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知识观篇1

主题词社会建构建构主义

一

建构主义研究目前日趋庞杂，其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建构主义研究来源于众多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就建构主义研究的兴起而言，它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知识社会学和哲学思潮汇流的结果。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体现了人类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工程（包括科学技术工程）的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这种反思，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奥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维等人认为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已进入后现代社会时期，在后现代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斗争的焦点，科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其客观性和权威性将会受到怀疑；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他们提倡对社会进行微观研究、多元化理论视角、话语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识社会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揭示特定的知识和信念实体怎样受到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只不过，知识社会学长期以来将信念分成数学和自然科学与包括诸如宗教信仰、道德哲学体系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认为前者是质朴的，不为任何利益考虑所玷污，而社会科学等学问则是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影响的，因而常常将数学和自然科学置于知识学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的客观性已受到怀疑，而传统知识社会学又置科学技术知识于不顾，那么，建构主义来考察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建构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了。

当然，建构主义研究也从哲学中的反实证主义流派、新马克思主义及现象学、人种学的研究方法获得了启示。具体说来这些观点是：（1）科学理论的证据非决定性，即在原则上总有几个可供选择利用的理论与有关的证据一致；（2）观察渗透着理论，即理论的附属成份包含着各种形式的测量理论，有关的观察结果是由用来检验的理论范式决定的，观察在某一理论中得出，在与之竞争的和继承的范式中其含义不同。更为具体地说，约定主义的哲学本体论和相对主义认识论肯定是直接促进了建构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库恩、汉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兰细菌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学事实、科学评价标准和科学理论范式都是相对的，不可通约的或非中性的，这样用单纯的理性逻辑就不足以说明科学认知的真实情况。于是，从库恩等人思想中获得灵感的建构主义学者们，大胆地对默顿科学社会学、传统知识社会学等进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问题范围之广，观点、命题之深，声势之大，以致许多人认为科学社会学已进入“后库恩时代”。后来，出于对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发展是自主的，它影响着社会变迁，但不受社会影响）的不满，技术社会学也被卷入到了建构主义研究中。

2.建构主义学者在地理分布上较为广泛。建构主义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由于其主要观点、方法来源不同，很难像科学学（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贝尔纳）、传统科学社会学（代表人物是默顿）追塑到某个国或某个代表人物，其成员分散在欧美不同国家。在英国，主要是爱丁堡学派，其成员是埃奇、布鲁尔、巴恩斯、夏平、柯林斯等人，他们从批判传统知识社会学，特别是曼海姆思想出发，并从库恩思想得到启发，对科学知识的实质进行研究。在法国，拉图尔、卡隆等人接受加芬克尔、福柯的本土方法对科学实验室进行人类学的考察。在美国，谢廷娜（一位建构主义女学者）、陈诚、瑞斯蒂等也进行着与拉图尔类似的工作。另外，英国的马尔凯、伍尔加，美国的平齐、休斯，荷兰的比克，德国的魏因加特等大批学者都在从事不同的建构主义研究。当然，建构主义既然以一个思想学派出现，也存在诸多合作和交流，如拉图尔与伍尔加合作考察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共同发表《实验室生活》一书，谢廷娜和马尔凯一起主编《观察到的科学》一书等等。

3.建构主义研究方法多样化。尽管建构主义是建立在知识是社会地建构成的这一总观点之上的，但其方法却是经验的。这样，建构主义研究方法便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分析，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实验室研究，由拉图尔、伍尔加发起，像人类学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样。保持一种不介入的客观观察立场，根据观察日记进行研究；争论研究，即柯林斯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从微观角度分析科学知识如何达成一致；话语分析（或称修辞学方法），由马尔凯等人发展而来，把科学活动参与者的“日常话语”作为主题，分析科学解释是如何随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在对技术的社会研究中，建构主义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社会建构方法，这是平齐和比克把相对主义经验纲领引入技术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技术人工制品如何在社会、文化方面得到解释；系统方法，休斯在技术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把技术看作一个系统（如电力系统），进行经济、政治、社会的分析；操作子网络方法，它与拉图尔、卡隆、劳等人的研究工作相关，他们把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看作整体的“异质操作子”网络，分析技术在其中的作用。另外，爱丁堡学派早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以及随后的弱纲领也都是建构主义者曾采用的方法。

正是建构主义这种经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特点，导致了其研究成果缺乏统一的理论凝聚。目前建构主义的各种观点和学术成果，散见于有关学者的案例考察和各种论文集里。拉图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是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考察的结果，拉图尔的《行动中的科学》也不过是对这种考察的进一步概括，至于前面提到的《观察到的科学》以及平齐和比克主编的《技术系统和社会建构》等则均为集纳诸多建构主义学者及相关学者经验研究成果的论文集。因此，建构主义的学术观点具有相当的分散性。

二

建构主义研究就其建构对象而言也呈现出某种复杂性。在建构主义的视野中，似乎借助行为者的互动而形成的制度（包括知识、方法、学科、习俗和规则），科学家基于数据和观察构造的理论和叙述，实验室中由于物质参与而产生的人工制品，思想和表象的客体都是建构成的。但是，从这种复杂性中仍可窥见出建构主义存在着强与弱的分野。

1.弱建构主义。弱建构主义强调的是知识产生的社会背景或社会原因，主要着重于宏观社会学的把握，但并不否认其客观性或逻辑性的原因。

这类建构主义观点最早见于贝格尔和鲁克曼的知识社会学论述中。在1996年出版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他们提出现实是社会地建构成的，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社会建构过程。这里的现实是指主观现实（即人们关于世界的信念），而不是客观现实。所谓现实的社会建构就是这种主观现实作为人工的产物虽然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但都是在社会情景中发展、传输和保持的。[1]就是说，要建构其中某种主观现实X仅需知道以下事情即可：（1）X的知识，这种知识即便在X不存在时，也能产生某种行为能力；（2）X的合理性常识；（3）传播X知识的手段。只要具备这些条件，X的知识便可在社会共同体“固定”或普遍存在下来。在贝格尔和鲁克曼的建构意义上，社会中有许多东西如习俗、规则、方法甚至情感、性角色、权力、科学等等都可看作是社会建构的。

当爱丁堡学派冲破传统知识社会学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明显区分后，巴恩斯、布鲁尔、柯林斯等采取了与贝格尔和鲁克曼相类似的方法来考察自然科学知识，即用社会背景来解释科学知识内容。巴恩斯在论及库恩对科学知识结果解释的批评时说：“他所描述的科学中基本理论的变迁，不再是对增长的关于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的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2]也即是说，既然自然科学并非以纯结果的方式变化，那么考察自然科学知识的产生及其维持便一定要求助于社会背景。巴恩斯引进了“利益”概念，布鲁尔认为除了一些社会原则外，还包括精神的、人类学的、生物学的、认知的和感觉经验等因素。柯林斯更提出了一个“非科学”的标准清单：“基于从前合作对合作者实验能力和忠诚的信任、实验者的个性和智力、管理大实验室的声誉、科学家是否在工业界或学术界工作过、过去的失败经历、内部资料、科学成果的风格和表现、实验心理方法、民族性”等等。[3]

