历史与现状作全面的了解。通过对西方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以及二十世音乐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从更深层上把握西方音乐历史的发展脉络。审思历史音乐学学科的传统与当代学术走向，了解有关现代音乐艺术发展的基本内容及其相关学术研究。西方音乐史学习最终目的是，关注音乐家以及他所处时代的音乐观念和思想。同时，通过研读西方音乐史学领域的重要文献，梳理音乐史写作及相关著述的历史进程，审视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脉络。从史学理论的视野及对音乐史学在音乐历史研究过程中，所展示的历史学本体意义和具有思辨性质的方法论进行再思考，更深刻地理解西方音乐的学术传统和文化意义。

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方法论研究

在通常意义之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中,特别是经过后人整理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里莫不是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方式盖以宏观把握哲学的科学概念。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科学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学习和研究某一社会科学理论除了对其主要理论观点、研究价值贡献的深入挖掘之外,还要看到这一理论其在研究解决问题,阐释基本观点时在方法上是如何切入展开的。对于一种社会理论模式,加以适当的归纳和总结其方法论层面上的学术价值,某种程度上亦是促使该问题解决的另一种努力和尝试。

就本文所要论述的核心概念而言,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东方学是在马克思晚年其对社会历史研究萌生转向意识的肇始,由此我们仿佛可以发现在马克思主义恢宏的理论体系之中,还存续着这样一脉关于东方社会认识的冥冥星火。早在马克思之前,关于东西方之概念就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传统意义里从思想史上看,作为观念的“东方学”研究是亚里士多德创始和引入的,而作为概念的“东方”则是孟德斯鸠制定的。对于东方社会的概念界定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十九至二十世纪世界各国之间联系日趋密切,东方的发展却明显落后于西方,如此的背景之下,经济的落差之别日益造就了东方社会异域的社会历史文化色彩。随之伴生的认识是,农业生产方式的落后决定了东方难以突破或逾越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充斥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论、一统论的西方东方学研究不仅局促于某个历史阶段的狭隘,自然也裹挟着文明的歧视和“自由”的傲慢。一时的绝对精神和绝对意志强烈地施压释放出来,于是屈从和盲目的墨守陈规冲击着东方社会人们的心灵,是发展的亦步亦趋?还是另辟蹊径?现实的困惑已经强烈的驱使当下的人们回到历史,研究实际,展望以未来。马克思这个时期的东方社会理论也可以说那些散见于书信片段、零落的瞬间正是我们如今所要追寻的答案。

一、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中关于东方社会理论的论述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研究的起点可以从两方面加以概括梳理:一个是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关于东方社会的零散记录,还有便是东方社会主要是俄国发展的比较研究。马克思对人类学笔记的整理和发现其思想历程经历了一下几个阶段。

1.哲学认识的宏观把握与人类学社会研究的错综复合时期。在这一时期,也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萌芽阶段,其关于社会历史的人类学认识特别是关于人的论述主要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对人的异化理论的精辟阐述。在这里马克思主要强调了人的四个异化,其中人和人自身的异化,人口的再生产问题上,马克思指出了人之部落、公社由此引发的所有制问题。作为“包含着天才萌芽的世界观”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深深表明了马克思基于社会化的人它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的问题。这应该是视角的转移,《提纲》将哲学的纯理性思维研究推向了现实的历史实践里加以考察。立足于现实,哲学的问题是改造世界的问题,这就将人学的理论研究转移到社会历史领域里,突破了以往思辨性的狭隘。

2.哲学的社会历史领域,用唯物观的统领亦是经济的批判。马克思将哲学赋予于时代性的历史重任,关注现实实践的改造已经把焦点集中于社会构成的研究。于是他从黑格尔那里,反复考察市民社会的概念,逐渐将其引入经济学批判。通过《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日益理清了原始社会、他当前所处的资本主义的时代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异同和相互关系。由此推定和论断,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

3.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论断和文化差异的比较研究。晚年的马克思越来越倾向于对他所曾经研究的问题的回顾和再升华上,以及对于某个历史片段的研究,在文化学领域里的横向比较和历史的纵向挖掘。这个阶段应该是马克思晚年具体到某一问题点上的努力和尝试,是基于特例——东方社会的特殊情况的研究。

二、晚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

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篇6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