尽管爱丁堡学派的工作是建构主义的，但并没有使用“社会建构”这一比喻。首先使用“社会建构”一词进行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孟德尔逊和达勒。他们的论文被收集在1977年由孟德尔逊、魏因加特和怀特利主编的《科学社会学年鉴》第一卷，取名为“科学知识的社会生产”。孟德尔逊和达勒认为，现代科学的建制、认知和知识主张并不能通过科学史论得到适当的说明，它们作为人工的产物必有其社会因果关系，因而是社会建构成的。

孟德尔逊等用“社会建构”批评科学史论的不适当性在今天看来虽然已无必要，但却激起了对科学话语、文本的建构主义研究。以往的科学史论者的研究，通常都以科学家的论著或谈话录、回忆录为依据的。而马尔凯则认为科学家的话语实际上变化很大，其内容和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谈论者面对面的互动，因而通过分析、比较科学家就某项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与直接访问科学家关于该研究的谈话记录，可以真实地说明科学家工作的实际情形，了解科学建构的社会特性。马尔凯和吉尔伯特通过对一个生物化学小组的34名有建树的研究者的访问，把科学家话语分成经验性的和偶然性的两种情况。结果发现，科学家在解释正确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经验性话语，而在说明错误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偶然性话语，即把科学家犯错误的原因归于各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偶然因素。[4]

迈耶斯在《写作生物学：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文本》一书中试图表明，社会的考虑（主要是考虑读者的鉴赏和兴趣）怎样“构成”科学主张、讨论和论文或专著的写作。他说：“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研究基点是假定科学是在论文或见解修改和争论反语重释的声言和协商的社会过程中建构的。对于这一基点，读者将会感到惊异。”[5]这里，迈耶斯似乎指明，科学文本的社会建构是说它在公开发表之前就经过讨论、协商、改变和削弱等，科学文本不仅源于客体素材，而且也经历了科学家和评论者的审视。

可以看到，弱建构主义在探讨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时，往往给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和逻辑因素留有适当的余地。布鲁尔的强纲领中的公平性、对称性原则实际上要求对科学的真理和谬误、真实信念和错误信念、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败都做出说明，马尔凯在归纳经验性话语时则说明了实验数据是在逻辑和时间优先情况下给出的。另外，爱丁堡学派并没有回答在什么时机，让社会背景因素怎样进入知识客体中。这就是有些强建构主义学者为什么并不把弱建构主义纳入建构主义研究的原因。

2.强建构主义。强建构主义是在微观层次上对科学知识所做的经验研究，认为科学知识或技术人工制品能够显示出其建构完全是社会性的。这类学者主要是谢廷娜、拉图尔、伍尔加、平齐、比克等人。

谢廷娜将其工作贴上“建构主义”的标签，而非“社会建构主义”。其原因是她想避免将其研究同“社会背景”之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以示同爱丁堡学派的工作相区别。谢廷娜认为微观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科学争论研究，说明知识的一致性是如何达成的；其二是选择科学工作的真实地点如实验室作为研究对象，说明科学知识是怎样建构的。她研究的是后一方面，称其研究成果为建构主义纲领。她归纳了科学建构的社会特征，即科学研究工作并不指向“现实”，而是指向陈述的操作，这种操作不仅使科学家进入大量面对面的协商和互动，还包括更广泛的、超越处所的关系，与经纪人、工业界代表、出版商、地方管理者等发生联系。[6]

与谢廷娜一样，拉图尔也想避免将其建构主义研究同“社会背景”相提并论。他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1979年首版）的副标题是“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当1986年再版时把其中的“社会”一词删去了。但不管怎样，该书的主题仍然指明：科学事实是一种建构的产物，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通过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拉图尔及其合作者伍尔加用整整一章专门论述了TRF（促甲状腺释放因子）的建构过程。[7]

在对《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合作之后，拉图尔与伍尔加的研究纲领开始分道扬镳了。拉图尔转向了操作子网络，把其中的科学家当作“资源积累者”进行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描述。[8]由于这一纲领不再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风格，这里不加论及，与此不同，伍尔加却对表象进行了建构主义的研究。

概括地说，客体（自然世界）与表现（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包含两种图式：

（1）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2）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第一种图式认为客体独立于表象，自然知识似乎与自然世界没有多少关系；第二种图式表明表象是客体的组成部分和要素，在自然知识与自然世界之间没有谁是第一性的、谁是本质的区别。伍尔加认为，前者是过去的科学社会学（包括爱丁堡学派）坚持的“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和本体论上的实在主义”图式，后者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应遵循的模式。[9]对此，他提出两条证据。首先，没有表象，客体就是无用的，我们无法独立于客体。其次是对同一客体的解释存在着某种“柔性”，即科学陈述的多样性，这导致人们去怀疑任何“假定”的客观事物的存在。在这里，伍尔加是想说明表象构成或建构了客体，即世界是被建构着的。

到80年代中期，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成功地披上建构主义的桂冠，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著作的标题或导言纷纷以“……的社会建构”而呈现于世。就是对技术进行社会研究的人们也未能逃脱这股潮流。因而，比克、休斯和平齐在《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一书中希望提倡一种新的建构主义研究纲领。

诚如前面所言，《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并不代表一种一贯的研究纲领。这里将集中考察平齐和比克的论文《事实与人工制品的社会建构：或者科学社会学与技术社会学怎样得到互惠》。在该文中，他们提出了与布鲁尔几乎相近的“建构主义强纲领”：“在这一纲领里，所有知识和所有知识假设都将被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就是说，关于知识假设的起源、接受和拒绝的全部解释都可以从社会世界领域寻找得到，而无需借助自然世界。”[10]不过，他们却又借用了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的一些概念，并称之为“技术的社会建构方法”：“这一方法的关键概念是‘解释柔性’、‘终止机制’的‘相关社会群体’。其核心信条之一是技术人工制品对社会学分析是公开的，这不仅表现在技术的使用上，而且特别关及其设计和工艺‘内容’”。[11]平齐和比克用这种方法说明了自行车的历史，表明了自行车是试错的产物，新的尝试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没有解决这个或那个社会群体提出的问题。因而每种技术产品都是“决定渗透”的结果，而非单向模式发展的逻辑程序。

总之，强建构主义虽然都标谤自己是完全的建构主义，但最终都是以对微观社会学问题的关注来解释宏观社会学的构架。这一点从谢廷娜、伍尔加、平齐和比克的观点可以明显看出。特别是谢廷娜以实验室活动为基础来展示科学知识和建构与社会存在着的广泛联系，试图消除科学知识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分，把科学知识发展的认识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这可能既是目前大多数科学社会学家和“理想”，又说明强建构主义与弱建构主义不无两致的“模糊性”。

三

简单地说，建构主义尖锐地批判了个人主义的、观念论的、实证论的和朴素实在论的科学或技术说明。他们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因果解释的社会资源的展示和说明，扩大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但是，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倾向或理论框架，又存在很多缺陷。

1.夸大社会偶然性因素。建构主义研究实际上是把科学技术的本体论相对化，以及把社会因素理性化。弱建构主义者，特别是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一方面想使它成为社会学乃至全部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成为理性和科学的体现，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又否认科学知识与一般知识的区别，使科学等同于其他文化科学。强建构主义者则是在强调科学或技术的社会建构的同时，把客观的自然因素放置一边。谢廷娜、拉图尔等人提倡用参与式观察对科学家的广泛访问来理解科学，但对自然界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的认识，却仅仅停留在关于自然界的人工或语言建构之上。而平齐、比克的研究则表明，技术社会学应着重于社会因素怎样建构人工制品，而对技术的工艺内容可以置之不顾。建构主义这种对科学技术产生所做的过份的“社会学简化”不可避免地否定或抹杀了科学技术的本体论方面的因素，忽视了科学技术的物质基础，从而把科学技术看成完全由各种社会偶然性因素组成的东西。

应该说，在当代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争论中，建构主义有着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后现代主义者以对真理、客观性、因果性、合理和进步等的怀疑和批判为特征。鉴于强建构主义坚决地解构了科学合理性观念本身，那么强建构主义实际上就成了通往后现代主义一边的桥梁。但对于弱建构主义，有的学者认为它致力于对科学的宏观因果解释，因而应被划分到现代主义一边。可是，如果考虑到并不是所有后现代主义都强调对现代科学的解构，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还出现了继承现代主义但又超越现代主义的“建构性后现代哲学”，[12]则恐怕弱建构主义也逃脱不了与后现代主义的干系。更何况弱建构主义也有着割裂科学与理性之嫌。

2.对于科学技术的解释范围较为狭窄。强建构主义研究过份强调实验室、人工制品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如拉图尔对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家的行为，但这种微观研究与科学的组织、结构、共同体等宏观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平齐、比克在进行技术社会学研究时对相关社会的社会群体的关键作用给予了充分关注，但对技术发展有着强烈影响的经济制度、政府政策等宏观条件均未被列入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的议事日程。至于弱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研究虽然貌似新鲜，其实在默顿的大部分科学社会学研究中都已论述过。早在1945年，默顿就描述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程序，说明了可以作为社会学分析的精神产品应包括信仰、意识形态、宗教道德及实证科学，还分析了精神产品的存在基础，如群体结构、权力结构、竞争、冲突和利益等。

3.忽视科学技术后果及其评价。建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适合于解释科学知识的起源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以致对于科技产品对人的自我意识、社区组织、日常生活、权力分布有何特别意义的问题很少给予关注。在许多建构主义者那里，关于科技成果的研究进入“死结”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以致把科学技术选择的社会后果几乎完全置之脑后。

与此相关，建构主义还贬低对科学技术的道德评价。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和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在对待科学发现、科学理论是否真理等方面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即认为科学本身无所谓恶，是价值中立的。平齐、比克将柯林斯的纲领外推用于技术的社会研究时，对技术成果的最终善恶又采取了不可知论的态度，因而不去探讨有关技术的地位、技术选择的正误这样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建构主义开创的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新方向，对于人们从内部理解科学技术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有着莫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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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知识观篇2

关键词：道德;后现代主义;生活德育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132（2016）10-0245-5

DOI：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10.103

目前，我国学校德育实效性低下，形式化严重，改革呼声不断。20世纪中叶，后现代主义从一系列哲学派别中脱颖而出，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对人类文明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把我国的学校道德教育放置于后现代视野下，有助于帮助德育找到跳出困境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一、我国目前道德教育的现状

（一）概念

迄今为止，有关于德育概念的问题仍存在争议。学者鲁洁和王逢贤在借鉴了我国“大德育”特色的基础上，总结性地提出了“德育是教育者根据社会和受教育者们的需要，遵循品德形成规律，采用言传身教等有效手段，通过内化外化，来发展受教育者的政治、思想、道德和法制等几个方面综合素质的系统活动过程”[1]。这一观点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因此，本文也采用此观点。

（二）德育困境日益突出

第一，科学主义掌控道德教育，知识德育盛行。在“知识就是力量”思想的冲击下，科学主义的地位神圣、不可动摇，对我国的道德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洁教授认为科技的进步使得科学技术统治了思想领域，实证思维成为一种霸权[2]。石中英指出：“我们不能把道德与生活割裂开来，作为一种技术来训练，作为一种知识来教。道德教育也按照技术教育、科学教育的方式进行，就脱离了生活。”[3]杨东平等人则把这种片面科学主义取向的道德教育弊端进行了归纳总结，认为这样会忽略教育的人文内涵，削弱教育的教化功能，从而影响教育功能的实现[4]。道德教育绝对不能仅仅是知识性的学习，仅仅是懂得和了解知识，不能改变一个人的道德意识，要把道德意识内化，并进一步影响人的道德情感和行为。

第二，道德教育长期脱离生活，空喊口号。一直以来，学校的思想品德课程均注重书本知识的传授，忽视在生活中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情操陶冶。“道德教育与生活世界的剥离可以说是20世纪道德教育的一个误区。”[5]“现代学校教育中的学生，人格被无情地割裂，成为两个根本无法融合的世界，在一个世界，学习者像木偶一样被掌控进行学习，而在另一个世界中里，儿童通过一系列违背自己意愿的教育的活动来达到自我实现。”[6]我国当前的道德教育更是如此。刘超良认为要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学校的德育内容多注重“生活性”，并且在德育实施过程中，把学生的学校集体生活和课堂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7]。

第三，德育的功利化。在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中，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盛行，教育特别是德育也深受影响。鲁洁教授认为现代教育一直在致力于传授“何以为生”的知识和本领，与此同时，却无视对学生进行“为何而生”的教育。这是因为“现代人”局限眼前，醉心功利，遗忘未来，失却崇高，人成为物化的人，被自然所操纵的、为工具理性所支配的人，丧失了生命激情的人。因此，“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教育的主要宗旨只是教人去追逐、适应、认识、掌握、发展这个外部物质世界。”[8]这种教育目标的功利化，导致了德育的功利化，教育不再关心人的价值和意义，而是完全服从外部利益，忽略内在意义。学者檀传宝更认为：“功利主义是现代中国德育的‘症候群’之一，主要表现在工具主义的德育研究、功利主义的德育功能观、功利主义的德育目的观、功利主义的德育课程观、功利主义的德育过程观。正是这种功利主义的德育观导致了德育信度、效度的缺损，并影响了德育地位的提升。”[9]

二、后现代主义的研究现状

（一）概念

后现代主义首先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后期，最初以文学术语的形式出现，到20世纪末期，成为在西方社会流行的一种哲学思潮。主要代表人物为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迄今为止，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复杂，其概念的界定仍没有统一标准。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利奥塔认为对元叙事的怀疑就是后现代，福柯认为对传统进行批判即是后现代，而我国的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后现代主义”这个词就是表征区别于现代性的后现代运动及其现象产生的。但是，综合地说，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源自于对“后现代状态”的描述，是一种崇尚差异性和多元性的思维方式，产生于对现代主义追求进步、权威、理性、普遍化、体系化和对评价知识价值的一系列标准的批判[10]。

（二）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观点

第一，反对现代主义中唯科学的现象，强调多元，提倡批判。由于后现代主义反对永恒的真理，因此，它更加宽容、多样和丰富。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理性崇尚至极，工业革命的浪潮让科学技术成为最有价值的知识，太过于迷信某个东西，往往会沦为其附庸，而这点正是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在道德教育上更是如此，“道德是没有原因和理由的，道德的必要性，道德的意义，也是不能被描述和进行逻辑推理的。”[11]

第二，后现代强调流动性，强调生活的作用。后现代主义关注人的个体性，关注生活。有的后现代主义者甚至认为：“当今世界，生活瞬息万变，以至于所有的道德都相当于审美的，生活将所有的道德都化为乌有。”[12]生活对于生活来说是如鱼饮水，这说明脱离了生活空谈道德教育是无效并且缺乏实际意义的。

第三，由于后现代主义强调多元和差异，他们极为推崇对话，强调通过对话把充满差异的个体联系在一起，这种对话必须是平等且公开的。“对话的本质并不是用一种观点来反对另一种观点，也不是将一种观点强加于另一种观点之上，而是和平相处，试图改变双方的观点以达到一种新的视界。”[13]

三、后现代主义给德育的启示――从知识德育到生活德育

目前道德教育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知识德育的盛行以及和生活实际的脱离。把这个问题置于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下，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考和突破。

首先，后现代主义反对权威，反对绝对的科学主义。按照后现代主义学者波普尔的观点，他认为由于我们永远无法判断事情的先验性，因此我们永远不可能证明我们的科学理论是正确的，也不会知道它们原来是否正确。后现代主义强调批判和多元，通过理性批判我们可以取代对其正确性的检验，体现多元化。在道德教育的领域里，批判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我们都知道道德教育的内容离不开价值判断，没有价值批判，就不会出现新的理论，并且，批判不仅仅是事实性的，也是价值性的。生活德育就是建立在对传统学校知识德育批判的基础上的。近年来，学校德育问题层出不穷，学校德育时效性低下、形式化严重、道德教育严重脱离生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德育理论才应运而生。

其次，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只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空间、理论范式、价值体系等文化因素之中，脱离了这些，知识也毫无意义。这是因为知识不仅仅是文化的因素，而且是文化的产物。不同文化、时空、地缘都会产生不同的知识类型和知识体系，任何知识的意义表达都不仅仅依靠其自身意义，也要把知识所处的整体意义拿来分析研究，任何知识都需要强调境域性。因此，要掌握这些知识不仅仅需要把握认识中对象的性质和关系，也需要不断地亲自实践和思考领悟，才能把握知识的整体和境域，抓住知识的内涵和本质。而生活德育恰恰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并在生活的过程中实行的德育，它克服了传统德育过度强调知识性的弊端，正是后现代哲学体系中强调“批判性”“境域性”的集中体现。

再次，后现代主义强调对话，尤其强调一种“语境的体验化”，后现代学家认为人的存在绝大多数是作为交往形式存在的。人作为一种文化和生物交融形式的语言主体，对话必不可少。因此，在后现代主义视野中探讨师生关系，就不得不谈到民主与平等的对话。这种对话提倡反思和批判精神、反对权威和绝对。在后现代主义的视域中，师生关系需要从“主体间的关系”来重新建立。在教师进行德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提供学生探究的材料、环境及表达和交流的机会，并且要坚持理解宽容、平等对话的主体间的行为，用以消除教室里的隐形霸权。教师要从学生生活实际出发，选择一些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例子作为德育的主题，并积极创设有意义的教育情境，时时刻刻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在学生德育的自我理解、陶冶的过程中，做到必要的价值引导，提倡积极的价值选择，以此提高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激发学生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教师在面向学生生活的同时，还必须注重必要的思想文化的陶冶，用能体现整个人类、民族信念与精神的精华文化来熏陶感染学生，不断启迪他们的心灵，丰富他们的灵魂，不让回归生活的德育走向另一个贫瘠的极端[14]。

最后，也应当看到，由于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反传统、反现代、反中心、多元化以及主体消解性，也会导致价值观多元化中一些不良的倾向。德育工作者应该在尊重这些多元价值的基础上，做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证德育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将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从而增加道德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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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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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知识观篇3

（1）近年来西方哲学中最令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而且它对我国哲学界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后现代主义主要有两种版本，即法国的后现代主义和美国的后现代主义，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别，但其共同特征是主张相对主义，反对客观主义。

相对主义的批判矛头指向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这种哲学传统将客观主义当作梦寐以求的理想。启蒙哲学追求知识的客观确定性，力图为迅速增加的各门科学知识提供一个牢固的基础，它的基本任务就是解决康德所谓“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

客观主义心目中的理想知识是日臻完善的自然科学，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被视为知识的典范。启蒙哲学家们相信，全部人类知识都应该而且能够像物理学那样客观和精确，都应该而且能够具有物理学所具有的那种普遍性和必然性，都应该而且能够被数学化为某种完善的公式或方程。完善的知识应像2×2＝4那样为所有人理解和赞同，而达到这种知识的唯一途径就是理性。客观主义相信人类知识具有统一的基础，并且坚信理性能够发现这种知识的基础。这种从笛卡尔、洛克到胡塞尔、罗素的客观主义也被称为“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

（2）客观主义植根于自然科学的肥沃土壤，但希望在所有知识的土地上都开花结果。另一方面，半是出于诱惑，半是来自压力，人文社会科学长期以来也一直向自然科学看齐，千方百计地为历史寻找某种公式，为社会生活开列某种方程，将自己改造为像物理学那样的“精确而客观的科学”。但是，人们能够一致同意的历史公式和社会方程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即使有人杜撰了某些公式或方程，它们对社会历史也毫无效用。在物理学中可以形成整个科学家集团都一致同意的“范式”（paradigm），但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根本办不到。人们逐渐认识到这?桓事实：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自然科学的存在以消除主观性为前提。相反，主观性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不仅是不可消除的，而且它本身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得以形成的根基?/p>

以物理学为知识模式的客观主义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失败导致人们承认人文社会科学应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合理性和知识标准。但事情不止于此。当代哲学家们感兴趣的东西不是论证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主观性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声称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客观性是不存在的。“追求差异”成了所有后现代主义者都紧紧跟随的共同旗帜。启蒙哲学家们曾为主观性和差异性而痛苦不堪，当代哲学家则以宣扬主观性和差异性为时髦。知识模式以及哲学家关于知识的观念都变化了。客观主义的衰落和相对主义的兴起是同一个哲学演化过程的两面，而相对主义流行的主要领域是人文社会科学。

在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挣扎是现代哲学无法摆脱的梦魇。如果说代表启蒙理想的客观主义对客观性的要求太高了，它根本无法实现，那么现在流行的相对主义的问题则在于它完全放弃了对客观性的追求。

（3）主张知识具有统一的基础而且确信哲学能够给所有知识以合理的证明，这对所有启蒙哲学家们来说是共同的。但是，一旦涉及这种“合理证明”的内容，这些客观主义哲学家们之间的争论就出现了，而且他们的观点是互不相容的。例如，在认识论方面，洛克认为知识的基础是经验，康德则主张它是先验理性；在道德哲学方面，边沁和密尔主张“功利主义”，康德则坚持“义务论”；在政治哲学方面，罗尔斯认为正义意味着平等，诺奇克主张正义在于捍卫个人权利。这样便出现了一个支配西方近现代哲学演变的基本矛盾：哲学家们对“合理证明意味着什么”具有一致的观点，但他们提出的“合理证明”却是不同的和互不相容的，而且不存在一个更高的合理性标准来裁决这些哲学争论。

启蒙时代的客观主义理想是给全部知识以合理的证明：认识论给科学知识以合理的证明，政治哲学给国家制度以合理的证明，道德哲学给伦理法则以合理的证明。但是，它们都没有能够提供出它们所曾承诺的那种证明。在这种意义上，启蒙的理想失败了，全部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历史演变揭示了这种失败，当代西方哲学中永无终结的争论在继续证实着这种失败，而相对主义的盛行正是这种启蒙理想失败的时代反映。

（4）我把这种超越了“相对主义”（relativism）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寻求客观性的观点称为“相关主义”（relationism）。这种相关主义以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原则，以意识形态批判为方法，以知识社会学为基本理论。

所谓“相关主义”意味着知识与人的社会处境相关。传统哲学研究知识与客体的关系，用知识符合对象（客体）来证明知识的合理性。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将认识关系倒转过来，用主体性去规定对象，将知识看作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马克思在历史上首次探索了知识与人的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提出，在社会历史领域，人们表达的思想是他们存在的功能，人们的意识、观念和知识为他们的社会生存处境所决定。马克思揭示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真理：知识不是符合它所指向的对象，而是符合将它表述出来的人们的社会处境；知识的深层动力不是来自对象的真理，而是来自人们的生存活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文社会科学脱离不开价值因素，避免不了为利益所支配。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文社会科学都属于意识形态。如果人文社会科学是意识形态的，那么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基础的哲学追问就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即揭示人们的社会存在如何并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人的认识。通过这种意识形态批判，可以发现，人们的认识动力不是学理的，而是生存的。认知的迫切性不是产生于对知识的热爱，而是产生于应付生存环境的需要。知识的根本性质是工具性的，它为人生服务。所以，处于不同生存处境中的人们有着不同的问题，或者对同样的问题有着不同的解答。这种意识形态批判提供了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方法，它的主要贡献在于揭示出决定人文社会知识的东西不仅有理论的因素，而且还有“超理论的因素”。

阐明知识中“超理论因素”的学说就是知识社会学。传统哲学认为，决定知识性质的东西仅仅是理论的因素，这些理论的因素可以分为形式的和内容的。知识社会学主张，在许多情况下，决定知识性质的东西不是“理论的因素”，而是“超理论的因素”。所谓“超理论的

因素”是指人的社会处境、地位、利益、意志、愿望、经验和习俗等等。在知识社会学看来，人文社会科学都是指向实践的，人们的认识与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参与相关。这种社会参与活动为认识提供了动机，为思想和理论的形成规定了框架，为问题的解决指示了必须遵循的取向。简言之，人文社会科学的真理是历史的，其客观性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关联之中。

（5）“相对主义”是一顶令人不安的哲学帽子。即使像罗蒂（richardrorty）这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者也不愿背负“相对主义”的恶名，而将自己的观点称为“种族中心主义”。问题在于，换个名称不等于摆脱了相对主义。我认为，真正克服相对主义的关键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建立起客观性。

现代主义知识观篇4

首先，“改革”一词，其本身包含着继承和创新两个方面，即在保留已有事物的好的东西的基础上，吸收新事物的有利成分来变革不好的，而不是完全颠覆、全新的革命。而当前的课程改革很多学者却走向了极端，大有全盘否定现代教学，不加批判地全面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趋势。诚然，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中有其积极成分，这些对于变革我国当前教育的种种弊端，无疑起到解放思想、开阔视野的作用，但对其采取的态度应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利用时应该使其本土化，这也是后现代主义强调的知识文化情境性的体现。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任何知识都具有情境性，不具有普适性，那么后现代主义思想本身作为一种知识也应该具有情境性，它产生于西方文化社会，适用于西方，但到了我国，毕竟我国和西方在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那么它还同样适用于我国的教育吗？这个问题应该在拿来使用之前作充分论证，对它的应用只能是在结合我国的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批判地使用，进行符合我国教育特点的诠释和解读，而不应照搬照抄、人云亦云。本文即是从我国教育的现实出发，对后现代主义的师生观、知识观以及课程观进行符合国情的解读和反思。

一、对后现代主义“主体间性”师生观的反思

师生观一直是教育领域中颇具争论的话题，对于早期教育中单主体师生观的弊端教育界已经达成了共识。争论较多的主要是围绕近些年来出现的“主导-主体观”、双主体观和后现代主义的主体间性等观点。多年来我国在正视以“教师为中心”的这种师生观的弊端后，提出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师生观（简称主导-主体观），并被广大教师认可和接受。但随着新课改中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泛滥，批判“主导-主体观”的声音越来越多，为“主体间性观”唱赞歌的越来越多。一些研究者把现代的师生观与后现代师生观对立起来，那么，二者真如部分学者认为的是水火不容，非此即彼的关系吗？

后现代主义倡导主体间性，主张“以主体间性来消除现代主义主客二元论在人与人之间设置的人我对立”[2]。主体间性是一种“交互主体性”，强调师生之间的民主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把教师和学生作为教学主体，教师主体与学生主体在平等民主的基础上，通过理解与对话，从而达到对知识的共识与共享。在这种主体间性的语境下，师生之间不再有“老师的学生”和“学生的老师”，只存在“作为老师的学生”和“作为学生的老师”[3]。诚然，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在人格上是平等的，真理面前是平等的。这对改变我国自古以来师道尊严的传统具有积极意义。教师不能体罚、侮辱学生，教师不是知识的权威，要允许学生质疑，允许学生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声音。这是师生主体间性互动的前提，也是学生人格健全发展的前提，体现的是人文关怀，是对学生作为人的尊重。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师生知识占有和能力上的不平等，它是通过师生主体间性互动促进学生发展的前提，也是教育存在的理由。师生之间的对话绝不是对等的，他们在教育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永远不可能平等的，这是教育的特殊性所在。“作为老师的学生”和“作为学生的老师”这句话只是在强调教学过程中没有绝对的老师，也没有绝对的学生，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强调的是教学相长。但是，在基础教育中，学生知识较少、认知水平较低，而教师闻道在先，在通过交往对话形成共识共享的过程中，显然教师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对话的过程中起到引导者、帮助者、促进者的作用。这是师生在人与人关系基础上的一种教育关系。若无视这种关系，即是否认教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的差异，那么教育这种特殊的社会活动还有存在的理由吗？

对现代教育中的主导-主体观，有人认为忽视了教师主体，不重视教师的自身发展，强调蜡烛精神，而教师也应有主体人格[4]。而事实上，主导和主体这两个概念说的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而不是对立的两个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个体都是主体。而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主动地了解学生的特点、创设教学情境、引导学生的知识建构，这就暗含了教师的主体地位。而在教师的主体活动中，教师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采用引导、促进和激励等方式，吸引学生主动投入教学过程，成为教学过程的主体，实现教师与学生的“主体间性”互动，师生共同努力探索问题，寻找答案，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的增长，实现学生的情感体验。教师的主体性是通过其主导作用的发挥体现的，而其主导作用就是在发挥着“主体间性”观中所谓的“平等中的首席”的作用。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得越好，学生构建知识的主动性就发挥得越好，自然，师生的主体间性的互动就越成功、越有效。

而且，信息社会知识更新频繁，学生的心理发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教师要能够发挥好主导作用，必然要求不断地进行自我发展、吐故纳新，教师的知识绝不是静止不变的。教师不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而是在照亮别人的同时也照亮自己的电灯。因此，那些认为强调教师主导就是不重视教师的自身发展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由此可见，现代的“主导-主体师生观”和后现代的“主体间性师生观“两者并不是对立的。二者只存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点，各有所长、互为补充。如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观点有利于纠正对师生主体间性观中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绝对平等的片面理解，而师生主体间性的观点又有利于防止教师主导观产生教师主导过度而导致的师生不平等的现象。

二、对后现代主义知识不确定性的知识观的反思

知识观是由个体所持的哲学的认识论所决定的。而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二者分别构成了哲学上知识观的两极。现代教育中的知识观是一种强调科学的知识观，追求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和中立性，把科学等同于真理。而后现代主张知识是不确定的、情境性的、多样性的。以后现代主义的眼光来看，知识既不是对认识对象的“镜式”反映，也不是对事物本质的发现和揭示，它是由认识者的认识能力、兴趣乃至利益所选择和建构的结果[5]。这的确反映了知识具有主观性的特点，但我们决不能由此推断知识就是任意的、完全主观决定的。必须看到，任何个体都是处于一定群体和社会之中的，他必然会和其他社会成员对话交往，在这种对话交往的过程中，个体不断地反思修正自己建构的知识，以达到与他人的共知共享。即，知识意义的建构，我们不仅要看到个体在建构中的主体作用，还必须看到群体及社会在意义建构中的协商作用。最终个体的知识应该至少是接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在笔者看来，知识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只是知识在意义建构过程中的一种中间状态，是调动学生主体参与性的一种途径，而不是最终的结果。

后现代主义的知识不确定性包含着容错性建构知识的内涵[5]，指的是面对学生个体不同的理解，甚至是有失偏颇的理解，教师不应该给予即时的否定和纠正。教师的一句“你错了”的评判就足以阻断所有积极的有一定意义和价值的才思，同时也阻断了对意义和价值的进一步追求和尝试，而其本质上阻断的是主体获得知识的进一步实践活动。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早期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就强调通过教师引导性的诘问，学生在积极反思过程中从最初的不确定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逐渐形成确定的知识的过程。

而且，基础教育阶段所包含的知识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相对客观性。虽然一些人文学科的知识具有多面性、复杂性的特点，允许学生从不同角度作出不同的理解，这体现了知识多元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我们也主张学生能够发散思维去创造性地理解课程内容，这是学生主体参与性的体现，也是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需要。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基础教育中有更多的知识是相对确定的，如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的原理是不允许我们作情境性的理解。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科学知识。因此我们仍然要传承现代的文明，传承科学知识。在此基础上追求文化和知识的多样性，价值的多元化。新课改中之所以强调后现代主义知识观，是由于现代教育过程中过于注重知识的权威性、唯一性，教学评价的标准化，而限制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退化了学生的思维意识和思维能力，后现代知识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矫正现代教育中的这种不足，对改变教师教学观念、促进学生思维发展起着积极作用，但这并不代表我们要完全地摒弃现代知识观，走向主观主义。

三、对后现代主义课程的生成性、目标不确定性的反思

后现代主义强调课程的生成性，认为课程是在教师主体、学生主体和文本主体三者之间的互动中生成的。由于过程的动态性，加之其混沌理论的思想基础——蝴蝶效应，即初始条件的任何一个微小变化都会导致系统长期行为结果的巨大变化[4]，因此认为课程目标是不确定的。那么，这是否等于说课程无需预先设定目标呢？如果这样，那么我们的教育目的何以落实？早前杜威的经验主义课程本质上也含有生成性这一特点。儿童在从事自己感兴趣的活动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获得知识发展经验。但事实证明，杜威的课程在基础教育中是失败的，它缺乏系统性，学生通过活动获取的知识零散、杂乱，最终导致了美国基础教育质量的下降。基础教育是后续教育的根基，根基不牢，后续的教育势必会受影响，因此必须强调系统性、完整性。

当然，课程生成性有其可取的思想。它强调教学的灵活性和学生的主体参与性。这无疑对改变我国当前教育实践对学生主体参与性的重视不够这一现状是积极的，借此，可以发展我国教育中没有得到重视和落实的学生的参与意识，提高学生的反思能力。而课程目标的不确定性和生成性，也有助于改变教师的课程实施观。我国传统教师往往充当着“教书匠”、“传声筒”的角色，教师一言堂，在教学中缺少创造性意识，导致僵化地、死板地、严格地按照国家课程目标和教参书目以及预先设定的教学流程开展教学，教学缺乏灵活性、缺乏与现实的课堂情境、学生特点的结合，导致学生的积极性调动不够，主体的参与性不高，课程对学生的适应性不强。

那么，应该如何诠释课程的生成性呢？笔者认为，生成性应该是在有限范围内的生成。课程实施之前，应该要有一个基础性的目标方向，以保证知识的系统性、完备性。生成性只是强调课程实施的动态性，情境的无法完全预测性和课程目标的不完全确定性。但任何活动之前，总是需要有一定的计划和期望，课程实施中，可以根据师生文本三者主体间性的互动，生成不同的学习结果，这也是知识多样性的体现，但它必须包括在作为平等中的首席的教师引导下生成的基本的课程目标。如果无视这一前提，基础教育的目标就不可能得到落实。极端地强调课程生成性和目标的不确定性，只会造成教师的懈怠，学生的困惑，违背了学校教育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社会活动这一前提。

四、小结

对任何新事物的应用，我们都要首先考虑它的适切性，尤其是舶来品，就更要将其本土化以后，才能为我所用，发挥积极作用。对于当前国情，我们首先要正视我国还处于现代化建设阶段，培养学生科学的知识仍然是教育的当务之急。知识的客观性、真理性、系统性在基础教育中是不能动摇的。当然，也要正视过去在对学生的主体性上重视不够，对学生的参与性上调动不够，教学过程中教师的灵活性不够等问题，后现代思想中的师生交往观、知识不确定观、课程生成观给我国的教育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我国未来的教育留足了值得热切期待和激情遐想的巨大精神空间。但同时也应看到，后现代主义中的否定现代主义的极端思想。只有将二者进行整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新课改的目标才能顺利得到落实。若一味地追求新鲜思想，迷信西方文化，全盘否定传统，只会让我们的教师无所适从，基础教育陷入混乱局面。我们应该具备“融通意识”，整合现代观与后现代观，统整民族特色和世界趋向，既立足现实，又面向未来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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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知识观篇5

论文摘要：写作教学内容是写作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共同作用的对象，是联系写作教学中教与学双方的中介和纽带。写作教学内容从知识到经验再到活动，逐步摆脱现论对人的异化，走向后现代化。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由于课程的哲学观、主体观、知识观、课程观都发生了变化。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表现为追求知识多元化；重视学生经验和生活的总和；强调学生在写作学习活动中的生成与创造等。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社会流行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强调多元、崇尚差异、主张开放等，它推崇创造、否定中心和等级，去掉本质和必然。写作教学内容是写作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共同作用的对象，是联系写作教学中教与学双方的中介和纽带。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课程的哲学观、主体观、知识观、课程观都发生了变化。写作教学内容从知识到经验再到活动，逐步摆脱现论对人的异化，走向后现代化。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表现为追求知识多元化；依赖于学生经验和生活的总和；强调学生在写作学习活动中的生成与创造等几个方面。

一、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追求知识多元化

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独立于人类经验之外，是被赋予的、归属性的，因此也是客观的、普遍的、绝对的和永恒的。而后现代主义在知识观上，反对现代元叙事，强调知识的个人化、境域化、建构性；在课程观上，认为课程是提供给学生的现实机遇，是学生的生成与创造过程，强调开放性、多元性、内在性。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追求知识的多元化。

首先，是写作题材知识的多元化。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生活日益变得丰富和多姿多彩。中学生在学校可以感受到不同老师给自己带来了不同的知识面。在家里可以感受到不同家庭给自己带来的刺激。在社会，各种报刊杂志各种电影电视以及网络，完全把中学生卷入一个无所不及的信息圈。中学生已变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因此，中学生作文题材变得异常丰富。试看以下一些作文题就可略知一二：《网为何物，恐龙飞舞》、《向前看向钱看》、《搞笑课堂OneAndTwo》、《老师们的兵器谱》、《老鼠夫妇西行记》、《一个太空人的遭遇》。成长中的中学生往往对各种事物都充满着好奇，他们尽可能接触生活中的各种事物，他们的某些见识甚至超过教师和家长。因此，作文教学中题材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

其次，是写作语言知识多元化。后现代主义力图对基础主义的颠覆，对主流话语的颠覆。这一颠覆解放了边缘的、被压倒的话语，使“他者”走上了舞台，后现代主义话语中，德里达主张“撒播”和“延异”，利奥塔高呼“向统一性开战”。后现代主义主张一切人的声音。后现代主义对话语霸权的颠覆，形成写作语言知识的多元化。当前中学生对生活广泛关注，对知识不断获取，加之电影电视的广泛普及和网络的普遍运用，社会上产生了许多新语言。中学生迫不急待地应用到作文中来。如“美眉”“菜鸟”、“大虾”、“灌水”、“顶”、“7456”，等等。这种网络语言经常性被学生应用到作文中来，虽然遭到老师的批评，但作文中依然屡见不鲜。再加作文中英语语言的夹杂，文言文语言的夹杂，中学生作文语言自然地形成了多元化的局面。

二、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重视学生经验和生活的总和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各国、各地区推出的适应新世纪挑战的课程改革举措中，呈现出一个共同的趋势：倡导课程向儿童经验和生活回归，追求课程内容的综合化、生态化。杜威把教育看做经验的不断改造，认为经验是人类存在的基础，经验充满思考，能够产生智慧。因此，课程的全部内容都包含在学生在校的经验之中。泰勒认为：“学习是学习者对所处的环境作出的反应而产生的。”“学习经验”是指学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学习是学生通过主动行动而发生的，学生的学习取决于他自己做了什么，而不是教师做了什么。泰勒认为，教师需要建构多方面的情境，以便学生能够通过主动与情境发生交互作用而获得教师所期望的那类经验。后现代主义课程认为学生个人的写作学习经验是复杂的，不可控制的。

首先，学生的经验不仅仅是外显的行动，更多的是内心的体验；不仅仅是理性化的智力，也是非理性化的情感、意志等因素，具有主动性、多样化的特征。

其次，经验产生于生态化的背景，这些生态化的背景，尤其是校外的因素，是很难控制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隐蔽课程的影响。因此，经验的产生实际上处于一种类似“混沌”的状态，其规律是深层次的、不可预测的。

再次，相对于既定目标而言，经验可能是负向的，它会抵制目标的贯彻。在后现代社会，社会民主化，开放化，价值观念多元化，学生作文立意表现得越来越多样化。如常见的议论文中，学生反其意而行之的大有人在。如“近墨者未必黑”，学生认为自己身正，近墨也没什么了不起。“弄斧到班门”，学生认为到鲁班门前弄大斧，才算真正找到了行家，才可增长自己的见识，砥砺自己的行为，提高自己的修养。学生们在作文中思古抒怀，品评古人，点拨名人。这些都是产生于学生的内心体验，是深层次的，不可预测的；学生任由自己的思维奔驰在写作内容的原野上。

三、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强调学生在写作学习活动中的生成与创造

后现代主义课程观认为，课程内容是由学生在学校所从事的各种学习活动所构成的，学习者通过与活动对象的相互作用实现自身各方面的发展。活动课程内容具有如下特点：强调学习者是课程的主体以及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强调以学习者的兴趣、需要、能力、经验为中介实施课程；强调活动的完整性，突出课程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反对过于详细的分析；强调活动是人的心理发生、发展的基础，重视学习活动的水平、结构、方式，特别是学习者与课程各因素的关系。

学生在写作活动中往往容易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能够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学生在活动中学习和发现写作相关的知识、感受了生活意义，由此引起他们对生活的反思与体验，达到写作经验的生成。写作活动是激发学生创造性的最好方式。学生在写作活动中往往能够心驰神游，思想自由，获得写作的最佳灵感。写作活动中同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师生之间的交流，也往往给学生个体带来写作上的启发，客观上促使了写作内容的生成。

总之，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强调差异、多元、以及创造性、开放性等，打破了传统写作教学中教师绝对权威、学生被动、统一接受、课堂中心、书本中心等现状，在知识、经验、活动等方面显示出了自己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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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知识观篇6

后现代主义心理学的产生是对心理学研究本身危机的回应。当前，以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主流心理学承受了来自社会现实的严峻考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心理学研究并非以问题为中心，而是存在以方法为中心的倾向。心理学研究者们对方法的重视超越了对问题本身的关注，在进行研究的时候，他们总是下意识地选择那些能够使用实验等科学方法的问题。

其二，在研究对象上，主流心理学存在着个人主义倾向，将客观的个体心理实体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例如：行为主义心理学直接摒弃非客观的内部心理经验，以外显的个体行为为研究对象；认知心理学将人的心理与计算机进行类比，以个体的认知为研究对象，采用实验法、计算机模拟等方法来研究人的心理。尽管诸多的主流心理学研究取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由于心理和行为的产生也受历史、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因而主流心理学的研究倾向与现实并不完全相符，也就是说主流心理学的研究结论相当部分不能应用于实践。

其三，主流心理学以科学主义为指导思想，认为世界是统一的世界。在人的心理和行为方面，也像自然科学那样，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公理或定理。因而，主流心理学以研究假设的普适性为基本的研究假设，通过科学方法而获得的研究结论必然是超越文化和历史的普适性真理。

正是由于现代心理学面临上述困境和危机，1988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国际心理学会议上，葛根在他所作的《走向后现代心理学》的专题报告中，指出心理学正面临深刻的变革，并提出了构建“后现代心理学”的概念和具体设想。

二、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对主流心理学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在葛根、帕克等一大批心理学学者的倡导和实践之下，对主流心理学产生了较大冲击，也使心理学研究主题和范式发生了一些转变。

1.后现代主义对主流心理学的破坏和消解。

第一，反对知识的通约性，强调知识的不可通约性。主流心理学对心理和行为的阐释，都建立在一种基本假设之上，即心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也就是说，知识是客观的、普遍的，具有通约性、可比较性等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流心理学关注普适理论的建构。因而，主流心理学的研究注重事实材料的搜集，注重对外在事物的探求，注重探讨个体的认知活动，并将语言看做是对现实的再现。然而，后现代时期的学者却认为知识特别是社会科学知识，包括心理学知识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发明”出来的，而不是通过所谓的客观方法“发现”的。也就是说，“我们关于世界的叙述同那个世界并没有必然联系”。人们在认识的过程中总是以已有的概念、范畴、语言、话语作用于认识对象，认识的过程是积极主动的建构过程，而不是被动的反映过程。“我们用于理解世界和我们自身的那些术语和形式都是一些人为的社会加工品，是置根于历史的和文化的人际交往的产物”。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家认为，知识起源于各种关系。或者说，知识不是通过客观方法“发现”的，而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互动、协商、建构出来的。如果知识是建构的，那么就意味着：没有建构它，就没有知识，人们可以改变和重新安排知识。也就是说，并不存在统一的、客观的知识。由于建构知识的群体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所使用的话语和材料也不同，即使同一个体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对某种存在物的建构也会有差异，所以知识是相对的、不可通约的。若真是如此，则心理学研究会陷入相对主义的窠臼，也会造成心理学研究的混乱和无序。

第二，对现代主流心理学的全盘否定。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在反科学主义、反实在论、反主客二元论的倡导下，对科学主义心理学进行全盘否定。后现代主义反对主流心理学客观实证的研究方法，提倡从文学艺术、语义分析、历史文化、解构释义等视角来揭示和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发生、发展规律；反对主流心理学研究中的原子论、还原论、决定论等研究倾向，坚持整体论、系统观的研究倾向，执著于研究人的高级、复杂的心理现象；拒绝承认客观普适性真理的存在，提倡多元性、不确定性、无序性、矛盾性，注重局部的、边缘的、有用的、本土的心理学知识。诚然，科学主义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会表现出固有的缺陷和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实验、实证为主旨的科学主义心理学曾经为心理学的独立及其突飞猛进的发展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后现代主义心理学不加甄别地拒斥主流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和结论，其所提倡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似乎使得心理学又回到了哲学思辨的老路。

2.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流心理学的发展和转变。

后现代主义心理学思想是在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方法论、基本原则立场和研究法则的批判、反动、解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后现代主义心理学研究扩大了心理学的视野，丰富了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研究的基本隐喻基础上，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各个流派存在着化约论、生物还原论、机械还原论等倾向。比如：构造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理活动可以化约为最小的心理单位，而忽略了人的心理的整体性；行为主义的研究结论很多都是通过研究动物而得来的，并将之泛化至人类，模糊了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差别；精神分析基于心理动力学，通过临床分析精神异常者的本能和行为，认为人类的本能与动物相同，即攻击性，有着生物还原论的倾向；认知心理学将人与计算机进行对比，认为两者的运行机制有着共通性和相似性，有着机械还原论的倾向。后现代主义心理学积极主张价值参与、人性复归，因而对心理学研究极具积极意义，也更符合人性。

第二，在研究范围上，后现代主义心理学认为心理是社会的建构，主张从社会、历史、文化等领域来解读人的心理，从而扩大了心理学研究的视野，也更能揭示人类丰富的心理世界。同时，这一研究主张也促进了心理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和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

第三，在研究内容上，后现代主义心理学注重研究人的思维、创造性、人际关系、性格优势等高级心理活动，注重心理学研究的实际应用，使得心理学研究与客观现实结合得更紧密。

第四，在研究方法上，后现代主义心理学试图跨越心理学之科学与人文两种对立取向，走中间、边缘、跨学科的道路，并改变传统心理学过分浓重的自然主义、实证主义和机械主义色彩。目前，叙事、阐释、建构、解构、话语分析等研究方法在后现代主义心理学研究者的努力下，已得到了大部分心理学研究者的认可。